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清·閻若璩
○第四十九
史家有追書之辭，每以后之官名制度敘前代事。讀者要以意會，不必以為核。其類甚多，今姑舉一事。如郡守更為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太史公書于景帝前輒曰“太守”，豈當(dāng)日之實稱乎。抑偶誤爾。竊謂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觀《牧誓》可見。州鳩蓋以其終有天下，故以有天下之制稱之。亦追書者之常。若當(dāng)武王時，敘武王所統(tǒng)軍而曰“王乃大巡六師”則大不可矣。序《書》者遠(yuǎn)出刪《書》者之后，故流傳說，頗訛見。《召誥》有“太保”字，及《顧命》《康王之誥》皆然。遂以“太保”為召公之官。曰“西旅獻(xiàn)獒，太保作《旅獒》”不知武王時召公尚未也。然史家多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初不計其時，亦追書者之常。若當(dāng)武王時敘召公所居官而曰“大保”，乃作《旅獒》，則大不可矣。凡偽書之以追書為實稱，其誤如此。
按伶州鳩又曰“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即《金縢》所云三王：大王、王季、文王。故作《武成》者亦有“大王肇基王跡”等語。似當(dāng)日未必及后稷，且尊之為先王，何則。果爾，是宣四王之德矣，奚啻三。余是以信《國語》，不信晚出《武成》者以此。
或曰“太守”字在《史記》固多追書。若《戰(zhàn)國策》韓陽曰：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豈亦追書乎。余曰：昔人已疑到此，著有明辯。蓋校寫《國策》者，不通古今，妄增入，非原文。因笑近時刻《日知錄》者，遽謂戰(zhàn)國真有太守稱，亦不善于論世矣。
又按左氏亦間以其人所終之官言之，不知其時尚未者。昭元年四月子產(chǎn)稱公孫黑子谷曰上大夫。《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有六卿，時乃罕氏、虎國氏、僑豐氏、段印氏、段游氏、吉駟氏，帶為之。安得復(fù)有一卿以位黑。黑得為卿者，蓋后六月丁巳強與于六卿之盟，子產(chǎn)弗討，遂以為卿。以至明年秋被殺，亦書于經(jīng)。當(dāng)子產(chǎn)數(shù)子南之時固未也。然則子谷宜何官。曰：子產(chǎn)稱子谷貴于嬖大夫，子南則亞大夫可知也。或“上”字為“亞”字之訛，然此等誤稱，左氏煞少，亦千慮中之一失乎。
又按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dāng)大國之中，中當(dāng)其下，下當(dāng)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dāng)大國之下卿，中當(dāng)其上大夫，下當(dāng)其下大夫。是春秋時列國別有上大夫，未遂為卿。與《周禮》《王制》不合。又因悟《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是本《周禮》，“次國之上卿”一段則用左氏。獨不思《周禮》屬國之初制，變至春秋已大不侔，而會顀成一書者，何哉。
又按《左傳》桓三年有上卿、下卿、上大夫。昭五年有上卿、上大夫。益驗上大夫與卿各別。參以文六年亞卿，昭四年介卿，哀十四年次卿，臧宣叔所謂中卿是也。則卿信有三。又參以僖四年中大夫，昭元年嬖大夫，昭七年亞大夫，哀二年下大夫，蓋亞大夫即中大夫，嬖大夫即下大天也。則大夫等亦有三。然則前所云上大夫即卿者，不可削去乎。曰：亦未可盡主一說也。莊十四年鄭厲公謂原繁曰，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注》曰上大夫，卿也。意是時鄭官制猶未變，不然此乃史家之文，非當(dāng)日之實稱。請更證以一事，覲《禮》，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晉非小國也。且勿論而自唐叔以迄文公、景公，皆稱為叔父，何昭九年三十二年《傳》于平公定公反改稱伯父。當(dāng)其伯父也，并惠公亦伯父之。或曰：周自景王以下實然，然昭十五年景之十八年也，何又曰叔父。疑左氏不畫一處，亦未必盡得當(dāng)時之真云。
又按《史記》《周書》并稱武王克殷，有召公奭不言太保。言太保，自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保，保其身體。始見賈誼《新書》。至《顧命》篇猶然。唯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于六卿中何官。或曰：《詩集傳》明云韓初封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筑城。余曰：韓侯是武王子，計其封當(dāng)在成王之世，聃季為司空。衛(wèi)康叔封聃季授土，見定四年《傳》。豈召公為之哉。疑臆說。或曰：朱子本王肅。余曰：肅《注》，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下云召公為司空，主繕治。此蓋指宣王時召穆公虎，非召康公奭也。又錯認(rèn)。且朱子以筑城為必屬司空乎。仲山甫城齊何以時為冢宰。朱子以司空為必主繕治乎。又何以平定淮夷，命召穆公虎。蓋古者人雖有專官，官雖有定職，至國有大事，則推賢而往。人不以為忌，已亦不以為嫌。往而輒能成功，還報天子。后世幾此意者鮮矣。
○第五十
傳注家有錯解之辭，要久而后錯始見，論始定。亦朱子所謂后出者巧爾。《無逸》篇“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孔《傳》曰：湯孫，太甲也。唐孔氏亦因之。至蔡氏《集傳》出而論始定。尤快在據(jù)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后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祖甲既非太甲，則“不義惟王”之非太甲事也亦明甚。《高宗肜日序》以為高宗祭成湯，蔡《傳》則謂其祭禰廟。蔡《傳》近是矣。然終至金氏前編出，而論始定。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訓(xùn)。史遷系于祖庚之紀(jì)內(nèi)，則是祖已為祖庚作。凡書之訓(xùn)告其君，多系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xùn)》。無系之君者。而此二書皆訓(xùn)體，乃系之君，既非義例矣。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繹之于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目君且以廟號，稱之曰典祀無豐于昵。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時，繹于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xùn)祖庚也明甚。既祖己以訓(xùn)祖庚，則典祀無豐于昵之非高宗事也亦明甚。作古文者生于蔡、金兩氏之前，錯解未正之日，故《太甲》上曰“茲乃不義，習(xí)與性成”《說命》中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若與彼二篇為實相表里者，抑豈料其錯解也哉。凡晚出書之以錯解為實事，其誤如此。
按《無逸》篇泛言自三宗之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經(jīng)世書》證之，或十年者，則太戊后仲丁十三年，河亶甲九年。或七八年者，則太戊后陽甲七年，武丁后祖庚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則祖甲后廩辛六年，武乙四年，太丁三年。歷歷皆合。且與由少以至益少者次第亦不紊然。則安得謂祖甲即太甲，反在太戊前乎。孔《傳》謂殷家祖其功，故稱祖。不知太甲在《史記》有宗稱，無祖稱。至南軒，予不識其為何人，當(dāng)論定之后而猶以兩孔氏為確論，傎已甚矣。
又按孔《傳》之誤，因于王肅。王肅之誤，因于《史記》。《史記》之誤，又因于《國語》。于是祖甲一人忽上而冒太甲之賢，復(fù)降而同帝甲淫亂，其幸不幸如此。
又按以錯解為實事，復(fù)得二條。一，此書專主王肅之學(xué)，肅錯解中月而禫為在二十五月之中，二十六月朔輒即吉，故撰于《太甲》中三祀十有二月朔，嗣王被冕服歸。一，《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讀辟為避。周公居?xùn)|二年，謂避居?xùn)|都，至王肅始錯解為東征。孔《傳》因之。則上文解辟為法，亦用王肅說可知。故撰于《蔡仲之命》，周公以流言至辟管叔于商。嗟乎，此古今二大關(guān)鍵也。服闋于二十五月，于是兩晉諸帝俱短喪而陷于不孝矣。周公身誅管蔡，于是唐太宗臨湖之變，推刃同氣而莫之恤。周公可以藉口矣。王克有言，俗語不實，成為丹青，丹青之文，賢圣惑焉。夫茍至于惑賢圣，則其流毒正無窮無極，安得不使有識者昌言以辯哉。
○第五十一
趙氏稱孟子尤長《詩》《書》。其于《書》之辭必熟習(xí)，必不以古人口中語認(rèn)為敘事，又必不以古人口中語妄續(xù)之于后，與或妄增之于前，自亂其引古之例，斷斷然已。奈何晚出《書》以校之《孟子》，有不然者。書曰“天降下民一節(jié)”自“武王恥之”上皆《書》辭，蓋史臣所作，故孟子從而釋之曰：此武王之勇也。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后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正一例也。偽作者欲竄入武王口，不得不去其末二語，又改“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為“予曷敢有越厥志”。試思此段在《泰誓》上者，曾有一毫似武王之勇，而孟子乃引之乎。又有“攸不為臣”一段，亦史臣作。“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則更臣述士女之辭，偽作者亦欲竄入武王口。自不得不去其首句，又改為“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試思今文《書·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其自卑如此。于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甚且曰天邑商，其尊人如此。豈有武王當(dāng)初得天下日，遍告群后，而乃侈然自尊為大邑周乎。即文理亦不可得通，凡晚出《書》之以敘事為議論，其誤如此。
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一節(jié)，《書》辭、《孟子》語頗相雜。偽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互異，故不援入《書》。以“東面而征西夷怨”至“奚為后我”凡三見，斷為《書》辭入《書》。“民望之”以下又《孟子》語，蓋以別于《書》曰“徯我后”。故此最其苦心分疏處，但味“湯一征自葛始”亦史臣所作，若仲虺面對成湯，自不得斥其號。于是偽作者輒變其辭曰“初征自葛始”，又其苦心閃縮處乎。
入按“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仲虺之誥》縮其辭為“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便蠢拙。予嘗謂鶴脛不得不長，鳧脛不得不短，此文章家法也。司馬公約諸史之文而成《通鑒》，已屬從簡。作《綱目》者不知務(wù)于字句間蹙損，往往致有文理不通，足資嗢噱處。或曰：朱子可若是其輕詆與。余曰此原不盡出朱子，多其門人為之。若真出朱子手，其大書必一依凡例，分注必不擅改司馬氏原文耳。
又按余嘗謂圣人之言述于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圣人之確，何況偽作古文《書》者。殆無怪其然。或請征其義，余曰：《論語》“杞不足征，宋不足征”。《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征”之切證乎。眾言淆亂，折諸圣，未聞?wù)壑T賢。或曰：《論語》蓋孔子一時之言，《中庸》又一時言之，故不同。觀并提三代與僅論二代者亦不同。余曰：年有蚤暮，識有淺深，論因有定否。此豈所論于圣人乎。“杞用夷禮”見魯僖公時，出《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戴公當(dāng)周宣王時。出《毛詩序》。蓋惟禮樂廢壞，方就周大師校之，得《頌》之全本。旋復(fù)遭放失。孔子習(xí)《詩》不及半矣。尚得謂載《論語》者乃其暮年之言。宋固如此。載《中庸》者則其初年，宋猶有文獻(xiàn)存焉者耶。觀《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知我罪我，一聽世之君子，予則信孔子過篤者耳。
又按自《書》有“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后師曠述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后又荀卿釋之，辭愈顯而意益加。警曰“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然皆一脈相傳，足征《孟子》所引之確。今《泰誓》上改“降”為“佑”，意覺索然。吾直不省作偽者是何心。或曰“有宋存焉”，蓋言其僅有存者，亦是宋不足征意，特比杞差勝耳。余曰：孔子又有言矣，“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安在杞一無所存者乎。大抵當(dāng)時列國文獻(xiàn)惟魯為最備，故曰“吾舍魯何適矣”二國自俱不足征。或曰：二國俱不足征，孔子于何處考訂而能言之。雙峰饒氏有云：圣人生，知得其一二，則可以識其余，亦信然乎。余曰：此最無稽之說也。聞一知十，自就義理言。若世遠(yuǎn)言湮，典文殘缺，雖圣人亦不能臆為說矣。孔子嘗問禮于老聃。《曾子問》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其所述夏后氏之禮、殷人之禮，必備講學(xué)于老聃。而不僅如今之寥寥者。然則孔子亦何俟杞宋存焉，而后能言其先王之制與。
○第五十二
吾嘗疑《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必史臣美武王之辭，非武王有語。蓋紂之惡甚于桀，而武王除殘之功亦遂高于湯。史臣正紀(jì)其實處，曰“于湯有光”，非夸也。偽作者以三篇俱武王語，一例竄入之于口中。試思《禮記》引《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謙謙于父之前，而于商先王便侈然自多其功，圣人氣象豈至于此。吾故疑焉。今讀《管子》又得一條，《法禁篇》引《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亦史臣辭，亦被竄入于其口。試思“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萇弘引《大誓》語也。《論語》引之即作“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其相同如此。何至《管子》引《泰誓》，辭出史臣。晚出《書》卻撰作武王自語，抵捂至此，后世必有能辨之者。
按張霸百兩篇，史稱其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竊以晚出《書》亦然。其二十五篇無一語與《書序》相違。左氏引逸《書》復(fù)捃拾殆盡，然亦有不必捃拾而捃拾之露破綻出者。昭二十四年萇弘引《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云云，上文“同德度義”分明系萇弘自語，不然有不冠以《大誓》乎。即另出一篇亦應(yīng)先作“《大誓》曰”，“同德度義”次作。又曰“紂有億兆夷人”，方協(xié)左氏引《書》之例。更可笑蔡《傳》寡陋，以“同德度義”為古者兵志之詞，世竟有不讀左氏《傳》者。
又按《管子》引《泰誓》古文書，縮其辭為“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便減卻無限風(fēng)致。自擬為古，祗增其拙。予嘗以四子書有從《毛詩》出者。如《小旻》之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論語》曰“暴虎馮河”《蕩》之詩“曾是掊克，曾是在位”，《孟子》曰“掊克在位”《桑柔》之詩，予豈不知而作。孔子則變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翙宮》之詩“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子思則變之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角弓》之詩“綽綽有裕”，《孟子》則變之曰“豈不綽綽然有余裕哉”一經(jīng)點用，或繁或簡，無不從火中熔鑄而成，無補綴之跡，豈若古文之多可嗤笑與。
○第五十三
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jì)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jì)事，《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者可以互見，不必復(fù)冠以二月，此省文也。未有以此月之日紀(jì)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去竟覺有三十四日而后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載。考《召誥》篇先書丙午次戊申，又次庚戌、甲寅、乙卯、丁巳、戊午、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篇先書甲子，次乙丑，又次丁卯、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于后結(jié)一句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今晚出《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fù)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為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耶。或曰：《洛誥》亦嘗稱乙卯，《費誓》兩稱甲戌，皆止有日。余曰：此自周公伯禽口中之辭，指此日有此事云爾。豈若史家記事，垂遠(yuǎn)必系日于月，有一定之體耶。
按《國語》伶州鳩對景王曰“昔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癸亥”上加“二月”，其敘事之密如此。又按《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望者十六日，庚寅自庚寅數(shù)至二十一日乙未正六日，蓋連望日而數(shù)，非離本日，此今文書法也。孔安國不達(dá)茲例，謂望為十五日，果爾何得曰“越六日”。此與晚出《武成》“越三日庚戌”誤同。益驗古文與《傳》出一手。
又按余向謂孔《傳》多同王肅《注》，乃孔竊王。非真漢武時之孔氏預(yù)與三國魏之王氏合也。以“三年之喪二十六月即吉”驗之。今又得一事，是《堯典》“禋于六宗”，說六宗者，人人各異義。至魏明帝詔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孔子曰“所宗者六”以對，肅以前未聞也。今安國《傳》正同，孔竊王，又一證矣。
又按三年之喪謂祥禫間月者，鄭學(xué)之徒。祥禫共月者，王學(xué)之徒。王學(xué)所以可廢者，以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xué)則遠(yuǎn)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間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更溯而上之，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歷，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年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遙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為據(jù)。夫所謂“是月禫”者，所以發(fā)下文而不系于上也。《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系。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yīng)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自王氏誤標(biāo)茲義，宗之者尤盛于魏晉間。若孔《傳》者，殆亦魏晉間王學(xué)之徒也哉。
又按《儀禮·士虞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為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益驗王氏說非是。
○第五十四
朱子有古史例不書時之說。以二十八篇《書》考之，如《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多方》“惟五月丁亥”，書三月、五月，皆不冠以時。《洪范》“惟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書十三祀、二年，皆不繼以時。確哉，朱子見也。唐孔氏謂《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于法日、月、時、年皆具，其不具者，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shè)言之日，如《牧誓》等篇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更以逸《書》考之，《伊訓(xùn)》“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書年、書月、書日，并書朔、朏，絕不系以時。不益見朱子確耶。大抵史各有體，文各有例。《書》不可以為《春秋》，猶《春秋》不可以為《書》。今晚出《泰誓》上開卷大書曰“惟十有三年春”，豈古史例耶。予故備論之，以伸朱子，以待后世君子。
按朱子有《答林擇之書》，使之求汲冢《竹書紀(jì)年》。此書今不傳，傳者贗本。杜元凱稱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jīng)。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疑亦書時。及考《魏世家》裴泬引《紀(jì)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四月”上不見“夏”字，乃知古人文各有例。雖似《春秋》，終有不盡司處。馬遷踵《秦記》成《秦本紀(jì)》，頗書時，然多略，不似《漢書》于秦二世元年書“秋七月”，漢元年書“冬十月”，盡從而整核其體。疑后代史冊遵《春秋》例者，自班氏始。
又按《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為夏時。先儒已歷歷辨析，尤莫善于鄱陽吳仲迂之言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其破的如此。胡《傳》既非，則蔡《傳》以《泰誓》春為非建子之月，又不足攻矣。
又按朱子又疑《竹書紀(jì)年》純用夏正，似胡氏之說亦有據(jù)，非也。《紀(jì)年》為魏史記，魏出于晉，當(dāng)時列國惟晉擅用夏正。以左氏驗之，“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皆謂夏正。杜氏亦經(jīng)注出，但未補明一句曰：于時晉獨用夏正。所以然者，何也。成《春秋》在前，見《竹書》在后故也。憶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定四年啟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即政與正通，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wèi)乃又建壬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為語塞。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竹書紀(jì)年》文意簡質(zhì)，雖頗似《春秋》經(jīng)，然此書乃戰(zhàn)國魏哀王時人所作，往往稱謚以記當(dāng)時之事。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晉獻(xiàn)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明系春秋后人約《左傳》之文仿經(jīng)例而為之。與身為國史，承告據(jù)實書者不同。杜氏《后序》則謂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不亦過乎。予曰：《竹書》今不傳，然散見《史記》中。如《魏世家》，《索隱》引《紀(jì)年》曰“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朌伐我東鄙，九月秦衛(wèi)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wèi)鞅，我?guī)煍】儭薄４朔钱?dāng)時史官據(jù)實書當(dāng)時之事乎。與《春秋》曷異乎。杜所見蓋全書，今所譏乃杜舉之?dāng)?shù)條，竊恐考有未詳，而立論太果，杜正未肯受過耳。
○第五十五
余向謂作偽書譬如說謊，雖極意彌縫，信人之聽聞，然茍精心察之，亦未有不露出破綻處。不獨《墨子》所引三語也，今且見《漢書》矣。《漢·刑法志》引《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魏晉間作《書》者，似以此為逸《書》之文，于《泰誓》中篇微易其文竄入之曰“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不知《郊祀志》明云“《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顏《注》，今文《泰誓》，《周書》也。蓋偽《泰誓》唐代尚存，故師古得以知之。今將以偽《泰誓》為足信乎。不應(yīng)為晚出書遂廢，以偽《泰誓》不足信乎。又不應(yīng)晚出書復(fù)與之同，蓋魏晉間此人正以鄙薄偽《泰誓》，不加熟習(xí)，故不覺己之所撰厘革之未盡耳。
按寧都魏禧冰叔著《左氏經(jīng)世編》，亦有分明現(xiàn)露破綻之論。是襄公三十年，子產(chǎn)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叔子曰：此“輿人”如今一二無賴秀才出沒頭帖稱兩學(xué)公約者，名假輿人，卻口中便露出造謗人本色。細(xì)看他褚衣冠、伍田疇，只是平日豪侈，及侵占人田土者在內(nèi)耳。又如管蔡流言而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孺子”二字明明露出叔父口語。余謂叔子祗緣今文《書》有周公稱“孺子”者七，遂認(rèn)孺子之稱為真叔父之于兄子也者。不知古人稱人多以年，年長則叟之，年幼則孺子之，初不計其爵。亦見古人質(zhì)處。《禮記》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氏《注》為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故晉有小子侯。以此禮律成王正當(dāng)喪之日，其稱尤屬不易，豈得偏疑自叔父。且周公曰、沖子曰小子與孺子何異。而召公不嘗亦稱沖子乎，豈叔父乎。《通鑒》，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孫嬰年二歲者，號曰孺子嬰。豈莽亦叔父乎。凡著一書，必明于古人名物訓(xùn)故，而后可以號通識。今叔子經(jīng)解若此，豈得謂其地素通古學(xué)哉。
又按偽《泰誓》仍有厘革未盡者，曰“自絕于天”，見《史記·周本紀(jì)》《漢書·谷永傳》《漢紀(jì)·孝昭皇帝紀(jì)》。曰“以說婦人”，見《漢書·禮樂志》。
又按《漢書·平當(dāng)傳》，當(dāng)上書引《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視《郊祀志》少末一語，《刑法志》多首一語。雖引法各異，要為偽《泰誓》辭無疑。
又按偽《泰誓》不獨唐師古得知，章懷太子賢于《后漢書·班固傳》典引《注》亦知。
○第五十六
又余向謂文有承訛踵謬，千載莫知其非，而一旦道破，真足令人笑者。不獨《大禹謨》之于《左傳》，抑且見《五子之歌》之于《爾雅》矣。《爾雅·釋詁篇》，郁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郁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郁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床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郁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郁，陶也。據(jù)此則象曰：郁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固已明下注腳曰：象喜亦喜。蓋統(tǒng)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大凡兇惡之人偽為憂尚易，偽為喜實難。故象口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為傳神。偽作古文者一時不察，并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郁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且憂喜錯認(rèn)，此尚可謂之識字也乎。歷千載人亦未有援《爾雅》以正之者，抑豈可獨罪偽作者乎。噫，余蓋不敢深言矣。
按《廣韻》云“陶，喜也”薛君《韓詩章句》云“陶，暢也”從不作憂字解。《廣韻》云“郁，氣也，又悠思也”，亦不盡作憂郁解。惟魏晉間孔安國《書傳》出，始云郁陶，哀思也。然其誤亦有自來。王逸注《九辯》“豈不郁陶而思君兮”曰“憤念蓄積盈胸”，臆也。不知《九辯》此一章上云“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又云“心閔憐之慘凄兮，愿一見而有明。重?zé)o怨而生離兮，中結(jié)軫而增傷”。皆極憂懣語，若果郁陶為哀思，則應(yīng)正接，不應(yīng)用“豈不”二字。惟“郁陶思君”乃喜而思見之辭，故曰“豈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guān)梁閉而不通”。仍復(fù)終窮此騷人說而又說處。王逸亦偶因郁之一字，遂并誤解郁陶。至選詩謝靈運“嚶鳴以悅豫，憂居猶郁陶”，謝玄暉“朋情以郁陶，春物方駘蕩”，江文通“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郁陶”，皆沿王注之誤而誤。詞人之學(xué)固無庸多責(zé)耳。又按《楚辭》十七卷有曰郁邑、曰郁結(jié)、曰郁郁、曰怫郁、曰郁怫、曰紆郁者，皆解憂也。惟郁陶字不可一例解。王逸固善訓(xùn)，亦偶失之。殆亦昔人所謂卿讀《爾雅》未熟者與。
又按謂誤解郁陶斷自王逸，然太史公《五帝本紀(jì)》“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尋其文義，似亦認(rèn)郁陶為憂，何則。上文明著“不懌”字，又倒其語為“我思舜正郁陶”，宛然辭與色一，豈得以喜也解之乎。宋倪思謂史遷好易經(jīng)文，務(wù)趣平易，體固應(yīng)爾，然因易而失其意，甚與本事背馳者，不可勝計。于是輯遷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以行世。誠有以哉。又按《禮記·檀弓》疏云：陶者，郁陶。郁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fā)俄爾，則郁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郁陶，繇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郁陶以思君，又云陶斯詠者，郁陶情轉(zhuǎn)暢，故口歌詠之也。此解陶字尚詳及郁陶。然則郁陶之非哀思，益勿問矣。
又按《孟子集注》云：郁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氣不得伸可解郁字，若思與陶字何涉。而乃作注腳乎。予嘗謂古來相傳訓(xùn)詁之學(xué)，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
又按揚雄《方言》十三卷，宋洪景盧疑其依托，而郭璞《注》卻真。但《注》自謂據(jù)《爾雅》以正《方言》。然亦有忘卻《爾雅》處。如“郁陶為喜”，與《方言》所云“郁，悠思也”本別義。璞乃注郁悠猶郁陶也。何與幾令人疑非出璞手。
又按魏博士張揖《廣雅》十卷以為補《爾雅》未備，曰：陶，喜也，憂也。從來訓(xùn)義之反覆用之者，惟以臭為香，亂為治，擾為安，苦為快，未聞以喜為憂如陶字。此訓(xùn)義竊恐亦因王注而誤。大抵魏時已然。如曹子桓《燕歌行》“郁陶思君未敢言”與前首“憂來思君不敢忘”正同一意。則魏晉間孔《傳》竟認(rèn)為哀思，殆無足怪。所怪者《五子之歌》，托三代以上人所撰，不應(yīng)不識字乃爾。
○第五十七
舜之佐二十有二人，其最焉者九官，又其最焉者五臣，而五臣之中禹為最，稷契次之，皋陶次之，益又次之，此定評也。當(dāng)舜問誰可宅百揆，僉舉禹，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則可知也已矣。胡舜欲薦禹于天，禹契諄諄然皋陶是讓，而并不復(fù)及稷契焉，何哉。或曰稷契乃堯之親弟，計其年已高，其或不逮，是時也而卒，禹故弗及。不然，禹豈遺賢者哉。然愚考之《春秋內(nèi)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稷固逮禹之世。即降而遷書亦云：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yè)著于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吾意此二臣縱未必入夏朝，要當(dāng)禹攝天子政，天下有浸浸然歸于夏之勢。此二臣必在故諸書俱斥言之偽作《大禹謨》者，止緣莊八年《傳》有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遂援之以作讓皋陶，而不知與當(dāng)日人物情事脫漏者多矣。
按《禮記·祭法》云“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nóng)，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夏之衰”當(dāng)如《外傳》作“夏之興”為是。孔《疏》即從“衰”字曲為說，吾無取。嘗熟顧大韶仲恭謂：世固有本書脫誤而他書可證者，為益不小，其此類之謂乎。然予觀《祭法》卻又是取展禽語刪潤竄置之以成篇，特筆力高，可列為經(jīng)。然間小有不及處，亦不可不參考。
又按作《大禹謨》者，以舜將薦禹于天斷自在帝位三十有三載，最為巧合。蓋薦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此《孟子》文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此今文《堯典》文也。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載。攝位者須始正月元日，而禪位者又必于前一年有辭，后一年受命方成唐虞故事。人止見其顯合《堯典》，而不知巧在陰用《孟子》，而人弗覺，但欠卻稷契一讓。遂來予掇拾其后于今日耳。
又按蔡《傳》于“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云：舜至是年九十三矣。非也。蓋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載，年三十二。明年，居攝。攝二十八載，堯崩，年六十。遭堯三年之喪，畢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耳。又二載是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時年六十三。越三十有三載，年已九十五矣，豈九十三乎。或曰：如此于三十在位頗不合。余曰：三十在位，乃自居攝數(shù)之以迄居喪。蓋居喪仍居攝也。不見古君薨以聽于冢宰之禮乎。臣居君喪，豈猶夫子居父喪，一無所為者乎。故曰，通三十年乃即帝位。若歷試三載，當(dāng)在征庸句之內(nèi)。或曰：如此又于兩三十字不合。余曰：此敘舜之歷年，非計舜壽數(shù)也。既曰征庸矣，自包有歷試在內(nèi)。若必以歷試與居攝合數(shù)，又三十一載，亦于三十不合。且安所置堯三年之喪地耶。抑竟忘此歲月耶。蔡氏聞之，亦應(yīng)啞然自笑也。
又按舜生三十征庸一節(jié)為今文《堯典》，通篇大結(jié)束自“朕在位七十載”至“舜讓于德弗嗣”，皆結(jié)于“三十征庸”一句。自“正月上日”至“四海遏密八音”皆結(jié)于“三十在位”一句。自“月正元日”至“分北三苗”皆結(jié)于“五十載陟方乃死”一句。余因益悟晚出《書》強析為二篇之非。又悟《中庸集注》舜年百有十歲亦少卻居喪二載。又悟金氏《前編》書稱五十載，蓋自堯崩之后通數(shù)也，亦非。歐陽氏辯武王不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武王既爾，舜獨不然乎。《竹書紀(jì)年》起自夏某年帝陟后定，空二年，第三歲方屬嗣天子之元，夏既爾，唐虞獨不然乎。又悟蔡《傳》云堯在位通計一百單一年，以歷試三載在七十載之外，故不知七十載既聞舜曰“我其試哉”。試始于此矣，七十二載試且畢，何得復(fù)增一年。此《前編》之以受終系于丙辰載為獨得也。
或問“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說者謂連不窋在內(nèi)。譙周疑不窋至文王千余歲，僅十四世。不窋未必親棄之子。余曰：否也。《外傳》明云，不窋失官，當(dāng)夏之衰。夏之衰指太康言。《內(nèi)傳》昭二十八年云，昔后夔取于有仍氏，實生伯，封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后稷。后夔同時人，其子皆當(dāng)夏之衰，一失官，一覆其祀，何疑之有。顧仲恭謂自公劉以后，世數(shù)必?zé)o誤，惟不窋竄于戎翟間，其時不過西戎一部落耳。國無史官，家無譜牒，及傳至鞠，不知凡幾世矣。公劉遷豳，始復(fù)為聲教之國，始有文字紀(jì)事，故后君長名氏悉歷歷可數(shù)。余謂是則辯矣。然史漢并稱居豳由避桀，公劉至文王亦僅十二世。以十二世歷商六百二十九歲，必每世在位皆五十許年，又必即位后二三十年生冢嗣，方可充其數(shù)。不然有一甫即位生子者，子且如百齡之文王，享國百年之穆王矣。以情以理實難據(jù)信。然則仲恭之論亦未必為定云。
或又問：禹、稷、契、皋陶、伯益品第的然如是，但《孟子》“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上文無皋陶，茲特補出，非為唯皋陶始足以配禹與。余曰：顧夢麟有云，獨禹、皋并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或古人原以并稱而順口因之。或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且以道統(tǒng)屬皋陶，益明非皋陶不足以配禹矣。余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敘道統(tǒng)不及周公，顏子論亦可恍然于其故矣。蓋古之圣賢有遺言而無遺意，觀言者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為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以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后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xué)，其視文王若一人焉。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于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圣。至于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恒辭也。茍執(zhí)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fēng)慶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于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xué)則獨予顏淵，蓋昔人之專辭也。茍執(zhí)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日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妙哉論也。豈惟禹、皋并稱，五臣中有以禹、稷并稱者，躬稼有天下，當(dāng)平世是也。意當(dāng)舜朝，禹、皋陶相與陳謨帝前，無他人。不見其道之同乎。帝禹立稷契，俱已前卒，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不又見其君臣同代乎。古以并稱，其此故與。然則陸象山謂唐虞之際道在皋陶者，似止見謨有皋陶，而不知另有棄稷。又似篤信今《大禹謨》舜欲傳位禹，而禹只讓皋陶，不及稷契，遂專以道統(tǒng)歸之。亦少過矣。
又按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禹、皋陶并稱者，恒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當(dāng)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禹稷并稱者，專辭也。亦妙。
○第五十八
晚出《書》未論二十五篇雜亂，而即與馬、鄭、王三家本同者，亦多所增竄。三家本俱不傳，僅散見一二于孔穎達(dá)《正義》。如《堯典》“帝曰：我其試哉”，三家本無“帝曰”二字。四岳之言也，以上文岳薦鯀云“試則此試哉”，亦屬岳，鄭康成《注》試以為臣之事。“慎徽五典”原接“帝曰欽哉”之下，試即指慎徽五典等。“下女于時”二語乃另一意，蓋是時，帝女嫁及期，舜又未娶，其賢圣如此，可以為二女之觀刑。原偽作者心必欲增以“帝曰”，不過以擇婿大事，宜斷自宸衷，非外廷諸臣所可與。不知唐虞朝大公何事不聽其臣博議，況擇婿乎。蓋當(dāng)師錫帝曰“有鰥在下”，已含有可妻也之意矣。又“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蓋禹同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稷既命之仍舊職矣，益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缺官，禹蓋深知其才習(xí)于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原偽作者心必欲竄為“僉曰”，不過以上文薦禹及垂下文薦伯夷皆屬“僉曰”，此不宜別一例。不知唐虞朝大公眾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為朋黨。若獨知其賢，即越眾以對，而亦不以為異。愚于是嘆晚出《書》之紛紛多事也。
按《史記·五帝本紀(jì)》“堯曰：吾其試哉，皆曰益可”，晚出《書》正本此。
又按禹讓稷、契、皋陶，舜不聽其讓，而下即命之仍播谷、敷教、明刑。伯夷讓夔龍，舜不聽其讓，而下即命之典樂、作納言。何垂讓殳斨、伯與，益讓朱虎、熊羆，舜止不聽其讓，而于彼七臣者漫無所命，豈舜竟遺才耶。既讀《五帝本紀(jì)》云：舜遂以朱虎、熊羆為益之佐。則前殳斨、伯與為垂之佐，例可知也。因悟所謂“往哉，汝諧”者，“諧”不指其職，言“諧”則《皋陶謨》“同寅”之“同”，“協(xié)恭”之“協(xié)”，“和衷”之“和”，蓋飭垂與益往就職，而并和其僚屬耳。彼七臣者，蚤已統(tǒng)攝入此句內(nèi)。圣朝無一才或遺，圣經(jīng)無一字空設(shè)，其妙至如此。
又按朱子云：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qū)逐禽獸，未必使之為虞官。至舜命作虞。然后使之養(yǎng)育其草木鳥獸耳，洵是。但謂未必使之為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閼伯為堯火正，居商丘，見《左傳》襄九年。舜登庸則益為之，舜即帝位后益又遷作虞，分明各為一職，何必致疑。蓋緣朱子時已久無火官，故亦不暇詳晰耳。古者，火官最重。高辛世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火不數(shù)變，疾必興。圣人調(diào)燮微權(quán)，正寓于此。觀一藏冰啟冰間尚足和四時，而免夭札，況火為民生不容一日廢者，其出之內(nèi)之所關(guān)于氣化何如乎。噫，后代庶官咸備，政獨缺。飲知擇水，烹不擇火，民必有陰感其疾而莫之云救者，其不幸可勝道與。
又按陸德明《音義》謂益即皋陶之子，此自遠(yuǎn)從曹大家注《列女傳》，高誘注《呂氏春秋》及《詩譜》得來。金仁山謂其果如是，則當(dāng)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后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皋陶不祀乎。明非屬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強盛，日薦食上國，而為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謂皋陶盡無后。何以驗之。皋陶偃姓，群、舒皆偃姓，則自出于皋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群、舒叛楚乎。或曰：皋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愚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為其胤子，自貍姓，何父子同姓之有。愚因又思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dāng)禹讓于稷契暨皋陶，而不及益，蓋以益為皋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尚薦益于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又思舜五臣其四人沾新命，而益尚否，故禹當(dāng)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之問，輒以益對。其情蹤種種皆合。益信真古文之不可一字移易如此。
又按金仁山辨伯益、伯翳為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又以史遷作《齊世家》，四岳為其祖，而總敘齊又伯夷之后，則是齊有二祖。亦誤。愚謂其誤亦遠(yuǎn)自《國語》來。仁山未知《周語》大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禮于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侯，姜之俊也。一以為四岳，一以為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宜何從。曰：云四岳者是也。觀太公望曰，呂尚子丁公。曰，呂伋系出四岳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詎便為一人。且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書》悖。他尚足信哉。
又按邵文莊《寶簡端錄》曰：周六卿，即虞九官也。冢宰禹，宅百揆也。司徒稷，播谷。契，敷教也。宗伯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也。司馬、司寇，皋陶作士也。司空垂共工，益作虞也。配合頗當(dāng)。但以益作虞為司空，此不過習(xí)見近代工部有虞衡清吏司故云爾。不知《周禮》屬地官。蔡氏則云在虞曰虞，在周曰虞曰衡，并屬夏官，又不知所本是何等《周禮》。蔡《傳》舛誤，殊為章章。
或謂蔡《傳》曾氏曰：新命者六人，禹、夷、垂、益、夔、龍，非稷、契、皋陶。稷、契、皋陶則舊職而已。愚曰：舊職也，而命則加新矣，故亦新之。
又按范祖禹《論立后疏》云：一曰族姓，一曰女德，一曰隆禮，一曰博議。博議蓋專破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yù)一輩人之語。愚謂擇婦既爾，擇婿何獨不然。舜出虞幕，幕成天地之大功，其后為王公侯伯。是族姓貴也。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是士德著也。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是禮之隆也。四岳及群臣諸侯同辭以對，是議之博也。一舉而四善咸備，尚得謂之輕以天子女與匹夫，而嘗試其觀刑哉。故試乃別試以為人臣，非為人夫，于此尤易見云。
○第五十九
昆山顧炎武寧人著書言，自夏以前純乎質(zhì)，帝王有名而無號。商以下浸乎文，有名有號。堯、舜、禹皆名也，時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jì)，臨文不諱也。考之《書》，帝曰“格，汝舜”“咨，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后，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無言堯者，不敢名其君也。其說善矣。而亦未盡然也。堯、舜、禹亦皆有號，放勛也，重華也，文命也，三者即是也，何以別之。《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勛乃徂落”，許氏《說文》正同。他日引堯之言為“放勛曰”，則可知其以是為號也矣。唯至偽古文出，“重華協(xié)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斷為句，與今文“放勛”字面一例，而竟連下文“協(xié)于帝”、“敷于四海”，自不得解作號，而謂是史臣贊頌之辭矣。予痛其以偽亂真，而并古帝王之休稱鴻號冠絕千載者，亦掩沒而不彰，豈不甚哉。
按《曲禮》，臨文不諱。盧植《注》云：臨文，謂禮文也。禮執(zhí)文行事，故言文。陳氏《集說》云：不因避諱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于承用也。文字解如此，顧氏頗誤用。要須易為《詩》《書》不諱耳。
又按蔡《傳》載蘇氏曰：《史記》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此亦是過信晚出《書》故爾。其實《五帝本紀(jì)》曰：虞舜者，名曰重華。《夏本紀(jì)》云：夏禹名曰文命。名者，號也。言虞舜號曰重華，夏禹號曰文命云爾。唐孔氏《疏》，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
又按《孟子》足信不待論。而屈原賦二十五篇亦近古，《離騷》曰“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曰“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懷沙》曰“重華不可醩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得如放勛。集注曰“重華本史臣贊舜之辭，屈子因以為舜號”也乎。
又按漢之群帝有號有謚。如太祖，其號也，高皇帝，其謚也。此既葬后，孝惠與群臣至太上皇廟，上其父之稱，著見《史記》，遷忽訛而為高祖。班固撰《漢書》即正之曰：《高帝紀(jì)》但史文，未盡厘正耳。夫遷世掌史官于本朝，開天之圣曰號曰謚猶不能置辨，而況魏晉間及齊時人遠(yuǎn)論上古帝王乎。其誤會也固宜。
又按《漢書》較《史記》加嚴(yán)，而《霍光傳》尤其第一作。予讀之，昭帝崩，昌邑王未立，斯時僅有皇后上官氏，無皇太后也。《傳》卻云：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光薨，宣帝已立六七年，久尊上官氏為太皇太后，斯時無皇太后也。《傳》卻云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史文之不易核實也如是。
又按宋有真宗，即玄宗也，蓋避其圣祖諱。故唐有代宗，即世宗也，蓋避太宗之諱。故嘗私訝明既有世宗矣，而弘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雖宋仁宗前有文貞，無文正，仁宗來易為文正，繼宋之代，兩謚并行，然正與貞可以兩義解，而代與世不可以兩義解也，終屬重意。牧齋宗伯掌邦禮，或不應(yīng)至此。詒書興化李公清問之。公復(fù)書曰：此當(dāng)日出顧瑞屏手，瑞屏?xí)r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如是，洵有前輩風(fēng)范云。
○第六十
《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xùn)己也，復(fù)歸于亳”一段，玩其文義，自以伊尹放之于桐三年為句，于桐處仁遷義為句，三年以聽伊尹之訓(xùn)己也為句。蓋太甲被放后三年始悔過，又三年惟伊尹訓(xùn)是聽，蓋凡六年始復(fù)歸于亳，踐天子位焉。亦猶孟子“昔者孔子沒”一節(jié)，有兩三年字。《史記·孔子世家》謂子貢凡六年然后去是也。雖《殷本紀(jì)》載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dāng)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zé)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后，不指被放之后，與《孟子》少異。要為六年之久，復(fù)辟親政，則與《孟子》無異。古大臣格君非之難如此。偽作古文者，生于魏晉間，時皆以《書序》為孔子作，故所撰二十五篇盡依傍之。此《序》則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fù)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遂將放桐事撰于上篇中。三年復(fù)歸事撰于中篇中。以合《書序》而不顧不合《孟子》。夫成王幼而即位，未聞失德若太甲比，然且一聞流言，聽周公居?xùn)|二年，罪人已得矣。又后《鴟鸮》之詩已見矣。猶未悟也，直至風(fēng)雷示變，然后迎公以歸。曾謂太甲固顛覆典刑者，才放桐宮，而即翻然改悟，有如是其易乎哉。
按《殷本紀(jì)》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之語。宮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為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奈何博極群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zāi)，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誰欺。
又按趙岐注桐為邑，亦不云是葬地。余讀后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yuǎn)，判然各為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為湯陵墓地乎。緣孔《傳》欲附會太甲居近先王，則訓(xùn)于義，至生此說。后儒見有居憂字，并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guān)放廢，顯悖《孟子》，尤為怪矣。
又按亳有三：一南亳，后漢梁國谷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即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匽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即據(jù)《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xiāng)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余里，豈當(dāng)使民為之耕乎。亳今谷熟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注謂湯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余即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太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余里，伊尹既以身當(dāng)國于偃師，又焉能時時于桐訓(xùn)太甲乎。仍屬谷熟方近。或曰：注曷由而誤。余曰：誤自《史記》正文。正文云，盤庚渡河南，復(fù)居成湯之故居。《注》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以實其說。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fù)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蔡《傳》謂先王即湯，適于山即往于亳殷。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皋，南轅，西降谷是也。湯復(fù)往居此，不知此原泛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于前人之功，是故徙都，而適于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湯。或曰：即指湯，湯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視之。如武王告周公，營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后成王卒成其志，周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dāng)日致有三亳，鼎稱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徙西亳，若徙西亳，終無以為《孟子》于桐解矣。凡此皆商有天下，規(guī)模形勝之大者，余不可以不論。
或獻(xiàn)疑曰：康成以湯都必在偃師者，非獨本漢《地理志》，實以《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其《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亳之殷地，止可謂偃師，不得及谷熟與蒙。既宅殷土，是湯親曾居此矣。康成說所自來，子何獨于此說而必違鄭。余曰：是則然矣。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然《史記·殷本紀(jì)》首稱殷契，《呂氏春秋·仲夏紀(jì)》稱殷湯，蓋作文字者，以后代子孫所建之號通稱其先人，豈得執(zhí)契與湯之時已有此號。豈惟此二，《書·無逸》篇云，昔在殷王中宗。又云，自殷王中宗。中宗太戊遠(yuǎn)在盤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加之，則《玄鳥》之詩作者出武丁后，又何妨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乎。且上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為殷，文字宜然。凡讀書固須論世而觀文字，尤不可不會其意也。
又按“昧爽丕顯”見《左傳》昭三年，為讒鼎之銘。讒鼎乃魯鼎。“坐以待旦”見《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忽得，不復(fù)寐，遂坐以待旦。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旦，早也，明也，相去時僅幾希。此何足以見成湯憂勤惕厲之盛，而舉以告嗣王乎。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辨色黎明之時，日出則曰旦矣。雖分有先后，實相去無幾。若《漢·劉向傳》，專積思于經(jīng)術(shù)，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dá)旦。《鄭當(dāng)時傳》，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趙廣漢傳》，天性精于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晉·傅玄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踴不寐，坐而待旦。皆自夜至旦，或竟自晝?nèi)杖漳褐恋瑲v時甚久，故史志其異，豈所謂于昧爽與旦之間哉。連綴此語者，不惟文理弗通，亦大不曉事矣。
又按《太甲》三篇，標(biāo)出篇名為《禮記》所引者四：一《表記》“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一《緇衣》“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又“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一《大學(xué)》“顧諟天之明命”。今古文于“顧諟天之明命”上有“先王”字，于“毋越厥命以自覆也”無“也”字，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二語。于“無能胥以寧”，則重《盤庚》上篇為“罔克胥匡以生”。使古文果真，吾不知作《禮記》者必于“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去“先王”字，于“毋越厥命以自覆”下增“也”字，去“慎乃儉德”等語，于“罔克胥匡以生”不使之重《盤庚》，易為“無能胥以寧”，是何心也。
又按余少嘗有一論，其略曰：人主不患其有過，惟患其不悔。茍有過而悔，未有不卓然為一代之令主者。天子之悔過，商太甲尚矣，周穆王次之。一以桐宮之放而悔，悔而作《太甲》。一以《祈招》之詩而悔，悔而沒祗宮。是皆待人而悔者也。其為從諫如流之美，則一也。諸侯之悔過，衛(wèi)武公尚矣，秦穆公次之。一以飲酒而悔，悔而作《賓之初筵》。一以師敗于殽而悔，悔而作《秦誓》。是皆因事而悔者也。其為陳其既往之失，則一也。逮后世漢武帝悔于輪臺，唐太宗悔于遼左，或舉其生平而悔之，或偶懲一事而悔之，是皆有絕人之智，屈己之勇，而后能如此。雖然，諸君皆悔之于銳氣既衰，善念易萌之日，固猶未足為難也。惟商太甲悔之于蚤年，成之于六載，上以法其祖，下以順其師，褒稱太宗，配天亡極。是誠為不可及也夫。喜其不涉?zhèn)喂盼闹幸皇落浿?/p>
又按或者聞余謂武丁都西亳，引詩《玄鳥》“景員維河”，《殷武》“陟彼景山”，以為都當(dāng)在景亳。景亳者，北亳。是以《括地志》《寰宇記》《玉海》為證詞，甚辯。余曰：此第讀朱子《詩集傳》熟耳。《集傳》兩處并云，景山名商所都也。不知《毛傳》訓(xùn)景為大，陟彼景山是使人升彼大山之上，姑勿論，而即真屬山名，取彼松柏成茲寢廟，何必近在郊之間。下文是斷是遷，說者曰，斷之于生植之處，遷之于造作之所。一“遷”字非無謂，證以《魯頌·翙宮》“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徂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余屢經(jīng)過之，去魯都曲阜尚遙，未嘗不可掄其材木以成魯新廟。侯國既然，天子抑又可知。而必以就近始得者，書生寒儉之語，可發(fā)一笑耳。至“景員維河”，《集傳》始云未詳下方。有或曰，景山名一段，此惟孔穎達(dá)《疏》最合云鄭氏轉(zhuǎn)“員”為“云”，“河”為“何”者，以撝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shè)問之辭，與下句發(fā)端。此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當(dāng)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故知“河”當(dāng)為“何”，“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亦不得如毛《傳》為“大均”，且古文“員”與“云”同字耳。
○第六十一
君前臣名，禮也。雖周公以親則叔父，尊則師保，亦自名于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為《旦曰》，斷未有敢自稱其字者。或君于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義和之類，亦未多見。何晚出《書》所載太甲既稽首于伊尹矣，伊尹又屢自稱其字于太甲，豈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緣誤仿《洛誥》。臣之失，則緣誤仿《緇衣》。何者。《緇衣》兩引《咸有一德》，一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篇鄭康成《序》書在《湯誥》后，咎單作《明居》前。馬遷亦親受逸《書》者，即系于《成湯紀(jì)》內(nèi)，是必于太甲無涉矣。康成注《書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頗不可曉。要王肅《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當(dāng)時臣工贊美湯君臣之辭，故君則號，臣則字，不必作于湯前。偽作者止見《書序》為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將《緇衣》所引盡竄入于其口，又撰其辭于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喋喋稱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則伊尹宜曷稱。曰稱“朕”，《孟子》“朕載自亳”是也。稱“予”，“予不狎于不順”是也。稱“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稱摯，若周公“予旦”是也。至于稱字，烏乎敢。
按孔安國《太甲》中《傳》云：君而稽首于臣。予則對之曰：臣而稱字于君，冠履倒置，莫此為甚。果商初有此，孔子讀書必有“天下殆哉，岌岌乎”之嘆。
又按《說苑》，伊尹對湯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周公當(dāng)成王世，有其三。伊尹當(dāng)太甲世，有其二。要太甲自無名“伊尹”，若成王于周公止呼“公”，而謂“伊尹”便緣此不自名，名其字，恐無此事，殆又一義證云。
又按孔《疏》云：《孫武兵書》《呂氏春秋》皆有伊尹名。余謂《呂氏春秋》止有商之向摯，無伊摯。
又按《立政》“其在受德暋”，安國以“受德”為紂之字，乃其父帝乙所作，說與康成同。康成則遠(yuǎn)從《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呂氏春秋·仲冬紀(jì)》“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得來。穎達(dá)謂受之與德，共為紂字，而經(jīng)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fù)爾，亦佳。因悟向來皆謂受即紂字者非。蓋帝乙少子名辛，字受德，紂則其號爾。
又按天子字諸侯僅見《書·文侯之命》。覲禮則伯父、伯舅、叔父、叔舅之恒稱，無稱其二十字者。降而字陪臣，惟春秋中葉后有之。宣十六年王于士會曰季氏，成二年王于鞏朔曰伯，昭十五年王于荀躒曰伯氏，籍談曰叔氏，竟稱其五十字。較之僖十二年王謂管仲舅氏，杜預(yù)《注》“伯舅之使，故曰舅氏”者，已少不同，豈非世降變禮之一端乎。因思諸侯既異姓，其臣雖與我同姓，且同出自穆王之后，如管仲者，亦只謂之舅氏。蓋即孔子名從主人之義。則同姓諸侯之臣之稱從可知已。或伯父之使，則曰伯氏，或叔父之使，則曰叔氏。一以國之大小而分。伯、叔不以其人之字而伯氏、叔氏焉，斯協(xié)乎禮矣。
○第六十二
《周禮》真圣人之書，其猶有疑焉者，亦不盡在煩文碎節(jié)，而在一二大端處。如封公以方五百里，遞而降之男百里，則不合于《孟子》。止載冢宰以下六卿職掌，而不上及太師、太傅、公、孤等官，則不合于《書·周官》篇。不知不合于《孟子》誠屬可疑，不合于《書·周官》篇蓋無足疑也。《周官》篇其自《漢書·百官公卿表》來乎。《表》云“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于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tǒng)，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其有人然后充之”以此運為中一段。《禮記·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文王世子設(shè)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又運為首一段。及中或曰：然則，太師、太傅等竟無復(fù)有是官與。余曰：是何言哉。箕子父師即太師也，比干少師乃孤卿之首，見今文《書》。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見《史記》。降至周太公為太師，太公罷，周公由太傅遷太師，周公薨，畢公繼之。若召公則終身焉官太保。皆班班可考，安得謂之無是官與。或曰：然則，曷不載《周禮》。余曰：古者三公多系兼官，唯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安得以不冠諸首而謂《周禮》非成書與。又安得以晚出《書》旁采《漢表》而忘其所自出與。
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制，各不相蒙。西漢三公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者是。丙吉為丞相，道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問之，曰：三公典調(diào)和陰陽，職所當(dāng)憂。此自謂其丞相為三公耳。與太師、太傅、太保之三公，了不相涉。偽作《周官》者不通西漢時三公，而妄以太師、太傅、太保當(dāng)之，曰“茲惟三公，燮理陰陽”。失之遠(yuǎn)矣。
又按一代有一代之官名，與其職任不得相混。竊以唐虞時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蓋其官以揆度百事為職任，必欲認(rèn)以為名則非，何以驗之。后文契作司徒，司徒其官名也，敷五教則其職。皋陶作士，士其官名也，明五刑則其職。以至伯夷官名秩宗，而職典三禮。龍官名納言，而職出納朕命。是舜所謂百揆亦典三禮、敷五教之類耳，不得為官名。茍以為官名，則五典、四門、大麓一例字面豈有一官名在內(nèi)者乎。或曰：然則，此為何官。余曰：此即舜相堯，禹相舜之相也。有君則有相，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然其名亦隨在而異，在周曰冢宰，在商曰阿衡，又曰保衡，若唐虞則不可的知矣。或曰：然則，舜他日又曰“使宅百揆”，非使之作相者乎。余曰：宅者，居也。言使之居揆度百事之任耳。非如伯禹作司空，司空則官名矣。此亦幾微之辨。偽作《周官》者不通此義，竟認(rèn)百揆與四岳俱官名，曰“內(nèi)有百揆、四岳”其殆昔人所謂圖對偶親切者與。
又按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惟《左傳》解得最分明。曰：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又即《孟子》“使之主事而事治”之謂也。益驗決非官名。
又按陳氏振孫疑邦土、邦事灼然不同。予謂《周禮》太宰之職，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小宰之職，一曰天官掌邦治，二曰地官掌邦教，三曰春官掌邦禮，四曰夏官掌邦政，五曰秋官掌邦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則司空斷宜曰掌邦事，彼易“事”為“土”者，亦以《左傳》定四年聃季為司空，又曰聃季授土。今文《書》“禹作司空，平水土”，遂以為所自出乎。不知司空之職，鄭氏謂其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不止“邦土”、“惟事”字方包括得盡。益見《周禮》圣人書，雖一字不可擅易如此。
又按《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shè)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似三公之官起自虞夏。不特如上所論見商，《周禮》記此一段，從來解皆錯。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保，即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后丞，左輔右弼，即下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古人文多如此。因笑蔡《傳》云：立，始辭也。立三公為周家定制，則始于此。獨不記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為周令辟者，端由于此，安得謂六年作《周官》，方立太師、太傅、太保哉。蔡氏之妄至矣。
又按《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在內(nèi)。《周禮》六服不數(shù)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wèi)、曰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shù)王畿。則侯、甸、男、采、衛(wèi)、蠻、夷、鎮(zhèn)藩，并無五服字面。作《周官》者于本《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后文卻曰六年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為同《禹貢》乎。不應(yīng)內(nèi)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為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yīng)周家初盛大一統(tǒng)之時，而即有荒服者不至之事，反覆皆不可通。于是蔡氏為之辭曰：周五服在王畿外，與禹異。六服則并畿內(nèi)數(shù)之。似目曾不睹《周禮》之書，其妄尤甚于作古文者矣。
又按今文《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衛(wèi)”，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yuǎn)于役事而恒闕焉。余笑謂：要服路遠(yuǎn)，斧斤版筑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shù)。如唐孔氏云：爾者，且要服猶在九州內(nèi)，不比夷鎮(zhèn)藩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矣，世壹見矣。益驗《周禮》真出周公，而偽作者之多所抵捂云。
又按《周禮》，治官專指天官冢宰，非可以泛及。偽作者于篇首云“董正治官”，似未諳“治”字之義。
又按《周禮》，大司徒之職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茍云云。與唐虞時司徒敷五教者，名數(shù)迥別，不應(yīng)成王訓(xùn)迪。教官不以本朝職掌而乃遠(yuǎn)引上古之制，得毋類舍其田而蕓人之田乎。殆必不爾。后代儒者竟有于大司徒之職下撰其文以補之曰：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xùn)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異哉。
又按“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蔡《傳》云：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予謂《立政》自《立政》，《周官》自《周官》，安得強為引證。蓋偽作者特以《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并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辭。蔡氏不達(dá)，遽謂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敕之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無煩訓(xùn)戒。考《周禮》，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命數(shù)與卿同。故賈誼言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周禮》，卿即上大夫。《考工記》，九卿朝焉。鄭氏謂六卿三孤為九卿。可見孤與卿不相遠(yuǎn)，安得謂之位隆。大抵蔡氏不甚通古今官制，每每舛如此。
又按蔡《傳》云：司寇掌邦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亦似是而非。小宰職云，秋官掌邦刑。《秋官》篇首《序》云：掌邦禁。又云：刑官之屬。蓋禁即刑也。與以土易事者殊不同。
又按《冬官》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說者謂《考工記》前代之制，鸑周典大不類。余亦謂《冬官》亡，魏晉間作《書》者，以《王制》補之。《王制》，漢儒所作，鸑周典亦不類。或請征其義。余曰：《王制》，司空執(zhí)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非司空掌邦上居四民時地利之所出乎。大抵魏晉間此人學(xué)亦盡博，材亦盡富，不肯專主一說，以使人可測。其亦柳子厚所謂眾為聚斂以成其書者與。
又按《明堂位》，周三百。鄭氏《注》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周當(dāng)三百六十官。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解特妙。忽憶趙歧注《孟子》“而皆去其籍”云：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fù)存。皆以經(jīng)解經(jīng)之切證也。賞嘆既久，因附著之。
又按《鄭志》十一卷，追論康成生平應(yīng)對時人者，今不傳。疑亦多為后人所羼，非本文。何以驗之。《周禮·保氏》《疏》引《鄭志》，趙商問曰：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此二語分明是古文《書》。康成及時人安得預(yù)見以相咨問。予謂學(xué)者凡遇此等處，盡從抹殺，不必復(fù)疑焉，以藉口可也。
○第六十三
嗚乎痛哉，作偽《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古未有夷族之刑也，即苗氏之虐，亦只肉刑止?fàn)枴３鹾螄L舉人之三族而殲絕之。有之，自秦文公二十年始。蓋秦近于戎，戎法至重，秦亦相承用之。他國未之見也。入春秋一百二三十年，楚始滅若敖氏之族矣。晉始滅先縠族矣。君子謂其誅已甚矣。愚嘗為之說曰：古未有以人從死也，有之，亦自秦始。亦戎法也。《秦本紀(jì)》曰，二十年武公卒，初以人從死。降及穆公，以三良為殉。波及晉國，魏武子以嬖妾為殉。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書曰始用殉。蓋傷中國而亦然也。滔滔者于是不可止矣。使孔子讀史至此，有不太息流涕，歸秦人以作俑者之罪也哉。偽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予后世人主嗜殺者之口實。且習(xí)其讀者，群以為固然也。茍一詳思，未有不痛其言之易者。我故曰：作偽《書》者可謂之不仁也乎。
按《漢書·刑法志》，高后元年曾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除之，后卒以新垣平故復(fù)行三族誅。可見文帝一身旋禁之而旋復(fù)之。蓋天下虐政與邪說等，莫患乎倡其端，端一倡后遂河決魚爛，而不可救止。猶秦獻(xiàn)公元年止從死，可謂不世出之主。后一百七十四年，始皇崩，仍令后宮非有子者皆從死，死者甚眾。以例殺人，無論死者莫知所避，而并死死者亦恬且安之矣。生人至此，詎不重可悲哉。予尤怪如淳注“三族”云：父族、母族、妻族也。夫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chǎn)為三族。今復(fù)妄增母妻二異姓。嗚呼。為斯言者，簡牘之上聞鬼哭聲矣。
或問：莊二十三年晉患桓莊之族逼，后盡殺之，非滅族之首見者乎。余曰：桓莊之族逼，故盡殺之。非謂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者比。余故弗引。或又問：宣四年，楚滅若敖氏之族，實以其族謀反故。卻非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者比。何得引及。余曰：觀越椒初生子文曰，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將死，聚其族而泣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則知當(dāng)時已有此族滅法，不必征之于反而必以反言者，特以其年可數(shù)耳。予獨怪晉患桓莊之族逼，盡殺之后快，不知桓叔之子萬受韓以為大夫，是為三家之韓卒分晉國而滅之者，桓叔之族也。天道好還，蓋可懼哉。
又按《秦本紀(jì)》于作法之始，皆書曰：初有出于戎翟之俗，而秦初有者，三族從死是也。有出于中國而秦初有者，臘是也。說者疑左氏“虞不臘矣”為作于秦以后，不知惠文君十二年初臘。下張守節(jié)《注》曰：秦蓋始效中國為之，故曰初臘。余嘗譬之秦文公初有史以紀(jì)事，秦宣公初志閏月。史與閏月豈中國所無，待秦獨創(chuàng)哉。然亦有秦所創(chuàng)者，德公二年初伏是也。雖然，此俱未足關(guān)大重輕也。予獨服史遷識力卓絕處，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于《本紀(jì)》，書之年表，書之《封禪書》，書之諸《世家》，幾遍書之。《列傳》亦間書焉，諄諄然若不憚煩者，何哉。蓋秦有天下，古今一大厄運也。有天下始于為諸侯，為諸侯自襄公始。在《易》坤之初六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然則始皇雖漸至冰，襄公則已霜矣。太史公當(dāng)陰凝之會，懷憂懼之心，安得不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故揚子曰：太史公，圣人猶有取焉。
又按《檀弓》，孔子謂“不殆于用殉乎哉”。又“不殆于用人乎哉”。用人與用殉有別。蓋殉是殺生以衛(wèi)死者，用人則生納之壙中。秦《黃鳥》之詩所謂“臨其穴惴惴其栗”是也。予獨怪鄭康成注《周禮》于鸞車象人不從鄭司農(nóng)，注象人謂以芻為人，而以象人即俑。引《檀弓》謂“為俑者不仁”。周公之制竟為孔子所非乎。后注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曰：言埋之，則是馬涂車之芻靈。蓋以言埋之，則此馬非真馬，乃涂車芻靈耳。馬既以芻為之，人亦必以芻，可互相證。又怪《孟子集注》云：古謂之芻靈，中古易之以俑。中古正周公制禮時，亦惑于鄭《注》。殆亦昔人所謂注經(jīng)誤甚于注《本草》誤者與。
又按古之仕者，世祿不得世位。世卿兩見譏于《公羊傳》。一隱三年尹氏卒，一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wèi)。公羊皆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似即起自春秋之世。然《左傳》襄二十五年大叔文子謂甯喜曰：九世之卿族。甯氏出自武公，武公卒春秋前者三十六年，春秋前有世卿矣。又考之《詩》，宣王有“文武吉甫”，幽王則有“赫赫師尹”。宣王有“蹶父孔武”，幽王則有“蹶維趣馬”。宣王有“大師皇父”，幽王則有“皇父卿士”。皆相接連，其為傳世無疑。殆起自幽王世乎。晚出《書》以受實官人以世，吾無征焉爾。
○第六十四
荀卿曰：《誥》《誓》不及五帝，故《司馬法》言有虞氏戒于國中，夏后氏方誓于軍中。殷誓于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當(dāng)虞舜在上，禹縱征有苗，安得有會群后誓于師之事。此不足信。《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見其老弱，奉歸無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藥醫(yī)歸之。其以仁為本如此，安得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如后世檄文，以兵威恐?jǐn)持隆＜茸x《陳琳集》有《檄吳將校部曲文》，末云：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三國志·鐘會傳》，會移檄蜀將士吏民曰：大兵一發(fā)，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會與琳不相遠(yuǎn)，辭語并同，足見其時自有此等語。而偽作者偶忘為三代王者之師，不覺闌入筆端。則此書之出魏晉間又一佐已。
按《荀子·大略篇》，《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zhì)子不及五伯。文并同《谷梁》隱八年《傳》。但《傳》本是文質(zhì)子不及二伯。二伯自確。余嘗笑僖十七年夏，晉大子圉為質(zhì)于秦，非穆公手中事乎。荀卿其忘諸乎。《疏》稱荀受經(jīng)于谷梁，已一傳而訛。雖文字小失，然于事有礙。故程子曰：傳經(jīng)為難。
又按《司馬法》，《漢志》本百五十五篇，宋元豐間僅五篇，編入《武經(jīng)》，傳至今。余嘗愛《仁本》《天子之義》二篇，真太史公所謂閎廓深遠(yuǎn)，與所謂揖讓為三代王師之遺言無疑。頗怪小戴氏輯《禮記》不采入之列為經(jīng)，頒之學(xué)官，置師弟子伏而讀之。惜哉。
又按《疏》稱荀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申傳江見《儒林傳》。申受于荀尚不足信。《楚元王傳》，少時與申公等受《詩》浮邱伯。伯，荀卿門人。申于《詩》為再傳，何獨于《春秋》而親受業(yè)乎。且申至武帝初年八十余，計其生當(dāng)在秦初并天下日，荀卒已久。《疏》凡此等俱訛謬不勝辨，聊發(fā)憤一道，以為舉隅云爾。
又按陳琳檄文中云：元惡大憝，必當(dāng)梟夷。至于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又云：誅在一人，與眾無忌。亦殲厥渠魁，協(xié)從罔治意。
又按白居易記其《白氏文集》家藏外別錄三本，一本置于東都圣善寺缽塔院律庫中，一本置于廬山東林寺經(jīng)藏中，一本置于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nèi)。蓋樂天佛弟子也，故欲廣藉佛力護(hù)持。余非學(xué)佛者，雅愛《太史公自序》有“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置太華山頂，友人王弘撰司之，一寄置羅浮山，應(yīng)屈大均之請，是所謂“藏之名山”，其二本則寄千頃堂、傳是樓之主人宦長安者，又所謂“副在京師”也。至于俟后世圣人君子，愚竊有斯志，深恐未足以當(dāng)之云。
○補遺
△第四十九
又按《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則可證武王時未為太保矣。△第五十二
又按上元黃虞稷俞邰謂予：《泰誓》辭兼敘事，固已。《牧誓》有“王”字，猶曰史臣追稱之時無幾也。若《管子》引《泰誓》有“武王”字，死然后有謚，豈此三篇竟作于武王之崩后乎。余曰：此難甚善。然古書為后人增加改易者不少，《孟子》七篇，手所親著，所見諸侯王若梁襄、齊宣、鄒穆、滕文、魯平，不應(yīng)皆前死于孟子之手盡系以謚意，必有一二闕謚者。謚為后人填補。請證以《春秋》。《春秋》絕筆獲麟，哀公見存焉，得有謚，亦必后人欲與襄昭定一例改系以謚。然則孔子當(dāng)日實以何書。曰汲冢書稱哀王曰“今王”。太史公書稱武帝曰“今上”。其必稱“今公”可知也。《列子·天瑞篇》“子列子”，張湛注載子于姓上者，或是弟子之所記。余謂非弟子所記，乃弟子之所增以尊師。則《列子》中有增。蓋《泰誓》三篇成于初有天下日，止稱“王”，“武”或后史官增入與《管子》引時如是未可定。且不聞向所辯《國策》有“太守”字乎。俞邰曰：于此又得讀書一法矣。
△第五十四
又按趙子常言，有見殷周古書，書月則不書時。以《春秋》書月又書時為夫子特筆者，蓋古書乃簡牘記言之體，得以從略。《春秋》策書，國之正史，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實三代正史遺法也。借令不書時，則事有不得書月者，當(dāng)何所系乎。此言亦破的。余謂《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前已然。年有四時，不可遍舉四字以為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耳。此豈圣人特筆哉。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議論雖大，殊傅會矣。
△第五十六
又按嵇叔夜《難自然好學(xué)論》云“處在暗室，睹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郁陶而發(fā)其蒙”郁陶非作喜用，而何至有因喜借作蘊隆蟲蟲一類字用者。晉摯虞《思游賦》“尋凱風(fēng)而南暨兮，謝太陽于炎離。戚溽暑之陶郁兮，余安能乎留斯”。夏侯湛《大暑賦》“何太陽之赫曦，乃郁陶以興熱”，蓋喜近燠，憂近寒。亦《洪范》之理與。
△第五十八
又按劉寔《崇讓論》云：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為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皆讓也。后人臣初除，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其義蓋取諸此。逮季代不復(fù)有讓賢者，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竊以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讓之文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推之四征八尚書百郡守皆然，蓋世之功莫大于此。
△第六十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先王昧爽丕顯”，易《左傳》“旦”字為“爽”字者，避下句襲《孟子》“坐以待旦”、“旦”字也。
△第六十一
又按姚際恒立方論《咸有一德》曰：篇中凡句末用“德”字者十一，乃陳戒于德，常厥德，夏王弗克庸德，眷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惟天降災(zāi)祥在德，惟新厥德，臣為上為德，可以觀德是也。句末用“一”字者四，德惟一，終始為一，惟和惟一，協(xié)于克一是也。句末用“一德”字者四，眷求一德，咸有一德，惟天佑于一德，惟民歸于一德是也。其句內(nèi)所用“一”字、“德”字，又不在此數(shù)。通篇將題字面糾纏繳繞，此殆學(xué)語者所為耳。
又按《留青日札》曰：《尚書》重疊用字。只以《多方》一篇論，“惟五月丁亥”起，共“惟”字四十有三，“多方”字十一見，“多”字又九見。文法與他不同。余謂此今文也，正可與上古文疊用字者參觀。
△第六十二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周家想三年一朝，故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間朝以講禮。杜《注》謂十二年有四朝是也。逮春秋降文襄世霸，簡之至五歲而朝。子大叔稱其不煩諸侯。果如偽書六年一朝，子大叔不妄語乎。且上云六服，此云五服，少卻一服，則多卻一年，又不知如何分年作朝法耳。
又按朱子亦有如《周官》篇既謂為官樣文字，又謂只如今文字，太齊整了。是在古文可疑中矣。《語類》復(fù)有一段，引《漢·百官表》，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及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曰：其說與《周官》篇合，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貽后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盡反卻平生之論。余方以《周官》從《漢·表》出，此忽以《漢·表》述之，孔書殆顛倒見，亦當(dāng)盡從抹殺。
又按姚際恒立方曰：《周本紀(jì)》云，“成王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書序》同。而《魯、周公世家》則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其云成王作者，不必成王自作。云周公作者，亦奉成王命為之也。君臣一體，正可想見。《序》與史本不抵捂。作偽者僅見《序》合《周紀(jì)》，不參以《魯世家》，遂謂成王作《周官》矣。考《立政》所敘官名與《周官》之六卿卿有其四，而爵位復(fù)迥別，自余則無一同者。作偽者蓋以《立政》周公作，《周官》成王作，庶可掩其不同之跡。不知成王作《周官》時，周公尚在乎。不應(yīng)成王顯與之違，周公既沒乎。又可以周公肉未寒而盡反之乎。必不爾矣。況《立政》《周官》實皆出周公一人手筆，決不自矛盾。祗惜秦火以后無由睹當(dāng)日真《周官》云。何耳。又曰：自“阜成兆民”以上皆為王言，下又“王曰”，忽于中間入“六年”至“大明黜陟”一段，為史臣紀(jì)事語。夾雜凌亂，無此體格。
△第六十三
又按古人于刑旋禁而旋復(fù)者，不獨三族已也。即宮刑亦爾。漢文帝十三年感緹縈上書為除墨劓及剕，而宮尚存。后漢陳寵之子陳忠上除蠶室刑，事施行矣。然康成注《周禮》云：宮者，丈夫割其勢，女子閉于宮中，若今宦男女是。是暫罷旋復(fù)矣。直至隋文帝開皇元年，方永行停止。嗚呼，仁哉。王伯厚以《通鑒》西魏大統(tǒng)十三年除宮刑，疑《周禮疏》宮刑至隋乃赦，《尚書疏》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為不確。《周禮疏》則出賈公彥，《尚書疏》出孔穎達(dá)，二公皆隋唐之間人，目所親睹者。余參以《隋·刑法志》，開皇元年新定五刑，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曰笞。而前代鞭刑及梟首裂之法悉蠲除。詔曰：鞭之為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遠(yuǎn)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鞭尚爾，況閹割乎。殆去之無疑。穎達(dá)《疏》又云漢除肉刑三，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yīng)死者，皆宮之。隋初始革男子宮刑，婦人猶幽閉于宮。其明析至此。伯厚安得以魏暫罷之制而沒隋永停之仁與。
──右十一則系刻成后從先征君手書他本中撿出，不敢佚漏，亟附四卷末，以備參考。孫男學(xué)林謹(jǐn)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