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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錢穆治清代學術史主要以昂揚宋學精神為主旨，所以他在評價和判識清代學人學術思想的高下淺深時，就貫穿了一條是否有志經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學精神為其評判標準的。錢穆屢屢道及的宋學、宋學精神，實際上就是宋明儒提倡的學貴經世明道，講求義理，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精神。
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對清代學術的直接源頭給予了具體解析，認為清學直接來源于晚明的東林學派。錢氏對東林學派之所以情有所鐘，就是因為東林學者是真正有志經世、堅守氣節、重在實行的學者。東林講學大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矯挽晚明王學末流空談心性之弊，一是抨彈政治之現狀。他們對王學末流的批判開啟了清儒辨宋明理學的先河，而對當時政治的批評對清初諸儒的議政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特別是東林學人堅持于牢獄刀繩下的民族氣節和崇高的人格更是為清初諸儒所激賞。所以，東林學者的氣節操行和避虛歸實、重在實行的精神直接影響了清初諸儒。
錢穆對清初諸儒評價甚高，認為清初諸儒之學勝于乾嘉經學考證，就是清初諸儒論學猶有宋學經世明道的精神。錢穆在《述清初諸儒之學》中稱：“道德、經濟、學問兼而有，惟清初諸儒而已”。這里的所謂“經濟”，即經國濟世之學問。清初諸儒不僅篤學博文，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將其學問措之世用，與王學末流空談心性、束書不觀和乾嘉學者不問世事、皓首窮經截然異趣。比如黃宗羲為王學蕺山一派傳人，但其論學，重實踐，重工夫，重實行，“既不蹈懸空探索本體，墜入渺茫之弊”，“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專任自然”。船山論學，“所長不僅在于顯真明體，而尤在其理惑與辨用焉”，所論政治、社會、人生種種問題，“皆能切中流俗病痛，有豁蒙披昧之功”。顧亭林以知恥博文相標榜，其論學宗旨在于明道、救世。呂晚村（留良）闡揚朱子，其意在于“發揮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為主”，實非康雍以下諸儒仰窺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為梯榮快捷方式者所能相比。而顏習齋論學之真精神在于，“不從心性義理分辨孔孟程朱，而從實事實行為之分辨”，力倡章句誦讀不足以為學，所常道者為兵、農、六藝、禮樂等有用之學。清初諸儒生活在國家顛覆，中原陸沉，創巨痛深，莫可告語的時代環境中，他們行己持躬，刻苦卓勵，堅貞不拔的氣概和厲實行、濟實用的學問，“足為百世所仰慕”。錢穆對清初諸儒這種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的精神和堅守民族氣節稱贊不已，因為從他們身上體現了宋明儒經世明道，以天下興衰安危為己任的真精神。對此他情不由己地贊道：“每讀史至此六七君子者，而使人低徊向往于不能已”。
清初學術至乾嘉而大變，學者埋首書齋，專事考據，皓首窮經。這種優游于太平祿食之境與清初諸儒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的精神意氣異趣。對此錢穆頗有感觸的說道：“清初諸老講學，尚拳拳不忘種姓之別，興亡之痛，家國之治亂，身世之進退。而乾嘉以往，則學者惟自限其心思于文字考訂之間，外此有弗敢問。學術思想之轉變，亦復遷移默運，使屈膝奴顏于異族淫威之下而不自知，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也。” 在錢氏看來，乾嘉諸老忘記了顧亭林等清初諸儒的“行己”之教，而專師其“博文”之訓，為學問而學問，已失去了宋明儒學貴經世明道，以天不為己任的真精神 。所以，他對這種逃避人生，喜為零碎考釋的學風大加抨擊，批評乾嘉學者不通學問大體，稱“學問之事，不盡于訓詁考釋，則所謂漢學方法者，亦惟治學之一端，不足以竟學問之全體” 。“治學而專務為瑣屑之考據，無當于身心世故，則極其歸必趨于爭名而嗜利，而考據之風，亦且不可久”。“乾嘉之盛斥宋明，而宋明未必非” 。象這樣的批評之語，屢見于他治清代學術史的論著中，這與梁啟超對乾嘉樸學的治學方法大加贊揚，譽為“科學的古典學派”的評價大不相同。
錢穆在評價清代學術史時，以表彰宋學，批評漢學流弊為己任，這與他對當時學術界盛行的考據學風的反思和批判有關。20世紀20年代，在胡適“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聲中，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漢學運動。以傅斯年為首，以史語所為陣地、以整理和考辨史料為鵠的的“新考據派”，（或稱“史料考訂派”、“史料學派”）便是這場新漢學運動的產物。該派對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影響深遠，成為當時史壇上的“主流派”。錢穆早年以考據名家，他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系年》均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考據名作，從這個意義上講，他不失為新考據派的同志。事實上，新考據派對錢穆在考據學上的成就也是承認、稱道的。三十年代初，錢穆之所以能入北大史學系任教，除了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的力薦外，還與史料考訂派的舵手傅斯年的有意相邀、新漢學運動的領袖胡適的接納有關 。而錢穆對新考據派重建古史的工作也寄予厚望，有“確然示人以新觀念、新路向”的積極評價。錢穆雖然以考據名家，他早年治史深受乾嘉考據方法的影響，但他卻并不贊許乾嘉史學 。因為他認為“考據之終極，仍當以義理為歸宿”，不能單憑考據便認為盡了學術研究之能事，更不能沉溺于煩瑣考據而忘掉了學術經世的宗旨。他說乾嘉經學考據之大病，“正在持門戶之見過深，過分排斥宋儒，讀書專重訓詁考據，而忽略了義理。” 而五四以來的新考據派則把乾嘉漢學為考據而考據的學風發揮到極至。在錢穆看來，新考據派最初本求擺脫乾嘉而轉向西方輸入學理，當他們步趨歐美，引進西方實證主義史學方法后，才發覺“歐美與乾嘉，精神蹊近，何其相似，乃重新落入乾嘉牢籠”，言學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新考據派推崇乾嘉治學方法，專走訓詁考據之路，這是深受宋明學術思想影響的錢穆所不能贊同的，這就引發了他對該派學風的批判。他稱新考據派專事考據，畢生在故紙堆里馳騁心力是“不得大體，而流于瑣碎”，“于身無益，于世無補。”對近人認定的宋學為疏陋之學，“至清始務篤實”的觀點，他也大加批駁，稱“自宋以下學術，一變南北朝隋唐之態度，都帶有一種嚴正的淑世主義”,“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以來學者惟一精神所寄。” 事實上，自30年代以來，學術界不少學者對新考據派煩瑣的考據學風提出了批評，1934年張孟劬在給夏承燾的信中說：“今日考據之弊，甚于空疏，且使人之精神，日益逡外，無保聚收斂以為之基，循此以往，將有天才絕孕之患。” 而另一部分不失傳統士人精神的學者，則祭起學術經世的旗幟欲以救世，宋明學術精神再一次得到高揚，錢穆先生可謂是這一部分學者的代表。與錢氏聲氣相通、引為同調者在當時還有陳寅恪、馮友蘭等學者。陳寅恪曾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熏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 而馮友蘭則明確指出他撰寫《中國哲學史》的宗旨就在于昂揚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大平”的精神。
錢穆推崇宋儒，表彰宋儒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這還與當時受國難的刺激有關。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寫于“九一八事變”之后，當時日本侵占東三省大好河山，步步進逼華北。1935年，日軍策動“華北自治”，諾大的華北五省，“已經不能安放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當時在北平任教的錢穆，目睹日寇猖獗，痛心疾首，“斯編初講，正值九·—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 馮友蘭先生在當時也發出了與錢穆同樣沉重、激憤的呼聲。他在《中國哲學史》自序（二）中說：“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繼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錢穆出生在甲午戰敗、臺灣割讓日本之年，他的一生與中國甲午戰敗以來的時代憂患相終始，一生的著述講演無不是“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無不從“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面對日寇的步步侵逼，具有強烈民族憂患意識和強烈民族情感的錢穆憤慨尤深，在撰述中自然會有所流露。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特嚴夷夏之防，高揚以天下為己任的宋學精神，表彰清初諸儒不忘種姓的民族氣節和操行，即寓有他反抗外來侵略的寫作意圖。楊樹達先生在讀錢著時就有“注重實錢，嚴夷夏之防，所見甚正”的評價 。而三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尚崇乾嘉考據之學，“薄致用而重求是”，“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為博實”，貶抑宋學，“持論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為非類”。在錢穆看來，這種學風尤其有害，特別是在日寇步步進逼，侵奪我大好山河之時，這種不問世事，埋首書齋的考據學風不利于鼓勱民眾團結起來，抵抗侵略 。所謂“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就是要弘揚近三百年來所晦沉、為時代所譏刺的宋學精神來救世濟民。所以，弘揚學貴經世，以天下興亡為念的宋學精神，成為了錢穆治清代學術史的意旨所在。
錢穆治清代學術史，發清學導源于宋學之見，對清代學者的學術淵源、師承及其思想抉發精微，不少見解很有價值。但是，錢氏的觀點也并非沒有可商榷之處。比如他對晚清今文經學，特別是對康有為思想的評價。晚清今文學派批評乾嘉漢學，揭橥為學貴在經世致用，這與錢穆批評漢學流弊，高揚宋學精神的旨意相同。照理說，錢穆對晚清今文思潮應有較高的評價，然而事實卻恰好相反。錢穆說道咸之際興起的常州之學，“其實則清代漢學之旁衍歧趨，不足為達道。而考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彷徨回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則為《公羊》，又轉而為今文，而常州之學，乃足以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震蕩搖撼之。卒之學術治道，同趨澌滅，無救厄運，則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導夫先路，而特任其自為波激風靡以極乎其所自至故也。” 又說：“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據，而仍以考據成業。然心已粗，氣已浮，猶不如一心尊尚考據者所得猶較踏實。其先特為考據之反動，其終匯于考據之頹流。” 錢穆稱晚清今文經學為清代漢學考據的“旁衍歧趨”，今文學者“大抵菲薄考據仍以考據成業”，這從事實的層面講，大體是不錯的。因為晚清今文學者的治學方法的確是沿考據一路而來，即便是今學經學的集大成者康有為，他撰《新學偽經考》也是在披著考據的外衣下進行的。但是有一點尤需明白，在晚清今文學者眼中，考據是手段，是形式，而不是目的，他們是通過考據這種形式為其政治目的張目，即以考證之名，而行學術干政之實，其著眼點在政治而非學術一邊。易言之，是真用結合，還是棄真求用，晚清今文學派顯然選擇了后者。錢穆本是主張真用結合的學者，但在評價晚清今文思潮時，他卻僅站在“求真”的立場上加以審視批評，似乎又退到了以古文攻今文的立場，不免忽略了晚清今文思潮崛起的時代背景及其他們在社會政治層面的貢獻。這一點，在評說康有為的思想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康氏的《新學偽經考》稱古文經盡出劉歆偽造，目的是要為新莽王朝代漢制造輿論。錢穆從學術求真的層面上對其說繩之以學理，稱康說多主觀武斷處，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僅從學術層面上去批評康說，并不全面。因為康氏之書是在借經學談政治，目的在于為維新變法鳴鑼開道，其價值主要在政治而非學術—邊。錢穆在這方面似乎甚少注意，時人對錢氏評價康說就有“特見其表面，未見其精神” 的批評。又如，清人崔東壁（述）的疑古辨偽，直接開啟了近代的疑古思潮，對“五四”以后的學術界影響深遠，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就是承此風而起的。然而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竟不列崔述，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注釋
１．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7頁。
２．《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第639頁，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３．陳祖武：《清代學術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頁。
４．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反動與先驅”一節中從五個方面列舉了明末清初以來的反理學思潮，最后得出結論：“后來清朝各方面的學術，都從此中（即對宋明理學的反動--引者）孕育而來。”參見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02頁。（以下所引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皆據此書）與梁啟超同聲相應的還有胡適，他在《戴東原的哲學》“引論”中說：“中國近世哲學的遺風，起于北宋，盛于南宋，中興于明朝的中葉，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清朝初年，雖然緊接晚明，已截然成了一個新的時代了。自顧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趨向到做學問的一條路上去了，哲學的門庭，大有冷落的景況。”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39頁。
５．周國棟認為，余英時把梁啟超的“反動說”視為外緣說的觀點不甚合理，就清學本身而言，“反動說”似乎更為合理，他列出了四條理由。參見氏著：《兩種不同的學術史范式─—梁啟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之比較》，《史學月刊》2000年第4期。
６．朱維錚認為，錢穆主要從宋學著眼談清代學術，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實際上寫成的是清代“宋學”史，其書的學術價值也因此而彰顯。參見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題記”第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７．錢穆新亞時期的學生余英時力主師說，在《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學術思想》、《清代學術思想的一個新解釋》等文中對乃師的觀點多有論述、發揮，可參閱。
８．參見錢穆：《國學概論》，第310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
９．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0頁，以下所引此書皆據此版。
10．馮友蘭認為，宋明人所講的理學與心學，在清代皆有繼續的傳述者。清代漢學家講義理之學，其所討論的問題，如理、氣、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的問題；他們所依據的經典，如《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學家所提出的四書。所以，清代漢學家所講義理之學，表面上雖為反道學，而實則系一部分道學之繼續發展。參見馮氏《中國哲學史》第十五章“清代道學之繼續”中“漢學與宋學”一節的論述。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74頁—975頁。
11.參見錢穆：《國學概論》，第246頁—253頁。
12.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朱維錚《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163頁。
13.同上，第153頁。
1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46頁。
15.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41頁。
16.在錢穆看來，對乾嘉考據學的影響，顧、黃二人貢獻尤大，若談清代漢學開山，應以顧、黃二人并舉。關于此點，清人江藩已有注意。可參見《漢學師承記》卷8附跋。
17.根據錢穆的考證，顧炎武研究古音，用“本證”、“旁證”之法源于明代學者陳第的《毛詩古音考》，而梁啟超“誤以陳氏本證、旁證語為亭林自述，因謂亭林為漢學開山。證據既誤，斷案自敗。”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36頁。
18.《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73頁。
1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22頁。
20.錢穆認為乾隆二十二年，戴震與惠棟見于揚州，論學有合，交相推重，以后又客居揚州四年，是其一生為學的重要轉變時期。戴震以朱學傳統反攻朱子，排詆宋儒，此實受惠棟思想的影響。他到舉了這樣幾條理由：一是乾隆三十年，戴震為紀念惠棟而寫的《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文中議論與以前大異，此為“東原論學一轉而而近于吳學惠棟之證”。二是乾隆三十四年，東原為惠棟弟子余肖客序《古經解鉤沉》，從序中內容可知“東原此數年論學，其深契乎惠氏”。三是東原著《原善》三篇，時間大約在他游揚州識惠棟之后，其文言“理”，頗受惠氏《易微言》的影響。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22—327頁的相關論述。
2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309—310頁。
22.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506—508頁。
23.此處敘述采納了路新生的研究成果，見氏著《梁任公、錢賓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合論，臺北《孔孟學報》第68期。
24.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笫652頁。
25.錢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第11頁。
26.錢穆：《述清初諸儒之學》，《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2冊，第4頁。
2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72頁。
28.錢穆稱亭林論學宗旨在于“博學于文、“行己有恥”二語上，但是亭林后學僅師其“博文”之訓，忘其“行己”之教，致使其經世明道的真精神不能彰顯于世。為此錢穆不無感嘆地說：“三百年來，亭林終不免以多聞博學見推，是果為亭林之辱歟！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于何歸依。今謂亭林為清學開山，亦僅指其多聞博學，而忘其行己有恥之教者，豈不更可痛之其耶！”參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31頁。
29.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402頁。
3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525頁。
31.參見拙著：《錢穆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5頁。
32.據錢穆晚年回憶，“余本好宋明理學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諸儒之為學。及余在大學任教，專談學術，少涉人事，幾乎絕無宋明書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學，則又一無可奈何之事矣。”參見《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5頁。
33.錢穆：《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該文作于1935年，見《學蘥》，第82頁，香港1958年自印本。
34.《國史大綱》，上海商務編譯館1947年版，第620頁。
35.轉引自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見羅志田編：《20世紀的中國與學術·史學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頁。
36.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從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77頁。
37.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第4頁。
38.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頁。
39.事實上，由于受國難的刺激，一些專事考據的學者也在自我反省，轉變學風。如史學家陳垣先生曾說“從前專重考據，服膺嘉定錢氏；事變后頗趨重實用，推尊昆山顧氏。”見陳樂素、陳智超編校：《陳垣史學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4頁。
40.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525頁。
41.錢穆：《中國近三百著選》，年學術史》第532頁。
42.趙豐田：《讀錢著康有為學術述評》，《大公報》1937年1月29日。
【原載《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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