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僅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而且也是一位棋藝家。據陳壽《三國志·魏書·太祖紀》載：
漢世，安平崔璦、璦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井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詡、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
曹操善書法、音樂、圍棋，真可謂多才多藝。當時有一個叫孔桂的人，“建安初，數為將軍揚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弈，暘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
曹操在他的一生中，搜羅了各種各樣的人材，這也是魏比吳、蜀強盛的原因之一。“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之外，其馀六人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屬和鄴下文人集團的重要作家。這些人大都喜愛圍棋，應王易著有《弈勢》，前面已經提到。孔融在“七子”中年輩最高，家中常以弈棋為樂。孔融在政治上反對曹操，被曹操加以“敗倫亂理”的罪名殺害。《三國志·魏書·崔琰傳》載：
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世。二子年八歲，時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
孔融的兩個兒子小小年紀，臨危不亂，頗有見識。然方弈棋時，因其父而遭殺身之禍，也是與圍棋有關的一場悲劇。
王粲能詩善賦，《文心雕龍·才略》稱他為“七子之冠冕”。王粲的記憶力是驚人的，據《魏志·王粲傳》載：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暗誦乎”曰：“能。”囚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復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
這個故事歷來為人所津津樂道。對于今天稍具水平的棋手來說，“復局”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難事，但是在三國時期卻引起人們的驚奇和贊嘆，這似乎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人的智力水平確實大有提高。不過這件事也說明，王粲是一位有相當水平的圍棋愛好者，因為一個完全不懂圍棋的人，他再能“強記默識”，也難以“復局”不誤一道。
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不僅是建安文學的主力，也是三國圍棋的主要倡導者。考慮到吳蜀文學之不興，不禁使人感嘆天地靈秀獨鍾于魏。造成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則是曹操對人材的搜羅和培養。就這一點而論，曹操也是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杰出人物。曹操曾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筆者想說：設使天假曹公以時日，秦皇、漢武又何足道哉！
孫策，字伯符，195年率軍渡江，削平江東地區割據勢力，建立孫氏政權。是東漢末年著名的少年英雄人物。孫策很喜歡下圍棋，有關他與部下呂范下棋的記載，見之于《三周志·吳書·呂范傳》：
策從容獨與范棋，范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眾日盛。范在遠，聞紀綱猶有不整者，范愿蹔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
孫策的棋力究竟如何，現在已很難臆測，但他與呂范所弈的一局棋卻流傳至今，可知他的棋藝水平在當時有一定代表性。
我國晉朝以前的棋譜，見之記載的有《漢勢》十三式、《吳圖》二十四式。但由于種種原因，均已失傳。因此，圍棋名譜《忘憂清樂集》中所載的《孫策詔呂范弈棋局面》就成為最古老的，也是東漢乃至三國時期唯一傳世的對局史料，史來引起圍棋研究者的濃厚興趣。
《孫策詔呂范弈棋局面》僅存布局四十三招，有關它的真偽問題，從清代到今天一直引起圍棋史家的爭論。原因是這個“局面”表明，孫策與呂范的對局是在十九道棋盤上進行的。如果是真實的，說明我國在東漢末年已經使用十九道棋盤。然而傳統的看法認為，棋局改制（即從十七道改為十九道），是在南北朝時發生的。有關《孫策詔呂范弈棋局面》的真偽，牽扯的問題比較復雜，故在這里不作深入探討。筆者只想指出一點；限于史料的缺乏，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結論為時尚早。
任城王曹彰，是曹操生前最喜歡的兒子。有關他的死因世說紛紜。據劉義慶《世說新語》載：
魏文帝忌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棋，并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敉之，帝預敉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
大約曹氏兄弟經常一起下棋玩耍，所以魏文帝曹丕才得以趁機施展陰謀詭計。曹丕雖然很有文才，卻是一個心地狹窄狠毒的人，剛剛登上帝位，即開始迫害自己的親兄弟。《世說新語》所載另一故事說：曹丕曾命曹植七步為詩，不成則將行大法。曹植作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任城王曹彰死于黃初四年。這一年曹彰與陳思王曹植、白馬王曹彪都去京師朝會，曹彰到京后即不明不白地死去。曹植和曹彪回返封地時，又為有司所阻，不能同行。于是曹植“憤而成篇”，寫下著名的《贈白馬王彪》。其中有句云；“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表現了對曹彰暴亡的深切懷念，客觀上也暴露了統治階級內部萁豆相煎的殘酷。
蜀國的圍棋活動較之吳，魏，不太活躍。只有少數幾個著名的人物，在史籍中留下了他們下圍棋的記載。
關羽一邊下棋，一邊刮骨療毒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這個故事見于陳壽《三國志》中，因此并不是小說家憑空虛構。
諸葛亮喜歡弈棋，至今仍能在四川等地找到他下棋的痕跡。如宋王應麟《玉海》有云：“成都棋盤市，一日南市，在虎廣盜媷下，武侯陳營處也。”再如湖南邵陽市，古稱寶慶府。清《寶慶府志》載：“棋盤崖在寶慶府城南五里，相傳武侯宴兵著棋于此。有石盤廣六尺，棋痕尚存”。從這些傳說看，諸葛亮不但在行軍打仗時經常下棋，而且似乎有意識地在軍中倡導圍棋，所以才能留下諸如“棋盤市”、“石棋盤”這樣比較大型的文物古跡。
蜀中下棋最著的人物是費祎。初任蜀漢黃門侍郎，為諸葛亮所重。后繼蔣琬執政，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蜀后期正國家多事之秋，公務煩瑣。費祎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哺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事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據《三國志·蜀書·費祎傳》載：
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祎節，率眾往御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祎許別，別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己訖。諱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視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祎至，敵遂退。封成鄉侯。
這一段關于費祎與來敏下棋的描寫，表現了大敵當前，費祎鎮靜自若的神情。費祎雖然不能算是膺托重任的上等人選，然蜀后期人材日漸凋零，像費祎這樣于軍政都可信賴的人已不多見。可惜他后來也死于非命，在延熙十六年，被魏降人郭循刺殺。諸葛亮六出祁山，病逝五丈原，面對蜀國不可挽回的頹勢，死也難以瞑目了。
陸遜，字伯言，是繼周瑜之后，吳國的杰出將領。其謀略似乎還在周瑜之上。他曾與呂蒙定計襲取荊州，結果關羽敗走麥城。繼而又火燒連營七百里，大破劉備于猇亭，結果劉備托孤白帝城。后又曾破魏將曹休于石亭，奠定了孫權稱帝于武昌的基礎。
陸遜是一員儒將，下圍棋是他生活中的嗜好。據《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載：
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謹攻襄陽。遜遺親人韓扁赍表奉報，還，遇敵于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己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干，宜當急去。”遜禾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日：“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
軍事形勢緊急，而陸遜仍舊“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真不愧為大將風度。從孫策到陸遜，吳軍中流行圍棋，大概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吳國盛行圍棋與六博，韋曜《博弈論》描寫當時的情景說：官僚士大夫“好玩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以至“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面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棋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
這種狀況引起吳太子孫和的注意。孫和身邊有一個叫蔡穎的人，性嗜圍棋，“直事在署者頗斅焉”。孫和見此很不以為然，他常說“士人宜講修學術、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陳壽《三國志·吳書·孫和傳》）。有一次，孫和宴會群僚，特意談到博弈，認為博弈妨事費日而無益于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孫和說：“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弈，然后為歡？”于是命侍坐八人，各著論以矯之。中庶子韋曜退而作《博弈論》，孫和看后很中意，還拿出去給賓客傳看。
韋曜字弘嗣，吳郡云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椽，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博弈論》是一篇“應命”文章，宣傳的自然是孫和的觀點。
韋曜批評愛下棋的人說：
然其所志不出一抨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征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然后，韋曜告誡人們說：
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勛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弈矣。
韋曜的論點，通俗的話解釋，即圍棋于士大夫安身立命沒有什么用處。從世俗的觀點看，圍棋自難與“方國之封”、“萬人之將”相提并論。人生在世自然應首先考慮前途與事業的問題，即“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勛在盟府”。故韋曜的論點在封建時代有很大的誘惑力。即使在今天，我們仍可以感覺到韋曜論點中那種冠冕堂皇、義正辭嚴的力量。如果一言以蔽之，說韋曜反對和否定圍棋，那是不甚恰當的。對韋曜的論點應一分為二，其可取之處在于，對那些不以圍棋為職業的愛好者來說，應將圍棋擺在生活的正確位置上。如若因下棋荒廢學業，耽誤工作，那就是錯誤的。韋曜的論點也有很大的不足，他與賈誼，劉安一樣，投有認識到圍棋的積極作用，即圍棋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對于他的智力和性格的發展，以及對于他學業和事業的追求方面，都有不可輕忽的促進作用。
司馬炎字安世，晉朝的第一位皇帝。咸熙二年（265），繼其父司馬昭為相國、晉王，不久代魏稱帝。常在宮內與大臣手談為樂。
咸熙六年，鎮南大將軍杜預上表啟請伐吳之期。司馬炎回報說：“待明年方欲大舉。”杜預力主不失時機出兵滅吳，又上表陳述利弊。據《晉書·杜預傳》載：
時帝與中書今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一件關系全國統一的大事，就這樣在棋枰前決定了。杜預奉命與王濬等分道出擊，克江陵，招降南方州郡，一舉滅吳，終于完成了統一大業。
晉宮中盛行圍棋，皇親貴戚常以弈棋消遣時日，有時甚至因下棋鬧出很大的糾紛。《晉書·賈充傳》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大臣賈充的兒子黎民早夭，“充無引嗣”。賈充死后，他的夫人郭槐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奉充后，更名賈謐。當時晉惠帝的皇后賈南風是賈充的女兒，所以名義上賈謐就成了皇后的親侄兒。賈謐親貴后，經常出入皇宮，與愍懷太子游處。但是賈謐倚仗姑母的勢力，也不把太子放在眼里，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有一次成都王穎在座，正色說：“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賈謐害怕了，走去告訴姑母。皇后賈南風遂放王穎為平北將軍鎮鄴，實際上是把他趕出了宮庭。賈后權勢熏灼，紊亂朝綱，于此可見一斑。
王戎、阮籍是晉初“竹林七賢”中的著名人物，也都喜歡下圍棋。據《晉書·王戎傳》載：
王戎……后遷光祿勛、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圍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后起。
又據《晉書·阮籍傳》載：
（阮籍）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王戎，阮籍都喜歡飲酒、清談，以不拘禮法相標榜。然而在他們不拘禮法的背后，隱藏著一顆虛偽的心，即放誕自己，縱欲享樂。王戎在母親死后，仍舊飲酒食肉，觀人下棋，說明酒肉、圍棋是他生活不可缺少的東西。這還情有可原。而阮籍在母親死時，執意留客圍棋決賭，不近人情多少有些過份。由此也可以看出阮籍對圍棋的迷戀是何等之深。
裴遐是裴秀的侄子。裴秀在晉武帝時任司空，也是一位著名地圖學家。著有《禹貢地域圖》、《地形方丈圖》等書。據《晉書·裴秀傳》載：
（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未即炊，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
色不變，復棋如故。其性虛和如此。
圍棋本是一件文雅的智力活動，于修身養性很有益處。裴遐下棋時，對別人的無禮舉動能夠平和處之，他的涵養功夫是值得學習和提倡的。
王導（276—339），字茂弘，瑯邪臨沂人。西晉末，為瑯邪王司馬睿獻策，移鎮建康（今南京）。大興元年（318），司馬睿稱帝，王導任丞相。他的堂兄王敦擁重兵坐鎮武昌，時人遂稱“王與馬，共天下”。
王導圍棋下得很好，在家常與兒子王悅，王恬弈棋為歡。《晉書·王導傳》載：
導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弈棋爭道，導笑曰：“相與為瓜葛，那得為
爾邪！”
恬字敬豫，……多技藝，善弈棋，為申興第一。
王導出身士族名門，歷仕元帝、明帝、成帝，可謂三朝元老，對建立和鞏固東晉政權，起過莫大的作用。因此他的行止，對士大夫階層有很深的影響。王導喜愛圍棋，多少促進丁東晉王朝上上下下的圍棋活動。
祖納，字士言，建興中，在司馬睿手下任丞相軍咨祭酒。當時有一個叫王隱的人，儒素自守，博學多聞，過江來投司馬睿，祖納雅相知重。祖納嗜好圍棋，王隱每諫止之，說；“禹惜寸陰，不聞數棋。”祖納說：“我亦忘憂耳。”于是王隱給他講了一番大道理，說：
“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 少長三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于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共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后忘憂哉！”
祖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王隱在這里宣傳的觀點，是封建社會有志之士普遍信奉的處世哲學，即遭遇機會，“則以功達其道”；不遇機會，“則以言達其才”。因此他勸祖納與其下棋，還不如纂修國史，以垂芳百葉。大興初年，王隱被召為著作郎，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史》，恐王隱勝己，遂有意中傷。王隱竟以謗訕免歸，往依 庾亮。后勵精著述，修成《晉史》，然其中混淆誣舛，良不足觀。所謂志大才疏，實足令人嘆息。
劉義慶《世說新語》記述了如下一段故事：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漢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旁有客曰：“此少年戲乃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圍棋見勝。”
這一段故事具體描述了東晉時期，朝廷大臣下棋時的情景，人物的音容情態栩栩如生，對我們了解東晉時期的圍棋活動，有一定參考價值。江仆射、王丞相應實有其人，但具體是誰，已難說清。王丞相平時被江仆射授兩子還不夠，卻非要平下。當客人已經看出江仆射棋力不弱，王丞相還很不服氣，說：“此年少非圍棋見勝。”一個老棋迷的形象，活靈活現躍然紙上。
謝安（320—385），字安石，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謝安少年時便知名于世，四十余歲始出丘，東晉孝武帝時，位至宰相。歷史上著名的“淝水戰役”中，謝安運籌帷幄，大破前秦苻堅，成為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范例。而謝安在“淝水戰役”中下圍棋的故事，更是歷來為人們所稱道，《晉書·謝安傳》載：
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后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己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受將帥，各當其任。
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從上述記載看，謝安在“淝水戰役”中至少下過兩盤棋，恐怕真正下過的盤數還不限于此。謝安的棋原不如謝玄，但是由于謝玄心懷恐懼，也就輸給了謝安。這就是心理狀態給棋手造成的無形影響。通過這種對比，表現出謝安臨危不懼的悠閑氣度。在我國的史書和小說中，常有關于軍事家在戰爭中下圍棋的描寫，其用意并不是想說明圍棋對戰略戰術有什么啟迪，而只是表現軍事家的大將風度。謝安在“淝水戰役”中未必不是萬分緊張的，苻堅百萬大軍壓境，東晉政權的安危完全取決于戰役的成敗。謝安身為全軍的統帥，一人系天下之安危，他能不緊張嗎？他下圍棋，正是要掩蓋自己內心的焦慮與不安，藉以安定軍心和民心，事實上也取得良好的效果。說圍棋在“淝水戰役”中起到很大作用，恐怕不是無稽之
談。
陶侃字士行（一作士衡），東晉名將太寧三年（325），蘇峻與祖約起兵叛亂，攻入建康。陶侃為各路勤王之師推為盟主，發兵收復建康。陶侃為人勤勉，珍惜光陰，忠于職守，厭惡飲酒賭博，當他初以郡守擊敗杜歿時，升任荊州刺史，“見佐史博弈戲具，投之于江。曰：“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并國器，何以此為！”（晉何法盛；《晉中興書》）陶侃自己不喜歡下棋，所以也不允許部屬下棋，是他性格上嚴峻的地方。然而在陶侃眼中，圍棋與六博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圍棋是圣人用來教育愚蠢的孩子，六博乃昏君紂王所造，自然難與圍棋相提并論。象陶侃這樣本不喜下棋的人能有如此褒貶鮮明的評價，說明秦漢之際“博行于世，而弈獨絕”的狀況，在東晉時期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轉變，那就是圍棋大為興盛，而六博則已經衰亡。
劉義慶《世說新語》載：
王申郎以圍棋為“ 坐隱” ， 支公以圍棋為“ 手談”。
王中郎與支公是何許人，現已無從考證，大約屬于晉朝喜愛圍棋的名人高士之流。晉朝士大夫中崇尚“清談”，而且越談越玄。許多人不滿意現實的腐敗，跑到深山去做隱士。結果“清談”與隱士就成為士大夫熱門的愛好。有些人以名流自居，沒事就夸夸其談，也有些人不愿去深山受苦，就在城市里峨冠傅帶，吃“五石散”，做起不離紅塵的“隱士”。這種風氣自然會影響到圍棋，終于使圍棋獲得了“坐隱”、“手談”的美稱。
從圍棋的功能上講，它獲得“坐隱”、“手談”這樣的雅號也是當之無愧的。圍棋具有很好的修身養性的作用。不滿意于現實腐敗的人，其實也大可不必非跑到深山里作隱士，只要不與當權者同流合污，而又能找到精神寄托，那生活同樣是充實的。下圍棋無疑是一種很好的精神寄托，其中無限的樂趣，足以使人陶醉而忘掉世間的煩惱。從這一個意義上說，在魏晉“出世”、“入世”的人當中，王中郎是一位很高明的人，因為他既不遠離紅塵，又能找到精神宣泄的閥門，使他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圍棋自然只是一種“手談”的游戲，下棋時不需要說話，然而對局雙方完全可以從棋盤上看到或體會到彼此的戰略意圖、智力的弛張、以及性格特點的種種表現，一句話可以溝通彼此的內心世界，交流思想感情。對局雙方的棋藝水平愈高，這種溝通與交流也就愈成熟、愈融洽。因此下圍棋乃是一種藝術語言的交談。謂之“手談”，足見古人遣詞形容之妙。“手談”還有另一層的意義，圍棋是一種高雅的藝術活動，自然需講究棋品道德、文明禮貌。下棋的人盡可以在棋盤內斗智斗勇，但是在棋盤之外應避免喧嘩、吵鬧、辱罵等等粗俗的行為，更應該根除用圍棋進行賭彩等惡習。古人非常重視下圍棋時的環境與氣氛，即追求一種藝術的情趣，這是與圍棋的內容和精神相吻合的。
殷仲堪，東晉將領，能為文，善清談。孝武帝時，任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荊川刺史，鎮江陵。據沈約《俗說》載：
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棋，諸從在瓦官寺前宅上。于時袁羌與人共在窗下圍棋，仲堪在里問袁《易》義，袁應答如流，圍棋不輟。
從這一段記載看，東晉時期，都城建康（今南京）圍棋十分興旺，并且出現了象瓦官寺這樣的公共下棋場所。袁羌是當時著名的《易》學大師，他一邊下棋一邊答《易》，不僅表現了他的才學，也表明了他對圍棋的迷戀。
鳩摩羅什，“五胡十六國”時后秦高僧。祖籍印度，生于西城龜茲國。后秦弘始三年（401），姚興派人迎他到長安（今陜西西安），他與弟子僧肇等人譯出《法華》、《維摩》、《金剛》、《阿彌陀》等經論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為后世佛教三論宗、天臺宗的鼻祖。鳩摩羅什很喜歡下圍棋。據《晉書·呂纂傳》載：
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棋，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
呂纂是后涼王呂光的庶長子，不好讀書，惟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后來呂氏兄弟之間內哄，呂纂因昏醉為從弟呂超刺死。又據段成式《酉陽雜俎》載：
晉鳩摩羅什與人棋，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這一段記載常為后人引述，用來證明鳩摩羅什棋藝水平很高。明朝王世貞在其所著《弈問》中特意討論過這個問題：
問：段柯古所載，鳩摩羅什為人弈，起子空處皆作龍鳳形，信乎？
曰：其人弈品下至八九道，或可誘而成耳，不然，什公亦姑幼障人耳目，無是理也。
從今天的觀點看，鳩摩羅什“起子空處皆作龍鳳形”，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大約在東晉時期，鳩摩羅什做為佛學大師，受到很多人的崇信，對他的棋藝水平也不免夸大其辭。從西漢張騫通西域，打開了去印度的通道，中國和西域、印度之間的文化交流日漸頻繁。鳩摩羅什可以看作是中國和西域、印度圍棋交流的一個先驅。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嗜好圍棋。元嘉中，拓跋燾南侵江夏，打著“旗號”是要“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棋子”，不可謂不雅。實際上是承認南朝乃華夏文化的正統所在，有意向漢族文化學習。拓跋燾平日下棋，有時到了荒廢朝政的地步，因此受到正直大臣的指責。據《魏書·古弼傳》載：
……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捽樹頭，掣下床，以乎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 ”世祖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
這是一樁與圍棋有關的，朝廷君臣之間納諫與直諫的趣事。拓跋燾因棋廢事，但他是皇帝，古弼不敢直接指斥，只好旁敲側擊，遷怒于劉樹。古弼的舉動無疑是魯莽的，幸虧拓跋燾是個明白人，否則古弼很難逃“犯上”的罪名。古弼少忠謹、善騎射，以功賜爵靈壽侯，曾任吏部尚書。古弼頭尖，太武帝拓跋燾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筆公”數進直諫，拓跋燾稱贊說：“筆公可謂社稷之臣。”從上述記載看，古弼確實也忠直敢諫，但他也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方法。這充分說明，在封建社會，要想對皇帝進言是多么地艱難。
北齊的魏收因著《魏書》而知名于世。他的父親魏子建是一位軍功頗著的將軍。魏子建十分迷戀圍棋，但他有很強的自制力，從不因棋廢事。據魏收《魏書·自序》言：
初，子建為前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寔頗為弈棋，時人謂為耽好。子建每曰：“棋于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為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
魏子建以一介武夫喜愛圍棋，被人譏評為“耽好”，可見他入迷之深在都城閣陽是很有名的。但他不僅僅是一個棋迷，而是從圍棋中學到了很多有用的東西。所謂“棋于機權廉勇之際，得之深矣”，即是說圍棋對他人生處事、軍事指揮都有莫大的好處，確是經驗之談。對于一個棋迷來說，五年未曾對局，其倍受煎熬的痛苦，正如煙癮很大的人戒煙一樣，不是“個中人”很難體會，他這種不因棋廢事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南朝宋的幾位皇帝，如武帝劉裕、文帝劉義隆、明帝劉或均酷愛圍棋。史書中有關他們與大臣下棋的記載很多。
宋武帝劉裕年青時生活貧苦，酷愛賭博，曾因賭輸，被京口大族刁逵縛在馬樁上索賭債。當皇帝后舊習難改，竟然用官職與大臣賭博。據《宋書·羊玄保傳》載：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為黃門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又徙吳郡太守。……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受名郡。為政雖無干績，而去后常見思，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惟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憶羊玄保。”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棋。
羊玄保因下棋，唾手而得宣城太守，在當時頗受士大夫的艷羨，影響不小。伹后世對這種拿官職進行賭戲的行為也頗有非議，例如明代馮元仲在其所著《弈旦評》中曾評論這件事說：“羊玄保圍棋賭郡，弄臣也。”封建皇帝以天下為己物，視官職授受如兒戲，于此可見一斑。武帝劉裕自己喜歡圍棋，愛屋及烏，對于下棋的朝臣就特別的寬容和寵信。羊玄保為官并無干績，但劉裕“頻授名郡”，很重要的原因即是羊玄保善棋，而得到劉裕的歡心、當時有一位御史中丞何承天，是歷史上著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何承天素好弈棋，頗用廢事，劉裕不僅不加責怪，反而賜以局子（棋盤、棋子）。承天奉表陳謝，劉裕回答說：“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沈約《宋書·何承天傳》）。
劉裕說：“人仕宦非惟須才，然亦須運命。”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用人標準不是“任人唯才”。那么劉裕所謂的“運命”是怎么回事呢？從羊玄保、何承天的例子看，他們的運命完全是劉裕賜予的。試想如若劉裕不喜歡圍棋，羊玄保、何承天還能受到寵信而官運亨通嗎？劉裕的用人標準實際上即是另一種形式的“任人唯親”。這種“任人唯親”于朝政并無好處，但是于宋朝的圍棋倡導卻起了很大作用。羊玄保因善棋而頗授名郡，“士林艷之”，遂有許多人轉而研究圍棋，將圍棋看作是做官的捷徑，希圖僥幸。其結果就是使宋朝的弈風大侶，出現了幾位圍棋高手，表明當時的棋藝水平有了普遍提高。
劉裕之后，文帝劉義隆也喜歡與羊玄保下棋。有一次文帝遣中使到羊玄保家，玄保問：“今日上何召我邪？”中使尚未回答，玄保的兒子羊戎就搶先說：“金溝清泚，銅池搖飏，既佳光景，當得劇棋。”（唐李延壽《南史·羊玄保傳》）。看來玄保的圣眷依舊不衰，君臣日常弈棋為樂，一時傳為佳話。
文帝時，朝中頗聚了幾位圍棋好手。除羊玄保外，尚有一品王抗、二品褚思莊、夏赤松以及何尚之等人。當時吳郡褚胤善棋，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代。宋文帝曾說：“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即指杜道鞠彈棋、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棋、徐道度療疾。惜乎褚胤命運蹇乖，竟因父罪連坐被誅。據《宋書·羊玄保傳》載：
……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這一段記載表明，在南朝士大夫心目中，對圍棋已相當推崇。褚胤棋藝“冠絕當代”，何承天正是出于愛才的心理，所以才請求皇帝敕免褚胤的死罪。何承天舉出魏從犨的例子，即是將褚胤與魏犨相比擬。魏犨是春秋時晉文公重耳的佐命功臣，曾隨重耳出亡十九年，后又幫助重耳返國奪取政權。可見在何承天的思想里，魏犨的佐命才干與褚胤的棋藝才能可以相提并論，甚至可以因之獲免死罪。這種思想意識，南朝以前不曾有過，南朝以后也很難見到。說明圍棋經魏晉兩代的興旺發展，到了南朝已經上升到一種“特殊”的地位。明確地說，在南朝的士大夫思想里，圍棋藝術已經上升到可以和正統的詩書分庭抗禮的地步。
謝弘微，本名密，號曰微子。嘗與叔父謝混及謝靈運等以文義賞會，謂之“烏衣”之游。晉義熙中謝混被誅，詔其妻晉陵公主改適，與謝氏離絕。公主將謝混家事委托弘微。宋武帝劉裕受禪后，公主降東鄉君，得還謝家，田疇墾辟有加于舊，見者感弘微之義，至為流涕。宋初位黃門侍郎，遷尚書吏部郎，領中庶子卒。
謝弘微日常以圍棋自適，至老興致不減。《晉書·謝弘微傳》中記述了一件有關他下棋的趣事：
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后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于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這一段記載生動地表現了南朝時期士大夫弈棋時的情景，就連客人“支招”，也頗帶雅意。以謝弘微年屆暮年、性無喜慍而論，他本不該為一點小事大動肝火，然而他“大怒，投局于地”，說明圍棋的勝負確實牽扯人心，甚至也能改變人的脾性。
南朝宋明帝劉彧是一位典型的棋迷，他對圍棋的嗜好，似乎比他的祖父劉裕、父親劉義隆更甚。在這祖孫三代的大力倡導下，南朝的圍棋活動呈現出異常活躍的局面。劉彧是一個昏庸無能的人，他昏庸無能在棋藝方面也有所表現。據《南史·盧愿傳》載：
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饒借帝， 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
當時朝中有一位駕部郎，名叫沈憲，常與宋明帝下棋，有一次宋明帝高興了，對沈憲說：“卿，廣州刺史才也。”遂將沈憲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嘆之曰： “此人方圓可施。”所謂“方圓可施”，大約指沈憲有隨機應變的才干。沈憲固然是靠下棋討好宋明帝而升官，但他政績顯著，因此還不能把他看作佞幸小人。問題是宋明帝的任人標準大有乃祖的遺風，仍舊是“任人唯親”。由此一端，即可知宋明帝將朝政搞得一團糟，終至亡國，并不是偶然的。
宋明帝雖然是一個昏君，然而對南朝圍棋的發展卻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即在朝廷設置了管理圍棋的機構——圍棋州邑。據蕭子顯《南齊書·王諶傳》載：
明帝（即宋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王）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
從“圍棋州邑”設有大中正、小中正、清定訪問等職官分析，“圍棋州邑”顯然是正式的辦事機構。其職權以及活動情況究竟如何，史料中并未留下記載。但其管理圍棋方面事務的性質則是確定無疑的。“圍棋州邑”的出現意義重大。首先，它的出現并非偶然的、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南朝圍棋興旺發展的必然產物。無可否認，宋明帝在其中也起到關鍵作用。其次，“圍棋州邑”的設置在我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表明政府方面對圍棋的重視和支持。
圍棋發展史的研究表明，在封建社會里，皇帝以及政府方面的支持與否，對圍棋的興衰往往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故爾“圍棋州邑”的設置，對于南朝圍棋的發展，以及對于后世的影響都不容忽視。唐、宋兩朝均在翰林院設置“棋待詔”這樣的官職，若論承繼關系，則與“圍棋州邑”有相當的淵源。
宋明帝劉彧在位期間，所干蠢事非止一端。其中有兩件事就是賜藥殺死榮彥遠的妻子和賜藥令王或自盡，而這兩件事又都與圍棋有一些關系。
蕭子顯《南齊書·劉修傳》載：
帝（宋明帝）憎婦人妒，尚書右丞榮彥遠以善棋見親，婦妒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治之，何如？”彥遠率而應曰：“聽圣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
這件事充分暴露了宋明帝的專橫與殘酷。夫妻不和原屬常事，豈能因榮彥遠善棋見親，就賜藥殺其妻呢？不近人情一至于斯！
關于王彧之死，《南史·王或傳》載：
王彧字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上）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棋。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棋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
宋明帝為何要賜王彧死呢？原來王彧出身名門大族，累除尚書右仆射，權傾朝野。當時正值宋明帝疾篤，害怕自己死后，王彧門族強盛，將不利于劉氏子孫的皇位。所以賜藥令王彧自盡，相隨于地下。在宋明帝看來，這是為子孫百年大計而采取的措施，防患于未然。其實只不過是這位封建皇帝頭腦愚昧無知的表現。王彧視死如歸的超脫態度也很令人吃驚，明知要死，仍舊從容與客弈棋爭劫，下完后又將棋子一一斂回盒內，然后方將毒酒一飲而盡。看來王彧對宋明帝是忠心耿耿，而他對圍棋的嗜好也已達到生死不分的境界。
宋明帝死后，子蒼梧王繼位，內亂更加熾烈。一個不甚被疑忌的普通鎮將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內亂中造成勢力，滅掉宋朝，建立齊朝。齊高帝蕭道成出身“布衣素族”（寒門），原來并沒有奪取帝位的野心。宋明帝大殺宗室和文武大臣，以為自己的子孫可以永保帝業，事實恰恰是為蕭道成開辟了帝業。
蕭道成圍棋下得很好，《南史·齊高帝紀》載：
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斗將，姓蕭氏。……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性寬，常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申褚思莊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
從上述記載可知，齊高帝不僅棋好，棋德也好。所以才會出現周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的趣事。
圍棋從宋朝到齊朝，絲毫沒有受到改朝換代的影響。羊玄保此時已經謝世，王抗、褚思莊等人依舊得到皇帝的寵信，他們不僅經常陪待皇帝下棋，而且也都升了官。這種現象從齊朝到梁朝，以及從梁朝到陳朝都是如此。宋、齊、梁、陳四朝存在的時間都不長，可謂變換頻繁，但是對于圍棋藝術卻如一脈相承。這就保證了圍棋的順利發展。這固然表明圍棋在南朝已經深入人心，但與南朝皇帝中普遍愛好圍棋也有莫大的關系。
齊朝的官僚士大夫中，沉緬于圍棋的也大有人在。《南史·謝弘微傳》記載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謝<氵蘥>字義潔……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為長史，雅相禮遇，后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郁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氵蘥>。<氵蘥>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
齊明帝蕭鸞廢除郁林王蕭昭業，是一場爭奪皇位的激烈事變。身為吏部尚書的謝<氵蘥>，竟在齊明帝領兵入殿的緊要關頭，依然與客圍棋，無動于衷。其對圍棋入迷的程度可謂深矣。
沈約（441—513），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鎮）人。篤志好學，博通典籍。歷仕宋、齊，累官司徒左長史，后助梁武帝登基，官至尚書令，封建昌縣侯。他歷仕三朝，熟悉舊章典故，又精通音律，詩作綺麗，與謝眺、王融諸人齊名，時號“永明體”，是當時文壇領袖群倫的人物。
前面所提到的朱異，年青時從家鄉來到建康，沈約曾當面考試他，據《梁書·朱異傳》載：
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塘人也。……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沈約的話很值得注意，以沈約的身份和名望而說“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對士林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棋書”與“文義”并列，而稱“天下唯有”，不能不說是對圍棋極高的推崇。這在南朝以前和南朝以后都是不曾發生過的事情。
沈約還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棋品序》傳世，其文曰：
弈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和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為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于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凡，爻彖未之或盡。圣上聽朝之余，因日之暇，回景紆情，降臨小道。以為凝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今撰錄名氏，隨品詳書，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來葉。
沈約的這篇文字有較大的學術價值，不僅論述了圍棋的精奧道理，而且敘及了漢魏以來圍棋的興旺發展，也談到了梁武帝主持校訂《棋品》的具體情況。“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這是一副多么生動的圖畫，深刻反映了魏晉南北朝三百余年間，圍棋活動無比活躍的蓬勃局面。
梁簡文帝蕭綱，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同母弟也。天監五年，蕭綱被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弈擾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這一段記載見于李延壽《南史·梁簡文帝紀》。昭明太子所說的“班劍”即指飾有花紋的木劍。漢制，朝服帶劍，晉代之以木，謂之班劍。南朝也謂之象劍，以為儀仗。昭明太子夢見與蕭綱弈棋，授以班劍，說明兄弟二人經常下棋，所以昭明太子夢中還念念不忘。
又據《南史·梁簡文帝紀》，蕭綱曾著《棋品》五卷。可惜久已失傳，我們已無從窺見其內容如何。
相對于陳朝建立的時間，在我國北方同時出現了兩個政權——北齊與北周。北朝的圍棋自始至終不如南朝活躍，這是由于北朝先后都是少數民族政權，文化水平低于南朝。
北齊是鮮卑人的政權，但北齊的締造者高歡雖自稱是鮮卑人，實際上卻是一個鮮卑化的漢人。北齊的圍棋要比北周活躍一些，但主要是在漢人之中流行。例如：北齊李百藥所著《北齊書·李元忠傳》，記載李搔“少聰敏，有才藝，音律、博、弈之屬多所通解”。說明北齊當時，在判斷一個人的才能方面，圍棋仍是重要的標準。高歡的孫子高孝瑜棋藝水平不低，《北史·齊河南王孝瑜傳》載：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
覆棋不僅是個善于記憶的問題，一個不懂圍棋的人是根本不能覆棋的。既使在今天，只有棋藝水平達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能覆棋。那么在北齊的時代，覆棋對于棋藝水平的要求當然要更高一些。大約在世祖武成帝高湛時期，北齊出現了一位棋藝家王子沖，“善棋通神”，并著有《棋勢》十卷。這在前面已經提及。
北周也是鮮卑人的政權，域內的圍棋似不如北齊活躍。宗室貴族中有一個宇文貴，歷官太保、封許國公，頗好下棋。《周書·宇文貴傳》載：
宇文貴字永貴， 其先昌黎大棘人也， 徙居夏州。……貴善騎射，有將率才……好音樂，耽弈棋，留連不倦。
像宇文貴這樣“耽弈棋，留連不倦”，在北周的史料中可謂絕無僅有。北周圍棋不昌，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個原因尤其值得注意，即北周流行“象戲”（象棋的前身），而最高統治者也有意識地排斥圍棋，提倡“象戲”。周武帝宇文邕，曾“廢百戲”而制《象經》，據《周書·本紀》載：
天和四年，五月乙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寮講說。
宇文邕是一個比較英武的皇帝，有統一天下的雄心。他不但親自撰制《象經》，而且還要“集百寮講說”，顯然是要大力推倡“象戲”。朝臣王褒為《象經》寫序，周武帝看后稱贊說：“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著名文學家庾信寫有《象戲經賦》獻上，說：“臣伏讀圣制《象經》，并觀象戲，私心踴躍，不勝忭舞。”總之，朝廷上下一時掀起了一股“象戲”熱。
周武帝為什么大力提倡“象戲”，現在已很難判斷他的動機。大約“象棋”在北周流行，而周武帝本人也十分愛好的緣故，其中或許還含有在文化方面與南朝對抗的性質。從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愛好，對朝野上下的愛好實有決定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