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嚴家炎先生所言：“出版魯迅傳記，無論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還是朱正自己都不是第一遭。”“魯學”，儼然是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紅學”，近一個世紀以來已經是蔚為大觀，自李長之先生的《魯迅批判》以降，相關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了。“魯學”的發生與發展，有王富仁先生的《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一書詳加述評，不需我輩贅言。在這樣的背景下，去年出版的《一個人的吶喊》能夠獨領風騷，甚至躋身暢銷書之列，自然不能不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在嚴家炎先生看來，《一個人的吶喊》的“獨特可貴之處”有三：“第一，它集中運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國內外發現的不少有關魯迅的新的資料，糾正了此前學界一些不確切乃至不正確的說法，體現了作者平時治學上的刻苦積累。第二，在體例上，多從難點、疑點下手，深入掘進與突破，力避面面俱到與泛泛而談。第三，以中肯細密的論析，推進了魯迅研究中某些關節點的解決。”這本書既不是魯迅生平資料長編式的“全傳”，也不是表達作者的“魯迅觀”的“評傳”，而是一部以人文情懷平視之、以樸學精神細察之、以個案研究深入之的魯迅傳記。在這本書中，客觀地敘述傳主的生平和冷靜地剖析傳主的思想并非核心內容。作者的論述策略是以傳主的作為“整體”的生平行跡和作為“進程”的思想流變作為“背景意識”，將對傳主的生平和思想產生關鍵影響的年份和事件作為“焦點意識”來進行書寫的。作者或許是受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的啟發，或許是有感于“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面面俱到”和“泛泛而談”已經很難滿足“魯學”前進的需要。

　　以人文情懷平視傳主是這本書的第一個特色。在過去的數十年間，學術界對魯迅的態度經歷了由“神化”（甚至是“棒子化”）到“凡俗化”的轉變。由于魯迅在新文學陣營的特殊地位及其在中國思想革命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的本來面目被嚴重地遮蔽、扭曲甚至是異化了。他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比非源于他在思想上達到的深度和他在文學上達到的高度。因此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仰視魯迅成為了研究者“既定”的姿態。時過境遷，隨著多元取代一元主宰著人們的精神取向，被一元論“綁架”的魯迅首當其沖成為了被解構的對象。卸去了“主將”、“方向”、“導師”的光環，魯迅原本可以恢復其本來面目。但是由于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及其慣性作用的存在，魯迅很快被從一條“非魯迅”的道路推向了另一條“非魯迅”的道路，俯視魯迅成為了研究者喜聞樂見的姿態。鑒于“矯枉過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錢理群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八十年代提出了“平視魯迅”的主張，錢先生更是身體力行，在北京大學開設了選修課——“我之魯迅觀”。陳寅恪先生曾經指出，對研究對象應當抱有一種“了解之同情”的態度。也就是說，研究者應當以人文情懷去平視自己的研究對象。魯迅研究的首要任務是把研究對象作為“魯迅”進行觀審，作為“人”進行對待。任何“非魯迅”和“非人”的研究方式都是不足取的。《一個人的吶喊》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它賦予了魯迅以“人”而非“凡人”的地位。“立人”是魯迅思想的要義，也是一部成功的傳記文學作品的題中之義。這本書幾乎涵蓋了魯迅之為人的各種身份——兒子、丈夫、父親、導師、朋友，等等。以任何一種身份為線索，都可以在這本書中梳理出魯迅的生平。多重身份交織在一起，非但沒有使全書顯得零亂駁雜，反而更加真實地描摹出了魯迅的思想。作者采用的是細節突出的手法，將某一身份下的魯迅及其與這一身份相對應的性格集中展現出來。同時，作者對細節的選取多采用新穎的視角和材料，不拘俗套，給人以親切可人又眼前為之一亮的閱讀體驗。譬如，作者對作為“兒子”的魯迅，沒有著力渲染他為了給父親治病而“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的經歷，而是重點揭示了他對由母親一手包辦的舊式婚姻的復雜態度——“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帳”；對作為“丈夫”的魯迅，作者沒有以《兩地書》為綱，而是通過許多生動的生活細節傳遞出了他對許廣平先生的愛，兩人在書信中以“小刺猬”和“小白象”相稱，這與讀者傳統印象中的魯迅夫婦的形象可謂大相徑庭，但這樣的魯迅難道不是更加可愛進而愈加可敬的嗎？無論何種身份下的魯迅都是“真”的，這是他具人格魅力之處。作為“父親”，在“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族子牛”之余，他寫下了“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作為“朋友”，他對瞿秋白的生前身后事盡心盡力，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為其編定了《海上述林》，在病重期間，他因與主治大夫須藤五百三熟識而拒絕更換其治療放案，誤診遂成為了他的死因之一；作為“導師”，他提攜后進不遺余力，柔石、蕭軍、蕭紅等在現代文學史上名重一時的許多作家都是經他發現和扶植的，他晚年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在文藝界，也有許多新的青年起來”，甚至被青年所傷害，他對他們仍然抱有一顆懷柔之心。這就是魯迅，一個真正的“人”。他不是高大全式的人，而是同你我一樣以立體的姿態生活在社會關系中的人。他不能免俗，但他絕不是“凡人”。這正是錢理群先生的疑問：“歷史與現實生活中，我們中國并不缺少好兒子，好父親，好丈夫……但我們為什么需要魯迅呢？……魯迅對于現代中國，對于我們民族的特殊的，僅僅屬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義和價值在哪里？”錢理群先生當然有他的答案。探究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每位魯迅研究者幾乎本能的訴求。對于這個“魯學”的“元問題”，有許多精彩的解說，譬如日本學者竹內好先生就提出魯迅的精神魅力在于他作為啟蒙家和文學家的內在張力，等等。但是，魯迅之為“人”和非“凡人”是互為前提和基礎的。平視的目的就是在魯迅研究中實現兩者的平衡。以人文情懷平視傳主完成了這種平衡的可能性，在“立”作為“人”的魯迅時，以細節的“真”復原了他的非“凡人”的稟賦。非“凡人”之人一旦系于“真”，他勢必具有更強的感染力和號召力。當然了，這種感染力和號召力不是魯迅的主觀意愿，而是作者通過展示“整體”的專著生平和“進城”的專著思想而激活的。

　　以樸學精神細察傳主是這本書的第二個特色。表現傳主之“真”的根本途徑是以“求真”的樸學態度進行書寫，即以“魯迅精神”觀審魯迅的生平和思想，尤其是那些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多重詮釋可能性的“點”。作者在自己出版的多部著作中都以“職業是編輯”簡介自己。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不迷信、不從眾，是一名優秀編輯的職業素養，也是《一個人的吶喊》的顯著特色。盡管作者是以人文情懷平視傳主，但他有效地遏制了將魯迅“凡俗化”的傾向，選取的材料更多的展示了魯迅之為“人”而非“凡人”的一面，這種去粗存精的努力有賴于他獨到的眼光。與“去粗存精”相比，“去偽存真”的難度或許更大。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在諸多魯迅傳記中脫穎而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它訂正了許多原始資料的錯誤，更加逼近了歷史真相。以懷疑的態度和考證的方法對待每一條原始資料，是作者的過人之處。他奉行“孤證不證”的原則，每下一義，都力求妥貼，既不上綱上線，也不流于當下的時弊。他訂正的史料包括許廣平和魯迅生前友人的回憶文章，甚至魯迅自己的日記和書信。這部分成果曾集中出版，結集為《魯迅回憶錄正誤》。《魯迅回憶錄》是許廣平等人回憶魯迅文章的專輯，是魯迅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能夠發現其中的錯誤并且進行訂正，不僅需要勇氣和魄力，更需要高超的技藝。作者對當事人的回憶和權威的論斷采取的是“不迷信”的態度，對具體歷史事件的敘述采取的是“不從眾”的立場。作為一部傳記文學作品，作者在書中幾乎沒有議論和抒情，但讀者通過他對材料的選取和利用以及他在敘述時對不同材料的處理程度的不同，可以感知到他的“壓在紙背的心情”，這便是一部成功的人物傳記。不是“全傳”而可以窺見傳主的“全豹”，不是“評傳”而可以洞察作者的“心情”。這些都需要建立在“求真”的基礎上。與突破原始資料的束縛相比，打碎現實語境的限制或許更加困難。作者的態度和立場是對讀者負責、對歷史負責，因此在許多歷史與現實的交叉路口上并沒有“騎墻”。馮雪峰先生對作者的魯迅研究曾經積極指導、熱心幫助，《魯迅回憶錄正誤》一書便是在他的鼓勵下完成的。馮雪峰和魯迅的關系是“魯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兩人的交往對魯迅晚年思想有著許多直接的影響。在魯迅的交際圈中，馮雪峰是以“黨代表”并且非“托派”的“黨代表”的身份出現的，這就決定了魯迅研究者通常采用的都是“一邊倒”的論調，即強調兩人的親密無間甚至休戚與共。魯迅對朋友固然是真誠的，但這并不代表他對朋友所持的的立場和使命都是贊同的。借用胡塞爾的觀點，魯迅是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和“壞公民”，因此可以想見，他對馮雪峰的態度應當是復雜的。事實正是如此，但由于黨和魯迅的特殊關系以及馮的特殊地位，歷史的真相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是被遮蔽的。作者直面這一難題，依靠許廣平和胡風等人的回憶使魯迅對馮的態度浮出了水面。兩人的“戰友”關系是牢固的，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魯迅對這種關系本身卻產生了懷疑的情緒，原因是在他病重期間，馮為了論戰的需要，多次不顧魯迅身體狀況的虛弱，“強迫”他去“站隊”，須知這與魯迅的一貫作風是格格不入的。馮曾代魯迅寫了兩篇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當他把這兩篇文章讀給魯迅聽時，魯迅除了簽上名，莫置一辭，這無疑是令他很失望的。馮注意到了魯迅“略略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他不但沒有顧及魯迅的真實感受，反而抱怨“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爭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這令與他同行的胡風“覺得有點意外”。由此不難看出馮雪峰和魯迅絕非是“親密無間”甚至“休戚與共”的關系。魯迅在編訂自己1936年的作品時，并沒有將馮代筆的這兩篇文章包括在內，許廣平先生在《且介亭雜文末煸》的后記中對此有說明。作者將散落各處的材料“綴合”起來，最大限度地復原了特定時空下的魯迅形象。“求真”不僅是對讀者和歷史負責，更是對傳主負責。通觀全書，此類精彩之處還有不少，在“樸素家常”的敘述中，讀者是不難體悟到作者以樸學精神細察傳主的良苦用心的。

　　以個案研究深入傳主是這本書的第三個特色。對關鍵年份和事件的書寫是這部傳記文學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作者從事魯迅研究的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這本書的最后一節名為“最后一年”，對魯迅的1936年進行了全景式地再現，通過對許多細節的發掘顛覆了“魯學”中的傳統觀點。根據傳統的觀點，在晚年，“魯迅的作品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從革命民主主義進到共產主義，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走了知識分子唯一能走和應走的道路。”（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錢理群先生具體展示了魯迅在最后一年的生命歷程：“校編了自己的雜文集《花邊文學》、小說集《故事新編》，翻譯《死魂靈》第二部，編輯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編印《〈城與年〉插圖本》、《〈死魂靈〉百圖》、《珂勒惠支板畫選集》，還參與編輯《海燕》、《譯文》等雜志。他的生命就是耗盡在這些點點滴滴的、具體瑣細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義，也就體現在這些在魯迅看來對中國、對未來有意義的小事情上。”錢先生的認識明顯比傳統的觀點更加深入，但他尚未揭示出魯迅在此時的心境。1936年的魯迅既不盡是“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的精神”，也不全是把生命耗盡在那些“對中國、對未來有意義的小事情上”，而是以“英雄遲暮”的情懷行走在“老驥伏櫪”的路上，最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飲恨而終。苦悶和煩躁是魯迅在1936年的情感基調，這源于他承受著越來越重的來自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折磨。一方面，他的健康每況愈下；另一方面，他既要迎戰來自敵軍陣營的明刀，又須提防來自“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的暗箭，長時間的“瞻前顧后，格外費力”的“橫站”使他迅速衰老下來。與明搶相比，暗箭以及來自同一陣營的不信任的目光更令他受傷，尤其是心傷。早在1935年的信件中，他就曾說過：“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后來的暗箭；受傷之后，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種境遇，是可怕的。”正是這種“可怕”的氛圍籠罩了他最后的時光。在“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論戰中，他私下表示：“招牌而已，貨色依舊”。可見，作為一個“好的懷疑主義者”和“壞公民”已經開始懷疑自己，即對自己的精神遺體進行解剖了。這種內省式的懷疑絕不是快意的，而是痛苦的。認定此時的魯迅是樂觀的觀是實在是過于樂觀了，在“小事情”上耗盡自己的生命又是多么無奈的舉動。此時的魯迅儼然是晚年的阿拉法特。他們同為戰士，但在一度望到勝利的曙光后，卻迅速陷入無奈的掙扎。在友軍還沒有望到曙光時，作為先驅的他們登高一呼，應者云集，引領著歷史的潮頭好當前行；但當他們把方向呈現給戰友，張開雙臂準備迎接勝利之時，不僅敵人的兇殘不在他們的意料之中，同一陣營的反對聲更在他們的預想之外，于是腹背受敵，卻又只能“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給誰也不知道”。這是戰士的悲哀，更是先驅的無奈。魯迅的1936年絕不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作者對關鍵事件的書寫同樣入木三分，發前人所未發，做到了“成一家之言”。“兄弟失和”是“魯學”中的核心問題之一，作者對這一事件的解讀是別具只眼的。他的目光不僅局限在事發的1923年，更延伸到魯迅和周作人在此后留下的只言片語。即使對1923年的史料的利用，也是別有會心的。事發后，魯迅在古磚拓本集《俟堂雜文傳記》的跋語中署名“宴之敖者”，這也是《鑄劍》中黑色人的名字。根據許廣平先生的解釋，“先生說：宴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緊接著，作者選取了周作人晚年的日記與之遙相呼應。晚年的周作人備受患有“癔癥”的妻子之擾，在日記中留下了大量的羽太信子“癔癥發作”的記錄。作者據此推斷出“兄弟失和”是被羽太信子“癔癥發作”激化了矛盾而最終釀成的。由于事發突然，給兄弟兩人都留下了永遠的遺憾，且不說晚年的周作人曾以深情的筆墨回憶與魯迅共處的時光，即便是在當年，他也在10月12日發表了詩歌《傷逝》，寫道“只囑你一聲珍重！”僅僅在9天后，魯迅便完成了小說《傷逝》，兩個星期后，他又寫作了小說《兄弟》，這絕不是簡單的巧合。作者將這些證據并峙，其結論已經不言自明。嚴家炎先生高度贊賞了作者的貢獻：《兄弟失和》一章“寫得十分精彩和有說服力，盡釋疑惑，可成定論。”以個案研究深入到“魯學”的“元問題”的核心層面，并用傳記的形式呈現出來，是作者成功的經營策略。大而全的傳記只會沖淡作者的學術風格，將真知灼見淹沒在瑣碎的敘述中。突出個案，直擊核心，通過對關鍵年份和事件的重新解讀，不僅為讀者獻上了一份別樣的閱讀盛宴，也為專家提供了繼續深入思考的門徑。

　　以“吶喊”來命名“魯學”著作并非作者的發明。李歐梵先生就曾有一篇《鐵屋中的吶喊：“獨異個人”和“庸眾”》。這本書以“一個人的吶喊”為題，深中“魯迅精神”的肯綮。魯迅的一生的一個人戰斗的一生，是“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一生。因此，孤寂的魯迅是極其需要理解的，但這種理解絕不是能夠強求的。走進魯迅，以一種溫潤的心情去理解他，就必須兼備人文情懷、樸學精神和個案研究。《一個人的吶喊》為“魯迅”做出了屬于這個時代的貢獻，它的成功之處正是我們的起點。

（《一個人的吶喊》，朱正，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06級三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