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

　　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即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間始析為二。然“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于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既嫁二女于舜矣，初而歷試，既而底績，繼而受終，次第及于齊七政，輯五瑞，肇州，封山，浚川，明刑，流放四兇。雖舜之事，何莫非帝之事哉。至是而“帝乃殂落”，而帝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后則舜之事也，而舜何事哉。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則舜之事而已。如是又五十載，而舜之事亦畢矣。故以“陟方乃死”終焉。惟除去二十八字耳。而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為一篇可，以為一人可，以為虞史欲紀舜而追及堯行事可，以為虞史實紀堯而并舜行事統括之亦無不可也。推而合之他書又無往而不合也。再試析為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又況二十八字無一非剿襲陳言者乎。善乎，同里老友劉珵先生之言曰：欲黜偽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

　　按鄭端簡曉，予得其手批吳氏《尚書纂言》，于二十八字上批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浚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蹤。

　　又按朱子謂呂伯恭言《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云此系作史之妙，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朱子此等識見，信高明。蓋《書序》有《舜典》，有《汩作》《九共》《槁飫》十一篇，皆為舜事。朱子不信《序》而暗與之合者如此。余因悟此即后代作史法也。史之有本紀，為一史之綱維，猶《書》之有帝典，體以謹嚴為主。故今二《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節目細事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汩作》諸篇。蓋即后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所不勝載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于本紀，尚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又按蔡《傳》，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后，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行事耳。初不計先后之序，非也。既如肇州在平水土后，自應在五載一巡守后，可知其四罪系末簡者，蓋因刑而附記之。孔安國《傳》所謂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征用所行于此總見之，最確。泛記舜行事，初不計先后之序，若指此二節而不指彼一節，亦可矣。

　　又按胡渭生朏明謂予，“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用兵篇》。姚際恒立方曰，“浚哲、文明、溫恭、允塞”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之。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浚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睿哲文明，允恭玄塞，方興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為“文”，粲《七釋》易“睿”為“浚”，“允”為“溫”，而“玄”字乃移用于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又不得謂襲《詩》與《易》也。夫《舜典》出于南齊，延壽漢人，粲漢魏人。何由皆與《舜典》增加之字預相暗合耶。其為方興所襲自明。又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后王”可也，今以商王之“浚哲溫恭”，周王之“允塞”混加之于舜，烏乎可也。竊以論至此，真無復余蘊矣。

　　又按《經典釋文》載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言于大�鲂蓄^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卓哉斯識。真可稱制臨決，非一切儒生所能仿佛，奈何隋開皇初不爾。

　　○第六十六

　　劉珵先生字超宗，嘗告予曰：二《典》為一，三《謨》去二，子著《疏證》，誠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試取《皋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為一篇，即蔡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編簡重大，故厘而二之，非有意于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皋陶”至“往欽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尚少二百二十五字，《洪范》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于《皋陶謨》厘而工乎。說不可得通矣。且《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為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揚子云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不然。如今之《虞書》五篇，皋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言流傳于代。子云豈鑿空者耶。胡輕立此論。蓋當子云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當子云時，《棄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皋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語。凡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此。

　　按吳氏《尚書纂言》不信魏晉間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為主。但曰“若稽古皋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四字為增，斷自“皋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揚子《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與。

　　又按《困學紀聞》謂“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又謂孟子之時，古書猶可考，今有不可強通者也。此等識見最確。予謂讀言合稷契者，亦當以是求之。

　　又按馮班定遠謂古人文字中所用事與今所傳不同者，古書有之，今人不見也。亦屬此義。因舉張博望乘槎事以例曰：古人多通用，近焦弱侯以為杜詩之誤。不知此出《東方朔別傳》，見《太平御覽》，自與《博物志》所記不同。焦未之知。予謂洪景盧疑稷與契無一遺言，子云何以遽立此論。不知揚子之談經，杜公之征事，豈有誤者哉。洪失未知，亦正與焦氏等。

　　又按蔡邕《獨斷》云：漢明帝詔有司采《尚書·皋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邕距魏晉間不甚遠，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為一。如此至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舜典》合于《堯》，又無庸論。然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堯典》，蓋爾時雖孔《書》出，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為說。

　　又按《漢·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今在《舜典》中。此與《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為《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于《堯典》《舜典》原合為一處，猶未加討論。《集注》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見猶未徹。

　　又按《后漢·周磐列傳》，學古文《尚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圣道。正惟彼時《堯典》《舜典》合為一，無問今古文皆然，方單稱堯不及舜。不然孔《書》列學官以后，志圣道者有不并舉二典之名乎。此亦可為根證。

　　○第六十七

　　晚出《武成》篇，孔《傳》不言其有錯簡。唐孔氏《疏》始言之。于是宋儒劉氏、王氏輩紛紛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傳》從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爾有神”四語皆系于于征伐商下，為初起兵禱神之辭。是已不知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在《左傳》昭七年，為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之辭，非告神者，左氏不應有誤。故偽作者只系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下，為“王若曰”之辭。蓋諸侯來受命，王特告之，并追述初起兵禱神如此，以見天與人歸。亦猶《湯誥》篇援“予小子履”散作初請命伐桀之辭，又告諸侯之辭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湊泊處，朱、蔡移置，必反為所笑。昔人有言，千載之下，難以情測也。余殆欲測其情云。

　　或問：孔《書》援左氏以為重，其遵若繩尺，莫敢或爽，固矣。不識左氏《傳》果一無所誤乎。抑有乎。余曰：誤亦未免，特比他書差密耳。憶戊申夏王源昆繩讀《左傳》，以“閔二年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此左氏推原敗之故，而上文并不見懿公死下落。得毋亦如《史記·刺客傳》遺秦舞陽下落乎。所關亦不細。余曰：文十五年，凡勝國曰滅之。襄十三年用大師焉曰滅，此左氏書滅例也。經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胡子髡沈子逞滅。杜氏《注》，國雖存，君死曰滅。此又一例也。說本《公羊》，以此例讀閔二年《傳》，則所謂遂滅衛者，懿公已死于此句中矣。下文狄入衛，蓋方是入其國都。孔氏疏，傳言滅，而經書入，引《釋例》為從齊桓告諸侯之文。不知狄入衛，書法經傳悉同。而先言滅，乃是君死之謂，于社稷無涉。烏得謂之無下落乎。古人字不虛設，文章密如此。

　　按《左傳》多引而不發，賴《注》以發之。《注》亦未盡，賴《疏》以盡之。今試舉一事，《論語》“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斷自宣公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此四十一年，政將何歸乎。豈《論語》妄語耶。《論語》既不妄，則《集注》誤可知。然自文子數起，以為實相三君，又無以位置桓子，反覆皆不合。讀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注》曰：文子、武子、平子。讀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疏》曰：悼子卒，不書經，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后即平子立也。始曉然于《論語》“四世”蓋文、武、平、桓，而悼子不在此數。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證前說之不誣。誣不誣亦曷足深計，獨怪季孫行父身為權奸，流毒累葉，而享有忠公室、無私積之偽名。甚至明著圣經歷二千年，為傳注者莫能指以實之。嗚呼，何以誅奸諛于既死哉。愚謂有當請于朝，乞早加刊正，無誤后人者，此類是也。

　　又按文、武、平、桓，相繼而立，不數悼子者，專謂其執魯國之政。非盡悼子不為大夫，特未命為卿耳。茍為卿卒，且書經矣。不為大夫卒，恐無謚矣。春秋父子并時而仕者多有，如鄢陵之役，欒書將中軍，適子黡如魯乞師，次子鍼為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趨進而謀戰者，其子纮。豈必疑甯氏父子當成公元年速猶盟，向三年俞盟于宛濮，為父死子始繼，而俞不曾逮事文公也哉。蓋文公末，俞已仕為大夫，值國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公立而艱險備至，故《集注》以有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后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或問：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子先且居，趙衰稱其佐軍也善。非父子并時而仕者何。余曰：此出《晉語》，恐不若左氏足據。左氏佐中軍者卻溱，佐上軍狐偃，佐下軍胥臣，未聞復有一軍置且居也。

　　又按孔安國注此章“四世”，亦自文子數起，但不知悼子宜去，只得斷至平子止。果爾，此章發嘆其在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平子未卒前乎。然則桓子尚未立，陽虎未囚其主，何由而有“三桓微矣”之嘆。亦不合。要須易注曰：魯自宣公八年襄仲卒，季文子始專國政。歷子武子，曾孫平子，玄孫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耳。

　　又按《論語》不曰自陪臣出，而曰“陪臣執國命”者，蓋當時陪臣如南蒯、陽虎、公山、弗擾輩，俱在家制其主，專其政，橫行于國之中。尚不似大夫得將兵于外，與與列國盟會，聲跡及天下，故變其文，不與大夫同。或曰：是固然矣，但三世希不失矣。虎輩僅及身止，豈圣人反為陪臣寬言之耶。予曰：否。馬融《論語注》云，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融號博洽，嘗自稱“吾見書傳多”。《注》必有征。參以杜氏《注》，昭十二年，蒯，南遺之子。昭四年南遺季氏家臣。則南氏亦在，再世主之之列。是又當為《集注》補其闕爾。

　　又按孔《疏》固詳博，疏以解名物制度，猶多未備。亦試舉一事。壬子秋過陽曲，松莊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既脫屨，復脫襪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襪，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后，朝祭皆跣襪。又謂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襪，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襪。蓋方是時有不跣襪者，故議者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襪，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惟登坐于燕飲，始有跣為歡。后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襪”，“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為古者燕飲解襪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真可以正杜《注》，補孔《疏》，為劉泫、趙汸所未及。余不敢當。茲已忽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

　　又按《燕禮》，鄭康成謂飲酒以合會為歡者，敘立司正安燕一節曰“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說屨”便包有解襪在內。觀下文曰“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其有跣為歡可知。《左傳》則以足有創疾，襪不敢解，乃禮之變者。褚師聲子循禮之變，遭公怒詈，以致君臣相攻，正足補《儀禮注》之不逮。大抵三代禮文具在，一節一目人所通曉。讀《燕禮》至“說屨升就席”，知并解其襪。讀他禮或至“說屨升就席”，有不必跣襪者，以非燕故。或曰：杜預謂古者解襪，與張釋之傳王生曰“吾襪解”同耶。否耶。余曰：否。解襪謂解去足之衣，襪解則襪之帶解散耳。證亦有二。一《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系墮，五人御于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系也。一《哀帝紀》，中山孝王來朝，賜食于前，后飽起，下襪系。解武王之系也，中山孝王之系也，并音計，皆襪所束之帶也。張廷尉之跪而結也，亦音計，則以手從事，非指物言矣。烏乎同。

　　又按古人脫屨則有襪在，脫襪則將跣足矣。謝承《會稽先賢傳》，賀劭為人美容止，在官府常著襪，希見其足。君臣群而飲酒，悉解其襪，若徒跣謝罪者。然此何禮焉。曰：脫襪固尚有行縢在，行縢今俗名裹足是也。六朝人謂之行纏。或曰：豈即《詩·小雅》所謂邪幅〔音福〕。桓二年《傳》臧哀伯所云幅〔音逼〕歟。余曰：近矣，而實非也。行縢與今裹足，皆有襪以蒙其上者也。邪幅與幅，則無襪以蒙其上者也。《小雅》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以上配赤芾。臧哀伯諫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幅上以配袞冕等，下以配赤舄。蓋人君之盛服也，非行縢者比。當康成及預時，已無復其制。故第曰“若今行滕”而已。至內則有逼，則常人之服也。康成直注為行縢，不言若，其密如此。憶余至福建會城，見荷蘭國人之游于市者，皆以彩帛纏其足，由脛以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縢之蓬松。因想見古者邪幅之制，禮之失也，而謂竟不復遇諸四裔耶。

　　又按《后漢書》始有《輿服志》，朱子稱其詳，為前史所無。間一及襪，皆作“纟末”。未若《隋·禮儀志》之詳。梁天監十一年，尚書參議跣襪事，亦具載此。臺官問訊，皇太子皆朱服著襪。著襪者，止跣履，不必跣襪。蓋下于宗廟崇嚴一等。又以見爾時問訊于君，則跣襪，所以示極恭。我固嫌杜預“古者”二字不確，或易其《注》曰：今見君猶解襪亦可，終不若“古者燕飲解襪”六字為至當。又《志》云，省閤內得著履。則非唯襪不解，履亦不跣。至三公黃閤下履，過閤還著履。其分別履與襪處，極為明析矣。

　　又按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引《孟子》“班爵祿”章，非是。《孟子》爵雖五等，卻連天子在內。地又四等，與分土惟三不合，蓋直用《漢·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說也。益驗晚出書多出《漢書》。

　　又按晚出《書》多出《漢書》，雖字與義較今文及遷書古文說不合，亦不顧。如《刑法志》“《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恤”今文作“謐”，遷書作“靜”。蓋“謐”即“靜”也，但字異耳。《王莽列傳》“《書》曰：舜讓于德不嗣”，“嗣”今文作“怡”，遷書作“懌”，蓋“怡”即“懌”也，亦字異。他日太史公《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臺”，《索隱》曰：臺音怡，悅也。則又用今文，益驗向所謂遷書頗雜出今文。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孔氏《疏》云君存稱滅，則滅文在上。莊十年滅譚，定六年滅許是也。國存君死，則滅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據此“遂滅衛”自仍指國，而言非君。予曰：然則，衛懿公尚存乎。胡得有如世所傳弘演內肝事朏明曰，上敗績，屬師下甚敗。屬君懿公之死，隱具此二句中。不必于“遂滅衛”句尋下落。莊九年，乾時之戰，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可見旗之所在，敵人咸屬目焉。二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師，齊師失追，莊公故得免。今衛侯不去其旗，去，藏也，除也。不藏不除，狄人望而知為君，遂直趨而害之。甚敗之為君死，復何疑。竊以此與《史記》疏漏處殊不同。

　　又按《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為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于位曰滅。孔《疏》云：君死于位曰滅。《公羊傳》文，《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愚謂仍有用大師曰滅。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是也。疏漏此一義，以懿公死為滅，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說，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說有攸據，不妨兩存。

　　又按里中顧諟在瞻問：晉文公在齊，妻姜氏后亦不見下落。不比秦文嬴、狄季隗，一逆之，一歸之，何也。余曰：蓋未及公子反國而已前死。云曷征乎爾。征諸文六年，趙孟之言古者諸侯娶有九女，文嬴嫡也，班第一。偪姞，世子母也，班第二。季隗，文公托狄時妻，班第三，杜祁以讓此二人也，故班在四。然則趙孟獨不曰以齊故，讓姜氏而已，又次之，故班在五。則姜氏不在九人之列可知。其不在九人之列，意其蚤死也。不然，文公豈得寵而忘舊者。不一迎歸之乎。姜豈不若季隗，請待子而不嫁乎。齊倘若蔡嫁蔡姬，晉不興師伐之乎。此等須從空中看出，方識左氏文章之密。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為夫人。果爾，置文嬴何地。不足據。

　　又按秀水朱彝尊錫鬯告予：宋胡洵直亦有考定《武成》次第。移“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一十四字于“于征伐商”之下，仍在“王若曰”之上。移“厥四月哉生明”二節于“列爵惟五”之上。曰洵直以《樂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大武遲久之意，言初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則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故克商也，有未及下車為之者，有下車為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后為之者云云。其先后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概見矣。予曰“既生魄”據《漢志》為四月十六日甲辰望方協，忽移作正月十六日丙午望。是日，武王逮師去鎬京已五百七十里，未至孟津者三百三十里。在途之中，豈得謂其初時乎。且綴者，南頭之初位，久立于綴，蓋未舞之前，舞者持盾屹立，象武王待諸侯之至。計其日尚當在戊子，師初發，癸巳武王始發之先，斷不在既望丙午。大抵錫鬯平生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所援引每如此。

　　又按元熊朋來亦疑《武成》月日，曰：武王以正月初三日癸巳起程，再歷庚戌方為四月，一百三十八日矣。雖前十九日為辛卯，王來自商，至于豐，仍一百十有九日。克商之后逗留，日久乃歸沛。公欲留秦樊噲輩，猶能勸以還軍，豈武王反出其下。可疑一也。或云：死魄，晦也，非朔也。朔則魄蘇矣。上饒謝氏疑壬辰為正月二十九日，癸巳為二月朔。若然，癸亥陳于商郊，移至三月一日，又與《國語》“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不合。癸亥系二月乃左氏正文，未易改，終無以釋在商淹久之疑耳。予曰：此不必疑也。武王往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余五十七日在商。熊氏徒見今《武成》所載反商政至大賚數事以為旬日可了，不知《樂記》“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后于薊，封帝堯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正《論語》“興滅國，繼絕世”者。蓋或有子孫而無爵土，或有爵土而無子孫，武王須求訪其后以來擇地以封之。此豈旬日可了。《孟子》“滅國者五十，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須及在商遣兵四出剪滅，以遂救民取殘之志，亦豈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以為久，吾以為速。人以為疑，吾以為決。仁山《前編》系封康叔于殷東于是歲三月內，曰《康誥》云“在茲東土”，《酒誥》云“肇國在西土”，又云“我西土棐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后反封康叔，意此時與最合。則《康誥》《酒誥》兩篇并作于在商日。惜乎，儒生所見，于古人既不能設身處地揣度事機，又不能參考往籍補經文之殘闕，而反以后代君臣所饒為者，上疑三代，過矣夫。

　　又按《武成》聞有錯簡，未聞有錯句。如《前編·武成次》第一依蔡本，獨移“底商之罪”四字于“大邑周”之下。曰從子王子參訂，粗為可讀。是有錯句矣，殆不足辨者。

　　○第六十八

　　嘗疑劉歆《三統歷》末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無，不知歆從何處得之而載于此。既而思《書大傳》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國所得壁中《書》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傳者乎。歆去安國未遠，流傳定真，而所載康王年月日復關于歷法，故不忍棄之。偽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豐刑》”與己不合，特爾遺去。亦猶作《伊訓》者，遺“誕資有牧方明”，作《武成》者遺“粵若來二月”以下之辭，為露其肘也。

　　按朱彝尊錫鬯謂予：子欲集先儒疑古文《尚書》者，曷不及元儒陳師凱。予請征其說，曰：既歷三紀，當三十六年。今自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公薨君陳繼之，君陳卒，然后命畢公，是為康王十二年。逆數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三年。言三紀者，舉大數，固不必一一吻合。予曰：然，然別有說。《三統歷》載周公攝政七年，作《召誥》《洛誥》。此七年在武王崩之后，成王未立之先，故下載成王僅三十年。邵子皇極數始通以此七年系于成王之下，成王為三十七年，邵子歷是也。陳師凱以邵子歷推之，自覺三紀不合。偽作古文者，卻似誤讀《三統歷》之攝政七年，以為即在成王三十年之內。成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年作《顧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畢命》，正得三十六年，故曰“既歷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難變其文以求合，而敢故與歷背馳哉。此誤所由來也。凡欲攻古文，譬若攻病，須洞見癥結，方克直陳其狀。不然，大樹也，豈蚍蜉所能撼與。

　　或曰：《三統歷》載成王元年命伯禽侯于魯，后三十年有《顧命》作。則成王在位乃三十一年。予曰：下文云推伯禽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薨。以此證之，成非三十年而何。所云“后三十年”乃實指其紀數之年，非離元年而數者。

　　或又問曰：子于古人有信有疑，何此書惟劉歆之是信。余曰：歆之人雖非，而于經學也甚精。適當王莽委任之日，諸所建立亦甚正。反惜建武中興，一切以人廢耳。然其于歷法亦有未盡，如推《洛誥》戊辰為十二月晦日，又曰是歲三月甲辰朔。予以三月甲辰朔推之，須三月后十二月前置一閏，方合。猶《武成》欲四月有庚戌，辛亥，亦必至閏于二月方得。不然，戊辰那得在亥月盡耶。要為脫漏一筆，《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蓋自望日始病，不知幾日，至甲子大漸，乙丑遂崩。今歷以甲子為十五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誤會經文，而并歷法亦錯飐矣。凡古人不能有得而無失，故予因有信復有疑。予豈一概信劉歆者哉。

　　又按唐孔氏《疏》引《畢命》《豐刑》曰云云，于“策”字下增一“書”字，今《漢書》本闕。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今《畢命》較《三統歷》所引增“至于豐”者。案宅洛系大事，須告文王之廟，故言“至于豐”，命畢公。何必爾。且君陳、畢公等果至豐告廟，兩人自當一例，而獨畢命云然者，蓋因逸《書·畢命》有“豐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傅會，以為“至于豐”。亦猶今《伊訓》以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

　　又按孔《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此《序》指《畢命》書小序言。予考之《周書》七十篇，無冊命霍侯。而齊梁間所出，康成又不及見，然則其所謂逸篇者，必另有一書，今不可見。李氏燾、陳氏振孫，謂《周書》戰國人撰。予又考之《戰國策》，荀息引《周書》曰“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蘇秦引《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左傳》狼瞫《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皆見七十篇內。則此書不惟高戰國，抑突出春秋前矣。

　　又按孔《疏》云：此歲入戊午闒五十六年三月甲辰朔大，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故戊辰為三十日。可補《漢志》之闕。

　　又按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注《春秋》，先求明歷，其《明志錄序》曰：于是問歷于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列所課而正之。癸亥三載于京師就吳任臣志伊學歷，歸而交秦淵云九里，中益研窮之。久之，始通其術。案《漢志》成王元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朔，甲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通漢《三統歷》推算之，自元年正月日南至至三十年正月日南至，中積一萬○五百九十二日○三刻二十五分，加氣應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為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四十○日○三刻四十六分五十秒。為甲辰日南至，又置中積加閏，應二日七十一刻八十八分四十二秒，為閏積，滿朔，實去之不盡，為閏余，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分四十八秒。以減冬至分余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二秒，為正月經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得二月經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六十一分三月經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四月經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望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四月經望甲子日，○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減去太陰疾差六十二刻七十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六刻○八分則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十五日也。甲子王乃洮颒水十六日也，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益覺歆并哉生霸與甲子為一日非是。此足正《漢志》之失。

　　又按經世之書莫尚《通典》，其門凡八，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刑，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曰州郡，曰邊防。《文獻通考》就其八門析而為十九，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賦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祀，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又補其闕者五門，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嘗舉似吳志伊，志伊曰：尚闕一門，曰歷。予曰：仍闕一門，曰河渠。蓋自遷書河渠，漢志溝洫，厥后一統之世之史無河渠者，東漢、晉、隋及唐。偏安之世，史獨有河渠者，金。唐無河渠，說有二，一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后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朝廷，故一部唐書，僅載者薛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瓠子一事耳〔又《裴耀卿傳》為濟州刺史，《蕭仿傳》為義成軍節度使，皆有治河事〕。金有《河渠》，則《宋史·序論》所謂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泛溢，復禹跡矣。一時奸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后，貽其禍于金源氏是也。馬端臨生于晚宋，僻處鄱陽，目不睹中原河流決溢之患，遂闕此考。要須亟補之。志伊曰：弟補《歷考》，子補《河渠考》可也。

　　又按羅敦仁《尚書是正》，極辟古文《書》。其于《堯典》有言古今不同有三大事。一者治邊，古人薄伐粗安，不與人爭命。今也防之逾深，增亭隧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入也。一者治河，古人因便利導，不與地爭勢。今也持之逾急，沈璧馬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徙也。一者治歷，古人隨宜修改，不與天爭時。今也求之逾密，具表漏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差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嘗舉似秦云九，云九曰：治歷隨宜修改，不與天爭時，是已。但隨時修改，與天相應，舍表漏其奚從也。歷家首重日至，欲得日至真時刻，必取日景為據。次驗交食，欲知交食真時刻，必以水漏為據。是表漏者，治歷之規矩準繩也。乃云不能制其差，何哉。以弟意改作“測轉交者，數矣，亦不能制其差也”，庶乎可。余曰：然。儒者鮮通歷，故有所撰述輒舛。以“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貼治歷，說亦未允。蓋古歷疏，不比今人。如日食有推術謬誤，至期不驗者。若《劉劭傳》論建安中正旦當日蝕是。亦有卒暴有之官不及覺，天子諸侯仍行禮者。若《曾子問》以日食與大廟火后之喪，雨沾服失容一例是。皆因加時早晚，食分淺深，以致立法疏闊，不能預推。若論其理，豈有當食不食。與今時法，豈有卒暴不可知之事哉。蓋歷至元郭守敬得其七分，西法入中國得其九，僅有火星半度之差。譬猶圍棋者，實高古人四子，豈非今有勝古處。云九曰：頃與子游，覺考核之學，今亦有密于古人處。予笑而不敢答。

　　○第六十九

　　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于《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先圣正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后。《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余則《十翼》是也。一亂于費直，再亂于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為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為注。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為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為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為注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為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后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善乎，史鑒明古。趙秉文《畫跋考》云：世之作偽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先后，而飾詞以實之，尚何辨哉。噫，明古之論，殆為斯《傳》發歟。

　　按朱子《周易本義》本十二卷，經二卷，傳十卷，盡復孔氏之舊。乃為永樂中輯《大全》者所殽亂，后又從《大全》提出《本義》單行，仍是王弼次序，非朱子書。顧炎武寧人告予，當覓宋版翻刻，以頒示學官。甚盛心也。

　　又按子夏《易傳》十卷，今不傳。陳氏振孫以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用王弼本，決非漢代古書，最妙。或曰：唐張弧作也。余因思關子明《易傳》為阮逸偽作。麻衣道者，正易心法，為戴師愈偽作。皆歷有確據，而世之好異者，猶不能舍以從之。謂之何哉。

　　又按陸德明《釋文》有王云者，王肅之《注》馬云者。馬融之《注》今監本《舜典》“肆類于上帝”下《傳》引王云、馬云，明是誤刊《釋文》入《傳》中，非《傳》本然。雖相承云梅獻孔《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遂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用王肅《注》以補之，不應復標“王云”。讀者宜辨之。

　　又按愚嘗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即在經之中，不必外求。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即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又思子夏《喪服傳》初必另為卷帙，不插入經，何者。傳固自有體也。毛公學自謂出于子夏，傳與經別，公羊高、谷梁赤親受經子夏，作傳皆無經文。且人以《喪服傳》為子夏所作者，特以語勢相連，與《公羊》體類。因弟子而決先師，其淵源如此。何獨至《喪服傳》，子夏輒自亂其例乎。必不爾矣。是宜心通其意焉可矣。

　　又按馬端臨之父碧梧先生言：朱文公于《易》《書》之合者，離之。于《禮》《書》之離者，合之。皆學者所當知也。余謂，合者離之，即上經二卷，傳十卷，悉還孔氏之舊者是。離者合之，則《答應仁仲書》謂《儀禮》難讀，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者是。近時馬公骕著《繹史》，內《儀禮》十七篇分章句，附傳記，又兼及大小戴諸書，真是繭絲牛毛，讀之每令人心氣俱盡。復叩其家，公生長北方，實不曾見朱子《古禮經傳通解》，但以其《答應氏書》二語依義編次，凡五年而告竣。尤可嘉嘆云。

　　又按《書序》引之各冠其篇首者，魏晉間孔安國本然也。亦從毛公分《詩序》以置諸篇之首學來。朱子出，始復并為一編，各綴于經后，曰以存古，曰以還其舊。離者合之，是又學者所當知也。

　　又按余謂《喪服傳》初必另為卷帙，不插入經。后讀元敖氏《儀禮集說》，辨之尤悉，遂備載其辭。曰：他篇之有記者多矣，未有有傳者也。有記而復有傳者，惟《喪服》此篇耳。先儒以《傳》為子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顏師古以為七十子后學者所記是也。而此《傳》則不特釋經文而已，亦有釋記文者焉，則是作《傳》者又在于作記者之后明矣。今考《傳》文，其發明《禮》意者固多，而其違悖經義者亦不少，然則此《傳》亦豈必皆知《禮》者之所為乎。而先儒乃歸之子夏，過矣。夫傳者之于經記，固不盡釋之也。茍不盡釋之，則必間引其文而釋之也。夫如是，則其始也必自為一編，而置于記后，蓋不敢與經記相雜也。后之儒者見其為經記作傳而別居一處，憚于尋求，而欲從簡便，故分散傳文，而移之于經記每條之下焉。此于義理雖無甚害，然使初學者讀之，必將以其序為先后反，謂作經之后即有傳，作傳之后方有記，作記之后又有傳。先后紊亂，轉生迷惑，則亦未為得也。但其從來既久，某亦未敢妄有厘正，姑識于此，以俟后之君子云。案《漢志》，記百三十一篇，下注“七十子后學者所記也”，乃班固語，非小顏繼，公認頗誤。

　　又按有偽書出近代，證佐分明，茍一言及，輒嘩然起，被以大不韙之名。且以寧可信其有者，莫過史彬之《致身錄》，鄭所南之《心史》。一為史兆斗所撰，一為姚士粦所撰。前說余征諸牧齋，后說聞諸曹秋岳云。

　　○第七十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為領。余謂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光祿勛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為行。杜君卿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澤行司徒事如真是也。余向論《周官》六卿是實職，三公系其兼官。成王當疾，困將發，顧命乃同召實職之六卿。觀其次第，一以六卿為序，不重在三公。孔安國作《傳》當云：冢宰第一，召公為之，兼太保。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為之，兼太師。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為之，兼太傅，如此。于奭上之“太保”字，畢、毛下二“公”字，亦無不瞭然。不當云“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云云。必以三公為高官，而視六卿為下司，非此經正旨。大抵國家設官，各有攸司。當坐而論道之時，自畢公第一，毛公次之，召公又次之。及作而行之之時，又召公第一，芮伯次之，以至毛公終焉。更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于左，亦不以師屈保下為嫌。及王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陳戒于王，又一依六卿之位，不復紊與同召時同。豈非各有攸司。唯坐而論道，方重在三公。而其余實職之所系，有不盡拘以師保之尊哉。余向嗤蔡《傳》不甚通古今官制，每每舛。茲讀安國《傳》亦然，故不憚委折論之云。

　　按《春秋》胡氏《傳》云：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予謂作朕股肱耳目，蓋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乃泛論臣義，不貼坐而論道。虞縱有師保，未見伯禹為之，頗不確。周公為師，見《君奭》《書序》第十八。“位冢宰，正百工”見《蔡仲之命》第十九。遂以周公為先三公而后端揆也者。毋論此偽書次第不足準，而即以《孟子》征之，周公相武王，武王時周公已位冢宰，下及成王，始兼太傅。既遷太師，武王時太師則太公望為之，所謂“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此豈周公先居是任哉。益不確。康侯不惟不善會經旨，而并引事亦輒誤。

　　又按李燾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它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為湯左相者，不足信也。案仲虺為湯左相，見定元年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非恒法。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為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于古，未可知。惟《通典》本《管子》稱黃帝置六相，文十八年大史克稱舜舉十六相。相則輔助之名，非仁父所謂一相之任之相。善夫，王華嘆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彼六朝人，且知之，況黃虞盛世哉。

　　又按六卿中惟彤為姒姓，余皆姬。惟衛在畿外，余皆畿內。知其名者半，奭也、高也、封也。其不知名者亦半。或曰毛公，非即毛叔鄭耶。余曰：恐未然。定曰年祝佗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五叔者，鮮也，度也，武也，處也，鄭也。鄭果毛公，安得謂無官。且佗亦何故諱言之。嘗思毛為畿內之國，伯爵，為天子公卿固其常。不得如孔、蔡二《傳》云入，入則須畿外別有一國方可。若韓非屬韓原，乃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故詩人于其覲王也。曰入，入字不茍下，不然仍毛叔鄭之子嗣爵者，以有道上兼乎公。王肅曰，毛，文王庶子。毋論此非鄭，不從左氏富辰之言，而從《管蔡世家》之文，黜之于同母兄弟十人外，何哉。

　　又按富辰之言見僖二十四年，杜《注》曰，畢國在長安縣西北。余謂此名畢原，非畢陌之在渭水之北者。癸丑秋曾經過其地，正周畿內國彤。孔《疏》蔡《傳》并失所在，惟《通�╄b·��周紀》注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國于王畿之內。此二者皆不得云入為天子公卿，與召、芮、毛國同。

　　或謂孔《疏》解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是分地以建諸侯，使與京師作蕃籬屏捍。國并屬王畿外。若下二十六國是，非同縣內諸侯食采邑者比。僅食采邑，自不足當蕃屏。故解祭伯、原伯、毛伯三國名在二十六國內者。曰初悉封畿外，后不知何年，本封絕滅，還受采邑，為王卿士。果爾，則顧命當周盛時，若畢、若毛，豈有本封絕滅之事。仍存向畿外，孔《傳》云入似非無據。余曰：亦泥看“蕃屏”二字。昭九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下系晉。定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下系魯衛、唐。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下文一則曰諸侯莫不并走其望。固指畿外諸侯。蓋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國者曰望。再則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卻又指周、召二公號共和者。諸侯豈非畿內乎。且成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溫今懷慶所領縣。僖二十四年，捍，御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亦承鄭言，鄭初封在今之華州，并畿內國。至杜《注》管、雍、畢、酆等十國，十已得其四，曰，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或雒邑，或宗周，并屬短長千里之內，豈得盡謂是本封絕滅，還食采地者乎。或曰：祭，周公季子，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城，為其封。杜氏釋例所謂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者是。春秋以還，淪為鄭地。而王畿見有祭伯、祭公，以伯爵上兼公，非孔《疏》解之大申證乎。余曰：祭畢竟初封在周之畿內矣，豈不足當封建，當蕃屏。子奈何泥一二字面而害通部書之故實也耶。

　　又按余謂孔《傳》、蔡《傳》不甚通官制，不獨是，《孟子注》亦然。范氏曰：孟子于齊，蓋處賓師之位，有執此以問者，其說可得而信乎。曰：否。孟子為卿于齊，孟子致為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然則，既不處賓師之位，何召之則不往見之。曰：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蓋欲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真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齊宣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召而后不往也。或曰：孟子既不可召矣，不識齊宣可就見否乎。曰：于將歸，始就見之，前此無聞焉。則齊宣之不足與有為可知，孟子所以終去也。此關圣賢出處大者，不可以不論。

　　或問：孟子既為卿，為臣，又曰仕而不受祿。是所異于人者，僅不受祿一節耳。何以遂云“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豈當日客卿竟若此與。考諸秦惠王以張儀為客卿，與謀伐諸侯。昭襄王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當時客卿固非無所事事者，何獨孟子而若此與。曰：此蓋齊之官制，而非所論于他國也。亦蓋齊宣王之官制，而非所論于他王也。何以見之。見之《田敬仲完世家》也。《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不治而議論者，謂不治政事而各以議論相尚。如騶衍則談天也，淳于髡則滑稽也，田駢、接予、慎到、環淵則論黃老道德也。而孟子于其間又述唐虞三代之德，是皆所為無官守、無言責者。孟子之言詎不信哉。或曰：孟子于諸游士若是其班乎。曰：自今日論之，孟子則大賢也。自當日齊梁諸君之遇孟子，固未見甚異于游士也。故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饋萬鐘，使臣民皆矜式，可謂極其隆禮者。然考之《孟子荀卿列傳》云“騶奭者，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是固以此禮處騶奭輩矣，曷足異乎。且史遷明云“孟子所如者不合”，又云“困于齊梁”，較之騶衍所至見尊禮者為不侔，安在其能識賢而獨尊之也。遷生當西漢，上距戰國不甚遠，故得于聞見者如此。然能于齊稷下諸游士獨推孟子，俾上與孔子并，而知其不阿世俗茍合如騶衍之所為，此所以為千載只眼之人與。愚嘗謂《左傳》足以證《論語》，《史記》足以證《孟子》，茲固其一端爾。

　　又按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案《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諫官始此。其實《通典》云：諫議大夫，秦置，掌議論，無常員，多至數十人。武帝乃更置，非初置，溫公亦考未詳。余以《孟子》“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征之，似齊已先有是官，唯未知官何名。后讀《管子》書使鮑叔牙為大諫，又云“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躍然曰：此即漢鄭昌所謂官以諫為名，鮑宣所謂官以諫爭為職者與，真令人聞名知警。而《孟子》征實齊官制處，又不待云。

　　又按上所論右尊于左，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于左。是古者尚右，今者尚左。然亦僅得謂官職名號，至于他事，或尚左，或尚右，初不可以一概論者。錢塘馮景山公以何休《公羊傳注》來問：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侄娣，嫡侄娣無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無子立左媵侄娣，是固尚右之說也。至成公二年鞍之戰，《傳》，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衣服與頃公相似，代公當左。《注》曰：陽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信是說不又貴左而賤右邪。何前后參錯乃爾。余曰：前說是，后說不，豈惟何休，并《傳》文亦謬矣。案《禮記疏》，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又云，元帥與諸將不同，及君皆宜在中。果爾，則鞍之戰頃公自居中央，安得居左。所以左氏止言逢丑父與公易位，不言代當左。左氏長于公羊，則杜預確于何休，豈待辯也，子不記牧齋詩“定以孤行推杜預，每于敗績笑何休”之句乎。山公為解頤。

　　又按嘗語馮山公，吉事尚左，兇事尚右，亦僅謂其綱耳，其細目頗不盡然。如用兵兇事，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固是。以喪禮處之，若行伍則又軍尚左，卒尚右。《少牢饋食禮》，吉也，宜升左，胖卻升右。胖曰周所貴也。《有司徹》為其下篇，侑俎皆用左體曰侑賤也。兇拜尚右手，而聞遠兄弟之喪，拜賓則尚左手。兇冠縫向右，而小功以下縫同吉向左。至席一也，東向、南向席皆尚右，西向、北向席皆尚左。所以者何。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也。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卻又天道尚右，地道尚左，所以者何。日月西移，水道東流，則知以所趨為上也。信真不可以一概論。

　　又按《玉海》云：秦以左為上，漢以右為尊。其說不知何所本。案《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樗里子傳》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似疾左而茂右。《甘茂傳》則云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然亦未定孰尊也。考秦爵二十級，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仍以右為尊。參以《二世本紀》，先敘右丞相去疾，次及左丞相斯，又次將軍馮劫，其尚右奚疑。

　　○第七十一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為下。旨哉言也。今姑以《武成疏》證之。孔穎達于“式商容閭”之下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云云。旋又于“而萬姓悅服”之下引《帝王世紀》云“王之于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是商容既已前卒矣。竊意相隔僅四句，而所引之義則違反文則遺忘至此，怪矣。尤怪者，《帝王世紀》出皇甫謐一人手而若此，此等識見豈不為古文《書》所惑。又怪蔡氏亦引“亡者猶表其閭”于《集傳》，豈不記《樂記》有“行商容而復其位”，孔《傳》有“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及《韓詩外傳》載武王欲以商容為三公，商容固辭不受命之事乎。或曰：《史記·殷、周本紀》乃是命畢公表商容之閭，無武王親式事，“式”字何出。余曰：此則出《留侯世家》，式智者之門謂箕子，《呂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兼攝二義，故曰“式商容閭”。雖一字必有依據如此，此豈皇甫謐、孔穎達、蔡沈所能窺其涯際哉。其信之也固宜。

　　按《殷本紀》《宋微子世家》并載“紂怒曰：吾聞圣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龜策列傳》亦同，《泰誓》下易“圣人”為“賢人”。嘗舉問友人，或對曰：得毋以孟子皆賢人也，遂謂比干為賢乎。余曰：固然，卻是真用《淮南子·俶真訓》“剖賢人之心”。或曰：既用其上語，何不并用下語“析才士之脛”。余曰：亦是用《淮南子·主術訓》“斫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

　　或問“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見左氏，“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見《管子》，其為古《泰誓》辭無疑。但“有臣三千”注疏及蔡《傳》俱未注明，得毋即《孟子》所稱虎賁之數乎。余曰：然，此古天子親兵也。當武王初克商，數至三千。及搢笏說劍之后，定其數八百。故《周禮》虎賁氏屬有虎士八百人是也。《康王之誥》曰“昔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言其武，不二心言其忠。武且忠，其亦不離向之所謂“虎賁三千人，人惟一心”者與。

　　又按丙子夏馮山公寄余書云“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亡上文“欒懷子亡于楚”之亡，《注》亡，奔也。是解最確，喜而亟錄之。

　　○第七十二

　　古偽詩文有二，一是明掩己之姓名以欺后世，一是擬古某文和古某詩，傳之既久，忘其所出，世以為真某古人矣。如江淹《陶征君田居詩》一篇，東坡《和陶偶并和其韻》，后刻《陶集》者，且竄入以為真陶詩。竊謂，白居易有《補逸書》一篇，幸皆知為白作耳。若世遠言湮，姓名莫得，其摹孔《書》處亦幾亂真，安知不更以為二十五篇之儔乎。愚故列之，以為觀者一笑云。其文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百眾，啟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共俎羞。予介厥牛羊，乃暨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眾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祗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自繩契已降，暨于百代，神亟怒民叛，而不顛勣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眾，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眾，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按劉敞原父有《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二篇，朱子取以補《儀禮》為《鄉禮》一之下，《邦國禮》四之下。愚最愛其古雋之致，在溫醇爾雅中，氣味自不涉秦以后。摹古至此，可無毫發之恨。既而思《禮記》畢竟出七十子后之學者，及漢儒所共作故，劉原父筆力高，復寢食行走，浸灌于經學中，放筆摹擬，尚可得其神。若百篇《書》為三代上語，又親經圣人所手定，豈容臨摹者能亂真邪。譬諸有明人古文學唐宋者，或得其真，學秦漢者，輒得其贗。此有可學不可學之別也。

　　又按《史通·尚書家》云：晉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后漢尚書》《后魏尚書》凡二十六卷。隋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唐書·王勃傳》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今諸書皆不傳，良可悼惜。愚因之忽悟六朝學士家原有此種撰著，文章家原有此種體制，故魏晉間人遂有假古題、運古事以撰成二十五篇《書》，以與真《書》相亂，亦其時風尚所致，非特能鑿空者。然其源亦自王莽之作《金縢》焉。《漢書》，平帝元始五年冬，帝有疾，莽作策，請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今此篇亦不傳，若傳，必有酷于摹擬處。宋世嘗目王通孔門之王莽，愚則謂孔《書》圣經之王莽，殆亦確對云。

　　又按《晉·虞溥傳》，作《學誥》。《宋·顏延之傳》作《庭誥》。雖以誥名，非誥之體。獨《晉·夏侯湛傳》，作《昆弟誥》。辭旨深拗可喜，而末幅著意學二《謨》，殊可厭。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誥既武五子傳所載賜策三篇，各以國土風俗申戒者。縱亦規摹訓誥，而深穆簡重氣味自是近古，與后代手筆不同。譬諸世胄子弟，即不肖乃祖父，而大家風度自存。若優孟衣冠，終偽而已。作偽《尚書》者，能毫不異古，尚屬優孟，況乎其不能耶。

　　又按余嘗語人：古文書頗易撰，人多未信。茲讀蘇伯衡平仲集，首載《周書補亡》三篇，曰《獻禾》，曰《歸禾》，曰《嘉禾》。自云效白居易《湯征》之作，手筆較白實高。而末一篇尤佳。但惜不知采獲傳記中逸《書》以為之骨，然已足大亂真，故并列之以俟觀者焉。其文曰“周公既得命木，庸作書以誥曰，伻來乃命，賚予以嘉禾，曰臻茲在予旦，嗚呼，予旦尚懼，弗克恭于王，以獲戾于天。夙夜不自皇其皇，敢行貪天之功。曰，厥休旦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申。厥眷命，休祥攸集。嗚呼，時則大可慶，亦大可恤。我思夫人未遘祥，乃罔不畏。既遘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誕，縱厥淫，泆怠傲，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日興。罔不用降祥，日亂。嗚呼，王尚永寅念于茲哉，王尚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谷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孽王，亦入于畏。我非敢多誥王惟心我惟股肱心，不[B194]股肱，克有濟，鮮哉，嗚呼，圖惟厥終，永保茲顯休命”

　　又按《唐文粹》有陳黯《禹誥》一篇，亦自以補《尚書》，此則如蘇伯衡所謂陶窳缶與殳丁卣父辛爵屈生敦臺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者也。隋杜正藏舉秀才試，擬《尚書·湯誓》。此擬題試士之始也，文今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