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

　　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后水流徑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后魏酈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謂濟渠。既塞，都不詳悉，其余可知。余讀郭璞《山海經注》，而嘆恐未足以服《水經》者之心。何則。璞固有言矣，曰：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杜氏《釋例》于“濟水東北至高平”五字作“經高平東平至濟北”八字，余并同〕，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通者，所謂津渠勢改，昔則自虢公臺東入河，出在敖倉之東南。今改流虢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處與。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二為不同與。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禹貢傳》，只當曰：濟水入河，并流數十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不當先之以濟水入河，并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張湛注《列子》濟水文并同〕。此系改流新道，方繼而曰：又并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證以塞為平地之故跡，古渠今瀆雜然并陳。殆亦翻以目驗為說，而不察水道之有遷變時耳。

　　按《通典》以《水經》所載地名有東漢順帝更名者，知出順帝以后纂序。王伯厚又因而廣之，下及魏晉地名。疑《舊唐志》作郭璞撰者近是。余請一言以折之，曰：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哉。即酈氏于濟水引郭景純曰，又云經言，固亦判而二之。近黃太沖撰《今水經》，序文竟實以璞者，惜不及寄語此。

　　又按《困學紀聞》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豈即太史公所謂《禹本紀》者歟。《禹本紀》見《史·大宛傳》，《漢·張騫傳注》，并未指為何書。惟杜君卿言，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疑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最是。而璞引《禹本紀》，除見《史》《漢》之外，多“卻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二語。酈《注》，《禹本紀》與此同。則知自漢武以至道元，皆曾見此書，特唐亡耳。璞既引《禹本紀》，又引《禹大傳》，固亦判而二之。王伯厚疑為一書者非。

　　又按璞注《爾雅》成，未審為晉之何年。而《注》引元康八年、永嘉四年事，未一及元明年號，知成于未渡江以前。時孔《書》雖未立學官，已盛行于代，故《注》引《太甲》中篇曰“徯我后”，《尚書·孔氏傳》曰“共為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因嘆偽《書》易以惑人，人多據以為言，不獨一皇甫士安之載入《帝王世紀》而已。即好古文奇字如璞者，亦為所欺。識直者寡，振古如斯，悲夫。又按胡朏明曰：某更有一切證，酈《注》于漯水引桑欽《地理志》說，與《漢書》無異，則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實不知何人作也。酈《注》每舉本文，必尊曰經，使此經果出桑欽，無直斥其名之理。或曰：欽作于前，郭、酈附益于后。或曰：漢后地名乃注混于經。并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故往往有漢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注混淆也。

　　又按《疏證》第二卷，“浮于淮、泗，達于河”，河不如菏。謂蔡《傳》為未然。茲因討論濟水，亦覺其說通。故《禹貢圖注》曰：淮與泗相連，淮可以入泗，自泗而往，則有兩途。或由灉以達河，灉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或由濟以達河，濟出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余請證以古事。一，《王濬列傳》，杜預與書曰：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汴，由汴而河之道也，西道也。一《溝洫志》，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由淮而泗，由泗而濟，由濟而河之道也，東道也。雖古來舟楫由此固多，而著見史籍者僅此。

　　○第九十

　　朱子言，孔安國解經最亂道。余謂，亂道之尤者是江自彭蠡分而為三，共入震澤。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余里，由揚子以入于海。此豈入震澤者哉。善乎，鄭氏言，三江既入海耳，不入震澤也。若似逆知魏晉間有為異說者，豈作偽者并鄭《注》不觀與。抑王肅議禮必反鄭玄，而《書》注亦然，《傳》實從肅來與。或曰：解三江者眾矣，畢竟以何說為不可易。余曰：蔡《傳》不可易已。蔡本酈《注》，酈用《楊都賦》注，參以顧夷《吳地記》、陸德明《釋文》、張守節《正義》并合，非一人之私說也。近代歸希甫說亦佳，奈不合經文何。竊以天下之至變者水，今之水道非盡古之水道也。天下之至不變者經，今之經文仍即古之經文也。試取經文諷誦，“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為一呼一應，則“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亦一呼一應，非如歸氏說上下不相蒙也者。或曰：揚之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余曰：《周禮》一三江也，《禹貢》又一三江也。《禹貢》三江誠小，然當既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則今松江、嘉興、蘇、常、湖五郡民咸得平土而居矣，功豈細哉。酈道元讀《吳越春秋》三江五湖曰：此亦別為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余則謂《禹貢》三江不與《職方》同，卻與《吳越春秋》同。所謂夫言夫各有當也。

　　按蔡《傳》確者，自宜立學官，但有可笑絕倫處，不一一標出，必疑誤后學。虞翻嘗奏鄭氏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是也。《水經注》引庾仲初《楊都注》曰，今本皆然。蔡訛庾為唐，猶曰字畫之近。若楊都之與吳都，則相遠矣。蔡竟未讀《晉書·庾闡傳》乎。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作《楊都賦》，為世所重，即此。雖然，蔡不以博洽名，明朱謀曈箋《水經注》，“濁漳水于林慮山便橋之上，即庚眩墜處也”，曰：庚眩未詳。案《晉書·庾袞列傳》，袞字叔褒，適林慮山，石勒來攻，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將收獲，命子怞與之下山，中涂目眩瞀，墜崖而卒，殆是。即庾袞眩墜處也。朱不知字有訛闕，妄附會以彳爰眩之說，亦由未讀《晉書》乎。

　　又按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曈《水經注箋》為三百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如《通鑒》，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胡身之引酈《注》，注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為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于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此自宋時所見本如是，未經舛訛。朱氏本則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此亦何須說者。果爾，復續之曰：汾水浸平陽，或亦有之。絳水浸安邑，未識所由，作此騃語乎。朱何不引身之本以校正，仍之而莫覺乎。且即云絳水浸平陽，未識所由。《括地志》猶譏之曰：絳水一名白，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奮涌，揚波注縣，積壑三十余丈，望之極為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酈道元父范歷仕三齊，少長齊地，熟其山川。后入關死于道，未嘗至河東也。斯蓋引耳學而致疑。余嘗往來于平陽夏縣，而悟《通鑒》二語具為妙解。蓋汾水并可以灌安邑，至絳水灌之，又不待云。絳水并可以灌平陽，至汾水灌之，又不待云。交錯互舉，總見水之為害溥爾。《國語》，襄子走晉陽，圍而灌之，未及何水。《戰國策》實以晉水，《史記》實以汾水，又《趙世家》為汾水，《魏世家》晉水。李弘憲疑莫能定。不知二水皆是也。蓋智伯決晉水以灌城，至今猶名智伯渠。然亦豈有舍近而且大之汾水不引，以并注者乎。此亦惟熟其山川始知，耕問奴，織問婢，豈不信哉〔王伯厚曰：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郡縣志》實云〕。

　　又按傿陵縣屬潁川郡，李奇曰：六國為安陵。傿縣屬陳留郡，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鄢是。后漢鄢縣下無注。鄢陵縣，司馬彪曰：春秋時曰鄢。劉昭注《春秋》鄭共叔所保，故曰克段于鄢。又成十六年，晉敗楚于鄢陵。將鄢與鄢陵合為一地，與杜注兩處皆屬潁川郡者正同。東海公亟賞之，曰：不獨此，《元和志》鄢陵縣云，克段，晉楚戰并此地，其確指如是。若漢鄢縣故城在寧陵縣南五十三里，今在柘城縣北者，自屬宋地。共叔豈有遠保宋地之理。應劭注實誤，特正于《一統志》中。余曰：固已，明范守已洧川人，言大氐陽翟以東，新鄭以南，其地平曠，無名山，惟多岡陵，橫亙曲屈，不下三二十許。故《左傳》所謂陽陵、大陵，魚陵、鄢陵，六國所謂安陵、馬陵，皆在其地，第今不能悉其所在耳。因之悟鄢從阜，乃邑名。共叔所保當在邑，晉楚相遇則在鄢邑左右一帶可作戰場處，惟多岡陵，故曰鄢陵。以知竟合為一，義猶未精。

　　又按陸淳《春秋辨疑》引趙匡曰：鄢當作鄔，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隱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鄔劉{艸為}邘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為鄢字。杜《注》，今潁川鄢陵，誤甚矣。案從京至鄔非遠，又是鄭地，段以有兵眾，故曰克。若遠走至鄢陵已出竟，無復兵眾，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鄢出奔共，即自鄔過河向共城為便路。若已南行至鄢陵，即不當奔共也。余謂鄭十邑正有鄢在內，何得云“已出竟”。止此一句非。

　　又按為將者，宜知地，將一戰事耳。而為相與君者，茍不知地，將遂遺無窮之患。試言其略。一，貞元元年，竇參在相位，據淮，割地舉濠州隸屬徐州，及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子愔為本軍所立，屢挫王師，其時唐幾失淮南之地。蓋不知濠州本屬淮南，與壽陽阻淮帶山，為淮南之險，豈可割以他屬。參惟昧于疆理之制，故至此。一，熙寧八年詔韓縝割分水嶺以北地畀契丹，東西失地凡七百里，后契丹復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雁門，遂啟用兵之釁。夫宋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考，曾有人登雁門，逾夏屋，極目于句汪廣武之間，而知陘山形如人字，一脊中分。山南據脊，則利歸山南。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遼人所索必此地。神宗曰：所爭止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蓋不知此三十里必宜爭者也。不然，彼以射獵畜牧為業，每每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拳于此三十里間，非出奇之道耶。王安石復佐以欲取固與之瞽說，卒之粘沒喝之師一出云朔，遂下太原，非以雁門失守與。特書之，以為千古謀國者之戒。

　　又按《郡縣志》有足補史傳注解所未盡，亦有當以史注正之者。試各舉一事。一《趙世家》，肅侯十七年筑長城。《注》疑未定。案《志》稱嘗至雁門，抵岢石，見諸山，往往有涘削之處，逶迤而東，隱見不常。大約自雁門抵應州，至蔚東山三間口諸處亦然。問之父老，則曰：古長城跡也。夫長城始于魏惠，繼于趙武靈、燕昭，而極于秦始皇。魏惠所筑者。固陽武靈所筑者。自代并陰山至高闕，燕昭所筑者。自造陽至襄平，始皇所筑者。起臨洮至遼東，皆非雁門岢石應蔚之跡也。及讀史，顯王三十六年有趙肅侯筑長城事。乃悟蓋是時東林二胡尚強，樓煩未斥趙之境，守東為蔚應，西則雁門耳。故肅侯所筑以之。則父老所謂長城者，乃肅侯之城，非始皇之城也。迨武靈既破胡，則自代并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始皇既并天下，則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余里所保者大，則所城者逾遠也。一《志》稱潞澤之交，橫亙一山，起丹朱嶺至馬鞍，壑有古長城一道。歲久傾頹，然遺跡尚存。登高望之，宛然聯絡，中有營壘。以詢土人，皆曰：梁、晉交兵，筑以相拒。考之五代史記，一夾寨書，一甬道書，未有長城百里而不書者。今陵川縣呼此山為秦嶺，以為秦筑。以事考之，則長平之役，秦人遮絕趙救兵及芻餉而筑也。當時秦為客，趙為主，客居主地，設伏出奇，引四十萬人入于計中，四十六日至于盡降、盡坑，略不相聞。非其勢壓山川，安得咫尺千里。計此城必此時筑，以限趙之南北也。案《白起列傳》，王龁攻趙，趙軍筑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即廉頗堅壁以待秦者。又，括既代頗，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亦名秦長壘。又，秦間趙軍分而為二，括戰不利，因筑壁堅守，以待救至。《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筑壁自敗處。蓋當唐時，孰為秦壘，孰為趙壘，孰為西，孰為東，猶歷歷可指稱，今漸不復可別。要不必盡屬秦人所筑以遮絕趙者可知。此所謂以更注正其誤也，惜已載入《一統志》。

　　又按王翰《游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為鬼門，中為神門，北為人門。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底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妥，蓋隋唐漕運之道，山巖上有閣道，且牽泐石深尺許。則蔡《傳》謂底柱石，今三門山是者，誤。

　　又按吾鄉自太原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晉祠之泉。自平陽西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龍祠之泉。自絳州以北其泉溉田最多，利民久者，莫若鼓堆之泉。晉祠之泉，酈《注》已詳。不甚詳龍祠之泉，予欲取元毛麾康《澤王廟碑記》補之曰：其源亂泉如蜂房蟻穴，觱沸于淺沙平麓之間，未數十步，忽已驚湍，怒濤盈科，漲溢南北，溉田數百頃。東匯為湖，曰平湖。泉旁舊有龍祠，宋宣和中，封康澤王。鼓堆之泉亦未詳，予欲補以明喬宇記曰：其泉發源于九原山之西北，突有二山，高圓如鼓，則泉以形似而名。泉上有塠如覆釜形履之，聲如鼓，則泉以聲似而名。泉有清、濁二穴，清在北，濁在南。北穴為石，口尺五許，匯而為池，幅圓一丈，其深稱是。池溢而南，折而東流。南穴為土，口尺許，亦匯池，溢而北折，而東合于清流。泉之西則隆然高厚，其南北皆平疇低野，亦資泉而溉，其東則經連緯通，溉田至于絳州，方五十里，而南并入于汾焉。

　　又按班《志》上黨郡下固《注》曰：有上黨關、壺口關、石研關、天井關。顏氏未注，余謂此殆又一關中矣。魏寄氏縣有上黨谷，先屬陭氏，今屬屯留。則上黨關，西關也，今吾兒峪，元所更名，先屬壺關，今屬黎城。則壺口關，東關也。研音陘，未詳何地。而上黨舊轄沾縣，北接井陘。亦轄涅氏，北通盤陀。皆石陘，故名。則石研關，北關也。天井關，今屬澤州，則南關也。又按余告東海公：纂郡縣志者，全憑有識。如河南八府，惟懷慶糧最重，民且受困三百年。如近來纂志，當以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興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于朝，比諸別府，減而輕之。奈何噤不一語。僅崇禎十三年，掖人王漢字子房為河內令，繪《災傷圖》十六頁入告。首系以《序》曰：高皇帝削平禍亂，懷慶守鐵木兒抗王師。已而高皇帝定鼎，案懷慶額賦而三倍之。計地四萬二千八百余頃，糧三十三萬六百余石。河南北諸郡地窄而糧重，未有如懷慶之甚者也。其在河內，一邑則地一萬一千三百余頃，而糧九萬九百余石。河內區區地，山河平分地之半，丹河、沁河水一發，數百頃良疇動至化為澤國，而糧不除。太行萬重山，壓邑西北，而邑居民多在山。復案山地起糧，經月不雨，則地不毛。地不毛，而糧不除。懷慶六邑地窄而糧重，未有如河內之甚者也。至前此有郡守紀誠者，文安人，入覲陳言，亦及糧之重，但云：想國初以一時土地之荒熟起科，非真有厚薄其間。懷慶向未蒙亂，又地方熟，所以糧多于地郡。嗟乎，是何其考之不詳而立論之舛也。漢王符有曰：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后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為國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故奸可息而國可安。竊以懷慶糧獨重，是民之所苦也。明太祖以私意而增之，是禍之所起也。然則，除三百年之痼疾，一旦躋諸仁壽之域，豈不望纂志者之發端哉。又按古人成說有必不可從者，當亟刊正。無徒以其所傳也遠，遂兩存。夏綸邑是也。左傳哀元年，逃奔有虞。杜《注》，梁國有虞縣，為今歸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故虞城是。則邑諸綸之綸，去此不遠。所以司馬彪云：虞有綸城，少康邑。杜佑云：虞城有綸城，即少康邑。不他及。今虞城縣東南義原鄉果有故綸邑城是也，奈何魏王泰、章懷太子賢、李弘憲，復于登封縣西南七十里漢綸氏城，曰：夏少康綸邑乎。虞思蕞爾國，安得跨八百里外之邑而為一國。道破令人笑來。或曰：畢竟綸氏古何屬。余曰：以《竹書紀年》考之，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蓋鄭邑也，邑自以綸氏二字為名，與綸僅一字名者迥別。

　　○第九十一

　　自孔安國傳《武成》不釋華山，止釋桃林，曰：桃林在華山東。是明指太華山言，則所謂華山之陽，亦即太華山可知。下至唐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因之。旁搜鄭注《禮記》、張注《史記》并同，無異說者。竊以果太華山之陽，為《禹貢》梁州地。武王歸馬于此，無乃太遠。桃林塞為今靈寶縣，西至潼關，廣圍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山南，事所不解。讀《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遂躍然曰：原《武成》之華山，乃陽華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陽華山，其斯為武王歸馬之地哉。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周穆王時造父于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非當日歸馬之遺種乎。使遠隔于太華南，焉得有此。后惟陸氏武城《音義》華曰華山，在恒農。胡氏《通鑒注》華陽君芊戎曰：華陽即武王歸馬處，引《水經注》以實。余于是嘆窮經者，多忽地理。而真得其解如陸、胡，殆難其人焉。

　　按安國又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穎達言，華山之旁，尤乏水草。不知本非指太華山，其誤認且勿論，而今靈寶縣西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馬”者，豈乏水草之地哉。昔魏主燾集公卿議討沮渠牧犍，眾曰：彼無水草。崔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及往討，見姑臧城外水草豐足，果如浩言。非其生平稽古之力乎。雖然，《地理志》明稱武威以西四郡，水草宜畜牧。浩猶聞之不博，識之不強，已足塞異議者之口。且果如安國言，將武王不及一田子方。子方見老馬于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曾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即置牛馬于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蓋歸之放之，不過示吾弗復乘，弗復服耳。注疏凡此等處，既違事實，又害義理，安得極力一掊擊耶。

　　又按“綠耳出桃林”，見《史記·趙世家》，而樂書趙高曰：何必華山之騄耳。又稱華山，蓋陽華、桃林壤相接，所產之物得以通稱。

　　又按華陽君芊戎見《史記·穰侯列傳》，《傳》云：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予向讀至此，笑謂人曰：宣太后之母凡二適其夫矣。或疑訝焉。曰：蓋宣太后之母初適芊氏，生芊八子。改適魏氏，生魏冉。終又歸芊氏，生芊戎。故異父弟居長，同父弟反居少也。太史公著一“長”字，情蹤委折宛然。下文即接以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上文敘出昭王為武王異母弟來。異母弟、同母弟，前后穿插，映帶本文異父弟、同父弟，真如花似火之筆矣。

　　又按胡朏明注庾信《哀江南賦》“致佳于華陽奔命”曰：華陽，地名，在今陜西西安府雒南縣，即武王歸馬處。子山自江陵奉元帝命使于周，取道商洛入武關，此陽華山之南，正其所必經，故曰“華陽奔命”。若作太華山陽，失之甚矣。

　　又按伊水，蔡《傳》引《山海經》及郭璞《注》，以辨班《志》“出盧氏之熊耳”為非。案《盧氏縣志》，今觀熊耳雖稱有伊源之名，而無流衍之跡。其實出于悶頓嶺之陽，北流過嵩縣、洛陽，東至偃師入于洛。余欲取《括地志》補正曰：伊水出虢州盧氏縣東巒山東，北流入洛。一名悶頓嶺，巒山在今縣東南百六十里。非今縣西南五十里之熊耳山也。

　　又按余欲補正澗水曰：澗水出澠池縣白石山，谷水出澠池縣南山中谷陽谷。一東流，一東北流，折而會于新安縣之東。自是，澗遂兼谷之稱。故《洛誥》“澗水東，瀍水西”，《周語》“谷洛斗，將毀王宮”。谷即澗也。蔡《傳》，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大非。洛未嘗經新安縣境，何得于此入洛。蓋蔡氏誤讀班《志》之文。班《志》，“《禹貢》澗水在新安東〔句〕，南入雒”南入雒者，周時澗水本在王城西入洛，非新安也。逮建武以后穿渠作堰，水之遷變非一道矣。

　　又按嘗熟憑氏謂：新都楊氏所著書，幾無一可信。似誠太過。余讀蔡《傳》至征故實處，亦有幾無一可信之語。為承學家所駭，不待云。茲且證以《山海經·中山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又曰：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酈氏引“蔓渠之山”二句于伊水《注》。足見后魏所見《山海經》本與今本無異。何至蔡氏引“伊水出焉”作“《山海經》曰：熊耳之山”，豈偶忘本文，以意想像加之耶。抑南宋本然耶。請質諸篤信蔡《傳》者〔又引《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谷”今本“波”作“陂”。“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今本“頰”作“頭”〕。

　　又按安國《傳》伊出陸渾山。亦非。陸渾山在今嵩縣東北四十里，伊水經其下，非出也。說伊源者紛如，當以《括地志》為據。

　　又按蔡氏多訛引《地理志》，除已經駁正之外，茲復得三十一條。一云：《地志》，清漳水出沾縣大黽谷東，北至阜城入北河”下“北”字本作“大”。二云“《地志》，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北平郡上有“右”字，兩漢皆然，今云“北平郡”，則下雜晉制矣。成亦不從土。三云“《地志》，雎水出沛國芒縣”此系應劭《注》，非固本《注》，須分別。沛亦不為國。四云“《地志》，淄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本無“原山”二字，二字出《水經》，何不竟引《水經》。五云“《地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本無“艾山”二字，二字亦出《水經》，何不竟引《水經》。又云“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地志》止言“南至下邳入泗”，此亦出《水經》。六云“《地志》，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山”當作陽。七云“《地志》，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東”當作“西”。八云“《地志》，震澤在會稽郡吳縣西南五十里”今本無“南五十里”四字，止當云“《地志》，在吳縣西”。今蘇州吳縣西南四十五里是。九云“《地志》，洛水至鞏縣入河”“鞏”上脫“東北”二字。十云“瀍水至偃師縣入洛”《地志》止言“東南入洛”。十一云“《地志》，滎陽縣有彳良蕩渠”“蕩”當作“湯”，音宕。十二云“《地志》，嶓冢山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今本止云“養水所出”，無“嶓冢山”字。嶓冢山在西縣也。若欲言東西兩漢水俱出嶓冢，不妨引酈氏《注》。十三云“《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當作“江沱在西東入大江”。十四云“《地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江”當作“灊”。十五云“《地志》，漢中郡安陽縣，灊谷水出，西南入漢”“入漢”上有“北”字。十六云“《地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西”下有“開頭山”三字。十七云“《地志》，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西南”下有“鳥鼠同穴山”五字。十八云“《地志》，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扶風”上有“右”字，兩漢皆然。今云“扶風”，則下雜魏制矣。十九云“《地志》，漆水出扶風縣”當云“在右扶風漆縣西”，非出也。二十云“《地志》，酆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當云“出右扶風鄠縣東南，今永興軍鄠縣終南山也”終南山當于今縣下補出。二十一云“《地志》，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馮翊”上脫“左”字，亦雜魏制。二十二云“《地志》，終南在扶風武功縣”“縣”下脫“東”字。“惇物在扶風武功縣”“縣”下亦脫“東”字。二十三云“龍門山左馮翊夏陽縣”“縣”下脫“北”字。二十四云“《地志》，析城在河東郡濩澤縣西”“西”下脫“南”字。二十五云“《地志》，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南”當云“《地志》，圉作圄”二十六云“《地志》，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京兆”下脫“尹”字，亦雜魏制。二十七云“《地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北”“北”上脫“東”字。二十八云“《地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縣”下脫“東南”二字。二十九云“《地志》，導江東陵在廬江郡西北”者，非是。固自謂廬江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耳。非指《禹貢》，駁之轉非。三十云“《地志》，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當云“出河東郡垣縣東北王屋山”，以垣曲名縣，自宋始。三十一云“《地志》，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固絕無此語，此出酈氏所引他說曰，豈可依據。

　　又按蔡氏“球琳瑯玕”，《傳》證以《爾雅》“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瑯玕”。或曰：《爾雅》“球”本作“璆”，二字名別，子指摘何不及之。余曰：蓋兼用《說文》。《說文》“球”字下即接“璆”字，曰球或從剹此正蔡氏之所本。前“厥貢璆”，《傳》，璆，玉磬。已用《說文》“球，玉磬也”之解矣。

　　又按蔡《傳》，大陸，引孫炎曰“巨鹿北廣阿澤”。此系郭璞語，非孫炎。“阿”亦作“河”。篠簜，引郭璞曰“竹闊節曰簜”此系孫炎語，非郭璞，請觀《注疏》〔又安國《傳》篠簜，竹箭。簜，大竹。此從《爾雅》來。《爾雅·釋草》云：篠箭。邢昺《疏》，會稽之竹箭，是也。言竹之小者，可以為箭干。今倒其文曰“篠箭竹”，似未妥〕。

　　又按蔡《傳》，馬頰河，引《元和志》云：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今案《元和志》，德州安德縣乃郭下有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縣東北至平昌縣八十里，平昌縣南十里有馬頰河。于平原縣不相涉。不知何緣，認作平原。誤書思之亦是一適，殆是“昌縣南”三字耳。又按蔡氏于《堯典》“三危”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于《禹貢》“三危”曰：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敦煌，未詳其地。不知何獨疑夫三危。又何至未詳敦煌所在。予為集群說以補正曰：杜預云，三苗與允姓之祖，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酈道元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三危山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隋·地理志》，敦煌縣有三危山。《通典》，沙州敦煌縣，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允姓之戎居瓜州者，其子孫也。

　　又按蔡《傳》，“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二句，亦須分別。觀《寰宇記》，朝歌故城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即紂都。衛州則治于汲縣，乃殷牧野地，當易州為縣。且云：在今衛縣西二十二里方確。至洛邑，今西京，宋西京本隋大業元年楊素所改筑者。地正周之王城，與東漢、魏晉及后魏都周下都者不同。此句致確。

　　又按蔡《傳》，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縣，乃《禹貢》揚州之境。漢尋陽縣不隸九江，隸廬江郡，惟境相接耳。莫確于杜氏《通典》，江州潯陽郡下云：《禹貢》，荊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既豬荊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九江在郡之西北，則彭蠡以東為揚州，九江以西為荊州。他若洛州河南府河北諸縣為冀州，余則豫州。陜州陜郡河北諸縣為冀州，余則豫州。襄州襄陽郡南漳一縣為荊州，余六縣并豫。隨州漢東郡東南三十余里，有光化郡，為荊州，余并豫。冀州信都郡理信都縣，東入兗州之域，西入冀州。貝州清河郡理清河縣，乃在洚水之東，入兗州，在洚水之西諸縣，入冀州。兗州魯郡之任城龔丘縣為兗州，余九縣并徐州。其分畫之精如此。然猶混洛出上洛郡洛南縣冢嶺山于梁州，當改入豫。混東平郡巨野縣有大野澤于兗州，又全混渾州東平郡于兗州，當改入徐。混魯郡萊蕪縣汶水所出于徐州，當改入青。誤認嶧陽在鄒縣，當如班《志》入下邳縣。宋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譏之曰：莊宅牙人語解量四至。余謂談地理者，能量四至得確，斯亦足矣。

　　又按蔡《傳》“下土墳壚，壚，疏也”，從《史記·夏本紀》注引孔安國曰“壚，疏也”得來，今書傳卻無。不如用陸氏引《說文》作“壚，黑剛土也”解較勝。蓋顏師古曰：此言豫之高地則壤。壤，柔土也。“下土則墳壚”，謂土之剛黑者。師古無“玄而疏者，謂之壚”之說。惟《廣韻》云：壚，土黑而疏。蔡氏不知引“厥土青黎，黎，黑也”。本孔《傳》。果爾，二字皆色，與冀、兗、青、徐、雍五州例不合。不如用馬融、王肅注“黎，小疏也。青以辨其色，黎以辨其質耳”解較勝。

　　又按復檢得茅氏瑞徵《禹貢匯疏箋》曰：豫土止言壤，其色雜也。從厥土中又別以下土言之，與青州再指海濱同義。又曰：案經文，厥土未有言色不言質及兩言色者。金仁山云：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成都土疏，難以筑城。馬說殆近之。

　　或問：孔《傳》云，三江有北、有中，則南可知。其說何如。余曰：未易盡非。只是《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中江至陽羨入海，于今不合，當用蘇、曾二家之說以疏孔，不得依班氏。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山，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匯于彭蠡以入海為北江。曾氏罝曰，考于地理，豫章之川如鄱水，至彭水凡九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跡，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泒分為南北，故漢為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為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然亦別為三江，而非“三江既入”之三江也。或又問：職方氏，楊州其川三江。解孰為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以郭景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為定。蓋一州之內，其山鎮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楊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哉。即松江之在當時，亦必水勢洪闊，與揚子、錢唐相雄長，而后可以稱禹跡，非如今所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泄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申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又按嘗謂，理之至者，數自不能違。上蘇、曾二說，不過從經文空處度出，非真有名稱。而《南史·王僧辯傳》，陳武帝率師出，自南江行至盆口。胡三省《通鑒注》，贛水謂之南江。則知豫章江為南江，六朝時已然，安知禹不素有此名。討論至此，真覺快心。又程氏大昌有論，東匯澤為彭蠡，東迤北會于匯。是二經語者，非附著南江以概。其所不書者，與夫同為一水。既別其北流以為北江矣，又命其中流為中江矣，而彭蠡一江方自南而至，橫絕兩流，與之回轉，而得名之曰匯。參配北、中，與之均敵，而得名之為會。則是向之兩大者，并此為三矣。當其兩大，則分北、中以名之。及其匯會，而鼎錯于南，則辨方命位而以南江目之。不亦事情之實哉。其會匯之地雖名彭蠡，而上流鐘為鄱陽大澤者，亦彭蠡也。彭蠡之為南江既無疑，禹之行水曾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于經。然于其合并江與漢而以匯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見，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之中，此真圣經之書法錯落，所謂觀書眼如月者。

　　○第九十二

　　《詩》與《書》相表里。“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則《禹貢》之終南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禹貢》之豐水攸同也。“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則指禹平汝水上。“后稷播時百谷，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則指禹敷王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則指五百里侯服等。豈“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為當日韓侯入覲之道，有不指治梁及岐之梁在今韓城、郃陽二縣之境者哉。既在此二縣，仍應屬雍州，不得如晁氏改為冀州山。或曰奈例不合何。余曰：此特圣經之變例也。安國傳所謂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是也。蓋禹他日導山由岐至荊，逾河而東，抵壺口，茲治畿內水患，由壺口渡河而西，而梁山，而岐山，正相合也。壺口在今吉州西七十里，與河津縣西北三十里之龍門相連，為大河出入之道，與隔河之梁山對峙。余因悟《尸子》龍門未辟，呂梁未鑿，河出于孟門之上，乃是龍門未鑿，呂梁未辟。何者。龍門見今猶存，禹劚削之跡，梁山則無之，以梁山不過道梗塞。辟者，開也，啟也。開之啟之，河斯流矣。試觀《公羊傳》梁山河上山。《谷梁傳》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茍當日止致力壺口、龍門，而不及梁山，亦屬枉然。此二山者，既為連雞之勢，而經文遂連類而書，實有出于某州某山常例之外者。且于冀曰治岐，他日于其本州但曰岐，既旅而已。正互見也。更考樂史《寰宇記》云相州安陽縣有鯀堤，禹之父所筑，以捍孟門，今謂三刃城。有不愈明禹鑿之、辟之之為第一功哉。

　　按胡朏明謂：子胡不解及岐二字，岐非河所經也。余曰：亦曾考來。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使天下大水有所歸。浚畎澮，距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泄”必不是大水治畢，然后去治小水，蓋隨手可了斯了耳。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余所舊游處。志稱，府居四山之中，五水之會。五水，汧也、渭也、漆也、岐也、雍也。岐水入漆，雍水合漆水入渭，汧水、漆水各入渭，應是治此群水注渭耳。至梁與岐當日勢同連雞，工宜并舉，其所以然之，故千載而下，殆難以臆度。故曰：學莫善于闕疑。

　　又按鄭端簡《禹貢圖說》曰：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導山。嘗先岍岐矣。然特相其便宜耳。開鑿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導河嘗先積石矣。然特疏其上流耳。疏浚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八年于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蓋壺口正大河北來南注之處，但謂梁、岐二山河水所經，則仍蔡氏之亂道矣。

　　又按呂梁有四，一出《尸子》《禹貢》之梁山也。一出《列子》，即孔子所觀者，在今徐州東南六十里。一出蔡《傳》，為今永寧州東北骨脊山，殊附會，不足信。一出酈道元，稱呂梁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蕩，濤涌波襄，雷奔云泄，震天動地。與所稱河經龍門水勢無異。道元曰：即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余里。離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寧州者。必求其地以實之。永寧州東北，則今靜樂縣岢嵐州之地，西去黃河約二百里，無所謂河流也。土人欲當以河曲縣西南二十五里天橋峽，亦有禹鑿之跡，天將陰雨，激浪如雷，聲聞數十里，幾相似矣，而無所謂千仞巨石。又南去離石四百有余里。種種悉不合，安得起酈氏于九原而問之哉。宜闕疑。

　　又按《困學紀聞》謂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山，蔡氏《集傳》從之，朱文公曰梁山，證據不甚明白。予讀至此，擊節嘆曰：朱子之言，其殆圣矣乎。

　　又按蔡《傳》，淮入海，在今淮浦。案《寰宇記》《九域志》《文獻通考》《宋史·地理志》，無淮浦縣。質之黃子鴻，子鴻曰：淮浦見于班《志》，不見于劉宋書，蓋省入子山陽縣也。宋明帝于此喬置襄賁縣，隋開皇初改漣水，宋太平興國三年以縣置漣水軍，熙寧五年廢為縣，今安東縣是。《水經》，淮水東過淮陰縣北，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此蔡氏所本。若遵本朝之制，當曰：淮入海，在今漣水。

　　又按昨舟過武進，飲于友人家，一人曰：唐王勃《滕王閣宴集序》得毋后人偽撰，何篇首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南唐交泰元年始于南昌縣建南都，升為南昌府。明洪武初曰洪都府，尋改南昌府，那得王勃已載入其《序》中。余不能對。質之徐司寇健庵，健庵曰“南昌故郡”，蓋言南昌，故郡所治之地也。唐武德五年置洪州總管府，七年改都督府，故曰“洪都新府”。明太祖明以王《序》作典，故非王序襲明制，勿得顛倒見。

　　又按余舟中讀干寶《晉紀》，吳孫皓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戍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為固守。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稱善，厚為之禮。裴松之以為此譬未善，當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兒子時在側，曰：〔詠〕曾楚游，自江都西南至江西彭澤縣約一千里，自彭澤西北至湖廣武昌府約八百里，自武昌西南至岳州府界約三百余里，自岳州西北至夷陵州約六百里。夷陵州古西陵，即水道曲折，共計亦不及三千里。吳使大言以夷敵耳。敵不知披輿圖，核里數以折，可謂國有人乎。而松之注亦不出。余曰：然。劉原父使遼，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以夷示險遠。原父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不得謂后人遜于前人也。

　　又按蔡《傳》，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岳陽縣雖在霍山之南，汾水不經之，當改云：山南曰陽，今趙城縣是其地，為汾水所經。壺口山，漢在河東郡北屈縣，今陽州吉鄉縣也。陽州當作慈州。或曰：陽乃隰之訛，宋熙寧五年，吉鄉曾隸隰州云。及檢舊本，良然。漢懷縣，今懷州也。當云：今懷州武陟縣也。漢鄴縣，今潞州涉縣。當云：即今相州鄴縣。熙寧五年省入臨漳。漢阜城縣，今定遠軍東光縣。當云：今永靜軍阜城縣，東光去阜城六十五里，即東光亦隸永靜。云定遠者，景德元年以前稱也。至酈《注》“河流激蕩，震天動地”，誤作“震動天地”。后魏于狐岐置六壁，狐誤作胡。皆冀州傳之當正者。

　　又按事有不可解者。酈道元家酈亭，今之涿州也，距碣石六百余里。三言碣石淪于海，無論今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尚三十里，即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戊戌，登碣石山，觀滄海，改山名樂游。此豈苞淪洪波者耶。程大昌生南宋，益附會以碣石在海中，去岸五百余里。真妄談。惟近代韓恭簡邦奇一說頗為之解嘲，曰：大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余里，河從此洋之西北流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闊五百余里，自洋南遠望，如在海中，實未淪入于海也。

　　又按向謂釋《禹貢》山川不從漢《志》者眾。茲復得二條，一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為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元和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經傳所說，終南一名太一，亦名中南，據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賦》“九嵕��截��辟，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云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征之，不得為一山明矣。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洵是。固當于京兆尹長安縣下注：《禹貢》，終南山在南。一岍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汧山。此則余所舊游，岍山在隴州西四十里。《唐六典》，隴右道名山曰：秦嶺者是。吳岳山在隴州南八十里，《唐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吳山者是。尤非一山，不知固家扶風安陵，距長安咫尺，吳岳亦不遠，何緣認皆錯。祗當于右扶風汧縣下注：《禹貢》，岍山在西雍州山，九字耳。

　　又按《溝洫志》，王橫引周譜曰：定王五年，河徙固述。《溝洫志》曰“商竭周移”，即本此。酈道元亦不能詳其地，但言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余因疑魏郡鄴縣下注，故大河在東此，為禹之故河，至定王五年始不復從此行，故曰河徙。程大昌，炫博者也，竟實以河徙砱礫。砱礫，人多不曉。考諸《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砱〔今本作令〕礫溪口是也。砱礫溪即《水經》之礫石溪，正在滎陽縣界。杜君卿亦但言河自定王五年徙流。是漢訖唐不詳也，而謂程大昌能詳之乎。吾嗤其妄。

　　又按《元和志》，京兆府奉天縣有梁山，今乾州西北五里之梁山是。《志》云山即《禹貢》治梁及岐。《周本紀》，古公亶父逾梁山，止于岐下。及秦置梁山宮，皆此山。蓋山勢紆回，接扶風、岐山二縣之境。經凡云“及”，皆相近之辭。以梁山屬此，說亦可通。然則，梁、岐仍雍州山云。故曰：義不妨于參觀。

　　○第九十三

　　鄭夾漈有言，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禹貢》遂為萬古不易之書。余因覺濟河之兗州既不可移，則此兗州內必不闌入豫、徐二州之水，鑿鑿矣。胡蔡《傳》，灉沮會同，引許慎曰：河灉水在宋。又曰：灉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此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兗曷與乎。意沮水即睢水，引應劭《漢地志注》，曰：睢水出沛郡芒縣，睢亦東南入于泗。此又非水之出乎豫，入乎徐者乎。于兗曷與乎。明韓邦奇覺其非，別為解曰：灉乃河之別流出于兗州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荊，或出梁也。河既徙而南，則灉為平地矣。山東濟南固有濟之別流，小清河是也，則別是一灉沮也。然亦屬憑虛臆度之見，而非考古按今之論。蓋嘗讀《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也。《元和志》：云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云：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寰宇記》并同。更上而溯鄭康成書注，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下一“觸”字，鄭蓋以目驗知之。何曾氏、晁氏之呶呶哉。大抵宋明人并此等書束之不觀，游談無根，余直欲以兗州水還諸兗州，不俾闌入豫州、徐州之水而已矣。

　　按漢芒縣，故城在今永城縣東北，睢水東流，徑芒縣之北，非出也。光武改曰臨睢，正合。唐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故城在今濮州東南一百十里，澤里數如之。酈氏稱其陂東西二十余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漁處。近志謂古雷澤應大倍于今，然已跨入曹州東北境。本夏澤，而名雷澤者，仁和李之藻曰：澤底有巉石深壑，冬至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曰雷澤。此可以正《山海經》怪物之談矣。

　　又按蔡氏地理訛舛，不可勝摘。茹而不吐，不止逆已，且病人焉。然已流毒四百八十四年矣。如此《傳》引《水經》，灉水東至蒙為狙獾。今本“狙獾”作“濉水”〔濉水仍當作灉水〕，字書并無獾字，其為傳寫訛，不待云。若灉之下流入于睢水，則不可不極論之。睢水在睢陽城南，灉水在睢陽城北，僅可云其相通，何則。經云灉水余波，南入睢陽城中。注云：灉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唯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睢。可見古時灉水至睢陽與睢水相通，至后魏其流殆絕。灉之下流即為獲水，上源在梁郡蒙縣北，東至彭城入于泗，豈入睢者乎。楊泉物理論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愚謂水道亦爾。

　　又按雷澤尚存，而灉、沮二水不復見，蓋源竭爾。因憶亡友顧景范告余，川瀆之異多，而山之異少，其間蓋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大河之日徙而南也，濟瀆之遂至于絕也，不可謂非天也。開鑿之跡莫盛于隋，次則莫盛于元，陂陀堙障，易東西之舊道，為南北之新流，幾幾變天地之常矣，又何從而驗其為灉、沮、濟、漯之故川也哉。嗟乎，曾幾何時，追憶吾友緒言，稱之曰亡，不亦悲乎。執筆潸然，為記于此。又按景范《地志》之學，蓋出于家也。尊人耕石先生〔名柔謙，字剛中〕，著《山居贅論》，曰：大河之流自漢至今流移變異，不可勝紀。然孟津以上，則禹跡宛然，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孟津之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經之地。沖澶、滑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間，沖曹、單必由陽武之南，而出封丘蘭陽之下，此河變之托始也。由澶、滑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或歷濮、范，趨博濟從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或溢巨野，浮濟鄆〔謂濟寧東平〕，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其縱橫靡爛之區矣。又曰：自古大河深通，獨為一瀆，今九河故道既湮滅難明，即歷代經流亦填淤莫據。大抵決而北，則掩漳衛。決而東，則侵清濟。決而南，則陵淮泗。昔人謂河不兩行，某謂自漢以來，河殆未嘗獨行矣。又曰：天下之水大河而外，重濁而善決者，在北則漳與沁，在南則漢漳，附衛入海，而后漳水之決少。漢附江入海，而后漢水之決少。沁本濁而又并入于河，故河之決最多。或謂河合于淮，藉淮以刷河，而河庶幾可治。然淮終非河敵也，又安能使河之不至于決哉。

　　或問王伯厚，謂漢《志》有兩泗水，其一濟陰郡乘氏縣注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又一泗水，魯國卞縣注西南，至方與入沛。沛自泲之訛。其說信乎。余曰：殆王氏考之不審，泗一而已，安得復出乘氏。乘氏漢縣，《寰宇記》，在巨野縣西南五十七里。班固祇當于卞縣下注曰：《禹貢》，泗水出陪尾山，西南至方與，與菏合，又東南至睢陵入淮。只此已足。或又問：古大野澤在今巨野縣北五里，正當卞縣之西，何如。何承天言，巨野湖澤廣大，南通〔蔡誤作導〕洙、泗，北連清濟。此則亡友顧景范所云，古人言南，可以兼東，北可以兼西之例也。酈《注》，菏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故曰南通洙、泗。南即東也。更進一層，睢陵仍當作淮陰，泗入淮，在今清河縣東南，謂之泗口，亦名清口。睢陵則今睢寧縣治耳。又按舊讀《魏書·地形志》，郡凡五百，以新蔡名郡者八，東新蔡郡一，別有新蔡、南陳留二郡，號雙頭郡者又一。而郡名重至三、四，如魯郡、高平郡之類，則不可勝數，其夥如此。地不加辟，不知其何所容。庚午冬，徐司寇命校《山西一統志》。至壽陽縣，《元和志》云：神武故城在縣北三十里，后魏神武郡也，周廢。此即魏收所云朔州，孝昌中始名，后陷，今寄治并州界，領大安、廣寧、神武、太平附化五郡者。因考壽陽縣北有尖山，則當日神武郡首領之尖山縣。縣西有大安鎮，則大安郡。狄那寨，則大安郡首領之狄那縣。縣東北有石門，又廣寧郡首領石門縣。太平鄉太平村，又當日太平郡及所領太平縣也。蓋一州四郡，皆置于縣境。不獨一神武城。壽陽今東西距一百三十里，南北距一百五十里，而能所容若此，則后魏之僑置夸誕，亦可笑矣〔雙頭郡梁武帝置，可對今獨腳州〕。

　　又按《魏書·地形志》，南清河郡下注曰：晉泰寧中分平原，置治莒城。晉無寧泰年號，而惠帝后，平原、清河二國并淪沒異域，事理易明。黃子鴻以《房亮傳》證之，知晉為普字之訛，寧字衍文，刊正之。于高唐州建置沿革曰：普泰中，又于靈縣置南清河郡，注引《房亮傳》，亮弟悅，普泰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請悅為太守，從之。蓋后人誤普為晉，復妄加寧字也。進至京師來，詰何以擅改正史舊文。仍以魏收志為案，據徐司寇復書，漢靈縣故城在今高唐州西南，與博平縣接界，后魏置南清河郡，治莒城，莒城為郡領零縣所有，則當距此不遠，豈南渡后之晉所得而僑立郡縣哉。誤字衍文，前書已詳，乃不復詰也。余笑使溫庭筠當此，必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而詰者必如文丞相對孛羅丞相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

　　又按書局中偶談，謝靈運宋元嘉十年論斬降死，徙廣州后，有人招出，曾令人買兵器，要合健兒于三江口，篡之不及者，詔于廣州棄市。三江口在何地。一紹興人曰：在敝地，引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云，“江從山北流，窮上虞界，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為據。余曰：謝靈運未為臨川內史，未興兵叛帝，尚不欲使東歸，豈有徙送嶺南時，反聽其就鄉里作別之三江口乎。殆必不爾。黃子鴻曰：廣州城東南八十里有三江口，西江、北江、東江是也，或此地。余曰：又越卻廣州去矣，非中途篡取之事。或舉胡三省《通鑒注》引《水經》，溫水至廣郁縣，為郁水，漓水南至廣信縣入郁，封水西南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郁，此蓋三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以為得之矣。余因細讀酈《注》，明云：郁水東徑蒼梧廣信縣〔今蒼梧縣，或曰即封川縣〕，漓水注之郁水，又東封水注之。“注之”云爾，豈有三水交會之文乎。胡氏殆錯認。然則，奈何曰一部《水經注》有兩三江口。一，沔水中云：江水岐分，謂之三江口。的在今吳江縣，非昆山。一，湘水云：巴陵郡濱岨三江，以西對長洲，南則湘浦，北則大江，故曰三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謝靈運欲人篡取，其在此地乎。蓋嘗與吾友朏明論，六朝時自建康趨番禺，有東西二路。一，沈約《宋書》志所載，則循江而上，入彭蠡湖，溯贛水，度大庾嶺，下始興之北江，以達于廣州。志所謂水五千二百者是。一，則循江而上，抵巴陵，入洞庭湖，溯湘水，度越城嶺，下漓水，從桂林、廣信以達番禺，乃《宋書》志所未載。以比東路多一千四、五百里，人所罕行。而靈運當日由此者，想以其興兵叛逸，在臨川，若泛彭蠡，正與臨川接壤，其支黨竄伏，中途生變，故使迂西路，出巴陵。而孰知其又有三江口之約乎。此真朝廷之所不及料者矣。然則，胡氏指三江口在廣信，亦路所經，由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封州據邕、桂、賀三江之口。似宋時始有此，目何如用酈道元少，在靈運，后者之三江口且去徙所尚遙，合黨要謝，惟此為宜。身之復生，應亦拊掌。

　　又按趙城嶺即酈《注》之始安嶠也。一水出嶠之陰，北流為湘。一出嶠之陽，南流為漓。湘、漓之間，陸地廣百余步，蓋五嶺道之最易者，但極西耳。觀漢武帝元鼎五年討南越，遣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是從唐郴州臘嶺度也。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是從唐虔州大庾嶺度也。兩軍先至，而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下瀨將軍下蒼梧，并從唐桂州臨源嶺度者，竟未至。而南越已平。非以其路獨遠耶。沈約志止載近者，以為水程之便有以夫。

　　又按朏明讀張子壽為洪州都督，秋晚，登樓望南江，入始興郡路。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告余，此可為唐人稱贛水曰南江之證。

　　又按胡三省云：廣陵故城謂之蕪城。樂史云：蕪城即揚州江都縣城。但云古為刊溝城，大非。刊，吳地也，于其地筑城，號刊城，城下掘深溝，引江水，東北通射陽湖。其城應在大江濱，今儀真縣南有上江口、下江口、舊江口。或者舊江口為吳夫差所穿，故班《志》廣陵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是也。第代遠城堙無復余址。樂史云：江都縣城臨江，今圮于水江都既爾，刊城可知。近志竟實以蜀岡上遺跡，豈其然。

　　又按《孟子集注》謂，汝、漢、淮、泗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不合《禹貢》，真鐵板矣。近頗有欲為翻案者，予取《朱子文集·偶讀謾記·答吳伯豐書》二條，以翼《集注》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于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括引李習之《南來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溯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跡，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案《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溯以入于海。故以小水而列于四瀆，正以其能專達于海耳。若如所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溯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刊溝運河，皆筑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日自有禹跡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溯。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于沿意。其過高郵后，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于溯。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后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于江。淮自桐柏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于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從唐鄧光黃以下，至于潛霍，地勢隔驀，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得排退二水，而后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只是行文之失，無害于義理，不必曲為之說，閑費心力也。又曰：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奧義，不足深論，況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后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唐時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強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刊溝，初非禹跡。且果若此，則淮又不能專達于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愚謂一言初無所害于理，再言無害于義理。朱子將理與氣作兩樣看，亦非。

　　又按哀九年，吳城刊溝通江、淮，為吳王夫差十年，就其境內之地，引江水以通湖，由湖西北至末口入淮，越不得而徑焉。故十四年會黃池，越王勾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溯淮，以絕吳路。蓋轉從吳境外以入吳境中，正《禹貢》當日揚州貢道也。蘇氏書傳認溝通江淮，為即闕溝通水。王伯厚辨之曰：案吳之通水有二焉，一吳城刊溝，通江淮，見《左氏內傳》。一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溯，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見《左氏外傳》。余謂惟其然，夫差退自黃池，乃使王孫茍告勞于周曰：余沿江溯淮，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蓋自江而淮，自淮而溯，而深溝，以達濟，會于黃池。皆一水相通，無復阻間。吳之勞民力亦不甚哉。然觀《明一統志》，刊溝舊水道屈曲，逮隋大業初始開廣之，則仍有不盡用其力之意。左氏特下一“溝”字。吳草廬不得其解，謂江淮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筑堤，壅水于中以行舟耳。二水實未通流，亦如上。朱子非流水也之說，豈其然。

　　又按平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奏言，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堤防壅塞之文。實亦不爾。“九澤既陂”，孔《傳》曰：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障非防與。或曰：賈讓策固言，古者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污澤。九州之澤，謂卑者耳。然賈讓策又言：黎陽南，故大金堤。東郡白馬，故大堤。質以《宋河渠志》，李垂兩言伯禹古堤，近大伾。則正賈讓之所指者，謂非禹故跡與。禹豈止導之而不有以防之者與。竊以導猶德也，防猶刑也，雖圣世不能純任德而廢刑也。善夫，鄒平馬公骕有言：鯀與水爭地，禹以地讓水，事相反也。奈何傳稱禹能修鯀之功，蓋方當泛濫之時，鯀務多為堤防以堙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鯀所為堤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為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寧獨治水哉〔今東昌府有鯀堤，又名禹堤。此可為馬說一助〕。

　　又按《溝洫志》，成帝時李尋解光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跡而穿之，王莽時韓牧言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九，但為四五。《宋河渠志》，李垂言：今考圖志，九河并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北數語足喚醒漢人。

　　又按《元河渠志序》曰：昔禹堙洪水，疏河陂澤，以開萬世之利。《周禮·地官》所載豬防溝遂之法甚詳。當是之時，天下蓋無適而非水利也。且先王強理井田之制壞，而后水利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時王延世皆嘗試其術而有功者。夏氏《禹貢合注》曰：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支分，則大水不至溢決。而水無不治，則田無不墾，后世舉古溝洫封畛之法盡毀之，水何得不興害也哉。此二段正可參觀。

　　又按呂成公《大事記》，周成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干底柱。春秋后河患見史傳，殆于此。顧氏《川瀆異同》曰：三代時河患見于經傳者絕少，雖盤庚之誥有“蕩析離居”之言，然爾時臣民方且戀戀厥居，不以從遷為樂，蓋止于瀕河侵溢之患，不若后世漂潰田廬，千里一壑之甚也。漢代河患漸多，自宋以來，大河未有十年無事者，金及元患且與其國祚相始終。說者以為天地之氣，古今不同。豈其然乎。

　　又按枚乘說吳王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今泰州東有海陵倉，是修治上林，不如長洲之苑。《后漢志》，東陽縣有長洲澤，吳王氵鼻太倉在此。此又一太倉也，不得合而一之。撰《泰州志》者合一，蓋見后漢無海陵，謂省入東陽，既而覺東陽在今天長縣界中，隔江都縣凡一百九十里，變其說曰：后漢廢海陵，而移東陽之名于此。果爾，東漢當有兩東陽矣，何不見也。惟沈約《宋志》，海陵三國時廢。參以《三國·吳志》，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詣孫權幕府。分明有縣、有人、有吏，則是其縣故在而志誤脫耳。廢當于建安以后十載三國鼎立時，故曰三國時廢，晉太康元年復置云。

　　又按陳第季立，閩人也，嘗登黃鶴樓，望隔江漢陽府東北山，實名大別，為漢水入江之處。因憶左氏楚師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也。杜預土地名至云大別，闕不知何處，豈未經斯地耶。抑果以未見孔《傳》耶。于是而益信禹之神圣也。當洪荒時，主名山川，若指諸掌。后世案經索之，往往錯誤，何耶。蓋禹乘四載，歷九州，皆得諸親見。儒者雖博稽載籍，口耳而已矣。無惑乎，言之不詳也哉。故曰：讀萬卷書，不行萬里道，不足以知山川。此足正朱子往往使官屬，去相視山川，具其圖說，以歸作此一書。又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之說之非。

　　又按陳第季立解“予乘四載”曰：孔《傳》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絪，山乘樏。后儒皆從之，舟車不可易矣。絪，《史記·夏本紀》作橇，《河渠書》作毳，《漢書·溝洫志》亦作毳，《尸子》作渼，實一物也。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張守節又詳釋之曰，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孟張之解既得其形，又得其用。今閩越海濱皆有之，泥行之具，必不可易者也。如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夫置板以行泥，此拙滯之法，不可以變通轉移。彼蓋未至海濱，而睹所謂橇，特以意度之而已耳。樏，《史記·夏本紀》作檋，《河渠書》作橋，《漢書·溝洫志》作梮，實一物也。如淳曰，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不蹉跌也。蔡氏從之。某見吳下仆夫施鐵環于草屨下，以走沮洳之地，可免顛蹶，俗呼為甲馬，亦呼為腳澀，此仆傭所用，豈以禹而用之。故知如淳之說，舛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輿床，人輿以行。此說頗近之。某謂《史記》作橋，橋即今之轎也。某嘗登泰岱與武當絕頂，其土人以竹兜子施皮絆于肩，遇峻陡則挾之以行，上下嶺坂如飛，山行之具，必不可易者也。豈以禹而廢之。夫曰“四載”，如舟車乃可以載，惟其可載，故可以乘。若如淳之說，置板于泥，施鐵于履板鐵之類，既不可謂之載，足之所踐，又豈可謂之乘乎。夫禹稱神圣，用物有宜。水乘舟，不病涉也。陸乘車，可致遠也。泥乘橇，從者曲其足也。山乘橋，仆者施其錐也。勞形而有逸形者，在逸形而有勞心者，存此所以地平天成，為萬世利也。或問：子謂讀書有疑則闕，今不闕“四載”可乎。曰：此無待于闕也。水陸而廢舟車，泥山而廢橇橋，則沒世不行，尋常矣。故知大禹決不能舍斯四者，而別有所濟也。以理斷之也。

　　又按越明年，予得《吳中水利全書》，載明弘治間水利主事姚文灝答人書曰：書稱禹乘四載，而隨山刊木。史稱禹手足胼胝，何也。四載云者，謂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絪，山乘樏也。夫禹以一人而領九州之水，必不得而往，取通衢、巨川，相其大勢可矣。其他泥淖山徑之處，盡遣其屬以行而已，不勞焉，豈不可哉。而禹方且崎嶇跋涉，惟恐不及意者，救饑拯溺之心橫于中，不暇顧事體之宜不宜也。胼胝云者，謂手足皮厚也，是必躬有執作之勞，乃至此。若但擘畫指揮乎其間，則焦勞或有，而胼胝必無。《論語》亦稱其躬稼，是知禹之于水，不獨自往，又自為之也。又曰：政有可以坐理，官有可以堂居，校文聽訟之類是也。乃若水部農官則不然，必以舟航為衙署，阡陌為幾席，探源索委，度高量卑，然后為無負于人。茍或不然，皆心之所未盡，義有所未安。尤足正朱子之說之非。

　　又按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歲在己未，上距禹河功之成，凡一千六百七十七年，而河始變，而患始生。《宋書·始興王濬傳》，元嘉二十二年，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灉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珝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余里，穿渠浛必無閡滯。歲在乙酉，上距震澤底定時，凡二千七百二十三年，而震澤所由入海之路始塞，而患始生。歸熙甫極詆穿鑿之端，蓋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余尤嘆人情之不可解。大河已徙，雖神禹復生，亦不能挽之復故流。而必仍求九河處穿之，穿之河不復行。奈何震澤入海之路，不過以松江暫塞，去其塞，斯復流矣。偏欲求新奇可喜，當時功竟不立，豈非永鑒。余因悟《禹貢》之三江，斷當從蔡《傳》，此震澤所以底定之根也。宋熙寧間，郟亶言禹時震澤為患，東有岡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岡阜，流為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底定。初聞似覺駭人，不知沿海之地，號為岡身，田土高卬，不比內地，海濱人歷歷言之。若非遇岡阜處鑿斷，江何由分為東北流，以入海，又分東南流，以入海乎。歸熙甫又曰：惟三江之說明，然后三吳之水可得而治。三吳水治，國之倉庾充實也。豈細故哉。

　　又按三江之解聚訟，其實有三。一蔡氏、一蘇氏、一明歸氏。蔡氏雖引庾仲初《揚都賦注》，注實不曾指《禹貢》，指《禹貢》者，唐陸氏、張氏，又前晉顧夷《吳地記》耳。惜蔡見不及此。蘇氏雖似安國，而南中北各不同。前同蘇氏者，實惟康成，見《初學記》引鄭氏《書注》曰：左合漢為江北，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歸氏從郭璞來，今實不知郭所指是何書之三江。前同歸氏者，宋淳熙中邊實《昆山縣志》有是說。愚嘗反覆參考，蘇、歸二說雖自有理，畢竟以蔡《傳》為定。蓋江至荊與漢合流，至揚始入海。于《荊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蓋雖未入海，而勢已奔趨于海。以“朝宗”二字，狀出水勢之妙，倘再記于揚州，不幾復乎。經文恐不若。故知三江也者，震澤下之三江爾。

　　又按鄭端簡曉曰：江漢發源于梁，而荊當其下流之沖，入海于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泄。王恭簡樵曰：既言朝宗于海，則入海不俟言。故知三江既入，不指大江也。愚又考金氏履祥曰：三江果以彭蠡為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三江仍宜屬震澤之下流，并當采入《集傳》。

　　又按明金藻著《三江水學》，首引《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引“九川滌源，九澤既陂”，曰：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泛濫，堤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無陂所以靡定，無滌所以靡入。又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后，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予謂末語似微刺東坡。

　　又按三江既定，為松江、婁江、東江矣。而此三江亦言人人殊。茲取明嘉靖中王司業同祖考曰：案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為松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江，入急水港，入淀山湖，迤東入海者，為東江。此單鍔《吳中水利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是也。但淀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為上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昆山西南又分為二，一名剿娘江，五里許復合為一，經昆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為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鍔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入海者是也。至吳淞江入海，則今自吳縣西南邐迤而來，過昆山東南以達嘉定縣界，曰吳淞江口甚明。未曾塞。自宋以前未有以劉家港為古婁江，以之，自朱長文《續圖經》始，茲不取。

　　又按王同祖有《太湖考》，太湖即五湖，曰：古人之治太湖也，置五堰于溧陽，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使入蕪湖，以北入于大江。開夾苧干于宜興、武進之境，東抵滆湖，北接長塘河，西連五堰，所以泄長蕩湖之水，以入滆湖，泄滆湖以入大吳瀆等處，而入常州運河之北偏十四斗門，北下江陰之大江，所以殺西來之水，使不入于太湖，而皆歸諸江也。又以荊溪不能當西來眾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口疏為百派，謂之百瀆。而又開橫塘以貫之，約四十余里，百瀆在宜興者七十有四，在武進者二十有六，皆西接荊溪而東通震澤者也。又于烏程長興之間，開七十二溇，在烏程者三十有八，在長興者二十有四，皆自七十二溇通經遞脈，以殺其奔沖之勢，而歸于太湖也。太湖上流諸水之來源若此。而所以泄之者，則惟于三江是賴焉。又曰：以江湖形勢觀之，大要宣溧以上，西北之水可使入于蕪湖，以歸大江，而不可使注于荊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使趨于吳淞江，歸大海，而不可使積于震澤。此治水東南之大旨也。

　　又按王恭簡樵曰：彭蠡未豬，則江西東諸州之水為揚州西偏之患。震澤未定，則浙西諸州之水為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雖中貫江而于荊，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谿，計不勞施工，故余不書也。此亦是發明三江不指大江之江處。

　　又按金仁山曰：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為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筑河堤，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后民頗居作其間，時被漂沒。以此知禹廢彭蠡之濱，以居陽鳥，其為民防患之意蓋深。茅氏瑞徵曰：此句正見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利。豈直見禽鳥之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哉。余謂堤防之作，近起戰國，漢當作戰國二字，為是。

　　又按范文正公撰《張公綸神道碑》云：海陵郡有古堰，廢既久，海濤為患。綸請修復，議者謂將有蓄澇之憂。綸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澇之患，歲十而一。護九而亡一，不亦可乎。卒成之。又江東大水，綸請治五渠以泄于海。議者謂潮將挾沙而至，欲導終塞。綸曰：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眾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御哉。卒治之。后范文正知蘇州，上宰相書論吳中水利，宜開松江俾歸于海，正從綸得來。

　　○第九十四

　　王伯厚嘗謂蔡氏《禹貢傳》曰：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此以唐之州縣言，若本朝輿地，當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縣，縣有朱圉山。熙寧七年，以大潭隸岷州。今為西和州，當云今西和州大潭縣。此二說絕是。雖然，余猶憾其掊擊之不盡也。請廣之。蔡氏曰“今滄州之地，比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余里”今滄州北乃天津衛，宋之清州界，非平州，平州卻在東北五百余里，中隔幽州之武清，境不相接。又曰“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今沂州費縣當作今沂州新泰縣，至“蒙山實在費縣北”，當云今在沂州費縣新泰二縣之界。“東海郡祝其縣，今海州朐山縣也”。朐山縣當作懷仁縣。“今下邳有石磬山”，當作今下邳縣有石磬山。“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已正作西〕，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尤為不諳本朝制度，宋制州必兼郡，州而不兼郡者，其州小。洪饒二州既皆大，當改饒州曰鄱陽，方一例。蔡氏時豫章久升為隆興府，更當改豫章作隆興府。“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楚不見有甚巴陵，巴陵二字起于三國，吳有巴丘邸閣城，晉遂于此置巴陵縣。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案漢枝江縣注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分明已說自江出，何如云非出于江。況酈氏又有枝江縣，以江沱枝分而獲名乎。云夢澤名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宋江夏縣，漢沙羨，地在江之東，非古云夢地。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有菏山，宋濟陰廢縣，在今曹縣西北，其地并無山。嶓冢山，《地志》在隴西郡氐道縣，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案氐道縣無考。漢西縣在宋西和州，今為縣。宋西縣為漢漢中郡沔陽縣地，后魏置嶓冢縣，隋始改曰西縣，下到宋，去漢之西縣南北相距五六百里，豈得一山跨其境。且其水亦分東西二派，宋三泉縣則在今寧羌州，漢廣漢郡葭萌縣地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當作今茂州汶山縣。“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當作今金州漢陰縣。西傾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臨潭縣，唐廣德初陷吐蕃，宋大觀二年收復，仍舊為洮州，而不置縣。當作今洮州城西南扶風杜陽縣。“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當作今鳳翔府麟游普潤二縣之地，亦漢漆縣地。“終南在扶風武功縣東〔東字今增〕，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終南山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亙關中且八百里，必欲貼漢武功縣言，當作今鳳翔府郿縣界有故武功城，終南山在郿縣南三十里，萬年縣至蔡氏時久更名樊川。“惇物在扶風武功縣東〔亦今增〕，今永興軍武功縣也”，殊屬妄談。宋武功縣，漢漦縣、美陽二縣地，豈得認為漢故邑。當亦作今鳳翔府郿縣界有故武功城。惇物山在其東。“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當作在今同州韓城縣及河中府龍門縣之地。蓋山跨河之西東云。“昆侖在臨羌”，漢金城郡臨羌縣，有昆侖山祠，非真山。司馬彪衍祠字，而蔡氏誤本。“析支在河關西千余里”，當依應劭于西下增南字。“岍山，《地志》，扶風岍〔當從水〕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汧山，是班氏合為一山”當作今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有汧山，隴州吳山舊縣西南五十里有吳岳山，方與《寰宇記》合。為宋人語又引晁氏曰“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尤非，《括地志》，岍山在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其山東鄰岐岫，西接隴岡，汧水出焉。謂隴與汧為一，猶可。至天井山，在今隴州南一百里，金門山又在州南百四十里，秦嶺山雖大，要以在今藍田縣商州者為正。吾聞終南、秦嶺本一山矣，未聞與岍為一也。“今陜州陜縣有三門山是也”，陜縣當作硤石縣，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太行山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不知漢太行山有二，其在山陽縣者名東太行山，只當引曰太行山在河內郡野王縣西北，今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也。漢山陽為宋修武縣，非河內，太華在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括地志》《元和志》《寰宇記》并云在華陰縣南八里。“今襄陽府南章縣”，章當作漳。“葉榆澤其地乃在蜀之正西”，非正西，西南也。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雖近雍州西南，然與敦煌縣之三危中隔大河，此條只當闕疑。“洛汭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案杜氏《左傳注》，洛汭在鞏縣南，《帝王世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二說不同。考《元和志》，隋時鞏縣移治東界，由是洛水乃在西北也。《宋·河渠志》，元豐二年，導洛水入汴。《通志》，今洛水經鞏縣北三里，又東至縣東北二十里汜水縣界入河，蓋宋所移云。然古時洛口斷在鞏縣之西，作東者非。“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灉水，至復州竟陵縣界來，又名��灉水”，來乃者字之訛，及檢明初劉三吾奉旨纂《書傳會選》本，亦是來字，知承訛久矣。嗚呼，此制舉取士，經筵進講之書也，而作者懵然。其本朝輿地事跡之粗者，至于如是，豈不令異代以后讀者有秦無人之嘆哉。

　　按黃子鴻極詆蔡《傳》者，偶舉其“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曰：夏水從無沱稱，不知蔡、沈何所自來，應屬臆說。余曰：此本鄭康成《注》，蓋此所謂沱也，見孔《疏》者，未為臆說。即證以酈注夏水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計當南宋蔡氏所見本，汜定作沱，何則。水自江出為沱，此正夏水初分出江處也，于沱為合，不然，水決復入為汜，此非夏水至云杜入沔處也，于汜為不合。及檢朱謀曈箋，江水至枝江縣曰江汜，汜當作沱。何實獲我心。子鴻笑曰：子于蔡《傳》，亦可謂憎而知其善哉。

　　又按《寰宇記》，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九十里，正《漢志》祝其縣之羽山。此止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名合于漢與否，此類甚多。不然漢祝其城在懷仁縣南四十二里，縣所在，非山所在也，豈得驗曰漢祝其，今懷仁哉。予久而始悟其失，特自掊擊之，以謝蔡氏焉。

　　又按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最合。近遍征之，《通典》，天水郡上郿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何朱圉之多也。說者遂謂朱圉山連峰疊嶂，綿亙于伏羌縣之西南，皆可以朱圉目之。予以為否。班氏明于冀縣下注曰：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一村落中所有之山，他縣寧得而附會去耶。或曰：子言在伏羌西南三十里，而《元和志》則六十里，不合者何也。予曰：今之縣治，乃宋熙寧三年以伏羌寨為城者，在秦州西九十里，見《九域志》，與《元和志》云縣東南至秦州一百二十里者，移卻三十里矣。或曰：子亦知秦漢冀縣故城乎。在今縣南五十步，亦余所目睹。大抵山水澤藪原隰，非身所親歷及文獻之鑿鑿者，都未可憑。余猶嫌王伯厚謂朱圉在大潭之不甚確耳。

　　又按蔡《傳》多有不可考者。如徐州云，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與。因遍考《宋史·地理志》《元豐九域志》《太平寰宇記》，此三州僅吾楚土產淮白魚，不聞其入貢也。兩志載楚之入貢者，珝布一十匹。又上考《唐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此三州亦不貢淮白魚。蔡氏將無以口腹之欲，自出令耶。《寰宇記》漣水軍土產有淮白魚，而反不引及。

　　又按蔡《傳》引《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酈道元曰：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熊耳盧氏縣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世無異議。余謂冢嶺山即讙舉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熊耳山，《括地志》在盧氏縣南五十里，今相去不及三百里，猶可曰禹從此導。若胎簪山在今桐柏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柏山三十里余耳，禹當日豈惜此三十里之勞乎。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真堪噴飯。此非酈氏本文，蔡增出耳。余嘗譬蔡氏宛如今童子作小題時文，翻剔字眼，以為新，曾何當于經學。或曰：畢竟作何解。曰：禹主名山川，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統名其山。后代方漸于一山之間，別標名目。如桐柏之有胎簪，鳥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時豈有是哉。止統為一山爾。惟導河跡石、岷山，導江與此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又按上謂止論山所在之縣不論縣名合于漢固已孰知又有山所在之縣，只為縣，不合于漢縣，并山亦不真在此縣，如岷山為江源是也，不可不極論之。蔡《傳》引《地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所出也。豈不大謬。漢湔氐道縣在唐為松州，廣德初陷吐蕃，宋亦為吐蕃地。今為松潘衛，在成都府西北七百六十里。岷山又在衛西北二百二十里，曰大分水嶺，江源出焉。或曰即古羊膊嶺，云相距五百八十余里，豈一地乎。子鴻曰：誤自《元和志》，汶山縣載岷山，而樂史因之，蔡沈又因之。余曰：郭璞注《山經》，已言岷山今在廣陽縣西，江所出。廣陽，晉所更漢汶江縣之名者。子鴻曰：誠然。余曰：誤尚不止此。漢武帝元鼎六年置汶山郡于此縣曰汶江，已似專指此地。或曰：然則，岷山不在茂州汶山縣乎。余考《隋地理志》，汶山郡左封縣有汶山，臨洮郡臨洮縣有岷山。《元和志》，岷州溢樂縣南有岷山，《括地志》，岷山在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安在茂州不有岷山與。但蔡氏以班志“江水所出”四字系西徼外之下者，竄于今茂州汶山縣之下，此倒置其文輒失者是也。然則，《集傳》當云何。曰：當作，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唐為松州嘉誠縣，末陷于吐蕃，本朝未復。今茂州汶山縣南有岷山，江水則自徼外流入者。

　　又按蔡《傳》又引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止首二句為足存，余乃杜光庭《游青城山記》語“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又增出“天彭諸山”四句，曾何當于經旨。余欲取宋儒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泛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治也。又《史記·貨殖傳》，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汶山即岷山，則岷山之宜樹藝舊矣，二條以補之。

　　又按蔡《傳》，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從《史記》，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來洞庭，屬荊州，彭蠡屬揚州。此說頗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帟，云從《史記》，“舜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來，則不是。蓋以宋輿地當作今道州寧遠縣有九疑山。為舜所葬云，帟舊本不從土。至幽洲止注北裔之地，當引《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今鎮遠軍密云縣也。三苗在荊揚之間，下亦當補曰：今江州、鄂州、岳州，皆古三苗地。

　　又按《寰宇記》雖云真符縣本漢安陽縣地，蔡《傳》從之。余駁其當作今金州漢陰縣者，蓋以《寰宇記》又云：漢安陽縣在漢陰縣西二十四里，即今敖口東十里，漢江之北故城是也。指漢縣治所在，非泛泛其地而已。余之駁《集傳》也，豈得已乎。蔡氏于樂史書，似未讀遍。

　　又按“和夷厎績”蔡《傳》一段紕繆實甚。晁氏主水名言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即漢志南郡巫縣之夷水，宋為巫山縣，此猶在荊、梁二州之界。然東去和川水幾二千里，二水不相距太遠乎。不可從蔡氏主地名言云。嚴道以西有夷道，或其地夷道即漢志南郡之夷道縣，宋為宜都縣，遠在嚴道以東二千余里，豈以西乎。且實是荊州域，于梁州曷與乎。尤不可從。然則，宜作何解。曰：《寰宇記》，和川路在嚴道縣界，西去吐蕃大渡河五日程，從大渡河西郭至吐蕃松城四日程。羌蠻混雜，連山接野，鳥路沿空，不知里數。說者謂即《書》之和夷。余謂《水經注》，和讀曰桓，自桓水以南為夷，《書》所謂“和夷厎績”也，說似可從。但今桓水無所考。或曰：晉《地道記》云，“梁州南至桓水”，疑指大渡河。《四川通志》，和夷，今黎雅越巂等處。案以酈《注》，大渡河果桓水也，則大渡河以南，今建昌衛，為宋藝祖以玉斧畫而棄之者，蓋古和夷云。

　　又按地名有前人所未詳，而后人漸知者，從之可也。有前人所不可知，而后人強以指實者，闕之可也。《禹貢》之蔡山是蔡山，班《志》酈《注》并闕，唐孔穎達、司馬貞并言不知所在。而謂宋政和中歐陽忞出曰：蔡山在雅州嚴道縣，可信乎。及遍考隋唐《地理志》《元和志》《通典》《寰宇記》《九域志》，嚴道無所謂蔡山也。忞同時葉少蘊傳《禹貢》，復指嚴道縣東五里周公山以當之，又可信乎。或曰：然則，蔡山終竟不知耶。曰：要就《禹貢》蒙山以求，最為近之。如太史河不知所在，就九河間以求。惇物山不知所在，就漢武功縣東以求。雖不中，不遠。而必鑿鑿指實，恐涉傅會，論篤者弗取矣。

　　又按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大事乎。然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于蔡、蒙、荊、岐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于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當采入《集傳》。

　　又按岷山為江源，既得極論之，而積石山為禹導，尤不可不極論焉。蔡《傳》引《地志》，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非縣非漢縣，并山非漢山之又一見乎。漢河關縣，宣帝神爵二年置，后涼呂光龍飛二年克河關，凡四百五十七年為郡縣，后沒入吐谷渾，遂不復，況積石又在其縣西南羌中乎。當在漢西海郡之外，是真當日大禹導河處。宋龍支縣近在今西寧衛東南八十里，為漢金城郡允吾縣，《元和志》，積石山在龍支縣西九十八里，南與河州枹罕縣分界。枹罕縣，今臨洮府河州治，積石山在州西北七十里，積石關則又在州西北百二十里，所謂兩山如削，河流經其中是。較禹所導之積石河，隔千有余里，豈在其縣界者乎。黃子鴻曰：積石山本在徼外，自唐儀鳳二年置積石軍于靖邊城，始移其名于內地矣。余曰：不止此，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郡治古赤水城，以境有積石山也。尤移近內地矣。然此乃小積石山，即酈《注》之唐述山耳。大小積石之名，莫明辨于唐人，故魏王泰曰：大積石山在吐谷渾界，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張守節曰：河自鹽澤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李弘憲曰：河出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縣潛行地下，出于積石為中國河，故今人目彼為大積石，此為小積石。余癸丑秋客臨洮，欲策馬尋小積石之河源，亦不果，嗟乎。漢如段壒破西羌，且斗且行，四十余日至河首積石山。唐如李靖等攻吐谷渾，靖逾積石山，任城王道宗、侯君集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彼何人哉，吾徒仰面看屋梁而著書，不可以愧恥乎。或曰：然則，蔡《傳》當云何。曰：當作，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積石山，漢在羌中，唐在吐谷渾界，今河州枹罕縣、鄯州龍支縣界有積石山，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者。

　　又按蔡《傳》引《寰宇記》只九河一條，已多脫誤矣。云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無棣縣，樂史并未云有胡蘇河。又云鬲津河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原本乃樂陵西，東北流入饒安。德州安德有馬頰河，德平有馬頰河，滄州樂陵亦有馬頰止及黳河者何。與鬲津河既見安德，又見德州，將陵而止，云樂陵、饒安又何也。《元和志》止引其及馬頰，若德州安德有鬲津河，將陵有鬲津河，棣州陽信有鉤盤河，概不之引。《通典》止引其及覆釜，若安德有馬頰河，滄州東光有胡蘇河，亦不之引。且蔡氏過矣，九河闊二百余里，長約四百里，豈一二縣所能了此一河哉。勢必分播多縣，揚波注海也明矣。又按蔡《傳》，涂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此用杜氏《左注》。據《寰宇記》，當作在今濠州鐘離縣西九十五里。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在扶風鄠縣鄠縣，自元魏改屬京兆郡，唐為府，宋因之，當作在今京兆府鄠縣。《五子之歌》窮國名，當補引《水經注》，在平原郡鬲縣，今德州安德縣也。《盤庚》下，鄭氏曰：東成皋，南�崔@，西降谷。降谷不知所在。予疑即今永寧縣北六十里之三崤山，亦曰二崤。杜預謂二崤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嵚，故文王以之避風雨。又永寧縣西北七十里有崤底，崤谷之底也，亦與降字義協。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牧野在朝歌南，此用司馬彪語，即今衛州治之南，乃蔡氏自語，則錯。衛州治衛縣，可曰牧野在衛州治之南。自唐初，衛州久移治于汲縣，當作即今衛州治之北爾。庸濮在江漢之南，庸即上庸，今屬鄖陽府房縣，庸當在江之北、漢之南。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當補一句曰：今濬州衛縣也。奄，杜預曰：不知所在，當云在兗州曲阜縣古奄國。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當作今廬州巢縣有居巢城。六，西漢縣名，不隸廬江郡，隸廬江郡東漢已改名曰六安，六安距居巢相隔約三百里。鎬京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下句是上，“上林”二字當衍。豐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靈臺下脫鄉字，“之上”原本乃“上游”二字。

　　又按蔡《傳》煞有不可曉處。徐州云：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元和志》明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即出此土較著。如此舍之不引，而想像言之何與與。淮白魚正相反，茅氏瑞徵曰：此州制貢，大略并供禮樂之用。又曰：禹浚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又曰：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符合，豈天壤靈氣有獨鐘，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皆當采入《集傳》

　　又按考《漢郊祀志》，平帝時于官社后立官稷，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始知《元和志》直本此一句。則開元制貢亦應為社用爾。

　　又按震澤之解，惟宋葉少蘊，上與《周禮》合，又與《班志》合，自與魏晉間偽孔《傳》不合。余勸徐司寇收入《一統志》吳縣中。葉氏曰：孔氏以大湖為震澤，非是。《周官》，九州有澤藪、有川、有浸，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名。而浸則但水之所鐘也，今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彌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于太湖，自太湖入于海，雖淺而彌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泄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堤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他州之澤無水暴至之患，則為一名而已，而具區與三江通塞為利害，故二名以別之，《禹貢》方以既定為義，是以言震澤而不言具區也。

　　又按《寰宇記》煞有不可曉者。既知北條荊山，班《注》于左馮翊懷德縣，下但當求漢懷德縣所在，則知《禹貢》荊山所在。奈何耀州富平縣西南十一里懷德故城曰非漢懷德縣也。又于富平縣之掘陵原，復實以《尚書·禹貢》荊山，謂此不自相矛盾乎。縣非漢縣，將山仍漢山乎。及予討論同州朝邑縣有懷德城曰：漢縣，在今縣西南三十二里懷德故城是。證以班《注》，荊山下有彊梁原。原，樂史謂之朝坂也。班《注》，懷德有洛水，東南入渭。樂史謂城在渭水之北也。歷歷不誣，獨不載有荊山耳。其實，荊山即在此。《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晉灼《注》荊山在馮翊懷德縣。皇甫謐《帝王世紀》禹鑄鼎于荊山，在馮翊懷德之南，有荊山，今其山下有荊渠。酈道元《水經注》，懷德縣故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夏后鑄九鼎處也。余因悟此當為禹鑄鼎處，無論方士公孫卿之徒附會黃帝以學仙，先禹而鑄鼎，即果鑄鼎，亦當在湖縣，為今閿鄉縣地，不在此。晉灼《注》不如皇甫酈二說之確。一帝一王，各有一荊山耳。或曰：子知酈《注》仍有兩懷德城乎。曰：實一耳。見沮水條內，沮水徑懷德城之南，澤泉水徑懷德城之北，均樂史所謂懷德在富平縣者，道元固未與在今朝邑縣者混而一矣。

　　又按復討論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荊山在雍州富平縣，今名掘陵原。是承訛已久。《隋地理志》亦載富平縣有荊山，又得《絳侯世家》引《括地志》懷德故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南四十三里。里數較樂史不合，應是縣治有移。余曾客朝邑數日，覺其治基頗高，乃置諸彊梁原之上。說者謂原即荊山北麓，則可以知荊山所在矣。或問：《后漢郡國志》懷德已省城，何以有二。余曰：樂史固有言矣，蓋后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于此立縣為名。晉移富平來治，后魏復徙去，故有故城存焉。懷德一移，并禹時臨河之荊山亦沒而不見矣，豈不異哉。

　　又按蔡《傳》，萊夷作牧。作牧者，言可放牧，不如陳氏大猷曰作謂耕作，牧謂芻牧。夷人以畜牧為業，見禹之功及走獸也。當采入《集傳》。

　　又按疏必遵傳唐人定例也。然傳有分明說錯，疏至欲改古郡縣方向以從之，噫，其甚矣。偽孔《傳》，菏澤在胡陵。“胡陵”二字錯，當依《班志》作在定陶東。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東北”二字反當依地圖作在菏西南。如是而傳合矣，疏亦可以無言矣。惟宜引晉闞泬《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奈何傳既不爾，疏復傅會，至以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豈有是理。胡陵故城古今一也，在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交境處。余曾親過之，問距定陶之菏澤，約幾三百里。彼豈知菏澤在定陶東，孟豬在睢陽東北，二澤相通，距僅一百四十里哉。近代王恭簡樵和合左氏，為之解曰：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不常入也。或言導菏澤，又導孟豬，故言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茅氏瑞徵則云：此處逗出一導字，為下文導山、導水，張本要見禹之治水，全以疏導。為事亦通。

　　又按宋傅氏寅《禹貢集解》，引許氏《說文》曰：菏澤水在山陽胡陵，與安國《傳》同。而班固以為在定陶，何也。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與泗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單之東北百里，而近古胡陵地也。分別菏水與菏澤所在不同，班許二氏殊涂同歸。余因悟偽孔《傳》在《說文》后，菏澤在胡陵，正本《說文》來，但誤脫一“水”字。書出魏晉間又得一證。

　　又按馬、鄭、王本，滎波，“波”并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間《書》始作“波”，與《漢書》同。余向謂其書多出《漢書》者，此又一證。然安國解猶作一水，非二水。以為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以《周官》《爾雅》為口實，蔡氏又本之。下到今，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為濟之溢流，一為洛之枝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不亦參雜乎。抑豈《禹貢》之變例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鄭注《職方》氏其浸波，“波”讀為“播”，引《禹貢》“滎播既都”，仍當作播，證一。賈公彥《疏》，案《禹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證二。小司馬引鄭氏曰：今塞為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為滎播，仍當作播，證三。《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今本波本作陂，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于山，非出于洛者，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為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雒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豬為澤乎。非屬波水，證三。余又謂豫州之水，惟洛與濟為要害，他若桐柏，淮之導已爾。若洛、汭，河之過已爾。淮之治大書于徐之淮，其又河之治大書于冀之覃懷、底績固有不必復書于本州者。曰既入，曰既豬，曰導，曰被，而豫州之水已畢治矣。

　　又按蔡《傳》，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蓋四水并流，小大相敵故也。或疑四水那得相敵洛，毋論伊頗大，澗次之，瀍又次之。余曰：蔡《傳》正妙有體會，蓋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導洛文于澗、瀍曰：會于伊，曰會。雖瀍水源短，然《洛誥》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魚豢《典略》曰：洛與伊、瀍二水為三川。非以其勢相敵乎。且豫州內四水并列，下文導洛則以洛為主，所謂古人文多互見也。《傳》尚未及此。

　　又按胡朏明篤愛蔡《傳》載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沖，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舉以告余，余深以為然。后始覺欲改作：河下流，兗冀受之。濟下流，兗青受之。淮下流，徐揚受之。于青雖近海之下增一句曰“惟濟于此入接”，然“不當眾流之沖”句更確。朏明又謬以余為然。

　　又按鄭端簡曉言：江漢二川，源于梁，委干揚，而荊州其所經。此說江則得說漢，失之。漢水自陜西白河縣流入，經鄖陽府治，南歷均州及光化縣之北，谷城縣之東，又東至襄陽府治，北折而東，南經宜城縣之東，又南經安陸府治西，上除白河，下除鐘祥，余并《禹貢》豫州之域，以在荊山之北也。安得遺。愚欲改正之曰：江所歷之州，曰梁、曰荊、曰揚。漢所歷之州，曰梁、曰豫、曰荊。

　　又按正蔡《傳》之訛，如掃敗葉，愈掃愈多。更以冀州言之，引曾氏曰：覃懷平地，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案酈《注》，河水徑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水，懷縣在今懷慶府武陟縣界，當云：覃懷在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濟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若淶水遠在今保定府淶水縣，即巨馬河。或曰：恐系訛寫。然檢明初劉三吾本，仍是淶水出乎其西。引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徑也。案《漢志》，恒水出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入滱水，經滱水過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酈《注》，滱水又東，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焉。即《禹貢》之“恒衛既從也”。所以薛氏謂恒水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最合。以滱得兼稱恒，故蔡《傳》引此便足，不當復贅以晁氏云云，全與水道不合。或曰：安知晁氏時不爾。然檢《元和》《寰宇》二書，恒水并闕。新輯《一統志》，宛與班氏、薛氏說同。引晁氏曰：衛水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東北”當作“東南”，不爾，便衍“北”字。蔡氏自云：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頗是，但以北二字宜衍。至云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訛不可勝言，案《寰宇記》，貝州領縣五，絕無一山。冀州領縣八，惟信都有歷山，亦小小岡阜耳，河從此行，何嘗有山，蔡氏豈能以意造山耶。蓋賈讓策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金堤在漢白馬黎陽縣。《宋河渠志》，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則古河從澶相行，可分為東西，若折從貝冀之間過，河則分南北矣。寧得云穿西山踵趾耶。且枯洚原自西南，而東北歷貝之經城，冀之南宮，信都、武邑。武邑即河北過洚水處，如何下“以及”二字。又下文隋唐云云，案漢廣河縣，隋仁壽初改曰象城，大業初改曰大陸，唐武德四年復改曰象城，天寶初改曰昭慶。當隋之時，無昭慶縣也，安得云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乎。《舊唐志》，先天二年，分饒陽鹿城界，于古豩城置陸澤縣。《新唐志》，陸澤，先天二年，析饒陽鹿城置，安得止云唐割鹿城置陸澤乎。末引程氏曰：冀州北境，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后能達河也。遼濡等水誠哉其中高，但此指島夷以皮服來者，貢道自由北海入冀之逆河，及兗之九河，而至帝都，無所須遼、濡等水，何煩辭費。又曰：碣石淪入海，已去岸五百余里。審如是，當自昌黎縣南黑洋河泛海，雖至六七百里，無所謂此山。則此語尤不足信，永平府人實云。

　　又按蔡《傳》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解最妙謂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予征諸《通典》《元和志》，良然。因思于此平地有澤焉，人遂名之大陸澤，非大陸一片土盡為澤藪也。果盡澤藪，水患雖平，人可得而耕作乎。故知大陸在《禹貢》主地言，在《爾雅》指藪言，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自班氏《地理志》。《禹貢》，大陸澤在巨鹿縣北，始果爾，經文當作北過大陸，至于洚水，何則。枯洚渠在貝、冀二州，今在巨鹿縣大陸澤之北，故經文既是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其必不屬枯洚渠可知。嘗遍考載籍，然后知洚水為濁漳，大河導至古鄴縣，東迤而東北行。孔安國《傳》，漳水橫流入河，馬貴與漳水橫流入河，在廣平府西北肥鄉縣界。《通典》《禹貢》，衡漳在廣平郡南肥鄉縣界，肥鄉去古鄴縣約百五十里，漳當由此入，非復有入海之事，亦非如《班志》至阜城始入河。河先過漳水，次至邢趙，深之大陸，歷歷皆合，道元所謂推次言之也。又謂河之過降，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水經注》，絳水發源屯留，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張守節兩解《禹貢》，并云：降水源出潞州屯留縣西南。宋張洎講求汴水云：《禹貢》，降水，即濁漳之三說者，圣人復起，不能易也。又《水經注》。鬲般列于東北，徒駭瀆聯漳絳，徒駭河之經流，漳絳即其北過之水也。抑思巨鹿自地名，非澤名。應劭曰：鹿者，林之大者也，漢以此氏其縣。大陸澤方為澤，亦與廣河澤不得合而一之。合而一之，漢不以廣河別氏縣矣。故《元和志》，一在巨鹿縣西北五里，一在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真定府之隆平。余五代祖之弟，實遷其地云。

　　又按唐孔氏《疏》，漳水橫流入河，故曰：橫漳。曾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此二條當采入《集傳》。引《班志》酈《注》止當及東至鄴合清漳，不必及東北至阜成入大河句。蓋此乃河既徙之新道，非禹故道。禹故道若此，則漳斜流入河矣，何名橫漳。蔡氏似全昧此。

　　又按王橫言，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是說也，酈氏述之，程大昌主之，蔡氏載入《集傳》。非之者已四起，愚以為特“九”字訛，若作“逆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妙何可勝言。蓋自平原以下，天津以上，皆古九河之道，抵天津已是盡頭，無復有地可著逆河，乃漢代然也。道元曰：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碣石現存，止逆河淪海耳。朏明曰：神禹復生，定以子為知言。

　　又按禹、廝二渠載《河渠書》，太史公尚所目睹。二渠之解有二，一孟康曰：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漯川。“南折”二字大有訛闕，不如酈道元解，一則漯川，則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名是瀆為王莽河也。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大伾山之東，今滑縣東北，是至河之經流。則太史公謂北載之高地，過降水以入于勃海者。余嘗反覆參考，而覺漯者，河之枝流，兗之貢道，著于經文，見于《孟子》，復何可疑。獨北瀆經貝丘西，南行于禹，未有所考。忽思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似專指北瀆言。則此渠也，其周定五年所徙之新道乎。河自此徙，山足之經流乃絕。定王五年己未至新莽篡漢戊辰凡六百一十年，莽以元城是其冢墓所在，北瀆廢不復治，蓋河當《禹貢》時，一經流，一支渠也。周定五年后，一新流，一故瀆也。逮王莽后，新流遂空，而故瀆不改。上下二千二百八十六年間，河之變如是。當太史公時，書未盡出，如《周譜》之類，或未及見，不知北瀆非禹所穿，遂并以為禹有二渠，加以武帝親臨塞決，筑宮作歌，榮觀史策，曰二渠復禹舊跡，孰敢不以之為然。試問上道河北行，禹河本緣西山足以行元封間，然耶，否耶。此為禹跡，定王五年所徙者，豈又別一道耶。漯川入海在千乘縣馬常坈，千乘故城在今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北瀆名王莽河，流至阜城縣，漳水注之，至章武入海。章武今名乾符鎮，在滄州東北，此太史公所睹二渠，若上所云，貝丘西南南折，折則必入漯川，不爾將從何以入海。孟康之不可信如此，故曰有訛闕也。

　　又按《梁書·劉杳傳》，王僧孺被敕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曰：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則上王橫引《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即此《譜》也。太史公曰：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又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周譜》蓋遷所讀。或者于河徙事未及討論。古人讀書盡有疏略者。

　　又按《水經注》，河水條凡五，敘至長壽津二渠而止，下便及大河故瀆。故瀆皆周漢以來之新道，非禹河故道也。然中有“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經文及注一段，上不與“元城縣沙丘堰”相次，下不與“沙丘堰南屯氏河出焉”相次。分明經注別有及禹河故瀆者，惜不盡傳耳。偶聞于黃子鴻，子鴻驚曰：某讀《水經注》三十年，從未聞此論，遂簡以示之。又漯水條敘至末，酈氏引《淮南子》曰云云，亦為至碣石入海作注，與經文“河水又東分為二水”不合。參以濁漳水條，詳北過洚水，是禹河自大伾以下至入海處了了，然見于《水經注》。但或當日有意互見，或后人任意錯簡。嘗聞馮開之以經注相淆，間用朱墨勾乙，未曾卒業。使果成篇，定爾可觀。

　　○第九十五

　　自有《禹貢》以來，以冀州為盡帝畿之地，他州無涉。果爾，帝城之外四面各廣五百里，何以解周惟都于鎬，僻居一隅，勢不得不東西長、南北短，絕補而成千里，若冀中土也。堯當洪水既平之后，分疆經野，廓然一新，是乾坤再辟時也。何所復礙，而不截然方正，以與經文合示，宅中圖大之規模于萬世哉。堯都平陽，其故城在汾水之西，今府治白馬城西南。《括地志》云，平陽城東面堯筑者，是以是為中，東至河南彰德府六百里。六百里，古五百里也。南至河南河南府盧氏縣東南界六百里，跨入豫州，西至陜西延安府鄜州六百里。跨入雍州，北至山西太原府西靜樂縣南界六百里，東南到河南開封府許州南界，亦跨入豫州，西南到陜西西安府鎮安縣界，亦跨入雍州，西北到延安府米脂縣西北榆林衛界，亦跨入雍州，東北到直隸真定府。如是而后，畫然井然，號稱甸服。其最為左驗者，甸服有賦而無貢，冀果盡畿內，不應有島夷皮服之文。案《圖經》，今遼東朝鮮之屬，古島夷也。浮渤海由碣石而入貢，遠距平陽三四千里，正冀東北邊之地。則冀不盡屬甸服，而甸服亦不盡于冀明矣。周惟僻，故從雍至豫。堯惟方，故兼有冀、豫、雍。禹以山川定九州之域，隨其勢以四方之土畫帝畿，惟其形各有取爾也。竊以此為《禹貢》第一義，特發之自今日云。

　　按林氏于豫州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或舉此段以難予予曰：是不難辨，豫之域大矣，漆林在禹之畿內，與入二十而五之征，在畿外，與制貢，與兗州同。不觀河東鹽池沃饒甲天下乎。彼青州且貢鹽，而此乃不貢，以其在甸服，入厥賦上上錯之中耳。不然，地敢愛其寶，人敢藏其貨哉。凡考古須會意于文字之外，不得拘以字面，冀亦吊無貢字耳，皮服較卉服何殊。

　　又按周服里數倍于禹服，是古今一大疑義。解者有二，一賈公彥曰：若據鳥飛直路，此周之九服，亦止五千。若隨山川屈曲，則《禹貢》亦萬里。彼此無異也。一易祓曰：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藩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金仁山本后解益，引伸之曰：考諸經文，甸服方千里而田五百里，是舉一面計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某服。則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遂覺易氏說為定。

　　又按宋張氏子韶不知《舜典》分于堯，《益稷》分于皋陶，及《大禹謨》晚出，各作一論，多傅會。而《禹貢論》一篇，真能發千古所未發，余賞而錄于此曰：此一篇以為史官所紀耶。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取以備一代之制，作而謂之《夏書》。然其間稱“祗臺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自稱祗我之德，不違我之行，而不知退讓，安在其為不矜伐哉。曰古之所謂不矜伐者，非如后世心夸大而外辭遜也。其不矜伐者在心，其色理情性退然，如無能之人，不言而天下知其為圣賢。至于辭語之間，當敘述而陳白者，亦不可切切然校計防閑，如后世之巧詐彌縫也。使其如后世之人，中外不相應，豈能變移造化，成此大功哉。某因以發之。然此書所紀事亦眾矣，而謂之《禹貢》其間言，賦亦詳矣，乃不略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謂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于上，若人子具甘旨溫清之奉于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茲乎。故不及賦以言，名雖曰賦，亦非強為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愿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貢也，意其深哉。嗚呼，山川道里，水土細微，事亦大矣，而其名篇乃以民心為言，則圣賢之心蓋可知矣。其意如此，豈班馬所能及哉。

　　○第九十六

　　蘇氏《書傳》“浮于淮泗，達于河”，不知“河”古本作“菏”，曰：《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汴渠之道以通之，汴渠當時已具，世謂創自隋煬帝非。而杜預與王濬書固言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矣。愚嘗反覆考論，郁積累年，一旦發寤于中，而嘆蘇氏真如所云學者考之不詳耳。《禹貢》，濟入于河，南溢而為滎，而陶丘，而菏，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者也。抑所謂出河之濟，不與河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后，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以后代人于滎澤之北，下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泲，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后代有疏浚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徑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宣公十二年，晉楚之戰，楚軍于泌，泌即汳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為灉，灉本汳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于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之時遽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為出禹以后，頗自幸其考，比蘇氏差詳矣。

　　按向主杜氏《釋例》、郭景純《注》，證酈氏濟復出河之南為可信。然其誤不自杜君卿始，唐章懷太子賢曰：濟水東流，徑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齊、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見《循吏傳注》。因思杜郭并言，今濟水自滎陽卷縣，卷縣故城在原武縣西北七里。又言東經陳留，則指其所領封丘縣，封丘今縣治。余嘗往來封丘、陽武、原武間，質以酈《注》南濟水蓋經陽武縣、封丘縣之南者，北濟水蓋經陽武縣、封丘縣之北者，問其土人，濟水何在。曰：亡矣。案其故牒，皆以為大河既決，其堙也久矣。然后嘆章懷君卿之言，固未為無稽矣。或曰：封丘縣南八里有翟溝，一名白溝，其水澄澈可鑒，人以為濟水余流也。果爾，亦不出自河者也。昔金初，河始南徙，不經濬縣界。范成大《北使錄》云：濬州城西南有積水若何，蓋大河剩水也。吾謂濟水亦猶是乎。酈道元當南朝，為齊梁人，章懷太子注史成為儀鳳初，相距一百七十余年。意濟瀆復枯，如莽時故事，必在此百七十年間。嗚呼，此何等災變，史官闕載，所失獨潼關一事而已哉。猶幸遺文逸句，歷歷可尋，王莽后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咸出天數，夫豈人謀。余特著此論，一主一偏，聊為范陽景兆兩家之調人爾。

　　又按《王景列傳》，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后三十六年為永平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河汴分流，復其舊跡。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春秋》桓公十有八年，杜《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哀公十有三年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左氏僖元年，杜《注》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僖三十一年，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哀二十七年，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皆足為河南之地仍有濟瀆之證。

　　或問：許敬宗對唐高宗之言，濟潛流屢絕，非一絕于王莽，再絕于唐以前之征乎。余曰：否。許吊言濟甚微細耳，章懷賢外，惟李弘憲言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于海。則河南之地，無濟水矣。自后所說，皆習舊名。自后所說，則鄆州須昌縣濟水去縣西二里。盧縣，濟水在縣東二十七里。齊州全節縣，濟水在縣北四十里。章丘縣，濟水西去縣十七里。臨邑縣，濟水西去縣四十里。臨濟縣，濟水在縣南二十里。長清縣，濟水北去縣十里。豐齊縣，濟水西去縣二十六里。淄州長山縣，濟水西北去縣三十五里。鄒平縣，濟水南去縣三十五里。濟陽縣，濟水在縣南。高苑縣，濟水北去縣七十步者是，然未言實為何水。惟杜君卿言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然后知為汶水。質以余足之所蹈，目之所擊，今歷城縣北有大小二清河，大清河乃汶水，由濟故瀆以行于欽，齊乘謂之古濟而今汶，其實東平歷下諸泉悉入此河，則仍是濟水之溢流，不得謂全為汶水。至入海處，《元和志》有二道，一在青州博昌縣東北，杜君卿卻云舊泲合在此縣界，今無。一在棣州蒲臺縣，俗呼為斗口淀，正元以前入海處也。小清河乃濼水，即今趵突泉，蓋濟之伏地而突出者，流至華不注山東，北入大清河。偽齊劉豫導之東行，分一支為小清河，經高苑、博興，至樂安馬車瀆入海。馬車瀆則《班志》齊郡巨定縣馬車瀆水是也。大小二清，局中諸公為之龂龂者屢年。余謂使朱文公聞之，應笑不獨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已也。竊以征濟瀆者，當取于斯。

　　又按鄭康成《書注》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或問：此非康成時河南無濟之切證乎。何杜元凱、郭景純、張處度三家所見之濟水，與鄭不合何也。余曰：道元明言，后水流徑通，不與昔同。則今塞為平地者，乃《禹貢》時溢為滎之地，三家所云，則出河之濟之新道也，何相礙之有。續考得《順帝紀》陽嘉元年二月，詔遣王輔等持節詣滎陽，盡心祈焉。注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溢為滎澤，故于滎陽祠焉。《袁紹傳》，將伐操，宣檄曰：青州涉濟漯注，紹長子譚為青州刺史，濟漯二水名。《五行志》，殤帝延平元年，《注》引袁山松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洧水盛長，泛溢傷秋稼。《鄧艾傳》宜開河渠引水溉田，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慕容沴載記》，遣弟恪討段龕于廣固，遇龕于濟水之南。《慕容超載記》，是歲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至諸葛攸率水陸二萬討沴，入自石門，屯于河渚。苻堅伐晉，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穎。石門，滎口石門也。正為濟水其不枯絕可知。《宋書·符瑞志》，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河濟俱清。《鮑照傳》，《河清頌序》所云“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是也。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濟河清。大明五年九月，河、濟俱清。《魏書·靈徵志》，顯祖皇興三年正月，河濟起黑云，廣數里，掩東陽城上如夜。《隋書·五行志》，后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北齊帝紀》所云：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河清是也。《北史·齊本紀》，武成帝河清。二年六月，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周本紀》，宣帝大象二年二月，滎川有黑龍見，與赤龍斗于汴水側。《魏叔孫建傳》，建與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宋將王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凡十八條，皆濟水也，皆王莽以后也，抑足見事之有者，愈證而愈出，愈出而愈確。余尤惜司馬文正《通鑒》號有書契以來所無，亦沿襲君卿說，謂濟久枯。于北齊大書河濟清者，易作河水清。不知濟字何緣訛為水。不唯此也，于《毛穆之傳》之濟，《郄超傳》之濟，皆易作清水，以菏澤、汶水合流之清河以當之。不知此真濟水也，非如君卿說亦曰濟水也。嗟乎，地學之不精，乃致妄竄于史學如是哉。

　　又按蔡《傳》引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不及王莽末枯涸等語。似唐見有此水，引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不實指菏、汶二水，語不全具，本出《通典》，非《寰宇記》也。宋人每好改節往籍，以就已說，卻失古人本意，此其一云。

　　又按蔡《傳》，萊夷引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余因悟《齊世家》，封太公于營丘，營丘邊萊，萊侯與之爭營丘。萊人，夷也，則當在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丘城。《班志》，北海郡營陵縣下，應劭《注》，師尚父所封是也。至臨淄縣西北二里有營丘城，齊獻公所徙。《班志》，齊郡臨淄縣下自注，師尚父所封。非也。蓋地本臨淄，亦復謂之營丘者，猶晉遷于新田，而仍謂之絳，楚遷于鄀，而仍謂之郢。班氏又言臨甾名營丘，終屬認為一地，亦非。獻公先一世胡公，都薄姑。薄姑在今博興縣東南，《括地志》云：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則縣治，徙矣。竊以言齊三都者取征于此。

　　又按顧氏《肇域記》解“濰淄其道”曰：濰水出今莒州箕屋山東，北流徑箕縣故城西，故《漢志》謂濰水出瑯邪郡箕縣東。北過昌邑縣，又東北入于海，故《漢志》謂北至都昌入海。《左傳》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濰”字與《禹貢》同，而《地理志》字或省水作“維”。瑯邪郡朱虛縣、箕縣下并作“維”是也。或省系作“淮”，靈門縣橫縣折泉縣下并作“淮”是也。篇首引《禹貢》“惟甾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異文三見。后人誤讀淮為淮沂其乂之淮，遂呼此水為槐河矣。某親歷其地，始能辨之。

　　又按《樂安縣志》，海濱廣斥，謂如今高家港〔即《漢志》馬車瀆〕，以往即其地都無所生，婦人有白首而不識五稼，歲時盤薦惟魚飧爾。知府朱鑒詩云“海若生潮成碧浪，天如不雨盡黃塵，可堪二月無花柳，踏遍孤村不見春”

　　又按孔《疏》引《地志》，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海”字自訛。又《地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蔡氏于“汶出原山”下增“之陽”二字，猶可。于“淄出原山”下增“之陰”二字，不可。蓋于欽，齊乘謂淄出今益都岳陽山東麓，地名泉河，古蕪萊地，岳陽即原山，山連亙萊蕪、淄川、益都三縣境。夫既出東麓，謂之“之陰”可乎。蔡不過以下文“東北”字，生出“陰”，“西南”字生出“陽”。不知東北西南乃指二水所從入處，非發源。此增一字輒失者是也。

　　又按余久而始悟，云夢在《周官》可名曰澤藪，唐虞時不爾。何以見之。果為荊之澤也，則與兗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及震澤、豫之滎及波菏澤及孟豬、雍之豬野也一例，經文當書曰：澤曰豬、曰厎定，或導、或被矣。豈得曰土如桑土、曰作如大陸、曰乂如蒙羽及岷嶓也哉。既書曰土、曰作，乂其非為水之鐘也明甚。善乎，邵文莊寶曰：云夢，澤歟。非澤也。果宜澤而土焉，而乂焉，其將能乎。縱能之，其得謂行所無事乎。《周職方氏》澤之可也。余因數禹治水成功至周公作《禮》，時凡一千一百六十九年，時代有改易，陵谷有遷變，其不得以后之概前，今之格古也。抑又悟，大陸自原隰，廣阿自澤藪，《淮南子》合而一之者，亦似是而非與。

　　又按蔡《傳》“沱潛既道”曰：若潛水，則未有見也。讀之不覺失笑。《寰宇記》，乾德三年，升唐白洑徵科巡院為潛江縣。《九域志》，潛江縣在江陵府東北一百二十里。《宋·地理志》，江陵府潛江縣次畿焉。得云未見。案明《承天府志》，漢水自鐘祥縣北三十里分流為蘆洑河，徑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爾雅》，水自漢出為潛。其實《荊州府志》云“潛水經潛江縣界東南入大江”為是。至《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涔古潛字，《史記·夏本紀》正作涔。說者引以證《禹貢》亦非，此涔水不出自漢鄭氏《書注》。曰“潛則未聞”，在康成時或可，豈有至南宋后而為此等語哉。

　　又按蔡《傳》引曾氏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讀之亦失笑。《水經注》，泗水下有沂水，果出尼丘山西北，曾點所欲浴者。沂出北對稷門，稷門即雩門，對也，非徑也。沂水下有三沂水，皆別之曰小。一出東莞〔今本誤作苑〕縣黃孤山西南，流徑其縣北，西南注于沂。一沂水徑臨沂故城，東有治〔今本誤作洛〕水注之，水果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世俗謂此為小沂水。但蔡訛山為公，武陽上脫“南”字，下脫“縣”字。于欽作《齊乘》時，猶仍為小沂水。愚過費縣，土人則呼浚河，在其縣西北八十里。一沂水于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其徑城東，屈從縣南注于泗者，謂之小沂水。并前為四沂水，固莫有大于出泰山蓋縣也者。

　　又按蔡《傳》引《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菏，北為濟，是不待云。旋接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巨野澤。則是二水齊赴巨野澤，與道元原文不合。原文曰：其一水東南流，此指經之南為菏水。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巨野澤，此指經之北為濟瀆。兩不相蒙。蔡氏祗緣明澤所聚者大，故并入二水。不知菏水東南流經昌邑金鄉縣，即今金鄉縣，在巨野澤之南，相去百余里。此省一字輒失者是也。

　　又按《寰宇記》，磬石山在淮陽軍下邳縣西南八十里。《禹貢》“泗濱浮磬”，孔《傳》，水中見石可以為磬。案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聲清亮，大小擊之皆然，與安國說不同。恐禹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此正所謂不以今格古、后概前者，最是。今則在鳳陽府宿州靈壁縣北七十里，馬公骕云。

　　又按“嶧陽孤桐”，有謂此嶧為鄒嶧山，在今鄒縣東南二十里。有謂此為葛嶧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余則以劉昭，葛嶧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證《禹貢》當在此。抑曾親至其地云。

　　又按“蒙羽其藝”，蒙即《論語》之東蒙山。自《元和志》謂蒙山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以蒙與東蒙為二山，而東蒙在蒙山之東五里爾。土人今猶承訛。余則以《漢志》蒙陰縣《注》，《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為一山。

　　又按蔡《傳》引《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西縣〔二字今增〕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徑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經》原文乃“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茲節去五字，語不完。“會泉始源曰沔”，“泉”乃白水二字，“始源曰沔”當移在“徑葭萌入漢”之下。《華陽國志》可證。至徑葭萌入漢，是西東兩漢水異源同流。宇宙間水之大者，不可不極論焉。酈道元雖前引庾仲雍，漢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之文，及自歷次津流，止云：又西南徑關城北，除水流入焉。不云及東漢，是二水不合者一。關城今陽平關，在寧羌州西北八十里，州北九十里為嶓冢山，漾水所出，東流入沔縣界。西漢水則在州西，自略陽縣流入。又西南入四川廣元縣界，是二水不合者二。經文“岷嶓既藝，導嶓冢至于荊山”，山為梁州之山，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則水即為梁州之水，與漢西縣在雍州地，西漢水即出在雍州地者，原不相涉，豈得以后代同名之水，上混圣經。是二水不合者三。梁州貢道浮于潛。潛，鄭康成《注》為西漢水，逾于沔，沔即東漢，兩水中有間阻，不能以舟通行，故經文曰“逾”，是二水不合者四。其強為附合者，一誤于班固，再誤于常璩。班固曰：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多卻《禹貢》二字。此蓋別一嶓冢，為西漢水源，與酈《注》亦雅合。常璩曰：徑葭萌入漢，今寧羌州有三泉故城，金牛廢縣，皆古葭萌地。何曾見兩川同注。異者，直至魏收撰《地形志》曰：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此地方顯，此名前此，僅《班志》有于西縣，《水經》有于氐道縣耳。何《禹貢》三千年后始知。當日導漾，實在此地，故世翻滋擬議。或曰：《通典》云，嶓山在漢中府金牛縣。《寰宇記》，嶓冢在三泉縣東二十八里。既知漾水出此，則亦知漢氐道縣所在，何以謂氐道無考。嘗質諸黃子鴻，子鴻曰：宋三泉縣，今寧羌州也，為漢廣漢郡葭萌縣地。其北今略陽縣，為漢武都郡沮縣地。又北今鞏昌之兩當，漢中之鳳縣，皆漢武都故道縣地。至于漢氐道縣，屬隴西郡。隴西東南境為今秦州，與漢葭萌縣相去五六百里，中隔武都郡，何由接攘。其水又有嘉陵江水隔之，亦不能通入東漢，故曰無考。且云：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當作東源在今三泉縣之東。東源在今西縣之西，當作西源在今秦州清水縣上邽鎮及西和州之境。蔡氏始終不辨宋西縣〔在今沔縣〕非漢之西縣爾。

　　又按吾友朏明極賞余前論，問曰：子知庾仲雍之言出何書乎。余謝以不知，曰：《隋書·經籍志》有庾仲雍《漢水記》五卷，當出此。獨酈《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其作者似已知《漢地理志》之訛，而以《禹貢》嶓冢為當實在漢中也者。不然，于《漢中記》胡為詳及嶓冢耶。蓋不惟不待魏收撰志時始知，而后魏分沔陽置嶓冢縣已知之矣。大抵經之理，以漸推愈明，即經之事跡、地理，亦有然者。惜道元歷覽奇書，特為班所壓，不能發揮斯義耳。

　　又按嶓冢山當有三，其可考者出《元和志》，在興元府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漢水所出，此真《禹貢》嶓冢山，《漢中記》一名分水嶺是也。《元和志》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誤認《禹貢》之嶓冢山，今一名分水嶺是也。二山各不同。余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峰岫，延長連屬若邱冢。問其土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峨然云表，豈敝地所能作其兒孫乎。但水亦微細，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水才濫觴，合五丁峽水，東流為沔，其流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為南流，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為負薪能談王道。至氐道嶓冢，實無考者，參以《元和志》鳳州兩當、河池二縣并云，永嘉之后，地沒氐羌，縣名絕矣。興州云，晉永嘉末，氐人楊茂搜自號氐王，據武都，自后郡縣荒廢。則氐道縣之不知所在，豈得已哉。然郭璞注《山經》，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常璩撰《漢中志》，東漢水源出武都氐道。又并隸氐道于武都郡，與漢制不同。

　　又按《水經》以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為漢水者，為西漢水也。故下文又東南至廣魏，與白水合，又東南至葭萌縣，與羌水合。酈氏《注》云：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此自遙承上班固《地理志》來，不見有《禹貢》字面。是道元以《班志》西縣下《禹貢》字為非，但不顯駁之，古人文多隱約。《水經》以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此為東漢水，又言沔水，東南徑沮水，戌而東南流注漢。酈氏《注》云：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特標出“尚書曰”，是道元以大禹當日之所導，實在此，于西漢了無涉。獨亡友顧景范謂，《水經》不詳漢所自出，沔水一名沮，特入漢之小水耳，反詳志其源，忘卻出今寧羌州者，何與。說極是。余請兩言以剖別之，曰：西漢水可單曰漢水，亦可曰漾水，亦可曰沔水。東漢水可單曰漢水，亦可曰漾水，亦可曰沮水，亦可曰沔水。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猶言各出嶓冢云爾。而同為漢水，猶言同名漢水云爾。近代雍大記引《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嶓，一在漢中金牛，從而釋之曰：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西東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此殆可以注酈《注》矣。

　　又按孔安國《傳》，“嶓冢導漾”二句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東南流為沔水，遙與前“逾于沔，《傳》，漢上曰沔”相照應，補出此句最佳。余欲以《班志》沮縣下《注》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取武都縣下《注》“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十字補入東狼谷之下，南至沙羨之上。東漢水源源委委方備。《班志》最亂道者，武都縣下《注》，“東漢水受氐道水”七字，試問漢武都縣為郡治，傍仇池山，遠在東漢發源處三四百里之上，豈有反下受漾水之理。余嘗愛魏文侯告西門豹之言：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談水道者，亦復爾爾。而今而后，恐班孟堅亦不能相欺矣。

　　又按胡朏明曰：昔賢謂《水經》非一人一時所作。其證頗多，今更以漾水一條驗之。《經》云“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廣魏即廣漢，蓋曹氏改稱，此經乃魏人所續，宋本改為廣漢，反失真面目矣。不惟此也，羌水、涪水、梓潼水，《經》文皆有廣魏，又有小廣魏，不一而足，明系作者遵制而書，非字之訛。凡魏，朱謀曈悉作漢，特未深考耳。又曰：《水經》，魏人續成，自后間有所附益，亦未必下及隋唐。頃讀至漾水末有漢州江津縣，大驚曰：此非隋唐人筆乎。漢乃渝字之訛，然渝州江津縣今屬重慶府，本州治巴縣地，西魏分置江陽縣，隋改曰江津。巴縣在東，江津在西，漢水不得過江津也。再三推尋，不知其故，及讀至羌水云，出羌中，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至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憬然悟曰：羌水合白水，東南流至白水縣，與漢水合。漢水入江之道，即羌水入江之道，自“閬中”以下，經文正當與此字字相同也。今本之誤，蓋由“東南入于江”之上，字有空缺，妄庸人率意填補耳，非續經也。墊江今合州，漢水流徑州東，涪水西自州南來注之。正酈氏所云，“涪水注之”。故仲雍謂，涪，內水者也。若作渝州江津縣，則涪漢之合，遠在上流。經注齟齬矣。“東南入漢州江津”七字當改作“南至墊江”四字。予曰“入”字尤非，《水經》次水所徑過之郡之縣，未有用“入”字者。

　　又按常璩，漢有二源，以東源為即《禹貢》之漾水，極是。與《水經》各自一書，非承《水經》而為文者。蔡氏于此全昧，既引“《水經》漾水”云云，旋接“常璩曰此東源也”。常氏止以西源為沔漢，酈氏引《漢中記》以駁之，復駁其漾山之目，原未及東源之誤。此蔡氏連綴其文輒失者是也。獨道元于《水經》，以西漢水為漾，曲徇其說。寧取《山海經》闞氏荒誕之說曰：川流有潛通之理，故漾漢互稱。至敘次通谷水曰：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漢水。漾水之稱，仍屬東漢。酈氏微意，居然可睹矣。

　　又按張衡《西京賦》云“左有崤函重險，右有隴坻之隘。于前則終南太一，于后則高陵平原”又云“連岡乎嶓冢”，系于終南太一之下，與上文“右有隴坻”不相承。參以潘岳《西征賦》“面終南而背云陽，跨平原而連嶓冢”，則二公似皆指廣漢葭萌之嶓冢，非指隴西西縣之嶓冢，與《禹貢》合。作《漢中記》者，雖未知與岳孰后先，要必出張平子后。是東漢人，已有不同班志者矣。朏明曰：子可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矣。

　　又按人亦有言，博古易，通今難。蔡氏古既不博，今尤不通。三泉縣其彰彰者矣。唐有三三泉縣，一義寧二年置，以彭原縣西南三泉故城為名，后更名同川。一武德四年置，以山下有三泉水為名，在嘉陵江之西。一天寶元年移于嘉陵江東一里，樂史所謂即今縣理是也。宋有二三泉縣，一即唐故治，后至道二年建大安軍，縣遂廢。一重置于今沔縣界，即今大安驛，蓋紹興三年改置大安軍于此，復置縣以隸焉。同在嘉陵江之東。若當蔡氏時，言西源東源，更當云東源在今三泉縣之西。余上謂其當作在今三泉縣東者，猶不識宋之復置三泉縣治所耳。

　　又按西東兩漢水，予與朏明、子鴻反覆考辨者彌月，始少了了。久之，朏明復告予曰：西東二源不相牽合，《水經》固為得之。而以西源為漾，則與《班志》同失東源。知有沔，而不知有漾。知有東狼谷，而不知有嶓冢山。似與“嶓冢導漾”之經文絕不相蒙，而自為一說矣。予問：然則，必如何而后可不悖于《禹貢》。朏明曰：漢水自為一目，而以漾為漢之始源，以沔為漢之別源，以潛為漢之伏流，而嘉陵水出自隴西者，則與羌白涪諸水并列，不名為漢。斯可以折群言而翼圣經矣。

　　又按班氏《地理志》簡而核，然言水有與今不合者，有徑說錯者，須分別觀之。毗陵縣《注》，北江在北，東入海，即今岷江也。吳縣《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即今吳松江，左氏之笠澤也。自《三國志注》左慈在曹公坐釣松江鱸魚，始有松之名〔《后漢書·左慈傳》，曹操曰：今日高會，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吳字讀，指郡名。故章懷太子賢止注松江二字，不連吳〕。《陳書·侯縝傳》，縝追侯景，與戰，敗于吳松江。是時已有吳松江之名，不待宋元來，并水道與今合者。其不合，則蕪湖縣《注》，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即今荊溪也。蓋謂至陽羨入太湖，由湖以入江，由江以入海。古人多說得闊遠，非誤也。予嘗相其地形，東壩自明洪武永樂兩番筑之，后若宣州、若歙州、若今廣德州西境，諸水悉從蕪湖以達大江，不復涓滴入太湖。惟廣德州東境及溧陽、金壇、宜興諸水，總匯于荊溪，然后東入太湖，故三吳水患少，此豈非東壩之力哉。水與班氏時迥相反。討論景定《建康志》，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闬作魯陽五堰，是時中江作堰，江流亦既狹矣。五堰今易為二壩，統名曰東壩。其實《元和志》，當涂縣有蕪湖水，在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于大江。水道蚤與今時符合，應是唐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方改而為西北流入江，與漢中江水東流至宜興者不合。作《建康志》者，見尚不及此。頗覺豁然。至說錯，則石城縣《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余姚入海，行千二百里。石城廢縣在今貴池縣西七十里，無復斯水，信如首受江之說。余姚乃在浙江東岸，又中隔宣、歙諸水，安得越而東過，至余姚以入海乎。酈《注》復附會江水自石城東出，徑吳國南為南江。不知南江，班氏指吳松尾泄太湖之水者，豈首受岷江者乎。同作夢語，兩公聞之，亦應自笑于地下也。

　　又按江南之有東壩，猶江北之有高堰。無高堰，是無淮揚也。無東壩，是無蘇常也。東壩在高淳縣東南六十里，與溧陽縣分界。高淳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常便為魚鱉。兩河議曰，高堰去寶應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高寶堤去興化泰州田高丈許，或八九尺有奇，去堰不啻卑三丈有奇矣。昔人筑堰，使淮不南下而北趨者，亦因勢而導之。不然，淮一南下，因三丈余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安得有淮南數郡，縣儼然一都會耶。觀此二段議論，則壩與堰可廢乎。不可廢乎。廢東壩者，多出于壩上之人，至追咎蘇軾、單鍔之言行。廢高堰者，出于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馴以毀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歐陽公有言，天下事無全利而無害，惟擇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壩與堰之謂哉。

　　又按沱潛二水難解者，潛而尤難解者。梁州之潛，蔡氏既以《地志》宕渠縣、安陽縣二潛水以解之，宕渠縣是已，安陽縣今為興安州漢陰縣，孔氏《疏》已引康成《注》，此潛水其尾入漢耳，首不于漢出。余謂鬵谷乃谷名，水名由谷而得，非《爾雅》水自漢出之謂。鄭固不以為潛水誤，自小司馬引以釋《史記》，而蔡仍之以釋經，大抵梁州僅一潛水耳。質諸胡朏明，朏明曰：否。一在巴郡宕渠縣，一在廣漢郡葭萌縣，惜《班志》未詳。予請朏明出手撰此解一篇，既成，予嘆為《禹貢》之忠臣，而高密之諍友。喜而亟錄其辭曰：《爾雅》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馬融曰：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蓋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別行者也。潛，伏流重出者也。《書正義》引鄭荊州《注》，潛則未聞。象類梁州《注》，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其水道與《班志》無異。是康成明以西縣嶓冢山所出之漢水為潛也。然嶓冢所出，乃西漢之始源，與《爾雅》“漢出為潛”之義不合，可疑者在此。茲據諸家所說，梁州之潛有二，一巴郡宕渠縣，《地志》，縣有潛水，西南入江。酈道元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為古之潛水。鄭氏曰：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道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道元又云：宕渠水即潛水，出南鄭縣南巴嶺，謂之北水，東南流徑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今順慶府渠縣有漢宕渠故城，渠江在縣東自巴州小巴嶺西南流徑蓬州，又東南徑營山縣，入縣界，又西南徑廣安州，至重慶府之合州入嘉陵江者是。一廣漢郡葭萌縣，郭璞《爾雅音義》，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疑當作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劉澄之說同。漢壽，故葭萌，先主更名。《括地志》，潛水一名伏水，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志》，潛水出綿谷縣龍門山，《書》曰“沱潛既道”是也。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記》，綿谷縣龍門山，亦名蔥嶺山，引《梁州記》云：蔥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為龍門，今四川廣元縣東北之龍門山。是此二潛者，皆自漢出，伏而又發，蹤跡顯然，正與《爾雅》之義相符，較鄭為長。然觀道元所引，“漢別為潛流，與漢合”之語，則鄭亦既知象類義適符于《爾雅》，前所謂“西出嶓冢”者，豈其未定之論與。又道元《注》桓水一條云：葭萌西漢，即鄭氏之所謂潛水。然則，潛當斷自廣元縣北龍門，伏流入西漢之處，始受其稱。而水出西縣者，不妨自為嘉陵江源。如必追上流，并為潛，而謂水自西漢通東漢。則西漢導源之地，初無伏而又發之，狀如宕渠。葭萌所云者，安得據闞泬荒誕之說而目之，以自漢出耶。禹主名山川，當時此水有潛名，無西漢名，后人徇未忘，本信史疑經，鮮有知西漢為潛者。宋傅寅《禹貢集解》謂西漢為禹時所浮之潛，庶幾得之，而不知康成已有其說，證據不明，亦何以取信于天下后代哉。

　　又按朏明復告予曰：綿谷今為廣元縣，亦漢葭萌地，屬四川保寧府。東北與陜西沔縣接界，龍門山當在其間。然此水合西漢水處，終不及詳。惟廣元縣舊志云：潛水出縣北一百三十余里木寨山，流經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朝天驛，古籌筆驛也。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言確有源委，而所出之山不同，殊為可疑。然核其里數，神宣驛在縣北一百二十里，南二十里為龍洞口，又南二十里為朝天驛，去縣八十里，恰與龍門之里數相符。意者木寨山乃郭璞沔陽水之所經，人誤以為出，而朝天之穴即龍門之穴，郭及劉澄之兼言南北之出入。而《括地》《元和》、廣元舊志，則但言其南口之所出也。與龍洞口者，龍門穴之北口也。朝天驛，北龍門穴之南口也。以理推之，當如是矣。果爾，則此水潛行山下，亦不過二十里。

　　又按朏明曰：河水無伏流，子言之漢水有伏流。子信之，然人或未信。不知濟、淮重源顯發，皆有根證。它小水伏而又出者，所在多有，何獨至于漢而疑之。惟是龍門穴水西委未詳，巴嶺渠江北源莫測，斯則不無可疑耳。然嘗讀《溝洫志》，武帝時穿龍首渠，自征引洛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數十余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艘越^商顏，東至山領十余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蓋鑿井深至數十丈。洛水下注于井，會地中之水，絕山而過，東出為渠，故謂之井渠也。某因悟地中有水，往往相通，潛之入穴，猶洛之入井。但一由天工，一由人力耳。沔漢自龍門巴嶺之東，北通岡山下，西南潛出，理無足怪，不得以目所不睹而疑其妄。地理潛濆，變通無方，原始要終，潛流或一，善長豈欺我哉。余曰：據郭景純言，是沔水入大穴中，而復出者為潛水。此一潛水據酈善長言，是漢水入大穴中，而復出者為潛水。又一潛水，相距約五百余里。要之，二潛水“入穴通山西南潛出”，八字并同，大奇大奇。

　　又按吳草廬言，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于是明陸氏深曰：今蜀山連綿延亙，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于岷者，皆曰江。出于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此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天下學問，地理難于天文。天文終古不易者也，地理歷代有遷者也。水之學較難于山，山之變少，水之變則無方。而難之難者，《禹貢》水道，在三千九百七十一載之上，而欲下合于今日，來源往委，口陳手書，茍所不可通者，只索付諸闕如。茍可以通者，豈容不博考精思，會粹一帙，以明神圣之經綸，造化之功用也哉。向雅愛六朝時謝莊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置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縣殊。合之，則宇內為一，以為此絕學也。惜其圖失傳。及讀莊詩有云“《山經》亟旋覽，水牒倦敷尋”，固自供出水學之難言矣，豈不信哉。豈不異哉。為之一笑。

　　又按或謂梁州之潛既得聞矣，而荊州之潛，何直至宋乾德三年，以水氏縣潛隨縣著，若是其遲乎。不與后魏正始中置嶓冢縣事類乎。余曰：未盡然。魏黃初二年王孫權于吳，策命曰：遠遣行人，浮于潛漢，兼納纖絺，南方之貢。此非從今鐘祥潛江沔陽州一路行者乎。豈可以康成偶未及，而遽抹煞此水乎。竊以今之蘆洑河尾名襄河，恐亦非盡當日貢道也。何則。南方水之善決者，莫若漢，與北之大河同。自襄陽以下，沔陽以上，上去發源處既遠，下距入江處亦遙。眾流日多，勢益卑，漢水泛濫其中。若潰癰然，沖決時時聞。況又去禹三千余載。計當日貢道所謂潛者，亦應如沱之在枝江及華容，非止一道。余雅愛韓恭簡邦奇解此曰：《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云“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蓋近于泗水者，則徑浮于泗。近于淮水者，則自淮而入泗也。此荊州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近于潛者，則徑浮于潛，而入漢亦不必自江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