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雖然出身卑微，沒念過什么書，然而在他叱咤風云的軍事、政治生涯中，卻養成了愛下棋的習慣。“煙雨湖山六朝夢，英雄兒女一枰棋”。據說朱元璋常與徐達“在南京莫愁湖邊下棋。一次朱元璋連吃徐達兩子，自以為勝局已定，徐達卻說：“請陛下仔細觀局。”朱元璋一看，原來徐達的棋子隱約連成“萬歲”二字，不禁心花怒放。于是將湖邊的一棟樓賜給徐達，后人稱此樓為“勝棋樓”。
如今“勝棋樓”仍點綴在莫愁湖畔的綠蔭之中，勾引游人醉賞。樓里樓外有不少對聯，其中有一副云：
占全湖綠水芙蕖，勝國君臣棋一局；
看終古雕梁玳瑁，盧家庭院燕雙飛。
記述了明初開國君臣下棋遣興的一番勝事。
朱元璋善下模仿棋，據清魏瑛《耕蘭雜錄》載：
明太祖智勇天縱，于藝事無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傳其與人對弈，無論棋品高低，必勝一子。蓋每局必先著，輒先于枰之中間，孤著一子。此后，黑東南，則白西北；黑右后，則白左前，無不遙遙相對，著著不差。至局終，則輒饒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幾手所能擬議矣。
這里所說即“模仿棋”，先行者于“天元”置一子，然后對手走在那里，即于相對的地方著棋，招招模仿。模仿棋從戰略上講，有一定的實用價值，可以在布局階段盡量保持局面的均衡。但如魏瑛所說，模仿棋必勝一子，則是不正確的。因為后走的一方，也有破模仿棋的方法。況且專事模仿，也就將圍棋變成了枯燥無味的游戲，失去了其中藝術的魅力。如果《耕蘭雜錄》中的傳說屬實，則朱元璋雖然愛下棋，而棋藝水平卻不高。
在下棋的問題上，朱元璋也有嚴酷的一面，據明周漫士《金陵瑣事》載：
明太祖造逍遙樓，見人博弈者、養禽鳥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
懲罰的方法，非常理可以忖度。又據顧啟元《客座贅語》載：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
明初，在多年戰亂以后，需要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因而朱元璋痛恨游手游食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下棋這樣正當的娛樂活動也加以禁止，甚至施行苛刻的懲罰，不免是極為過火的作法。明末董含對此評論說：“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幾乎桀紂矣！”
看來朱元璋雖然自己喜歡下棋，也不反對皇室、官吏、士人下棋，但卻反對百姓和軍人下棋。這就是封建統治者不能出以公心的一種表現。在他們眼里，平民百姓只是一些能干活的機器，不必有娛樂活動。你要娛樂，他就說你不務正業、游手好閑。甚至明令禁止、予以嚴懲。但是，朱元璋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法，并未取得什么顯著的效果。明朝的圍棋照樣蓬勃發展，不僅在官僚、士人中間，既使在城市市民階層中，也得到廣泛的普及。
劉基（1311—1375），字伯溫，青田（今屬浙江）人。明初政治家、文學家。他曾扶佐朱元璋推翻元政權，被朱元璋比作諸葛亮。
劉伯溫喜愛弈棋，也常與朱元璋下棋。據清張英《淵鑒類函·巧藝部·圍棋》載：
明王文祿《龍興慈記》曰：圣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惟有急，則擊之?！币幌σ箤耄瑩魧m門，乃洞開重門迎之。問：“何也？”曰：“睡不安，思圣上弈棋耳。”命棋對弈。俄傾，報太倉災，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弈，請先遣一內使充乘與往。”遂如言?；貏t內使已斃車中，圣祖驚曰：“何以知朕厄？”曰：“觀乾象有變，特來奏聞耳?！?/p>
伯溫曾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誠意伯，故此處稱之為“劉誠意”。洪武四年，伯溫辭官歸隱，據清張庭玉《明史·劉基傳》載：
劉基……賜歸老于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
劉基辭官之舉，是為避免“狡免死，走狗烹”的下場?！斑€隱山中，惟飲酒弈棋”，也有全身避禍的意思。但也說明棋和酒是他生平之好，不能須臾分離。
劉璟，字仲璟，劉基次子。論說英侃，喜談兵，是一位很有個性的人。
劉璟曾與燕王朱棣下棋，并因此得罪了朱棣。據《明史·劉基傳》載：
璟……弱冠通諸經。……嘗與成祖弈，成祖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讓也?！背勺婺?。……成祖即位，召璟，稱疾不至，逮入京，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下獄，自經死。
劉璟的性格頗類他的父親劉基。劉基“性剛嫉惡，與物多忤”，劉璟也剛直不阿，對于燕王朱棣這樣的驕橫人物也敢于頂撞。本來在棋藝面前應該人人平等，不能摻雜私心雜念。但是在封建社會，藝不敵貴，高手故意讓棋，阿諛奉承權貴的現象屢見不鮮。因此，象劉璟那樣，“不可讓者不敢讓也”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朱元璋的一家人似乎很有下棋的傳統。朱元璋和朱棣喜愛圍棋，朱元璋的另一個兒子朱權甚好象棋，并親自編過象棋譜。朱棣的兒子朱高熾在作太子時，不僅自己下象棋，也愛看內侍們下象棋。他還曾與狀元曾子棨賦象棋詩唱和，以助弈興。由于朱氏父子、爺孫的喜好，明宮中棋藝活動非常盛行，對朝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成祖朱棣是一位粗人，性格兇殘，但對詩詞、圍棋卻興趣甚濃。當時有一位御醫盛寅，與同僚下棋，被朱棣撞見，盛寅惶恐無地，深懼帝怪罪，不料結果卻出人意料。《明史·盛寅傳》載：
盛寅，字啟東，吳江人。成祖召入便殿，令診脈，寅奏上脈有風濕病，帝大然之。進藥，果效，遂授御醫。他日，與同官對弈御藥房，帝猝至，兩人斂枰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之。寅勝，帝喜，命賦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闋。
盛寅受到成祖的寵愛，固然因為他治好成祖的風濕病，但也與成祖喜愛下棋有關。愛棋的人見棋自會有一種親切的感覺，所以成祖不僅不責怪盛寅在御藥房下棋，反而要看他下棋，并賜以象牙棋盤。
唐理，字孟淳，明永樂三年鄉舉，官陜西河渠提舉。唐理一生好弈，據清《無錫縣志》載：
唐理……嘗于陽羨山中遇蜀雅州道士買茶者，與對局三日夜，理遂為吳中第一。家有竹素園，楸枰滿四座。諸妾臧獲無不能之，其婿得其傳，久之與理爭勝負焉。
唐理雖稱吳中第一，但也只是區域好手，尚不能稱通國之善弈者。
然而，唐理家中的圍棋活動，在明初卻很有些代表性。使我們可以了解圍棋傳播普及過程中的某些情況。唐理好弈，家中楸枰滿四座。他個人的喜好影響了一家人，以致諸妾、奴婢（臧獲）、女婿等都會下棋，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圍棋家庭。這種由個人影響眾人，也即由點到面的方式，在圍棋傳播中頗有典型意義。
唐理雖然在吳中很有名氣，但他的影響力不可能太大，大約只局限于家庭的范圍之內，和周圍的其它一些人。在社會上不會產生廣泛的影響。
但對于一國之主的皇帝來說，影響力就非同小可。圍棋史的研究表明，中國圍棋的幾次大發展，都和當時最高統治者的喜好和支持倡導分不開。例如南北朝時期的宋文帝、梁武帝，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太宗等等?；实鄣挠绊懀还茏杂X與不自覺，都是一個逐層擴展的過程?；实鄣南埠檬紫葧绊憣m庭里的人，如后妃、內侍、宮女，形成一個下棋的圈子。然后會影響朝廷中的大臣、官吏，也形成一個下棋的圈子。接下去又會影響社會上的知識分子，形成一個更大的下棋的圈子。最后還有一個由平民百姓組成的下棋的圈子。這實際上也是一個由點到面的過程，象聲波和水波的傳播一樣逐層向外擴展。
如果從廣義的角度去探討中國歷代圍棋人口的組成，也可以按上面的方式劃分四個圈子。這四個圈子互相包含、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一般說，越往里的圈子影響力越大，而知識分子的圈子最具穩定性，其它三個圈子會隨時間、條件的不同，增大或者縮小。所謂知識分子的圈子，只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這個圈子里的圍棋人口包括文人、士紳、隱逸、僧侶、棋手等等。自然，它也可以包括朝廷里的人物，因為朝廷的大臣、官吏大多是文人、士紳中的人物。他們在做官前后，也都可以歸到知識分子的圈子里來。這個圈子還可以包括平民百姓中的一些人物，如城市中善弈的手藝人，三教九流中的某些特殊的下棋人物，如妓女、城市邦閑等。
知識分子圈子里的人，歷來是中國圍棋運動的主流。一、這個圈子里的人文化素養較高，對于圍棋這樣的高智能藝術最易接受、也最易喜愛。因此圍棋活動在這個圈子里最活躍。二、這個圈子里的圍棋人口具有相對穩定性。例如元朝，由于種種原因，宮庭、朝廷、平民百姓中的圍棋人口銳減，唯有這個圈子里的圍棋人口相對不變。三、由于這個圈子里圍棋開展最活躍，并且包括各類棋手（主要指高手、國手），因此也就代表了中國圍棋藝術發展的水平。
最后，我們再簡單探討一下，平民百姓中圍棋人口的變動情況。在封建社會中，平民百姓處于受壓迫受剝削的地位，文化知識水平較低，對于圍棋的接受能力，比知識分子要低得多。因此，圍棋在平民百姓中的開展，始終是一個普及的問題，而不是提高的問題。這個圈子里的圍棋人口最易受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增減變化較大。例如在圍棋十分繁榮的明中期，按理平民百姓中的圍棋人口應該大大增多，但卻相應有所“減少”，原因也帶喜有劇性，即當時象棋由于變化較少，受到廣大平民百姓的喜愛，十分流行，結果就拉走了一部分圍棋人口。
明宣宗朱瞻基也愛下棋，他曾叫大臣黃福下棋，卻被黃福當場拒絕，君臣之間的對話十分有趣。據《從信錄》載：
宣德中，召用舊人蹇義等，皆承順，惟黃福持正不阿。命圍棋，曰：“臣不會看棋?！眴枺骸昂我圆粫?？”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p>
黃福在性格上確布嚴肅剛直的特點，既使在對待下棋的問題上，也有充分地表現。只是他認為下棋是無益之事，則有失偏頗。但黃福的態度也有一定的代表意義，即有一部分讀書人仍認為下棋只是荒廢時間，并無太大意義。在圍棋發展的過程中，反對圍棋的呼聲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漢、三國時期，這種呼聲比較強烈，而從兩晉、南北朝、唐、宋以來，這種呼聲逐漸減弱。比及明朝，只是個別人表示反對。有關明朝的史料中，象黃福這樣的例子極為少見。這種情況令人信服地說明，岡棋在發展的過程中，越來越深入人心。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間，朝廷中弈風大熾。明武宗本人十分喜歡下棋，有關他與寵臣江彬下棋的故事，《明史·江彬傳》中有一段簡單記載：
江彬，宣府人?！c賊戰淮上，被三矢，其一著面，鏃出于耳，拔之更戰。武宗聞而壯之……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同臥起。嘗與帝弈不遜，千戶周騏叱之，彬陷騏死……
江彬的受寵，是因為做戰驍勇。但君臣“出入豹房，同臥起”，關系變得很不正常。江彬也是個佞人，專事慫恿諂媚，引誘武宗四出巡游，擄掠婦女珍寶。從江彬與武宗下棋不遜，也可以看出昏君與寵臣特殊關系的一個側面。所謂不遜，無非是江彬恃寵撒嬌，在下棋時，言語行動有逾君臣之分。千戶周騏叱之，結果“彬陷騏死”。因為一盤棋而惹下命案，自古以來還是第一次。
明朝中期圍棋活動無比興盛，是和官僚士大夫階層中的代表人物愛好圍棋分不開的。這些人或是臺閣重臣，或是文壇領袖，他們的喜好行止，對全國社會各階層，尤其在知識分子中，自有不容忽視的影響。
正德年間，臺閣重臣李東陽、楊一清、喬宇等三人深嗜圍棋，技藝不凡，時有“士大夫之冠軍”的稱譽。
李東陽（1447—1516），字賓之，號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順年間進士，明孝宗時官至至文淵閣大學士。工詩文，是“茶陵派”之首領，明中期復古運動的先驅。
楊一清（1454—1530），字應寧，鎮江丹徒人。成化年間進士，正德時任吏部尚書，嘉靖初加華蓋殿大學士，為朝廷之首輔。
喬宇，字希大，樂平人。成化間進士，武宗時任南京兵部尚書，后加少保，嘉靖初吏部尚書。
李東陽等三人官居宰揆之地，棋藝也屬于業余高手，經他們身體力行的倡導，朝臣中弈風大熾，并經常比賽較量技藝，所以這三人才有冠軍之稱。李東陽等三人都和當時的國手范洪有過棋藝交往?！懊垦又聦郑瑐錁O歡洽”。楊一清還與永嘉派著名棋手鮑一中交好，稱鮑一中為“小友”。這是因棋藝而引為同調，遂結為忘年之交。
宰臣與棋手交好，說明棋手的社會地位已大大提高。明朝的國手與唐、宋相比，身份有所不同。唐、宋時的國手大都在翰林院任棋待詔，大小是朝廷命官。明朝的國手幾乎全是布衣，趙九成因棋授官只是一個例外。因此他們的社會地位本不太高。李東陽等宰臣肯屈身下交，無疑樹立了一種良好的榜樣。從明中期乃至明末，名公巨紳無不以與著名棋手相交為榮，平常士紳人家也常延致著名棋手到家教棋，一時形成風氣?？梢哉f，在當時士大夫眼里，著名國手與著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一樣。同屬于社會名流的范圍之內。
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武進（今屬江蘇）人。明文學家，嘉靖末游京師，入太學，晚年召修國史，未行而卒。王穉登生當圍棋活動熾熱的時候，因而在他的某些文章中記述了時人下棋的情景，如《荊溪疏》載：
王穉登入荊溪之日，坐舟中看萬子寅與吳幼元弈。子寅寬然長者也，喜怒不見顏色。惟弈，顧獨使氣，每楚風不競，輒提局擲子，迸散如走盤。幼元愈捧腹謔之，其氣愈盛，甚者自蒱頰。俄復手談，津津忘之矣。
王穉登的這一段記述，活生生刻畫出一個嗜棋人的形象，十分傳神。萬子寅平時喜怒不見顏色，唯獨下棋時“楚風不競，提局擲子”，甚至自批面頰。圍棋能移人性情一至于此。圍棋本是具有勝負之爭的競技，失卻勝負也就失卻了生命力。但是不同時期的人，對勝負的認識是不相同的，因此下棋時的表現也有很大不同。例如蘇東坡的“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與萬子寅的“楚風不競，提局擲子”，恰成鮮明的對比。明人比宋人更重視勝負，并不是僅根據一兩個事例所得出的結論，而是一種普遍現象。這是因為，明時不僅下棋的人多，而且比賽頻繁，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經常進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比賽，棋下得好的人，如高手、國手，社會地位也比較高。因此，明人對圍棋勝負的追求，要高于對藝術境界的追求。
明中期的文士名流，如“吳中四才子”的唐寅、文徵明、沈周等酷愛圍棋。這三位才子不樂仕進，不傍門戶，而以詩畫名世。在士大夫眼中，是清高類型的代表人物。
唐寅三人常在一起切磋棋藝，樂而忘返。沈周曾繪《觀弈圖》：古松之下，左文徵明、右唐寅，紋枰鏖戰，沈周自己居中作壁上觀。大門口白鹿徜徉，二童子捧茶而來。烘托出一種清幽典雅、不落世俗的氣氛，大抵是三人弈棋情景的真實寫照。
唐寅有詩云：“日長全賴棋消遣，計取輸贏賭買魚。”文徵明有詞云：”……難忘碧鳳坊中，酒散風生棋局，詩成月在梧桐。”可見棋癮是大的，態度也是認真的。據記載，沈周下棋從無架子，棋癮上來，便步入街坊，與“粗俚下人”對弈，興盡而歸。對于這些才子來說，酒，棋、詩構成了他們生活的主要內容。也正因為志趣相投，才結成了好友。
著名戲劇家湯顯祖也是一位圍棋愛好者，他有一段記述很值得注意：“潞河迎拜龍峰張老師，舟中琴客、棋師?！闭f明當時某些達官貴人，家中蓄有琴客、棋師，外出時也帶在身邊。湯顯祖的好友藏懋循、汪廷納、程伯書等人也都對圍棋入迷。棋友們遇在一起，往往“一局且優游”。其中藏懋循也是一位劇作家，《列朝詩集小傳》說他“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系于車后”。藏懋循謫歸湖北，湯顯祖曾設宴為之送行，贈詩曰：“深燈夜雨宜殘局，淺草春風恣蹴毬”。
象唐寅、沈周、湯顯祖、藏懋循等人，或無意功名，或官場失意，皆是對現實有所不滿的成名人物。他們熱衷于圍棋自有其思想根源，這就和作詩以傲世、飲酒以蔑俗一樣，下棋可以充實生活、寄托精神，聯絡朋友之間的感情，就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對統治者禁錮思想的一種抵制。唐寅有詩云：“眼前富貴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張紙?！边@與他說：“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長安眠?！痹谒枷肷鲜且幻}相承的。既然把下棋看得比功名富貴還要重要，那就不只是愛好的問題了。
明中期圍棋的繁榮，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將圍棋寫入他們的作品。明代的詩、畫、小說中表現圍棋或棋人棋事特別多，是歷代所不及的。
明代的圍棋詩，最具史料價值的，要屬吳承恩的兩首敘事詩：《圍棋歌贈鮑景遠》、《后圍棋歌贈小李》。
吳承恩（約1500—1582），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人。嘉靖二十三年被錄為歲貢生，曾為長興縣丞，后徙寓南京，賣文為生。其所著神魔小說《西游記》，是深受中外人民歡迎的不朽之作。
《圍棋歌贈鮑景遠》云：
海內即今推善弈，溫州鮑君居第一。我于二十五年前，已見縱橫妙無匹。當時弱冠游淮安，后來蹤跡多江南。品流不讓范元博，收獎先蒙楊邃庵。能棋處處爭雄長，一旦遇君皆悵惘。甲第公侯飾馬迎，玉堂學士題詩訪。去年我客大江東，雞鳴寺中欣相逢。四方豪雋會觀局，丈室之間圍再重。架肩駢頭密無縫，四座寂然凝若夢。忽時下子巧成功，一笑齊聲海嘲哄?！?/p>
詩中所記鮑景遠，即永嘉派首領鮑一中。有關鮑一中的史料無多，這首詩卻提供了一些細節，極有價值。詩人與鮑一中的友情，可以追溯到鮑一中弱冠游淮安的時候。二十五年后相遇時，鮑一中已名被海內。詩中記述了當時社會對圍棋的推崇，“甲第公侯飾馬迎，玉堂學士題詩訪”，國手的身份是何等榮耀！“四方豪雋會觀局，丈室之間圍再重”，國手棋戰，引來各方知名人士，場面非同凡響。直到晚年，吳承恩仍回憶雞鳴寺的這一場棋賽：“夏簟照瑯玕，涼飔忽又至。一枕夢江南，棋聲在秋寺?！?/p>
吳承恩的另一首詩《后圍棋歌贈小李》，其中小李是何人，棋界頗多紛歧。有人認為小李是指永嘉派的另一位國手李沖。但筆者認為，更有可能是指京師派的國手李釜。原因是，詩中有云：“今年邂逅得小李，未知與鮑誰雌雄？”可知小李并未與鮑一中較量爭雄。李沖雖比鮑一中晚出，但兩人年齡相去不是太遠，又同為一派棋手，彼此之間不可能沒有較量。而李釜則是三派棋手中的后輩，據王世貞《弈旨》記載，李釜英氣無倫，四出挑戰之際，李沖已垂垂老矣。故可知李釜與李沖、鮑一中的年歲相去較遠。他未與鮑一中下過棋的可能性較大。
詩中對小李的技藝備加贊賞：“嗟君此手信絕倫，滿室觀者驚猶神。男兒不藝則已矣，藝則須高天下人。”小李傾慕吳承恩的文才，“苦苦索詩攀鮑例”，所以吳承恩才又寫這首《后圍棋歌》贈給他。名士與國手交往，可謂相得益彰。如果再聯系王世貞、馮元仲等人與棋手結交，并為之立傳，可知明中期時，士大夫階層已經打破歷史上對棋手的偏見，并以引為同調為榮。
吳承恩曾為劉幾曾《諸史將略》寫序云：“夫兵家之法，猶弈旨醫經，而史氏所載，則棋之勢、藥之方也。藥不必執方，而妙于處方者必效；棋不必拘勢，而妙于用勢者必贏……”吳承恩認為兵法、棋道、醫術有相通之處，可概括為“隨機應變”四個字。藥不必執方、棋不必拘勢，自然，兵也不必泥法。運用之妙，全在靈活變通。即以圍棋而論，吳氏所謂“棋不必拘勢，而妙于用勢者必贏”，確是千古不移之談。
吳承恩在他的傳世名著《西游記》中，多處描寫圍棋活動。如“老龍王拙計犯夭條，魏丞相遺書托冥吏”，虛構唐太宗與魏征下棋，魏征夢斬涇河龍的故事。其中引錄一段《爛柯經》，內容與《棋經十三篇·合戰篇第四》基本相同。并賦詩云：“棋盤為地子為天，色按陰陽造化全。下到玄微通變處。笑夸當日爛柯仙?！痹趨浅卸魃罟P之下，圍棋活動遍及仙界人間。既使是樵夫李定也“閑觀縹緲白云飛，獨坐茅庵掩竹扉。無事訓兒開卷讀，有時對客把棋圍”。李定的形象帶有作者主觀的色彩，可以看作是吳承思自己嗜好圍棋的某種反映。
明代的著名小說中，除《西游記》外，《三國演義》、《金瓶梅》、《初刻拍案驚奇》等書中均有關于圍棋的描寫。《三國演義》描繪曹操、孫策、建安七子弈棋，均甚簡略，但也有史實依據，只有關云長下棋刮骨療毒，系作者虛構。但《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故其中關于圍棋的描寫，很少能見到明朝圍棋活動的影子。從圍棋史的角度考慮，《金瓶梅》、《初刻拍案驚奇》較有參考價值。
《初刻拍案驚奇》中“小道士一著饒天下，女棋童兩局注終身，”即是一篇描寫兩個圍棋高手，因下棋終成眷屬的傳奇故事。故事來源于《續夷堅志》中的一段極為簡略的記載，而由凌濛初大事鋪衍。考其內容，作者揉合大量歷史上有關圍棋的記載、傳說、故事，又結合明代社會上圍棋活動的一些情況，虛構而成小說。例如，圍棋史上“王質爛柯”、“王積薪遇孤姥”等傳說，“顧師言鎮神頭勝日本王子”、“劉仲甫錢塘奉饒天下棋先”等故事，作者皆改頭換面寫進小說。小說雖假托為宋代，但其中許多情節，尤其是細節的描寫，并不見于宋代的史料記載，而與明代的一些記載相吻合。故也可幫助我們了解明代社會圍棋活動的某些情況。
小說以主人公國能下棋求親為線索，從農村寫到都市。小說寫國能在農村，“因為棋名既出，又兼年小希罕，便有官員、士夫、王孫公子與他往來。又有那不伏氣、甘折本的小二哥與他賭賽，十兩五兩輸與他的。國能漸漸手頭饒裕，禮度熟嫻，性格高傲，變盡了村童氣質，弄做個斯文模樣”。小說寫國能在京師，“但是對局，無有不輸與小道人的，棋名大震。往來多是朝中貴人，東家也來接，西家也來迎，或是行教，或是賭勝，好不熱鬧過日”。
這些描寫基本是現實主義的。表現國能如何由一個村童，因棋下得好，而為上流社會所接納。如若聯系明代中末期一些圍棋國手的生平來看，國能的經歷多少和他們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國能在京師名利雙收。“或是行教、或是賭勝”，也可以概括明代一些圍棋高手的日常生活情況。明代的高手已不如唐，宋，想憑棋藝做官是不容易的，生活來源主要靠教棋和賭彩。有時也接受達官貴人的饋贈，關于這一點，小說在后半部分也有所表現。
小說幾次描寫國能與女棋手妙觀對弈的情景，模擬真實，沒有破綻。想來凌濛初于圍棋也有相當造詣。但其中寫妙觀受朝廷冊封為“女棋童”，設個棋肆，教授門徒，“多有王侯府中送將男女來學棋”，則不見于宋、明史料記載，或許只是小說家的虛構。
有關我國民間圍棋的發展情況，正史中的記載幾近闕如，大多見于稗官野乘、小說筆記之中。例如明代著名小說《金瓶梅》中，有多處關于圍棋活動的描述。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抑或只是小說家的虛構？無疑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
作為一部現實主義的杰作，《金瓶梅》主要描寫的是明代城市市民階層中的人物和他們的生活。諸如亦官亦商的惡霸土豪西門慶，他們的侍妾潘金蓮、孟玉樓，市井無賴應伯爵、謝希大，娼妓李桂姐等。以至于太監、門官、僧侶、尼姑、道士、媒婆，形形色色在城市里寄生和活動的這一類人物，都生動活潑地走進作品里來了。《金瓶梅》將市民各階層的人物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寫得如此詳瞻遼闊，這是任何一部歷史教科書所無法比擬的。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金瓶梅》中有關圍棋的描述，應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概括，可補史料記載之不足。對于我們了解明代中期市民階層的圍棋活動，有相當的認識價值。
明代中期我國圍棋無比繁興的局面，在前面已多所敘述。圍棋興旺發展的情況，不可避免地會反映到文學作品如小說之中?！督鹌棵贰返目少F之處在于，它并不是描寫社會上層，如臺閣重臣，士林雋彥、國手名流的圍棋活動、而是描繪社會下層的一部分——城市市民階層的圍棋活動。
據筆者粗略統計，《金瓶梅》一書中描寫下棋（圍棋、象棋）的地方有十四處，以較大篇幅描寫圍棋活動的有四處。下面就書中的有關描寫，做一些簡單分析。
一、《金瓶梅》介紹出場人物時，往往有“能否下棋”這一項。如第二回介紹西門慶“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如若對照《水滸傳》描寫西門慶的文字，就會發現，所謂“雙陸象棋，無不通曉”，乃是《金瓶梅》的作者加上去的。其它如第三回王婆向西門慶介紹潘金蓮：“雖然微末出身，卻倒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奇曲，雙陸象棋，無般不知。”第七回媒婆薛嫂兒介紹販布楊家的寡婦孟玉樓：“風流俊俏，百伶百俐。當家立紀、針指女工、雙陸棋子，不消說……又會彈一手好月琴?！钡谑嘶貙懳鏖T慶的女婿陳經濟：“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拆牌道字，無所不通，無所不曉?！?/p>
需要指出，這里雖然只講“雙陸象棋”，但從第十一回描寫西門慶與潘金蓮、孟玉樓下棋，“三人下了一盤，潘金蓮輸了，西門慶才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可知這三人也都會下圍棋。
《金瓶梅》在介紹人物時，往往加上“能否下棋”這一項，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我們知道，在唐、宋的史籍中，能否下圍棋是判斷士人才能高低的一種標準。但沒有材料表明，當時在市民階層中也曾應用這種標準。可是到明代中期，情況已經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表明，圍棋和象棋在市民階層中廣泛流行，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娛活動，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否下棋”才會成為市民階層判斷人物的一種標準。
二、《金瓶梅》描寫市民階層的圍棋活動是比較深入的，既描寫了家庭和婦女的圍棋活動，也描寫了社會上妓女和市井邦閑的圍棋活動。
家庭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金瓶梅》主要表現西門慶一家的生活，這個家庭人口眾多，構成復雜。而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也經常出入這個家庭，使這個家庭成為社會生活的一個縮影。據《金瓶梅》的描寫，這個家庭上上下下都喜愛圍棋、象棋，例如：第十一回寫西門慶和他的侍妾孟玉樓、潘金蓮下圍棋取樂，贈一兩銀子的東道。第十八回寫潘金蓮與陳經濟下棋，“便使丫環，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個下棋作一處”。第十九回寫西門慶的夫人吳樂娘約同眾侍妾去新花園賞玩，在臥云亭里與孟玉樓、李嬌兒下棋。第二十三回寫午間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李瓶兒房里下棋，賭五錢銀子的東道，買豬頭燒著吃。
不僅主人一層的人物下棋，就連仆婦、丫環也常以下棋取樂。第二十三回寫家人來旺的媳婦惠蓮常去潘金蓮處，“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伙兒”。第七十八回寫“丫環迎春打發吃了飯，走到隔壁和春梅（金蓮的丫環）下棋去了”。
從書中的這些描寫可以看出，下棋（圍棋、象棋）已經成為西門慶一家人普遍喜愛的消遣，也是他們生活中很普通、但又不可缺少的文娛活動。這個家庭里的成員出身和社會地位十分復雜：西門慶屬于市民階層中的暴發戶，他的繼室吳月娘是官宦千金，而在他的侍妾中，潘金蓮來自小本經營（賣炊餅）、孟玉樓來自商賈家庭（販布）、李嬌兒，李瓶兒則屬于妓女從良。此外，陳經濟是書香子弟，下人惠蓮、迎春、春梅大致來自市民或鄉村中的貧寒家庭。這一干人的出身、地位、教養、趣味都有很大差異，但又都喜愛下棋，說明當時圍棋和象棋在市民階層中廣泛流行。
對于社會上的圍棋活動，《金瓶梅》主要描寫市民階層中兩類地位比較卑賤的人——妓女和市井邦閑的下棋情況。如第四十九回，西門慶招待兩淮巡鹽蔡御史，叫來兩個妓女董嬌兒、韓金釧兒陪酒，“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個著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把金樽在旁邊遞酒”。蔡御史先贏董嬌兒一盤，飲了酒兩人又下，董嬌兒贏了。再如第五十四回，寫市井邦閑應伯爵、謝希大、白來創、常時節弈棋賭彩的情景，模擬真實、細致入微。大凡妓女要接待文化情趣較高的人物，如官僚、讀書人等，市井邦閑也要出入有錢有勢的上等人家，因此這兩類人都需掌握一定的棋藝技能，以抬高自己的身價，作為謀生的手段。這兩類人盡管社會地位“卑賤”，所干營生也非光彩，但圍棋在他們之中卻很流行。《金瓶梅》在這些地方的刻畫都是真實可信的。
三、《金瓶梅》一書中，描寫圍棋活動最長的文字，要屬第五十三回“應伯爵郊園會諸友”。這一回從細節上全面刻畫市井邦閑白來創、常時節下圍棋的情景、情態逼真，維妙維肖。例如寫白來創悔棋耍賴：
……那白來創果然要拆幾著子，一手撇去常時節著的子，說道：“差了，差了，不要這著。”常時節道：“哥子來，不好了！”伯爵奔出來道：“怎的鬧起來？”常時節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著，后又重待拆起來，不算帳。哥做個明府，那里有這等率性的事?！卑讈韯撁嫔技t了，太陽里都是青筋綻起了，滿面涎唾的嚷道：“我也還不曾下，他又撲的一著了。我正待看個分明，他又把手來影來影去，混帳得人眼花撩亂了。那一著放才著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斷一斷，怎的說我不是？”……
下棋而悔棋，并非市井邦閑的“專利”，在圍棋愛好者中也常見到悔棋的現象。但象白來創那樣悔棋耍賴，強辭奪理，一點不講棋品道德，很符合池市井無賴的身份。
從書中的描寫看，白來創與常時節下棋是有二、三錢銀子的彩頭。聯系前面所述，西門慶與潘金蓮等下棋賭一兩銀子，潘金蓮與孟玉樓等下棋賭五錢銀子，可知當時市民之間下棋也往往是有彩的。大約從宋朝開始，乃至明、清之際，圍棋賭彩已成為職業棋手謀生的重要手段，賭注有時也大得驚人，這在宋、明、清的史料中屢見不鮮?！督鹌棵贰匪鑼懙氖忻裣缕遒€彩，由于是在家庭或朋友之間進行，賭注不大，所謂聊以應景而已。然而圍棋賭彩在明中期已成為社會風氣，則是毫無疑問的。
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弇州山人”。太倉（今屬江蘇）人。明代著名文學家。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邢部尚書。與李攀龍、謝榛等人倡導文學復古運動，史稱“后七子”。
王世貞活動的年代，正棋壇無比興旺，永嘉、新安、京師三派鼎立，群雄紛爭之際。王世貞既好圍棋，曾親睹國手顏倫對弈，又與新安派程汝亮、京師派李釜（時養）交好。世貞經常與李釜討論有關圍棋的問題，縱談古今的高手及當時三派棋手的特點。《弈問·序》云：
余既與李時養論弈，歸而臆數其人與品，手書貽之。乃其事有奇而未可據者，因再疏一通為《弈問》，俟后博考傳記，毋妨再續也。
這里說的是他寫《弈旨》、《弈問》的經過?！掇闹肌酚性疲骸拔嵴埖脼闀r養略言之……”，又云：“余因作《弈旨》，手書一通貽時養?！笨梢姟掇闹肌肥菫槔罡鳌４蠹s世貞與李釜論弈，受到啟發或受李釜之托，歸而寫《弈旨》后因余興未盡，又將“其事有奇而未可據者”，再寫為《弈問》。
《弈旨》從“堯造圍棋，丹朱善之”寫起，敘述歷代圍棋興衰及代表人物，雖簡而約卻包羅完備，以一千余言，即概括兩千余年的圍棋史，確是手筆不凡。其于明代敘述較詳，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間，棋壇流派，特點以及各派棋手之變遷，皆有中肯的論述。世貞似乎對當時的國手十分折服，他將《弈旨》貽時養，“謂與顏而程四子者，不知于古何如，以當明第一品無愧也！”言外之意是說，今天與顏倫、程汝亮受四子的人，大約可以和古代高手相比肩，未免溢美之過甚。
《弈問》的內容，主要是對圍棋史上的一些疑難問題予以解答，其中不乏獨到的見解。例如：顧師言三十三著勝日本國王子，世貞持懷疑態度。對僧一行所說“四語乘除，人人國手，”以及陸子靜一悟河圖數而勝國手等事，世貞認為是不可能的。圍棋藝術有其獨特性，其它學問雖可觸類旁通，有所啟發，但要達到國手的水平也是十分困難的。如若將各類事物的共性混為一談，忽略各自的特性，認為精于數學就能成為國手，顯然是錯誤的。對于南北朝時范寧兒勝王抗、宋時祝不疑勝劉仲甫，世貞認為不是勝在棋力上，而是勝在“有心”和“乘暇”等機會上，大抵是公允之論。又如王粲、陸瓊“覆局”，歷來被吹得神乎其神，世貞認為：這并不表明他們的棋高，只是善于記憶罷了。《弈問》最后云：
問：孟堅之有旨也，應璩之有勢也。馬融、曹攄、王粲、劉恢、蔡洪、梁宣之有賦也，李尤之有銘也，高品哉？曰：唯永嘉林生（林應龍）有集焉，而品第五也。此工于文者也，非與于品者也，問：吾子何如？曰：猶之乎數子而已矣。
在這里，世貞承認自己的棋藝水平不高，但認為寫圍棋著述不必非棋品高不可，即所謂“此工于文者也，非與于品者也”。世貞自許可與馬融、王粲、應璩等人同列，意在表明自己著述圍棋的志愿。以他文壇領袖的地位，又于圍棋深有研究，要寫棋史方面的著作，自是“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了。
王思任（1574—1646），號謔庵、遂東。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萬歷進士，曾任九江僉事、袁州推官。清兵破南京后，魯王監國，任禮部右侍郎，進尚書。順治三年紹興城破，絕食而死。
思任善畫，詩文俱佳。其所著《弈律》，乃是一篇有關圍棋方面的奇文，初看似是游戲筆墨，細讀起來卻也耐人尋味。
文章開宗明義即說：“律之作也，以繩強也；而予之作律，以繩弱也。……情通之不可，理解之不可，則不得不齊之以法！”意思是說：下圍棋本是雅事，如若棋品低下，不通情理，不得不繩之以法。從這一點看，王氏可謂嗜棋而好事者矣。
他所擬定的“弈棋”條文，都是下棋的人應遵守的規矩，或是應講求時道德。試舉數例如下：
1.凡局已分勝負，因而挾憤逃去不終者，杖一百。
2.凡旁觀原無確見，而恣口得失，代人驚喜者，笞五十。
3.凡旁觀將機密重情及緊關事務泄漏，而又代為打點者，枚一百。
4.凡對局時，兩相忿爭者，各杖七十。
5.凡下子須正大明白，若翻混、起倒、觀望者，俱以違法論，笞五十。
6.凡弈時腐吟優唱，手舞足蹈，狂惑觀聽者，俱笞五十。
7.凡以弈諂事貴長，巧為稱頌者，杖七十?；螂[忍退敗，有所圖為者，杖一百。
作者所列舉的這些情況，都是某些棋手和棋藝愛好者常犯的毛病，即使在今天也屢見不鮮。有時習慣成自然，也就不以為非了。然而“棋雖小道，品德最尊”，提倡棋品道德，講求文明禮貌，還是十分必要的。一位棋德不佳，不拘小節的棋手，他在探索棋藝的道路上，恐怕很難有長足的進展。
《弈律》的出現，極大適應了明中期至明末社會上圍棋活動異常活躍的情況。由于下棋的人越來越多，其中不免魚龍混雜，各種不良的風氣也隨之而生。其末流，不僅不講究棋品道德，簡直把圍棋當作商品或手段，諂事貴長，巧為稱頌，賭博騙錢，不一而足。王思任目睹弈棋時，不良風氣所帶來的種種弊端，有感于棋道之不振，作《弈律》而提倡良好的弈棋風尚，用心可謂良苦。千載而下，仍可為棋手及棋藝愛好者所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