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326－396），字安道，譙郡铚縣（今安徽省濉溪縣臨渙鎮(zhèn)）人，居會稽剡縣（今浙江嵊州）。東晉著名畫家、音樂家。少負才名，初就學于名儒范宣，畫《南都賦》，使范宣改變了繪畫無用的看法。博學多才，善鼓瑟，工人物、山水，其余巧藝靡不畢綜。

　　戴逵淡泊名利，一生隱居不愿出來為官，他的兄長戴逯因屢立戰(zhàn)功，被朝廷封為廣信侯，后又升官至大司農(nóng)。太傅謝安曾問戴逯：“你們兄弟倆人的志向和事業(yè)為什么相差那么遠呢？”戴逯說：“因為我忍受不了那份清苦，而家弟也改變不了他的樂趣”。戴逵終生不仕而且操守高潔。當時官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馬晞，聽說戴逵善于鼓瑟，就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深以為恥，當著使者的面將瑟砸碎：“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孝武帝時亦累征不就，隱居剡山之中，與當時名士郗超、劉炎、謝安、王徽之等為友，以讀書、作畫、雕刻為樂，被世人稱之為“通隱”，即十分曠達的隱士。當時大名士王徽之家住山陰，一次大雪之夜突然思念戴逵，連夜乘舟從山陰往剡溪。一夜頂風冒雪到達剡溪后，卻要舟子返回。舟子不解其故，王徽之說：“此無它，興至而來，興盡而歸。”從此留下“王徽之雪夜訪戴逵”的佳話和“盡興而返”的成語。但戴逵則不同于這類任誕放達的魏晉名士，《晉書》稱其“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將其列于隱逸傳中。著有《戴逵集》9卷，已散佚。

　　戴逵繪畫，在藝術上具有獨特風格。時人稱他“善圖圣賢，百工所范”。今南京西善橋南朝墓中出土的《七賢與榮啟期》圖，被匠人臨摹制成畫像磚嵌于墓壁，即是一個很好例證。他所畫人物、山水、走獸，形神兼?zhèn)洌扒轫嵾B綿，風趣巧拔”（《世說新語?巧藝》）。南齊謝赫稱戴逵為當時繪畫界的領軍人物：“荀勛、衛(wèi)協(xié)之后，實為領袖”（《古畫品錄》）。比他稍晚的顧愷之，就十分欽佩他的才能，在其畫論《魏晉勝流畫贊》中，收錄了戴逵的《七賢圖》、《嵇輕車圖》、《嵇興圖》、《陳太丘二方圖》和《臨深履薄圖》五幅作品，并一一給予很高評價，稱贊戴逵的作品世人“莫能及之”。唐代張彥遠認為漢魏以來的佛像，皆由于“形制古樸，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現(xiàn)才有進一步的發(fā)展（《歷代名畫記》）。

　　戴逵是當時繪畫藝術的集大成者，成為后人學習的極好典范。，并且將他的繪畫風格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使中國人物、山水、佛仙、禽獸之畫的技藝臻于完善。他的佛像人物畫開啟了后來曹仲達、張僧繇的造像人物的畫風。顧愷之繼其后，將其繪畫風格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使中國人物、山水、佛仙、禽獸之畫的技藝臻于完善。魏晉以后，中國的書法和繪畫藝術發(fā)展到一個高峰，書法以二王（即王羲之、王獻之）為代表，繪畫則以戴顧（戴逵、顧愷之）為旗幟。

　　據(jù)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錄》所載，戴逵的人物畫、肖像畫有十余幅，其中影響最大的有《阿谷處女圖》、《胡人弄猿圖》、《董威輦詩圖》、《孔子弟子圖》、《五天羅漢圖》、《杜征南人物圖》、《漁父圖》、《尚子平白畫》、《孫綽高士像》、《嵇阮像》等。他的山水、飛鳥、走獸畫被收入《歷代名畫記》的有《獅子圖》、《名馬圖》、《三牛圖》、《三馬伯樂圖》、《南都賦圖》、《吳中溪山邑居圖》等。

　　戴逵于繪畫而外，亦擅長雕刻及鑄造佛象，創(chuàng)作中很注重藝術批評和藝術創(chuàng)造。晉孝武帝中葉，會稽山陰靈寶寺慕名求戴逵制一尊一丈六尺高的無量壽佛木雕像。雕成后，總覺得缺乏一種對人的沖擊力和震撼力。于是他暗坐于帷帳中傾聽群眾議論，根據(jù)其褒貶，加以研究，積思三年才完成。終于刻制成一尊完美的佛像——寬額、濃眉、長眼、垂耳、笑臉、大肚，既符合佛經(jīng)教義，又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審美觀念和民族心理，因而觀者無不稱妙，匠人也爭相仿效，從而成為佛像形體的公認定格。

　　唐高僧道宣在《法苑珠林》里曾贊嘆道：“西方像制，流式中夏。雖依經(jīng)镕鑄，各務仿佛，名士奇匠，競心展力，而精分密數(shù)，未有殊絕。晉世有譙國戴逵，字安道者，風清槩遠，肥遯舊吳。宅性居理，游心釋教。且機思通贍，巧擬造化。思所以影響法相，咫尺應身，乃作無量壽挾侍菩薩，研思致妙，精銳定制，潛於帷中密聽眾論。所聞褒貶，輒加詳改。覈準度於毫芒，審光色於濃淡。其和墨點采，刻形鏤法，雖周人盡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踰也。”

　　這可以說是戴逵對中國佛教藝術的一大貢獻。晉安帝義熙初年（405年），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國王派使臣進貢玉佛像一尊，帝命戴逵造佛像五軀，一同供奉南京瓦棺寺。后來這五尊佛像，和顧愷之的《維摩詰像》及獅子國（今斯里蘭卡）進貢的玉佛，共稱“瓦棺寺三絕”。

　　戴逵在佛像雕塑上的另一大貢獻是他首創(chuàng)了夾纻漆像作法，把漆工藝的技術運用到雕塑方面。戴逵之前，佛像用銅、鐵鑄造或用石頭雕刻而成，過于笨重，不便運輸，只能就地打造，因此能工巧匠的工藝不便于普及。戴逵受磚瓦工用木模造瓦的啟發(fā)，先用木胎泥模造出底胎，再在泥胎外面粘上麻布數(shù)層，然后再在麻布胎上漆彩繪，干后撤去木模，這樣就形成了外實里空的漆彩雕像，史稱“脫胎”或“脫空造型”。這種佛像輕便，不裂縫，宜于攜帶轉運，所以又稱“行像”，因此很快在全國傳開，迅速成為一種時髦和風氣。隋唐以后這一技術還隨遣唐使、東渡僧傳到日本。這種造像法至今仍在中國和日本流行。

　　戴逵為人十分巧慧，善于發(fā)明創(chuàng)造。十來歲的時候，有次不慎打破了一只雞蛋，他順手用絹布抹去。等到第二天，他發(fā)現(xiàn)那塊絹布竟硬成一團。他受其啟發(fā)，立即找來破損白瓦研磨成屑，加入蛋清，反復揉搓攪拌，然后鑄成一碑，并命名為《鄭玄碑》，還親自鐫刻碑文，“詞美書精，器度巧絕”，一時傳為美談。

　　戴逵的兒子戴勃和戴颙也都有父風。《歷代名畫記》引孫暢之說，戴勃的山水畫，甚至超過顧愷之。到唐代，戴勃還有《九州名山圖》傳世。戴颙也是雕塑高手。宋太子在瓦棺寺鑄的丈六銅像，看起來面太瘦。經(jīng)戴颙審看，認為毛病并不是真的由于面瘦，而是由于臂胛太肥。于是削減臂胛，面瘦之病即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