吳承學/曹虹/蔣寅
蔣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兩位好！拜信息時代高技術之賜，我們得以千里咫尺，在網絡上作（視）窗北之談。兩位很早就用功于明清詩文研究，發表過不少論著，我是近年才開始涉獵清代詩學。受《文學遺產》主編之囑，想請兩位就明清詩文研究談些看法。
我的感覺，明清詩文研究在本世紀是呈馬鞍形發展的。民國初因近接同光遺老聲嗽，研究清代詩文尚不乏其人，比如汪辟疆的著作和曾克ｄｕ�。疃恕墩撏怏w》等，錢鐘書《談藝錄》對清詩情有獨鐘，也與家學淵源有關。但隨著魯迅倡言"好詩被唐人做盡"，聞一多說"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上也就完了"，學術界便對明清詩文日漸冷淡，以致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將狹義詩歌的歷史截止于唐末，并斷言"詞盛行以后的詩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詞則概在劣作之列而刪去"。兩位前輩當時不過三十多歲，讀書未廣，上面的結論有點武斷，所以汪辟疆在《編述中國詩歌史的重要問題》里對這種詩史觀作了批評。批評歸批評，情形并沒有轉變，建國以來明清詩文的研究與戲曲小說相比遠為冷落，直到八十年代以來情況才稍有好轉，不知兩位的看法如何。
吳承學（中山大學中文系）：
這個問題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學運動，當時有些作家只承認"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有血緣關系，對清代詩文則予以批判，比如對桐城派直斥為"桐城謬種"。這是因為倡導白話文而以桐城派作為古文的代表來抨擊的，并不是學術層面的結論，但卻對以后的學術研究起了想不到的導向作用。近二十年明清詩文研究取得進展的原因之一，就是有意識地走出"五四"。比如早在1985年的桐城派學術研討會上，王氣中就認為"五四"對桐城派的評價大部分是不正確的。錢仲聯則提出對此應該"大膽地來個否定之否定"。
曹虹（南京大學中文系）：
"五四"以來，文學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觀念是以詩文為正宗，"五四"時期引入的西方觀念是以戲曲、小說為正宗。應該說，新文學的推進者們有他們"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歸（有光）方（苞）"的權利。文學觀念的更新也為俗文學研究打開了新天地。問題是明清詩文研究遭受的損失比較大，尤其是過去士大夫所擅長的古文、駢文等雅文學的重要形式退卻到了學術視野的邊緣。
蔣寅：
"五四"時期的新舊文學之爭，曾激發清理文學傳統的熱情。正像劉大白在《中詩外形聲律說》自序說的，"不論是想把自己所有的古董向人家夸耀的，不論是想指摘人家底古董盡是些碎銅爛鐵，一錢不值的，不論是想采運了洋古董來抵制國貨的，似乎都得先把這些古董查明一下"，否則"新舊交哄，未免有點近乎瞎鬧"。聞一多自述整理國故的動機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
曹虹：
三十年代前后出版的成果，可貴之處是有獨立的追求。所以幾十年過去，他們的工作仍有參考價值。黃山書社的《安徽古籍叢書》中，有劉聲木1929年刊行的《桐城文學淵源考》、《桐城文學撰述考》，不僅詳示傳授流別，而且對千余位作家，都盡量摘引同時及后世的重要評論，并注明出處，兼具"學案"、"目錄"、"索引"的作用。盡管有將桐城派的影響過于廣泛化之嫌，但由于資料采集、運用的豐富謹嚴，仍是研究桐城派乃至明清古文的重要參考。
吳承學：
1934年商務印書館同時出版了宋佩韋的《明文學史》和錢基博的《明代文學》，影響頗大。錢基博對明代詩文的評價相當高，把它和歐洲文藝復興相比，認為是漢魏、盛唐文學的振興。而且對于明代何、李的復古，也有較高的評價。另外，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其實就是對于明清詩文的研究。清代文學共有二講，分別討論八股文和桐城派。
蔣寅：
以新文學家而講八股文，倒是很耐人尋味。
吳承學：
本世紀在三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兩次形成研究八股文的熱點。盧前在1937年曾出版《八股文小史》。宋佩韋《明文學史》和錢基博《明代文學》都很重視八股文，列專章加以研究。宋佩韋非常強調八股文對于明代文人思想與創作的不良影響，而錢基博對八股的態度則比較平和，對八股文的藝術性也比較關注，而且注意到八股不僅是代圣賢立言，有些八股文中已反映出強烈的反民族壓迫精神。另外，像周作人等文化人也寫了一些有關八股文研究的文章。周作人很強調從漢語的語言特點來研究八股文，也比較重視八股文的藝術性。
曹虹：
在那個舊學培養與新知激蕩都比較充分的時期，學問的風格也很多樣化，學者有條件自出手眼。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出版于1934年，它對歸有光《史記評點》為"“評點學“最上乘"的分析，教人感到什么叫內行見解。舒蕪在該書重印前言中說，自己這一輩要有些成就，非比父輩多付出幾倍幾十倍的努力不可，因為"客觀條件的限制也是不能不承認的"。當我們接觸五六十年代某些出版物時，已能真切地感受到這種"限制"的意味。
蔣寅：
建國后受當時主流觀念的影響，許多問題都不能談了。六十年代出版的鄧之誠的遺著《清詩紀事初編》，似乎是這個時期最有價值的成果。它啟發了錢仲聯主編的《清詩紀事》。還有張舜徽的《清代文集別錄》，也是六十年代編成的，但與鄧書一樣，都是多年積累的成果，它后來啟發了袁行云的《清集敘錄》，雖然一主學術，一主創作，著眼點有所不同。做這種工作，在學術上是要有點犧牲精神的，不光要苦讀博覽，而且須耐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寂寞。我對這樣的學者總是充滿敬意。
曹虹：
這一時期出了一些頗便利用的資料選編或舊籍點校，如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中國近代文論選》，按時代和流派選錄了嘉道以下作家論文學的詩文，如果要考察桐城派的流衍、"文筆論"的由來等問題，可獲基本線索。劉大櫆的《論文偶記》、吳德旋的《初月樓古文緒論》、林紓的《春覺齋論文》也合為一冊點校出版。當然，選文與點校者的前言后記中的說明文字，如對曾國藩的定性，仍可見時代的限制。
吳承學：
清代詩文研究到八十年代初才開始復蘇，它也可以說是近二十年古代文學研究最有開拓性的領域之一。1980年《文學遺產》剛復刊，郭紹虞就建議"趕快組織力量編輯全清詩、全清文、全清詞、全清曲等等以保存一代的文獻"。蘇州大學中文系成立了明清詩文研究室，并編輯出版"明清詩文研究叢刊"。1983年底，《文學遺產》編輯部與蘇州大學合辦的全國首次清詩討論會在蘇州舉行。當時最集中的話題就是清詩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種意見認為清代不是詩的時代，它不可能與唐宋抗衡，也不可與同時代的小說、戲曲相提并論。而多數代表的意見則認為，就數量而言，清詩作家的眾多和作品的豐富遠遠超過唐宋，也有不少超過前代的新成就。清代特定的歷史環境，為清詩注入前所未有的思想內容。在藝術形式上，清代詩歌流派之多，詩學研究之深，都非前代可以比擬。許多名家、大家的優秀作品，較之前人不僅毫無愧色，而且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和超越。結論是應當還清詩以中國古典詩歌終結階段的較高歷史地位。八十年代以來的清詩研究，正是在這個認識基點上開展起來的。后來，《文學遺產》在1984年第2期辟"清詩討論專輯"，所刊論文就是蘇州會議的成果，這次專輯影響也相當大，和會議都可以說是新時期清詩研究的標志性成果。
蔣寅：
錢仲聯和他主持的明清詩文研究室，培養出一批清詩研究者，也貢獻了新時期第一批清詩和詩學研究成果，包括王英志《清人詩論研究》、裴世俊《錢謙益詩歌研究》等。他自己的《夢苕庵詩話》、《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夢苕庵專著二種》更是研究清代詩文必讀的參考書。
曹虹：
他主編的《清詩紀事》采錄五千余家詩人，奠定了這個研究領域的文獻基礎，是功德無量的工作，不僅資料豐贍詳備，使唐、宋以下歷代詩紀事的配套工程得以完成，而且在編纂上也是后出轉精。隨著這樣的標志性成果的問世，以錢先生為首的清詩研究隊伍也愈益引人注目。在這方面，可以和蘇州大學媲美的是復旦大學章培恒領導的古籍所，它也同樣培養出一批青年學者，對明代詩文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全明詩》、《全明文》這兩個大工程，意義重大。章先生的《洪ｓｈēｎｇ昇年譜》是新時期第一部古代作家年譜的力作，后來他又主編《新編明人年譜叢刊》，已出版多種，相當可觀。
吳承學：
目前不少有關明代詩文的研究成果，就是出自章先生的高足之手。章先生主編的《全明詩》目前才出版三冊，而出齊的話，據說要二百冊左右，任務相當艱巨，但造福學界之功甚偉。章先生和課題組成員的工作絕不僅是"板凳十年冷"，而需要數十年幾代學人的努力。在學術界彌漫急功近利風氣之時，他們的執著和犧牲精神頗有悲壯之感，值得敬佩。
蔣寅：
選擇明清詩文作為研究課題，就意味著要準備打持久戰。我們高興地看到，現在投身于這一學術領域的青年學者越來越多，相比老一輩學者來，青年學者的確是更重視明清詩文研究了。
吳承學：
考察一下新時期以來學位論文的選題，對于學術史研究也許是一個別致的角度。這些選題既有老一輩學者的引導，也有新一代學者的學術追求，比較能反映學術新動向和學科前沿問題。我國首批文科博士人數極少，其中研究明清詩文的就有馬美信《晚明文學初探》、裴世俊《錢謙益詩歌的藝術特色》、趙永紀《清初詩歌研究》。近年，明清詩文研究的許多重要成果都出于八十年代以后培養的博士、碩士之手。比如在明清詩文的通史方面，幾位博士的專著，朱則杰的《清詩史》、霍有明的《清代詩歌發展史》、陳書錄的《明代詩文的演變》，都是各有開拓性的，而共同的優點是注重理論的深度、系統性和結構的完整性，使我們對于明清詩文的主要作家、流派總體上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流派研究方面，已出版廖可斌的《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曹虹的《陽湖文派研究》、吳兆路的《中國性靈文學思想研究》；階段史和地區文學史，則有陳建華的《十四至十七世紀中國江浙地區文學與社會生活》、饒龍隼的《明代隆慶、萬歷間文學思想轉變研究》、鄭利華的《明代中期文學演進與城市形態》。東方出版社最近推出的日晷文庫"中國文學史研究系列"是近年古代文學博士論文叢書，共12本，其中就有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黃卓越《佛教與晚明文學思潮》、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三種研究明清詩文。這一現象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曹虹：
回顧八十年代以來的明清詩文研究，總體上雖比不上六朝唐宋興旺，但也還是有自己的熱點問題的。我翻閱了一下報刊目錄索引，總體印象是明代的詩文，熱點是晚明，主要是公安派及晚明小品、明清之際的詩文；清詩方面，熱點集中在錢謙益、吳偉業、王士禛及神韻派，袁枚、趙翼及性靈派。清文方面，桐城派是學者關注比較多的。
蔣寅：
這的確是明清詩文中成就比較高的部分。晚明文學研究自近代以來就有一個傳統。因為晚明是個社會發生巨變的時代，明朝和清朝的矛盾，農民起義和上述兩方的矛盾，烈士和閹豎奸臣所謂清濁流的矛盾，遺民和貳臣的矛盾……滄桑巨變和復雜的人際關系使那個時代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意識和心理狀態最復雜的時期，讀書人的命運和選擇也在那個時期表現得最為艱難和沉重。所以當文化人面臨改朝換代或異族入侵的情境時，很自然地就會對晚明歷史和文學產生共鳴，在晚明的歷史語境中尋求寄托。從柳亞子到謝國楨的晚明研究，意識深處是不是都有這種情結呢？我在瞎想。至于以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的古典知識分子的文化品格，更是今天研究近現代知識分子問題應該追溯的起點。無論從哪方面看，明清之交都是個極有魅力的歷史時期，當時的詩文創作也許是明清兩代成就最高的時期，我心目中的清代十大詩人中的五個，陳乃乾《清名家詞》百家中的三十三家，四大古典名劇中的兩部，著名文言小說集《聊齋志異》、《虞初新志》，最杰出的小說批評家金圣嘆、張竹坡，最杰出的詩論家王士禛、葉燮，都屬于這個時期。還有小品文、民歌散曲。
吳承學：
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最近現代文學研究者比較關注起明清文學來，如趙園出版了《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陳平原也寫過八股文、小品文研究的論文。周作人曾把晚明文學運動與"五四"后的新文學運動比較，認為"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近年張福貴、劉中樹的《晚明文學與"五四"文學的時差與異質》則進一步闡明兩次運動的聯系與差異。朱德發的《中國文學：從古典走向現代》把晚明看成是古典文學向現代文學轉變的發端。這些研究對單純在古代文學史范圍內研究明清文學是個超越，它把明清文學看成是迄今為止的文學史中的一環，而且是尚在發生作用的文學史現象，這就為明清文學研究注入了新的動力，提供了新的視角�，F代文學研究者的參與，對明清詩文研究是一大促進。
蔣寅：
文學傳統是生生不息，代代承傳的，今人的血管里流著古人的血，現代文學里也帶著古代文學的基因。林語堂、周作人的創作與晚明文學的血緣關系，就是十分明顯的。
吳承學：
不少現代作家認為，"五四"的散文創作與晚明小品有血緣關系。如周作人就認為現代的散文小品，肇始于明代公安、竟陵兩派。三十年代中國文壇曾有一股晚明小品熱潮，林語堂等在《論語》、《人間世》上極力推崇袁中郎等人的小品，郁達夫、阿英、施蟄存、劉大杰等作家群起響應，又出版了不少晚明小品文集，引起一場包括魯迅參與的關于晚明小品與小品文的論爭。但在當時的文化環境中，這些爭論也不是心平氣和的純學術討論。
曹虹：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小品"熱"了不止一回，每一回都與特定時代的文化流向不無關系。吳承學在《晚明文學研究》中指出九十年代新一輪"小品熱"的原因，在于原先束縛人們思想和審美觀念的意識形態漸漸淡化，盲目追求文學上的崇高的時尚也隨之改變，伴隨著思想的解放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世俗化和閑適化的文學又受到人們的喜愛。這對于我們考察古代文學的現代命運是有啟發的。
吳承學：
桐城派無疑是明清散文研究中的又一個焦點。桐城派是清代散文的代表，百年來評價差異很大，也可能是明清詩文研究中爭議最為紛紜的地帶。《文學評論》1997年第4期周中明《關于桐城派及近百年來對它的評論》對此有比較全面的概述，他把本世紀對桐城派的評價分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辛亥革命時期、"五四"運動及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以來四個時期，桐城派研究的學術史非常典型地反映出百年來學術研究的曲折走向。
曹虹：
關于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的關系，六十年代初錢仲聯、段熙仲等學者的辯論，已有將這一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的趨向。但無論斷定桐城派是以時文為古文，還是主張將時文的影響限定在只是沾上一些氣息，古文自是古文，那時的學界似乎都仍默認一種絕對的價值預設，即時文畢竟是不美之文。如果在評價尺度的把握上能更寬容一些，會有利于在科舉與文學的聯系上更實在地切入問題。應該說八十年代以來這個時機越來越成熟了。我注意到，八股文自九十年代以來又一次成為明清詩文研究的熱點，但大多是著眼于科舉制度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對八股文本身只是粗略提到，像盧前《八股文小史》那樣的系統研究還很少。
吳承學：
近年的八股文研究，真正有水平的不多。較有影響的專著有啟功、張中行、金克木合著的《說八股》，是三位先生學術隨筆的合集。他們對八股體會較深，信手拈來，涉筆成趣，有些地方則屬借題發揮。鄧云鄉先生《清代八股文》一書則更為嚴謹全面些。近年還有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田啟霖編注的八股文選集《八股文觀止》，可惜斷句與注解錯誤不少。值得注意的倒是從文體學角度研究八股與其它文體的關系。錢鐘書《談藝錄》曾論及八股文與戲曲的關系，近年《文學遺產》也發表過黃強關于八股文與明清戲曲和蔣寅關于八股文法與詩學關系的論文，都是饒有趣味的探索。但這種研究還是太少了。問題是難度相當大，比如八股與古文的關系，有人以古文來提高八股的品格，而有人作古文卻受八股影響，這些都需要有大量實證性的例子加以說明。如果不是對古文和八股文法都有深切的體會，就只能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空談了。
曹虹：
八股對其它文體創作的滲透情形，可能值得談出來的都不是表面的。不少作家的學文經歷是先學了十余年的時文，然后學古文，成了古文家之后對時文的修養似乎拋而不棄，有成就的作家在棄取之際還能化腐朽為神奇，所以不容易作風格上的辨析。
吳承學：
八股文研究困難確實比較大。它有一定形式規范，但又不像詩詞曲的形式那么好掌握，形式本身比較復雜，而且又有一個歷史演變過程�，F在對于八股文的研究比較虛，多數只是從文化的角度進行外部的研究，沒能深入八股文的文體體制，對八股文的形態結構與技法不甚了了，只是根據前人的一些說法來演繹。近年我從事古代文體史的研究，也花點時間讀些八股文，但至今仍覺得霧里看花。參考現有的研究成果，往往是你不懂處，他偏偏也付之闕如。
曹虹：
在研究的初級階段，我想什么樣的研究都會是有意義的，只要能積累成果。就說外部研究吧，先清理一下八股和傳統文學各部門的關系不也很有必要么？比如八股評點與明清文學批評的關系，就是個重要問題。
蔣寅：
評點原是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方式，現在大家寫文章都喜歡引用古人的評語，卻很少想到研究一下古人的評點。日本學者高津孝曾發表《評點考》，從文獻學入手研究評點的起源，很有意義。我記得承學也寫過評點方式的起源和南宋的文學評點的論文，真乃空谷足音。不知道海外對八股文的研究情況如何？
吳承學：
海外對八股文的研究也頗有成果。臺灣有曾伯華著《八股文研究》一書，曾永義先生指導的博士鄭邦鎮以《明代前期八股文形構研究》為博士論文，寫得非常細致，對于八股文的句式、結構的淵源流變都作了相當實在的研究。他的同學梅家玲《論八股文的淵源》一文認為八股文起源于唐宋古文，觀點非常新穎，值得注意。香港則有鄺健行發表過一些關于八股文研究的論文。據一些材料介紹，日本學者在這方面也有些成果。
蔣寅：
詩歌創作相對來說是明清詩文研究中的重心所在。清詩史迄今已出版了四部，似乎是后出轉精吧？但像王英志做明清絕句、性靈派、隨園女弟子、山水詩那樣的專題研究的成果還比較少，如果能有一批學者堅持做出不同專題的系列研究，明清詩文研究很快會有明顯進步。
曹虹：
在明清詩文的范圍內所作的斷代分體研究，確實以清詩史的成果相對集中。最近出版的嚴迪昌《清詩史》在史的敘述框架上更具包容性，已不滿足于主線脈絡的呈現。清詩的歷史地位已得到越來越肯定的論證。這說明沿襲已久的印象是可以改變的。再以辭賦為例，有人說賦盛于漢，有人說賦盛于唐，總之到明清似乎是強弩之末了，向來都有點漠視。但近刊郭維森、許結合著的《中國辭賦史》，通過辛勤梳理，對明清辭賦的獨到之處抉發尤多，這就使研究狀況大為改觀。
蔣寅：
明清兩代是文學批評有長足進步的時期，學術界對明清詩文批評也給予了重視，但投入很不平衡。詩話研究者比較多，文話卻很少有人涉及。清代詩文評著作尤其多，經張寅彭和我考查，清詩話傳世書有八百多種，文集中也有大量單篇論文，其中大部分無人提及，這就很難保證批評史研究達到較高水平。順便說一句，我不太同意那種認為批評史研究已很充分，古代文論研究應將注意力集中到理論闡釋上去的主張，明清兩代文論和批評的研究在我看來還剛開始起步，大量的問題有待探討。最明顯的就是詩格、詩法一類著作。我們常聽人說，中國詩文評都是零星的印象式的批評，但卻沒人注意，那么多詩格、詩法都是內容完整、條理清楚的系統著作。自古以來這類著作就被視為蒙學讀物，不受重視，稍微有見識的詩論家都不屑于作它。但正是這些出自三家村老夫子之手的啟蒙讀物，逐漸完成了古典詩學體系的整理和建構。這一點還沒受到應有的重視。最近《二十四詩品》真偽討論引發的對元明詩法、詩格書的清點，已帶來不少收獲，詩學史的許多問題將被重新認識。
曹虹：
文話在數量上不如詩話那么多，但文章選本和文話的流行，常能鮮明地反映某個時期或某個區域群體的文學風氣，選本與文話的研究價值是無疑的。明清詩話已有了較好的全編或選編本問世，蔣寅的《清詩話佚書考》也很有意義。有關文話的調查整理，學術界似乎重視不夠，這對散文史的研究是一大缺憾。目前似乎只有王水照積累了較多的資料，希望它們能夠早日問世。賦話的整理也起步較晚，何沛雄編著《賦話六種》，選收清人賦話四種。有注釋者也僅《雨村賦話》、《賦概》數種而已。聽說賦話全編的工作已在進行之中。如果這些文獻能夠盡快出版，相信對明清散文、辭賦的研究會有很大促動。
吳承學：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注意將明清詩文與思想學術結合起來研究。馬積高在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他的《宋明理學與文學》、《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都是比較系統的研究。另外像孫之梅的《錢謙益與明末清初文學》也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討錢氏政治、宗教、學術和文學等各方面問題的。有關著作還有廖可斌《唐宋派與陽明心學》、左東嶺《李贄與晚明文學思想》。另外，文人心態與創作的關系也開始有人研究，如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態及文學個案》等，論文則有夏咸湻的《晚明文士與市民階層》等。
曹虹：
關于清代思想意識的特質，近數十年來史學界有卓著的研究成果，如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討論儒教與近世商人倫理的問題時，用到清人所撰墓志銘等材料，說明在清人的思想意識中儒學傳統有了新動向。如果我們考察古文家們的創作，像墓志銘這樣的體類在明清人手中出現了什么新內容，從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得到啟迪。對思想史或學術史上的學派的研究，往往也能促動文學流派的研究。六十年代初張舜徽的《清代揚州學記》，以及近年介紹到中國來的美國學者艾爾曼的《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可為代表。舉例來說，古文家惲敬的《三代因革論》，王先謙選入《續古文辭類纂》，贊曰："融通古今，通達治體，方能為此大文。"評價雖高，卻使人覺得空洞；而艾爾曼進一步指出作者既具古文家的道德熱忱，又有今文經學通經致用的學術精神，這樣的分析就使原作的好處得到落實。
吳承學：
但研究明清詩文和思想史、文化史的關系，要防止墮入另一個窠臼。最近，不少學者著重從大文化背景來觀照，從思想、科舉等多種文化現象來研究，揭示明清士人的心態。這當然不失為一種研究方法，但同時還應該加強文本研究，加強文學內部的研究。以前僅從政治、經濟的角度研究文學，固然是外部研究；目前這種文化研究，對文學來說也同樣是一種外部研究。文學研究歸根到底還是要回到文學本體上來，應避免文化研究的風氣形成一種新的格套，成為"賦得文化"式的研究。
蔣寅：
以上我們大致回顧了國內的情況，那么海外明清詩文研究的情況怎么樣呢？我覺得在明清詩文方面，學術界對海外成果的介紹遠不如六朝唐宋，ArthurWaley（1890-1966）的Yuanmei：EighteenthcenturyChinesepoet日本1992年就由匯文堂書店出版了松本幸男的日譯本，而中譯本卻沒有，甚至知道這本書的人也很少。
吳承學
我們對臺港地區與國外明清詩文的研究的確了解得很少。臺灣中山大學每年舉辦清代學術研討會，并出版會議論文集，其中不少是清代的詩文研究成果。他們還編輯《清代學術研究通訊》，對了解臺灣地區清代學術研究很有幫助。尤其是此書中《臺灣地區清代文學研究博碩士論文提要》部分，更有參考價值。海外這方面的成果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工具書的編纂。比如明代研究方面，日本學者山根幸夫的《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增訂日本現存明人文集目錄》，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的《皇明文海索引稿》、《皇明文海撰文者名索引》、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的《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這些工具書都為研究明代詩文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
曹虹：
建立一門學科，總是要花大力氣做基本文獻整理工作的。唐代文學研究能在二十年內迅速取得顯著成績，與文獻整理的豐厚成果分不開。日本學者做研究都是從專題文獻目錄、索引做起，許多大學者都編過索引，平岡武夫編的一套唐代文獻索引就是我們經常使用的。清代則有西村元照編《日本現存清人文集目錄》、松村昂編《清詩總集一三一種解題》，都很有用。蘇州大學明清詩文研究所編的《清人詩文集未刊稿本抄本知見目》，也是值得重視的目錄�！独m修四庫全書提要》主要著錄乾隆以后的著述，其中集部書達一千一百多部，大致能反映清代文學方面的基本情況，有其參考價值。明清時期江南是文學人才最集中的區域，張慧劍的《明清江蘇文人年表》收列作家很多，頗便檢覽。美國A.W.桓慕義主編的《清代名人傳記》、L.C.Goodrich等編《明代傳記辭典》中都收入不少作家的小傳，是可供參考的傳記辭書。
蔣寅：
就我所知，日本老輩學者如鈴木虎雄、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都在清代文學上下過很大功夫，近來研究的人比較少。我只讀過清水茂、竹村則行、松村昂、大平桂一幾位的論文，他們都注意到一些中國學者忽略的問題。比如明亡后一度遁入空門的方以智、金堡、錢澄之等人的創作，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試對文壇的影響等，很有意思。臺灣歷年的學位論文中相當一部分是研究明清作家的，如高棅、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錢謙益、馮班、王漁洋、葉燮、沈德潛、袁枚、趙翼、翁方綱等人的詩學都有人做。我感覺，海外在明清詩文研究方面，研究理論與批評的比研究創作的多，成績也比較突出。印象較深的著作，通論有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胡幼峰《清初虞山派詩論》、吳淑鈿《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專論有陳國球《胡應麟詩論研究》、黃景進《王漁洋詩論之研究》以及楊松年的兩本論文集。不過瀏覽臺灣出版的論著，我感覺有點奇怪，臺灣對西方文學理論的接受遠比大陸早而且深，但他們的作家論的寫法卻比大陸還傳統，都是從生平、思想、文學主張到創作特點，一二三四地羅列，引點材料，申說兩句，像大學講義。而且總的看來，似乎缺乏歷史感，涉及的文獻較少（這一點也許與圖書條件有關），也缺少面的分析，大多是一種封閉式的作家論。這也許是我的偏見。
曹虹：
英語世界對明清詩文的譯介與研究不如對明清小說那么熱烈，這似乎與他們敘事文學發達的傳統有關。盡管如此，一些運用詩文文獻的論著以思想史的思路見長，給人的印象很深。如L.C.Goodrich《乾隆對文學的查究》（1935年）、D.S.Nivison《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1966年）、A.R.Zito《作為文本和實踐的獻祭：十八世紀中國的儀式與寫作》（1989年）在角度和方法上頗具特色。明清詩文名家，如徐霞客、馬歡、王履等人的游記、桐城派的古文、儀征派的駢文、公安三袁的文論，高啟、陳白沙、陳子龍、袁枚、鄭板橋、龔自珍等人的詩，都有學人涉及，可參詳黃鳴奮《英語世界中國古典文學之傳播》。
蔣寅：
從總體上看，明清詩文研究相比其它領域終究還顯得冷落。除了有數的幾個大作家不斷有人研究外，多數作家作品和文學史問題無人問津，或見一兩篇新的題目，又屬偶然涉及，比如獲見一種珍貴的文獻，隨手寫篇介紹評述，既缺乏背景知識，又遠離學術流程，這樣的零星成果再多也難以形成文學史的知識板塊，并逐步構成文學史的完整景觀。
吳承學：
明清詩文研究的總體水平也相對落后，假如與唐詩研究等領域相比，只能說是"第三世界"。即使在明清文學史中，詩文研究也是最薄弱的，舉個極端的例子，研究詩文的論著總數還不夠《紅樓夢》研究的三分之一。明清詩文比起明清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也顯得落后，以晚明為例，像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和《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明末清初的學風》這樣杰出的著作，在詩文研究中還少見。
曹虹：
承學所舉的"極端"情況，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朱東潤四十年代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已說常看到大學文學史課程只講到唐宋為止，專書研討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所以他寫書有心采用"遠略近詳"的方針，增加了對明清諸家的研討。
蔣寅：
朱先生那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今人寫通史通論一類的書正好相反：文獻有限的先秦兩漢寫得最多，六朝唐宋勉強湊合，元明清以后就蜻蜓點水也似一筆帶過，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道是沿襲多創新少，沒什么價值，姑存而不論。姜夔曾說："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今人著書乃是人所易言，我詳言之；人所難言，我忽略之。所以空白老也填補不起來。
吳承學：
話雖這么說，冷落并不等于荒蕪，落后也不等于空白。近二十年來明清詩文研究雖不盡如人意，但總體上比本世紀任何時候都要高。況且，冷落也不完全是壞事，某種程度上倒可以減少趕時髦、追求轟動效應的毛病。我覺得八十年代以后的明清詩文研究起點較高，雖然成果量較少，但質量比較齊整，浮躁和趕時髦的成果相對少些，疊床架屋的重復勞動也相對少些。如果僅從本領域論著的質量比來看學術含金量的話，明清詩文研究的情況還是比較好的。由于原先起點低，成果的創造性和開拓性也就比較顯著。這也許就是冷落的佳處了。
蔣寅：
但這里有個學術風氣的問題應該提請注意：由于心存偏見，學術界對明清詩文的研究總不太關注，有關成果也不如唐宋以前的研究引人注目。其實對文學史研究來說，研究對象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研究本身。眾所漠視的內容，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研究使它呈現出不同尋常的意義和價值。楊鐮新出版的《元代西域詩人群體研究》就表明了這一點。明清詩文同樣也可以通過研究而煥發光彩。
吳承學：
研究明清文學的確還存在一個明確意義的問題。說到研究明清詩文的意義，許多學者首先涉及的是其價值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而我的看法是，首先，明清詩文尚缺乏全面的研究，有很多空白點，現有的評價大都只是一種印象，而這種印象又多來自前人的論斷，因此現在就斷言其價值和地位的高低未免太早；其次，學術研究的價值與研究對象的價值是兩回事。退一步說，假設明清詩文本身價值不高，是不是研究的價值也不高呢？不然。明清詩文作為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終結，無論如何都有文學史上的以及學術研究方面的不可替代的意義。
曹虹：
最關鍵的是，這部分內容如不搞清楚，文學史就有一段糊涂時期，我們的歷史認識就始終不完整。古典文學研究應該有一個整體觀，應該在中國文學通史（包括現代文學史）大背景中研究明清詩文。文學史研究是環環相扣的，任何環節研究的薄弱，都會影響其它研究環節。輕視明清詩文研究，所影響的不僅是它本身，更涉及到對于整個中國文學史的認識。如果不深入研究明清詩文，對于近代文學乃至"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就不可能有真正到位的研究；如果對明清詩文不了解，又如何知道唐詩在后代的影響、傳播和接受呢？而這又是唐詩學的重要部分。不夸大地說，明清詩文研究的落后狀況，其實已經制約了對其它領域的進一步研究。如果明清詩文研究能全面深入，那就是其它領域研究新的生長點。
吳承學：
章培恒在今年2月6日《文匯報》大聲疾呼填平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學科之間的鴻溝，認為這個鴻溝不僅阻礙我們認識現當代文學，也無助于我們認識古代文學。他認為史的研究可以斷代，但卻沒有必要分立學科。這是個值得學界思考的意見。
蔣寅
文學史的整體觀，在今天已是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基本學術理念，理論上大家都知道，但一進入實際研究，往往就有厚古薄近之分，概視唐宋以后的詩文是每下愈況。其實有多少人認真讀過明清詩呢？唐詩是經過幾百年淘汰的，清詩尚未經過篩選，如果把清詩汰剩五萬首，那會是什么感覺？退一步說，即使以絕對標準來衡量，從清詩中選五十家也不會輸于唐人的。如果選十家，比如錢牧齋、吳梅村、施愚山、屈翁山、王漁洋、袁簡齋、趙甌北、黃仲則、黎二樵、龔定庵，那就不僅能與唐人分庭抗禮，尚有唐人未到之境。
吳承學：
相對以前的文學而言，我覺得明清詩文的突出價值是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文學內容與形態。封建專制與個性自由、復古與性靈、黨爭和文人團體、儒佛道文化與西洋文化、民間和廟堂、國家和民族、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交織在一起如萬花筒。這一切，在詩文里面比小說、戲曲反映得更為廣泛而真實。在了解和認識明清社會與文人心態方面，明清詩文是最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從文學史角度看，中國文學從古典轉到現代經歷了艱苦、復雜的矛盾的歷程，明清文學風云變幻，正展現了中國古代文學向現代文學轉變歷程的開始。
曹虹：
明清詩文長期受冷落而難改觀的原因，除了朱東潤先生曾提到的知識界"好古"的原因外，恐怕也與人們對中國文學源流啟承的看法有關。以詩而言，葉燮曾有個形象的比喻，《詩經》是根，六朝添了枝葉，到唐而枝葉垂蔭，到宋而能開花，完成"木之能事"。這使人想到，具有原創性的東西都發生過了，后來的事情再重要，都不過是引申。處理文學通史，在最具原創性之處多加追究，自然是有意義的。而對明清詩文，關鍵就在于如何看待這種引申。越是了解明清詩文的實態和特征，對這一段研究的重要性也就認識得越充分。事實上，通過近二十年研究局面的打開，明清詩文的不可忽視已日益成為共識，一些增訂和新編的文學史著作對這一段已增加了篇幅。
蔣寅：
明清詩文研究的冷落，我看還與閱讀文獻困難有關。明清文獻有個多與少的悖論：傳世文獻很多，但方便閱讀的很少。除一些名家集子較為普及外，多數別集都集中在較大的圖書館，借閱很不方便。要提高明清詩文研究的水平，文獻整理和普及工作是當務之急。眼下"傳世藏書"、"續四庫全書"之類搞得轟轟烈烈，我覺得實在有點華而不實。唐宋以前的文獻版本很多，與其花那么多錢重復印刷，還不如印些流傳稀少的明清文獻，既有利于保存文獻，又有利于文史研究。
吳承學：
明清詩文研究的文獻基礎最差。"五四"以后，一些明代文獻陸續得到出版，有的是影印，有的是標點，三十年代曾熱鬧過一陣，比較集中在晚明方面。但總體上文獻整理的質量并不很高，記得魯迅還諷刺過劉大杰對晚明文集斷句的錯誤。五六十年代，明代歷史、哲學文獻整理出版較多，文學文獻的整理主要是八十年代以來，從高啟、李東陽到陳子龍、張岱等著名作家的集子都整理出版。吳文治主編的《明詩話全編》也已問世，《全明詩》、《全明文》正在陸續出版中。同時，一大批古籍的影印，如《明文�！芳啊端膸烊珪�、《四部叢刊》等大型叢書中的明代部分，更提供了文獻整理的基礎。這是目前研究明代詩文比較齊全的資料。但別集方面還缺乏更多的�？本�、箋注詳明的整理本。已出版的明清別集多存在�？辈痪嬝蝗�，注釋不博的缺點。紥實的�？薄⑤嬝�、注釋工作，資料匯編、目錄索引工作，都亟待進行。
蔣寅：
明清別集版本多，稿抄本傳世多，校勘和輯佚是個重要工作。也許是因為明清詩文材料特別豐富，今人整理起來似乎特別大方，集外散見篇章簡直不放在眼里。治唐詩，哪怕是零章斷句，也必網羅收拾，倍加珍惜。而整理明清人別集，大多不去搜輯遺佚。當然，也有像劉輝輯《洪ｓｈēｎｇ昇集》這樣用功很深的，《馮夢龍全集》、《李漁全集》、《袁枚全集》的整理也不錯。但倉促編集的相當多，還有隨便刪削的。比如吳嘉紀詩集就被以"封建意識特別濃厚"為理由，刪去了幾首歌詠節婦殉夫、孝子割股、義仆報主的作品。雖然這是七十年代末的出版物，難免時代局限，可建國以來編唐宋以前作品卻未聞其例，可見這里還是有個對文獻的珍視程度的問題。
吳承學：
清代唐彪的《讀書作文譜》，岳麓書社整理本也逕將其卷八論八股文"諸題作法"刪去，理由是"對今天的廣大讀者，已無什么意義"。明清文獻本身問題也不少，我曾將《四庫全書》中的《明文�！放c涵芬樓藏本的《明文海》相比較，從篇目到內容都有很大差異，而且舛誤之處也很多，有必要重新整理�！端膸臁繁镜拿魅酥骷仁墙�"欽定"刪改過的，當然有必要進一步整理。
曹虹
就清代而言，基本文獻的建設應考慮較高的起點。一方面，清人對本朝相關文獻有所整理，其中有因通代之選而涉及本朝的，如梁章鉅等撰《楹聯叢話》，收入的清人楹聯詳于以前各代；有專就本朝遴選的，如沈德潛《清詩別裁集》、張昌應《清詩鐸》等。另一方面，本世紀以來有不限于文學的目的而成書的資料工作，如陳乃乾收集清人文集1025種作成《清代碑傳文通檢》，張舜徽將所敘錄六百家清人文集匯為《清人文集別錄》，都為今后的基本文獻建設奠定了基礎，提供了編纂經驗。1995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歷代西域散文選注》，清文選目利用了譚其驤主編的《清人文集地理類匯編》。編纂有一定規模的專題資料匯編，將是帶動有關文獻整理與研究向高水平推進的重要一環，操作起來也比較切實可行。與其做重復性的選本，不如開辟各種角度的專題資料。如王慎之等輯《清代海外竹枝詞》、王凱符等選注《桐城派文選》，這類選題能為研究和欣賞帶來便利。
蔣寅：
曾聽朱則杰說想編《全清詩》，我覺得不太實際，一是數量之龐大難以想象，二是究竟有沒有必要將那些未經淘汰的東西全部印刷流布？切實可行的，莫如仿陳乃乾編《清名家詞》之例，編個《清名家集》，遴選歷朝名詩人幾百家，作為基本文獻，既方便又實用。再編些好的選本。
吳承學：
清詩選出版了好幾種，而明詩選本卻極少，總的質量也不如清詩選本。
蔣寅：
現有的清詩選本，不太能讓人滿意。不是選得不好--好不好是藝術趣味問題，可以不論--主要是選得不廣。清代詩集汗牛充棟，要選得廣而精，決非三五年所能奏功，這一點，不是過來人不知其間甘苦。據說文學所已故陳友琴研究員選清詩選了幾十年，最終也沒完成。
吳承學：
眼下明清詩文研究的成果和人才比較集中在江南地區，其它領域的研究力量較少有如此集中的情況。當然，這也有其合理性。江南地區在明清時代本來就是文學人才最盛的地方，有這個傳統，而且保存文獻也比較豐富，研究起來多有便利之處。
蔣寅：
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間112科進士，倒有25個狀元出于蘇州府，常州府、江寧府、鎮江府、太倉州共21個，再加浙江19個，江南占一半還多。這提醒我們，研究明清文學尤其要注意地域性問題。依我看，明清文學不同于唐宋以前文學的特點之一，就是明清文人對文學傳統的認識，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唐宋以前，文學傳統意味著《詩》、《騷》以來的名作序列；而明清以來，那個大傳統稍微遠了點，文學之士從搖筆寫作伊始，首先意識到的是鄉賢，是當地的文學前輩，大到府縣，小到鄉鎮，方志文苑傳里的名作家都在陶冶著一方風氣。我覺得這是明清詩文研究中應該加以注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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