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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家子弟的學者生活

　　1933年，適逢故宮博物院的多事之秋，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被污盜竊故宮寶藏。一時間，大報小報全都是這條社會新聞，才十三四歲的馬衡的兒子馬文沖也在家里當故事說。馬衡氣沖沖地教訓他:“誰和你說易培基盜寶？”不許小兒子胡說。時任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館副館長的他覺得這背后是一場政治爭斗。

　　不久，馬衡被國民政府召到南京。家里人去車站送別父親:“那時候，我記得很清楚他走時的模樣。”那年馬衡的母親去世，他按照儒家之禮儀，很長時間沒有刮胡子，穿著灰布大褂，鞋子上還鑲著一道白邊。到了南京，住在小旅館里。不知道國民政府召集他來有什么事情。

　　原來經過中央委員會一致推薦，他已經被列為新的故宮博物院院長人選。早年他在上海就有“中國金石第一人”的美譽，此次國民黨元老吳稚暉、于右任一致推舉他擔任院長，一直覺得做學問比做官重要的馬衡聽到消息后并不高興，“我父親就不斷推辭，大家再三勸說”。后來蔣介石說話了:“我看大家一致推舉，馬先生就不必過謙了吧。”僻處北京通州一座平常的房子中的86歲的馬文沖回憶到這里，笑了，很少說自己工作的父親，當年回家后把這句話學給他們聽，心中大概也不乏驕傲。

　　當時的報紙刊登了這一消息。“從南京回來，接站的人就成群結隊了，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級別很高，和五院的行政級別一樣，算是國民政府的大官。火車站有人掛起了橫幅，歡迎馬衡歸來。”十幾歲的他根本沒法擠上前去接近父親。

　　擔任院長的父親還是不多說自己的事情，但是氣派大多了，馬文沖記得月工資就有1360大洋，進出汽車接送，“母親在父親當大學教授時，總和他吵架。因為那時候教授常常領不到月薪。”母親說父親只管“天外的事”，家里的事卻一點不管，馬衡還是若無其事的樣子。“他是真覺得做學問重要，否則也不會放棄上海的豪華生活到北京來了。”

　　寧波鄞縣的馬家是世家，否則上海早期的工商巨子葉澄衷也不會把女兒嫁給馬衡。“據說當年母親的嫁妝是排隊了兩三天才進了馬家鄉下的宅子的。”馬衡兄弟五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被稱為“五馬行空”。“不過這是后來的事情了。”結婚時的馬衡還沒有以學者的身份出現，“他18歲考上了秀才，后來又進入上海南洋公學學習。是末代的士大夫，也是新一代的知識分子”。馬文沖無法說清楚父親的學術軌跡，但是按照臺灣學者陳以愛的研究，馬衡確實是承上啟下的時代橋梁。“他雖然缺少現代考古學的訓練，但他畢竟受到新觀念的影響……加快了中國金石學向考古學過渡的腳步。”

　　結婚后，馬衡搬到上海居住，和幾個姐夫住在虹口附近的大洋房里。“我記得一家一幢洋房，和五個舅舅一共是六幢。”馬衡在岳父的公司當掛名董事，生活富裕，“每年領6000大洋的干薪。”在馬文沖的印象中，幾個舅舅家花天酒地的生活對父親沒什么影響，父親是幾家惟一不賭博、不娶小老婆的人，“出污泥而不染”，他根據趙明誠的《凡將集》將自己的書齋叫做“凡將齋”，“在里面看書，看碑拓，有時整天不出來”。

　　盡管并不和他們一起吃花酒、打牌，馬衡和他的外兄們相處還是愉快的，“他和四舅就是很好的朋友”。幾個舅舅因為上海市中心的跑馬場不許華人入內，一氣之下，在江灣建了自己的跑馬場，比原來那個大四倍。四舅在旁邊蓋了個休息的花園，后來人們都叫那里“葉家花園”，弟兄們都去那里騎馬，馬衡的騎術很好，后來居然被北京大學聘請為馬術教員。

　　結婚后的十五六年，馬衡一直躲在上海的小樓用功，“金石學的底子就是那時候打下的”。當時在上海，馬衡已經被章太炎、吳稚暉等人推許為“金石大家”，1920年，馬衡帶著自己的二兒子去北京，暫住在北大任教授的哥哥馬裕藻（幼漁）家中，說是要到北京做研究。“母親說，那種苦日子你不一定過得慣。”但父親向來不多話，就那么走了。

　　剛開始，北大不知道馬衡在金石學方面的成就，聘請他擔任馬術教練，一年后，才知道這能騎馬、善度曲的人居然還是金石大家，遂聘請他擔任“國學門導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職位。反正父親很高興，把全家接到了北京。”這時候，母親接著領葉家掛名董事的薪水，“否則靠我父親那點錢根本不夠。”父親在上海時經常督促兄弟們背書，背不出來就罰跪，到北京來了，父親的脾氣好了很多，“改罰為獎了，誰背出來就獎一盒牛奶糖。”

　　事實上，此時期的馬衡不僅在學術研究上頗有建樹，還在保護文物上做了幾件大事。斯文赫定盜竊敦煌壁畫，是馬衡和北大教授們一起發起了呼吁阻止他;東陵盜寶事發，馬衡又作為指證孫殿英的考古專家證人出庭，以至于后來孫出任北京衛戍長官時要通緝馬衡;他還把已經要流失海外的山西興化寺壁畫花錢買下來，“他經常買古董，和各個渠道都有聯系。消息靈通得很，知道這是元代著名的壁畫，”花費了4000大洋把古壁畫留在了故宮中。

　　馬衡和故宮結緣始于1924年溥儀出宮那日，驅逐溥儀出宮的鹿鐘麟等人叫了一批專家在現場，審查末代皇帝帶出宮的文物，“據他說，情景很慘。皇室人員甚至跪下來，請求讓他們把東西帶走”。馬衡對那些價值連城的服飾器物全部放行，但是碑拓被他留下來不少。

　　同年，馬衡作為“清室善后委員會”成員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擔任古器物館副館長。“我們那時候也去參觀，但是父親并不帶我們看，他覺得我們這代人應該去學習更現代的學問，一直讓我學地質學。”

　　1933年，馬衡開始擔任故宮博物院代院長，第二年正式成為院長。根據研究者的敘述，他此時做了大量科學工作保護文物，例如傳拓古器，全部從北大調借技術人員，其中就有傳拓高手薛錫鈞。“他們是中國的精英力量，在‘五四'之后所做的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實踐。”后人如此評價馬衡那代故宮的守護者。

戰爭時期的護寶者

　　早在“九一八事變”后不久，馬衡就意識到北京不是故宮文物久留之地，開始籌劃南遷工作。1933年，日軍進入山海關，故宮博物院開始理事會決定將文物分批運往上海。由于反對南遷者為數眾多，包括當時的北京軍事長官宋哲元，號稱有“守土之責”，不能放棄文物。所以文物運輸工作經常在夜里進行。

　　馬文沖還記得父親的那時候整天不回家，監督文物裝箱工作，“非常仔細”，每件文物都要登記，哪里有損壞也要注明，“全部清點好了，封條貼上”。1933年2月5日夜間，第一批文物2118箱用小推車悄悄推到前門火車站，裝了18車皮。

　　文物最早運送到上海租界，1934年1月，馬衡正式主持工作，他上任同時開始清點平、滬文物，編印了“存滬文物點查清冊”，確保沒有疏漏。

　　上海文物不久開始運往南京朝天宮儲存。此時的馬衡經常在南京、上海、北平三地往來，母親也回到上海居住，此時北京十幾個人住的大房子里面只有馬文沖帶著仆人居住，父親回家就要考察他的學業，督促他學習地質學，“偏那時候我愛體育，整天就想打球。還冒充東北籍貫報考黃埔軍校”。父親大罵他，說他考軍校連祖籍都不要了，不許他上軍校。“那時候覺得父親真嚴厲。”第二年由母親做主，才同意他報考軍校。“父親很多事情都聽母親的。”

　　到了南京的黃埔軍校后，馬文沖有機會看見上海租界的故宮倉庫和正在興建的朝天門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才知道父親的工作有多么艱巨。他的印象中，上海租界倉庫有兩個圓形大銅門，有360多位數的密碼，極其復雜;南京的地下倉庫更是一個巨大工程:有專門的發電廠和人造空氣，分地上地下三層。父親經常住在南京，監督倉庫工程早日完工。

　　父子倆在南京經常碰頭，那也是他和父親很親近的一段時光。就在朝天門工程即將完工時，“七七事變”爆發，抗戰全面開始，馬文沖被調往淞滬戰場，他清楚地記得父親“滿臉祥和，說不要貪生怕死，打仗要勇敢”。他不知道，雖然不上戰場，父親肩負的任務一點不比他輕。國寶面臨著再次西遷的任務。

　　后來，馬文沖才聽說，父親謹慎的精神又拯救了一批文物。“他做事一定要親臨現場。”運送到湖南大學地下室的一批重要文物經他審查后，覺得地點很不安全，要求加快運輸。“沒一周，長沙被轟炸，存文物的圖書館被炸平了。”

　　根據記載，此時故宮文物分三路運往后方，馬衡帶領部分人員走中路，有9331箱，基本走水路，分19批經4個月運往宜昌，然后轉運重慶。后又因安全問題轉運樂山。“加雇民船，星夜裝運”，還有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因深夜押運不慎墮水而亡的。馬衡很為自己挑選的員工而滿意，“故宮文物分批西遷，8年來國寶沒一件遺失，無一被盜和損壞，全部安然無恙，這是故宮全體執行人員的功勞。他們若沒有忠貞的愛國心和高度的責任感是不可能出現這樣的奇跡的”。馬衡一直善于用人，當年他剛擔任院長時，把自己在南京政府當官的哥哥推薦來的幾個“人才”趕走，就是覺得他們有才干而非“忠誠扎實之士”，不能在故宮工作。

　　多年后，看電視劇《國寶》，里面出現了沒有姓名的故宮博物院院長形象，“長得像個商人，哪里有一點我父親的氣質”。馬文沖很生氣，他覺得演父親的演員要飽讀儒家經典才夠格。

一個他主動選擇的時代

　　1948年，南京行政院決定將南京分院文物運送臺灣，電令北平故宮將珍品裝箱運往南京，但是馬衡一直說自己身體不好，一面答應要執行命令，一面說裝箱要小心，安全第一，不要求快，直到遼沈戰役后，還是一箱文物都沒運出北平。根據朱家的回憶，馬衡肯定不愿意空運文物。“當時有個編纂要求調往南京分院工作，后來又隨著一批古物到臺灣。馬院長說這人沒出息。我想，他既然覺得走的人沒出息，那么當然不打算走。院長不走，也說明他不希望空運成為事實。”馬衡和他的手下開始拖時間，一點都不催促。誰走都不能帶文物走，理由就是文物裝箱要小心，所以很慢。后來又說機場不安全，不能運輸。

　　朱家回憶中還有類似電影的鏡頭。解放后的一天，他問正在吸雪茄的馬衡院長，是不是本來就不打算空運文物。馬衡的鼻孔冒著兩縷煙，微笑著，“我們彼此會心不遠吧”。原來他兒子馬彥詳在解放區，早就和父親聯系過，所以他決定不走。

　　事實上，馬衡的氣節也使他不愿意離開。馬文沖回憶:“他那時候教育我，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祖國的代表。”馬衡那時就不愿去臺灣，并且把已經到臺灣的馬文沖也召喚回國。解放后，他留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1951年，故宮對建院以來的舊體制改革，工作相當繁重，馬衡的精神卻很足，并且開始收購大量珍寶，其中就有著名的“三希堂法貼”，那是他和王冶秋一起去香港鑒定收回的。

　　1952年，“三反運動”把馬衡和故宮一批干部打下臺，開始了沒完沒了的審查交代。在有人看來，馬衡在故宮30多年，不會沒有貪污盜竊的隱情，“深山必有老虎”，因此質問馬衡的司機，馬文沖還記得司機的話;“馬院長來上班下班，從來空手來去，連包都不拿，而且他上下車全部在大廳廣眾下進行，怎么會貪污？”當時有的干部甚至被吊起來毆打，終于有人受不了，亂說一氣，馬衡也因此被解職，調任北京文物委員會任主任委員。

　　“盡管他精神很苦悶，但是還是準備把所有文物捐獻給故宮，1952年就捐獻了一批，當時姐姐勸他賣兩件文物，修修破了的房子。”馬衡說不賣，也不留給你們，死后全部捐獻給故宮。1955年他死后，子女遵守了他的遺言。

　　馬文沖此時在山東單縣教書，從臺灣回來后他參加了革命培訓班，最后被分配在這里，此時的父親已經無力像戰時那樣照顧這個小兒子，只能讓他在當地好好工作。1955年3月26日，馬衡病逝，就在那天，發生了戲劇性的一幕，馬文沖被當作臺灣特務逮捕入獄，辦案人員告訴他不能讓他回京，害怕他就此潛逃，此后被關押了20年。他聽到北京傳來父親去世的消息，大聲痛哭。

　　他想起了被趕出故宮的父親在小院里和自己的碑拓在一起的畫面，父親告訴他，那些東西最終還是要捐獻給故宮的。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