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國手水平超前，棋藝整體發展

　　回顧中國漫長的歷史，圍棋昌盛的時期曾一再出現，例如魏晉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其間雖然也幾度出現退潮，但基本上是沿著長江后浪推前浪的勢頭，健康地發展過來。而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間，以黃龍士，范西屏、施定庵等人的棋藝活動為中心，終于達到了巔峰狀態。圍棋藝術根植于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之中，深入民心，這是它能歷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康熙、乾隆年間是清朝國力強盛、文化繁榮的時代。經濟的發達，為圍棋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乾隆以后，隨著帝國主義列強步步侵略，我國逐漸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圍棋也隨之一蹶不振。殆至清末，我國的圍棋水平，與乾隆時期相比，從巔峰而一落千丈。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國力的衰微給圍棋帶來嚴重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圍棋藝術受到陳舊的“勢子”布局的嚴重阻礙，而無法突破。

　　清朝二百余年，是我國圍棋發展的鼎盛時期，取得了前代所無法比擬的杰出成就。

　　滿（女真）族以落后的游牧民族，在明末的社會動亂中乘虛而入，建立了大清王朝。清王朝的統治階級可以憑借刀槍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抗，鞏固自己的政權。但卻無法憑借武力，推行自己落后的文化。恩格斯曾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歷史表明，邊陲落后民族，如滿、蒙、鮮卑、遼、金等，在他們建國或入主中原以后，最終會被漢民族優秀先進的文化所征服。這種征服或同化，雖然往往帶有被動的性質，但也是不可抵御的。清王朝定鼎以后，統治階級所奉行的文化政策不可謂不嚴酷。從清初乃至清中期，朝廷曾頒布一系列政令，強行推行滿族的習俗和文化，與此同時大興“文字獄”，企圖從文化思想上進一步鞏固自己的統治。這種惡劣的作法雖然在社會上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但從結果來說，收效甚微。漢族的先進文化并沒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損失，依然沿著固有的規律而向前發展。

　　清代圍棋的發展是健康的，基本上沒有受到統治階級嚴酷文化政策的影響。這是因為圍棋本身絲毫不帶階級屬性，甚至連象棋那樣的等級形式也沒有，因而它可以為社會各個階層所接受。圍棋在這方面所具備的優點，是它在清代那樣嚴酷的文化環境中，得以順利發展的關鍵。

　　清代，圍棋在士大夫階層和民間廣為普及。尤其在城市市民階層中，較之明代，圍棋活動更趨于興旺。在士大夫階層中，雖然還達不到家家“坐隱”、戶戶“手談”的地步，然而案頭置一枰棋局，與典籍、文房四寶并列，成為知識與身份的一種標志。無論男女老少，閑暇以圍棋遣興，已是官吏士紳家庭生活中極為普通的娛樂活動。這在清代的詩文、小說中有廣泛地表現。一般地說，圍棋在漢族士大夫中間，要比在滿族士大夫中更為流行。這是因為兩者在文化修養方面有一定的差異所致。

　　在圍棋廣為普及的基礎之上，清代接連出現了一些無愧于時代的國手。其中尤以黃龍士、范西屏，施定庵、周小松等人的成就最為杰出。與明代相似，清代著名國手各擅勝場的時間相對縮短，經常出現幾名國手共主棋壇的局面。如果單從某一位大國手活動的時期看，在他的周圍，不但有與他能夠分庭抗禮的對手存在，而且還有一些實力比之稍弱的高手，此外還有眾多水平已相當不錯的棋手。由于大國手黃、范、施、周的技藝水平較之前代著名國手，已有實質性的提高，即使比他們實力稍弱的高手，比前代國手也毫無遜色。因此，清代的圍棋水平，不僅是出現幾個天才的問題，而是從整體上都比前代有較大的發展。

　　從清末開始，隨著交通工具的發達，中日兩國開始頻繁的圍棋交流。日本圍棋新法從此引入中國，為中國圍棋的變革，注入了新的生命。

　　清初的圍棋國手，有過百齡、汪幼波、盛大有、吳瑞徵、周懶予等人。其中過百齡、汪幼波、盛大有在明末已很著名，尤其是過百齡，以一代宗師的身份穩執棋壇牛耳，直到辭世。而吳瑞徵、周嫩予等則是清初才開始享名的人物。

　　明末清初，北京為戰火所紛擾，棋手們唯恐玉石俱焚，紛紛離去。因此順治年間北京的棋壇已不復明代的興旺景象。棋壇領袖過百齡南歸后，活動于長江一帶。錢謙益《京口觀棋六絕句》，全為過百齡而作，表現了對這位大師的欽敬之情。可知江南棋壇因過百齡的到來，并未因清初的社會動蕩趨于沉寂，仍舊十分活躍。這一時期漢族文人士大夫中，明代好弈的風氣猶存，且喜與名手交往。學者名流如錢謙益、吳偉業、杜濬等人都積極參與棋藝活動，并有詩文記述棋人棋事。錢、吳皆是由明入清為官的人，所謂于大節有虧，然而懷舊的思緒卻始終縈繞心頭。吳偉業有《觀棋詩》云：“閑向松窗覆舊圖。當年國手未全無。南風不競君知否？抉眼胥門看入吳。”即是以圍棋而抒發宗社之痛的悲憤心情。“當年國手未全無”，既是寫實，又是一種慨嘆。在動亂之際，圍棋國手并沒有全部凋零，使中華絕藝得以綿延，是差堪告慰的事情。杜濬在明亡后，甘心貧淡，不肯出仕，自云不愿做“兩截人”，氣節是有的。然而國破家亡，何以“茍全”？杜濬除作詩外就是下棋，人稱嗜棋如命。不想弈名遠播，江南棋客不時慕名求教。清初的棋壇，由于文士名流的積極參與，大為增色。

　　從所遺棋譜看，盛大有、吳瑞徵等人的技藝水平，尚處于提高的階段，未見有大精彩處，故難與過百齡等量齊觀。但盛大有享壽獨高，過百齡等去世后，大有成為國內屈指可數的前輩國手。康熙中期，以七十高齡尚與年輕翹楚黃龍士對壘角逐，受到世人的普遍尊敬。吳瑞徵曾參加修訂《官子譜》，對于死活和收官的研究，做出過很大貢獻。

　　清初的國手中，在棋藝方面較有成就的是周懶予。懶予名嘉錫，浙江嘉興人。從小喜愛圍棋，由于家中貧窮，祖父母、父母先是督使讀書，后又督使經商。但懶予皆不愿意，常偷偷出去與人下棋，禁之不可。年十四、五，棋藝愈工，與人賭彩屢獲勝，夜則將贏錢累累負回，父母見了高興，也就不再禁他下棋。

　　后來懶予遂以弈遨游郡邑，時百齡負天下第一手之譽，懶予不為下，屢與對局，勝多負少，一舉成名。一日，棄家去，莫知所往。有人傳說他在海外，以技為某國王師。既而歸，以弈終其身。

　　懶予天資超卓，行棋綿密。與過百齡相似，也以“倚蓋”起手式擅長，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多所創新，成為清初國手中的姣姣者。

　　比周懶予稍后的國手有周東侯，汪漢年、婁子恒、李元兆等人。周東侯、汪漢年都曾親炙過百齡的技藝，但汪漢年早逝，而周東侯獨老壽，是棋圣黃龍士和徐星友之前最負聲望的國手。

　　周東侯，名勛，六安人。他的棋立意翻新，不拘成法。他認為：“局中義理之所在，務須推移盡變，若稍存余蘊，必不能淋漓酣暢。高手以勝負泥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因此對局時每不以勝負為懷，必極心力之所至，生氣流行，變動不拘，有自得之樂。周東侯在過百齡，周嫩予之后，以先輩的身份，相遇后進之黃龍士、徐星友，相互角逐，遂為勁敵。周、黃二人的多番對局，不僅是他們嘔心瀝血之佳構，也是康熙年間代表時代水平之絕唱。而周、徐二人的對弈，也曾在京城引起了轟動。《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京任職期間曾親睹其事，其《續燕臺雜興詩》之一云：“疏簾清簟坐移時，局罷真教變白髭。老手周郎輸二子，長安別是一家棋。”自注云：“周東侯弈局國手，武林徐星友來京，在某貴公處對局，早食方罷開始，躊躇一子，歷時數刻。予竊旁觀，日移午矣，周老輸二子，袖手而去。”

　　康熙年間，依賴清圣祖玄燁一番振作，政治比較清明，經濟發展迅速，國力也漸趨強盛。在此基礎之上，圍棋很快就迎來了繁榮的局面，這一時期，圍棋開始在京師上層社會流行，明末清初星散的京師棋壇也已得到恢復，成為各地高手常來聚會的中心。王公貴族常有棋手到家比賽，去羶腥而添風雅。孔尚任所記周東侯、徐星友在某貴公處對弈，即表明了這種情況。大國手黃龍士少年時曾隨父親來到北京，目的也是想會會京中的高手。滿族有位將軍愛他年輕藝高，帶他到關外防地留住一年。這件事表明滿族的武將中，也有人喜愛圍棋，并在自己的軍營中招待棋手。

　　總之，康熙年間，圍棋趨于興旺的初步標志，即是圍棋在京師上層社會開始流行。圍棋沒有受到異族統治者的排斥、打擊，無疑是一件幸事，這就為它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至于這個時期的藝術水平是否能超越前代，仍有賴于當時諸國手的創造能力，以及天才棋手的出現；

　　關于順治、康熙年間諸國手的技藝特點，徐珂《清稗類鈔》論曰：

　　順康之時，過百齡、盛大有稍變舊習，吳瑞澂（徵）、何翰公、汪幼清、婁子恒乃進術工穩。黃月天有“弈圣”之稱，徐星友乃大雅之作。余如周嫩予之綿密、李元兆之野戰、汪漢年之穩健、周東侯之偏鋒，要皆各極其妙，多可傳也。

　　綜觀順治到康熙前期諸國手的技藝，大體是在明代豐富多彩的布局定式等方面，又復加以精煉，將不切實際以及龐雜稚弱者，逐步淘汰，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革新增補。自過百齡而后，群賢蔚起，競長爭雄，但都限于個人天賦，難有大成。直到康熙中期，黃龍士登上棋壇，奠定霸主地位，“遂一切俯視之，神乎技矣”。黃龍士被譽為清代三大棋圣之一，他的棋“異想天開，別創生面，極盡心思之巧，遂開一代之盛”。與黃龍士同時的大國手還有許星友，星友的棋雖然尚不能與龍士比肩，但也自有他突出的恃點。況且龍士中年早逝，而星友享壽較高，因此，從康熙到雍正年間，星友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