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三國時期：圍棋迅速發展
三國時期（220—265），圍棋繼兩漢時期的復興和發展之后，又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終于迎來了圍棋史上第一個蓬勃發展的高潮。隨著人們對圍棋娛樂性、趣味性和競技性的認識的提高，圍棋開始從各種游戲中脫穎而出，成為人們陶情怡性、豐富生活的最受歡迎的游藝活動。而三國時期天下三分，兵事十分激烈的社會現實，客觀上也起到了促進圍棋發展的作用。圍棋愛好者越來越多，遍及帝王、文人士大夫和各階層民眾。圍棋理論和士大夫圍棋觀念開始出現，一些圍棋規則和制度也形成文字并固定下來。從圍棋流行的地域看，三國時期的圍棋流行范圍更為廣泛，從中原地區和黃河流域逐漸擴大到了江南地區和整個長江流域。這幾個特征對后世圍棋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是最后一點，使得圍棋活動的重心自此南移，在后來的一千多年時間里，南方圍棋的水平——無論是普及程度或提高程度——基本上都高于北方。
三國時期的圍棋，因政治、軍事和人文地理等原因，正好形成魏、蜀、吳三個中心。
魏國圍棋活動的發展，與曹操家族對圍棋的愛好和提倡是分不開的。據《文物》雜志1978年第8期所載，在對安徽亳縣曹氏家族墓地的考古發掘中，曾出土一些松綠石的圍棋子，說明圍棋在曹氏家族中是十分流行的。就曹操本人來說，他不僅愛好圍棋，而且棋藝水平還比較高，顯示出一個大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的聰明睿智和藝術造詣。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博物志》稱，曹操與當時的圍棋高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都曾對局，而且“皆與埒能”。棋手因懼禍而佯輸給帝王不是沒有，但曹操“皆與埒能”，無論如何棋藝也不會太低。曹操經常下棋，這就需要對手，騎都尉天水人孔珪擅長圍棋，正合曹操口味，于是，“寵愛有加，每在左右，出入隨從”。
曹操的兩個兒子魏文帝曹丕和任城王曹彰也喜好圍棋。曹丕尚文，以著述為務，所作詩文十分典麗，而曹彰卻善武，慣戰善征。二人時常下棋，一文一武，風格殊異，想必是別有情趣。曹丕曾說：“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妙。”自稱最擅長的是彈棋，圍棋棋藝并不高。但他利用圍棋玩弄的手段之殘忍，卻沒有人能比得上。《三國志·魏書·任城王傳》說曹彰是朝京都時“疾薨于邸”的，沒有說詳細經過。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尤悔》則明確說：“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閤共圍棋，并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據考證，這個說法是可靠的。借下圍棋來殺害同胞兄弟，這實在是圍棋史上一件駭人聽聞的大陰謀。
魏國圍棋的發展，與文人士大夫的愛好也大有關系。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和應玚都愛好圍棋。王粲和應玚對圍棋的發展還起了積極的作用。
孔融（153—208）字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曾任北海相，時稱孔北海。又任少府、大中大夫等職。恃才負氣，善詩文。他愛好圍棋，對棋理頗有會解，他的《與邴原書》說：“阻兵之雄，若棋弈爭梟。”信手將圍棋拈來作譬，自然而又生動。由于他的影響，他的子女也喜愛圍棋。《后漢書·孔融傳》載，孔融因與孫權使者語，謗訕朝廷，又不遵朝儀，放言跌蕩，被軍謀祭酒路粹參奏，下獄處死。“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行刑時，其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有識如此的一對小棋童，竟夭折于殘酷的株連之法，實在令人感慨。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縣）人，以博洽稱著，才思敏捷，擅長詩文，又善算強記。他于圍棋十分愛好，曾作《圍棋賦序》：“清寧體能，稽漠玄神，圍棋是也。”對圍棋評價很高。《三國志·魏書·王粲傳》說王粲“觀人圍棋，局壞，粲為復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一時傳為佳話。他死后，曹植作《王仲宣誄》稱：“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綦（棋）局逞巧，博弈惟賢。”蓋棺論定，對他多才多藝，精于圍棋，給予很高評價。
應玚（？—217）字德璉，汝南（今河南汝南東）人，以文章見稱，官至五官中郎將文學。他愛好圍棋，精于弈理，曾作《弈勢》一篇，是關于圍棋的著名論著，對后世有很大影響。
魏國還出了一個棋藝理論家，名叫邯鄲淳。據《三國志·魏書·劉楨傳》裴松之注引《魏略》，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穎川（今河南禹縣）人，博學有才。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十分尊敬他，后來官至博士，給事中。擅書法，八體悉工，兼通諸藝，曾寫有《投壺賦》千余言，又寫有《藝經》，內容包括當時的各種藝術活動，圍棋是其中一部分。他這部著作保留了許多漢魏時期的圍棋資料，價值極高。此書很早便散失了。《隋書·經籍志》也不見著錄，其殘篇散見于《數術拾遺》注、《文選》李善注、《太平御覽》、《說郛》等書中。
蜀地圍棋的開展，可能略晚于中原地區。劉備據蜀后，帶來大批外籍將領和官員，他們之中不乏圍棋愛好者，特別是諸葛亮、費諱等尤為著名，這就有力地推動了蜀中圍棋的發展。
諸葛亮（181—234）字孔明，瑯邪陽都（今山東濟南）人。三國蜀漢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他下圍棋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只有一些傳說。如清《寶慶府志》：“棋盤崖在寶慶府城南五里，相傳武侯宴兵著棋于此。有石盤廣六尺，棋痕尚存。”寶慶即今湖南邵陽市。又宋王應麟《玉海》：“棋盤市，一曰南市，在虎廣盜媷下，武侯陳營處也。”諸葛亮“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又有“臥龍”之稱，精通兵法和經國治世之術。當時圍棋在軍事將領和文人士大夫中已形成風氣，而且認為圍棋是“兵法之類”。下棋猶如斗兵，紋枰之稱不亞于戰場，寄情方罫，用兵斗智，同諸葛亮羽扇綸巾，運籌帷幄，決戰于千里之外的戰略家、軍事家氣度是完全一致的。
官至大將軍、錄尚書事，繼諸葛亮、蔣琬執政的費祎，也是蜀國酷愛圍棋的官員。費祎（？—253）字文偉，江夏<黽阝>（今河南信陽東北）人。他識悟過人，能過目不忘。在當尚書令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可他照樣下棋游樂而又不誤公事。延熙七年（244），魏軍來犯，費諱率軍御敵，“光祿大夫來敏至諱許別，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祎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三國志·蜀書·費祎傳》）原來來敏有點不放心，在費祎行前來試探一下。看到他鎮定自若，專心弈棋，有臨陣不亂的大將之風，就放心了。后來，費祎果然擊退了魏軍。
三國時期，要數吳國的圍棋活動最為深入、普及。這一是三國之中吳國最為承平，社會比較安定，各種藝術都有很大發展，給圍棋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二是兩漢時期吳地圍棋就十分盛行。三是士大夫中愛好圍棋的人特別多，對世風頗有影響。其代表人物有孫策、呂范、顧雍、陸遜、蔡穎等。
孫策（175—200）字伯符，吳郡富春（今浙江富陽）人，是割據江東建立吳國的奠基者。呂范（？—228）字子衡，汝南細陽（今河南汝南）人，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厚禮有加，遂歸孫策，官至大司馬。孫策與呂范交往很深，以“親戚待之”。同時他們又是棋友，常于紋枰對弈時商討軍國大事。他們的對局譜，在宋人的《忘憂清樂集》中尚可見到，題為“孫策詔呂范弈棋局面”。
顧雍（167—243）字元嘆，吳郡吳（令江蘇蘇州）人，為吳相十九年，常聚幕僚圍棋。他的兒子在豫章太守任上去世，他知道后，強抑失子之痛，圍棋依舊，只是以爪掐掌，血流沾褥，開圍棋豁情散哀、鎮物矯情的先河。
陸遜（183—245）字伯言，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大都督，是東吳名將，常在軍中與諸將圍棋射戲。哪怕敵人來犯、軍情緊急時，也圍棋射戲如常。
蔡穎，吳人，是太子孫和的侍從。他的棋下得較好，是宮中翹楚，以至“直事在署者頗斅（學）焉”。弄得孫權十分驚恐，擔心由此影響宮中的正常活動。
以上這些人，除呂范外，其里籍都在吳地，可見江南一帶的圍棋淵源有自，至少在東漢時期就有相當基礎，而三國時期只是發展得更快、更流行罷了。
吳國圍棋的普及，促進了圍棋棋藝水平的提高，涌現了一批圍棋高手。嚴子卿、馬綏明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嚴子卿，名武，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衛尉嚴畯再從子。他的棋藝相當高，以至到了“莫與為輩”的地步，與皇象的書法、宋壽的占夢、曹不興的畫、鄭嫗的相人，以及吳范、劉惇、趙達三人的數術，世皆稱妙。謂之“八絕”。
馬綏明，字號里籍不詳。有人認為是晉趙王司馬倫的舍人，名朗，字綏明（一作思明），曾撰《圍棋勢》二十九卷。他和嚴子卿一樣，棋藝很高，在棋壇享有盛譽，以至晉人葛洪在《抱樸子》中這樣贊道：“圍棋莫與敵者，謂之棋圣，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
吳國的圍棋不僅棋藝水平高，棋譜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水平也很高，當時不少棋手都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這些棋譜沾溉后人，幾百年后還被棋家奉為圭臬。著名的敦煌《棋經》就兩次提到“吳圖二十四槃（盤）”。唐代詩人杜牧，在送著名棋手王逢的《重送絕句》中也說“一燈明暗復吳圖”。遺憾的是這些棋譜后來除《忘憂清樂集》保留了一局外，都失傳了。
由于吳國的圍棋比較普及，下圍棋的人很多，出現了一些因下棋而棄業誤事的現象。太子孫和認為下棋妨事費日無益于用，勞精損思終無所成，要娛樂有飲宴琴書射御等活動即可，沒有必要靠下圍棋取樂。于是命寮屬八人寫文章矯正此風，規勸蔡穎等人。中庶子韋曜便寫下了著名的《博弈論》。
韋曜，字弘嗣，本名昭，晉人因避諱改為曜，吳郡云陽（今江蘇丹陽）人。他奉孫和之命作的《博弈論》有七百余言，列舉棋者的種種極端行為，大加貶斥；將下圍棋說得一無是處。他寫道：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棋易行，廉恥之意馳，而忿戾之色發。
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征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
最后，力勸弈者移博弈之力于正道，“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反對下圍棋的人古即有之。例如戰國時有人將博弈列為五不孝，西漢時有人譏嘲“天下第一”的杜夫子弈棋費日，說圍棋“失禮迷風”，說圍棋愛好者是“白黑簡心”等等。但韋曜《博弈論》列舉極端，不及其余，是對下圍棋貶斥攻擊得最厲害的一篇文章，在當時及后世都很有影響。
《博弈論》的產生，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首先，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既可以起好的作用，也可起壞的作用，就像水既能載舟也能覆舟一樣。這就有一個從什么角度去看待它，以什么態度去對待它的問題。圍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使人益智增識，陶情怡性，修養身心，得到藝術享受的愉悅和爭勝競技的樂趣。另一方面，圍棋花時間，耗精力，若沉迷過度而毫無節制，甚至賭博成性，就會給人帶來副作用，使一項高尚典雅的游戲成為陋行劣跡。第二，三國以前沒有專業棋手和業余棋手的概念，朝廷也沒有提倡引導的措施，對業余棋手下棋娛樂和專業棋手精研棋藝不加區別。第三，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儒家文化成為中國文化的正宗，而儒家文化強調和諧，強調綱常禮教的倫理道德。下圍棋必然要爭勝負，各階層圍棋愛好者必然要交流，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父子對局、君臣對局、貴族與平民對局等違反封建等級觀念的情況。第四，在儒家文化的維護者眼中，功名仕途才是正事，潛心圍棋當然是鄙賤之事。這就造成了一些腐儒只見其一不見其二，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竭力反對圍棋的現象。
由于圍棋具有無窮的魅力，以及大多數圍棋愛好者的持重、追求和努力，《博弈論》問世后，圍棋非但沒有衰落或絕跡，反而發展得更快了。這顯然是孫和及韋曜等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