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廢除“座子”——中國圍棋的重要改革

　　高部道平的來訪，震動了中國棋壇，對敏感的知識分子階層，尤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響，也引起人們的憂慮、反思。改變中國圍棋的落后狀況，此時已刻不容緩。

　　另外，通過枰場競技，迫使中國棋手不得不懷疑傳統著法是否能一成不變地適用于現代。宣統年間，李子干在《詠棋十絕》中就曾寫下：“古法拘泥計本疏，兵情頃刻不相如。趙家十萬長平骨，誤在將軍讀父書!”這正是目睹中日棋手對壘后深有感觸的痛切之作。名手張樂山的棋友黃銘功更是大膽地提出：“棋法自范西屏而精，亦自范西屏而始壞。”認為后來棋家唯有“大抉其藩籬”，才能使中國圍棋飛躍到嶄新的高度。中國棋手在迭遭慘敗之后，能領悟長期奉為經典著作的“古法”也有不足法的地方，甚至敢于對“棋圣”之藝作出新的估價，這確實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中國古譜著法既然不行于時，那末，引進日本先進圍棋技術，學習日本棋理棋法，才是此時提高中國圍棋水平的唯一捷徑。“禮失若援求野例，未妨俎豆本因坊。”（見黃俊《弈人傳·劉叔通詩》）正反映了中國棋手迫切希望掌握日本棋藝技術的心理。但是，長期以來，中、日圍棋著法、規則不盡相同，其中首當其沖的無疑是關于“座子”問題。

　　“座子”，指中國古代圍棋在開始對局之前，規定要先在對角“星”的位置上固定放置黑白各兩個子，它又稱“勢子”、“角子”或“雅”。其中“雅”字起源甚古，音義與“岳（嶽）”同，表示中國古代曾經附會地將棋盤象征大地的傳統觀念。大地上的“岳”不可動搖，棋盤上的“座子”自然也固定不移。這一規定，流行中國前后至少不下2000年。而在日本，約16世紀永祿年間（1558—1569），“座子”已廢除不用。清人黃遵憲《日本國志》在記述日本棋事時稱：“惟行棋而不行雅”，就注意到日本與中國在圍棋對局時的主要不同。

　　中國圍棋在“座子”流行的漫長歲月里，無疑創造過許多足以傳世的佳局。可見，隨著圍棋藝術的不斷發展，“座子”的設置卻使圍棋的邊角變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影響了圍棋戰略戰術的發展，更不利于中國棋手掌握日本圍棋技術。《棋國陽秋》稱：“日人對弈，不置角（座）子，即其破陳式之道。華人與之對局，古譜公式，廢然無所用之。”正說明此時廢除“座子”已勢在必行。

　　當然，要讓“座子”從此淘汰，還須經過一個擇優而存的比較過程。即先從與日本棋手交流過的中國名手之間試行，然后在棋界逐步擴大影響，最后通行于國內。

　　從現在棋譜資料分析，清末宣統年間（1909—1911），我國名手已開始廢除“座子”的探索性對局。如宣統年間李子干編印的棋譜《手談隨錄》中，共刊登清末棋手對局130余譜，其中就有陳子俊與丁禮（理）民廢除“座子”分先兩局。在全書中，這兩局所占比重雖小，但已說明此時“座子”的權威已被動搖。（丁、陳都是最早與高部道平交流的中國棋手，由他們率先進行嘗試，是合乎情理的。）遺憾的是，這兩局棋雖有可能是現存我國棋手最早廢除“座子”的實戰譜，付印時間也最早，但沒有注明對局的準確日期。

　　舍此之外，在吳祥麟、黃瀛仙合編的《周小松受子譜》中，刊有張樂山與吳祥麟在上海對弈10局，均由吳先走。在這10局中，采用每兩局中一局置有“座子”，一局廢止“座子”的對局形式。據記載：張樂山1910年10月在南京迎戰日本高部道平，然后前來上海與吳祥麟對局，1912年病歿。因此。這10局無疑弈于1910年底至1912年間。時間更準確的還有陳子俊、吳祥麟對子6局，亦載于《周小松受子譜》，其中4局廢除“座子”，2局列有“座子”。據吳祥麟記載，這6局弈于1911年，即清宣統三年。

　　由此可見，清末民初間大型城市的中國名手已在比較中、日兩種不同對局形式的優劣。約經五六年后，廢除“座子”的對局已占有絕對優勢，終于通行于棋界。這是中國圍棋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它始于清末，完成于民國初期。

　　隨著傳統“座子”的淘汰，不久，關于“還棋頭”的規定也逐漸廢止，讓子棋應還子數也起了變化。但這類規則上的變動與“座子”的存在與否相比，就只能算是細節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