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下）
清·閻若璩
○第七十三
歌詩之見于經(jīng)者，舜、皋陶賡歌三章以下，《商頌》五篇以上，莫高于夏《五子之歌》。計其詩，或如蘇子由所稱商人之詩，駿發(fā)而嚴厲，尚庶幾焉。乃每取而讀，彌覺辭意淺近，音節(jié)纻緩，此豈真出渾渾無涯之代，與親遭喪亂者之手哉。猶憶少嘗愛竟陵鐘惺論三百篇后四言之法有二種，韋孟風(fēng)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近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diào)高，去三百篇遠，而遠有遠之合。后代作者各領(lǐng)一派。竊意此偽作者生于魏晉間，才既不逮魏武，自不能如其氣韻沈雄。學(xué)復(fù)不逮韋孟，又不能為其訓(xùn)辭深厚。且除“一人三失，惟彼陶唐，關(guān)石和鈞”，等句之襲《內(nèi)外傳》者，余只謂之枵然無所有而已矣。蘇子瞻讀蔡琰《悲憤詩》，以為其辭明白感慨，類世所傳《木蘭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含養(yǎng)圭角，猶不盡發(fā)見，況伯喈女乎。夫縱不出伯喈女，亦必晉人擬作。故范史收入，子瞻為分別微芒，不欲其亂真，況赫然詩之載于經(jīng)者哉。要當與千古知詩者一共評之。
按胡渭生朏明予與論《五子之歌》，退而作辯一篇遺予。今載于此，曰：詩歌之名肇見于《命夔》，然《南風(fēng)》《卿云》《康衢》之類，辭不經(jīng)見，未足為據(jù)。其可據(jù)者，惟《股肱元首》三章耳。夏后氏詩歌絕少，涂山及夏臣相持而歌之作，皆不足信。而《周禮》所謂《九德之歌》，《離騷》所謂啟《九辯》與《九歌》者，泯滅無遺。其見于經(jīng)，唯《五子之歌》及《孟子》所引夏諺而已。《五子之歌》今文無，古文有。識者謂其剽竊傳記，氣體卑近，殊不類五子語說已詳，某不復(fù)及。姑舉明白易曉者言之，以決其偽，則莫如韻句之寥寥為可怪也。《詩·大序》云“情發(fā)于聲，聲成文，謂之音”古無所謂韻，韻即音之相應(yīng)者。圣主賢臣聲出為律，兒童婦女觸物成謳，要皆有天籟以行乎其間，非若后世之詞人按部尋聲，韻句惟艱也。故《庚歌》三章，章三句，句必韻。夏諺六句，句無不韻。當時之歌體有然。下逮春秋，以迄漢魏，凡屬歌辭，韻句最密。延及唐人，亦遵斯軌。況虞夏之民，各言其志，出自天籟者乎。而《五子之歌》不然。大率首二句連韻，余則二句一韻。而第一章之韻句尤疏，殆不可誦。章十五句，其協(xié)者裁四五句耳。豈作偽《書》者，但以掇拾補綴為工，而竟忘其為當韻也耶。且古者《易》象龜占，句必有協(xié)，百家書語，間作鏗鏘。然則，韻句而非歌者有之矣。未有歌而韻句之寥寥者也。即以《書》論，《孟子》引《太誓》“我武惟揚”之文，五句四韻。左氏引《夏書》“惟彼陶唐”之文，六句六韻。《太誓》非歌，則左氏所引亦未必是歌。今第三章乃襲取為之，芟“帥彼天常”而改其“行為厥道”，則又減卻二韻矣。噫，既用作歌，抑何惡韻之若此也。
又按古無平、上、去、入四聲，通為一音，故帝舜歌以熙韻、喜韻起，其證也。《五子之歌》亦以圖韻下、韻予、韻馬，蓋古法也。字有古音，與后代頗不同。如《皋陶歌》“明”音芒，與良、康為韻。《五子之歌》其一，兩“下”字音戶，馬音姥，與予為韻。其四有音以與祀為韻，皆古音也。此偽作古文者，幸其生于魏晉之間，去古未遠，尚知此。等若浸降而下，并此亦弗識矣。
又按《漢書·韋賢傳》，首載四世祖孟《諫詩》《在鄒詩》二篇，即繼以“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此班固存疑之意。然予讀后，玄成自劾責(zé)戒示子孫二詩殊弗如前。蓋孟詩古奧，變化不逮二雅，而纏綿悱惻之致，溢于言表，猶三百篇遺。則玄成號為有文采者，詩僅如彼，豈他子孫所能代作乎。為孟作無疑。雖然，班固存疑，示慎也。較之范曄竟以《悲憤》二章載入《蔡琰傳》末，不復(fù)區(qū)別，東坡謂之荒淺，不亦宜乎。
又按予嘗謂事有實證，有虛會。虛會者可以曉上智，實證者雖中人以下可也。如東坡謂蔡琰二詩，東京無此格。此虛會也。謂琰流落在董卓既誅，父被禍之后，今詩乃云為董卓所驅(qū)，掠入胡，尤知非真。此實證也。《傳》本云：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于胡中者，十二年始贖歸。興平凡二年，甲戌、乙亥，距卓誅于初平三年壬申已后兩三載，坡說是也。但既沒胡中十二年而歸，歸當在建安十年乙酉或十一年丙戌。《傳》云后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信若范氏言琰正作于建安中，詩正謂之建安體，豈得謂伯喈女筆尚高于七子乎。坡析猶未精。常熟馮氏言蘇家論事少討論一層工夫，亦殆有以也。
又按《木蘭詩》有謂必出晉人者。或曰自是齊梁本色，惟《文苑英華》作唐韋元甫。余謂唐是也，亦以實證。《唐書·百官志》，司勛掌官吏勛級，凡十有二轉(zhuǎn)為上柱國，十有一轉(zhuǎn)為柱國，以至一轉(zhuǎn)為武騎尉，皆以授軍功。詩云“策勛十二轉(zhuǎn)”，非作于唐人而何。要木蘭之人與事則或出代魏間。
又按《戰(zhàn)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于范臺，酒酣，魯君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又齊桓公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曰：后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云云，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此即第二章歌所自出。然雖隱括彼語，而平列直收，詘然而止，無復(fù)悠揚之韻。故每讀策文，輒覺敷腴婉入，易足感人，不似偽作者之寥寂。蓋偽作者謂代高文簡，只以刪節(jié)為能事，不知劉勰有云“善刪者，字去而意留”。今第見其字去耳，豈曾覺其意之留也與。
又按邦之六典，八則首見天官大宰、小宰之職，又見司會、司書及大史。乃第四章歌已詠。大禹曰“有典有則”，豈果周因于夏禮與。抑夏歌襲《周禮》也。
又按逸《書》原有《五子之歌》，今不得見。予嘗妄意，其書必不似今襲《左傳》哀六年所引《夏書》之文，何則。賈逵注彼文為夏桀之時，不言太康。逵固從父徽受真《書》，云，“十六篇逸”，則可知其無矣。又必不似今太康為久畋失國，何則。《離騷經(jīng)》“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后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屈去古未遠，猶見百篇全《書》，故述其亡由此。又必不似今昆弟五人人各賦一章，何則。《凱風(fēng)》七子之詩，詩止四章，仍出一人手。《撝弁》，諸公刺幽王之詩，孔氏以為作詩者一人耳。言諸公，以作者在諸公之中，稱諸公意以刺之，豈有篇名《五子之歌》，而遂五子排排作歌以應(yīng)其名者乎。當是時，哀宗國之顛覆，痛社稷之淪亡，親親之愛五子皆然。而中有一人焉，發(fā)為詩歌，或情不自已，溢而為二章，為三章，亦可。而必如后代之分題授簡，人限一詩者，恐無此事。縱五子盡嫻文辭，雜然有作，而必如此歌之首尾相應(yīng)從輕至甚者，亦恐無此事。或曰：《疏》亦以其一、其二是作歌之次，不必屬長幼矣。予曰：篇明言“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非齊作乎。凡《疏》及蔡《傳》曲為孔《書》解者，吾皆無取。
又按詩以時代而分，固已。然亦有不必分與分之實舛誤者，莫若唐詩之初、盛、中、晚。錢牧齋嘗有序言初、盛、中、晚蓋創(chuàng)于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高柄，承訛踵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后，詩章凄婉，傳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后，同調(diào)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溯岳陽唱和之什，則孟浩然應(yīng)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詶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起、皇甫冉應(yīng)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將詩以人次耶。抑人以時降耶。愚謂牧齋猶文言之，請以質(zhì)論之。張九齡卒于開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劉長卿開元二十一年進士，以《杜詩年譜》考之，所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者，天寶五載。上溯其“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當在開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縱甫登第于是時，亦劉長卿之后輩矣。而分劉為中，何也。原其故，蓋柄誤認《中興間氣集》錢起、劉長卿等二十六人以為中唐。不知集《序》明言起自至德元載，終于大歷末年，選此二十四年之詩。大歷末固為中唐，然詩出于大歷前者尚多，今亦未可強分。竊以集中如錢起、李嘉祐、皇甫冉、韓翃、郎士元、張繼、皇甫曾，確知其天寶間進士者，當升為盛唐。集中惟孟云卿為盛唐，則以《篋中集》載其人，不知《篋中集》亦編次于乾元三年，較《中興間氣集》年數(shù)亦得其五之一。《篋中集》七人盡為盛唐，并孟云卿亦盛之。《中興間氣集》為中唐，并劉長卿亦中之。何其有幸不幸與。而不幸者能屈其終莫伸與。又柄斷自大歷至元和末為中唐，自開成至五季為晚唐。不知元和后尚有穆宗長慶四年，敬宗寶歷二年，文宗太和九年，共十有五年，竟脫去不數(shù)。然則元、白何以長慶名其集，而杜牧、許渾輩又何登第于太和耶。舛陋寡稽，莫此為甚。善乎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xué)，多昧古今。此謂唐之進士也。唐進士尚云爾，況明之進士哉。
又按錢牧齋極詆近日鐘譚所撰《詩歸》，舉其初唐朱仲晦《答王無功思故園見鄉(xiāng)人問》詩，云出《朱子大全集》卷第四之首，注并載王無功原詩。鐘批以為此人不凡。因思古人雖居村僻，皆有此等素友作鄉(xiāng)人，其舛至此。亡友趙琳石寅亦舉宋之問《梁宣王挽詞》《魯忠王挽詞》有“存沒貴忠良”句，鐘批云：存不必言，說到?jīng)]處，方知忠良關(guān)系。此武三思崇訓(xùn)父子，為太子重俊誅死者也。其不考至此，殆文出柄之下云。
又按吾友胡朏明讀至此謂余，朱子原來生唐初，與王無功相酧答。抑知宋胡安定至南渡后尚未死，受業(yè)朱子之門乎。余問故。曰《宋·理宗本紀》淳祐六年詔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并迪功郎，本州州學(xué)教授。此自姓胡名安定其人者。薛方山編集《通鑒》認作胡翼之，改曰“詔授朱熹門人胡瑗”云云，不大可笑乎。子嘗詆三百年人，學(xué)殖荒陋至極，惟陋則妄矣。
又按朱子此詩云“我從銅川來，見子上京客”銅川見《隋·地理志》秀容縣下，為今忻州。王無功之父宦游地。兄文中子所謂“銅川府君”者。人自屬絳州龍門，為今河津縣。其故園即《傳》謂“乃還鄉(xiāng)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是。豈銅川乎。以朱子博洽，追代隋、唐人語，猶不免開口便錯，況魏晉間人追代三代以上人語者哉。
又按昆山吳喬先生，當代之善論詩者也。或問曰：初盛中晚之界如何。答曰：商、周、魯之詩同在《頌》，文王、厲王之詩同在《大雅》，閔管蔡之《常棣》與刺幽王之《旻》、《宛》同在《小雅》，述后稷、公劉，與刺衛(wèi)宣、鄭莊之篇同在《國風(fēng)》，不分時世，惟夫意之無邪，辭之溫柔敦厚而已。如是以論唐詩，則初、盛、中、晚，不過嚴羽皮毛之見。不惟唐人選唐詩不序世次前后，即宋人之萬首絕句，金人之鼓吹，猶不論也。高柄無識，不論神意，秪論皮毛，奉嚴羽之說以選品匯。又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以致余響、旁流諸名目，貽毒李何，以成異物。品匯又多收景龍應(yīng)制詩，立初唐高華典重之說。錢牧齋謂其人介乎兩間，不可截然畫斷，是矣。猶未窮源，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定體。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yīng)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為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游宴，張掄、康與之輩小詞，多頌圣德，祝升平，豈可謂為南宋詞體邪。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辭，豈能盡出一途。是以宋之問《遇佳人》有“妒女猶憐鏡中發(fā)，侍兒堪感路旁人”。徐安貞《聞箏》有“曲成虛憶青蛾斂，調(diào)急遙憐玉指寒”。杜審言《春日言懷》有“寄語洛城風(fēng)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大酺》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fēng)”，沈佺期《迎春》有“林間覓草才生蕙，殿里爭花并是梅”，《應(yīng)制》有“山鳥初來猶怯囀，林花未發(fā)已偷新”。郭元振《寄人》有“才微易向風(fēng)塵老，身賤難酧知己恩”。張說《幸望春宮》有“繞殿流鶯凡幾樹，當蹊亂蝶許多叢”。蘇颋《扈從鄠杜間》有“云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諸公七律不多，而清新穎脫之句已爾，使如中晚之多，更何如邪。《大酺》《扈從》本是典重之題，而“梅花落處”、“云山一一”等猶自忍俊不禁，況他題而肯盡作“伐鼓撞鐘驚海上，城上平臨北斗懸”等語耶。劉得仁，晚唐也，《禁署早春》亦用應(yīng)制之體。使大歷、開成人，不作他詩只作應(yīng)制詩，某保其無不高華典重者也。況景龍應(yīng)制之詩雖多，而命意布格使事無不相同，則多人只一人，多篇只一篇，安可以一人一篇立體。詩既雷同，則與今世應(yīng)酧俗學(xué)無異，何足貴哉。盛唐博大，沈雄亦然。孟浩然有“坐時衣帶縈纖草，行即裙裾掃落梅”，張謂有“櫻桃解結(jié)垂檐子，楊柳能低入戶枝”，王灣有“月華照杵空隨妾，風(fēng)響傳砧不到君”，萬楚有“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妒殺石榴花，誰道五絲能續(xù)命，卻令今日死君家”，子美之“卻繞井欄添個個，偶經(jīng)花蕊弄輝輝”，等不可枚舉。皆是隨題成體，不作死套子語。故詩必隨題成體，而后臺閣、山林、閨房、邊塞、旅邸、道路、方外、青樓、處處有詩，子美備矣。太白已有所偏，余人之偏更甚。絕無只走一路者也。弘嘉瞎盛唐只走一路，學(xué)成空幹，生硬套子，不問何題一概用之，詩道遂成異物。七律盛唐極高，而篇數(shù)不多，未得盡態(tài)極妍，猶三百篇之正雅正風(fēng)也。大歷已多，開成后尤多，盡態(tài)極妍，猶變風(fēng)變雅也。夫子存二變，而弘嘉人嚴擯大歷、開成，識見高于圣人矣。或曰：君故護中晚，何耶。答曰：七百年來，學(xué)盛唐者，未見一人有成。大歷、開成之詩，瑕瑜不掩，何須護得。至于瞎盛唐詩，老夫六十年前十五六歲時，腳夾筆曾敵數(shù)十輩。或又曰：三唐變而益下，何也。答曰：須于此中識其好處，而戒其不好處，方脫二李惡習(xí)，得有進步。《左傳》一人所作，而前厚重后流麗，豈必前高于后乎。詩貴有生機一路，乃發(fā)于自心者也。三唐人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少落，不屑襲前人殘唾，是其好處。識此自眼方開。惟以為病必受瞎盛唐之惑，忠不可以常忠轉(zhuǎn)為質(zhì)文，春不可以常春轉(zhuǎn)為夏秋，初唐不可以常初唐轉(zhuǎn)為盛唐。盛唐獨可以七八百年常為盛唐乎。活人有少、壯、老，土木偶人，千年如一日。
○第七十四
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為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xié)。《太誓》曰“我武惟揚，揚疆張光”，韻協(xié)，《墨子》引《太誓》之言于去發(fā)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鑒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亦有韻之文。竊意當日舜亦以命禹，原未嘗增減堯一字。而偽作《大禹謨》者，於呼禹之下增十三句，而至“天之歷數(shù)在汝躬”增四句，而至“允執(zhí)厥中”增九句，而至“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溢以二句而止。不惟其辭之費，意之重，而于古人以韻成文之體，亦大不識之矣。至《墨子》所引以“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竄入《泰誓》下篇首，以“為鑒不遠，在彼殷王”六句倒置之竄入中篇中，又以“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句為重出《伊訓(xùn)》《咸有一德》所用而滅去之，止留其后之語。反似《墨子》當日將古《泰誓》篇凡韻相協(xié)者采集成之，而后引之，而古人原未嘗有以韻成文之體也。
按《墨子》原文“為鑒不遠，在彼殷王”，下即系以殷王所謂四語。今《泰誓》既云“商王受力行無度”，又更端云“受罪浮于桀”，自不得用“為鑒不遠，在彼殷王”。故遂易“殷王”為“夏王”，以作照應(yīng)前面之辭。此其遷就之本懷云。
又按梅鶚幼龢又謂，古文《尚書》，東晉上者，較前偽《泰誓》引書加詳，故遂亂本經(jīng)。然。尚幸其有紕漏顯然，以可指議者。如改“今失其行”為“今失厥道”，不與唐常方綱亡協(xié)，則昧經(jīng)書用韻之體矣。離堯曰首節(jié)為三段，而增加其上，則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正與余互相發(fā)。
又按梅氏鷟亦謂“堯曰：咨，爾舜”僅五句，《大禹謨》于五句上下輒益之，共三十三句。是在堯為寂寥乎短章，在舜為舂容乎大篇矣。亦可絕倒。又謂孔安國注《論語》“舜亦以命禹”，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不言今見《大禹謨》。比此加詳，則可證東晉時古文，非西漢時安國所見之古文決矣。又謂《集解》所引“孔曰”者，乃安國之手筆。舉安國之手筆為證，則晉人將何辭以對。皆與余互相發(fā)。
又按《荀子》引《道經(jīng)》四語，亦是以危、微、幾之成韻。《論語》雖有周親四語，以親人人成韻。偽作《大禹謨》《泰誓》中者竟截去一半，間以“天視”、“天聽”之語，亦系不識文有用韻處。
又按毛先舒稚黃曰：《易》小象尤屬韻語，大略句末也字前一字率是韻。小象古本元不與爻相間，自相連屬成文。中有一象自為韻者，如坤之初六象，凝與冰韻。六二象，方與光韻。有數(shù)象聯(lián)為韻者，如需之六四、九五象，聽與正韻。履之六三、九四、九五，上九象，明與行、與當、與剛、與行、與當、與慶韻。同人之九四、九五，上九象，克與則、與直、與克、與得韻。有通六象為韻者，則噬嗑之象，行與剛、與當、與光、與當、與明韻是也。三代韻書不傳，此等最有資于考古。自后人以象傅爻，兩相間隔，便乖古圣人諧聲摛文之意。愚嘗笑《詩》《書》無口，冤直難鳴。不獨文義受人錯解，并篇第任人移易。此殆其一事耳矣。
又按傳記引《書》，有本非韻語，卻被偽作者或增、或刪、或竄改，以圖與韻葉，若古人文實有如此協(xié)比其音者。又得數(shù)條，亦不可不察。增者何。《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增“乃圣”二字于“乃神”上，皆四字句，以神與文葉。刪者何。《荀子》，其在中巋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刪“得友者霸”二句，以王與亡葉。竄改者何。《禮記》，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改“兵”字為“戎”，以下與躬葉。此皆屬其狡獪處。
又按顧氏《音學(xué)五書》言，文人言韻，莫先于陸機《文賦》。余謂《文心雕龍》，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代。《晉書·律歷志》，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二書雖一撰于梁，一撰于唐，要及魏武、杜夔之事，俱有韻字。知此學(xué)之興，蓋于漢建安中，不待張華論韻，何況士衡。故止可曰古無韻字，不得如顧氏云起晉宋以下也。
又按《音學(xué)五書》言，古詩無葉音。載陳第季立《序言》頗詳，尚未及焦氏竑《筆乘》一段。余勸東海公補入，諾而未行。書已刊布，今補于此，亦大有裨益韻學(xué)云。《筆乘》曰，詩有古韻、今韻。古韻久不傳，學(xué)者于《毛詩》《離騷》皆以今韻讀之，其有不合，則強為之音，曰，此葉也。某意不然，如騶虞一虞也，既音牙，而葉葭與豝。又音五紅反，而葉蓬與豵。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葉鳩與洲。又音渠之反，而葉逵。如此，則東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無正呼，凡詩皆無正字矣。豈理也哉。如下，今在馬押，而古皆作虎音。《擊鼓》云“于林之下”，上韻為“爰居爰處”。《凱風(fēng)》云“在浚之下”，下韻為“母氏勞苦”。《大雅·綿》“至于岐下”，上韻為“率西水滸”之類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關(guān)雎》云“寤寐思服”，下韻“輾轉(zhuǎn)反側(cè)”。《候人》云“不稱其服”，上韻為“不濡其翼”。《騷》經(jīng)“非時俗之所服”，下韻為“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辭“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韻“崇積文武之寵德”之類也。降，今在絳押，而古皆作攻音。《草蟲》云“我心則降”，下韻為“憂心忡忡”。《騷》經(jīng)“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為“朕皇考曰伯庸”之類也。澤，今在陌押，而古皆作鐸音。《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為“與子偕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為“水歸其壑昆蟲毋作”之類也。此等不可殫舉，使非古韻而自以意葉之，則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澤何皆音鐸，而無一字作他音者耶。《離騷》漢魏，去詩人不遠，故其用韻皆同。世儒徒以耳目所不逮，而鑿空傅會，良可嘆矣。予兒朗生五歲時方誦《國風(fēng)》，問曰：然則“騶虞好仇”當作何音。某曰：葭與豝為一韻，蓬與豵為一韻，于“嗟乎騶虞”一句，自為余音，不必葉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為韻，“麟之定”定與姓為韻。于“嗟麟兮”一句，亦不必葉也。《殷其雷》《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也。《兔罝》，仇與逵同韻，蓋逵古一音求。王粲《從軍詩》“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廛里，士女滿莊馗”，“馗”即逵，九交之道也。不知逵亦音求，而改仇為渠之反，以葉之，遷就之，曲說也。愚按，惟逵古音求，說非是。蓋逵雖亦作馗，不比馗有二音，止音葵。經(jīng)文未嘗作馗，豈容讀入尤韻。毛氏先舒引《漢書》，趙幽王歌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托天報仇”，云仇可與之葉，自亦可與逵葉。證朱子音為獨得也。
又按人皆言今之韻書多沈約吳音，真屬奇冤。約《四聲》一卷唐已不傳，取士一以陸法言《切韻》五卷為準。今之韻書，其部之并，則平水劉淵本也。其字之省，則景祐《禮部韻略》本也。而酌古沿今，折衷于南北之音者，則陸法言所撰本也。人坐不讀陸法言《序》耳，讀之自曉。善乎，馮氏班有言，韻書定于陸法言，廣于孫愐。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等夜集，論南北取韻不同。曰，我輩數(shù)人定則定矣。遂把筆記之，洛下為天下之中，南北音詞于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正，天下惟有金陵洛下也。然金陵雜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音，其音濁。當法言定韻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顏之推，南人也，當時已自參合南北而后定之。故韻非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吳興人耳，抑尚有未盡者。當開皇初，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商榷韻事。不獨薛道衡北也，魏淵、盧思道、李若、辛德源皆北人。不獨顏之推南也，劉臻、蕭該皆南人。法言亦魏郡臨漳人。《序》云，蕭顏多所決定。蓋蕭該撰《漢書》及《文選》音，顏之推《家訓(xùn)》有音辭之篇，并深于小學(xué)者。魏著作淵謂我輩數(shù)人定則定矣。蓋此八人乃極天下文人之選，一席千載，各各自任。是以進書于朝，則抱賞歸家。人皆稱嘆，流傳于后。則唐以施場屋，號官韻。宋以例九經(jīng)，令刊行，其重如此。豈若約獨得胸襟，空矜入神，梁天子竟不遵用者哉。又人皆言約實創(chuàng)始，曾無先覺，亦緣過信其《謝靈運傳論》，遂爾上掩周颙之美，下來陸厥之攻。英雄欺人，誠亦有之。沄舌蠻音，嘻。其甚矣。
又按韻興于漢建安，及齊梁間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后方有四聲。何謂五音。魏左校令李登作《聲類》，晉呂靜放登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后魏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為《五韻詩》，以贈李彪。隋潘徽所謂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才分宮羽者也。何謂四聲。《南史·陸厥傳》，永明末，盛為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颙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周颙傳》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沈約傳》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四聲實始于此。不然，有韻而即有四聲。自梁天監(jiān)上溯建安，且三百有余載矣，何武帝尚問周舍以何謂四聲哉。蓋此事初起，不獨人莫之信，如鐘嶸言平、上、去、入，余病未能即已，亦未嘗遵用，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往往與聲韻乖是也。
又按，嗚呼，始為葉音之說者，誰歟。其亦可謂之不識字也矣。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祗覺其捍格不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捍格猶故也。人知南北之音系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系乎時。地隔數(shù)十百里，音即變易，而謂時歷數(shù)千百載，音猶一律，尚得謂之通人乎哉。曷始乎。始則自后周，有沈重者，音《毛詩》，于“南”字下曰協(xié)句，宜乃林反。陸德明從而和之。籀于《漢》，善于《選》，亦各曰合韻、協(xié)韻。自時厥后，滔滔不返。朱子作傳注，益習(xí)為固然，幾無一不可葉者。音之亡，久矣。天牖其衷，音學(xué)復(fù)明，發(fā)端于明之焦氏、陳氏，大備于近日柴氏、毛氏、顧氏之書。試取所未及者言之，《谷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今吳人無此音也。《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今江淮間無此音也。《呂氏春秋》云，君呿而不全，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呿開，全閉。顏之推謂，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惟李季節(jié)云，齊桓公與管仲于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及予與莒州人遇，叩其鄉(xiāng)貫，呼莒為俱雨切不為居許切，則音之變也。然猶可諉曰，此方言也。請證以《離騷》，洪興祖本于“多艱夕替”之下，引徐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蓋古今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yīng)葉，但失其傳耳。予謂此即古音也。然又可諉曰，《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更證以三百篇，三百篇“風(fēng)”字凡六見，皆在侵韻內(nèi)。今吾鄉(xiāng)山西人讀風(fēng)猶作方愔反，不作方戎反，正顏之推所謂北方其辭多古語是也。予獨怪朱子于《九歌·國殤》“雄”與“凌”韻云，今閩人有謂雄為形者，正古之遺聲。夫既知為古之遺聲，不因以悟其余，而仍于其下注曰雄葉音形，抑獨何哉。
又按《漢書·東方朔傳》，郭舍人即妄為諧語曰。師古《注》，諧者，和韻之言也。亦可證爾時無韻字。
又按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于《士冠禮》祝辭三“服”字皆云，服葉蒲北反。二“福”字皆云，福葉筆勒反。獨三“德”字為正音。不知皆古正音也。服與福音變，而德音不曾變也。使非音變，服原音馥。周公當日既以此字為韻首，自以此為主，當葉下德字，讀入一屋韻內(nèi)。不當以第二韻德字為主，反預(yù)葉上服字，音匐，入二十五德韻，以就之矣。此固情理易曉，古今人所同然者。何陸氏誤至此。緣未有以焦氏《筆乘》等議論告之耳。亦所謂恨古人不見我。
又按初讀《尚書釋文》，見《書序》“共”字云：王，已勇反。《皋陶謨》“嚴”字云：馬，魚檢反。《益稷》“絺”字云：鄭，陟里反。馬、鄭、王三家已俱有反語，疑不始自孫叔然。顏之推、張守節(jié)語并誤。既讀《崇文總目》云：德明以南北異區(qū)，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jīng)、《論語》《爾雅》《老》《莊》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是三家反語，德明代作，非三家本實然。顏、張初不誤，然《儀禮·士昏禮》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婿也”，婿，悉計反，從士從胥，俗作婿，女之夫。鄭作反語有此一條。
○第七十五
古人字多假借，某當讀為某，其類弗可悉數(shù)。第以四子書證之。有以形相近而讀者，素隱之為索隱。有以聲相近而讀者，既稟之為餼稟。有以形聲俱相近而讀者，親民之為新民。有形既不同、聲亦各異，徒以其義當讀作某者，命也之命，鄭氏以為慢，程子以為怠，是也。安國壁中《書》原有《旅獒》篇，馬融、鄭康成親從講習(xí)，知旅獒不得讀以本字，故注《書序》，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蓋從篇中文與義定之也。偽作此篇者，止見《書序》有“旅獒”字，遂當以《左傳》公嗾夫獒焉。《爾雅》，狗四尺為獒之獒。若似馬、鄭為不識字也者。竊惟馬、鄭兩大儒，其理明義精之學(xué)，或不如后代，而博物洽聞，迥非后代所能仿佛。豈并“獒”字亦不識乎。亦待之太薄矣。
按《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孔穎達《疏》上“旅”是國名，下“旅”訓(xùn)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孔《傳》所謂因獒而陳道義是也。此從下文“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傳》竟解作國名，亦可謂字并不識矣。
又按，旅者，陳也。因獒而陳道義。此自史臣所命篇名，非當日太保胸中有此二字以訓(xùn)戒王。二十八篇之《書》，有整取篇中字面以名，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類。有割取篇中字面以名，如《甘誓》《牧誓》之類。皆篇成以后事。今乃云“太保乃作《旅獒》，用訓(xùn)于王”，分明是既有篇名，后按篇名以作書，故不覺無意漏出。或曰“惟克商”以下，書之本序“太保乃作”云云，亦史臣為之辭耳。余曰：然則，《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fù)入，錫周公”，不曾有“召誥”字。《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不曾云作《呂刑》以詰四方。何獨古文直罵題出論至此。而人猶未悟，則惟《三國志注》有一譬，曰，若不見亮，正使刳心著地，與數(shù)斤肉相似。
又按《國語》仲尼在陳一篇，正《旅獒》之藍本。但自“昔武在克商”至“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皆孔子語。今割“昔武王克商”二句為《序》，以“分同姓異姓”入召公口中，亦所謂敘議錯雜者也。《國語》指肅慎氏貢楛矢。肅慎，《內(nèi)傳》稱為周北土，《書序》為東夷，韋昭則曰東北夷之國。予案之其地，即今寧古塔，謂東者是也。今竄為“西旅獻獒”，又所謂東西莫辨者矣。予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fēng)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既枯，墮入江，為波浪所激蕩，不知幾何年，化為石，可取以為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陰及黑松林遍生楛木，可取以為矢。質(zhì)堅而直，不為燥濕所移。又有鳥曰海東青，即隼也。予固請，得一石砮以歸。因嘆《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fēng)俗。紀物產(chǎn)，而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chǎn)亙千年而不變者，驗諸人言猶然。然則《國語》既鑿可信，而竄為《旅獒》文者，何為也哉。
又按《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開豪名靡當兒。又有大豪、中豪、下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蔡氏解“西旅貢獒”，召公以為非所宜受，作訓(xùn)以戒王。竊以前此驅(qū)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反有取于一獒，恐無是理。《武成》篇既言歸馬矣，此又慮其畜馬而諄戒何耶。獒當如馬、鄭二家作豪解，尚可。
○第七十六
文有以譬喻出之，而理愈顯，而事愈著，而意味愈深。永若改而正言，則反索然。試一指陳，誠有不能掩其改之跡者。《論語》“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此譬喻文也，今明明改之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猶以《論語》出于《旅獒》可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其猶”即譬如也，今明明改之曰“不學(xué)墻面”，猶以《論語》為出于《周官》可乎。“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有“草上之風(fēng)，必偃”，而取譬意方見，今改而截其半曰“爾惟風(fēng)，下民惟草”。將成王為好作歇后之語，而令君陳猜測之乎。抑可乎。不惟此也。譬如“為山”出于《旅獒》，譬如平地又出何書乎。“君子德風(fēng)，小人德草”，出于《君陳》。而“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勢又必出《君牙》，“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將夫子為不能自吐一語之人乎。而必古文之是襲也，亦待之太薄矣。
按余嘗謂《左傳》左氏作，非左丘明。蓋左氏六國時人，習(xí)聞闕里遺言而樂稱之。故每于孔子前人，不覺以《易》《論語》之文散入其口中。此自是其文之所至，非當日本然也。如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而代之，后先事之虛實有不暇顧。故曰，左之失誣。或者猶以歐陽公言為據(jù)。余請更以事征之。千古圣人，莫過孔子。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論語》言學(xué)莫大于仁，言仁莫精于《顏淵》《仲弓問》兩章。據(jù)昭十二年，則“克己復(fù)禮，仁也”，為古志之語。據(jù)僖三十三年，則“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為臼季所聞。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于二子定規(guī)規(guī)然取陳言以應(yīng)之乎。必不爾也。要在一反轉(zhuǎn)觀之而誣自見。竊謂能移此法以讀古文，則亦可無惑于《論語》矣。
又按梅氏鷟亦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不特攘諸《論語》，抑且攘《孟子》“掘井九軔”。“九仞”二字，余謂掘井可以九仞言，而為山不可以九仞言。觀《荀子》一書，于山皆曰百仞，于淵、于谷亦曰百仞，惟墻曰數(shù)仞，木曰十仞。下字細密如此，豈似古文之呆且妄與。
又按梅氏鷟謂《中庸》“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古文以“若”代“辟如”，以“升”代“登”可也。而以“陟”代“行”，則不可。何則。《書》“汝陟帝位”，《詩》“陟彼崔嵬”，凡陟皆升高之義，無有用在遐字上者。竊以此亦殊不然，今文《立政》篇“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非陟遐之一注腳乎。古人用字卻又不盡拘拘。
又按《漢書·敘傳》云，“我德如風(fēng)，民應(yīng)如丱”，不曰“民德”，曰“民應(yīng)”。“應(yīng)”字內(nèi)含有草隨風(fēng)偃之意。且固自以身在《論語》后引《論語》，可不備。若《君陳》欲作成王語，豈容如是。
又按，甚矣，左之失誣也，而《外傳》尤甚。如《曹風(fēng)·候人》之詩“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刺共公也。共公二十一年，為《內(nèi)傳》魯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數(shù)其乘軒者，三百人也。正與詩合。若前此六年為共公十五年，縱是詩已有，安得甫脫于曹風(fēng)人之手，而輒遠述于楚成王之口。向其臣曰曹詩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乎。誣莫甚于此，又何尤乎穆姜。
○第七十七
余向謂《史記》多古文說，今異者不過字句間爾。今且有顯然出太史公手，標舉書目，其辭至二十八字為安國《書》所未載。將太史公所從問，乃另一棘下生子安國，而安國所授本，非復(fù)此二十五篇也，然后可。《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余謂“禹抑鴻水”與《孟子》合。“十三年”與今文作“十有三載乃同”合。“過家不入門”與《孟子》及今文“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合。“陸行載車”以下，又與《尸子》及今文“予乘四載”合。其事事有根據(jù)，非茍作如此。魏晉間人，竟以世所童而習(xí)之之書，書且開卷便見忘其采用，豈非天奪之鑒、褫其魄與。吾今日以口實也哉。
或問：子以“禹抑鴻水”，魏晉間人忘其采用，若采用，當入何篇。余曰：其《大禹謨》乎。或問：《大禹謨》在真安國《書》為《虞夏書》，即假安國亦名《虞書》，何居而以《夏書》入《大禹謨》也。余曰：以《左傳》例之，蓋可入也。文十八年三引《虞書》，文皆在今《舜典》。僖二十七年一引《夏書》，文在今《益稷》。其引逸《夏書》者，十有四，一未采用，二入《五子之歌》，二入《胤征》，余則盡入《大禹謨》。故以《夏書》入《大禹謨》以下篇者，準僖二十七年例也，非無稽也。或曰：子于偽古文《尚書》學(xué)推見至隱，如此得無亦勞而罔益乎。予不覺失笑。
按《夏本紀》稱禹為人“敏給克勤”。“克勤”二字為《大禹謨》所采。尚有二語甚精，曰“聲為律，身為度”，未經(jīng)用。予曾戲以《荀子》“圣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隱栝為“惟圣盡倫，惟王盡制”，以語一酷信古文者，云此古逸《書》，其人欣相賞，叩出何書。而不悟其為君無口為漢輔之類也。
又按除太史公引逸《夏書》外，《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此皆在秦未燔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其標名出引《周書》者，則《楚世家》“欲起無先”，《蘇秦傳》“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厘不伐，將用斧柯”，《蒙恬傳》“必參而伍之”，《主父偃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貨殖傳》“農(nóng)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以《周書》七十篇按之，“綿綿不絕”，《和寤解》也，“存亡在所用”，《王佩解》也。意“欲起無先”至“農(nóng)不出”等語，亦出七十篇內(nèi)，但今已亡缺十有一篇，不復(fù)可考見云。
○第七十八
余向謂《說文》皆古文，今異者亦只字句間。然從其異處論之已，覺義理長，非安國《書》可比。今且有安國所不載辭至多，其必出賈侍中所授二十四篇也可知。故除名標逸《周書》者不錄，錄《虞書》焉、《商書》焉、《周書》焉、《尚書》及《書》焉。《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虞書》又曰“怨匹曰逑”。《商書》曰“以相陵懱”。《周書》曰“宮中之冗食，讀若《周書》，若藥不眄眩”，《周書》曰“戔戔巧言”、《周書》曰“來就惎惎”，《周書》曰“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周書》曰“王出涘”，《周書》曰“伯褵”，《周書》曰“師乃搯”，《周書》曰“孜孜無怠”，《周書》曰“惟緢有稽”。《尚書》曰“<囗歝々升云，半有半無”，《書》曰“竹箭如榗”。右皆魏晉間忘其采用者，而宋洪邁反疑之為不可曉。善夫，徐鉉進《說文表》云：大抵此書務(wù)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予謂賈許所授受，古也。魏晉間出，今也。徇今而違古，洪氏之見也。援古以正今，予之見也。噫，果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按伏生今文以下，王肅、鄭康成古文以上，統(tǒng)名《虞夏書》，無別而稱之者。茲《說文》于引今《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之文，皆曰《虞書》。于引《禹貢》《甘誓》之文，皆曰《夏書》。固魏晉間本之所由分乎。唯于今《舜典》“五品不郤”作《唐書》，與《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同。四引《洪范》皆曰《商書》，與左氏《傳》同，卻與賈氏所奏異。豈慎也自亂其例與。抑有誤。
又按“仁閔覆下，則稱旻天”，《毛詩傳》并同。嘗意《孟子》“號泣于旻天”出古《舜典》，則此亦應(yīng)為其文。“怨匹曰逑”與桓二年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同，凡左氏“古之命也”皆古有是言，其即指《虞書》可知。伯褵“重今《冏命》”，蓋鄭、孔各有一《冏命》，故其稱名同，唯字別。“孜孜無怠”出偽《泰誓》，說見第三卷。“王出涘”，亦《泰誓》，見《周頌箋疏》。“豲有爪而不敢以撅”出《周書》。周祝解《說文》脫逸字，茲偶因仍未及削正云。
又按向以東京古文盛行，推功于逵。更以《帝紀》參之，章帝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xué)《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xué)，廣異義焉。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谷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顧寧人曰《尚書》上脫古文二字〕。《毛詩》《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儒林傳》云：《古文尚書》《毛詩》《谷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xué)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wǎng)羅遺逸，博存眾家。其盛心如是，故當時古文《尚書》幾炳如日星，目所共睹。慎從逵受，具載撰著，得以上獻闕廷，不以為諱。若西京末，以《尚書》為備而古文舊書猥以不誦絕之者，何啻莛楹。學(xué)固有幸、不幸如是。逮獻帝建安中，士燮在交趾，《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聞京師古今之學(xué)是非忿爭，燮欲條《尚書長義》上之。又以見爾時不獨一鄭氏家法，且廣為講肄，徒眾盛甚。奈何未及五紀，王肅既薨，輒星馳電逝，埃滅無聞。令人回思，莫審厥由。既讀王荊公論秦焚坑之禍曰：而于是時，始變古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余亦謂蓋天之喪古文《書》也，不然，則漢曷嘗不力焉。此所以每仰視而不禁閔惜嗟痛也。
又按上悼古文二十四篇不傳，由于漢魏。后陳第季立則以古文全經(jīng)不傳，由秦漢間。一歸諸天，一責(zé)諸人。因并錄其辭云，曰：夫《書》之不全，皆委之秦火矣。按《秦本紀》，始皇三十四年令燒天下詩、書、百家語。越三年，始皇崩。又越三年，二世滅。越五年，漢高即皇帝位。焚書之年歲戊子，漢高即位歲己亥，相去十二年耳。張蒼，秦柱下史。叔孫通、伏勝、高堂伯，秦之博士。酈食其、陸賈、申公、楚元王輩，皆秦儒生，豈以十二年之間，遂至一廢掃地。莊子云，《詩》《書》《禮》《樂》，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孟子、荀卿述王道，論《詩》《書》，其及門弟子往往散處列國。戰(zhàn)國去秦何幾，一經(jīng)焰火，遂爾澌滅，何也。豈秦及戰(zhàn)國功利之習(xí)，浹人膚髓，而士生其時，惟學(xué)從橫長短攻戰(zhàn)之術(shù)與。夫尊秦禮儀之制，而《尚書》古經(jīng)無復(fù)有讀之者耶。或曰：漢高雖興，挾書之律未除，咸畏而莫敢出。然伏生教于齊魯之間，兵初定也。至史稱高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xí)禮，弦歌之音不絕。此時去秦逾近，其徒最眾，豈所講誦者，都非《尚書》古文耶。不然，何泯泯也。其故不可知也。漢武行幸河?xùn)|，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后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秦漢之際，遂無若人，可悲也哉。
又按梅氏鷟信伏生有壁藏《書》之事，不信孔氏。雖與史傳不合，亦頗妙。其辭曰：今夫人情貯物于櫝，猶不忘時加展省。矧以土親圣經(jīng)，棄置如遺，茫然弗覺，豈理也哉。又曰：孝文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可征，詔使晁錯往受《書》。其所以尊榮之者，至矣。假令先圣之裔，有能藏經(jīng)屋壁，取經(jīng)以進，吾不知帝宜何如尊崇之，顯榮之。乃孔氏之門，卒無一人焉，肯出其藏，以應(yīng)帝之求者，何哉。且距藏《書》，初才三十五六年。當時，妻子奚奴目擊其事者尚存，何不聚族而謀，曰，愛經(jīng)之主不世出，頃蒙主上尊榮伏生至此，吾家經(jīng)籍道興之日也。壁經(jīng)不發(fā)，則與暴秦焚書同歸卒就滅亡。奚貴于藏哉，內(nèi)愧本心，上負圣主，吾不忍為也。今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言，蓋其先實無所藏，故其后亦不知所發(fā)。其先實不目擊斯事，故其后亦寂無言及斯事者。豈不較然明著也哉。余謂藏書有二說，《家語》作孔襄，《東觀漢記》作孔鮒。鮒為陳涉博士，持孔子禮器以歸者，孔鮒近是。鮒卒與陳王俱死，死之后，藏書遂無傳焉。容事理之所有者。
○第七十九
余向謂引古有例，古人必不自亂其例。如“《書》云”下，不得自為語氣。《論語》“孝乎惟孝”是也，書屬議論，必不認為敘事。與或妄增其后其前。《孟子》“一人衡行于天下”，“有攸不為臣”二處是也。今更論之，引書者，必以書辭不甚明，方從下詮釋，一層未已，復(fù)進一層。若本辭已明，其事實盡臚陳于前，聞?wù)咦粤耍吣魏螐?fù)屋下架屋乎。茲且見《大禹謨》之于左氏矣。左氏文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偽作《大禹謨》者，將援“戒之用休”三語，自不得如缺作釋辭，又恐九歌終未明也，遂倒裝于前，曰：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云云。此在尋常《書》篇亦無不可，特與左氏引古例不合耳。或曰：據(jù)子言，《夏書》僅“戒之用休”三語，終竟不知九歌何指矣。余曰：奚有于是，“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大史克以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當之，未全。至孟子始釋以父子有親等。作《虞書》者，豈料后有孟子代為我釋也哉。蓋當作《虞書》時，五典字面。作《夏書》時，九歌字面，人所通曉，無煩注明。下及郤缺、孟子時，便不得不費辭。亦所謂周公而下其說長。曾謂作《夏書》者，置身三代首，而即如后代之饒舌哉。
按《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nóng)以《春秋傳》六府三事一段注之。始明作《周禮》者，不顧也，足征彼時其樂見存，人所共曉云。鄭司農(nóng)引《春秋傳》不依卻缺次第，乃倒次其文，曰，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與《大禹謨》同。又足征注《書》者與作偽者，其遷就之情頗相似。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凡《左傳》文，皆順釋于后者，茲皆逆釋于前。又藏卻六府三事字面，別出于下文帝舜口中。至原有“義而行之，謂之得禮”，亦系釋《書》辭，竟忘著落。且“戒之用休”三句，文固聯(lián)貫，而義自為三，據(jù)此既將九歌之義層層逆釋，下即當接以“勸之以九歌”一句，方直捷。不得又照逸《書》原辭將“戒之用休”二句別自二義者，夾于中間，使九歌之義上下隔越，悉欠文理也。又曰：使《書》辭果有水、火、金、木、土、谷等句，左氏不當屑屑釋之矣。可不辨自明。
又按《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為古《樂經(jīng)》與《禮經(jīng)》并配，亦小有致。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末篇曰竇公即載斯事，惜不傳。予獨嘆南齊時，雍州有盜發(fā)楚王冢，獲科斗書《考工記》。說者以證《考工記》非先秦人所作。則魏文侯當六國初，已寶愛大司樂章，謂其為六國陰謀之書者，顧足與深辨與。
又按吾友王弘撰無異述其鄉(xiāng)先生韓恭簡之言告予：天下不治，由圣人不生。圣人不生，由元氣不復(fù)。元氣不復(fù)，由大樂不作。大樂作則元氣復(fù)，元氣復(fù)則圣人生，圣人生則天下治。予服為一代偉論。因謂功成作樂，大樂不作亦由天下不治。天下治則大樂作。四者如環(huán)無端，此上古之世長治而不卒衰也，盛哉。
又按《晉書》，張華問李密：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此與陳壽議并同。予著《疏證》，亦知有言碎之病。非卑視人，實置己未高耳。
○第八十
更例以今文之例，如武王命康叔為衛(wèi)侯，作《康誥》，直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平王以晉侯為方伯，作《文侯之命》，直云“王若曰：父義和”無所庸序也。即古文《微子之命》《君陳》亦爾。讀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述蔡仲之事，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意此必古《蔡仲之命》發(fā)端第一語。蓋若劈面一喝，聞?wù)咝募隆Ｂ酒涓付闷渥樱耘c平常封褒者不同。若將是語綴入篇之中，勢便懈甚。至以乃祖文王與爾考并提，其無乃非類也乎。在祝佗述其事，自不得不追其巔末曰，昔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而偽作是篇者，亦如其例，仿佛其辭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以為篇端之序。學(xué)者試平心以思，此為左氏本書乎，抑《書》襲左氏也。或曰：據(jù)子言，《書》直以“爾考之違王命”起，其蔡叔獲罪之由終，且莫知矣。余曰：朱子言古者有編年之史，有每事別紀之史。編年，《春秋》是也。每事別紀，《書》是也。《書》二典所載，上下百有余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shù)月，或歷數(shù)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fù)見矣。余亦謂蔡叔獲罪，蓋必具于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于《蔡仲之命》也。或曰：子必以《書》無序而后可。余曰：是何言。《書》有有序者，無序則其指不見。有不必序者，強序則祗覺其贅而已。吾愿學(xué)者以《書》自《書》，不必如引《書》者之追其事傳自傳，亦無庸以《傳》之文闌入于《書》而已矣。
按王伯厚以此《傳》為未足信云：考之《春秋》，是年三月會于召陵，蔡侯已在衛(wèi)侯之上。五月盟于皋鼬，不序諸侯。經(jīng)無長衛(wèi)之文。愚謂不爾。僖公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wèi)子、莒子，盟于踐土。蔡侯次在第五，衛(wèi)子次在第七。此會也，祝佗述其載《書》“王若曰：晉重、魯申、衛(wèi)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wèi)又在蔡上此盟也。盟所以敬共明神本其始也。較會之次為重。《傳》固云：乃長衛(wèi)侯于盟，不曾云會何有誤。或曰：左氏竟如是，其莫可擬議乎。余曰：劉子玄評其工侔造化，思涉鬼神。此區(qū)區(qū)事實足征，曷足以盡之。
又按“囚蔡叔于郭鄰”，孔《傳》云：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此臆說也。郭鄰正作郭凌，出《周書》，作雒解。孔晁止云地名，未詳所在，洵是。至蔡顯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為其父子所封，未開別地。《傳》卻云：叔之所封圻內(nèi)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nèi)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以戒之。異哉，此唯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nèi)咸林之地名，鄭后徙溱洧之間，施舊號于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fù)爾。爾不獨臆且瞽說矣。緣其瞽說則誤。讀《世本》，蔡叔居上蔡。宋仲子《注》云：胡徙居新蔡。不知《漢·地理志》注胡后十八世，平侯自上蔡徙新蔡。非胡徙新蔡也。《后漢志》河內(nèi)郡山陽邑有蔡城，劉昭《注》云：蔡叔邑。此猶鄭管城之類乎。
又按孔《傳》以蔡圻內(nèi)國名，自非。以《康誥》之康為圻內(nèi)國名，卻是遠勝鄭康成解作謚號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當既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后之謚，取以冠其篇乎。一《史記·衛(wèi)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謚康，子亦謚康。將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nèi)之康，徙封衛(wèi)，衛(wèi)即殷墟畿內(nèi)之康，不知所在良然。《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又按祝佗言，文武成康之伯猶多。孔《疏》云：文武成康皆以處長而立。予不覺笑曰：武王不有伯邑考之壓其上乎。讀《管蔡世家》云：文王崩而發(fā)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又云：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可知當時伯邑考固有子，文王乃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次子發(fā)，以遵殷禮。實與引以況公儀仲子者一例。鄒平馬公骕告予：衍似微子之次子，故曰微仲，非其弟。亦以經(jīng)為例，蓋不信《世家》與流俗本《家語》。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師古稱其載古人名氏與諸書或不同。余讀如《顧命》，彤伯，彤作師。虎臣，虎作龍。仲桓南宮毛，仲作中，毛作髦。此或出固見古文《書》未可知。尤愛于微子下自注曰：紂兄。宋微中下自注曰：啟子。足輔馬說之不孤。因思微既屬殷畿內(nèi)國名，啟封之于此，是為微子，斷無其弟又并封之事。則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殆又一理證云。
或謂予“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出左氏，“率乃祖文王之彝訓(xùn)”無所出，試問成王、蔡仲同為文王之孫，而此一孫向彼一孫呼其祖為乃祖，其可通乎。胡不摘出。余曰：武王、康叔同為文王之子，而此一子向彼一子，《康誥》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酒誥》則曰“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亦從而乃之。武豈自外于文考乎。竊以古人不甚拘。與或以乃作虛辭用，亦可。
又按向以二十五篇《書》，惟《微子之命》雖當日真命，《書》不可考。要此無甚可議。近方覺純以僖十二年《傳》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勛，應(yīng)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為藍本，而割湊充篇。且既易“往踐乃職”為“往敷乃訓(xùn)”，又曰“往哉惟休”。既易“無逆朕命”為“無朁朕命”，上已曰“慎乃服命”，不太復(fù)乎。
又按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伯禽》《唐誥》皆《書》篇名，皆不見今百篇《書》中，豈夫子所黜去乎。抑圣人亦有未及也。夫以成王為君，周公為相，而建爾元子與封小弱弟于唐，其訓(xùn)戒之辭，詎不足幾于道以垂后世，而為所刪耶。殊所不解。愚曰：蓋嘗反覆詳思，而得其旨矣。馬端臨之論夫子刪《詩》也曰：于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苡》《鶴鳴》《蒹葭》之類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于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于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于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于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于世者是也。予曾出一論以折之曰“狐裘厖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此非士曌所作詩乎。宜入《風(fēng)》。“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此非祭公謀父所作《祈招》之詩乎。宜入《雅》。“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此非武王所作《支之》詩乎。宜入《頌》。今《風(fēng)》《雅》《頌》皆無焉，其不以序行于世者耶，而馬氏之說絀。馬氏說絀，而吾之說起，曰：夫子之刪《詩》，其與修《春秋》固無以異也。《春秋》因魯史成文，魯史所不載者，圣人未嘗增。魯史以策書赴告為體，赴告所不及者，魯史未嘗增。當時若晉重耳之入國，與殺懷公于高梁，皆赴告未及，故魯史不書，圣人亦未嘗取晉乘之文以附益之，所以者何。蓋其慎也。且以吾所載二百四十二年事，其褒其貶，已足明將來之法矣，固不必夸多斗靡，如后人以無一不載為功也。此修《春秋》旨也。其刪《詩》也，必取世所傳某本《詩》，凡今三百五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三百五篇，以為其美，其刺已足立吾教矣。雖有《士曌》《祈招》等作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其刪《書》也，必取世所傳某本《書》，凡今百篇咸在者，從而刪之。存此百篇，以為其大經(jīng)大法已具是爾矣。雖有《伯禽》《唐誥》見他本者，固不必附益之也。此夫子刪定旨也。昔有問《書》何以無宣王。朱子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此句最好。予竊謂《伯禽》《唐誥》亦若是而已矣。更譬之蕭統(tǒng)《文選》，偶遺王逸少《蘭亭序》，說者遂吹毛求疵，以為昭明意若何。昭明豈真有是意。殆不足一笑。大抵世人愛奇，奇則欲博，博則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圣人愛義，義則從約，約則雖有不及而已無所不包也。嗚呼，世之侈言撰述者，其尚有鑒于斯哉。
又按《詩·小序》，久而漸知其不安也與《書序》同。蘇子由出取其首之一言為有依據(jù)。后說《詩》者多宗之，以排擊紫陽，以復(fù)于古。愚嘗反覆詳考，而覺朱未盡，非毛未全，是至《詩》有不可解處，亦幾與《春秋》等。蓋《春秋》從魯史來，朱子謂魯史不傳，不得深探圣人筆削之旨。余則謂《詩》序具載國史，國史不傳，亦無由知是《詩》之何為而作。夫既不知所由作，遂學(xué)分四家，家各一說。《關(guān)雎》或以為美詩，或以為刺詩。或以為文王之妃，或以為康王之后是也。或曰：國史固不傳矣，而其說之散見他書者，亦略可言乎。余曰：莫明征于《金縢》。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xùn)|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后。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鸮》。王亦未敢誚公”。此即《鴟鸮》詩之《序》也。《春秋》隱三年《傳》曰“衛(wèi)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wèi)人所為賦《碩人》也”，此即《碩人》詩之《序》也。閔二年《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wèi)之多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wèi)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此即《載馳》詩之《序》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此即《清人》詩之《序》也。文六年《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此即《黃鳥》詩之《序》也。若他非序而說之，得其旨，即從其序來者一。叔向曰：昊天有成命，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一。左史倚相曰：昔衛(wèi)公年數(shù)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茍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guī)，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幾有誦訓(xùn)之諫，居寢有執(zhí)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蒙不失誦，以訓(xùn)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圣武公。懿讀為抑，不勝于郊祀天地。衛(wèi)武公刺厲王之說乎。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當是時，《詩》有定說，作之者何代何人。述之者何篇何義。皆眾所通曉，不獨此三千人而已。下逮孟子之時，便不能然。咸邱蒙不識《北山》詩之旨，妄摘取其中四言以證天子可得而臣父。孟子知之，則曰：非是之謂也。勞于王事，而不得養(yǎng)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竊以勞于王事以下即《北山》詩之《序》也。他日告萬章以頌古人之詩，輒繼以知其人，論其世。蓋詩必有所作之人與所當之世。若《小弁》當幽王危殆之世，作者又屬毛離里之人，自宜乎怨，不宜乎不怨。非國史實紀載亦烏乎知之。故毛說之可信，從國史來。其不可信，則雜出講師之傳授。故曰：非一人作也。或曰：朱子攻《毛傳》，正在講師之傳授，極中其要害。子亦可得而略言乎。余曰：莫不善于抑。《序》曰：衛(wèi)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案衛(wèi)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厲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辭，其人已逝，即當杜口是也。秪緣序詩者見前有《蕩》《板》《民勞》三篇，咸刺厲王，后有《桑柔》為芮良夫刺厲王，尤明征，故亦以為刺厲王。而無柰《國語》有“作懿戒以自儆”一言，只得續(xù)之曰：亦以自警也。其支綴附會，情見勢詘，不大可笑乎。余因之而悟，刺某人，美某人，詩專為美刺而作者，不可信一。詩編次后先，有一定之時世者，不可信二。嗚呼，魯史不傳，朱子怯于說《春秋》。而《春秋》存，國史不傳，朱子果于說《詩》。而《詩》亡，我固謂朱子于《詩》亦得失相半爾。
又按詩必有題，即古之篇名也。今人覽其題，便知是詩之何為而作。若古人僅取篇中之字或句以弁首，覽之有茫然弗辨者，故必別須序以顯。宋晁說之以道論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fā)明先民之言，以告后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似也而猶未盡。須知當日大師陳詩，遒人采詩，皆知此詩之所以作。其所以作之故，錄掌于國史。既不若今序首一句之寂寥，亦不若今序往往出眾手者之傅會。觀《金縢》、左氏則可得其體式。晁氏又曰《山有樞》之《序》“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車攻》之《序》“宣王能內(nèi)修政事，外攘夷狄，復(fù)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無遺思矣，解頤哉斯言。至謂岐下石鼓安睹序。《離騷》無序而《序》出于玉逸。秦漢間古詩有《國風(fēng)》之遺韻者，亦無序，知之者固自知之。況先民本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則辭不患乎不明。此則以詩求詩，矯枉過正之論，固先朱子而首發(fā)矣。
又按馬端臨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于它書中間見一二，真、偽不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諸風(fēng)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是者也。余終譬之《春秋》，毛公自謂子夏所傳，譬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得經(jīng)之旨為多。齊、魯、韓三家，遠遜于毛。然不無可取。則譬之公羊氏而已矣，谷梁氏而已矣。合者，疑圣人之舊。不合者，是雜以己意。抑豈能一筆抹摋哉。此文公《詩集傳》出，說者謂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允矣。
又按公羊、谷梁于襄公二十有一年并書孔子生。然猶可解曰傳文，非經(jīng)文也。若左氏于獲麟之后引經(jīng)，以至哀公十有六年四月書孔邱卒，此豈可信哉。今《春秋》削去之。削之誠是。馬氏謂既續(xù)之于獲麟之后，寧保其不增益之于獲麟之前。是亦未敢盡以為信。余謂《春秋》有不可解處，意其在斯與。《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桑間即鄘之桑。中篇巫臣所謂有桑中之喜，正指竊妻事，一覽之而知為淫者自作，非刺奔。孔子何人。豈錄淫辭以誨萬世哉。故程篁墩決然謂今《詩》出漢儒所綴緝，非孔子刪定舊本。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余一切湊合，以足其數(shù)。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于師者，概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王陽明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xiāng)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fēng)易俗，安得有鄭衛(wèi)，是長淫導(dǎo)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shù)。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茅鹿門曰：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為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孔子嘗刪之，不列于經(jīng)。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火熄之者。秦沒而漢求亡經(jīng)于天下，則學(xué)士大夫各采所傳，以補三百之數(shù)。往往雜出而并見之耳。某故曰：《詩》非全經(jīng)，以上三說雖出近代，要為卓然不詭隨先儒者，正可與《漢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相參觀。又按余中夜而思《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與《鹿鳴》相次，蓋一時之詩，而為燕饗賓客及大射之樂者。其在《小雅》中無疑。鄭亦注《新宮》，《小雅》逸篇。必不為圣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已亡逸。所以者何。《商頌》十二篇，是正考甫當東遷之前得于周大師，故孔子時亡其大半。若魯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詩見存。孔子時年三十五，去孔子年四十三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僅八年，安得《詩》遂逸。應(yīng)編列孔門舊本三百篇內(nèi)耳。又思鄉(xiāng)射奏《騶虞》，大射奏《貍首》，《周禮》射人王以《騶虞》九節(jié)，諸侯以《貍首》七節(jié)，孤卿大夫及士以《采蘋》《采蘩》五節(jié)。則《貍首》之詩與《騶虞》《采蘋》《采蘩》相次。孔穎達所謂當在《召南》者是。夫既在《召南》，必不為圣人所刪，又必不至孔子時亡逸，所以者何。《射義》出七十子后學(xué)者之手，觀記及孔子矍相之圃之射可見，且歷歷舉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孔子時反亡逸乎。蓋原編列《召南》，相其辭又頗似二《雅》，秪遭秦火而失之。余嘗疑何彼秾矣屬東遷以后之詩，安知非見于《王風(fēng)》或《齊風(fēng)》者。而后之學(xué)者誤取以充《召南》十四篇之數(shù)，方為正風(fēng)亦未可定。嗚呼，予之為斯論也，誠知狂瞽，罪不獲辭。然古文《尚書》首發(fā)難于吳才老，計其時之人未信也，而今之信者且漸眾。朱子本鄭夾漈之辨妄，盡去《序》言詩，同時若呂伯恭，猶疑且駭，而視今之信何如也。余敢望桓譚其人而輒旦暮遇之也哉。
又按金仁山述其師王文憲之言曰：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于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毀于秦火矣，漢興，管弦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弦之濫在者，概以為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shù)，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經(jīng)書之所傳如《貍首》《轡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于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邪。《宋史·儒林傳》亦載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秾矣》《甘棠》歸之《王風(fēng)》，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wèi)淫奔之詩三十有一篇。說實先篁墩、陽明而發(fā)。蓋亦從《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悟來〔篁墩《皇明文衡》有《王直詩辨》，與此略同。亦先篁墩發(fā)〕。
又按固哉為《詩》，孟子以謂高叟。由今觀之，亦何必高叟。如《式微》，《詩序》云“黎侯寓于衛(wèi)，其臣勸以歸”《旄邱》，《詩序》，“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wèi)，衛(wèi)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zé)于衛(wèi)”此必有所受之，其實表里洞達，無復(fù)擬議。而朱子乃曰：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余不覺匿笑，昔范景仁不信佛，蘇子瞻詰其所以不信之說，范曰：某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曰：公亦安能然哉。設(shè)公有疾，令醫(yī)切脈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如此，何獨至于佛而必待見邪。真通人之言，此亦可以破朱子之見。
又按錢牧齋注《杜詩》，謂子美深不滿靈武即位之事，詩中多微文以刺，尤標其旨，于《洗兵馬》曰：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于《收京》三首之二曰：與《洗兵馬》相發(fā)明。吳江朱長孺故反牧齋者，謂靈武即位本非得已，洪容齋所謂收復(fù)兩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諸將也。其聽李輔國讒間，乃上元年間事。公安得逆料而譏之。二注并行。蓋詩與文不同，文嘗有畫然一定之意，詩則惟人所見。此可以此說解，彼亦可以彼說解，故曰：詩，活物也。或曰：錢與朱畢竟，孰為是。余曰：幸有子美之文之可證矣。子美《祭清河房公文》曰“及公入相，紀綱已失，關(guān)輔蕭條，乘輿播越，太子即位，揖讓倉卒，小臣用權(quán)，尊貴倏忽”正元次山書太子即位之義。古朋友論議，一時不謀而合如此。則牧齋之注洵得其旨哉。余嘗以衛(wèi)之《木瓜序》云“美齊桓公也，衛(wèi)人思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解作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亦所謂二注并行者。愚終以孔子有言“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則《序》為得其旨，而朱子之解徒然矣。但難得盡有文以證詩耳。此《詩》與《春秋》等。
又按朱子以詩求詩，是就詩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詩之何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問：子何不有取其說且加正焉。余曰：以意逆志，須的知某詩出于何世，與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如近日吳喬先生共予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時賦洛神”。說曰：后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不過十年，，甥舅才及二載，而竟致一生顛躓。此種情事，出于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zhuǎn)，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論故實，丕為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nóng)夫以菽麥眼辨朱草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fā)端，一語已道。令狐綯之當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詩集傳》病多坐此。
又按竇梁賓，夷門人，進士盧東表侍兒也。詞筆容態(tài)皆可觀。東表當及第，竇為喜詩曰“曉裝初罷眼初，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字有郎君”若掩其姓名，亦可知是婦喜夫登第之作。朱慶馀作《閨意》一篇，獻水部郎中張籍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此若掩其題，恐未必知是后進求知就正于前輩之作也。詩有難辨如此，吾欲誦以質(zhì)晦翁。
又按余久而得王忠文祎《學(xué)詩齋記》，曰：詩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詩，非所能知。自章句之說言之，則某竊有疑矣。蓋二《南》、大小《雅》《周頌》，周公之所定。變《風(fēng)》、變《雅》、魯、商二《頌》，孔子之所取。而并周公所定者合三百五篇，尚矣。第今觀之，二《南》以《關(guān)雎》配《鵲巢》，《葛覃》配《采蘩》，《卷耳》配《草蟲》，《樛木》配《江有汜》，《螽斯》配《小星》，《桃夭》配《摽有梅》，《兔罝》配《羔羊》，《芣苡》配《采蘋》，《漢廣》配《行露》，《汝墳》配《殷其雷》，《麟之趾》配《騶虞》，各十一篇，整然相合，信其為房中之樂。而《甘棠》，后人思召伯者也。《何彼秾矣》，王風(fēng)也。《野有死麕》，淫風(fēng)也。此三詩者，胡為而廁其間乎。而又成王之頌?zāi)擞锌低跻院笾姡裰^二《南》《周頌》果為周公之所定，其可乎。秦火，《詩》《書》同禍，《書》殘闕甚，而《詩》獨無一篇之失。然《素絢》《唐棣》《貍首》《轡柔》諸詩既已散逸，而已放之鄭聲乃反獲存。劉歆以謂《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jīng)，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不足則以世俗之流傳管弦之濫在者足之，不復(fù)辨其非。故變《雅》之中或有類乎正《雅》。而又《六月》變《小雅》之始，《民勞》變《大雅》之始，乃與正《雅》同其篇什。《豳風(fēng)》非變也，乃系于十三國之末焉，烏在其為各得所也。然則，今之三百五篇，謂皆孔子所刪之舊，可乎。不可也。蓋自漢以來，學(xué)《詩》者悉本于鄭氏訓(xùn)詁譜序，惟鄭說是從。人有耳目肺腸，不敢以自信也。及宋朱子之《集傳》出，而鄭學(xué)乃遂廢。朱子所謂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guī)。和之于《頌》，以要其止者，學(xué)《詩》之旨，無以易此矣。世之習(xí)其讀者，固得有所據(jù)依，而其可疑如向之所云者，學(xué)者以為朱子之所未嘗言，不敢以為言也。昔者鄉(xiāng)先正王文憲公蓋嘗欲修正之，而卒，亦不果。豈非詩道之微于是為已甚乎。此論正從王文憲出。
又按趙子常引其師黃楚望之言曰：《周禮》，王巡守則大史大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系之說方采詩之時，大師掌其事，而大史錄其時世。及巡守禮廢，大師不復(fù)采詩，而后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其風(fēng)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于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為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wèi)人為之賦《碩人》”，必有所據(jù)矣。胡朏明曰：采詩采字，均當作陳。蓋詩有采有陳。《漢·藝文志》，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fēng)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此采詩之說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fēng)。鄭氏《詩譜》，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fēng)俗。此陳詩之說也。采之于每歲之孟春，陳之于五載巡守四仲之月。是國風(fēng)所自來也。班孟堅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奏楚之風(fēng)，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亦可以觀風(fēng)俗，知薄厚。漢治近古，此其一端云。
又按胡朏明曰：男女淫泆奔誘之辭，惟鄭、衛(wèi)、齊、陳有之。《小序》概以為刺奔。說者謂刺，詩之體，但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chuàng)之意自見于言外，不必譙讓質(zhì)責(zé)，而后為刺也。朱子非之，以為欲刺人之惡，而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惡，必?zé)o是理。故以為淫者所自作。而馬貴與又非之，其言曰：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陳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chuàng)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女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nèi)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羞愧改行，有甚于被譙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xùn)也。貴與之說可謂辯矣。然其嘗于朱子所謂淫者自作之外，更就數(shù)詩以求之，而知鋪陳其事，不加一辭之說，亦有不盡然者。《新臺》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墻有茨》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君子偕老》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鶉之奔奔》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螮蝀》曰“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載驅(qū)》曰“魯?shù)烙惺帲R子游敖”以上諸詩皆刺當時之淫亂，而指斥如此，是未嘗不加一辭也。《南山》《敝笱》《猗嗟》《株林》頗似不加一辭，然以雄狐目襄公，以魴鰥目文姜，意見比興中矣。《猗嗟》以“展我甥兮”明莊公非齊侯之子，微文刺譏，抑又甚焉，安在其為不加一辭也哉。《株林》玩其辭意，亦可見作者在所賦之外。以此數(shù)詩，反而觀之，則《靜女》《桑中》《溱洧》《東方之日》《月出》等篇摹寫狎昵之情，臚列鄙穢之狀者，其為淫者所自作，無疑矣。淫者之辭，豈可錄之于經(jīng)。以為漢儒所綴緝，以足三百之數(shù)者，近是。吾友閻百詩次魯齊，華川、篁墩、陽明、鹿門、諸論為一帙，有味哉。又曰：《漢·藝文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某謂夫子之所錄，得以流傳者，維此之故。天子之所刪，得以篡入者，亦維此之故。又曰：詩有具文見意者。《叔于田》二詩但為鄭人愛叔段之辭，而不義得眾之情自見。《揚之水》《椒聊》二詩但為晉人愛桓叔之辭，而叛翼歸沃之情自見，是也。馬貴與舉此以明《序》之不可廢，以為之四詩者，皆賴《序》而明。若舍《序》以求之，則子云美新之作，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xùn)，而夫子不刪之乎。蓋均一淫泆之辭，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出于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某謂四詩出于刺者之口，固可錄。藉令為叔段、桓叔之黨所自作，錄之于經(jīng)亦可。使有國者知亂賊之情，而為防微杜漸之計，無傷于義，無害于教也。若男女淫泆之辭，則不可同日而論。床笫之言不逾閾，即未必淫者所自作，亦何得施之簡策，以教人童蒙之時。力捍其外誘猶恐或入于非僻，而顧令日誦此等詩以誨之淫乎。自此義不明，世遂以子夜讀曲宮體諸詩，為得國風(fēng)之遺意，下逮花間諸人及柳、晏、秦、周輩倚聲填詞，備狹斜妖冶之趣，亦自謂不詭于風(fēng)人，而號為詩馀。讀者、作者，展轉(zhuǎn)流傳，以蠱惑人之心志。如山谷所謂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jié)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者，皆此等議論啟之也。昔漢景有言，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喻學(xué)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學(xué)詩亦然，誦三百，不取《桑中》《溱洧》之類。讀晉宋以后詩，不取子夜、讀曲、宮體之類，亦未為不善學(xué)也。
又按胡朏明曰：朱子《集傳》云：風(fēng)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諸侯采之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樂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某嘗疑貢詩之說，不知何據(jù)。及讀金仁山《前編》引伏生《書虞夏傳》言，舜之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各貢其樂，樂正定樂名。又引《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群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注》云：此采詩作樂之始。然后知貢詩之說所自出，與采詩、陳詩相發(fā)明也。蓋列國之行人采詩以屬太師，比其音律，以待時巡。因州伯以貢之天子，天子命太師陳之，而取其正聲，被諸弦管，以為燕饗朝會祭祀之樂。自虞夏以來，未之或改也〔《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斯則久矣。朏明未及考此〕。
又按蕭山毛大可述高忠憲講學(xué)時，有執(zhí)《木瓜》詩問難者。“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中并無男女字面，何以知為淫奔。坐皆默然。惟吾邑來風(fēng)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為淫奔，未為不可也。言未既，即有咈然而興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目為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誰謂狡童淫者也。高忠憲遽起長揖曰：先生言是也。又曰：不虞今日得聞通儒之言。竊以此論與《詩·小序》相合，而與上胡朏明及予又相乖。
又按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余謂此非為孔子所刪，蓋原編次成，后亡逸耳。即蘇說亦可證《詩》非孔門之舊本。因思《貍首》安知不別有一篇，與《騶虞》《采蘋》《采蘩》體制相類者，原在《召南》與。又安知“曾孫侯氏”八句，非別一篇名，而康成臆以《貍首》當之與。回憶少疑《鄉(xiāng)飲酒》、《燕》、《鄉(xiāng)射禮》、并歌《召南》首三篇，越《草蟲》，取《采蘋》，為亂次。后讀《詩正義》云：蓋《采蘋》舊在《草蟲》前，齊《詩》次正如是。不覺釋然。《詩》于今人情不大相遠耳。
又按余久而后得王文憲《詩疑》曰：昔東萊呂成公嘗疑《桑中》《溱洧》非桑間濮上之音，以為夫子既曰“鄭聲淫”而放之矣，豈有刪詩示后世而反取之乎。晦庵朱文公則曰不然。今若以桑中濮上為雅樂，當以薦何等鬼神，接何等賓客。不知何辭之風(fēng)，何義理之止乎。故文公說《詩》，以為善者興起人之善心，惡者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以此法觀后世之詩，實無遺策。何者。蓋其規(guī)珣恢廣，心志融釋，不論美惡，無非為吾受用之益，而邪思不萌。以此法觀詩可也，觀書亦可也，雖觀史亦可也。以此論樂，則恐有所未盡。某嘗疑今日三百五篇者，豈果為圣人之三百五篇乎。秦法嚴密，《詩》無獨全之理。竊意夫子已刪去之詩，容有存于閭巷浮薄者之口，蓋雅奧難識，淫俚易傳。漢儒病其亡逸，妄取而攛雜，以足三百篇之數(shù)。某不能保其無也。不然，則不奈圣人放鄭聲之一語終不可磨滅，且又復(fù)言其所以放之之意曰“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某是以敢謂淫奔之詩，圣人之所必削，決不存于雅樂也。審矣。妄意以刺淫亂，如《新臺》《墻有茨》之類，凡十篇，猶可以存之。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若男女自相悅之詞，如《桑中》《溱洧》之類，悉削之，以遵圣人之至戒，無可疑者。所去者，亦不過三十有二篇，使不得滓穢雅頌殽亂。二《南》初不害其為全經(jīng)也。如此，則二先生之疑亦俱釋矣。昔曾南豐謂，不滅其籍，乃善于放絕者。以此放絕邪說之疑似者可也，若淫奔之詩，不待智者而能知其為惡行也，雖閭閻小夫亦莫不丑之，但欲動情勝，自不能制爾。非有疑似難明，必待存其跡而后知。今夫童子淳質(zhì)未漓，情欲未開，或于誦習(xí)講說之中，反有以導(dǎo)其邪思，非所以為訓(xùn)，且學(xué)者吟哦其丑惡于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而不讀淫詩，未為缺典。況夫子答為邦之問，而此句拳拳殿于四代禮樂之后，恐非小事也。某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于朝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曰《野有死麕》〔《召南》〕、曰《靜女》〔《邶》〕《桑中》〔《鄘》〕、曰《氓》、曰《有狐》〔并《衛(wèi)風(fēng)》〕、曰《大車》、曰《邱中有麻》〔并《王風(fēng)》〕、曰《將仲子》、曰《遵大路》、曰《有女同車》、曰《山有扶蘇》、曰《萚兮》、曰《狡童》、曰《褰裳》、曰《豐》、曰《東門之釭》、曰《風(fēng)雨》、曰《子衿》、曰《野有蔓草》、曰《溱洧》〔并《鄭風(fēng)》〕、曰《東方之日》〔《齊》〕、曰《綢繆》、曰《葛生》〔并《唐風(fēng)》〕、曰《晨風(fēng)》〔《秦》〕、曰《東門之墠》、曰《東門之池》、曰《東門之楊》、曰《防有鵲巢》、曰《月出》、曰《株林》、曰《澤陂》〔并《陳風(fēng)》〕、或謂三百篇之詩，自漢至今，歷諸大儒，皆不敢議，而子獨欲去之，毋乃誕且僭之甚耶。曰：在昔諸儒尊尚《小序》太過，不敢以淫奔之詩視之也。方傅會穿鑿，曲為之說，求合乎《序》，何敢廢乎。蓋《序》者于此三十余詩，多曰刺時也，或曰刺亂也，曰刺周大夫也，刺莊公，刺康公，刺忽，刺衰，刺晉亂，刺好色，刺學(xué)校廢。亦曰刺奔也，止奔也，惡無禮也。否則曰憂讒賊也，懼讒也，或曰思遇時也，思君子也。未嘗指為淫詩也。正以為目曰淫詩，則在所當放故也。自朱子黜《小序》，始求之于詩，而直指之曰：此為淫奔之詩。某嘗反覆玩味，信其為斷斷不可易之論。律以圣人之法，當放無疑。曰：然則，朱子何不遂放之乎。曰：朱子始訂其詞而正其非，其所以不廢者，正南豐所謂“不去其籍，乃所以為善放絕者”也。今后學(xué)既聞朱子之言，真知《小序》之為繆，真知是詩之為淫，而猶欲讀之者，豈理也哉。在朱子前，詩說未明，自不當放。生朱子后，詩說既明，不可不放。與其遵漢儒之謬說，豈若遵圣人之大訓(xùn)乎。余按文云三十二篇，目缺其一，或請補之。余曰：不可得補矣。文憲云《序》未嘗指為淫詩者，止奔也，惡無禮也，懼讒也，三篇。此三篇則《螮蝀》《相鼠》，原不列三十二篇之目。至《采葛》，曾謂作淫詩，而情款未明，今復(fù)云爾。殆所謂自亂其說者與。
又按《日知錄》有《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一篇，曰：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后。《綠衣》《日月》《終風(fēng)》，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后。《黃鳥》，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經(jīng)有明文可據(jù)，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十月之交》有艷妻之云，自當是幽王〕。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fù)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余謂此益足證《詩》非孔門之舊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