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兩晉時期：瀟灑儒雅的圍棋
西晉和東晉時期（265—419）的圍棋，是在一個極為特殊的環境下發展的。
兩晉政治極其荒淫腐敗。司馬氏為了籠絡士族，取得他們的支持，沿襲并發展了曹魏以來的九品中正制，門閥觀念十分嚴重。封建帝王和士族階層正是依靠這種制度過著優游閑適、奢侈放蕩的生活。他們崇尚虛無和玄言清談，縱欲享樂，標榜風流。這種消極頹喪的生活態度和生活習尚，不可能造就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卻為兩晉文化藝術普遍的發展提供了土壤。這一時期，文學、史學、經學和釋老之學，以及書法、繪畫、雕刻都有很大的發展。出現了王羲之、王獻之、顧愷之等著名的藝術大師。圍棋作為一種忘憂陶情玄妙莫測的娛樂活動和高雅的藝術活動，自然得到帝王、士族和民間人士的重視。一時間，朝野上下風尚圍棋，以至于《晉書·葛洪傳》說葛洪“不同于時人，性寡欲，無所愛玩”時，竟以“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為例。兩晉棋風之盛，普及程度之高，由此可見。
在兩晉的帝王中，以晉武帝司馬炎最好圍棋。他在宮中，常與中書令張華下棋。《晉書·杜預傳》說，公元280年，鎮南大將軍杜預向晉武帝啟請討伐吳國的日期，晉武帝不允，認為待到明年方可大舉進兵。杜預于是呈上伐吳的表章。當杜預將表章送至宮中時，晉武帝正在同張華下圍棋。張華支持杜預的建議，把棋盤推到一邊，力陳己見，主張立即伐吳，晉武帝這才同意了伐吳的建議。另外，他還常與侍中王濟等下棋，李逸民《忘憂清樂集》中就保留了他和王濟的一局對局譜。
在士族人士和文人中，圍棋更受青睞。蔡洪、曹攄、殷仲堪、羊陶、裴遐、祖納、王坦之、支遁及“竹林七賢”中的阮籍、王戎可為代表。
蔡洪，字叔開，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初仕吳，后仕晉，晉惠帝元康（291—299）初為松滋令，有才名。他愛好圍棋，作有《圍棋賦》一篇，抒發自己的棋情。其中“或臨局寂然，惟棋是陳，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或聲手俱發，喧嘩操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爾乃心斗奔競，勢使揮謙，攜手低欺，朱顏妒嫌”一段，不僅將弈者的各種神態描繪得淋漓盡致，而且，實際上也是夫子自道，趣在其中。
曹攄（？—308），字顏遠，譙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惠帝時官至襄城太守，頗有政績。他為政之余雅好圍棋，作《圍棋賦》一篇以見情志，自稱是“既好其事，而壯其辭”、“當無為之日，差見玩于君子”。意思是這篇賦是為自己的圍棋旨趣張目的，風流儒雅，可見一斑。
殷仲堪，陳郡（今河南淮陽）人，官至荊州刺史。袁羌，字里不詳，是一個治《易》的學者。二人皆好圍棋。殷仲堪在都時，常出去看人下棋。一次，袁羌與人在窗下下圍棋，殷仲堪在屋里問他《易》義，衰羌應答如流，而圍棋不輟，一時傳為美談。
羊氏家族是兩晉時有名的士族。羊陶，名忱，字長和，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西）人，官至徐州太守。《世說新語·巧藝》載：“羊長和博學工書，能騎射，善圍棋。諸羊后多知書，而射、弈余藝奠逮。”這說明羊氏家族中下圍棋的很多，只是技藝不如羊陶罷了。
裴氏是魏晉之際的高級氏族，出了不少達官顯貴。裴遐是裴綽的兒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與人談論，一座嗟服。有一次他在平東將軍周馥處與人圍棋。周馥司馬行酒令，裴遐耽思圍棋未及時飲下。司馬本已酒醉，不由大怒，將裴遐拽墮在地上。裴遐卻毫不生氣，面不改色地慢慢爬起來走還座位，又照樣與人下棋。
祖納，字士言，范陽（今河北徐水北）人，東晉時官至軍咨祭酒，是那個“聞雞起舞”誓欲收復中原的祖逖的哥哥。祖納最有操行，又有清言，也酷愛圍棋。據《晉書·祖逖傳》，王隱曾勸祖納：“‘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棋然后忘憂也！’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當時，天下大亂，東晉僅據東南一隅，士族人士和文人都充滿悲觀失望情緒，對前途感到憂慮，因此，祖納用班固《弈旨》語，說下圍棋能忘憂。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今山西太原南）人，累官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支遁，字道林，河內林慮（今河南林縣）人，本姓關，少而任性獨往，風期高亮，25歲入道。二人都嗜好圍棋，而且對棋情棋趣都別有會心。《世說新語·巧藝》說：“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劉孝標注引《語林》說：“王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來，方幅會戲。”與前說稍異。方幅，指事物之正當者。也可能指用布帛等圍成幅障。因圍棋是“手談”不必出聲，與一般娛樂不同，所以王坦之哀制中照下不誤。
“竹林七賢”是魏晉文人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崇尚老莊虛無之學，優游于竹間林下，放曠不羈，大多喜愛圍棋，而且有許多驚世駭俗之舉。
阮籍（210—263），宇嗣宗，三國魏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曾作魏國的步兵校尉，是著名的文學家。他為逃避司馬氏集團的迫害，常醉酒佯狂，不拘禮教，傲然獨得，喜怒不形于色。《晉書·阮籍傳》說他極孝順，他母親死時，他正與人下圍棋。消息傳來，對局者請求罷棋，而阮籍卻還要留對手決賭勝負。及至一局終了，他才“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竟將這種給人樂趣的活動變成了掩飾悲戚之情的憑借！
王戎（243—305），字濬沖，瑯邪臨沂（今屬山東）人，年輕時常從阮籍游處，結成忘年之交。據《晉書·王戎傳》載，他也很孝順，母親死后，曾辭卻吏部尚書的職務，像阮籍一樣不拘禮制，表面上照樣飲酒食肉。或者看人圍棋，實際上藏悲于中，弄得容顏毀悴，扶著手杖才能起身。
東晉士族以王謝兩家最為顯赫，這兩個家族的人出將入相的極多，實際上是東晉士族政權的支柱。而東晉棋風之盛，也可以從這兩個家族中的圍棋活動中得到反映。
王導（276—339），字茂弘，瑯邪臨沂（今屬山東）人，西晉末他獻策并擁立瑯邪王司馬睿在建康（今江蘇南京）稱帝，被任為丞相。歷仕元、明、成三帝。他領導南遷士族，聯合江南士族，對建立和穩定東晉的統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王導嗜好圍棋，他的從兄王澄、從弟王廙、兒子王悅、王恬等都愛好圍棋。王導一家不僅愛好圍棋，而且棋藝水平還不低。《晉書·王導傳》說他的次子王恬“多技藝。善弈棋，為中興第一。”當時官至徐兗二州刺史的范汪曾著《棋品》，書中說：“（江）虨與王恬等，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謝安（320—385），字安石，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年40余始出仕，孝武帝時位至宰相。《晉書·謝安傳》說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其實他不僅在為政上同王導相似，在好棋上也同王導差可比肩。他在“淝水之戰”中下圍棋的故事，就廣為流傳。《晉書·謝安傳》就記述了他在“淝水之戰”中，兩次下圍棋的故事。一次是大戰之前，與緊張失常的謝玄決賭別墅。一次是晉軍大勝的捷報傳來時，他不露聲色地和客人下棋。
兩晉時期的圍棋不僅開展得普遍深入，而且發掘出了圍棋的新的功用，使圍棋更富于藝術內涵和文化內涵，在三國和南北朝這兩個圍棋發展的高潮之間，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圍棋肇始，其功用主要在益智教化上，娛樂僅在其次。后來，隨著人們的教育方法的多樣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教化功能逐漸變為其次，娛樂功能漸漸變成主要功能。至少在春秋以后，圍棋又多了射利這一功能。到兩漢三國時期，原來的益智逐漸由斗智代替，變成枰上校兵，用智斗法，“弈以機勝”。而娛樂也開始分成“樂以忘憂”、“志之空閑，玩弄游意。”兩晉時期，圍棋除繼承了漢魏斗智娛樂的傳統外，陶情怡性和抒情達意的藝術成分明顯增強，像蔡洪和曹攄的《圍棋賦》文采煥美，感情細膩，表明他們在臨局對弈時，更重視感情的流淌和抒發。至于阮籍、王戎遇喪不悲，謝安知捷不喜，又明顯地是將圍棋作為修身養性之道。
圍棋法自陰陽，變化多端，玄妙莫測，與《易》理本來就有相通之處。殷仲堪在袁羌下棋時問《易》，袁羌一邊行棋，一邊答《易》，給圍棋深奧的義理又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和學術化的氣氛。兩晉文人士族、因其生活態度和生活習尚，在圍棋中多追求一種風神高邁、瀟灑放縱的有個性特征的情趣。像蔡洪、曹攄的清雅神秀，風騷獨領，裴遐、祖納的忘憂解恚，心無他累，阮籍、王戎的不拘禮教，我行我素，以及阮籍、王戎和謝安的悲喜不露，矯情鎮物，都是凌輪前人，率然超脫、卓爾不群的個性化的表現。這種圍棋態度和圍棋情趣，對后世圍棋，特別是文人士大夫圍棋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謝安40歲前高臥東山，隱居不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競，而且兼善諸藝，既工書法，又善琴棋。位極人臣后，則以天下為己任，在淝水之戰中，臨戰對弈，鎮靜從容，指揮若定，既贏得了紋枰上的勝利，又打敗了符堅的百萬大兵，保住了東晉的半壁江山。這種氣度，很符合人們崇慕儒將之風，因此他圍棋賭墅的故事，就成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又一個典故。而他那種行藏由己，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為弈可定局制勝，為政可治國安邦的高世之行，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無疑具有一種抒發志得意滿，告慰懷才不遇、宣泄積郁憤懣的象征意義。因此，他個人和他的圍棋故事，便成了后世棋手、特別是文人士大夫棋手風儀神往甚至頂禮膜拜的對象。
隱逸和出仕是一對由來已久的矛盾。到兩晉時期，它已成了封建時代知識分子的社會性無法排遣的情結。玄言清談、揮麈打坐固然風流瀟灑，但言必語、語必聲，似乎又有還不怎么藝術化、還不怎么風流到極致的遺憾。于是，“坐隱”、“手談”的名目則應運而生，它們不僅給圍棋增添了富有想象力的雅號，而且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的需要。前者使他們失去平衡的心理恢復平衡，得到慰藉，后者使他們在藝術活動中高雅尚文的講求遣情見趣的心理得到滿足。正因為坐隱、手談極為形象、極為恰切、極為藝術地概括了圍棋的特點和功用，故爾不脛而走，為人津津樂道，很快變成了圍棋最典雅的別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