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事類”與“典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其相同之處是二者都有古代史實這一層含義。因此，把“事類”等同于“典故”或者說“事類”的范圍比“典故”大得多的觀點都是不甚恰當的。現代意義上的“引用”比“事類”的范圍要寬泛得多，筆者認為“事類”大致相當于“引用”這一修辭方法。六朝時候，“事類”與“事義”既可通用，但有時它們的含義又不一致。

　　關鍵詞：劉勰；文心雕龍；事類；典故；引用；事義

　　劉勰《文心雕龍·事類》篇主要論述“事類”的運用，本篇研究中的主要歧疑，筆者認為是對“事類”概念的不同理解與闡釋。王志彬先生就“事類”與“事義”兩個概念的異同進行了詳細的辨解〔1〕（P210），本文擬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辨析龍學界對“事類”概念所持的幾種不同的觀點，這對于更深入理解《事類》篇的主旨以及探討六朝文風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事類”與“典故”

　　現代龍學家在注釋《事類》篇時，大多用“事類”與“典故”或“用典”作對比，其中有兩種觀點頗為相似，但又有一定的差異：一種觀點認為，“事類”就是“典故”或“用典”〔2〕；另一種觀點認為，“事類”比通常所說“典故”的范圍大得多〔3〕。

　　劉勰《事類》篇云：“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征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4〕劉勰所謂的“事類”，其主要內涵有兩點：一是“略舉人事”，一為“全引成辭”，“人事”，劉勰也稱之為“古事”，“成辭”，劉勰亦謂之為“舊辭”。由此足見，劉勰所說的“事類”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引用古代的“人事”，并且所引用的“人事”在歷史上確實存在，虛構的故事不能算作“事類”；其二，引用古書、古人的言辭，并且確有其書、實有其人，任何虛構古書或權威人物的言辭也不能稱為“事類”。對“事類”這兩方面內容的概括，龍學家基本都能明確地指出〔5〕，只是在和“典故”作對比時，出現了差異。那么現在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典故”的含義，對“典故”定義的界定比較復雜，吳直雄先生經過大致的梳理，把“典故”的定義概括為七種類型、九種意見，最后吳先生認為《辭海》“典故”條中“典故”的定義可以為我們所遵循〔6〕。《辭海》定義“典故”為：①典制和掌故。②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這一定義也被《漢語大詞典》所采納。在古代，“典故”有“典制”之義，即典章制度的意思，如《漢語大詞典》“典故”條所舉《北史·高隆之傳》：“隆之性好小巧，至于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而劉勰所論述的“事類”并沒有此義。此外，《辭海》中“典故”的另一層含義是指“有來歷出處的詞語”，而劉勰所言“事類”的另一層含義是“全引成辭”，其中所舉的兩個例子是“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7〕，不管是“政典之訓”，還是“遲任之言”，都是完整的一句話，它們也有出處，但很明顯與“有來歷出處的詞語”不一樣。朱星《文心雕龍的修辭論》認為劉勰《事類》篇所引箕子高宗之事以及《書經》上的古語，實在都算不得典故，他說：“主要是在組織上語氣上，成為典故必須是壓縮的一個詞或短語或一句或在四六二句中，用一種代言體的口氣說出”。〔8〕（P1409）通過以上的分析看出，“事類”與“典故”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其相同之處是二者都有古代史實這一層含義。因此，把“事類”等同于“典故”或者說“事類”比“典故”的范圍大得多的觀點都是不甚恰當的。

　　劉永濟先生《〈文心雕龍〉校釋》將“典故”的使用分得極為細致，其云：“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義。其大別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辭。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證今情也；用成辭者，引彼語以明此義也。援古事以證今情之類，約有四端：一曰直用，二曰渾用，三曰綜合，四曰假設。用成辭以明今義之類，亦約分四項：一曰全句，二曰檃括，三曰引證，四曰借字。”〔9〕（P146）劉永濟先生也主張“事類”即是“典故”，他在劉勰《事類》篇的基礎上，將“事類”的種類及其應用論述得更為詳盡，其中如“用古事”中的“綜合”、“假設”兩端，“用成辭”中的“檃括”、“借字”兩項，劉勰《事類》篇只字未提。劉永濟先生的這種歸納為后人研究“事類”以及“典故”提供了一種嶄新的視角，對豐富我們的認識與開拓我們的視野有重要的意義。

二、“事類”與“引用”

　　龍學研究界中，還有一種觀點比較有代表性，就是把“事類”等同于修辭學上的“引用”〔10〕。“引用”這一修辭現象的產生由來已久，已有數千年的歷史了，其內涵與外延是不斷發展與變化的。陳望道先生《修辭學發凡》認為“引用”約有兩個方式：分別為“明引法”與“暗用法”，他說：“文中夾插先前的成語或故事的部分，名叫引用辭。”“引用辭”除了以上兩種方式外，陳望道先生認為還有一類滑稽的用法，即“割截成文，以資談笑”，如“回也不改”割截自《論語·雍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11〕（P107）可見，陳望道先生所言的“引用”與劉勰所談的“事類”有極大的相似性。與陳望道先生對“引用”的解釋相比，當代學者對“引用”的理解已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如王德春主編的《修辭學辭典》認為“引用別人的話語或成語、諺語、格言等”都算作“引用”，該書按引用內容的不同把其分為四類：“引經”、“稽古”、“出新”和“反用”，〔12〕（P195）“引經”可以類比為“事類”中的引成辭，但是要比引成辭的范圍大得多，凡是格言、名句都是“引經”，“稽古”可以等同為“事類”中的用古事，其中“出新”與“反用”，劉勰《事類》篇未曾論及。《漢語大詞典》定義“引用”為：“用他人的事例或言詞作為根據。”《漢語大詞典》所釋“引用”的定義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們今人一種普遍的看法。由此可見，現代意義上的“引用”所指涉的對象極為寬泛，古今中外的事例或言詞，包括諺語、俗語、成語、兒歌、童謠、數據、格言、語錄、警策、歇后語、圣賢言辭、名人言論、詩詞散文、神話傳說、歷史故事等，凡是被摘錄出作為根據的皆可稱之為“引用”。在《事類》篇中“引”字共出現了八次〔13〕，把這八處“引”字翻譯成“引用”也是可以的，而且劉勰也說：“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但是由此出發，把“事類”理解為現代意義上的“引用”是不太貼切的。筆者認為，現代意義上的“引用”比“事類”的范圍要大得多。因此，筆者認為“事類”大致相當于“引用”這一修辭方法〔14〕。

三、“事類”與“事義”

　　在《文心雕龍》一書中，“事類”與“事義”是兩個容易混淆的概念，參考劉勰以前或當時的其他有關論著，辨析這兩個概念的同異之處，對于明確劉勰的文學理論有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古代“事類”的稱謂很早就出現了。〔15〕六朝時候，“事類”出現了幾種不同的稱呼，有的稱“事類”，有的稱“事義”，有的則稱“用事”。如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16〕（P191）這里的“事類”就是指引古事或成辭。鍾嶸《詩品序》云：“近任昉、王元長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17〕（P4）這個“事義”與“事類”的含義相同。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云：“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18〕（P174）這里“事義”與“用事”的含義所指一樣，就是運用古代典實之義。《南齊書·文學傳論》云：“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19〕（P908）“全借古語”、“唯睹事例”也與“事類”的含義相同。蕭統《文選序》云：“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20〕蕭統所言的“事”與“義”大致與事類之義相同。

　　劉勰也曾幾次用到“事義”一詞，其含義與“事類”相同。如《體性》篇：“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知音》篇：“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此二篇中的“事義”與“事類”的含義相仿。即使在《事類》篇中，也存在“事類”與“事義”通用的情況，如“學貧者迍邅于事義，才餒者劬勞于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綜上所述，六朝時候，“事類”的稱謂雖然不一，但它已漸漸地成為一個專門的術語了。

　　在中國古代用古事、引成辭的現象出現得很早，并且逐漸地演變成一種特定的修辭手段，被文人學者大量地使用。黃侃先生《文心雕龍札記》云：“逮及漢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舊言，始則資于訓詁，繼而引錄成言，（漢代之文幾無一篇不采錄成語者，觀二《漢書》可見。）終則綜輯故事。爰至齊梁，而后聲律對偶之文大興，用事采言，尤關能事。”〔21〕（P188）祖保泉先生《文心雕龍解說》認為在文章中“事類”運用不當，就會紕繆叢生，“劉勰注意到了這個創作上的實際問題，試圖加以解決，便撰寫《事類》篇。”〔22〕（P741）祖保泉先生的這種解釋非常中肯，可謂抓住了問題的實質。因此，聯系黃侃先生所論，我們明白劉勰《事類》篇主要是針對當時文風而寫的。同時，“事類”的使用已經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在這個時候劉勰加以適當地總結也是非常必要的。

　　還有一種情況需加以辨析。劉勰《附會》篇云：“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后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此處“事義”的含義顯然不是“事類”一詞所能涵蓋的，作為一篇文章的骨髓，這里的“事義”主要是指支撐全篇的材料與事實。

　　以上分三部分辨析了“事類”與“典故”、“引用”、“事義”的同異之處。筆者認為，“事類”是中國古代修辭學上的一個專門術語，與現代意義上的“引用”大致類似，但比“引用”的范圍要小得多，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用古事，一是引成辭。

參考文獻：

〔1〕參見林杉.文心雕龍創作論疏鑒〔M〕.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

〔2〕參閱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M〕第146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張長青、張會恩《文心雕龍詮釋》〔M〕第251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趙仲邑《文心雕龍譯注》〔M〕第318頁，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向長青《文心雕龍淺釋》〔M〕第32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馮春田《文心雕龍釋義》〔M〕第250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M〕第3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M〕第45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等書。

〔3〕參見詹锳《劉勰與文心雕龍》〔M〕第81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詹锳先生將事類分為兩類，一類是古人的事跡，另一類是典故、成語、格言。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注》〔M〕第458頁，齊魯書社1996年版等書。

〔4〕文中所引劉勰《文心雕龍》語，如不作說明，皆引自黃叔琳注，李詳補注，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0.

〔5〕比如王運熙、周鋒《文心雕龍譯注》認為事類是指古人傳下來的言論、事跡；張長青、張會恩《文心雕龍詮釋》認為事類是指引用古人的事跡來證明所要表達的意義，引用古人的格言、成語來說明道理；向長青《文心雕龍淺釋》認為事類是指舉出古代的人事為例證，為了說明道理而引用現成的話；趙仲邑《文心雕龍譯注》認為“事”就是典故，包括“古事”和“舊辭”。

〔6〕參閱吳直雄.界定典故多歧義辭海定義應遵循——論典故的定義〔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3).

〔7〕引用《政典》：“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引用遲任之言：“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8〕引自詹锳.文心雕龍義證（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0〕參見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M〕第41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詹锳《劉勰與文心雕龍》〔M〕第81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11〕陳望道.修辭學發凡〔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

〔12〕王德春主編.修辭學辭典〔M〕.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

〔13〕《事類》篇“引”字共出現八次：“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

〔14〕林杉先生《文心雕龍創作論疏鑒》說事類：“大致上與現代修辭學中所謂的‘引用’相類”，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頁。

〔15〕如《韓非子·顯學》：“夫禍知盤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后漢書·陳寵傳》：“寵為昱（指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此兩處“事類”的含義是指同類的事。

〔16〕見郭紹虞、王文生.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7〕陳延杰.詩品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18〕莊明輝、章義和.顏氏家訓譯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9〕(梁)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20〕蕭統.《文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黃侃.《文心雕龍札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2〕祖保泉.文心雕龍解說〔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