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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錢穆先生是20世紀中國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大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名作。錢穆主要是從宋學的角度來研究清代學術，提出了清代漢學淵源于宋學，“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著名論斷。由于錢穆治清代學術史主要以昂揚宋學精神為主旨，所以他在評價和判識清代學人學術思想的高下深淺時，就貫穿了一條是否有志經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學精神為其評判標準的。
關鍵詞：清代學術史 錢穆 宋學 漢學
一
近人研究清代學術史較早者，首推章太炎先生。章氏撰有《清儒》一篇，對清代學術的發展變遷作了提要鉤玄式的概括，可謂是近代總結清代學術史的開山之作。稍后的劉師培著《南北考證學不同論》、《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對清代學術作了富有價值的總結。繼章、劉之后對清代學術史研究最有成就者，當推梁啟超先生。1904年，梁氏在《新民叢報》發表《近世之學術》一文，這是他治清代學術史的發軔。不過這時的梁啟超對清代學術的評價總體不高，認為“有清一代之學術，大抵述而不作，學而不思，故可謂之為思想最衰時代”。 這與他后來在《清代學術概論》“自序二”中，把清代考據學與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并稱為我國五大學術思潮的評價截然不同。梁啟超晚年從政壇上退隱下來，致力于清代學術史研究，1920年寫成的《清代學術概論》， 1923年至1925年間完成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他治清代學術史最負盛名的兩部力作，集中體現了他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水平。
繼梁啟超之后對清代學術史研究最有貢獻的一位學者是錢穆先生。1928年3月，在蘇州中學任教的錢穆在《蘇中校刊》上發表《述清初諸儒之學》一文，這是他治清代學術史的開端。在1928年春完成、1931年出版的《國學概論》第九章“清代考證學”中，他對清代學術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如不能以經學考據來概括整個清代學術史，清代漢學開山應以顧、黃二人并舉，并非顧炎武一人之力，吳學、皖學不同的治學風格和學術聯系等，這些見解后來被采入了他的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當然，在錢穆先生跨入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大門時，無疑受過他的前輩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等人的影響。在他的早年著作《國學概論》中，他引用過章太炎的《清儒》、劉師培的《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多次征引過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的觀點以證其說。盡管后來錢穆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寫作主旨、研究內容和方法等方面與梁啟超大異其趣，然而以同樣的題目來研究同一時空的學術進程，這本身就是對梁啟超劃定的這一學術研究領域的認同。
1930年，由于古史辨派的主將顧頡剛的識拔和力薦，錢穆由中學教師步入大學講臺，進入燕京大學任教。第二年，轉入北大史學系。在北大任教時，除主講中國上古史、秦漢史等必修課外，他還給學生開了一門選修課，那就是梁啟超在天津南開大學和北平清華研究院開過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根據錢穆晚年的回憶，他最早接觸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是在1924年的《東方雜志》上。梁著“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四章，1924年在《東方雜志》上刊出過，錢穆首先在該雜志上拜讀了梁著的這一部分內容。梁著全書出版后，他曾在北平東安市場某一書肆購得了這部治清代學術史的名著。梁氏此書以清代漢學為宋學的全面反動為基調來疏理清代學術史，多著眼于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的對立處。錢穆不贊同這一觀點，所以他在北大史學系特開此課程，以闡發自己對清代學術史的見解。由于此課程是在梁啟超卒后不久續開，所以備受學術界的注目。當時錢穆一面授課，一面編寫講義，前后五載，終于完成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部不朽的名著。錢著共分14章，上起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晚明諸遺老，下至晚清龔自珍、曾國藩、康有為，共敘述了51位學術人物的思想。193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抗戰軍興，錢穆流轉西南。1941年，在成都齊魯國學研究所擔任教職的錢穆接受重慶中央國立編譯館之托，負責編寫《清儒學案》一書。在此之前，雖有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但江書僅迄乾嘉，又固守漢學壁壘，詳漢略宋，殊嫌不備。繼起者唐鑒的《清學案小識》，專重宋學義理，排斥漢學，分類牽強，其書止于道光季年，亦未窮盡有清一代學術原委。近人徐世昌所輯《清儒學案》208卷，1169人，止于清末，最為詳備。然該書旨在搜羅，未見別擇，被后世譏為“龐雜無類”。錢穆承擔《清儒學案》的編寫后，先讀清人諸家文集，每讀一集，始撰一稿，絕不隨便鈔摘。他托友人代為收購清代關學遺書二十種左右，有清一代關學材料，“網羅略盡”。勤讀李二曲集，采其言行撰一新年譜，所花精力尤多。又遍覽四川省立圖書館所藏江西寧都七子之書，“于程山獨多會悟”。對于蘇州汪大紳以下，彭尺木、羅臺山各家集，也提要鉤玄，“頗費苦思”。錢穆稱《學案》一書的編寫，以這幾篇最有價值。全書約四、五十萬字，共編孫夏峰、黃黎洲等64個學案，一代學林中人，大多網羅其中。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先生在《審察<清儒學案>報告書》中稱贊錢著“體裁宏峻，抉擇精嚴，允為名著。” 該書字字皆親手抄寫。由于當時處抗戰中，生活清苦，沒有再找人另抄副本，直接將手稿寄到重慶中央國立編譯館�？箲饎倮麜r，此稿尚未付印，全稿裝箱，由編譯館雇江輪載返南京。不料箱置船頭，墜落江中，葬身魚腹。全書僅存序目一篇，在寄稿前錄存，刊于四川省立圖書館主辦的《圖書集刊》第三期上。
陳祖武先生對近人治清代學術史作了這樣一個簡明而中肯的總結：“近人治清代學術史，章太炎、梁任公、錢賓四三位大師，先后相繼，鼎足而成。太炎先生辟除榛莽，開風氣之先聲，首倡之功，最可紀念。任公先生大刀闊斧，建樹尤多，所獲已掩前哲而上。賓四先生深入底蘊，精進不已，獨以深邃見識而得真髓。學如積薪，后來居上。以此而論章、梁、錢三位大師之清代學術史研究，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總其成者無疑當屬錢賓四先生。……今日治清代學術史者，無章、梁二先生之論著引路不可，不跟隨錢賓四先生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深入開拓尤不可。” 確為不易之論。
二
對于清代漢學的學術淵源及其與宋學的關系，近代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清代漢學是對宋明理學的全面反動。此說以梁啟超等人為代表。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就提出了“清學之出發點，在對于宋明理學一大反動”的主張，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又詳加闡述。在梁啟超看來，十七世紀中葉以后，中國學術思想走上了一條與宋明學術完全不同的路徑。這條路徑一方面表現為一種反理學思潮（反對理學家空談心性，束書不觀），另一方面則發展為重實證的考據學。所以，他認為從明末到清季這三百年學術史的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據此，梁著把對宋明理學的反動視為清代漢學的本質，并把漢、宋對立這一思想貫穿全書 。
錢穆不贊同梁啟超這一觀點。在他看來，宋明理學的傳統在清代并沒有中斷。不僅沒有中斷，而且對清代漢學仍然有甚深的影響。錢穆認為，清代學術由晚明諸老開出，而晚明諸老莫不寢饋于宋學。此后的李塨、方苞、李紱、全祖望等人也都對宋學有很深的造詣。即便是到了漢學鼎盛的乾嘉時代，漢學諸家的高下深淺，也往往“視其所得于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所以，錢穆提出了清代漢學淵源于宋學，“不知宋學，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見解。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中有一段精辟的論述：
治近代學術者當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為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漢學之名以與宋學敵，不知宋學，則無以評漢宋之是非。且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于宋學。繼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于宋學有甚深契詣。而于時已及乾嘉。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往往視其所得于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道咸以下，則漢宋兼采之說漸盛，抑且多尊宋貶漢，對乾嘉為平反者。故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也。
梁啟超把宋學、漢學對為兩橛，主要是從反宋學著眼去談清代學術的，旨在強調清代學術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的創新意義。從清代學術本身而言，梁氏的“反動說”無疑有他的合理性。因為清代學術的主流為經學考據，重實證，以求是為宗，與晚明空疏的學風確有不同。從清初開始，學風由虛轉實，由主觀的推想變為客觀的考察，這的確是對宋明之學的一種反拔 。錢穆清學淵源于宋學，“不識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評漢宋之是非”的主張，主要是從宋明理學的角度來談清代學術，重在強調宋明學術在清代的延續性和清代學風對宋明的繼承性 。就學術思想發展演變的一般過程言，錢穆的“繼承說”較梁啟超的“反動說”似爭更為合理一些 。因為：
首先，梁啟超把清代學術史僅僅歸結為一經學考證史，并非全面。清代學術的主流毫無疑問是經學考證，但這卻不足以概括整個清代近三百年間的學術發展史。有清一代，不僅有盛極一時的漢學，與漢學相伴的還一直存在著追尋義理的宋學。即使是在漢學如日中天的乾嘉時代，這種學風依然存在并始終與考據學相頡頑。與考據學大師戴震同時的章學誠揭橥史學經世的旗幟，發出了搜羅遺逸，擘績補苴、不足以言學的呼聲，便是對為考據而考據的乾嘉學風的抗議。而此時講求經世致用，追求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已在其內部醞釀發皇。到了晚清，伴隨著對乾嘉考據學風的反動，有常州公羊學派的崛起。到近代，康有為等人把該派的觀點發揮到極致，借經學談政治，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這些學術思潮，的確是無法用考據學來取代的。錢穆早年就反對把有清一代的學術思想籠統地概括為考證學。他在早年著作《國學概論》第九章“清代考據學”中開篇就說：“言清代學術者，率盛夸其經學考據，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則然耳。若夫清初諸儒，雖已啟考證之漸，其學術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經學考證限也�！钡降老讨畷r，乾嘉漢學流弊重重，乾嘉諸儒的古訓、古禮之研究，“其終將路窮而思變”。于是“繼吳、皖而起者，有公羊今文之學”。到了清季，康有為“以今文《公羊》之說，倡導維新變法，天下靡然從風，而乾、嘉樸學自此絕矣。”
其次，大凡一種學術思潮的興起，在前一個時代中可以找到他先存之跡象，同時也不可能在后一個時代中消失得無影無蹤。錢穆在《清儒學案·序》中指出：“抑學術之事，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彼^“每轉而益進”，指的是學術思想的繼承。前后時代的學術思想無論有多么大的差別，但其中必然有內在的聯系，必然有前后延續的成份。而“途窮必變”，則是指學術思想、方法的變革和創新。研究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只看到前后時代的學術差別而看不到繼承，或僅著眼于前后的繼承而看不到前后時代學術的區別，都是失之片面的，正確的方法應是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多方位的全面考察。錢穆研究清代學術史，研究整個中國學術史、思想史，都隱含了這樣一種方法。他說兩漢經學，并不是蔑棄先秦諸子百家之說而別創所謂經學，而是包孕先秦百家而始為經學之新生。宋明理學，并不是蔑棄漢唐而另創一種新說，而是包孕兩漢隋唐之經學和魏晉以來流布中土之佛學而再生。清代學術也不例外。對清初諸儒而言，宋明理學是他們必不可少的知識資源，宋學對他們的影響自不待言。乾嘉諸老以考據為宗，但是他們從事考據的終極目的仍是“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宋明以來相傳八百年的理學道統，其精光浩氣，仍不可掩。而道咸以來，隨著訓詁考據一途走向絕境，學者把眼光再次投注宋明理學，漢宋調和、尊宋抑漢風靡學界，經世意識和宋學精神得到高揚，理學重新得以復興。所以錢穆認為，從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這三百年學術史的大流，論其精神，仍自沿續宋明理學一派而來。誠如所言：“今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諸遺老，自諸遺老上溯東林以及陽明，更自陽明上溯朱、陸以及北宋之諸儒，求其學術之遷變而考合之于世事，則承先啟后，如繩秩然，自有條貫”。 錢穆治學術史，善于把學術思潮的發展變遷置放到思想史本身的運動中加以分析，善于從中國自身的知識和思想資源中去尋找思想史發展的內在理路。他的這一觀點和研究方法，在近現代學術界并不是沒有贊同者、響應者。比如馮友蘭先生在20世紀30年前半期出版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曾專辟“清代道學之繼續”一章來討論清代漢學與宋明理學的關系，認為清代漢學家表面上雖然表現為反道學，但他們所討論和關注的問題，實際上仍是宋明道學的繼續，與錢穆持有相同的見解 。
三
關于清代學術史的分期，錢穆在《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從學術與政治的關系著眼，把清代學術史分為前后二個時期。從順治入關到乾嘉時代為前期，清初諸儒承襲了宋明儒思想的積極治學傳統，在清初學術史上開拓了一片新天地。但到了乾嘉時期，學者在清廷刀鋸鼎鑊的淫威下走上了訓詁考據之路，畢生在叢碎故紙堆里，追求安身立命之所。從道咸起至清廷覆滅為后期，在后期八十年中，一方面是清朝政治腐敗，另一方面則是西學東漸，二者給晚清學術思想以極大的影響。在《清儒學案序》中，錢穆從理學的角度出發，把清代學術史分為晚明諸遺老、順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四個階段，并對四個階段不同的學術特征作了歸納概括。錢穆的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除第一章“引論”論述清代學術的源起及其與宋明學術的關系外，其余十三章皆以各個時期學術發展史上的代表人物為題。各章所選擇的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乾嘉、晚清三個時期，涵蓋了有清一代學術發展史上的經世思潮、經學考據和今文經學等各個層面。這里我們以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考察中心，對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這三百年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作一些論述和分析。
1.清初諸儒之學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學術發展歷程中，錢穆先生特別推崇清初諸儒之學。他在1928年發表的《述清初諸儒之學》一文中稱清初諸儒，“上承宋明理學之緒，下啟乾嘉樸學之端。有理學家之躬行實踐，而無其空疏；有樸學家之博文廣覽，而無其瑣碎。宋明儒專重為人之道，而乾嘉諸儒則只講讀書之法。道德、經濟、學問兼而有之，惟清初諸儒而已。”與此文大約刊出的同時，錢穆在1928年春完成的《國學概論》第九章中，也扼要地勾畫出了明末清初群儒的思想。他說“推極吾心以言博學者，有黃梨洲”；“辨體用，辨理氣，而求致之于實功實事者，有陳乾初”；“不偏立宗主，左右采獲以為調和者，有孫夏峰、李二曲、陸桴亭”；“絕口不言心性，而標‘知恥博文’為學的者，有顧亭林”；“黜陽明而復之橫渠、程、朱，尊事物德行之實，以糾心知覺念之虛妄者，有王船山”；“并宋明六百年理學而徹底反對之者，有顏習齋”。 在錢穆看來，在清初諸儒中最有建樹的，當推黃梨洲（宗羲）、顧亭林（炎武）、王船山（夫之）、顏習齋（元）四家，所以他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5章著重對這四家的學術思想及其清學史中的影響作了專門的研究和闡發。
黃梨洲從學于劉蕺山（宗周），以發揮其師慎獨遺教為主。他把讀書與求心，博學與良知統一起來，對于矯正晚明王學未流空疏偏狹之弊，極有意義。顧亭林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相標榜，治學明流變，求佐證，不言心性，為乾嘉考據學開一新途轍。但亭林治學以考據為手段，而非目的，其治學宗旨在于明道救世。王船山學宗橫渠（張載），“能辟佛老以返諸儒”，論學始終不脫人文演化之觀點，其學博大精深，三百年來思想之深刻無出其右。顏習齋論學深斥紙墨誦讀之業，對宋明六百年來之理學，高言排出，一壁推倒，“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開二千年不敢不之筆”，在清初學術史上別開生面，獨樹一幟。
在清初四大家中，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主張對乾嘉考據學風影響至大，乾嘉時期的經學考據實由此而衍生。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對顧炎武推崇有加，尊之為清代“漢學開山”。他說顧氏在清代學術界占有最重要的位置，其一在于開學風，排斥理氣性命之玄談，專從客觀方面研察事物條理。其二在于開治學方法，如勤搜資料，綜合研究，參驗耳目聞見以求實證，力戒雷同剿說，虛心改訂不護前失等。其三在于開學術門類，如參證經訓史跡，講求音韻，說述地理，研究金石等。故亭林之學，氣象規模宏大，乾嘉諸老，無人能出其右。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他發其端，后人衍其緒，影響了整個清代學術的去向。 所以梁啟超指出，亭林之學“對于晚明學風，表現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態度，影響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極大。所以論清代漢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
錢穆并不否認顧炎武對乾嘉考據學風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并不否認顧炎武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說亭林“治學所采之方法，尤足為后人開無窮之門徑。故并世學者如梨洲，如船山，如夏峰，如習齋，如蒿庵，聲氣光烈，皆不足相肩并�！湟鈿馄橇Γ宰阋灶I袖一代之風尚矣�！� 但與梁啟超所不同的是，錢穆對顧炎武“經學即理學”的思想淵源作了一番窮源竟委的考證和解釋，認為此說并非顧氏自創，清初錢謙益已開其先，而錢氏之說又源自明代的歸有光。他說：“亭林治經學，所謂明流變，求佐證，以開后世之途轍者，明人已導其先路。而亭林所以尊經之論，謂經學即理學，舍經學無理學可言，求以易前人之徽幟者，亦非亭林獨創�？甲C博雅之學之所由日盛，其事亦多端，惟亭林以峻絕之姿，為斬截之論，即謂經學即理學，因以明經即明道，而謂救世之道在是” ，故其說遂為后世矚目。
在錢穆看來，對乾嘉考據學風影響很大的并非顧炎武一人，在晚明諸遺老中，黃宗羲的影響就不小。此說在他早年著作《國學概論》中已有闡發，在《近三百年學術史》“梨洲經史之說”中亦詳加討論。黃氏考證《易經》，著《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胡渭著《易圖明辨》，卷末備引其說。著《授書隨筆》一卷，實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之先導。又究天文歷算之學，亦開風氣之先，著《授時歷故》等書，俱在梅文鼎前。于史學，貢獻特大，為浙東史學的開創者。浙東史學自梨洲開其端，一傳為萬季野（斯同），再傳為全謝山（祖望），止于章實齋（學誠），遂與吳、皖漢學家以考證治古史者雙峰并峙，交相輝映。錢穆認為，黃宗羲為矯晚明王學空疏之弊，力主窮經以為根底，已為新時代學風開一新局，其影響后學，實不在顧亭林之下。后人言清代漢學，不提黃氏的影響，全以顧亭林“經學即理學”為截斷眾流，是因為顧氏之說符合漢學家的口味，而梨洲則以經史證性命，多言義理，不盡于考證一途，故不為漢學家所推重。錢穆認為，清代學術在乾嘉時期走入顧氏“經學即理學”一途，浙東精神未能彰顯于世，這實在是清代學術史上一件值得令人惋惜的事 。所以他批評梁啟超把清代漢學開山歸于顧氏一人之力，為“失真之論” 。
2.乾嘉經學考據
清代學術發展到乾嘉時代，拋棄了顧炎武、黃宗羲等晚明諸儒通經致用的思想，演變成為考據而考據，為學問而學問的學風。所以，清初經世致用的學術精神至乾嘉考據學風的興起而大變，其學術精神在考據而不在義理。乾嘉考據之學至吳人惠棟、皖人戴震已臻全盛，尊漢排宋，風靡學界。所以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6—10章專論乾嘉考據之學。
將乾嘉考據學分為吳、皖兩派，在江藩《漢學師承記》中已露端倪，而將兩派學術異同作區分并加以論述的則首起于章太炎。他稱清儒“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 梁啟超繼承章氏之說而發以發揮，認為吳派為學淹博，拘守家法，專宗漢說；皖派治學不僅淹博，且重“識斷”、“精審”。于是惠、戴之學中分乾嘉學派，遂成定論。吳、皖兩派分幟對立之說創立以來，學術界多遵章、梁之說，不免忽略了兩派之間的學術聯系。錢穆在研究乾嘉學術時，不僅看到了吳、皖兩派的學術區別，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兩派之間的學術聯系及其相互影響，這體現了他治學的敏銳和識見精深之處。錢穆認為，蘇州惠學尊古宗漢，意在反宋，惠棟即有“宋儒之禍，甚于秦灰”之說。而皖南戴學卻“從尊宋述宋起腳”，初期志在闡朱述朱，與反宋復古的吳學宗旨不同。但自乾隆22年（1757年），戴東原（震）北游后南歸，在揚州見到惠定宇（棟）以后，其學大變，一反過去尊宋述朱轉而詆朱排宋，而戴門后學，排詆宋儒，蔚為風尚，乾嘉漢學由是大盛。錢穆認為，“乾嘉以往詆宋之風，自東原起而愈甚，而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于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 他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列出了多條理由以證其說 ，得出了“東原極推惠，而惠學者亦尊戴，吳、皖非分幟”的結論。所以，錢著以惠、戴論學有舍，交相推重為由，將二人同列一章，即體現了這種布局安排。
由于錢穆力主清學導源于宋學，重視宋明理學對清代學術的影響，所以其著作在內容的安排上，特別注重發掘清儒對宋明理學問題的探討，即便是在漢學全盛的乾嘉時代，書中的編纂布局亦是如此。錢著笫八章以戴東原為題，而以江慎修（永）、惠定宇（棟）、程瑤田（易疇）附之。江、戴、程三人皆歙人，以江、程附戴，目的在于厘清戴學的學術淵源。錢穆指出，徽、歙之間，乃朱子故里，學者講學，多尊朱子，故尚朱述朱之風，數世不輟。對于皖學的淵源，錢穆在《國學概論》中作了這樣的敘述：“徽州之學，成于江永、戴震。江（永）治學自禮入。其先徽、歙之間，多講紫陽（朱子）之學，遠與梁溪、東林相通，（江）永蓋承其緒風，東原出而徽學遂大，一時學者多以治禮見稱�！痹凇督倌陮W術史》中，錢氏作了更詳盡的考證：“考徽、歙間講學淵源，遠自無錫之東林。有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汪佑、吳慎、朱璜講朱子之學于紫陽書院，又因汪學圣以問學于東林之高世泰，實為徽州朱學正流，江永、汪紱皆汲其余波。故江浙之間學者多從姚江出，而皖南則一遵舊統，以述朱為正。惟汪尚義解，其后少傳人，江尚考核，而其學遂大�！� 江氏之學傳至東原，形成皖學。錢穆述東原之學源于徽歙，戴學源出朱子，其用意主要落在宋學對戴氏的影響上。這說明皖學自紹宋入手，與吳學自攻宋起腳異趣。戴氏晚年排詆宋儒，刻深有過顏李，所以章學誠力斥東原攻朱子之非，譏其“飲水忘源”。錢著第十章以焦里堂（循）、阮云苔（元）、凌次仲（廷堪）為題而附之以許周生（宗彥）、方植之（東樹），也體現了這種安排。焦循、阮元、凌廷堪學尊東原，為考據名家，但錢穆看重的并不是他們在考據學上的成就，而是把眼光投注到他們對漢學流弊的反思和批評上。錢穆指出，焦氏之學“主用思以求通”，與當時名物訓詁逐字逐句的零碎考釋學風已有不同。阮元“頗主求義理，故漸成漢宋兼采之風�！倍柰⒖皩Ξ敃r漢學流弊多有不滿，有“不通世務，不切時用”，“好罵宋儒，而高自標置”，“意氣日盛”等批評之語 ，實開近代抨擊乾嘉學風之先聲。焦、阮、凌三人皆為漢學考據大家，卻群起批評自己學派的短弊，從中亦可透顯出一個學術轉變的新時期即將來臨。故此章以考據學風的批評者許宗彥附于三人之后，又以攻擊乾嘉漢學最烈的方東樹殿尾，無非是要向人們表露這樣一個信息：乾嘉漢學此時流弊重重，逐漸失去了學術界的支持，“路窮而思變”，此后的學術路向必然要向漢宋兼采的方向發展。此章的謀篇布局，可謂匠心獨運 。
3.常州今文學派
在考據學風彌漫的乾嘉之際，公開站出來批評這種學風、樹反漢學旗幟的有史學家章學誠。章氏祭起“學術當以經世”的旗幟，高唱“六經皆史”之說，對乾嘉漢學埋首考據的瑣碎學風大加抨擊。到道、咸之際，隨著訓詁考證一途走向絕境，有追求微言大義的常州今文學派的異軍突起，湮滅了一千多年的西漢今文經學重新得以復興。錢穆指出，常州今文學派“起于莊氏（存與），立于劉（逢祿）、宋（翔鳳），而變于龔（自珍）、魏（源）�！彼藻X穆《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1章以龔定庵（自珍）為題，附之以莊方耕（存與）、莊葆�。ㄊ鲎妫�、劉申受（逢祿）、宋于庭（翔鳳）、魏默深（源）、戴子高（望）、沈子敦（垚）、潘四農（德輿），對晚清最重要的學術思潮常洲今文經學作了專門論述。
常州之學由莊存與開其端，莊氏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著《春秋正辭》，旨在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常州公羊學至莊存與的外甥劉逢祿、宋翔鳳時張大旗幟。常州言學，主微言大義，而通于天道人事，最終必歸趨于論政，開此風氣之先者首推龔自珍。龔氏一反當時經學家媚古之習，而留情于當代之治教，于是盱衡世局，而首唱變法之論。魏源繼之，以“經術為治術”，欲“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至康有為時，以經學談政治，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于是常州之學，終于掩脅晚清百年來之風氣而蔚為大觀。錢穆認為，常州今文學之初期，專言公羊，不及他經，至龔、魏時而大變，由信公羊轉而信今文，輕古經而重時政，而龔、魏之主張實承章學誠而來。在錢穆看來，乾嘉漢學揭橥為學問而學問的旗幟，為學重在實事求是，而常州今文學派重在舍名物訓詁而追求微言大義，這已失去了漢學精神，乾嘉考據之學至此聲光不存。
清代今文經學極于康有為，所以錢穆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終于康氏。晚清的今文經學至龔、魏而蔚為大觀，到廖平、康有為時集其大成。特別是康有為繼承常州今文學派的觀點大加發揮，其著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為現實的政治需要隨意解釋六經，取舍、改鑄歷史，其弊以至“顛到史實而不顧”。錢穆稱“康、廖之治經，皆先立一見，然后攪擾群書以就我，不啻‘六經皆我注腳’矣，此可謂之考證學中之陸王。而考證遂陷絕境，不得不墜地而盡矣。” 在錢穆眼中，晚清今文學家走的是“一條夾縫中之死路，既非乾嘉學派所理想，亦非浙東史學派之意見�？紦x理，兩俱無當。心性身世，內外落空。既不能說是實事求是，亦不能說是經世致用。清儒到道咸以下，學術走入歧道，早無前程”。 學術之事，“每轉而益進，途窮而必變”，此下的學術路徑必然有變，不能再循此三百年的老路走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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