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圍棋制式與規則

　　圍棋是智慧的游戲，也是科學的游戲。隨著人們的智力水平和認識水平的提高，它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這主要體現在棋局道數上。棋局道數少，變化就少，相對說來要簡單一些，棋局道數多，變化就多，相對來說要復雜一些。

　　今天的圍棋棋局值數是19道，縱橫361個交叉點，對弈之下，變化無端，趣味無窮。那么，圍棋在誕生之初是多少道呢？囿于資料，我們還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只能根據一些線索推斷：它不會超過13道或11道。

　　1977年4月5日，內蒙古自治區敖漢旗曾發現一座遼代古墓，墓內供桌下，有一高10厘米、邊長40厘米的圍棋方桌。桌上涂白漆，中間畫有長寬各30厘米的棋局，棋局縱橫13道。這種13道棋局是目前能見到的道數最少的棋局。日本一雜志曾報道，古代夏威夷有一種棋戲，縱橫11道，在線道的交叉點上行棋對弈，和中國圍棋頗為相似。如果這種棋確實和中國圍棋有關系，那么在13道棋局之前就有過11道的棋局。1971年湖南湘陰發現一座唐墓，墓內出土一件青瓷圍棋盤，正方形，邊長55厘米，縱橫15道，4邊刻有圓弧形裝飾，上敷黃釉。可以斷定，這種15道棋局是13道棋局的后繼者。無論是遼代的13道棋局還是唐代的15道棋局，都不是當時通行的棋局，也不是東漢以后的人所創制。而只是西漢以前的通行制式，甚至是春秋戰國以前的通行制式的孑遺。它們之所以出現在唐代和遼代，有可能是因為交通不便，文化交流少，故爾無意識地保留下了古代圍棋的制式。也可能是人們在使用當時通行制式的圍棋盤的同時，出于崇古慕古和簡便易學的目的，有意識地保留了古代圍棋的制式。另外，無論是多少道數的圍棋，它們在向較多道數的圍棋進步時，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而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最初，它們只是在某一些人中流行，后來范圍逐漸擴大，為更廣大的地區和更多的人所接受，最后才成為通行的制式。而在這個期間，必然會出現較少道數和較多道的圍棋并行期現象，和更少道數、早已不流行的圍棋存留于個別地區的現象。

　　至少在東漢三國時期，已通行17道的圍棋。1954年河北望都（東漢屬中山國）東漢墓出土一具石圍棋局，就是17道的。三國時魏邯鄲淳的《藝經》也說：“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17道圍棋流行的時間很長。1975年，山東鄒縣西晉劉寶墓出土一副圍棋子，系用黑白卵石磨制而成，共計289子。劉寶官至侍中、安北大將軍，卒于永康二年（301）。從棋子數目看，西晉士大夫中也流行十七道的圍棋。南朝宋有一首《讀曲歌》，中有“方局十七道，期會是何處”語，說明當時在民間還在使用17道的圍棋。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曾出土一幅《弈棋仕女圖》，圖中所繪棋盤是17道乘16道（16當是17之誤）。該墓墓主是武則天時的安西都護官員，曾被授予上柱國爵位。看來17道的圍棋到初盛唐時期，在邊遠地方仍在使用。

　　三國時期，19道圍棋可能開始流行。北宋棋待詔李逸民《忘憂清樂集》中，收有“孫策詔呂范弈棋局圖”，該圖譜就是19道的。另外，還有“晉武帝詔王武子弈棋局”，也是19道的。《忘憂清樂集》有宋刻本，其發現和流傳經過十分清楚。宋人著書刻書一般比較謹嚴，該書所收圖譜當有所本。另外，在有三國邯鄲淳《藝經》所記、有南朝《讀曲歌》所詠的情況下，作為棋待詔的李逸民不可能自己作偽，也不可能不辨不查便摭拾前人偽譜于集中，而取信宋徽宗和世人。從這個情況看，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時期，17道圍棋和19道圍棋都在流行。三國時期，17道圍棋主要流行于北方，19道圍棋主要流行于南方，特別是吳國的宮廷中。到兩晉時期及其以后，19道圍棋也開始在北方流行開來。當然，這種情形是否符合當時的歷史狀況，還需要進一步用地下文物的實際資料來證明。

　　南北朝時，19道圍棋逐漸占了主要地位，開始通行。成書于北周的敦煌寫本《棋經》，其《像名篇》有這樣一段話：“棋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這顯然說的是19道圍棋，316當是361之誤。19道圍棋出現在棋的經書中，說明它的地位已為棋界肯定。到隋唐時期，19道圍棋更為通行，完全取代了17道圍棋。河南安陽張盛墓曾出土一具19道的瓷棋局。唐人斐說《棋》詩也說：“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崄巇。”《忘憂清樂集》中所收的唐代棋譜，也都是19道的。19道圍棋比17道圍棋變化更為復雜，趣味也更加深濃，因此受到人們的歡迎肯定，便成為標準的圍棋制式。

　　早期圍棋的棋子數目，視棋局道數的多少而定。17道棋局需要289子，19道棋局需要361子。無論是289子、300子或361子，都可舉其成數概稱300，故韋曜《博弈論》有“枯棋三百”，晉蔡洪《圍棋賦》有“三百惟群，算涂授卒”的說法。

　　古代圍棋有座子制度。它起源于何時很難考定，但東漢時期肯定是盛行了。馬融《圍棋賦》：“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所謂四道，即四四位置。從《忘憂清樂集》看，三國吳時，對弈開局前，黑白雙方在棋局四角的對角上各擺兩枚棋子。行棋次序是白先黑后。《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白先黑后的行棋規則，則可能和這種陰陽觀念和語言習慣有關。座子又稱勢子，也稱棋。馬融《圍棋賦》：“迫兼棋兮，頗弈其裝。”宋章樵注：“，音義與岳同，棋心并四角各有一子，謂之五岳，言不能動搖也。”明楊慎《轉注古音》又說：“今謂之勢子，而中心一子不下。”按照這種說法，古代圍棋是五枚座子，只是后來才改成四枚的。但從現存古代棋譜看，沒有放五枚座子的，而且從道理上講，五枚座子也講不通，因為這會影響行棋次序。晉蔡洪《圍棋賦》中有“位將軍乎五岳”的說法。它的前后文是：“命班輸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于四方，位將軍乎五岳。然后畫路表界，立質朱文……”顯然，所謂“位將軍乎五岳”，只是指棋局制作過程中，定出四角四四和中心的位置，并不是說要在這5處擺放座子。從東漢望都石棋局、隋安陽瓷棋局及《忘憂清樂集》棋局路數圖和三國、晉、唐、宋的對局譜看，五岳或將軍是棋局四角及中心的5個黑點，而勢子只放于四角，不放中心。這同梁武帝《圍棋賦》：“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驅雙軌”的描述完全相符。宋人張靖《棋經十三篇·權輿篇》：“先于四隅分定勢子，然后拆二斜飛，下勢子一等。”雖說所出較晚，但淵源有自，也是證明。雖然五岳或將軍并不都放勢子，但四角的勢子都因此而也稱將軍。梁武帝《棋評要略》：“凡略道，依傍將軍……將軍為柱石，又如山岳。”就是指座子。敦煌《棋經》提到的“將軍生煞（殺）之徒”、“將軍生煞（殺）之法”、“將軍生煞之能”，就是指勢子周圍的具體著法和定式。古代這種座子制度和白先黑后的規則一直沿襲到清末，后因受日本圍棋的影響，才取消了勢子，并改為黑先白后。

　　早期圍棋計算勝負的方法已難考定，只能參考唐宋時期的文獻和圖譜來推斷。古人稱棋局上的交叉點為路或道。官子完畢后，要將提掉的棋子填向對方的空中。由于每塊棋必須有兩個眼才能成為活棋，因而每塊棋還要除去兩路不予計算。最后，以所圍空的路或道數相較，多者為勝，若路道相等稱為“停”，又稱“芇”。以《忘憂清樂集》中的《爛柯圖》為例，黑棋填回提子后有28路，因有5塊棋，須減去10路，尚余18路，白棋填回提子后有23路，因有3塊棋，須減去6路，尚余17路，結果黑勝一路。這種方法可稱為填空法，出現較早，至少唐宋時期還在采用。后來又出現了數子法。即以雙方所占子數（包括空）計算勝負，由于每塊棋須有兩眼，這兩眼位置誰都不能入子，故算雙方各一子，這樣，棋塊數多的一方就要向對方還子，每多“一塊棋就多還一子，俗稱為“還棋頭”。這種方法在明代很流行。成書于明代的《金瓶梅詞話》第54回中寫白來創與常時節下棋，最后“白來創看了五塊棋頭，常時節只得兩塊。白來創又該找還常時節三個棋子。口里道：‘輸在這三著了。’連忙數自家棋子，輸了五個子。”這里就是還棋頭的方法。無論是“填空法”還是“還棋頭”，對弈雙方總是棋塊少的一方有利，因此古人下棋的戰略戰術與今人明顯不同，總是竭盡全力地分割對方的棋，使對方的棋塊數盡可能地多。

　　兩漢時期，隨著圍棋的普及，比賽日益增多，棋藝水平迅速提高，棋手間的差距便明顯地表現出來。這就需要定出衡量的標準和等級。以及相互間的對局方式。古人有以九等論人的習慣，如《漢書·古今人表》就將古人的圣人和愚人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國魏延康元年（公元220），魏文帝仿此法推行“九品官人法”，推選各郡有聲望的人出任“中正”，由“中正”將當地士人按才能分為九等（九品）供朝廷選用。這種九品中正制遂被棋界用來評定棋手等級。邯鄲淳《藝經·棋品》：

　　夫圍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當時這9個品級名稱的具體含義、區分標準和對局方式已無法窺測，根據宋張靖《棋經十三篇·品格篇》元晏天章注、清末鄧元<钅惠>注引《石室仙機》和他自己的補注，大致是這樣的：

　　入神，神游局內，妙而不可知，變化不測而能先知，精義入神，不戰而屈人之棋，無與敵者，厥品上上，互先。坐照，不勞神思而萬意灼然在目，至虛善應，亞近入神，厥品上中，饒半先（三局受二局先）。具體，能兼眾人之長，因人制宜，臨局之際，造形則悟，具入神之體而微者，厥品上下，饒先。通幽，其心虛靈洞徹，能深知其義而造于妙，臨局之際，見形阻能善應變，厥品中上，饒二子。用智，對妙著不能深知，故臨戰必用智深算而入于妙，厥品中中，饒三子。小巧，雖不能大有布置，而縱橫各有巧妙勝人，或者不務遠圖好施小巧，厥品中下，饒四子。斗力，野戰之棋，動則必戰，與敵相抗，不用其智而專斗力，厥品下上，饒五子。若愚，其布置雖如愚，但勢不可犯，厥品下中，饒六子。守拙，凡棋有善于巧者，勿與之斗巧，但守我之拙，則彼巧無所施，厥品下下，饒七子。

　　以上雖然不是曹魏時的標準，而只是后人的解釋，但可以肯定，當時有棋品的觀念，就一定有區分。評定的方法和標準，而棋藝水平不同的棋手之間，也完全可能出現互先、讓先和讓子的規則。

　　南朝梁鐘嶸《詩品》曾說：“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而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從其行文的語氣看，“殆均博弈”是對圍棋九品制肯定的話，而且由來甚久，不僅是指當時的品棋活動。南朝梁沈約也說：“漢魏名賢，高品間出。”可見自邯鄲淳時起，品棋先在局部地區的民間棋手中流行，后逐漸擴展至較大范圍的地區乃至整個棋壇。隨著圍棋交流和比賽的發展，成了棋界公認的制度。品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對區別不同水平的棋手提供了比較科學的根據，對圍棋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古代圍棋還有打籌制度。敦煌《棋經·棋制篇》：“凡論籌者，初捻一子為三籌，后取三子為一籌。……凡獲籌，有持者，必須先破求。取局者，勿論。收子了訖，更欲破取籌，不合。”張靖《棋經十三篇·雜說篇》：“打籌不得過三，淘子不限其數。”張靖《論棋訣要雜說》：“皆籌為溢。”這些方法早已不用，致使我們今天理解起來十分困難。從這話來看，籌或許是竹簽、籌碼一類的東西，用于記輸籌的局數。“不過三”，可能是指三局為一單元，類似于今天的三打二勝制。但也有可能是類似于今天的貼子的計算方式。

　　前面曾提到藏棋很可能是從中原傳去的，那么了解一下它的制式、規則，對了解古代圍棋的制式、規則也頗有意義。藏棋棋局縱橫十七道，兩人對弈，用黑白棋子圍而相殺。也有勢子，不過不是四枚而是十二枚。行棋次序也是白先黑后。沒有讓子棋，若雙方實力有差別，一律用“貼目”的方法來解決，貼目多少，雙方對局前商定。另外，有一種類似圍棋中“打劫”原理的提子后殺著的規定，使雙方棋不至于輕易被殺死。這些規則有些可能是從中原傳去的，有的可能是藏棋發展過程中自己形成的，從它身上，我們隱隱約約看到一些古代圍棋制式和規則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