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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13日下午，“《野草》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人文樓二層會議室舉行。會議由文學院孫郁院長主持，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多位學者參與了討論。本次研討會從文學院張潔宇教授2013年出版的專著《獨醒者與他的燈——魯迅<野草>細讀與研究》出發，圍繞《野草》研究的歷史脈絡及當下的研究情況展開討論。

　　北京大學中文系高遠東教授認為，在魯迅研究中，《野草》的存在不僅是原點式的，也是焦點式的，研究者對《野草》的解讀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其對魯迅的理解。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魯迅研究里，《野草》中的魯迅形象是最基本的價值原點，錢理群、王富仁、汪暉等前輩學者或從作品進入理解魯迅，或借魯迅思想建構自己的魯迅形象，而這背后都體現了“文”、“史”、“哲”三個方面的交叉結合。在此基礎上，孫玉石先生將文本細讀與歷史事件梳理相結合，而張潔宇的研究也承續了這一方法。

　　北京大學中文系王風教授指出，《獨醒者與他的燈》的學術風格及審美喜好顯然受到孫玉石先生的影響。這本書注重對當時寫作情況的鉤沉，特別是將周氏兄弟同時期的文學活動，例如翻譯、日記等周邊文本及《語絲》等刊物勾連起來。在上世紀80年代，新銳的魯迅研究者多以20年代的魯迅為核心，這顯然是對毛澤東時期魯迅形象的反撥。孫玉石先生和錢理群先生代表了《野草》研究的兩種方法：前者重在對文本本意及魯迅思想的探求，后者則有意重新發掘文本的可能性。具體到文本考察方面，前者以《野草》的完整性、封閉性為前提，嚴格遵循《野草》自身的文本結構，以時間為線索呈現魯迅的思想變化；后者則將之處理為一個文本群，不看重具體篇章順序，而是從中抽取某種整體性構造。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利弊，這也顯現出《野草》研究的難度。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劉勇教授回憶說，孫玉石先生的研究當年在《魯迅研究月刊》上連載了12期，影響深遠。“有些東西是很難超越的，但我們可以推進”?！兑安荨费芯可婕皻v史、個人、文本等多重因素的纏繞，而研究者作為個體，對于希望、絕望都有體會。因此，劉勇教授認為，推進魯迅精神價值的研究也是目前《野草》研究中的重要問題。

　　北京大學中文系吳曉東教授從“經典文本重新闡釋的可能性”出發，認為張潔宇的專著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為《野草》的闡釋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啟發。他同意張潔宇對于《野草》“緊閉與敞開共存”的判斷，認為只有把兩種感受兼容到自己的研究中才能達到準確的范式。此外，他也贊同張潔宇學術研究風格上“非確定判斷”的特點，認為這是經典研究中一種非常重要的品質，既是對經典豐富性和可能性的尊重，也開放了與已有的研究對話的可能。而對于本書的“細讀法”，他特別說明，細讀的第一點是形式層面的詩學積淀，即對于“怎么寫”的凝視；第二點，它又能穿透形式概括出形式背后的意識形態分量，換言之，表面看野草是封閉的，連續性不強，但張潔宇的研究恰好穿過破碎的形式，使得形式有了指向作者思想的整體性。第三點即對作家主體的再審視，譬如“自畫像”的概括及對兩棵棗樹的解讀，這也是對《野草》研究的推進。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李怡教授重點分析了張潔宇與孫玉石對于《野草》研究的差異。他認為，在張潔宇的專著中，孫玉石對魯迅某一階段思想的宏闊概述被轉化為更細致具體的、更情緒化的內容追蹤，并且在探討歷史時，也不限于抽象的社會歷史背景概括，而是更細微地呈現魯迅寫作的情境，特別是運用日記等材料相互佐證魯迅寫作時的心理狀態。此外，文學與歷史的緊密結合是近20年來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變化，但這樣的結合研究也隱含某些問題，“到底是研究歷史還是文學”？對此，張潔宇教授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很好的方式，雖然她強化了歷史視野，但最終又落回對《野草》的細讀當中，呈現出文學的、心靈的感悟。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黃開發教授從傳記批評、影響研究等研究方法的角度，對《獨醒者與他的燈》的細讀進行了補充。一方面，傳記批評或索引式批評有時會帶來誤區，要謹慎處理現實事件與寫作之間的關系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影響研究，除了對于《野草》寫作有比較直接關聯的廚川白村外，尼采的影響其實也非常重要。

　　高遠東教授補充說，事實上尼采對魯迅不只有精神氣質、象征方式的影響，很可能還有文體風格的啟發。孫郁教授也補充到，研究者也應關注文學之外與《野草》有關的藝術實踐，例如王西麟的音樂，趙延年的版畫等。

　　最后，張潔宇教授總結說，研究方法的推進其實也要感謝材料整理工作的進展，比如王世家、止庵兩位先生編選的《魯迅著譯編年全集》的出版為她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另外，張潔宇教授也非常感謝諸位學者的批評，她說“每一代人其實都希望借研究魯迅來思考自己生命中的問題”，而《獨醒者與他的燈》也仍然只是她魯迅研究的入場券。（文/2015碩薛凡佳圖/2015碩劉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