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

　　余向謂偽作古文者，略知歷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變，遂以瞽奏鼓等禮當之。而不顧其不合正陽之義，說具第一卷。今余既通歷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六○八，冬至四十○日七九九二，閏余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天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轉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經(jīng)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五七〔入日食限〕，經(jīng)朔二十八日五五○二○九，入縮歷一百○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縮差二度三五二五，入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九，遲差二度九○○三，加差四刻八四○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六十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七○八，閏余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一，入轉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經(jīng)朔二十○日六一二三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入日食限〕，經(jīng)朔二十三日三○六九三八，入盈歷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九六，盈差○度四六四六，入轉二十六日八四二七九六，遲差○度九○四七，加差一十一刻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八六五〔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又與經(jīng)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歷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guī)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于“肇位四海”之后。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昔《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昭垂史冊者，六百四十五年。后魏高允始謂崔浩曰：此史謬也。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后歲余，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jīng)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皆嘆服。又后六百二十七年，宋司馬光編《通鑒》，始削去不載。蓋史家之必核實如此。況今歷學大明，敻絕前代，不難盡刊已成之案。而魏晉間《書》乃出一妄男子，多憑虛安處之。論以歷法，則不合于天文。以典禮，則不合于夏制。屢折之于理，既如彼其乖。茲參之以數(shù)，復如此其謬。曾謂天下萬世，人兩目盡�鴬A，而無一起而正之者乎。善夫，元行沖有言：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予實有此慨嘆耳。

　　按余向引《詩小傳》謂《詩》皆夏正，無周正。自鄭箋十月之交為周正建酉之月，后虞廣刂造《梁大同歷》，果推之在周幽王六年，疑出于傅會。此亦是未通歷法。時言茲以歷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五十六年，中積七十五萬九百四十二日六十九刻，冬至一十二日三十六刻〔丙子日辰時冬至〕，步至十月建酉朔日得定朔二十七日三十七刻〔辛卯日辰正四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五十七刻〔入日食限〕，是日辰時日食，非惟虞廣刂，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于歷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tǒng)歷》，注有《乾象歷》，抑嘆經(jīng)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疏》云：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似是康成考之方作箋云。但又以此詩為刺厲王作，自相矛盾，當削此一箋。至康成門人東萊王基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尤瞆瞆。此段直可入《正義》。

　　又按王伯厚言：考《通鑒》《皇極經(jīng)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歷有二年之差，后之算歷者，于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疏矣。亦是未通歷法。案呂氏載秦八年有秋甲子朔朔之日之文。始皇八年壬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五百一十九年，中積五十五萬四千八百○五日六三六，冬至九日四二四〔癸酉日〕，閏余四日三一九六，天正經(jīng)朔五日六○四三○九〔己巳日〕，加十朔實二百九十五日三○五九三九，得九月經(jīng)朔○日四○九四〔甲子日〕。是年秋恰有甲子朔，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可知涒灘二字傳寫之訛。宋劉原父，其本朝人推其博學，為秦漢以來所無。予則謂王伯厚似殆過之。然二公之于歷學乃爾，蓋歷學有三，一曰明經(jīng)之儒，二曰精算之士，三曰專門之裔。二公或以博學雄千古，至精算專門，自覺少遜耳。

　　又按“辰不集于房”在《左傳》，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于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偽作古文者，似錯認為房宿。蓋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掩蝕于房宿。故冠以“乃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嘗思《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未詳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內有《胤征》篇者，知出中康之世。故《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蓋予推步以歷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閏余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閏四月〕，入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jīng)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入日食限〕，經(jīng)朔五十○日○五八八三五，盈歷一百五十二日五六○○三五，入轉一十九日六○五七二七，遲差五度三○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日五○八八，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至十二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氣時，視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伐鼓取幣以救之。則瞽奏鼓等禮的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偽作古文者茍知此，將“肇位四海”易作“即位十一年”，“季秋月朔”易作“閏四月朔”，既合歷法，又協(xié)典禮，雖有百喙，豈能折其角哉。噫，予笑其智不及此。

　　又按王子充疑《夏小正》不與《禹貢》同列百篇《書》，恐為后儒所托。或曰：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為《夏書》可無疑。子充又以為不然，曰：天雖高，星辰雖遠，茍求其故，則精歷數(shù)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shù)，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shù)者，逆考而溯推之，求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弗疑。然則，《胤征》縱合歷法，亦不無可疑，況不然哉。此又一辯云。

　　又按鄭康成雖精歷學，而于天文分野之說，尚襲舊聞。然亦直至唐浮圖一行，始闡發(fā)無遺，深合《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義。予嘗從《唐書·天文志》刪略其語，以補鄭《注》之不逮。其辭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并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里，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并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里，謂之南河。故于天象，則弘農分陜?yōu)閮珊又畷�，五服諸侯在焉。自陜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陜而東，三川、中岳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巨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邶、衛(wèi)，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zhàn)后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為荊、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云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陰生，而云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云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jù)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云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筼、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眾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逾乾維，始上達于天，云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guī)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云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云漢降氣，為山河下流。陬訾在云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云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也。逾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云漢沈潛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云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云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云漢之陰也。唯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逾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墟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本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巨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于《易》，氣以陽決陰，刔也。升陽進逾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云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葉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為中州四戰(zhàn)之國。其余列舍，在云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云漢之陽者四，為四戰(zhàn)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于嵩丘，鎮(zhèn)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tǒng)，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于汝南，韓據(jù)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亙數(shù)州，相錯如繡。考云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余宿。其后魏徙大梁，則西河合于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zhàn)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jù)《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shù)也。又古之辰次與節(jié)氣相系，各據(jù)當時歷數(shù)，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shù)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jù)山河以分爾”

　　又按黃宗羲太沖亦今知歷法者，《文集》曰：沈存中云，衛(wèi)樸精于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樸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王伯厚之言本此。某讀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為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后，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wèi)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案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樸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樸于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于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樸，吾邑山陽人，與沈存中同時。然則，昔稱存中尤邃星歷者，亦非。

　　○第八十二

　　蔡氏《書集傳》，余不病其言理而病其言數(shù)，歷尤數(shù)之大者。“帝曰：咨，汝羲暨和”一節(jié)，純用朱子訂。《傳》既非堯歷，亦非宋歷，蓋從孔穎達《疏》采來。盡亦明析，然猶未若《授時》《時憲》二歷之精密也。余因以二歷之理與數(shù)補注《堯典》，其辭曰：論其理，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余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為一期，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余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jīng)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shù)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為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蓋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jié)氣矣。然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于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為一節(jié)，三十日五時二刻為兩節(jié)，所謂氣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則月不能滿三十日之數(shù)。積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計之內虛五日零六時三刻，是為朔虛。故每歲嘗六個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氣盈于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時朔虛。于三百六十日之內，有五日零六時三刻，則一歲之間，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三歲而一閏。即以閏月計之，亦不須三十二日有奇，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xù)，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jīng)七閏，然后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論其數(shù)，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之數(shù)，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為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為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蓋不用積年日法，而以實測得之，豈不較勝于訂傳之本《正義》者哉。善乎，蔡所性仲全言：樂律自漢以后日疏，星歷自漢以后日密。梅文鼎定九言：世愈降而愈精者惟歷。而自羲和以來數(shù)千年，共治一事者，亦惟歷。唐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恨者，識元紫芝若。生今之世，去唐抑又遠矣，吾不惟不恨，且大幸者，獲從諸君子游，洞悉今日之歷法。斯豈前代人所能幾及哉。

　　按蔡《傳》云：月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七”當作“九”，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二百”當作“三百”。坊本都訛，而習者不知。

　　又按朱子言，羲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尚書大傳》，舜巡四岳，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法無所統(tǒng)矣。說致確。羲伯、和伯，官在國都中，四子則分遣之，測驗于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監(jiān)正、監(jiān)副，四子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羲和即四子，當其分遣遠出，猝有休祥，誰為上聞。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司以一人。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r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四子盡出帝之左右，誰為載筆哉。其必不然者。晁說之言，“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開元方》誤作“定”。余考《史記·堯紀》作“正”，《漢書·歷志》作“定”，豈衛(wèi)包亦如向所云，晚出《書》多出《漢書》，故從漢耶。不然，“定”字不如“正”字明甚，胡妄改至此。

　　又按朱子言，歲差，劉焯取兩家中數(shù)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余謂至元郭守敬以周天周歲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八個月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為精密。明鄭善夫繼之言，定歲差，宜定歲法，于二至余分絲忽之間定日法，于氣朔盈虛一畫之際定日月交食，于半秒難分之所而后歷法始為精密。皆前此朱子所未聞。

　　或問：《授時歷》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與蔡《傳》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者不同。子不以之駁蔡《傳》，何也。余曰：前人固已云矣，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蔡氏據(jù)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shù)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授時歷》據(jù)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shù)長極于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其不同蓋以此。凡余之駁蔡《傳》處，豈得已哉。

　　或問：歷既無頻月日食之事，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四書日食，兩為比月，將《春秋》不得為信史哉。余曰：《春秋》固信史，但爾時史失其官，閏余乖次，從古未有過于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即以日食論，二百四十二年當四百八十四交，除交而不食及合朔在夜，人目不見者，以四之一約算，仍當一百二十余日食，何三十六之寥寥也。《春秋》失之一。以三十六日食論，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上黃太沖推三月日食與《春秋》合，誤也。詳見余《潛丘札記》〕，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后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后月，應閏而不閏后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春秋失之二。則由此以推無比食，而書比食，其誤又何怪焉。但所以致誤之由，千載來學《春秋》者罕及，惟金擅蔡仲全告其弟子秦云九曰：想因當日史官算失一閏，誤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他日又誤以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既而見其失閏不合也。乃于兩年各補足一閏，書為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兩冊俱存，而后之修史者并錄之也。然則，是史官之失次爾。或曰：恐無以為孔子地，使孔子而不知是歷誤耶，何以為生知之圣。使孔子知其誤而仍之耶，何以為已修《春秋》。事孰有大于明天道者哉。余曰：劉炫固有言，漢魏以來八百余載，都無頻月日食者。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后世既無其事，前代理亦當然。蓋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年所，數(shù)經(jīng)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余謂此或出于錯簡乎。如《論語》“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脫簡于齊景公章內，而錯簡于是惑也之下。《樂記》“寬而靜”四十九字脫簡于“吾子自執(zhí)焉”之下，而錯簡于“五帝之遺聲也”下。逮程子、鄭康成出，方始覺悟。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后，必有某公其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于彼，而錯其簡于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既而思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后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蓋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火心星也，九月昏，火星見于西南，漸而下流，十月之昏則伏，今十月火猶西流，是歷官失一閏，以九月為十月也。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仲尼雖言季孫，未改明年十二月又復螽，實周十一月，越明年，孔子感獲麟，作《春秋》。此二螽乃目所親睹不遠者，仍其誤而不削，則推此以知無比食而誤書，其不削又何怪焉。桓公十四年夏五，谷梁曰：傳疑也。孔子豈不知闕處之為月字哉。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方此年正月六日，陳亂再赴。故從赴兩書之孔子豈不知甲戌之非正月哉。因而不革，蓋其慎也。且《春秋》書法之重，最在人事。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他若歷屬天道，即用舊史，失在既往，曷由可追。荀必取而正之，則今歷上推哀公十一年當閏二月，如是史舊書五月，公會吳，伐齊者，孔子新修《春秋》將作六月，公會吳，伐齊。豈不駭人之聽聞哉。且盡取而刊正，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鮮不隨之而錯置矣。孔子，大夫也，敢擅易本國之正朔，以干罪戾哉。此圣人無可如何之思，又非僅闕疑比。千載來學《春秋》者所未覺，余特發(fā)其蒙焉。或曰：子辯古文《尚書》而旁及于《春秋》，何也。余曰：摯虞嘗賞杜元凱《釋例》云，左氏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fā)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愚猶此志也夫。

　　又按董仲舒以為襄二十四年比食，又既象陽，將絕楚子主上國之兆，后果驗。杜氏《長歷論》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楊士勛《谷梁傳疏》據(jù)今歷無有頻食之理，疑古或有之。《漢高帝本紀》亦曾頻食，趙汸子常更援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并日食，是漢初二十八年中頻食。再后世乃未有此，固不可以常理推者。余不覺笑儒者之不明歷如此，因以《授時》法推得漢高帝三年丁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八十四年，中積五十四萬二千○二十二日○七二二五六步，至本年十一月經(jīng)朔一十○日三五一○七六〔甲戌日〕，定朔一十○日四五八一七六〔合朔午初初刻〕，交泛一十四日四○七五九〔入日食限〕，十二月經(jīng)朔三十九日八八一六六九〔癸卯日〕，交泛一十六日七二六三三七〔日已過中交不入食限〕，是《漢書》冬十月甲戌晦日食，漢歷疏，誤以十一月甲戌朔為前月晦日也。又書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則記載之誤。況癸卯乃十二月朔，不入食限，亦豈晦日哉。《五行志》云：十月甲戌晦日食，在斗二十度。推是年冬至日躔在斗十九度，丙子日冬至，是甲戌在前二日日食，在斗十七度。斗乃吳地，云燕地者亦非。更推得漢文帝三年甲子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五十七年，中積五十三萬二千一百六十○日四四五三四九步，至本年十一月經(jīng)朔三十三日五六九一八九〔丁酉日〕，定朔三十三日五三五九八九〔合朔午正三刻〕，交泛二十六日八○○五六四〔入日食限〕，十二月經(jīng)朔三日○九九七八二〔丁卯日〕，交泛一日九○六七○九〔日已過正交不入食限〕，今《漢書》所載誤謬處，與高帝三年同。《五行志》云：十月丁酉晦日食，在斗二十二度。推是年冬至日躔尚在斗十九度，戊戌日冬至，是丁酉在前一日，日食在斗十八度。總之比月而食，千古所無，不必辯者。晦日日食，乃歷疏之故，誤以本月朔日作前月之晦日耳。

　　又按蔡仲全曰：歷法，漢初尚失其傳，如《綱目》惠帝七年癸丑正月朔日食，《漢書·五行志》載谷永占歲首正月朔日是為三朝尊者惡之。《綱目》書法云：日食，三朝大變也。是年八月有漢惠之喪，李淳風等以為日食之應。司天家祖述之，今以《授時歷》上推，是年十一月閏余分二十九日有奇，是月二十九日冬至即閏十一月，漢歷失一閏，遂以十二月朔作其年正月朔，豈知蝕之非正旦也。則谷永之占何取焉。至京房《易傳》，凡日食不以晦朔，名曰薄蝕。則并不知交轉、交終為何事矣。悲夫。又曰：漢武太初元年，《綱目》大書丁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前漢志則以歲在丙子。蓋班氏用夏正，朱子則以漢承秦歷，十月為歲首而書之，其法無二也。《史記》誤以是年為甲寅，則與《綱目》差二十三年矣。某案《史記》甲寅年固非，即《綱目》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今以《授時》法推算，其年十一月癸巳朔，步至二十九日辛酉午時冬至，又推十二月癸亥日辰時合朔十二月初二乃為甲子日，漢歷于十一月前誤置一閏，遂以十二月為十一月，而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余分，為歷元，不知十一月癸巳朔非甲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辛酉冬至非朔旦也，十二月癸亥朔非十一月朔甲子也，十二月初二日甲子非朔日也。漢歷誤以前月二十九之冬至而加于后月之朔，以后月二日之甲子而加于天正之朔，其舛也甚矣。《綱目》書法云：武帝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不書某甲子。于是年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歷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夫以非常之歷，紀舉非常之祀典，且以至朔同日定改正之歷元，斯豈細事。而誰知是朔之非甲子哉。況推元鼎五年朔旦冬至實為己卯，與《授時歷》合。太初丁丑去元鼎己巳才八年，而又至朔同日，決無是理。其為誤也何疑。

　　又按《洪范》篇自有傳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皆承上文箕、畢二星來，無易說者。近代西人穆尼閣著《天文實用篇》，專測各方風雨，其法以太陰為主，五星沖照之而風雨生焉。是月之從五星，又非盡貼經(jīng)星言歷。歷驗而不爽。甚矣，理之至者，不以中外國人而有間。義之奧者，亦必越數(shù)千年而漸顯露也。為載其說于此。

　　或問“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出《詩·小雅》，“月離于箕則風揚沙”出《春秋緯》文。鄭康成引緯文以釋《書》則可，今孔安國云爾，豈非《書傳》出哀平后之一證哉。子何不及。余曰：穎達《疏》亦有此意，然《漢·天文志》，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下即以書星有好風，似從來有此占驗。作《春秋緯》者，亦述之云爾，非其鑿空。《書傳》即真出武帝時，何妨作是解。史《天官書》不有軫星好風，星占不有東井好風雨說乎。蓋列宿各有性情也，以此難安國，未足結其舌。

　　又按《天官書》《天文志》并云：軫為車主風，蓋軫車之象也，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又按《書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至夏至從赤道”四十七句，皆出《天文志》。是說也，歷代因之，故蔡亦祖其說。然是九道者，雖有其名，而無推步之實。唐一行始本劉洪遲疾《陰陽歷》著《九道議》，其說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月行青道。夏入陰歷，冬入陽歷，則月行白道。秋入陰歷，春入陽歷，則月行朱道。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月行黑道。大約皆兼二道而分主八節(jié)，合于四正、四維。蓋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迨元郭守敬，則以月所行者通謂之白道，而白道兩當黃道謂之交。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正交者，交之始也，謂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謂之天尾。天首、天尾，即羅與計也。半交者，當兩交之中，與黃道相去六度者是也。每月行交道一周，謂之一交。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終，謂之交終。凡十九年而遍九道，是三說者，每進而益變，世之人讀而疑之。疑夫三說之或相背謬也。某嘗伏讀而深思，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嘗不合，特古疏而今密耳。何則。古人所謂月有八道，出于黃道之東、西、南、北者，非謂月止行四正方也。蓋以黃道而四分分之，則月之所行雖殊，總不出此四方耳。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于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于冬夏者半交，在春秋。四維之位皆然，雖疏密若有不同，實亦所以發(fā)明八道也。要之，月道豈止于八而已哉。計月之行，入一歲凡二十六次，出入于黃道，故一行《大衍歷》增損九道為圖二十六，而每歲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圖，又未可以一定。乃復推極其數(shù)，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為七十二候，以究九道。且謂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余，是其所推，較前為益密矣。然總之不離乎九道之說也。惟守敬則略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夫所謂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即計羅之行度也。以計羅之行度，而求月道之變動，則六千七百九十三日之間，無不可考其躔度所離之宿，故月道之變動，大約每退一交則換一道。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應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間月道凡二百四十九變，而天始一周。若以九道言，則在青朱白黑四者，應各歷一千六百九十八日零，故又曰十九年而遍九道。與班《志》、一行之說大約相仿，特此為尤密云。或云：白道一周，以交于黃道言耳，而乃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紀，而黃道則有度無宿也。月道出入于黃道，而黃道又出入于赤道，故先求黃白之交度，即推赤白之交度，據(jù)其赤道之交度，即推白道之宿。次以白道宿度之積，較赤道宿度之周，則白道之度約斂一度有半，而密移于黃道者，亦宜一度有半矣。此白道之周不但當求之于黃道，而又當求之于赤道，然后為至當而不可易也。約而論之，天之有赤道，亙古不易者也。至月之有交差，則猶日之有歲差，然黃交于赤，則一歲所積乃始有分秒之差。白交于黃，則一交所差已移至一度有半，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余年而一終。太陰之差之一終，則十九年弱而已。蓋日行遲而月行疾，故其所差之殊，至于如此。要其為差一也。日之為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詳。則月之為差，亦何怪古歷之未盡，歷一行守敬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

　　又按《舜典集傳》自《天文志》云“至轉而望之”六十二句，皆出唐孔氏《疏》。予獨怪其上“美珠謂之璇”解錯。案《說文》，璇，美玉也。馬融、孔安國《傳》同，不知何緣認作珠〔《宋史·天文志》亦云璇者，珠之屬也〕。憶《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璇珠”，郭璞《注》，璇，玉類也。余謂此似玉之珠耳。觀下稱燭銀可證。《說文》璣珠不圓者，想以此疑互遂解作珠乎。至璣，機也，亦未安。蓋當解曰：璣，器名。馬融《傳》，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穎達《疏》，璣為轉運，衡為橫簫是也。又“其南十二度”，穎達“二”作“三”，蔡《傳》正之，作“二”。宋太史令錢樂之，穎達遺“之”字，蔡《傳》亦爾。朱子訂傳，使其半出地上，蔡《傳》遺去四字，并非。

　　又按歷家之說，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出《晉書·天文志》。蔡《傳》亦疑，謂詳經(jīng)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頗是，然惜未盡。予嘗謂，包犧氏仰則觀象于天，帝嚳序星辰以著眾，亦是大概。星有其名，未必如晉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盡有名目，如是之詳。如北斗第一至第四星為魁，第五至第七星為杓，如斯而已。至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分明是有《堯典》以后，人據(jù)《堯典》之文以分名其七星。猶尾后一星，主章祝巫官也，初未必名，只緣《莊子》有傅說“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之文，人遂名是星為傅說。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初蓋名天馬，人緣春秋末有王良，善御者也，死而上配是星，曰王良，后反曰王良亦名天馬矣。推之造父、伯樂皆然。若軫旁一小星曰長沙，下應其地，秦是以名郡，漢以名國。婺女星應金華，隋平陳，是以置婺州其地，又不可與前同日語。予又謂，禹主名山川，《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亦是指天下崇山巨川言，那得一一悉予以名。如陸機山自起于晉以后，郎官湖自名于唐之中。豈得謂自有宇宙便有山川，而名即隨之以出哉。仰觀俯察者，由是說而通之，可以無紛紛之議矣。

　　又按《潛丘札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于此。曰：衛(wèi)樸推日食三十六，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獨”之一字固非。近黃太沖謂是年二月有閏，三月應食，尤非。蓋余推步以授時，莊公十八年乙巳歲距至元辛巳中積七十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日四刻，步至三月朔不入食限。既不入食限，則夜亦不食。《春秋》推三月食，見其不食，遂疑而不書日朔，谷梁以為夜食，則鑿矣。法推是歲五月定朔，四十八日六十五刻是五月朔，壬子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十七刻八十分，加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元史》曰：蓋誤五為三也。又以《時憲》上推莊公十八年三月朔實會五十○日一十時三十一分〔從甲子算起，該癸酉日已正二刻一分合朔〕，交周九宮二十七度一十四分九秒〔不入食限〕，加二朔實五十九日一時二十八分，得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從甲子算起，該壬子日未初初刻合朔，《授時》則除甲子算也〕，加二交周得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入日食限，食在中交，與《授時》同〕。太沖明知三月朔不入食限，乃欲以五月實會交周之數(shù)移至三月，謂與《春秋》吻合，以駁《大衍》《授時》之誤。借有閏月以為解，其誣天且誣人也，甚矣。

　　又《潛丘札記》曰：黃太沖言一年兩食者有之，亦未盡。竟有三食者，《晉書·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并日蝕，是歲有閏十二月壬午朔又蝕，蓋相距各一百七十三日有奇，故食者三及。予推以《授時》法，惠帝光熙元年丙寅歲距至元辛巳積九百七十五年，中積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二日三八八一二五，步至正月經(jīng)朔二十四日四九五一九八〔戊子日〕，定朔二十四日三六八一八八〔戊子日辰正三刻合朔〕，交泛○日二一二八九五〔入日食限〕，步至七月經(jīng)朔二十一日六七八七五六〔乙酉日〕，定朔二十一日六二五三五六〔乙酉日申初初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一二三一○九〔入日食限〕，步至十二月經(jīng)朔一十八日八六二三一一〔壬午日〕，定朔一十九日○二八三一一〔癸未日子正二刻合朔〕，交泛○日八二一○九。九〔入日食限〕是年該閏十一月，劉義叟《長歷》作八月，自其歷疏之故。而三次俱入食限，惟正月、七月加時，在晝能見日蝕。十二月經(jīng)朔則壬午日，而定朔在癸未，日子時乃夜食，不見。想當日歷官見入食限，已先期奏報日食矣。屆期洛陽或有陰云，遂疑日食在天，書之史冊而流傳至今。既無有知其夜食者，又安從知朔日之非壬午哉。《綱目》書法曰：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二年，一書而已矣。其實夜食不為災，不應書史冊，此非劉友益所知。又曰：日食，三朝大異也。武帝世曾再書矣〔咸寧三年正月景子朔，四年正月庚午朔，并日蝕〕。于是又頻三年見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八年正月戊申朔，九年正月壬申朔，并日蝕〕，雖歷代亦未有。余嘗以法推，知其合者，武帝咸寧三年、太康八年正月朔入日食限是。有推之不見其合者，咸寧四年、太康七年是。然雖不合，此二年去交未遠，想當日歷官偶誤推，遂先期奏報，與惠帝時同。至太康九年正月壬申朔去交已遠，縱歷疏，不應如是推，自屬傳寫之訛。此不待以歷知者，奈何昭垂史冊，警相告語，以為天未有之變乎。竊以儒生于歷，竟可謂萬古如長夜。

　　○第八十三

　　余向謂，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捂。茲且見之歷法矣。劉歆《三統(tǒng)歷》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康午朏”之文，知是月戊辰朔。以特關歷法，雖孔壁零章逸句，亦不忍棄。余故從而信焉。然未推以歷，今以《授時》法上推，周康王十二年甲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四十七年，中積八十五萬七千二百二十九日六五五九○九，冬至四十五日四○四○九一〔己酉日〕，天正經(jīng)朔三十六日八○一三九六〔庚子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jīng)朔四日四五四三六一〔戊辰日恰合〕，則庚午實為月之三日。蓋康王十二年歲在甲戌者，邵子皇極經(jīng)世之數(shù)也。唐一行《大衍歷》則以康王十二年為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余考之，此乙酉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豈若皇極數(shù)之鑿然者哉。因推以《授時》，康王乙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中積八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日九三六八九六，冬至四十三日一二三一○四〔丁未日〕，閏余二十七日五○七一五三〔周正閏三月，夏正閏正月〕，天正經(jīng)朔一十○日六一五九五一〔甲戌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jīng)朔七日八○○四○九〔辛未日〕，是月無戊辰、庚午。或曰：《竹書紀年》用夏正，安知六月非建未。又步至建未之月，經(jīng)朔六日八六○六九〔庚午日〕，朔也，非朏也，果皆不合。蓋天下最可信者經(jīng)，而邵子數(shù)之可信，則以其與經(jīng)相表里。天祚宋代絕學，有繼程子出而理明，凡六經(jīng)中言心、言性、言仁、言義等，無不析之極其精，仍可融之會于一。邵子出而數(shù)明。凡《堯典》二帝之載數(shù)，《無逸》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年數(shù)，《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參以《魯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營雒邑。此七年即在成王紀年內，成王共三十七年。《呂刑》“王享國百年”，參以《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此百年謂《書》所作之年，在位仍五十五年，皆合《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中闕寒浞篡位四十年，亦從補出。豈非數(shù)往者，順邵子，不啻足蹈之。知來者，逆邵子，不啻目睹之。上下千萬載，罔或抵捂者。草廬曰：孔子之后，惟邵子一人而已矣。

　　按余向援唐孔氏《疏》，周公營洛，此年閏九月，故戊辰得為十二月晦。未自推以歷，今試推之，乃知置閏不同，一也。月小大不同，二也。《漢志》，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此推甲戌朔，己丑望，不同三也。成王七年壬辰歲距積二千三百八十九年，中積八十七萬二千五百七十○日○三九八三一，冬至五日○二○一七九〔己巳日〕，閏余二十○日一二七一四三〔周正閏八月，夏正閏六月〕，天正經(jīng)朔四十一日八九三○三六〔乙巳日小〕，步至二月建丑經(jīng)朔一十○日九二三六二九〔甲戌日大〕，三月建寅經(jīng)朔四十○日九五四二二二〔甲辰日小〕，四月建卯經(jīng)朔九日九八四八一五〔癸酉日大〕，五月建辰經(jīng)朔三十九日五一五四○八〔癸卯日大〕，六月建巳經(jīng)朔九日○四六○○一〔癸酉日小〕，七月建午經(jīng)朔三十八日五七六五九四〔壬寅日大〕，八月建未經(jīng)朔八日一○七一八六〔壬申日小〕，閏八月經(jīng)朔三十七日六三七七八〔辛丑日大〕，九月建申經(jīng)朔七日一六八三七三〔辛未日小〕，十月建酉經(jīng)朔三十六日六九八九六六〔庚子日大〕，十一月建戌經(jīng)朔六日二二九五五九〔庚午日小〕，十二月建亥經(jīng)朔三十五日七六○一五二〔己亥日大〕，又步至明年正月建子經(jīng)朔五日二九○七四五〔己巳日小〕，則戊辰正為十二月晦，經(jīng)之鑿然可信如此。因悟劉歆次《召誥》《洛誥》于《武成》后，《顧命》前，蓋同一周正云。

　　又按《多士》本在《多方》，前金仁山案《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甚。而自今文以來失之，從而緒正，系《多士》于成王七年三月，下為即甲子周公朝用書之書。《多方》系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我監(jiān)五祀”之文，監(jiān)即三監(jiān)，謂其從三監(jiān)以叛，于今五年也。是書非作于五年而何。余謂此斷以文理，理至而數(shù)不能違。遂推以歷法，成王五年庚寅歲距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中積八十七萬三千三百○○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天正經(jīng)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經(jīng)朔二十○日七五○五八三〔甲申日〕，則丁亥月之四日也，吻合如此。吾欲起仁山于今日而告之，令補入《前編》。

　　又按說《春秋》者，悉以周正。而說《周書》，未見其以周正，此不知類也。除《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丑、四月建卯，《顧命》四月建卯，向所推外，茲上推《畢命》六月建巳、《召誥》二月建丑、三月建寅，《洛誥》十有二月建亥，《康誥》“惟三月”即《召誥》之“三月”。《多士》“惟三月”即《康誥》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總同一周正。然則，蔡氏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shù)，以寅月起數(shù)者，豈非委巷陋儒之談哉。雖有歷學，吾不告之。

　　又按蔡《傳》云：三代正朔不同，朝覲會同，頒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此說大謬不然。一部《周禮》所云：春、夏、秋、冬，皆系夏時，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春朝諸侯，秋覲非建子者之春秋可知。時見曰會，鄭《注》時見言，無常期。此于正朔何交涉。殷見曰，同鄭注眾見。四方諸侯，四時分來，亦以夏時。至授時，謂民間耕獲之候。《堯典》所云作訛成易，是萬古一也。豈商周建異，而并此亦更之哉。莫善于《周書》周月解一段。趙子常約其辭曰“夏數(shù)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tǒng)。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真得其旨，吾欲取以易蔡《傳》。

　　又按《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歷數(shù)之序。正歲即《周官》大宰之正歲建寅者。語尤分析曉暢，足正蔡非。

　　又按事有為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三正之通于民俗，亦其一也。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于八月，有兇”，商之八月也。《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暮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暮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君雅》“夏日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即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即不改節(jié)者也。《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于商為四月建辰也。《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尹》“十有二月”，《三統(tǒng)歷》“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有二月”、《凌人》“十有二月”，建丑也。四代之制連類錯舉，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于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干也。夫以暴物極干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師曠言，魯獲長狄年數(shù)與此同。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祁午曰：于今七年。及至秋醫(yī)和曰：于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三統(tǒng)歷》殷十一月戊子，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為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為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庵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而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

　　又按宋明人所據(jù)以龂龂者，在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四時改易，尤為無義。此惟兩說，足以釋之。一，后漢陳寵曰：冬至之節(jié)，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千蕓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一，王陽明曰：陽生于子，而極于巳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系。近王恭簡亦以可。兩言而決者，子月為一歲之始，猶子時為一日之始。安在建子不可以為春也與。

　　又按秦正建亥，方屬無謂。然亦凡三變焉。《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似已用十月為歲首。《秦始皇本紀》，四年先書“三月”，繼書“十月”。十三年先書“正月”，繼書“十月”，又以十月為殿，忽建寅。或曰：安知其建寅。蓋觀所書災異與夏之月數(shù)相應，如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十三年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是則秦不改月數(shù)，于茲益信。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雖自謂今水德之始，然實從其祖制來。

　　又按昭襄王以后，莊襄王以前，秦既首十月，則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論焉。《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韓王衰绖來吊祠，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功臣”云云，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十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后書孝文王除喪。或曰：子于“親曷不行三年之喪，而僅期年”為曰：此固當時之變禮也。《趙世家》，晉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彼春秋之末且然，何有于秦。秦猶勝，既葬而除者多矣。猶為近古。然則，既除喪矣，又書十月己亥即位者，為何禮。曰：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逾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于文祖，及成王免喪，將即政，朝于廟”是也。曰“子孝文王立”，此正繼體之位也。曰“孝文王元年”，此正改元之位也。曰“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此正踐阼之位也。故曰：秦猶近古。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為歲首，孝文王元年應有十月，今于除喪后，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為二年，遂改為莊襄之元年。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于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余年，以為己之元年乎。失禮莫大焉。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余特摘出，以正《通鑒》孝文王元年書“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誤。

　　又按趙子常曰：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此致確之言。萬斯大充宗以二十四氣之名，起于漢造《太初歷》。不然，以配周正，則相戾不合。驚蟄在子月，大暑在巳月，豈可乎。黃太沖從而佐其說。余請兩言以折之曰：左氏桓五年凡祀啟蟄而郊，《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啟蟄，漢之驚蟄也。《國語》，范無宇曰“處暑之既至，”《注》云：處暑七月節(jié)。此豈太初后始有哉。

　　又按古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jié)，《三統(tǒng)歷》猶然。后漢劉洪《乾象歷》方改易其次，雨水前，驚蟄后。故康成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則康成時不然可知。《周書·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分明是傳寫人以后之節(jié)次上改古歷，讀者并以此疑《時訓》，非古過矣。

　　又按“維莫之春”，鄭箋謂，周時之寅月，蓋諸侯來朝，助祭于廟，畢時當寅月，遣之歸，以趨農事，恐時之晚過。朱子認作夏時，曰：此戒農官之詩。萬充宗曰：果若所云，則夏之三月，歷稽經(jīng)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蔡氏泥于“于皇來牟，將受厥明”二句，以為牟麥將熟，須當建辰之月。不知以為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于辰月可，言之于寅月亦無不可也。足解人頤，余特以其有補書傳也錄之。

　　又按改月之說，莫明白于左氏。隱元年經(jīng)書“春王正月”，《傳》則書“春王周正月”，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次毛萇《詩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三統(tǒng)歷》“大雪冬至”，注云：于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周為正月。以及“立冬小雪”，注云：于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楊升庵曰：此固不厭博引旁喻者。余故備錄之。

　　又按顧寧人案《博古圖》，載《晉姜鼎銘》曰“惟王九月乙亥”，《周仲偁父鼎銘》曰“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敔敦銘》曰“惟王十月，惟王十有一月”，《齊侯镈鐘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齊侯鐘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而論“春王正月”曰：圣人作《春秋》，于春之下，正月之上，系“王”字。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九月”，齊人作鐘一曰“王五月”，再曰“王五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為然。然則，后儒以“春王正月”為夫子特筆創(chuàng)書，無乃未考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于此見之。余謂此學《春秋》者所宜首知。

　　或問：子既以改時改月為當時言下輒了，亦有不得其解，錯認如今人者乎。曰：恐亦未免。《周禮》，鱉人之職，秋獻龜。龜人之職，凡取龜用秋時，皆夏之秋也。蓋龜須其甲秋乃堅成，非六月所可取。而《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登龜”，鄭康成謂，作《月令》者誤讀上《周禮》二“秋”字，以為此秋據(jù)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因書于此。極中其病。又季平子不解正月朔慝未作，正為正陽之月建巳，認作周歲首之正月建子，雖大史告之，猶弗從。夫月名偶同，遂致惑人，況歲、時、月三者，或改或不改，隨意錯舉，其不惑民之視聽者，難矣。故總不若行夏時之合一，漢武紛紛制作，惟改用夏正，足為萬世之法。以此坊民猶有魏明帝以建丑為正，并改三月為孟夏。唐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復以正月為春一月。肅宗不以數(shù)紀月，以斗所建辰為名，故杜有《荒村建子月》之詩者。

　　又按唐肅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制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shù)，去年號止稱元年。此元年起建子，訖建巳，凡六月，旋如舊。故杜既有《荒村建子月》以紀其始，復有《元年建巳月》二篇以紀其終。宛然一王之制，其間絕句漫興，間及月名，仍以數(shù)紀之曰“二月已破三月來”，余笑謂此三百篇法也。三百篇有改歲者，“曰為改歲”。有改時者，“維莫之春”。有改月者，《十月之交》。余悉從夏正。趙子常所謂《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與《書》體不同。今杜詩唐正、夏正二者并存，與三百篇何異。楊升庵曰：《詩》可以觀。予則于茲益征之矣。

　　又按吾聞諸嘗熟諸公，經(jīng)解，元儒勝宋儒，擊節(jié)以為知言。他勿論，只歲、時、月之改，斷斷鑿鑿，遠本漢儒。近詆蔡《傳》之非，皆元代諸儒，不獨前所引吳仲迂及東山趙氏而已。故嘗為之說曰：主不改說，舉《春秋》而以為夏時夏月，并更魯史之周歲為夏歲者，周洪謨也。主皆改說，雖《詩》“六月棲棲”、“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而亦以為周月非夏月者，萬充宗也〔張以寧《春王正月考》并同〕。幾欲與充宗面語，而充宗已不可作矣，惜哉。

　　又按撰至此，有以傳是樓新刊經(jīng)解一百四十二種見示者，《序》首云：經(jīng)之有解自漢儒始。予為正之曰：經(jīng)之有解，自子夏始。不特于《易》有《傳》，于《詩》有《序》而已。東漢徐防上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fā)明章句，始于子夏是也。子夏之弟子魏文侯著《孝經(jīng)傳》，疑東漢末尚存，故蔡邕《明堂月令》得而引之。《戰(zhàn)國策》《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jù)慢驕奢，則兇必從之。荀卿書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內于宗廟。《小雅》不以于污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雖未知《傳》出何人，要自顏<斤蜀>荀卿前有之。然則謂經(jīng)解始漢儒者，豈非沿其流而未溯其源與。又按有以歸熙甫《經(jīng)序》錄序來問者，余曰：此《序》最佳，今人那復辦此。然亦小有誤，敘至東漢盛之后，唐貞觀中之前一段曰：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后出。三《禮》獨存鄭《注》。《春秋》公、谷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案《隋·經(jīng)籍志》，《周官禮》有馬融《注》十二卷，王肅《注》十二卷。《儀禮》有王肅《注》十七卷。《喪服經(jīng)傳》有馬融《注》一卷。《禮記》有盧植《注》十卷，王肅《注》三十卷，孫炎《注》三十卷。安得云獨存康成一家。蓋《隋志》原云三《禮》唯鄭《注》立于國學。當改“存”字為“立”字。立則立于學官，存則存于人間。并下文“傳《詩》者，毛《詩》鄭《箋》”亦無礙亦指立國學言，非謂爾時僅有鄭《箋》而無王肅《毛詩注》二十卷也。凡敘次經(jīng)學流派，存亡隱見，無誤最難。歸氏殆猶未免。

　　又按予晚而得《春王正月考》，見其解“八月有兇”及《臣工》篇，與愚見合，喜而亟錄于此，曰：朱子本義以八月為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遁》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遁》之時。又謂此為建酉之八月，為《觀》亦《臨》之反對，兩存其說而不決。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后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shù)，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于《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臨》之《彖》曰“八月有兇”，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shù)，至夏正七月三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彖》自《復》數(shù)起，為七日矣。則《臨》卦當自《臨》數(shù)起，不當又自《復》數(shù)起。當自夏十二月數(shù)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shù)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shù)起，則自《臨》至《遁》為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兇”。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shù)起，則自《臨》至《觀》為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尤不可言“八月有兇”。今自夏十二月數(shù)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于時為商正之八月也，于卦為《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兇甚矣。非若《遁》，猶有厲，而《觀》絕無兇也。而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于“八月有兇”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為明白。今若以為《遁》，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為《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彖》辭，時為商，西伯為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唐孔氏從前代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為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臨》于月為丑，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shù)，寄之于《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后且有終兇，必然之理，為萬代戒，其意微矣。則某恐圣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為此論，故某極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為至德者焉。又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為牟麥將熟，其為季春可知。今考之于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眾人，庤乃錢镈”，即《七月》之詩曰“一之日于耜，二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镃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谷于上帝，載耒耜，措之于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大夫躬耕帝籍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始新畬，始庤錢镈不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為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于今之八月，長于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云者，見于經(jīng)傳甚多，皆未為而預言，或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為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為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為籍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為此詩乃孟春祈谷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麥為五谷之中續(xù)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fā)動，麥已生長，是以祈谷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铚艾”。祈之明神，欲五谷之皆熟，故并言之。猶《春秋》書麥、禾于冬，以該五谷之義也。若以來牟將熟為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蓋《春秋》并書麥禾于終而著五谷之大無，此詩并言“來牟”、“铚艾”于始，而期五谷之大有。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而此詩為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

　　又按金德純素公《周正匯考》，序三代異，建朔必與正合，故正建子朔以夜半，正建丑朔以雞鳴，正建寅朔以平旦。以一日觀之，而一歲可知。為萬季野書來所稱，殆亦古未發(fā)云。

　　○第八十四

　　余向謂湯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殷本紀》所謂“絀夏還亳作《湯誥》，維三月”是也。《伯夷列傳》，《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所封，王至東郊，大令諸侯，墨胎氏正于是日封。予嘗以授時法上推商湯十有九祀丙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百四十五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二日五四七四，冬至四十二日五一二五〔丙午日〕，閏余二十八日八五一○六六，天正經(jīng)朔一十四日○○一八四〔戊寅日〕，步至三月建卯之月經(jīng)朔四十二日五九三六一九〔丙午日〕，則丙寅為月之二十一日，其吻合如此。因反覆古文《湯誥》，讀逾有味。四瀆配四方，實后代祀典之祖。真史遷所受《書》二十四篇之一無疑。故不辭復書之，以告世之君子。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按紂以甲子日亡，是為紂三十三祀己卯正月五日。桀以乙卯日亡，從未推以歷。予以授時法上推桀五十二歲乙未歲距積三千○百四十六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日七九三○，冬至三十七日二六七○〔辛丑日〕，閏余一十七日九七二六八二，天正經(jīng)朔一十九日二九四三一八〔癸未日〕，步至夏正八月經(jīng)朔四十五日○六九六五五〔己酉日〕，則乙卯為月之七日。蓋師初發(fā)。當于前此七月所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者。

　　又按上所謂四瀆配四方，實后代祀典之祖者，何也。蓋《后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各如其方。唐遂稱淮為東瀆，祭于唐州。江為南瀆，祭于益州。河為西瀆，祭于同州。濟為北瀆，祭于洺州。迄今益不可易。反覺東為江，南為淮，方向少不合。余曰：此則有顧祖禹景范之論在。憶己巳同客京師，問景范，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觸處洞然。

　　又按秦淵云九告余，《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法推癸亥為建丑之月朔日，非如《三統(tǒng)歷》為四日，后卻三日矣。余曰：《三統(tǒng)歷》誤猶可將《武成》逸篇所云“壬辰”為建子之月二日，亦不可信。周歷固如是乎。云九曰：歷豈惟自秦失之，周歷亦未精。遂極言古歷不正。自六家歷以來，斗分皆四之一，漢鄧平歷猶然，故梁沈約《宋書》論六歷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差至三日或二日。上不可檢于《春秋》，下不可驗于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祗足惑人耳目。至于太初，斗分太多，過天一度又無盈縮遲疾，故常以朔日月見西方，晦日月見東方，差亦至二、三日。以此步歷，則晦朔甲乙，安得無愆。魄明生死，焉能不舛。則知古歷為誤，授時為真也。如其不爾，武王去春秋魯隱公才四百年，授時去魯隱公二千年，以步日食三十七，或合或否，一一不爽。而以步四百年前，即差當不逾刻，而奚至二三日之遠耶。以此知授時為真，周與漢盡失之矣。此論定，則古文《武成》所記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皆四分之一之歷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后不合，固皆不待云矣。余悅曰：邢云鷺撰《歷考》，亦曾推及，總未若子精。云鷺，安肅人，為云九家所取士云。

　　或問：武王初有天下，歷如是之疏，而子推成王七年三月丙午朏，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恰合。何成康之歷皆精乎。余曰：劉洪有言，歷不差不改。此必成康時有知歷者出，覺前法疏闊，改而正之，故吻合如是。

　　或又問：子推《召誥》二月朔既甲戌矣，則望當庚寅，方可云越六日乙未是是月十七日望，果然否。余曰：是月經(jīng)望二十五日六八八九二五五，仍十六日己丑望。蓋經(jīng)文當作“惟二月既旁生魄，越六日乙未”，或作“惟二月既望，越七日乙未”，以成史臣以事系日一定之體。今云然者，殆傳寫錯爾。

　　又按王恭簡樵述周洪謨之言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歷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月數(shù)，有改有不改，人皆以為然。予獨否之。如魯史官記事自用周之歷，史既周正，歷亦周正，可知歷與史，豈有二哉。惟農家之歷無古今，而用夏正。予因悟一部《毛詩》“七月陳王業(yè)”，“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皆夏正也。何獨至《十月之交》而忽從周正。蓋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之月，前歷官推當辛卯朔，辰時日有食之，必遍為告諭，以著天象之變。詩人見之，即載于詠歌，不復如常作夏正。此正可以情與理而斷者，前說頗非。

　　又按東坡《司馬溫公行狀》載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后以為常。考《文獻通考》，此仁宗嘉祐六年事也，可為盛德。然后崇禎四年，徐光啟奏言，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于遼東，食在晚獨見于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以未用地緯度算也。使溫公、東坡聞此，亦應失笑。

　　又按徐文定光啟《歷學小辨》為滿城魏文魁作也，曰：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歷官推當食不食，司天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諸歷推算皆云當食。夫于法實當食，而于時則實不食，今當何以解之。案西歷日食有變差一法，是日在陰歷，距交十度強，于法當食，而獨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yōu)闁|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兩心俱參直，實不失食。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yōu)檫h，實不得食。顧獨汴京為然，若從汴以東數(shù)千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余里以外，將全見食也。余謂非西法何由曉此。故崇禎十六年，李天經(jīng)推驗愈密。八月詔西法果密，既改為《大統(tǒng)歷》法，通行天下。竟未及頒而明亡。

　　又按《文獻通考序》云南自宋武帝訖陳后主北自魏明帝訖隋文帝一百六十九年間，《南史》所書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年歲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食于北者，其數(shù)過倍于南，理之所必無，而又月日不相吻合，豈天有二日乎。其說是已。然授時法以推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歲，即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朔，交泛十三日九十九刻，入食限。定朔四日六十七刻，得戊辰日申時日食。宋雖有劉孝榮言四月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既而竟不食。金主則減膳伐鼓，百官各立于庭，明復乃止。是真見其食與復圓矣。何以或驗或否。蓋宋臨安偏南，燕京偏北，日食在陰歷，故謂太陽有虧，南北目所共睹，雖庸奴能之。此僅得其常者耳，固非通考不曾有歷考者所知。

　　又按《綱目》不書月食，仿《春秋》也。獨唐肅宗乾元二年二月書月食既，蓋為張后事發(fā)。《提要》不知，仍作日食。司馬公《目錄》引本志作正月癸未。因推乾元二年己亥歲距積五百二十二年，中積一十九萬○六百五十六日八四六○，天正冬至一十八日二一四○〔壬午日〕，閏余一十二日八六七四○八二，月朔三十三日九三八三七，一〔丁酉日〕二月經(jīng)望四十八日七○三六六七五〔壬子日〕，交泛五日一六六八一六二，月朔交泛一十二日二八七二四四二，月望交泛二十七日○五二五四○五〔入月食限甚深，法當食既〕，乃知史官所書宛與歷官所步合。何儒者于歷憒憒乃爾。

　　又按陳第季立謂分命羲仲曰：歷書之作，爰自黃帝。而堯命治歷，慎重其事，上言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其統(tǒng)體也。推驗考測，必極其精，秒忽有差，則躔度不應矣。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昏曉之中星，四時之節(jié)氣，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毫發(fā)不爽，斯歷元可定矣。茍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莫齊一。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總之，皆治歷明時之事。歷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谷登，而協(xié)氣暢，百工有不厘，庶績有不熙乎。是經(jīng)文次序最明。且悉蔡《傳》于歷象、日月，便謂作歷已成。于分命，則云此下四節(jié)言歷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職頒布云者，豈以羲仲頒春歷，羲叔頒夏歷，和仲、和叔頒秋冬歷乎。何其錯雜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差云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識之以修改乎。何其測候之后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云，以歷之節(jié)氣早晚，均次其先后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安洪謨非之，似矣。然文安以為使四子者，考驗已頒之歷，為編次將來之歷。則亦稽之未審也。《傳》曰：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余于終，事則不悖。此三者，治歷一時事也，闕一不可以為歷。余謂唐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凡十三處。元測景尤廣，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逾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即其遺意。而盡測北極出地若干度，則守敬所獨，抑亦羲和以來未有者。

　　又按董斯張遐周亦取此一篇而絀今《湯誥》，以為非伏生所授，且評于“予乃大罰殛女”下曰：記稱殷人先罰而后賞，豈不信哉。

　　○第八十五

　　今文《牧誓》篇“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云爾，非二地也。故誓師之辭曰于商郊，不必復言牧野。《詩·大雅》曰“矢于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偽作《武成》篇者，昧于此義，敘武王“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似武王于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zhàn)。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昔鄭氏注《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賈公彥疏之曰：鄭蓋以目驗知之。古大儒注一書，必具全力，不憚以其身之所經(jīng)，目之所窮，以為經(jīng)傳之取信。曾謂當日史臣如尹佚輩，親從征伐，一動一言，莫不紀述。乃獨不察于地理如此哉。

　　按《牧誓》，蔡《傳》云：案《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蔡氏亦以商郊、牧野為一，但認武王與師為二，尚未允。《三統(tǒng)歷》載師以戊子日發(fā)，后五日癸巳武王發(fā)，又后十三日丙午逮師。言武王至師中。蓋師行日三十里，武王則行四十里有奇。故雖后五日亦至。后戊午度于孟津，癸亥至牧野，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歷》又云：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字妙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即戰(zhàn)，一戰(zhàn)而殺商王紂，僅以時計耳。《詩·大雅》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不崇朝而紂之穢濁已除是也。其于經(jīng)傳，種種協(xié)合。蔡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誤。且古者王出征則王將，侯出征則侯將。將必與士卒相習，然后如臂之使指，往無不克。豈有臨戰(zhàn)之日將始至軍者乎。其亦不識兵法矣。

　　又按歸熙甫亦有考定《武成》云：只于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節(jié)七十八字于“萬姓悅服”下，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但既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錯簡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厘正，可乎。殆亦讀《漢志》未熟爾。

　　又按《大雅》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云“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皆指武王牧野時，上與《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與《論語》“臨事而懼”，子之所慎戰(zhàn)同一心法。今撰其文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夫苻堅欲平晉，銳意至寢不能旦，固不足論。若魏武帝臨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zhàn)。然抑豈所以論武王乎。讀者其味之。

　　又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姜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皆爭取人國者之辭。若武王伐紂，有天下，自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秦穆、吳闔廬曰“時哉弗可失”哉。縱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讀者其更味之。

　　又按《湯誓》有“爾尚輔予一人”，下不過曰“致天之罰”而已。《泰誓》“爾尚弼予一人”下則曰“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豈湯武辭氣各不同乎。抑文有今古爾。

　　又按地理之學，為從來作書與注書者所難。予嘗謂作《國語》之人，便不如左氏，何況其他。或者怪其說，予曰：左氏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注》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云：四國，陳、蔡、二不羹。予考之《漢·地理志》，潁川郡有東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為二，杜氏之言蓋是也。作《國語》者，不通地理，認不羹為一，謂之城三國。規(guī)杜過者，亦不通地理，謂四乃三之訛。近時顧仲恭又引賈誼《新書》“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有葉方成四國，謂葉為左氏所遺。楚城葉，見昭九年，不知昭九年止有“遷方城外人于許”，無城葉字，何得據(jù)以為詞。以知左氏之作，社氏之注，皆精于地理如此。或曰：《國語》與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敘事互異，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頗有取其說云。

　　又按朱子門人，經(jīng)學訛者，蔡沈。史學訛者，趙師淵。趙之《綱目》，人多知之。蔡則人為所壓，莫敢是正。今姑以地理論之，如于《泰誓》篇目云：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作。則以孟津為在河之南，與河朔為二地也者。不知孔穎達《疏》明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于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爾。考《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云：古孟津，后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其得成功者，實賴《詩》有“造舟為梁”一語，以塞異議者之口。因嘆古大儒誦《詩》輒能達于政事，其有用如此。豈若蔡氏輩并南北不識者哉。

　　又按孔安國《傳》又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此《傳》出魏晉間，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復何怪蔡氏生長南宋者。予愛孔穎達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武濟名致佳，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為方孟津以其為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為武王所濟也。庶兩確云。

　　又按余嘗謂孟子說錯了淮水入江。后九百余歲，隋開皇大業(yè)間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為之兆者。今又得一事，魏晉間古文《書》錯認孟津為在河之南，后九百余歲，金果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若為古文蓋其失者。抑所謂物必有對哉。

　　又按顧氏《川瀆異同》曰：九水之中，黑、弱則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經(jīng)中國，回環(huán)半于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兗，皆其所經(jīng)。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揚州北境矣。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貢》則梁、荊、揚三州之地，其所經(jīng)也。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實所以統(tǒng)紀群川，故于天象亦以兩河分界。而中原之形勝，胥萃于此焉。漢水出梁州之北，經(jīng)荊州之半而合于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繞徐州之境，以注于海。北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濟出于冀州之南，雖經(jīng)豫、兗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于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并駕也。今且滅沒難明，在闕疑之列矣。渭、洛在雍、豫中，足為群川之長，然皆以河為宗，如大國之后附庸然，故更次于淮、濟之有也。或曰：言渭水以雍州為天下險，言洛水以豫州為天下中，然其為川也，僅及于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矣。是九川之中，其條貫猶存，而經(jīng)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余讀至此，曾戲語景范：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為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范不覺笑。

　　○第八十六

　　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既決非信史。孟津、河朔亦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可謂實錄乎。《周本紀》又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于盟津，大會諸侯。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于河北之孟津，于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魏晉間名漸訛易，孔安國《傳》以孟津在洛北。《書》與《傳》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嗟我友邦冢君”之誓，誓于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于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證乎。予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年來親歷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則兩國相去僅百里。宜然友朝發(fā)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又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云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較上文去圣人之世百有余歲，尤為逼緊。蓋只兩舍有半地耳。嘆窮經(jīng)者不可不通地理，曾謂作經(jīng)者反瞢于地理如此哉。

　　按蔡《傳》于“大會于孟津”云：孟津見《禹貢》。而《禹貢》引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最是。蓋以孟津在河北。于《泰誓》篇目卻云：上篇未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疏略抵梧，余嘗笑使朱紫陽執(zhí)筆，應不至此。

　　又按傅遜士凱，歸熙甫之門人也，著《左傳屬事》。《序》稱某前語王執(zhí)禮，《通鑒》有何難解，胡三省安用注為。執(zhí)禮答以不然，先生云其注地理極可觀。某復讀之，信先生蓋熙甫也。予苦愛斯語以為其一言破的處，酷似朱子。近顧祖禹景范著《方輿紀要》，則服膺京兆杜氏，浚儀王氏地理之學，亦知言哉。

　　又按孟津之漸訛而南也，實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度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河之南。猶蒲州城外有蒲津關，對岸為朝邑縣，臨晉關。地不同，名亦各異，而《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出臨晉關，張守節(jié)《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則亦移河東之關名于河西。大河流經(jīng)濬、滑二縣境，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杜牧所謂黎陽詎白馬津三十里者是。然《通鑒地理通釋》，白馬北岸即黎陽津，故白馬亦兼有黎陽之名。《通典》于黎陽縣下曰：有白馬津，即酈生言杜白馬之津。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名于河北〔《水經(jīng)注》已然〕。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訛，亦何所不至。予獨怪《武成》三代間人所作，忽認南為北，如東漢中葉以后人之稱孟津者。

　　又如和州、橫江在江北，當涂、采石在江南。《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采石猶指江南。《侯景傳》，歷陽太守莊鐵降，景乃自采石濟兵焉。則已移采石之名于江北。不待宋也。

　　又按沈括《筆談》以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云中，證云在江北。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證夢在江南。所以太宗時得古本《禹貢》，云夢二字不連，作云土，夢作又。蓋云才土見，而夢已可耕治也，最是。余謂然。至《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云瞢，杜預《注》：左楚之云夢，跨江南北，固已混而通稱。《禹貢》溢為滎。滎自在河之南，宣十二年“楚潘黨逐之及滎澤”，即其地。然先此閔二年衛(wèi)及狄人戰(zhàn)于滎澤，則亦移澤之名于河北。向予愛熊南沙有言，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后世乃通之耳。茲則謂禹主名山川，未嘗假借，后世乃通之耳。若然，豈可以東漢后所通稱之孟津，上注《禹貢》哉。安國《傳》實誤。《元和志》云、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云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則李弘憲所見《禹貢》本亦誤。

　　又按安國《傳》，云夢之澤在江南，誤不待云。惜蔡氏不從沈括之言，專引左氏證云夢為二，兼又引《周禮》荊州之澤合云夢為一者，與《禹貢》時不類。括之言曰：江南為夢，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為云，則玉沙、監(jiān)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云方土而夢已作乂矣。信古本為允。余嘗謂蔡《傳》有顯然謬誤者，有依稀仿佛而誤者。此固依稀仿佛之誤也。

　　又按蔡《傳》顯然謬誤者，如雍之責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積石山在雍之西境，安得下一東字。顯謬可知。雍州東距大河，大河即冀都之西河，果東境有貢，當徑自入河，何勞舍東而西，遠從積石浮耶。然則，若何而可。曰：當改作其西北境。蓋浮積石與會渭汭者，皆自西起程，但積石近北，則曰其西北境，渭汭近南，則曰其西南境。庶乎其不謬耳。

　　又按有依稀仿佛之誤者，其《導水總論》曰：經(jīng)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后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后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嶓水不言山者，嶓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志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世多稱為偉論。以愚論江非出于岷，所以宋易祓曰：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松山之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經(jīng)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也。蓋岷山盤回千里，重崖蔽虧，江源其間，旋暐隱見，莫測其端。不若漢源之顯易也。不確一。王恭簡樵曰：渭源縣南谷山實鳥鼠相連之枝山，相去五里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于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不確二。河發(fā)源星宿海，至積石六千七百余里，中間無所為伏流。伏流見《漢·西域傳》及酈《注》，而《唐書》劉元鼎，蔡《傳》劉作薛。非唐有薛大鼎，無薛元鼎也。《元史》，河源附錄亦作薛，似沿蔡《傳》，為吐蕃會盟使，言見河源云云。《元史》命都實為招討使，往求河源，還報云云。皆無伏流。即《西域傳》云，“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皆以為者，傳聞之辭也。蔡徒據(jù)傳聞。不確三。梁州西距黑水，雍州西跨黑水，二州皆以是水定界。弱水則見雍州內。豈得云之外。不確四。

　　又按《禹貢》立言固有定法，然亦不盡然者。如侯服中三百里字，與上文甸服三百里字不同。綏要荒三服二百里字，與上文甸侯二百里字倏異。觀此則導江言岷山，導河積石，不言自未必悉如蔡氏所云。惟唐孔氏《疏》云：漾、江，先山后水，淮渭、洛，先水后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得之矣。

　　又按有依稀仿佛致成顯然之誤者，莫過《漢·地理志》，甾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涕。涕字本不誤，誤在孔穎達《疏》作海，而蔡氏又以漢博昌為即宋之壽光縣。壽光縣瀕海，濟既東流經(jīng)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覺先后異說。其實漢博昌，宋之博興縣，漢故城猶在今縣南二十里，不瀕海也。嘗問青州府人，言淄水出顏神鎮(zhèn)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東麓，東北流徑萊蕪谷。《漢志》亦未合。東北徑樂安縣東，又北入巨淀，又北出注馬車瀆，合時水入海。以今準宋，淄亦入海。蔡故云爾乎。不知漢時甾入涕，入涕旋復入海，在瑯槐縣，去今樂安縣五十里也。或曰：淄既入濟，則淄亦可浮青之貢道，浮于汶，當增一淄字，不然者，淄不入濟也。予笑應曰：小水不為貢道者眾矣，奚獨于淄。且淄多伏流，潦則薄崖，干則濡軌而已。俗謂之九干十八漏，此豈可為貢道者哉。蔡沈生長南宋，譬之閉戶造車而欲出門合轍，難矣哉。

　　又按余嘗謂古人文多連類而及之，因其一并及其一，《禹貢》亦然。江漢、朝宗于海，漢入江，江方入海。因江入海，漢亦同之。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瀍澗悉入洛，洛方入河。因洛入河，并及于伊瀍澗，皆連類之文也。又古人文多倒，不盡以次，《禹貢》亦然。東會于泗、沂，沂入泗，泗入淮。宜曰：沂泗，茲卻曰泗沂。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呂伯恭以《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則在鳥鼠東，與經(jīng)文次不合，疑不在此。不知余曾親經(jīng)其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當日《道中雜詠》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即指此。依山之次，宜曰西傾鳥鼠、朱圉，至于太華。茲卻曰西傾朱圉、鳥鼠者，倒也。至梁州貢道沔與潛通，宜曰入于沔，渭不與沔通。宜曰逾于渭。經(jīng)文不然者，乃傳寫偶訛，不必曲為說爾。

　　又按劉熙《釋名》云：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東海，海在其東也。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從未有釋及此。又云：濟南，濟水在其南也。濟北，濟水在其北也。義亦如南海也。“義亦如南海”此句最精，蓋濟水在其北，郡當名北濟，今名濟北，亦猶南海不名海南，而曰南海耳。總屬倒裝文法。古人語多倒至。又云：濟陰，在濟水之陰也。此其稱則順，與上又不同。古人遇此等處，或順或逆，聞之輒了然，不似今人費分剖矣。

　　又按蔡氏煞有未盡者，如“會于渭、汭”，汭字無傳。讀者多以即上文涇屬渭汭，汭入涇，涇入渭，當其為渭也。且不知有涇，奚有于汭。自與洛汭之汭同一解。蓋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也，在今鞏縣。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于今華陰縣，故曰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所出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總不若《說文》“汭，水相入也”，于此處為確解。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或曰：二汭字同見雍州，可各解乎。余曰：何不可之有。導山過九江，過讀作經(jīng)過之過，謂禹導水過九江，讀作大水合小水之過，謂岷江皦焉殊別也。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系以汭者眾矣，又何疑于《禹貢》哉。

　　又按《堯典》，蔡《傳》，《爾雅》曰：水北曰汭。遍考《爾雅》，并無其文。豈宋代尚存，今失之耶。抑誤記安國《禹貢傳》為《爾雅》耶。

　　又按第二卷論青、徐、揚三州貢道，蒙上文兗州之河，皆不復言河。一層脫卸一層，直屬敘法之妙。尚未及荊、豫、梁、雍四州，茲更補論曰：豫州為南河，止言達河，不復系以南者，以見上文也。上文荊州無河。取道于豫州之洛，由洛入河，故將南河字面預伏于此。此二州為一聯(lián)。雍州為西河，不惟西河，且冠以龍門山名者，以舟至此輒止，龍門非可越。梁州亦無河，取道于雍州之渭，由渭入河，茍至渭尾，溯流而上，則至西河，順流而下，則至南河，皆不必惟絕河而渡，登蒲州之西岸，去帝都為近，特下一亂字。水道顯顯然在人目前，至雍又會于渭汭，不言河者，蒙上文梁州，則蔡《傳》所已及。此二州又為一聯(lián)。凡皆敘法之至妙者。

　　又按孔《傳》為蔡《傳》所壓，實有勝蔡者。如“九河既道”，孔曰：河水分為九道，此在州界，蓋別于大陸在冀州故。又“北播為九河”，孔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蓋見下逆河屬冀州，于兗無涉，故界畫分明至此。《通典》以滄州景城郡隸古兗州，平州北平郡隸古冀州，皆合《禹貢》之跡。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為古逆河入海道。蔡氏則謂兗州北盡碣石河右之地，果爾，則夾右碣石入于河，乃入兗州之河，非冀矣。夫非冀，曷為系河于冀之末簡哉。豈冀亦無河，如荊梁二州也者，必取道于豫州、雍州之河，而后二州末簡始得系河字耶。

　　又按“至于陪尾”，孔蔡二《傳》并云：豫州山，《漢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其東北，古文以為陪尾。杜君卿隸諸古荊州，則陪尾當為南條，江、漢北境之山，與內方一列，豈得為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乎。宜改正。然則，何以正。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其徐州之山乎。徐西境、豫東境正相接，禹既下太華，乃于是。而熊耳，洛所經(jīng)也。而外方，伊所經(jīng)也。而桐柏，淮所出也。至于陪尾，泗所出也。則諸水之治亦可見矣。若橫尾淮，曷為經(jīng)此。孔《傳》自誤。或曰：奈《漢志》何。余曰：《漢志》《禹貢》，山川不從之者眾矣，奚有于是。《周官保章氏》，賈《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蚤作是解矣。

　　又按“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鄭康成《書注》，曲為說。忽讀宋葉氏曰：雍言織皮，昆侖、柝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不覺躍然。然葉猶存傾字，余謂直戎字之訛。蓋西戎因桓是來，最直截了當。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漢志》謂《禹貢》桓水是也。蔡《傳》不知引此，而徒據(jù)《水經(jīng)》云：西傾之山，桓水出焉。無論經(jīng)無此文，乃酈《注》有之，亦山亦雍山，水亦雍水，與梁州桓水別。酈道元曰：岷山西傾，俱有桓水。真得其解矣。

　　又按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嘗得《廬山圖經(jīng)》，案之有所謂上霄峰者，為山絕頂處。傳司馬遷嘗登于此。因思當日從北而觀，有九江焉。班固《志》尋陽縣，九江在其南，皆東合為大江。應劭《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是也。從南而觀，有九江焉。劉歆曰：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為九江。王莽更豫章郡曰九江是也。然《通典》以湖漢水隸古揚州，則與《禹貢》在荊者不合。太史公其必從北乎。計其遺蹤故道，漢唐猶存。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郭璞賦江曰：源二分于崌崍，流九派乎尋陽。注《山經(jīng)》曰：江自尋陽而分為九，皆東會于大江。陸德明引《緣江圖》曰：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于鄂陵，終會于江口。徐堅曰：江至尋陽分為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余里，合流皆歷歷可指數(shù)，與太史公疏字合。與湖漢等各為一源者不同。與洞庭湖為眾水會聚者復異。夫孔曰：甚得地勢之中。則不必如九河例曰“既道”，曰“播為九”，可知九江孔殷，繼于江漢，朝宗于海之下者，蓋上句大概說，下句其細目。江漢安流，無復橫決，勢遂奔趨于海，非得此疏為九派之力乎。正蔡《傳》所謂費《疏》鑿者，雖小必記之例也。豈別為一地與。上不相屬者，然且最為明證。九江納錫大龜，孔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迄漢猶然。向嘗謂《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紀物產，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亙千年而不變者。于茲益信。則兩九江為一處，在尋陽而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斷可識矣。或曰：蔡《傳》謂即今之洞庭，引《水經(jīng)》者非與。曰：未盡非也。詳玩《水經(jīng)》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為導山之九江，導江之九江作“注于九江，孔殷無涉”。然則，兩九江可乎。曰何不可之有。《禹貢》一書有南條之荊山，有北條之荊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荊州之沱潛，有梁州之沱潛。有兗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上山水畢竟各見于一州，未聞一州之內水重見也者。曰：以山證之，豫州之內有導山之熊耳，在廬氏縣有導水之熊耳。孔《傳》以為宜陽縣。況九江一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為九水所會聚以澤浸名。同見荊州內，何不可之有。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勢之中”，為九水會聚者第曰“禹經(jīng)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書法固自別也。但故道唐猶存，而宋眇然，以致諸公起而辨之。揚州浸曰五湖，張守節(jié)《正義》曰：蓋古時應別，今并相連。余亟賞其通人之言。秦與荊戰(zhàn)，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則是九江既豬九而為五，又會五而為一，水道之變如此。宋儒乃以己所未見，而遽疑《禹貢》乎。且蔡氏之尤悠謬者，以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九江。不知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是。東晉成帝咸和中，始移于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溫嶠所移也。譬諸河源，本在西南，而張騫乃求之西北，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蔡氏郡邑之遷改，朝代之換易，尚所不詳，而可與談水道乎。至《楚地記》，吾不知其何代何人書，乃舍《山經(jīng)》洞庭在九江之間不引，而引此。朱子親定九江原委不引，而引及澧水，澧卻在九江數(shù)之外者。余之著斯考也，將以上質紫陽，下亦如道元云：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豈好與蔡氏抵捂者耶。

　　○第八十七

　　應劭有言，自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至漢又復增置。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生，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因考《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闊遠，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并同。不覺訝孔安國為武帝時博士，計其卒，當于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十，故太史公謂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載，輒知有金城郡名。《傳》《禹貢》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之類。余曰：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筑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故墨子言雖金城湯池。一說以郡置京師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并未有此名矣。而安國《傳》突有之，固《注》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傳》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國當魏晉，忘卻身系武帝時人耳。

　　按孔《傳》頗有苦心彌縫處，如鄭康成《注》，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此是王莽時大旱，濟瀆枯竭已久，故為是云。孔《傳》實出鄭后，卻云濟水入河，并流數(shù)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若不曾有大旱之事也者。《禹貢》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北江在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補出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孔《傳》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非暗與班《志》相關合乎。余尤愛其改《爾雅》二處。一廣平曰原，《釋地》文也。孔《傳》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其實吾郡隘，于東西皆山，不可云廣，只覺高而平。安國語確。一一成曰岯，《釋山》文也。及余登濬縣東南二里大伾山，臣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重覺安國改之為是。作偽者亦不可沒哉。

　　又按《史記·大宛列傳》，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鹽澤。是時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鑒》胡三省《注》，金城郡，昭帝于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余亦謂騫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果屬追書。

　　又按黃子鴻誤信偽孔《傳》者，向胡朏明難余曰：安知《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言乎。朏明曰：不然。安國卒于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班《志》，積石山系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明矣，況縣乎。且酈《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縣東，唐為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此豈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手筆與。

　　○第八十八

　　《前漢志》河南郡谷成縣，《注》曰：《禹貢》，瀍水出昚亭北。《后漢志》，河南尹谷城縣，瀍水出。《注》引《博物記》，出潛亭山，至晉省谷城入河南縣。故瀍水為河南所有。作孔《傳》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豈身為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晉間，魏已并二縣為一乎。實胡朏明教余云爾。或難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則證以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朏出而郡乎。殆與黃子鴻金城指縣言相似，皆左袒偽《書》者。胡朏明又曰：菏澤在定陶，而《傳》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余里，而云淮水經(jīng)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徑。決非武帝博士，具見圖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于河之南，東漢安帝時始然。而《傳》云在洛北。是則吾友百詩教余云爾。某不敢諱也。

　　按孔《疏》既引《地理志》，伊出盧氏熊耳山，洛出上洛冢領山，瀍出谷城縣潛亭北，澗出新安縣東，南入洛。又為之說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內，澠池在新安縣西，谷城昚亭北，北山即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jù)小異耳。胡朏明正曰：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安、黽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谷水出黽池，流同而源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谷源為澗源也。此不惟略也，而且誤矣。至于河南、谷城，亦本二縣。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傳》云朏出河南北山，是西漢時谷城山已為河南縣地也。其精如此。

　　又按庚午季夏置書局于洞庭東山，撰輯《一統(tǒng)志》。有分得福建者，來質余曰：欲仿宋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斷自周職方之有七閩始，不上系《禹貢》，何如。余曰：杜氏《通典》敘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于古揚州內，未見唐人遠之于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統(tǒng)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為《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于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域。江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議者，江南道領有今蘇、松、常、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日之域中，豈得別之為南境。惟援其例書于福建一司則可。福建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并同。方不即不離。蓋雖未顯見為疆域，未嘗不為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于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所得而遺之哉。

　　又按先一載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統(tǒng)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間舉生平，亦廖廖數(shù)語，不似《明一統(tǒng)志》夸多泛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間，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于地理者，方得采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準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富魏之河內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妻事姑孝，甘泉涌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吳，卒，葬地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為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征至都，為筑館鐘山西巖下，切古跡矣，收為江寧之流寓。即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名姓為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為太守興鴻卻陂數(shù)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寧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隨甚道德，隨甚勛名及文藝，茍無關地理，概不得闌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故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qū)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弘憲云：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于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系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之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tǒng)之書卷帙浩繁者也。

　　又按有杭州人至局中者，首問余曰：聞新志人物項別立一狀元項，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兩月，偶閱景泰間陳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狀元一項，傳訛以此。語局中諸公曰：狀元三年一人耳，何啻車載。循當日曷不立狀元兼宰相者一項，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謂姚淶、楊維聰只會中狀元，更無余物，今世豈復有道著者耶。姜西溟曰：此說見錢氏《列朝詩集》，誣罔之甚。某親遇姚氏后人，授《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曲盡向往之志，揄揚之詞，其知衡山也深矣。烏得有相輕語。亟呼仆取我篋，衍此《序》來。既至，余讀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后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jié)者幾八百余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出其時，如唐之元魯山、司空表圣、陸魯望，宋之孫明復云云。指曰：《新唐書·卓行傳》，元德秀少舉進士擢第，司空圖咸通末擢進士，豈不從科第者耶。有明狀元乃不讀《新唐書》。胡朏明從旁贊曰：惟不讀《新唐書》，方中狀元。若讀《新唐書》，狀元中不得矣。哄堂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