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促成“亂世”的結束？

　　“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

　　下面我們來看《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二個問題：怎樣促成國家的統一？

　　基于“失德”的歷史判斷，關于怎樣促成國家的統一，《三國演義》理所當然地為中國歷史開出了“藥方”。這就是：“補德”。

　　然而，正確的答案卻應該是：補愛！

　　我們不妨先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是一個作家，如果是我們在寫《三國演義》這部小說，那么，我們會怎樣去考慮這樣一個亂世的統一的問題？唯一的選擇，就是“補愛”！這也就是說，既然亂世出現與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斷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關，也與對于國家的人性的監督、人性的推動、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關，更與在作為無限權力的國家的誘惑下粉墨登場的人性向惡密切相關，簡而言之，就是與“失愛”密切相關，那么，唯一的辦法就是“補愛”。這也就是說，國家的形成必然是社會中所有個體主動選擇的結果，而這個個體的選擇，則不僅包括了個體的好惡取向，更重要的還包括了這個個體在實現這一取向上的能力，也就是：他究竟以人性的心胸來面對國家還是以非人的心胸來面對國家？因此，對于亂世，也就不是憑借揪出幾個替罪羔羊、幾個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而就可以天下太平的。英國有一個學者叫思貝爾斯，他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叫做：“什么樣的人民配有什么樣的政府”，確實是這樣的。我在前面也說過，統治者的統治方式也往往恰恰就是被統治者所希望的方式。因為不管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在人性的向惡上恰恰是一樣的。西方有一個學者泰勒，寫了一本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其中講到了希特勒，我覺得講得很不錯。我們現在只要一講到希特勒，往往就痛斥他是個壞人，可是別的就再也講不出什么了，但是你看泰勒是怎么講希特勒的？他說，“在國際事務中，希特勒除了是一個德國人之外，他沒有什么過錯。”他這樣說。很多人都會大吃一驚，在他們看來，希特勒就是個大壞蛋，是他導致了德國的災難和世界的災難。但是如果我們想到：希特勒也是被德國人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選上臺的，當時，絕大多數的德國人都是贊成希特勒的，他的得票很高，是高票當選的。你說希特勒是個壞人，那德國人為什么要選他呢？顯然是因為當時德國的國民心態就是這樣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如果固持一種區別好人或者壞人的態度、區別好的政權或者壞的政權的態度，我們就永遠結束不了亂世，也只能仍舊停留在“大快人心事，揪出‘十人幫’”或者“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的傳統之中。泰勒還有一句話，講得也很深刻：“回顧起來，雖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卻沒有人是清白的。”“沒有人是清白的”，我要強調一下，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你們可能已經看出來了，這個時候，我們就必然呼喚文學的出場。因為它的使命就是：或者以呈現“失愛”的方式來完成對于“愛”的呼喚，或者是以“愛”“的昭示的方式來激勵對于”失愛“的洞察。文學無法改變政權，但是文學可以改變人性。人性被改變以后，國家就有可能改變。亂世的黑暗在哪里呢？不在任何一個地方，它就在我們的內心。凡是有人性迷失的地方，就有亂世的黑暗。在亂世，或許有些人是有罪的而另外一些人是無罪的，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清白的。海明威寫過一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又譯《戰地鐘聲》），書名是引用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詩歌中的一句：

　　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每個人都是歐洲大陸的一個碎片，那廣袤大陸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所以絕對不必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1]

　　我們必須記住，三國亂世的“喪鐘”也是在為每一個人而鳴。遺憾的是，這樣一來，從這個角度寫出的《三國演義》就已經完全不同于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我經常講，人類看待世界的眼光有兩種，一種是功利的眼光，一種是美學的眼光。前者我把它叫做“現實關懷”，后者我把它叫做“終極關懷”。關于前者，你們都很熟悉，關于后者，你們可能就不太熟悉了。其實何止你們，就是很多作家、美學家也是一知半解啊。不過，在人類社會里，它又始終存在。別的不說，我們就看看馬克思吧。我猜測你們在上政治課、哲學課的時候，已經對馬克思的很多思想都很熟悉了，而這也正是你們對終極關懷有所懷疑的原因。因為你們覺得這樣的關懷在馬克思那里找不到相應的支持。但是，情況完全不是這樣。馬克思的著作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大概是這樣的：從無到有，從落后到進步。在上課的時候，老師也會把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看法灌輸給我們，這就是你們都已經很熟悉了的“五分法”，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后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樣的“五分法”顯然是按照現實關懷的角度來看待社會的，而潛在的評價標準，就是社會有所“改變”和“進步”。可是，實際當馬克思從美學的角度看待人類社會的時候，他始終采取的卻并非“五分法”，而是“二分法”。比如說，馬克思說過，封建社會比奴隸社會要進步，資本主義社會比封建社會要進步，但是馬克思卻也說，人類在奴隸社會，也就是在希臘時期所創造的童話，卻是人類永遠不能超越的。顯然，在這個時候，他所看到的就是兩種情況，一種是人性的理想狀態，一種是人性的不完滿狀態，我要提醒一下，馬克思的這一看法對于我們的美學來說，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他所提示的，正是我所強調的美學眼光與終極關懷。

　　在講美學的時候，我還打過一個比方：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的眼光，也可以叫做“秦始皇的眼光”和“孟姜女的眼光”。以長城為例，從“五分法”的眼光，它確實為中華民族的穩定作出了貢獻。我們這個民族，在近代以前從來沒有和西方打過仗，我們始終都是跟周遍的少數民族打仗。我們所抵御的始終是來自西北方向的少數民族的進攻。你們看一下中國的地圖，長城的分布正好是在游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的分割線上，過了長城，你就不可能種地了，只能跑馬，因為平均降雨量根本不夠，在長城里面，就可以種地。長城恰巧就把游牧民族阻擋在了門外。所以，從歷史上來說，無論如何，它都是進步的。但是，我們也要知道，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孟姜女，她卻是哭長城的，而且一哭成名。那么，孟姜女為什么哭長城呢？為了愛，她是以愛的名義去哭的。因為長城下面畢竟是累累白骨。長城所成就的畢竟是秦始皇的歷史業績，而不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孟姜女從這個角度看過去，覺得歷史沒有任何改變，還是一個人性迷失的歷史，歷史還是統治者的歷史。老百姓的生活沒有任何的改變，所以，孟姜女用“哭”來對歷史加以評價。看來，秦始皇看到的永遠是歷史的“鐵與火”，孟姜女看到的卻是歷史“鐵與火”背后的“血與淚”啊。

　　那么，我們在《三國演義》里看到的是歷史的“鐵與火”，還是歷史“鐵與火”背后的“血與淚”？現在，我們終于可以又回到我們這次講課的對象——《三國演義》。我不得不說，我在《三國演義》里面確實看到了歷史的“鐵與火”，但是，我卻沒有看到歷史“鐵與火”背后的“血與淚”。而且，為了引起你們的重視，我甚至寧肯用一個夸張的說法，我連一絲一毫也沒有看到。陰謀詭計，王冠易主、生死搏斗，勾心斗角，這些都是充斥在其中每一頁的內容，可是其中的哪一行、哪一頁可以作為“愛”的見證或者“失愛”的見證？沒有，根本就沒有。面對亂世，作家只有一個角度，就是去打撈失落了的愛和美。這些愛和美是失落在歷史的夾縫里、失落在歷史的字里行間的，文學的使命，則是替我們這個民族去打撈它。而且，如果打撈不到愛和美，那么起碼也要告訴所有的人，在亂世里，已經沒有了任何的愛與美。可惜，《三國演義》放棄了這個角度，它并沒有去為亂世“補愛”，既沒有在亂世中去反省人性的迷失，也沒有在亂世中去呼喚愛的蒞臨。

　　“帝蜀寇魏”：搶占道德高地的虛擬快感

　　《三國演義》所做的，只是“補德”。道德，當然也是亂世中的一個約束，但是，道德畢竟又與人類的終極關懷無關，道德是國家的一種基本規范，用以調節和約束人們的行為，也與人性的向善或者人性的向惡有一定的關系，但是從根本上說，它卻并不涉及人性的向善或者或者人性的向惡。因為它并不涉及“使人成其為人”或者“使人不成其為人”這樣一個根本問題。這樣，當我們看到《三國演義》從“補德”的角度去匡救王朝、匡救亂世的時候，我們就應該知道，它已經遠離了歷史。這里的“補德”，其實只是對于歷史的道德解釋，它把某種道德邏輯虛擬為歷史的邏輯，道德成為歷史演變的內在原因，而歷史成為道德發生的現實結果。但實際上，這個時候道德所滿足的只是《三國演義》的一種心理預期，而不再是歷史的真實了。因為《三國演義》錯誤地借助于這種方法，把亂世的責任推給了亂世的“失德者”，結果，它順理成章地把人分成了“好人”和“壞人”。這樣一來，“亂世”是誰造成的呢？按照我們的看法，應該是所有人造成的，但是，按照《三國演義》的看法，卻是由某些人造成的。開始是“十常侍”，我們也可以把他們叫做“十人幫”，后來是誰呢？《三國》認為，是曹操。于是，他又順理成章地把曹操和劉備區分開來，成了“帝蜀寇魏”。同樣是對“喪鐘為誰而鳴”的回答，現在不是“喪鐘為所有的人而鳴”，而是“喪鐘為曹操而鳴”，喪鐘為“十常侍”而鳴。對于亂世的如此解釋無疑是非常糟糕也非常錯誤的。

　　至于“補德”，那就更加荒誕了。對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總結從來就是中國的一大特點。因此，“補德”也就成為一種老生常談，在亂世中，我們往往不是從人性向善的缺席導致無限權力以及無限權力對于人性向惡的誘發的角度去反省，而只是歸罪于道德淪喪。因此，我們誤以為：只要在鏟除道德淪喪者的同時去重塑道德，就可以匡救亂世。這實在是一種天方夜談。事實上，這完全是出于中國人的一個痼疾：道德高估。每一個人對自己都有一種道德高估的傾向。每一個人都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每一個人在道德上都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然后過低地估計別人。這是我們現在在社會上都還會經常碰到的情況，每一個人都覺得：我是好人，他是壞蛋。當我們用這樣一種道德高估的心態去面對亂世的時候，我們就喪失了一種最最根本的終極關懷。這個時候，每一個人就都把自己的責任解脫了。每一個人都在怨天尤人。每一個人都覺得社會和他人對自己不公正。但是，其實他對待別人的時候，他的不公正，遠遠超過了別人對他的不公正。但是，所有的人都仍舊是這樣，仍舊是在批判別人的過程當中開脫自己的罪責，而且通過批判別人來獲得自己的道德優越感。而這也是我們在《三國》里面經常看到的情況。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是我們中國人特別喜歡的一句話，可是就在這句話里，我們還是看到了那種未免令人害怕的道德高估的痼疾。其中的關鍵是，中國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呢？卻是不停地跑前跑后，一會兒在前面為天下“憂”，一會兒在后面為天下而“樂”，可是，為什么就不肯進入“憂樂天下”呢？而且，這個“前”和“后”的位置是誰給你的呢？你憑什么一會兒“跑”前，一會兒跑“后”呢？你不也就是一個草根百姓嗎？難道是“舉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本來是因為每一個人自身的不完善造成了亂世的不完善，本來是我們所有人都要對亂世的不完善負責，本來是任何一個人都沒有權利去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視別人，更沒有權利去用道德的武器剝奪別人的生存權和發言權，可是，我們在這句話里卻都沒有看到。因此，在并不否認這句話在一般的勵志的意義上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我建議：對這句話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而從道德的高度對一個政權進行判斷，那就更加糟糕了。因為政治的運轉根本就是在道德之外的，也從不服從于道德的規范與束縛。以道德的標準去評價，這本身就是隔靴搔癢、隔岸觀火，根本無益于任何的亂世興廢。亂世是所有人共同的失誤，不存在什么好政權、壞政權，好人、壞人，中國實際存在著的就是“搶椅子”的游戲。幾萬萬人搶一把椅子，最后幾個人搶，最后到一個人把這把椅子坐定為止。中國的歷史其實就是搶椅子的歷史。你們千萬不要去做這樣的道德判斷，最后坐在這般椅子上的，肯定就是好人，你們也千萬不要去做這樣的道德判斷，沒有坐到這把椅子的，肯定就是好人，成敗得失可能與很多東西有關，但是就是跟道德無關。其實，在中國不存在“好”和“壞”，在中國只有“弱”和“強”，只有弱肉強食。例如伍孚刺董卓，“卓問曰：‘誰教汝反？’孚就曾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可是如果我們從道德的角度去評價，這種中國歷史的深層的奧秘我們就無從把握。當然，這樣做也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可以供作家自娛自樂，就是最大的好處。從道德入手去考察亂世，有助于作家以道德高估的心態去把握歷史，這個時候，所有的善惡評價的標準已經完全為作為判斷主體的作家所控制了，他有絕對權利去評判別人，例如曹操，例如劉備，可是所有的“別人”都沒有任何的分辯權。于是，作家得以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一場紙上的三國大戰的暴力游戲、道德游戲。至于世世代代的讀者，則早就以這樣的提示語告誡過自己了，這就是：“聽《三國演義》掉淚——替古人擔憂”。因此，這些讀者關心的從來就不是亂世的興廢，而只是心理的宣泄。身為“一人之天下”的臣民，他們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主子，更沒有辦法選擇自己的快樂，但是，這一切都可以在《三國演義》中得到滿足，每個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去選擇“帝蜀寇魏”，然后，因為已經把把所有人的責任變成了少數人的責任，何況，面對的畢竟完全都是古人，因而，也就可以沉浸其中，去或悲或喜，或恨或憎，從而實現自己的“紙上大快”。只要玩過游戲機的人，應該都不難想象到這種“大快”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補德”固然看來確有千般不妥，“補愛”就真的完全正確，就真的是唯一正確的選擇嗎？

　　還有必要對“補愛”再做說明。前面，盡管我已經講到“補愛”的重要，但是那只是一種理論的說明。為了讓你們有一個更加深入的理解，下面我就結合亂世以及《三國演義》本身，再做一些更加深入的說明。

　　三國皆輸的“囚徒悖論”

　　要對“補愛”有一個更加深入的理解，就必須從中國的社會尤其是中國的亂世的一個特定的現象開始。這就是：生存的恐懼。中國社會有很多東西都是經常掛在嘴邊的，似乎也看得很重，例如天地君親師、三從四德之類，但是其實都是假的，只是為了造造輿論而已，可是有一個東西卻是真正的命脈，盡管對此往往秘而不宣，這就是“生存的恐懼”。生存的恐懼里蘊涵著中國的社會尤其是中國的亂世的全部奧秘。不過，要講清楚這個問題，還要從中國人的口腔期性格開始。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發展理論里，曾經提到了兩種人格。一種是人格不健全者，他稱之為“口唇期”人格；一種是人格健全者，他稱之為“肛門期”人格。關于“口唇期”人格，弗洛伊德指出，一個小孩兒最早和世界建立的是一種完全的依賴性關系。他是完全依賴大人的。這個時候，他只是用他的“口”來接觸世界，人格還沒有成長，也還沒有成熟。而中國的人格問題在于，始終僵滯于此。人的成長存在一個從“身體”到“精神”的跨越的過程，但中國人人性的發展，始終沒有一個到“精神”的提升過程，始終是橫向的發展，始終處在肉體的滿足的基礎上，因此，也始終是不健全的。這個特征，我們從中國人對于“吃”的特殊關注就可以覺察了。很有意思的是，中國人對什么都用“吃”來判斷，讓不讓我吃？讓不讓你吃？讓我吃就是好的，不讓我吃就是不好的。碰著倒霉事，是“吃虧了”，想受點兒鍛煉，是“吃苦”，麻煩纏身，是“吃不了，兜著走”，總之什么都是用“口”與世界的關系來表達，甚至連人都叫“人口”。那么“肛門期”人格呢？弗洛伊德說，如果一個人的精神健全了，他就會開始逐漸意識到這個世界是不能夠被他完全占有的。一個小孩兒認為這個世界就是我的，我只要一哭，父母就要給我東西。我只要一笑，我就能讓父母給我壓歲錢。他完全是用“哭”和“笑”來控制了整個世界。這個時候，他眼中的世界就是自己情緒的投射。這個世界是他可以完全占有的，而且也必須讓他完全占有。但是，逐漸長大以后，到了小孩兒進行排便訓練的時候，他會逐漸知道，這個世界并不是自己完全能占有的，而且還意識到，很多東西你是做不到的。最終，西方通過“肛門期”的成熟，產生了對愛、信仰和美的追求。而中國卻沒有，口唇期的人格永遠要仰食于天，因此也就永遠只能夠跟世界的物質資源、有限資源打交道。而物質資源、有限資源只能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因此，彼此之間的拼搶、爭奪就是必然的。而“肛門期”的人格可以超出世界的物質資源、有限資源，轉而追求精神資源、無限資源，例如、愛、信仰和美。你占有的多并不影響我的占有，我占有的多也不影響你的占有，而且，可以雙贏、多贏，不必拼搶、爭奪，而完全可以和諧共存。

　　理想的社會形態是通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幫助和包容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從而獲得生存的機遇。可那是因為有愛、有信仰、有美，也是因為有生存的快樂。但是，中國不可能作到，因為在中國沒有愛、沒有信仰、沒有美。因此中國也就沒有生存的快樂，而只有生存的恐懼。你們一定要注意，正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的拼搶、爭奪，使得中國人深深地陷入了一種生存的恐懼。司馬遷總結得很好，“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有限資源是一個常數，因此，沒有當然想有，有了又怕丟失，想得到的時候最關心的不是“我怎么得”，而是“我怎么不讓你得”，要失去的時候最關心的不是“我有什么失誤”，而是“肯定是你把它奪走”，于是，中國人就無休無止地生存在一種生存的焦慮之中。你看中國的詩文里最典型的就是哭泣，只會哭，懷才不遇要哭，皇帝不重用要哭，每一個人都在哭。這正是生存的恐懼的典型表現。至于拼搶、爭奪，則是生存的恐懼的必然結果。而暴力，就是拼搶、爭奪的最佳方式。

　　所以，中國的二十四史，其實就是中國人掠奪資源的二十四次血腥洗牌。我們仔細看看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中國的歷次改革都無不以失敗告終，成功的都是改朝換代的血腥洗牌。它的殘酷程度我們可以以《詩經》里那令人毛發聳然的8個字來形容：“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這里面不包含中國歷史的進步，也不包含道德的評價，無非就是誰搶到手和誰沒搶到手的不同。但是我們要知道，每一次洗牌之后，就是新的不公平的出現，因此又要出現新的爭斗，而且這種爭斗必然是一條路走到黑，絕不妥協的。這就是中國的二十四史，如果不是西方近代的入侵打斷了中國的歷史行程，它將永遠是爭來搶去的繼續下去。其中的前提都是，絕對不能允許別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說，我要追求，那你就是壞人；而且，我不追求你也不能追求啊，我不追求，可是你追求了，那還不是等于我失敗了嘛。所以，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會被拖入這樣一種“利益最大化”的漩渦。中國有一句話很形象，叫做“防人之心不可無”，為什么呢？就是因為特有的生存恐懼。你要爭奪，你的生存有恐懼，你不爭奪，你的生存還是有恐懼啊。你不爭奪，可是別人爭奪了，那你睡覺就還是都寢食難安的。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是所有的中國人在上幼兒園的時候都喜歡講的“狼外婆的故事”，其中告誡的就是：生人就是壞人。為什么呢？因為我們首先要從防人開始，而不能從信人開始。只要你得了江蘇，我就沒有江蘇可得，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所以，中國人在他著眼于有限資源的時候，他肯定首先考慮的就是別人會不會傷害我。每一個人都不得不以，也必須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別人。這是中國歷史最可怕的一幕。

　　在這種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和競爭，就往往表現為一個著名的“囚徒悖論”。囚徒悖論是什么呢？有兩個罪犯一起干壞事，被警察抓去以后，分別關在兩個獨立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然后分別進行審問，在這種情況下，兩個囚徒做出的選擇是什么呢？或者供出他的同伙，這意味著與警察合作，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說和他的同伙合作，而不與警察合作。這兩個囚犯心里都知道，他們兩個都保持沉默，就都會被釋放，因為只要他們拒不承認，警察就沒有辦法定罪。但是警察也很狡猾，他知道他們存在生存的焦慮，于是他們就暗示說：你們中的誰如果揭發了同伙，就可以被無罪釋放，而且還能得到賞金，而你的同伙就會被判重刑。這兩個囚犯怎么辦呢？雙方都不是傻子，都馬上就想到了：如果我不說而對方說了，那我不就倒霉了嗎？這樣，出于對對方的不信任，他就必須要首先揭發對方。這種首先揭發對方的結果造成的恰恰是彼此互相揭發，結果就是彼此的“雙輸”，都共同進入一個逆反饋和逆淘汰的惡性循環。

　　中國社會就是這樣一個“囚徒社會”。連吳侯把妹妹嫁給劉備，也被懷疑是“美人計”，中國人哪里還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我不擇手段只是因為擔心你不擇手段，是因為擔心你先下手為強。但是其他人不擇手段是因為什么呢？也是因為擔心我不擇手段，也是因為擔心我先下手為強。除非你退出競爭，否則就只有不斷地通過使壞以戰勝對手和保存自己。而且，在中國是沒有退路的，退出競爭就意味著死亡和毀滅。因為你沒有地方可躲。所有的人都是“先下手為強”，都是“防人之心不可無”，都是把別人視為自己潛在的敵人和未來的敵人。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人就都成為了人性的囚徒，不管是“治人”者，還是“治于人”者，都扮演著囚徒的角色。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排斥，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嫉妒，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怨恨，所有人對所有人的爭斗，中國人的天賦，中國人的精力，中國人的時間，中國人的財產，中國人生命創造的能力，都在這種互相猜忌的內耗中被虛擲，被浪費，爭斗的結果則是滿盤皆輸。《三國演義》不就是“三輸”？三國皆輸。如果你不懂這個“三輸”，那你永遠看不懂《三國演義》。

　　這種生存恐懼在政治上表現為什么呢？權力恐懼。權力得之于暴力，奉行的是暴力的原則，除此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合法性。結果，每一個得勢者就不能不害怕別人也如法炮制。這樣，掌握權力的人也就每天都處于恐懼之中，權力越大，恐懼越深。中國人經常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就是這種心情的描寫。我們看到，歷朝歷代的皇帝，疑心都特別大。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他處在權力的恐懼當中。孟德斯鳩曾經說：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懼。這確實是很有道理的，看一看中國我們就知道了。在這種情況下，敵人意識就成為最主要的一種意識。到處都是敵人，如果沒有敵人，那就不惜去制造敵人。至于誰是敵人，那就要看運氣如何了。同時，有權力者有恐懼，無權力者也有恐懼。為了死里逃生，他必須以各種機會用更殘暴的方式推翻統治著，建立他自己的政權。中國最形象的話是“翻身得解放”。對這句話西方人會聽不懂，“解放”不是應該大家一起“解放”嗎？你怎么是自己“翻身得解放”呢？可惜，中國的“解放”偏偏是，我如果“解放”，你就不要想“解放”了。所以是“翻身”，也就是自己本來在下面，現在是把別人翻在了下面。我們看一看黃巢是怎么說的：“我花開后百花殺”，這是何等的殘忍啊。

　　我要說，這樣一種生存恐懼實在是人間的大悲大慟，也實在是失愛的標志，一個有正常美學眼光的作家，必須去也只能去呈現這里的失愛，以喚起人們對于愛的關注。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特別強調，在三國大戰中的所有人在一定意義上都是罪犯，都是同謀，都是亂世的劣根所在，他們的表現有所不同，只是因為他們所處的位置不同而已，但是沒有一個是喪鐘不為他而鳴的。這實在就是人間的大悲與大慟。作為一個作家，必須先找回這種悲和慟的感覺，必須能夠感覺到別人的悲和慟，也必須能夠感覺到自己的悲和慟，然后，以自己的生花妙筆去為這樣的大悲與大慟作證。你們不難想到，作為文學作品，其實《三國演義》理應從這個角度去寫作，并且使得中國人能因此而獲救。這樣，借助《三國演義》，中國人也可以恍然大悟：原來對于這個亂世我也負有一份責任，也與我的人性的向惡有關。遺憾的是，《三國演義》卻不是這樣。大悲和大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竟然沒有了大悲和大慟的感覺。《三國演義》就是完全喪失了悲和慟的感覺。亂世明明已經大悲大慟到慘不忍睹的地步，但是在《三國演義》這部作品里你卻什么都看不見。你看見的就是作者心靈深處的麻木不仁。他告訴你的就是“有壞人”，大家都去抓壞人，為此，哪怕是天底下最荒唐、最瘋狂、最無恥的血腥，最惡毒的屠殺與陰謀就都是合理的，不但有人“鞠躬盡瘁”地提出，而且有人“死而后已”地執行，每個人都在以最壞的惡意推測別人，都在勾心斗角，都在你爭我奪，都在拉幫結派，都在結黨營私。為了最大限度地謀求個體的生存機遇，沒有誰能夠保全清白之身，沒有人可以保全干凈之手，每個人都不惜訴諸陰謀，訴諸背叛，訴諸投機，訴諸所有能夠想象得到的無恥的方式，處處都是戰場，事事都是武器，人人都是敵人，時時都有陰謀，刻刻都有罪惡，天天都在為了避免“后下手遭殃”而“先下手為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看到，《三國演義》不僅沒有“補愛”，甚至也沒有“補德”，我們只能送它四個字：不僅“缺愛”，而且“缺德”！

　　“勝利，是除失敗以外最大的悲劇”

　　戰爭是人性的試金石，也是美學的試金石。《三國演義》跟戰爭有關，甚至可以說，就是中國的戰爭全書，因此，我還有必要專門從戰爭的角度再說幾句。

　　暴力和暴力之間的相遇，暴力和暴力之間的拼搏，最終的結果就是戰爭。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暴力也比其他任何現象都更加敏感地牽動著人類的神經。一般而言，人類暴力的出現應該是有底線，有限度的。只有當暴力出于正當防衛或者除惡的時候，它才具有道德的正當性。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即使是用于除惡的目的，暴力的正當性也必須是被限制的。換句話說，只有當非暴力手段已經沒有辦法除惡的時候，才有理由、有權利使用暴力來除惡。這是第一個限制。第二個限制，即使是不得不除惡，也不能成為歌頌暴力的理由。即使在除惡的時候，暴力也還是一個工具，而且是一個不得以而采用的手段。所以，暴力的合理性只是手段的合理性，但是暴力永遠不具備目的的合理性。戰爭也是如此，戰爭有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區別，但是所謂的“正義戰爭”也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它是以戰爭的方式來制止戰爭，但是絕不能進一步以戰爭的方式獲得國家政權。制止戰爭以后，大家還是要談判、協商、選舉。這是正義戰爭的界限。但是，正義的戰爭也并非就是可以被無條件的加以歌頌的理由。正義的戰爭在文學上也有它的非正義性。因為暴力只是一種手段，暴力永遠不可能成為目的。不能成為人類追求的價值本身。所以，我們知道，戰爭使用暴力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勝利，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勝利就是戰爭的合法性。我們不能說：我打贏了，所以，我就是合法的。我們永遠不能這樣說。西方有一個公爵，他在一次大戰的勝利之后，說了一句比這次戰爭更加著名的話：戰爭的勝利是除失敗以外的最大悲劇。確實，哪怕是正義戰爭，它也是除失敗以外的最大悲劇。它也僅僅強于失敗。因此，哪怕就是正義戰爭，也并不值得歌頌，值得歌頌的，是在戰爭中的愛的覺醒、人性的提升。即使是正義的戰爭，文學作品在描寫的時候，也不能僅僅去歌頌怎么“殺敵無數”，而要去寫在戰爭中人性的變化。比如說，在戰爭中人性是更美好了還是更丑惡了？也就是說，戰爭還只能是愛的見證，或者是失愛的見證，這是我們在寫正義戰爭的時候也必須保持的美學底線。因此，我始終主張，對于戰爭來說，戰爭的美學演義，必須是人性的演義和愛的演義。是有愛的戰爭還是失愛的戰爭？這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文學作品應該面對的是人性和戰爭的關系，是人類和戰爭的關系，而不是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關系。

　　《三國》鏖戰：大型屠殺的團體操

　　那么，《三國演義》里面的戰爭呢？我必須要強調，三國的戰爭是沒有什么正義性存在的，既不是一場進步和落后之間不得不打的戰爭，也不是一場抵御外侮的戰爭，無非是為了生存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彼此之間的傾軋和爭斗，無非是為了爭最后一把椅子而去拼個你死我活。比如說曹操和袁紹打仗，曹操說我是奉皇帝的命令來打仗，袁紹說我也是奉了皇帝的命令來打仗。因為皇帝曾經給曹操一個命令要他幫他，然后他又給袁紹一個命令，也要他幫他。結果雙方都是拿著皇帝的紅頭文件打仗。可見，其實沒有什么正義和非正義。大家都是爭權奪利。因此，“三國無義戰”！而且，也正是這場戰爭中的各方，把中華民族拖向了死亡的邊緣，拖向了悲劇的深淵。因為，我們知道，以血還血，血只能留得更多。因為不到對方流完，你是不可能罷手的。而對方不把你的血放到最后一滴，他也不會罷手。同樣，以暴易暴，得勝的只是暴力。而以殘忍消滅殘忍，它的結果也無非是讓施暴者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完全覆蓋最終的目的。在這種時候，暴力一旦成為雙方的自我表達的手段，整個社會就面臨完全的失控了。這就是我們說的“亂世”。當社會失去道德和良心成為一個大的角斗場的時候，暴力就開始迅速地自我復制，迅速地開始蔓延和傳播，中國人就是這樣蹣跚在三國大戰的道路上，這是一條空前慘烈的戰爭兼并之路。顯然，《三國演義》在這樣的“三國無義戰”的人間殘劇中采取“帝蜀寇魏”的或褒或貶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

　　還要討論一下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談到《三國演義》時，很多學者，包括很多中國的政治家特別喜歡說到這個問題，首先我必須承認，這些話從道理上說都是對的，而且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也確實看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許多例子，但是，我要說的是，這樣的話不適宜用來解讀《三國演義》。因為，“三國無義戰”！我們設想一下就可以知道，一塊土地上有多股軍閥，今天你來搶一下，明天他來搶一下，最遭殃的是誰呢？老百姓。結果，后來有一股最有實力的也是最兇殘的軍閥，他把其他的軍閥都打跑了，于是他和老百姓說：以后，你們不會被其他軍閥搜刮了，所有的保護費統統交給我。這個時候，這個得了天下的軍閥，他為了得到更大的回報，他當然希望這塊土地上經濟發展。因為這符合他的利益。誰都知道，殺雞取卵是最愚蠢的，他當然希望老百姓能夠安定。再進一步，當這個軍閥有了進一步的實力以后，他不滿足于做小地方的統治者，他要打天下，要打江山、坐江山。這個時候他就要找一面旗幟，比如說“耕者有其田”，比如說“闖王來了不納糧”。然后，把他原來的彼此之間的爭奪、掠奪和傾軋的真面目弄一個道德的旗幟包裝起來，而那些作為弱者的百姓，當多方在拼死爭奪利益的時候，他們當然希望那最后一個搶到椅子的人早一點兒獲勝，為什么呢？因為他獲勝以后就會轉過身來維護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就要想辦法讓你有一口氣，讓你能夠生產。因為你只有能夠生產，你才能夠把生產出來的大部分給他。如果你又不生產了，他也就得不著了。所以，中國老百姓都是站在這個角度來希望天下統一的。中國老百姓怕的就是天下大亂。總之，三國大戰就是暴力和戰爭的強權博弈。它沒有任何的是非存在。我們絕不能說誰是誰非。更絕不能說誰好誰壞，在“囚徒困境”里博弈到了最后，實在不可控制，于是打成了一場亂仗，這就是三國。至于“帝蜀寇魏”之類說法為劉備臉上貼的那些金，就更是荒誕了。“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連老百姓都已經看出劉備并不是“得人心”，而是“收買人心”，我想，我就不必再去多說了吧，否則，那會是對你們的智力的褻瀆。

　　所以，《三國演義》里面的戰爭既不是人性的演義，也不是愛的演義。它寫打仗，寫的是“將”，它寫權謀，寫的是“相”，生命成為道具。《三國演義》里面寫來寫去，除了幾個砍砍殺殺的頭面人物，你還看到一個士兵的具體的臉和身體了嗎？你還看到一個士兵的具體的喜怒哀樂嗎？我們確實看到了千軍萬馬，但是，他們都是活動工具，他們沒有面孔，而且，作者也從來沒有描寫任何一張面孔。他們的待遇還不如“文革”時候的樣板戲，“文革”時候的樣板戲還有“匪兵乙”、“匪兵甲”這樣的名字呢。《三國演義》寫的是一種大型屠殺的團體操。這種大型屠殺的團體操對于中國人來說，結論就是一個：英雄越多，百姓越苦。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中國老百姓才會發出最悲憤的喊聲——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就是說，他寧可給最后一個軍閥當狗，他也不愿在軍閥混戰亂世里當人了。實在是當不起，成本太高太高。遺憾的是，為了成全“英雄”們的大業，《三國演義》卻還要逼著百姓們繼續當下去。不但要當下去，而且還要無條件地支持軍閥混戰。為此，它甚至為我們塑造了全書里面少有的一個百姓的形象。這是個獵戶，名叫劉安。因為“大救星”劉備到他家來避難，他拿不出美食野味，于是就把自己的的妻子殺了，用妻子的肉招待劉備。這種軍閥與百姓之間的“魚水之情”，只能令我們作嘔。

　　諸葛亮：戰亂首席策劃師

　　我們來看看諸葛亮。在中國，諸葛亮的名聲太大。如果我們說“丞相”，前面不加“某某”丞相的話，那么大家很快想到的就只是諸葛亮。所以，我對《三國演義》所塑造的諸葛亮形象的批評你們可能會覺得難以接受。對此我有充分的準備，可是我還是要講。諸葛亮是《三國演義》塑造的核心人物，從第三十七回到第一百零三回幾乎完全就是“諸葛亮傳”，諸葛亮戰無不勝，諸葛亮所向披靡，諸葛亮神機妙算，等等。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諸葛亮從出山開始一直到最后的七出岐山，都始終是一個內戰的發起者。他是一個戰爭狂，也是中國亂世的戰爭罪人之一。諸葛亮出山后的出名和成功，就是得益于“分裂中國”。在這方面，他是三國時期中國政治家里最早的覺悟者之一。諸葛亮的《隆中對》實際上就是分裂中國的總策劃書。這樣的“隆中對”對中國社會沒有任何的好處，帶來的也是百年的災難。赤壁之戰更是他一手策劃的歷史悲劇。當時，曹操討伐烏桓已經取得勝利，軍閥混戰的國家也已經面臨著即將由北方統一的大好形勢，就在這時，在諸葛亮、魯肅等人的挑唆下，出現了赤壁大戰，其結果，就是中國的重新洗牌。208年的長江邊，劉備47歲，曹操43歲，周瑜33歲，諸葛亮27歲，魯肅37歲，孫權只有26歲，就是在這些人的手上，整個神州瓜分豆分、山河破碎，歷史也只有繼續維持著三國鼎立的分裂局面。

　　而且，諸葛亮的窮兵黷武正是在三國大戰中蜀國首先滅亡的根本原因。諸葛亮的七出祁山，人們往往總是從將戰爭進行到底的角度去表彰，甚至恨不得他十出祁山、二十出祁山才好。可是你們想過沒有？如果要你去七出祁山，而且諸葛亮是統帥，你只是送死的兵卒，或者你父兄是，或者你兒子是，那你還愿意說這樣的話嗎？不愿意了吧。其實，諸葛亮七出祁山完全就是為了自己爭權奪利，對蜀國根本沒有任何的好處。連他自己都已經承認：“民窮兵疲”，“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諸葛亮竭盡全力七出祁山去北伐，與“興復漢室”無關，而是希望借助北伐來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以便實現劉備白帝托孤時許諾的“君可自取”，最終晉爵封王。諸葛亮自己不就曾經說過？“若滅魏斬（曹）睿，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錫）邪。”難得老謀深算的諸葛亮能夠說出自己的心里話啊。而蜀國亡國的時候，只剩下了九十萬人。《三國志·卷三十六》記載，打下成都后，劉備曾經拿益州的錢財“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500斤，銀千斤，錢5000萬,錦千匹,其馀頒賜各有差。”但是在四十多年后的263年，蜀國投降時，蜀國國庫金銀的數量，根據《蜀記》的記載，總共也只有各1000斤。諸葛亮就是這樣把蜀國整個兒地弄到傾家蕩產。至于諸葛亮的前后“出師表”，盡管在歷史上聲名顯赫，但是其實卻是他的戰爭宣言書。就類似于他一再要挑起戰爭，蜀國百姓怨聲載道，于是他就在《蜀國日報》發表社論：《論戰爭的偉大意義》，《再論戰爭的偉大意義》，如此而已。“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是誰在“坐而待亡”？肯定不是百姓。顯然，是以諸葛亮為代表的分裂集團不肯“坐而待亡”，因此即便是“民窮兵疲”，也還是堅持“事不可息”，不惜血戰到底。而且，仔細看一下《出師表》你會發現它只有七百多個字，但是其中用“先帝”這樣的口吻就用了十幾個。為什么呢？就是要教訓阿斗，你知道嗎？是你老爸叫我去奪取全國江山的。我不能不打。然后他頻繁地說，你不應該這樣干，你要那樣干。為什么呢？還是要教訓他。其實我們看一看諸葛亮在蜀國的表現，就應該知道，他在蜀國的表現是很糟糕的。蜀國滅亡的時候，它的政府官員的比例是最高的。“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這是后人對蜀國政權人才缺乏的普遍評價，可是，責任在誰？“吹捧關羽、縱容法正、壓制黃忠、誅死彭羕、殘殺劉封、誤用馬謖、懷恨向朗、冷落費詩、廢黜李嚴、冤斬魏延”，這十宗罪是后人對諸葛亮的指責，是否有些道理呢？諸葛亮死后，蜀國再也不設丞相一職，而且劉阿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對給諸葛亮立廟，我們從中也應該可以看出點什么蹊蹺了。因此，諸葛亮個人的魅力與工作態度固然堪稱楷模，但是，他的大節是無論如何也站不住的。

　　與批評諸葛亮相反，有兩個人我倒是覺得應該肯定。一個是劉阿斗。魏兵兵臨城下，他的兒子劉諶勸他說：“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姜維全師，皆在劍閣；若知魏兵犯闕，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功。”可是他不聽，并且痛斥他說：“欲令滿城流血耶？”（第118回）劉阿斗作為蜀國的皇帝，愿意放棄他的榮華富貴投降，使得蜀國的九十萬人沒有生靈涂炭，而沒有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拼到最后的一口氣，還是應該肯定的。劉阿斗是從戰爭的血泊里走過來的，所以，劉阿斗對戰爭的了解其實是非常深刻的。你不要看劉阿斗最后采取了不反抗的做法，在戰爭當中了敗將，但是在人性上，他卻應該是打了勝仗。我們看看他是怎么勸諸葛亮的：“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第101回）但是諸葛亮卻一再批駁他，而且叫囂一定要血戰到底。而且，他領導蜀國41年，從傳統的角度看確實伐善可陳，但是從百姓的角度看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動輒打仗，天天運動，難道只有這樣的領導才是好領導？孟德斯鳩說：“那種歷史記錄讀來乏味的國家是幸福的。”1999年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來大陸，當記者問克林頓對90年代新經濟的貢獻時？人家怎么回答呢？“看在克林頓沒有做過什么事的份上，給他打個8分吧。”從這個角度看劉阿斗，應該會有一些新的感悟。

　　除了劉阿斗以外，還有一個不錯的人，就是益州的劉璋。這也是老劉家的好人。你們可能還記得，當劉備來打的時候，他也是不打，他怎么說呢？“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又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第65回）《三國志》也記載說：“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劉璋像劉阿斗一樣，還是有一個正常的有人性感覺的人。你看他說得多么精彩，起碼比前后“出師表”要精彩！

　　“永別了，武器”：戰爭的墓志銘

　　俗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為了讓你們對《三國演義》有一個更為準確的把握，下面我還想給你們介紹一些西方的文學名著。看一看西方是怎么寫的，我相信，會對你們提高美學修養，更深刻地了解《三國演義》起到很大的作用。

　　西方文學名著中寫戰爭最好的，我認為是三本書：《荷馬史詩》、《戰爭與和平》，還有《永別了，武器》。《荷馬史詩》寫特洛伊大戰，寫出了戰爭中的人性眼光。它的戰爭是因為愛情而引起的，堪稱圣戰。這就意味著，戰爭是因為形而上學的原因，因為人性的原因，因為愛的原因，這在中國是從來沒有過的。中國從來都是為利益而戰，為生存恐懼而戰，無聊之極，也庸俗之極。至于后面的兩部作品，我認為則是都從戰爭的形而上學視角出發，但是又做了新的突破。《永別了，武器》突出的是個人角度，寫的是“戰地春夢”。當炮彈呼嘯而過的時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個人感受；當死亡來臨的時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那種恐懼，當作品這樣去透視的時候，就是個人的角度。這個時候你就會說：戰爭不好，戰爭我不喜歡，就是正義的戰爭我也不喜歡，我渴望愛情。這也正是海明威的回答。戰地愛情，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主題，在中國是“戰爭，讓女性走開，也讓愛情走開”，像貂嬋這樣的人，如果參戰，那就只能去當間諜，但是在西方恰恰不是，是愛神戰勝了死神，因此，《永別了，武器》，才被西方人看作戰爭的墓志銘。

　　更值得關注的是《戰爭與和平》，因為它與《三國演義》之間的可比性更強。《戰爭與和平》在歷史上號稱是最偉大的戰爭小說。——當然，沒有人這樣說《三國演義》，你們放心，以后更不會有。以后對于《三國演義》的評價只會越來越低。同樣都是形而上學視角，《永別了，武器》突出的是個人角度，《戰爭與和平》突出的是上帝的角度。也就是說，它突出的是對戰爭的評價。

　　下面我舉幾個例子。《戰爭與和平》里有一個人物叫安德烈。他打仗負傷了，躺在戰場上，就在這個時候，他抬頭一看，看見了美麗的天空：

　　在他的上面除了天空什么也沒有，——高高的天空，雖然不明朗，卻仍然是無限高遠，天空中靜靜地漂浮著灰色的云。“多么安靜、肅穆，多么莊嚴，完全不像我那樣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們那樣奔跑、吶喊、搏斗。完全不像法國兵和炮兵那樣滿臉帶著憤怒和驚恐互相爭奪探帚，也完全不像那朵云彩在無限的高空那樣飄浮。為什么我以前沒有見過這么高遠的天空？我終于看見它了，我是多么幸福。是啊！除了這無限的天空，一切都是空虛，一切都是欺騙。除了它之外什么都沒有，什么都沒有。甚至連天空也沒有，除了安靜、肅靜，什么也沒有。謝謝上帝！……[2]

　　我特別想問，在《三國演義》當中，為什么就沒有這種“無限”的天空。為什么就沒有這個“安德烈的天空”？我們看到的永遠是“諸葛亮的天空”、“劉備的天空”和“曹操的天空”。那從來都是一個硝煙密布，彈片橫飛的天空，這實在是《三國演義》的一大失敗。

　　再如，看《戰爭與和平》，你會發現，當它寫戰爭的時候，主要是寫出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正義的人們突然進入戰爭的時候的那樣一種對戰爭殘酷的覺察，比如說，作者本人一開始就亮明自己的觀點：戰爭是“一個違反人類理性和人類天性的事件”[3]。面對戰爭的情景，他也疾呼：“行啦，行啦，人們。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們在干什么呀？”[4]沙皇面對傷員，也感嘆：“戰爭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多么可怕的事！”[5]這種當進入槍林彈雨的時候，對那種生命的轉瞬即逝的戰爭的覺察，大家可以試著在《三國演義》里面去找，我保證你在任何一個環節里都看不到。你看到的永遠就是那種“視死如歸”，就是砍頭像砍西瓜一樣。托爾斯泰寫的是“戰爭”，可他呼吁的是“和平”。但是在《三國演義》里，我們卻不但看不到“和平”，而且也看不到有人去呼吁“和平”。

　　在《戰爭與和平》里，我們還看到描寫正義者一方在參與戰爭以后被戰爭把人們的感情加以提純的過程。例如安德烈的感受：“戰斗開始了！”“戰斗開始了！又可怕，又快活！”[6]皮埃爾贊同的是：“現在什么都不分了……要老百姓都一齊沖上去”[7]，“在集體中死也美麗”。本來大家是天各一方的，在俄羅斯的土地上彼此并不認識。但是當侵略戰爭打入了俄羅斯的土地之后，俄羅斯的人民開始團結起來，這個時候，托爾斯泰就描寫，在正義的戰場上，人們的那種愛的激情，人的感情是怎么被激發出來的。然后大家投入戰爭的那樣一種熱情是怎么樣一點點兒高漲起來的。例如皮埃爾在被俘后所發現：“我們總以為，我們一旦被拋出了我們走熟了的道兒，就一切都完了；其實，美好的、新的東西才剛開始”[8]。托爾斯在1854年寫于高加索的日記中也說：戰爭是那么不公正的一件事情，但是，人類將在戰爭中獲得新生。他斷言，人類“將是這樣，總是這樣，只能這樣”。但是，我們現在如果問一問，在《三國演義》里，我們什么地方看到了那種跟人類的愛，跟人類的美好感情有關的那種東西？我可以說，在《三國演義》的字里行間我一點兒都沒看到。頂多是看到劉、關、張那樣一種結義之情。但是超越兄弟之情的人類之愛，在《三國演義》里，我們可以說，一個字都沒有！我們還是沒有看到愛，沒有看到那些“新的，美的，好的”東西，沒有看到那些“將是這樣，總是這樣，只能這樣”的東西。可是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他如果不去描寫這些東西，那無疑是他的失職。

　　再看第四個例子，西方人是怎么評價《戰爭與和平》的呢？我很喜歡赫胥黎的一句話，他說他看了《戰爭與和平》以后的感受是什么呢？人們讀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不再是原來的人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標準，其實我們也可以想一想，我們讀了《三國演義》以后，我們還是不是“原來的人”？我想，可能我們也不是原來的人了！但是我們和西方作品之間的很大區別在于：我們讀了《戰爭與和平》以后，我們更像一個人了，但是我們讀了《三國演義》以后，我們更不像一個人了——我們更像動物了。這是我們必須關注的角度。看任何一個作品，都要看在看了它以后，是讓你變得更美好了，還是讓你變得更不美好了。是讓你變得更有愛心了，還是讓你變得更殘忍、更冷漠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標準。所以，我說真正的快樂只能來自愛和美，而我們文學家能做的也就是讓人們接近愛和美，而且回歸愛和美。如果沒有這樣的對于愛和美的回歸，我們說，人就必然沒有人的尊嚴，人也就必然活得像動物而不像人。這樣的社會，不管是“亂世”還是“盛世”，都不是“人世”。同樣，作為文學作品，《三國演義》也必須讓我們接近愛和美，而且回歸愛和美。可惜的是，它沒有這樣去做。因此，我們一定要記住，不管它寫的是亂世，還是盛世，其實都不是人世。

　　中世紀有一個著名的學者叫奧古斯丁，他說了一句很好的話，我很感興趣，他說：“愛在我們體內造成了一種死亡。因為凡是愛覺醒的地方，罪惡的暴君Ego（我）就死亡”。但是，我們看一看《三國演義》，我們就會發現，在《三國演義》里沒有這種愛。因為在《三國演義》里沒有愛的覺醒也沒有罪惡的死亡。你在《三國演義》里看到愛的覺醒了嗎？在任何一個地方你都沒有看到。那么，你看到罪惡的消亡了嗎？在任何一個地方，你也都沒有看到。而且，《三國演義》不管怎么“演義”當時的“三國”，它都永遠沒有辦法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九十六年三國的分裂。之后又導致了三百年的中國內戰。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愛的覺醒。結果罪惡就永遠沒有消亡。在一個休戚與共的世界，如果我們靈魂不得安寧，說明我們的良知尚在，如果我們心安理得，說明我們的良知已經麻木。哪怕是對于戰爭的沉默，也是戰爭的同謀，也負有戰爭責任。但是中國卻僅僅以不說為榮。甚至寬慰自己說：“受蒙蔽者無罪”。面對罪惡的歷史，當我們在寫“三國”和我們今天在看《三國演義》時，偏偏都沒有在現場。也就是說，我們到現在都不想去考慮自己和這種罪惡的關系。我們都寧肯做一個不在現場的旁觀者。三國給中國歷史造成了三百六十余年的苦難，但是卻至今也沒有一個中國人出來道歉，不但沒有道歉，而且到現在還在津津樂道于三國的那些內戰高手，結果，那些遙遠的罪惡就通過歷史的風云傳到了今天。我們今天的每一個人也都成為罪惡的承擔者。為什么呢？因為在我們手里，罪惡仍舊沒有結束。

　　有一個西方人說過一句我覺得很精彩的話，他說：千年易過，德國法西斯的罪孽難消。現在，我也想說：千年已過，三國時代的罪孽至今未消。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而且引起深刻的反省。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三個問題。

注釋：

[1]約翰·堂恩詩句，見海明威：《戰地鐘聲》，程中瑞譯，扉頁題記，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

[2]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劉遼逸譯，31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3]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劉遼逸譯，67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4]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劉遼逸譯，90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5]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劉遼逸譯，28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6]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劉遼逸譯，19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7]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劉遼逸譯，84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8]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劉遼逸譯，123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