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玄燁（1654—1722）是否會下圍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正史中并無玄燁弈棋的記載，但是在野史、軼聞中卻有一些這方面的材料。例如：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中有一段記載：
清初鰲拜輔政，因正白旗圈地事，直隸總督朱公（昌祚）、巡撫王公（登聯(lián)）、戶部尚書蘇公（納海）與之齟齬，乃悉加誅夷，圣祖不預知也。嘗托病不朝，要親往問疾，圣祖幸其第，入其寢，御前侍衛(wèi)和公（托）見其色變，急趨至榻前，揭席刀見，圣祖笑曰：“刀不離身，滿洲故俗，不足異也。”即返駕。以弈棋召索相國（額圖）入謀。數(shù)日后，鰲拜入見，召羽林士卒立擒之。
又據(jù)周家森《留余簃弈話》載：
黃霞，字龍士，又字月天，清儀征入。善弈，能自出新意，窮極變化，康熙時稱為“弈圣”。嘗十萬壽節(jié)日，在御前圍棋，下完后于棋盤上排一“壽”字，而四角上亦均各排蝙蝙一只，以示福壽之意。殊為難能可貴矣！
以上所引兩段材料，皆透露出玄燁喜愛圍棋的些須情況，但是否事實，由于缺乏旁證材料，還難以斷言。即以康熙除鰲拜一事看，據(jù)《清史稿·圣祖本紀》載：
康熙八年，上久悉螯拜專橫亂政，特慮其多力難制，乃選侍衛(wèi)拜唐阿年少有力者，為撲擊之戲。是日螯拜入見，即令侍衛(wèi)等掊而系之。
其中并無玄燁以弈棋召索額圖入謀的記載，或許《清朝野史大觀》另有所據(jù)，只是我們今天難以查考而已。
關于吳三桂如何謀殺永歷帝一事，某些史料語焉不詳。清人筆記中的劉獻廷《廣陽雜記》提供了一些細節(jié)：
……永歷之自緬歸也，吳三桂迎入，坐輩中，百姓縱觀之，無不泣下沾襟。……予曰：“聞帝崩之日，天有風云之變，果然否？”曰：“吳三桂既得密旨，請帝于北門庫飲弈，遂弒之。百姓初不之知也。”
由此可知，吳三桂是奉清帝密旨后，請永歷帝飲酒弈棋，加以謀害。據(jù)劉獻廷講，此事乃江寧吉坦然親眼所見。坦然曾隨其父扈從永歷帝去云南，甲午開科中式，授大理府云龍州知州，后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誠，授蒙自縣知縣，后出縣流寓粵東。對云南的事知之最詳，故他的敘述大致是可信的。
吉坦然的敘述表明，永歷帝顯然喜歡飲酒弈棋，吳三桂大約知道他的這種嗜好，所以用為誘餌，將他騙來殺害。
張潮（1650—？），清文學家，字山來，號心齋，安徽歙縣人。以歲貢任翰林院孔目。他所著的《幽夢影》中有一些關于圍棋的妙論，讀之令人心曠神怡：
雖不善書，而筆硯不可不精；雖不業(yè)醫(yī)，而驗方不可不存；雖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備。
昔人云：“若無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答一語云：“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春雨宜讀書，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檢藏，冬雨宜飲酒。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聲，水際聽欵乃聲，方不虛生此耳。若惡少斥辱，悍妻詬誶，真不若耳聾也。“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二句極琴心之妙境；“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二句極手談之妙境。
張潮的這些妙論，充滿生活的情趣，也表現(xiàn)出封建文人的高雅情懷。如若將其中的圍棋言論擇出連接一起，就會構成一幅生動的圖景：“雖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備”，“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夏雨宜弈棋”，“白晝聽棋聲”，“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這難道不是作者圍棋生活的真實寫照嗎？
張潮認為“翰墨棋酒”勝過“花月美人”，在封建文人圈子中，不見得會引起廣泛擁護，但在那些胸懷磊落，志趣高雅的文人中，自會得到充分地響應。自唐、宋以來似乎已成定論。
與張潮基本同時的尤侗（1618—1704），康熙時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他寫過一篇《棋賦》，其中有這樣的字句：“試觀一十九行，勝讀二十一史”。與張潮遙相呼應，表現(xiàn)對圍棋的極端推崇。尤侗的觀點自然有些偏頗，但也確實道出康熙年間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聲。圍棋唯一的壞處就是太迷人，煙酒可以戒，唯有圍棋無法戒。一個人一旦學會下圍棋，就等于找到一個不能分離的“情人”，她將伴隨你快樂地度過終生，而你卻無從抗拒。
乾隆時期，社會上的文士名流推崇圍棋，有助于圍棋浪潮的不斷高漲。其中應該特別提到著名詩人袁枚，倡導圍棋不遺余力。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隨園老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出知溧水、江浦、沐陽、江寧等縣。年四十即告歸，筑“隨園”于江寧之小倉山，專以著述詩文為事。有《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余卷及其它著述三十余種。
袁枚一生嗜好圍棋。其所著《山中行樂詞》云：“何物共閑戲？圍棋亦偶然。買碑爭舊搨，染筆試新箋。食品何曾纂，茶經(jīng)陸羽編。搜奇兼志怪，俱是小游仙。”詩中所列舉的幾項；圍棋、金石、書畫、飲食、搜奇，構成了袁枚文化生活的主要內容。但詩中說：“何物共閑戲，圍棋亦偶然。”是不是袁枚只是偶爾下下圍棋呢？恐怕這樣寫只是想表明圍棋在他生活中所占的位置。而據(jù)有些資料記載，情況也不盡如此。例如晚清學者俞樾曾看過袁枚玄孫袁潤所保存的《袁隨園紀游冊》，其中所記袁枚79歲、80歲兩次出游蘇、杭、浙東、金陵期間，幾乎天天下棋，并詳細記錄輸贏情況。俞樾因此題詩云。“日日舟窗幾局棋，輸贏幾子必書之。”可知袁枚對下棋的態(tài)度是嚴肅認真的，而且愈老興趣越濃。
在袁枚的詩集中，詠圍棋的專篇和散句頗為不少。如《觀弈》：“清簟疏簾弈一盤，窗前便是小長安。不關我事眉常皺，閱盡人心眼更寬。黑白分明全局在，輸贏終竟自知難。憑君著遍飛棋好，老譜還須仔細看。”再如《詠觀棋》：“悟得機關早，都緣冷眼明。代人危急處，更比局中驚。張步臨奔海，陳宮見事遲。分明一著在，未肯告君知。肯舍原非弱，多爭易受傷。中間有余地。何必戀邊旁。”模擬觀棋人的心情，頗為傳神。從“肯舍原非弱，多爭易受傷。中間有余地，何必戀邊旁”一句看，袁枚對棋理還是很有研究的，估計他的棋也下得不錯。
袁枚曾為棋圣范西屏、國手徐星標標撰寫墓志銘，對他們的精湛技藝和杰出人品推崇備致。袁枚曾親見西屏對弈，可能與西屏有較深的交往。他說：“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后接精髹器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醰粹如西屏，然后嘆藝果成皆可以見道。今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反不如執(zhí)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一藝之成皆可以見道，誰都會這樣說，并不算出奇的言論。而袁枚將“尊官文儒”與西屏等人對比，認為他們“終身在道中”，“反不如執(zhí)伎以事上者”，則是一種發(fā)自內心的感嘆，透露出袁枚對現(xiàn)實中那些“尊官文儒”的諷剌與不滿。
圍棋雖然長期名列中國四大藝術之一，但在歷代士人心目中，難與詩文、書畫比肩，因此專事下棋的人也被看作技藝之徒。這種情況在清代已有很大改變，也就是說，圍棋作為中華的國技，日益受到士人的尊崇；國手的聲望也與日俱隆，到處受到上層社會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熱烈歡迎。我們可以用雍、乾時期的著名詩人沈德潛、趙翼與范西屏作一比較，沈、趙的詩名只局限于一個小范圍之內，難比范西屏的棋名舉國震響，有口皆碑。而范西屏在全國各地受到的歡迎和款待、士夫名流皆以結識為榮，更是沈、趙所難企及的。袁枚是雍、乾時期最負盛名的詩人，他對國手的稱譽，在社會上會帶來很大影響。且看他為范西屏所寫的墓志銘：
雖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將以棋名，松風丁丁。
直是認為西屏的名望，竟比顏回、曾參這些二等圣人還要高。評價似有過甚之處，但也未必不是現(xiàn)實情況的一種反映。
紀昀（1724—1805），字曉嵐，乾隆、嘉慶年間著名學者，曾任《四庫全書》館總纂官，刪定總目提要。其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中，多次敘及圍棋，對于了解乾隆、嘉慶時期朝野圍棋的興旺情況很有幫助。
紀昀本人也會下棋，但他比較欣賞蘇東坡、王安石對圍棋的態(tài)度，即不以勝負為懷，著重于追求其中的意趣。《閱微革堂筆記》中有“弈棋雜感”一則，抄錄如下：
南人則多嗜弈，亦頗有廢時失事者，從兄坦居言：丁卯鄉(xiāng)試，見場申有二士，畫號板為局，拾碎炭為黑子，剔碎石灰塊為白子，對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閑遣日，原不妨偶一為之，曰此為得失喜怒，則可以不必。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荊公詩曰：“戰(zhàn)罷兩奩收白黑，一抨何處有虧成？”二公皆有勝心者，跡其生平，未能自踐此言，然其言則可深思矣。帝卯冬，有以八仙對弈圖求題者，畫為韓湘、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鐵拐李枕一壺盧睡。余為題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才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對弈圖？”“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心。那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xiāng)深！”今老矣，自跡生平，亦未能踐斯言，蓋言則易耳。
紀昀所記場中二士，為弈棋爭勝，連功名都不要了，足見圍棋迷人之深。這種作法自然是不足取的。紀昀由此而發(fā)的感慨也很有意思，他認為蘇東坡、王安石對棋局的勝負看得很超脫，但在生活中卻很難超然物外，即“皆有勝心者”。紀昀并且承認自己也達不到與世無爭的地步。看來局中的勝負和人間的“勝負”是有差別的，然而人活在世上，沒有一點勝負心，形同死灰槁木，那活著還有什么意義呢？
圍棋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有強烈的勝負，符合了人的欲念和世間的競爭法則。如若沒有勝負，它也很難在長達幾千年的時間里，贏得億萬愛好者的心。
《閱微草堂筆記》中，還有一段乾隆時期高手程念倫與乩仙下棋的事，讀來頗有趣：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間，來游京師，弈稱國手，如皋冒祥珠曰：“是與我皆第二手，時無第一手，遽自雄耳。”一日，門人吳惠叔等扶乩問仙善弈乎？判曰：“能。”問：“肯與凡人對局否？”判曰：“可。”時念倫寓余家，因使其弈。初下數(shù)子，念倫茫然不解，以為仙機莫測也，深恐敗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顫，始敢應一子，意猶惴惴。稍久，似覺無他異，乃放手攻擊，乩仙竟全局覆沒，滿室嘩然。乩忽大書曰：“吾本幽魂，暫來游戲，托名張三豐耳。因粗解弈，故爾率答，不虞此君之見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長安道上，鬼亦誑人。”余戲曰：“一敗即吐實，猶是常安道上鈍鬼也。”
所謂“仙”，無非是扶乩的巫師裝神弄鬼，他雖自誇善弈，但遇到高手，自然會全軍盡墨。程念倫、冒祥珠大約是士大夫中的高手，在乾隆時期弈壇強手如云的情況下，能達到二手的程度，已是相當不錯了。只是關于他們弈棋的情況，除上述一則趣聞之外，史料中卻未留下絲毫記載。
圍棋一般是兩個人下的，人多了也可。比如“聯(lián)棋”，有時竟多達幾十位，分為兩班人馬，一人走一步，輪流走下去，取其熱鬧而已。
那么，一個人是否也能下圍棋？答案是肯定的。不僅高手，既使一般愛好者，在研究和學習棋藝的過程中，也常常自己和自己下棋。這實際上是一個思維的過程，即在頭腦中設一個假想的對手，先構思他怎么走，然后再構思自己如何應對。一盤棋就這樣下出來了。清代散文家魏禧（1624——1680）所著《魏叔子集》中，有一篇《獨弈先生傳》，記述了一位專門自己和自己下棋的人——黃在龍。
據(jù)魏禧描述：黃在龍性不治生產(chǎn)，絕世務而好弈。常閉戶居，戶外人聞子聲丁丁然，窺之，則兩手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殺。或默然上視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稱曰：“獨弈先生”。
“獨弈先生”兄弟三人，伯好鼓琴、仲好藝花竹，而先生獨好弈。或求對，亦不辭也。先生開枰布子，伯、仲常侍局，先生微問可否？伯、仲各以意對，先生說：“若長于守，若長于攻，然皆偏將材也，使握中權，決機兩陣，難哉”！年七十有七卒，其獨弈未嘗稍衰云。
魏禧發(fā)表感想說：“古嗜弈者眾矣，未有獨弈者？曰：有之。弈，攻圍沖劫，變化通于兵法。諸葛武侯臥隆中時，未聞有十夫之聚，指揮旌幟，教坐作也。出而戰(zhàn)必勝，以仲達之智，畏之如虎。吾意其獨居抱膝時，日夜之所思，手所經(jīng)營，未嘗不在兩陣間也，非獨弈而何哉？先生之意，其不可測識哉！”
魏禧說諸葛亮隱居隆中時，獨自研習兵法，有類于“獨弈”，是不錯的。但因此認為黃在龍的獨弈，其意不可測識，則未免貽笑大方。前面說過，對于圍棋愛好者來說，獨弈乃是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黃在龍既使比一般人更嗜好獨弈，恐怕也難說他象諸葛孔明一樣，有志圖王吧。
寫到這里，筆者不禁想起有關圍棋巨星吳清源的一段趣事。吳清源也可說是一位“獨弈”的專家，他獨自一人苦心研究出的新手、新定式不勝枚舉。因此，日本著名九段棋手武官正樹曾說：“我們作為職業(yè)棋手感到很光彩，有一半是托了吳先生的福。”自然，吳清源所創(chuàng)造出的新手和新定式，在未發(fā)表之前屬于個人“專利”，是秘而不宣的。而一旦在實戰(zhàn)中走出來，常常使對方措手不及。五十年代初期，第一次“吳清源——高川格”三番棋中，吳清源在“大雪崩”定式中走出向里曲的新變化，使高川格大驚失色。在觀戰(zhàn)室中的年輕棋手紛紛議論說：“吳先生把定式搞錯了！”殊不知這正是吳清源苦心孤詣的變著。這局棋最終以吳清源的徹底勝利而宣告結束。
曾國藩（1811—1872）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人物。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成為維持搖搖欲墜清王朝的中流坻柱。他學識淵博、詩文傳世，文治武功足以名彪青史。一般的學生大約只知道曾國藩是屠殺天國義士的劊子手，稍有學識的人還知道有一部《曾文正公文集》。然而恐怕沒有幾個人知道，曾國藩一生嗜棋如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圍棋迷”。
曾國藩在道光二十年考中進士，旋任翰林庶吉士，時年28歲。在他傳世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自己日常的圍棋活動。僅就這些日記中的記載大致統(tǒng)計，從道光二十一年起的十三年中，他共對弈一千三百余盤棋，觀棋還不在其中。自然，實際對局的數(shù)目還不僅于此。
據(jù)記載，曾國藩“終身患癬，每晨起必圍棋，公目注楸枰，而兩手自搔其膚不息，頃之案上肌屑每為之滿。”從記載中看，有時他一天下兩盤棋、有時一天下三盤，最多一天下四盤。作為朝廷大員，曾國藩公務繁冗，但他常忙里偷閑，弈棋遣興。有一次他在處理兩百件公文后，仍要下兩局棋方能入睡。有一天曾不斷接待來訪者五回，忽然發(fā)了棋癮，非下兩盤棋后才人內室休息。還有一次為來訪者書寫對聯(lián)十七幅，不顧疲勞繼續(xù)弈棋。有時半日內分別與兩人對陣，有時一日內連與兩人對壘角逐。這些都是曾國藩在日記中親手所記，可見圍棋已成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娛樂活動。不僅如此，往往下完棋后余興未盡，半夜時分進了內室，他還要擺開棋盤，或打譜或復盤，仔細玩味一番。當身邊無人可為對手或遇風雨無法外出，曾國藩只好自己一人對弈，實在無以遣懷，就把夫人拉出來下一局，也有自得之樂。
曾國藩的棋友，在他日記中就可找出五十余位。從身份看范圍極廣，諸如親朋好友、幕僚職屬、看病的大夫、過往的官員以及不第的士子，還有他的兄弟曾國荃和弟媳等等。除此而外，當時國手周小松、黃南坡等也與曾國藩有過棋藝交往。曾國藩于棋友常引為同調，情意眷眷。棋友別去，他親送行，棋友辭世，他則痛哭，并吟詩作賦以寄懷念之情。這里應特別提到曾國藩與僚屬下棋，大凡他棋癮發(fā)作，即不顧封建等級尊卑的界限，常找下屬手談。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小小的桐城縣令薛炳煒是他常年的棋友。有一個不曾記下姓名的普通舉人，因棋藝頗佳，也受到曾國藩的青睞。咸豐九年十二月，已是子夜二更時分，曾國藩旁觀魯秋航、李榕二入夜戰(zhàn)，四時許才入睡。之后幾天不下棋，技癢難耐，就悄悄到下屬如毛鴻賓、胡蓮舫家中求戰(zhàn)。以總督的身份，為了下棋，不惜屈尊下就，這不正說明圍棋的巨大魅力嗎？
不僅在家中弈棋，既使公務在身，曾國藩也往往見棋就忍不住要比試一番。道光年間他人宮當值，至勤政殿引見前也要下兩盤棋過癮。一般官員見皇帝前往往誠惶誠恐，不敢稍有松懈，而他卻要先下兩盤棋，棋癮之大是自不待說了。后來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時，曾國藩率軍征戰(zhàn)，更是以圍棋隨身自娛，而且愈是不順心愈要下棋。這時圍棋已成為他排遣憂患，不可須臾分離的精神寄托。咸豐九年，在三河戰(zhàn)役中，他的胞弟曾國葆和愛將李續(xù)賓被太平軍擊斃，不久湖南寶慶被圍，曾國藩“心急如焚”，遂拉棋友吳子序弈棋兩局。其間他瘧疾發(fā)作，手疼兼生坐板瘡，可以說是坐立不安，只好下棋以“解心煩”，看完病便與大夫郭霈霖手談兩局。咸豐十年七月，曾國藩正與程桓生下棋，忽接圣旨，朝廷補授其為兩江總督。一時府邸車水馬龍，冠蓋如云，程桓生欲罷戰(zhàn)，而他堅持棋局收盤后才接見道喜的客人。咸豐十一年，英王陳玉成一舉圍殲湘軍三百余人，曾國藩“心煩意亂”，遂下三盤棋定神。同治二年二月在丁家洲船上，一日之內連戰(zhàn)六局，每局約兩刻許。七月金陵解圍戰(zhàn)失敗，他“寸心如割”，又下兩盤棋。不久其妾陳氏病重吐血而死，“哭聲凄涼”，他“心緒殊劣”，又與歐陽兆熊連弈四局以解哀愁。同治三年，太平天國天京失陷，曾國藩由安慶趕至金陵，親審忠王李秀成。一時找不到對手，便與其弟曾國荃隨便下兩局應景，據(jù)他在日記中說，只有這樣才算未虛度時日。
同治四年四月，朝廷調他鎮(zhèn)壓捻軍，他自南京北上，一路上因剿捻失敗“焦灼之至”，途經(jīng)山東泰山，上山前在泰安考棚中與人對弈兩局，下山后又下兩局。返寧途中在淮安適逢漕運總督吳棠，兩人是多年棋友，遂弈戰(zhàn)不休，十七天內竟酣戰(zhàn)六十八局棋。
以上所述是曾國藩在戎馬生涯中與圍棋結下的不解之緣。他不僅以圍棋排憂解難，也曾有意識地將圍棋用于軍事。據(jù)載，一次部下向他報告大將多隆阿收隊之法，他便命人“以棋子擺列陣式”進行實戰(zhàn)研究。
曾國藩一方面嗜棋，一方面又屢屢發(fā)誓戎棋。大約愛之深反又恨之切，矛盾的心情頗為有趣。他認為下圍棋“最耗心血”，多下則“頭昏眼花”，有時“眼蒙太甚”，“明知曠工疲神而屢蹈之”。一度發(fā)誓“戎棋”，他在日記中曾寫道：“為棋所困，費光陰至一時之久，妨正務，以后戒之。”甚至說再下棋便“永絕書香”，決心不謂不大。為了戎棋就只看他人下棋，結果如何呢？仍“躍躍欲試，不僅如見獵之喜，口說自新，心中實全不真切”。愈戒棋癮愈大，終于也未能戒掉。
清代圍棋的繁榮，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到小說之中，著名小說如《聊齋志異》、《紅樓夢》、《儒林外史》、《鏡花緣》中都有關于圍棋活動的描寫。由于這幾部小說均產(chǎn)生于康熙、乾隆時期，也就間接地反映了康、乾盛世社會圍棋活動的某些情況。
《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蒲松齡是否喜愛下棋，還未見到這方面的材料。但在《聊齋志異》中談到圍棋的有十五篇之多，較為著名的有《嬌娜》，《連瑣》、《陸判》、《云蘿公主》等。還有一篇《棋鬼》，對現(xiàn)實生活中嗜棋如命的人作了形象、深刻的描繪。小說寫一個“湖襄人”，癖嗜弈，產(chǎn)蕩盡。“父憂之，閉置齋中，輒逾垣出，竊引空處，與弈者狎。父聞詬詈，終不可制止。父赍恨死，閻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后來“東岳鳳樓成，下牒諸府，征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召自贖”。誰知這位書生又半道與人下棋，遷延誤期，結果“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
小說雖然寫的是鬼，實際上卻是刻畫現(xiàn)實中活生生的人。請看如下描寫：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解組鄉(xiāng)居，日攜棋酒，游林丘間。會九日登高，與客弈，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耽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鶉結焉，然意志雅溫，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搛。公指棋謂曰：“先生當必善此，何不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局終而負，神情懊熱，若不自己。又著又負，益憤慚，酌之以酒，亦不飲，惟曳客弈。自晨至于日昃，不逞溲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
寥寥幾筆，一個嗜棋而棋力又不高的形象躍然紙上。愛丁棋的人都知道，象蒲松齡所描寫的這種類型的人，俗稱“屎棋”經(jīng)常可以見到，不能不說蒲松齡對生活的觀察十分仔細，勾勒人物也非常傳神。蒲松齡寫這個故事的用意比較明顯，旨在諷喻嗜癖誤事。但世上因嗜癖誤事的例子盡多，為什么作者偏偏選中嗜棋呢？我們可以設想，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觸動了作者，使他產(chǎn)生了“勸戒”的欲望。作者最后形容嗜棋的人說：“見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弈又忘其生。”也就是“見弈而忘生死”，世上有這樣的人嗎？曰有，圍棋之迷人可謂深矣。
《紅樓夢》前八十回寫圍棋的地方不多，除第六十二回寫“探春便和寶琴下棋，寶釵，岫煙觀局”這樣幾個字以外，還提到過丫環(huán)們用圍棋“趕子”（一種簡單的盤戲）。但是在后四十回中，有關圍棋的描寫卻多了起來。例如第八十七回寫惜春和妙玉下棋，還提到古譜中的著名套子：“倒脫靴”、“茂葉包蟹”、“黃鶯搏兔”等。再如第九十二回較詳細地描寫賈政與清客詹光下棋的情景。上述的情況顯然表明，曹雪芹與高鶚對圍棋的認識和喜愛，有一定的差異。大約高鶚比曹雪芹嗜好下棋，所以在他的筆下，圍棋自然而然成為描寫的對象。近年海外有些學者考證，《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系出于一人手筆。但依筆者淺見，即使從書中前后對圍棋的描寫不同來看，出于一人之說也是不能成立的。
清代小說中，于圍棋史最具參考價值的，要算《儒林外史》。書中有三處關于圍棋的描寫，對當時社會上的圍棋活動作了真切而深刻的敘述。
第八回“王觀察窮途逢世好，婁公子故里遇貧交”寫王太守與蘧公子一番對話：
……當下酒過數(shù)巡，蘧公子見他問的都是些鄙陋不過的話，因又說起：“家君在這里無他好處，只落得個訟簡刑清。所以這些幕賓先生，在衙門里都也吟嘯自若。還記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說道：“聞得貴府衙門里有三樣聲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主太守大笑道：“這三樣聲息卻也有趣的緊。”蘧公子道：“將來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換三樣聲息。”王太寧問：“是那三樣？”蘧公子道：“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
以“吟詩聲、下棋聲、唱曲聲”，反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表現(xiàn)當時“清官”與”貪官”雅俗之不同，體現(xiàn)了作者對官場情況的反思以及深沉的精神寄托。
第五十三回“國公府雪夜留賓，來賓樓燈花驚夢”，描寫南京妓院里的圍棋活動。吳敬梓一生大部分時間是在南京度過的。因此他筆下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取材于秦淮河畔發(fā)生的事情。秦淮河歷來為六朝金粉之地，“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比較高級的妓女，為了侍奉公子王孫、達官貴人，都需要學習琴、棋、書、畫，以抬高身價。“來賓樓燈花驚夢”即寫妓女聘娘向國手鄒泰來學棋時發(fā)生的故事。
國公府的親戚陳木南去“來賓樓”梳櫳聘娘，恰值聘娘與南京國手鄒泰來學棋。陳木南乘興取出一錠銀子權作彩頭，入局與鄒泰來對弈，從七子至十三子，只是下不過。因說：“先生的棋實是高，還要讓幾個才好。”鄒泰來說：“盤上再沒有個擺法了，卻是怎么好？”聘娘說：“我們另有個擺法，鄒師父，頭一著不許你動，隨便拈著丟在那里就算，這叫個憑天降福。”鄒泰來笑道：“這成個什么款，那有這個道理。”陳木南逼著他下，只得叫聘娘拿一個白子來混丟在盤上，接著下了去。這一盤鄒泰來被殺死四五塊，陳木南正暗歡喜，又被他生出一個劫來，打個不清。陳木南又要輸了，聘娘手里抱了烏云復雪的貓，往上一撲，那棋就亂了……
這一段故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形象逼真地再現(xiàn)了當時圍棋國手的一些生活情況。作者在這一回的開始說：“又有那一宗老邦閑，專到這些人家來替他燒香、擦爐、安排花盆、揩抹桌椅、教琴棋書畫。”鄒泰來即是這樣一個“老邦閑”，他雖身為國手，但為生計所迫，只好出入妓院，靠教妓女下棋，贏些嫖客的彩金混日子。從史料記載看，清代康、乾時期的國手，其最好前途即是出入達官富豪的家門，充當清客。其末流即是像鄒泰來那樣，在妓院充邦閑。因此，吳敬梓筆下的鄒泰來，是對現(xiàn)實生活中棋客命運的真實寫照，具有相當?shù)牡湫鸵饬x。
然而在民間，也有一些身懷絕技的人，不甘仰承豪貴的鼻息，依仗一點小手藝自食其力過活。《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來，彈一曲高山流水”記述一個名叫王太的人，自小最喜下圍棋。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他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為生。一日妙意庵做會，王太走將進去，見三四個大老官簇擁著兩個人在那里下棋。一個穿寶藍的說：“我們這位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里下的是一百一十兩的彩，他前后共贏了二千多銀子。”一個穿玉色的少年說：“我們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卞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學到卞先生的地步，也就著實費力了。”王太挨著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的襤褸，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說：“你這樣一個人，也曉得看棋？”王太說：“我也略曉得一些。”撐著看了一會，嘻嘻的笑。那姓馬的說：“你這個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說：“也勉強將就。”主人說：“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卞的說：“他既大膽，就叫他出個丑何妨。才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王太也不推辭，拿起子來，就請姓馬的動著。旁邊的人都覺得好笑。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著，覺得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盤，站起身來說：“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人都不曉得，姓卞的說：“論這個局面，卻是馬先生略負了一些。”眾人大驚，就要拉著王太吃酒。王太笑道：“天下那里還有個快活似殺屎棋的事，我殺過屎棋，心里快活極了，那里還吃的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就去了。
從這一段故事里，我們可了解一些當時南方圍棋活動開展的情況。像妙意庵國手棋會、馬先生在揚州鹽臺處下棋贏兩千多兩銀子等情節(jié)，都真實地再現(xiàn)了當時圍棋回手的某些生活。吳敬梓筆下的馬先生，是一位靠下棋吃飯的“職業(yè)”棋手，王太雖然棋藝很高，卻靠賣火紙筒為生。在這里，吳敬梓實際上對王太這樣自食其力的市井小民，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們完全可以名列儒林而毫無遜色。但對國手馬先生，筆調中則頗含諷剌的意味。
吳敬梓生于1701年（康熙四十年），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與棋圣范西屏、施襄夏屬于同一時代的人。他本人喜愛下棋，因此他筆下所描寫的圍棋故事，即使在細節(jié)上也絕無隔膜之處。他長期居住圍棋興盛的南京，晚年也曾到過當時的圍棋中心揚州。大約他接觸過一些圍棋高手，并以他們的生活為原型，塑造了鄒泰來、王太、馬先生三個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王太這個人物，寄托了作者的贊美與期望。筆者認為，王太這個人物，不僅僅是作者虛構的理想形象，而是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人物的反映。象類似的民間棋手，在其它史料中也有所記載。例如前面己提到的，《揚州畫舫錄》中弈勝范西屏的“擔草者”等等。我們若以《儒林外史》中的王太，與《揚州畫舫錄》中的“擔草者”對照分析，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事實；康、乾之際，在民間確實出現(xiàn)了一些業(yè)余圍棋高手，他們不以棋名世，而是自食其力，但是他們的棋藝卻可以和當時的國手相媲美。
清代的著名小說中，還有一部《鏡花緣》，描寫圍棋活動既多而又詳細，這是因為它的作者李汝珍（約1763—1803）極為嗜好圍棋。李汝珍曾編選《受子譜》二百余局，對棋藝有相當研究。在《鏡花緣》中，下圍棋是百花諸仙女和才女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消遣之一。只是這些下棋的場面寫得不算精彩，其間還充斥一些圍棋知識的議論，破壞了藝術的形象性。對于圍棋史來說，也較少參考價值。
晚清還有一部小說《新聊齋》，僅存殘本卷一，不甚著名。作者“治世之逸民”，具體姓氏不詳。書中有一篇《談棋》，有可注意之處。小說敘述太平天國起義期間，鳧山鄉(xiāng)人周鵒，以圍棋邀知于曾（國藩）、彭（玉麟）諸軍帥，居軍慕之上舍。周鵒善于談棋，以口代手，不假枰局。嘗說：“吾生平閱人多矣，凡弈者，……唯口談至八十余著而不紊者，僅襲侯曾紀澤。”小說又通過一僧人之口介紹彭玉麟：“我聞李軍請濟師，彭公且至，大夫也，醉心于此道……”
曾國藩、彭玉麟、曾紀澤都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有關他們在軍中弈棋的情況，也見于其它史料記載。例如《清代軼聞》曾記述晚清大國手周小松與曾國藩弈棋往來：
曾國藩最好弈，而不工。嘗召小松弈，意厚贐之。小松授曾九子，裂其棋為九片，皆僅乃得活。曾大怒，遂一文不之贐。曾患癬，終身不愈。每與人弈將負，則半身伏案上，癬益癢，爬騷膚屑盈案，人莫不厭苦之。嘗與某武員弈，至相詬詈，幾至揮拳。明日乃嘉其有膽氣，保薦之。
從這一段記述，筆者頗疑《新聊齋·談棋》，是根據(jù)周小松的某些經(jīng)歷，所敷衍的一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