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春秋至兩漢：圍棋逐漸普及
圍棋誕生之后，直到春秋時代（公元前770～前476），一直未有確切的文字記載，這一段時間圍棋發展和流行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值得欣慰的是，從后人的一些記載以及民族學和民俗學的一些資料中，可以大略地勾畫出一個輪廓。
圍棋在古代除了娛樂競技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功用，即“一枰之間，方罫之內，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焦循《孟子正義》）也就是說，下圍棋可以培養一定的算術知識和計算能力，有發蒙益智的特殊功用。
張華《博物志》“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的說法，以及《孟子·告子》“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的觀念，分別從正面和側面證明古人是很重視圍棋的這種功用的。數即算術，在周代是六藝之一。《周禮·地官·大司徒》載：“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六藝是周王室及貴族子弟的必修課程，事關德行教養，意義非同小可。《玄玄棋經》禮卷歐陽玄序說：“古者人生八歲入小學，比及弱冠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事偏習矣。他日因射之余意為投壺，且寓禮焉，因數之余意為弈，且寓智焉。”晏天章也說：“弈之為數，即六藝之數也。”可見古人在圍棋與數和圍棋與六藝關系上的看法，是相當一致的。20世紀初，日本學者青木文曾旅居西藏學習喇嘛教義。他在參觀為未來的僧官和俗官而建立的貴族子弟學校時發現，那里的學生就是靠藏棋——一種與圍棋極其相似的棋藝游戲，用擺放棋子的方法來學習和練習算術的。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文字資料和民族民俗學的資料是在告訴我們，圍棋正式誕生后，其娛樂性、趣味性和競技性還沒有被人們很好地認識時，它的流傳相當程度上是有賴于它的教化益智的功用，而且流行范圍較窄，主要是在王室和貴族子弟中。其流傳方式，除自學外，至少在西周時，還有設課教習的可能。平王東遷以后，周王室逐漸衰微，禮崩樂壞。緊接著的春秋、戰國（公元前475—前221）時期，諸侯爭霸，列國稱雄，戰爭頻仍；社會生產工具進一步改進，出現了牛耕和鐵器，生產力得到更快的發展，社會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開始了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在這個時期中，人們的思想意識也發生著劇烈的變動，漸趨活躍，最后造成了戰國時期諸子之學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樣的社會環境，促使圍棋跳出宮廷娛樂和教化益智的狹小范圍，開始流傳到民間，并逐漸傳布開去。
到春秋時期，圍棋在諸侯士大夫中已流行得比較廣泛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可靠的涉及圍棋的記載，時間是公元前548年。人們在談話中使用比喻，都是選擇互相之間比較熟悉的事物作喻材，這樣才能使自己要表達的意思更為形象，更為明白，對方也才能準確無誤地領會。大叔文子用圍棋作比喻絕非偶然，說明在衛國的宮廷和士大夫中，圍棋已有相當程度的開展，是人們非常熟悉的事物。衛國只是當時十多個諸侯國之一，地處當今河南濮陽一帶。而這十多個諸侯國互相之間的聯系，以及與周王室的聯系都比較密切。這說明圍棋在各國開展流行的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至少是都有所開展了。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實際上是一種早期的樸素的圍棋理論，具有基本的指導意義。它總結前人下棋積累的經驗，概括了一個制勝之道：下圍棋時，每落一子，必須深思熟慮而又要當機立斷。若猶豫不決，拿不定主意，就戰勝不了對方。盡管在今天看來，這只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可它卻是當時人們對數百年圍棋經驗的精辟總結。從此后它成了棋手時刻必須注意的警句格言，也成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廣泛應用的一句成語。
隨著圍棋在社會上特別是社會上層人士中的逐漸流行，它與人們的文化娛樂生活的聯系也越來越緊密。但任何事物都有其兩面性，圍棋也不例外。一方面它可以開拓人的思維，培養計算能力、判斷能力和敏捷的反應，帶來無窮的趣味和愉悅；另一方面它又因耗時費日影響人的其他活動，或者使人沉迷其中難以自拔。因此，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對圍棋褒貶不一的議論。《論語·陽貨》有這樣一段話：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禮”，是“仁”，而要達到這種境地，必須學“道”。他上面這番話就是基于這種思想向弟子們講的，意思是如果人飽食終日，于學“道”無所用心，則很難安排自己，必然要生淫欲以打發日子。不是有博和弈一類的游戲嗎？如果從事這些游戲，還勝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生淫欲。在他看來，博和下圍棋當然不能和學“道”相提并論，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如果能從事博和圍棋，就會得到一定的快樂和滿足，阻止淫欲邪念的萌生。他的觀點和傾向性很明確，與《左傳》中大叔文子的話毫無褒貶之意有所不同。
還有一部叫作《關尹子》的書，傳為周人尹喜所作，原書已佚，今本是宋人所輯，書中有不少談及圍棋的地方，如“道雖絲紛，事則棋布”，“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等。其中還有這樣的話：“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以息得者。”他是為了說明什么事都要堅持不懈才能達到目的，舉學習射、御、琴、棋為例，指出這些技藝沒有哪一樣是不經過長期學習就可以學到手的。宋人輯佚此書不知是否有可靠的依據，但從所舉的事看，都是周代六藝之一，可能也并非完全杜撰。這段文字本身雖無褒貶之意，但以圍棋直接代表“數”藝，而且與其他幾藝相提并論，其褒揚的意思就再明顯不過了。戰國時齊處士尹文撰有《尹文子》一書，原書已佚，今本是東漢人偽托，其中講道：“以智力求者，譬如弈棋，進退取與，攻劫收放，在我者也。”認為圍棋是智者的游戲，褒揚之意更為明確。
戰國時期，出現了對圍棋貶斥得十分尖銳的言論。《孟子·離婁下》載：“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善事父母為孝，古人對孝極為重視，被視為人倫之大節，孔子就有“弟子入則孝，出則悌（敬兄）”（《論語·學而》）的訓導。將圍棋列為五不孝的行為之一，足見世上一些人對圍棋已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孟子是鄒（今山東鄒縣東南）人，曾游歷齊、宋、魏等北方諸國。五不孝的說法既然是“世俗所謂”，足見在北方一些國家的社會下層中，圍棋已經流行開來了，而且以錢財作注賭棋的風氣也開始出現，以至于有的人沉迷圍棋而不顧奉養父母。
隨著圍棋的流行和發展，著名的圍棋高手開始出現，第一位見于文字記載的圍棋高手，是戰國時齊國的弈秋。《孟子·告子上》載：
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非然也。
古代有許多因技藝杰出而傳名于世的人，都是以其技藝加稱其名。弈秋便是這樣。因為他名秋，圍棋下得好，在齊國冠絕一時，所以稱他“弈秋”。至于他的本姓則無人知曉了。中國古代沒有專業圍棋和業余圍棋的概念，也沒有專業棋手和業余棋手的概念。我們今天只有以是否靠以棋為生來予以辨別。從《孟子》的話看，弈秋是在課業授徒，而且聲名甚顯。這表明戰國時期，在社會生活中圍棋已出現了專業化的趨勢，而弈秋就是第一個留下姓名的專業棋手。這件事的出現，具有深遠的意義，它標志著圍棋已開始成為人們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而棋藝精湛的高手必然會得到人們承認和一定程度的尊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齊，統一了中國。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一個疆域空前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大帝國。秦王朝的建立，對社會的統一和社會生產的發展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它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卻造成了空前的大劫難。秦始皇為保證嬴氏江山得以萬代相傳，防止諸生以其所學惑亂民眾，采納丞相李斯的建議，實施嚴刑峻法和文化禁錮政策。規定除秦記和醫藥、卜筮、種樹的書之外，其它如《詩經》、《尚書》等典籍，以及諸子及百家之書統統都得燒掉；世人有相對聚語議論這些書的，處以死刑，而借用這些書以古非今的誅滅九族。圍棋這時在大多數人眼中只是一種微藝末技，也沒有出現專門的棋藝著作和棋藝理論著作，但因為它同天文、數學、陰陽、軍事知識有關，經戰國之后又很容易同縱橫家學說聯系在一起，再加上圍棋至少是兩人相聚，若是下注賭棋還會招來更多的人，所以雖然沒有明令查禁，但人們為免招是非，也不敢下圍棋了。另外，秦王朝設博士官職掌官學，嚴禁私學，因此也不可能有人課業授徒教授圍棋。在這樣的環境下。民間的文化娛樂根本無法談起。本來就缺乏理論、還不夠發達的圍棋好似雪上加霜，完全喪失了活力，除能在極小的范圍內，如宮廷內部的一些人中勉強生存外，幾乎絕跡了。
秦始皇的萬世之夢，不過兩世就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徹底打破了。漢王朝建立后，采取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生產力迅速恢復并快速地發展起來。文化上，較靈活、開放，在儒家文化空前發展的同時，道家文化也得到發展，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來文化也開始傳入和被消化吸收。這樣，在西漢（公元前206—公元25）二百年間及東漢（公元25—220）的大部分時間里，文學、史學、音樂、藝術和自然科學等都非常繁榮發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良好的文化藝術環境，給圍棋帶來了勃勃生機，圍棋出現了復興局面，并有了新的發展。
兩漢時期，宮廷中盛行圍棋，許多帝王都愛好圍棋。西漢的創立者漢高祖劉邦，就是著名的圍棋愛好者。晉代葛洪《西京雜記》卷三：“戚夫人侍高帝。……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他們二人圍棋行樂竟形成宮中習俗，而且出現什么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要取絲縷拜求北辰星才能免疾的神秘傳說，可見圍棋影響之大。戚夫人多才多藝，擅長鼓瑟擊筑，曾擊筑伴和劉邦唱《大風歌》，又會弦管歌舞，還會圍棋，自然深得劉邦寵愛。為此，劉邦幾次想廢太子（呂后所生），立戚夫人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后因呂后阻撓，張良設計請來四皓輔佐呂后之子而未成。呂后對此深深忌恨，劉邦死后，便將戚夫人和趙王如意害死了。戚夫人死后，她身邊的宮女都被逐出宮。這些宮女在宮中或耳濡目染，或身體力行，自然都會下圍棋，出宮之后，將棋藝帶至民間，對圍棋普及倒不無作用。漢宣帝劉詢也很喜歡下圍棋，而且水平還不低。據《漢書·宣帝紀》所載，他“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與劉邦不同，是一個知書識禮的天子。他未作皇帝前，同杜陵人陳遂十分要好，陳遂也是一個圍棋愛好者，二人經常在一起下棋。陳遂棋藝略遜一籌，常常輸棋，欠劉詢不少棋注。劉詢當皇帝后，準備擢用陳遂為太原太守，曾賜璽書一封：“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意思是太原太守官職不小，奉祿豐厚，這下可以償還你當年輸的棋注了。你妻子當時在旁邊，那些事她完全清楚，可以作證人。結果陳遂深知為臣之道、今昔之別，不敢領此厚愛，婉言辭謝了。陳遂雖未受官，但此事亦算是歷史上第一個圍棋賜官的例子。漢宣帝還常與王褒等放獵，縱情享樂，辭賦為歡，朝中多有非議，他便借孔夫子的話說：“‘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博弈遠矣。”（《漢書·王褒傳》）
除了皇帝外，在劉氏諸王中，愛好圍棋的也不少，如廣川王劉去、淮南王劉安即是代表。劉去通諸經，史稱“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劉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喜歡方士，也極好圍棋。他那著名的《淮南子》中，就常常提到圍棋。如“行一棋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圍棋擊劍，亦皆自然”等，說明他是深諳棋理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帝王中的圍棋之風在文人士大夫中也得到響應。前面提到的陳遂，即是一例。到東漢時期，愛好圍棋的文人士大夫就更多了。像桓譚、班固、馬融、李尤和黃憲等，都是著名的愛好者。
桓譚（公元前？—公元56），字君山，沛郡（今安徽濉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官至議郎給事中，是著名的經學家和哲學家。他著有《新論》，其中涉及到一些圍棋的基本理論和實戰理論，認為圍棋與兵法相類；更視帝不懂兵法猶如不懂棋，結果使別人死棋得生、自己功敗垂成。
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咸陽）人，先任蘭臺令史，后轉遷為郎，典校秘書，是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喜愛圍棋，對圍棋的深奧道理和豐富的文化內容作了嚴肅的探討，曾撰《弈旨》一篇，第一次對圍棋作了全面的論述，對圍棋的特點多有發掘，是一篇劃時代的圍棋理論文章。
李尤（約55—135后），字伯仁，廣漢雒（今四川廣漢）人，累官蘭臺令史、諫議大夫、樂安相，是當代的辭賦家，被譽為有司馬相如、揚雄之風。他有一首《圍棋銘》：“詩人幽憶，感物則思。志之空閑，玩弄游意。局為憲矩，棋法陰陽。道為經緯，方錯列張。”精煉地概括了圍棋的特點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嗜棋之情溢于言表。
馬融（79—166），字季長，扶風茂陵（今陜西興平東北）人，官至南郡太守，著名的經學大家，生徒數以千計。他十分愛好圍棋，認為圍棋源于兵法，作有《圍棋賦》，抒發自己一介書生在三尺之局的戰場上，縱橫馳騁的愉悅之情。
這時期，民間的圍棋也得到恢復和發展。揚雄《方言》對地方語言研究頗深，所謂圍棋“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本身就說明了中原地區民間圍棋活動流行的程度。另據葛洪《西京雜記》卷二載：“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杜陵在今西安南，屬京兆尹。杜夫子名不詳，既被稱為夫子，或因學識過人，或因棋藝超群，沒有頻繁的交流比賽，他是不可能得到“天下第一”這樣的稱號的。這至少說明，長安附近及其周圍地區的圍棋活動是相當盛行的。由于古代棋手的地位很低，圍棋總的來說還沒有得到朝廷的重視，因而棋手的姓名是很難見諸史乘的。一個“天下第一”的著名棋手的事跡都僅有幾十字的記載，其他棋手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被湮沒了姓名的棋手，雖然不能傳名后世，但他們為兩漢時期圍棋復興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
兩漢圍棋的發展推動了圍棋的理論研究，也促進了棋譜的收集和整理。棋譜的記錄留存起源于何時，尚難以考定，但兩漢時期是肯定已經比較流行了。一些優秀的對局譜，經收集整理后成為棋家珍藏之物，對推動圍棋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的作用。至少是從兩漢后收集整理棋譜便成了棋藝研究的重要方法，幾千年來一直為棋手所沿用。可惜的是，漢代棋譜現已無處可尋，唯從成書于北周的敦煌《棋經》的“漢圖一十三勢”一句話中，才知道他們在唐以前還廣為流傳，為棋手們所推崇。
從當時棋手和圍棋愛好者的籍貫和游歷看，圍棋活動在長江南北，即今天的河南、山東、陜西、河北、四川、江蘇、湖南等地區都開展起來。而且根據一些資料推斷，圍棋還可能流傳到了發羌、唐旄地區，即今天的西藏地區。西藏有一種藏棋，叫做“密芒”，意思是“多眼”，故又稱為“多眼戲”。它的制式和規則除個別地方外，與兩漢時期的圍棋極為相似。圍棋的歷史早于藏棋，完全有可能是兩漢時期或稍晚時候流傳到西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