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萬奇（1964— ），男，內蒙古滿洲里市人，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研究所所長。

 

　　如果從黃侃一九一四年編撰《文心雕龍札記》算起，現代“龍學”已走過九十四年的歷程。這期間海內外學者在文本校勘、原文注譯和理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龍學”逐漸成為“顯學”。然而，《文心雕龍》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疑點仍有待“破解”。筆者僅就其中的三個問題——“文心雕龍”的涵義、《文心雕龍》的框架和《文心雕龍》的性質談一點粗淺的認識，以求教于“龍學”大家。

書名辨：文心＋雕龍，雕龍文心，文心雕龍？

　　劉彥和名書曰“文心雕龍”，至今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主要有三個問題：

　　一是“文心”一詞的來源。龍學界大體有兩種觀點：一種看法認為本于陸機的《文賦》：“陸機《文賦》開端云：‘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文心雕龍·序志》篇亦云：‘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顯然是取自士衡之語以命名。”[1]一種看法認為源于佛教典籍：“《文心雕龍》書名中的‘文心’二字，也包含著‘棄跡求心’的意義。這個詞語的淵源是佛典，而不是儒經。《法華玄義釋簽·序釋簽》說：‘蓋序王者，敘經玄意。玄意述于文心，文心莫過跡本。’”[2]

　　就“心”字而言，未必最早見于佛典。據彥和所述，涓子著有《琴心》，王孫子著有《巧心》，“心”字在戰國時已用于篇名。彥和的“文心”或許與佛典的“文心”有相通之處，然用精通佛學的饒宗頤先生的話說，是“與《阿毗曇心》之名偶合”，[3]缺乏充分、有力的論據支撐。更何況彥和博通經論，長于佛理，如果借鑒佛典的“文心”，為什么不明言？要知道他最善于“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而第一種觀點則更令人信服。盡管彥和不滿意陸機的《文賦》，認為“陸賦”的觀點和結構“碎亂”，可劉、陸關注的問題是一致的：陸機研究“才士之所作”，是為得其“用心”，彥和以“文心”為名，是研討“為文之用心”，兩個“用心”的內涵是相同的，都是指作文的用心。因此，楊明照在“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一句注曰：“按文賦：‘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4]表明彥和“文心”與陸機的“用心”是一脈相承的。清人章學誠則明確指出：“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自劉勰氏出，本陸機之說，而昌論‘文心’。”[5]章氏的“斷語”，明確指出陸、劉之間的傳承關系，是不刊之論。

　　二是“雕龍”與“豈、”“雕縟”的關系。龍學界對“雕龍”的解讀，分歧最大，其爭論的重點是“豈取鄒奭之群言雕龍也”——尤其是對“豈”字的理解：或把它譯為表示否定的“難道”，或把它譯為表示肯定的“難道不是”，或把它譯為表示推測的“大概”、“也許”、“庶幾乎（差不多）”。

　　對“豈”字的解讀，不能局限于“豈取……雕龍也”一句，應該放到與之相關的“語境”中來考察：

　　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鄒奭之群言雕龍也。

　　不難看出，問題的關鍵不是“豈取……雕龍也”，也不是“豈”字，而是“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這是一個肯定性陳述句。“雕”，是雕飾的意思；“縟”，是指文采繁盛。彥和認為，從古至今的文章，都是靠雕飾文采組成的，難道僅僅采用了鄒奭之群言的“雕龍”嗎？顯然，彥和之所以名書為“雕龍”，是因為文章本身就是“雕縟”的，與“雕龍奭”的事典沒有太大的聯系。即因“雕縟”而“雕龍”，非“雕龍奭”而“雕龍”。正如陸侃如、牟世金所說：“劉勰用‘雕龍’二字做書名，主要因為文章的寫作從來都注重文采，不一定用鄒奭的典故。”[6]可謂“知言”。

　　有的學者注意到“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可在翻譯時，卻把此句與“豈取……雕龍也”視為“因果關系”：“自古以來的文章，都是以雕飾豐富的文采而構成的（按：意為很像“鄒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因此，書名差不多是采用了鄒奭之群言的‘雕龍’的‘雕龍’二字。”[7]這種譯法未免有些牽強附會：為什么“自古以來的文章，都是以雕飾豐富的文采而構成的”，書名就必須“采用鄒奭之群言的‘雕龍’的‘雕龍’二字”？這兩句話沒有必然的聯系，譯者在邏輯推理上出現了“真空”，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另外，“因此”二字是譯者所加，改變了彥和的反問句式。

　　三是“文心”與“雕龍”的關系。龍學界主要有三種看法：一曰“文心＋雕龍”：“‘文心’是講作文的用心，這是一；‘雕龍’指雕刻龍文，比作文的要講文采，但不要光講文采，這是二。”[8]二曰“雕龍文心”：“‘文心’是書名的主干，‘雕龍’則是如何去探討‘為文之之心’的說明和規定。劉勰強調自己的書是用‘雕龍’那樣的功夫去揭示‘文心’的，或者說像雕刻龍文那樣精細地探討和揭示為文之用心。這‘精細’自然也包括文字本身的講究。”[9]三曰“文心雕龍”：“其實‘雕龍’二字并不是用來修飾‘文心’的，而是用來說明‘用心之所在，與心之如何用’，《文心雕龍》的書名含義當是‘寫文章用心在于要把文章寫得像精雕細刻的龍文一樣美’（以下簡稱‘要把文章寫得美’）。”[10]
第一種觀點把“文心”和“雕龍”看作并列關系，似難以成立。“文心”是指作文的用心，“雕龍”是描述寫作行為和結果，在邏輯上構不成并列關系。從語言形式看，“文心”是偏正組合，“雕龍”是動賓組合，兩種不同的組合形式如何能并列？

　　第二種觀點把“文心”和“雕龍”看作主從關系，也難以自圓其說。重“文心”輕“雕龍”，有違彥和“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的圓通之識。把“雕龍”解讀為彥和要“精細地探討和揭示”文心，有些“引申過度”：“雕龍”是比文章寫作，不是喻“研究”文章寫作，“雕龍文心”不等于“文心雕龍”。

　　第三種觀點對“文心”和“雕龍”關系的理解是正確的。但在翻譯上把“雕龍”理解為“雕龍奭”的“雕龍”，片面強調“要把文章寫得美”，忽視了彥和對“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這種刻意雕琢做法的批評，也難得彥和用心之“全”。

　　在筆者看來，書名爭議的焦點是“雕龍”，而不是“文心”。要想搞清書名的涵義，必須從“雕龍”入手。值得注意的是，“雕龍”的表述方式不同于“文心”：“文心”是直陳式的，而“雕龍”則是暗示性的。暗示性的陳述包括“說出來的”和“沒有說出來的”兩個部分：“它們之所以被用來命書名，實際上與這些具體的東西無關，而只是利用它們所暗示的東西，也就是沒有說出來的東西。”[11]“雕龍”是“說出來的”，其“所指”（雕刻龍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暗示的、“沒有說出來的”是什么。筆者認為，如果聯系“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鄒奭之群言雕龍也”，就可以看出，彥和以“雕龍”為喻，是暗示作文要精雕細刻，以達到“刻畫而自然”的審美境界。即文章講究修飾、潤色，寫得有文采，但又不像鄒奭那樣“過度雕飾”，有十分明顯的“斧鑿”痕跡。因此，黃侃在釋“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時精辟指出：“此與后章文繡鞶帨離本彌甚之說，似有差違，實則彥和之意，以為文章本貴修飾，特去泰去甚耳。全書皆此旨。”[12]周汝昌也認為：“夫雕龍者，正喻‘人工’之可奪‘天巧’。通常所謂文如‘天成’、‘行云流水’，那實際是功力純熟深厚所臻之境地而已，那種貌似‘自然’，無非是大匠之能泯其‘斧鑿痕’罷了。”[13]黃、周之說，深得彥和的用心，可視為“雕龍”的絕妙注解。合而觀之，所謂“文心雕龍”，是指作文的用心在于精雕細刻，以企及“刻畫而自然”的至境。

框架辨：文原論＋文體論＋文術論＋文評論？

　　對于《文心雕龍》的框架，亦有諸多說法。歸納起來，主要涉及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通行本《文心雕龍》的篇次是否有誤。龍學界有兩種觀點：一種看法認為篇次有誤。爭議較大的是《練字》、《養氣》、《物色》、《總術》和《時序》等篇的次序：范文瀾認為，《練字》的位置是《章句》之后，《麗辭》之前；《物色》則在《附會》之后，《總術》之前。劉永濟認為，《物色》宜在《練字》之后。楊明照認為，《物色》應為第四十一，《總術》則是第四十五，《時序》應為第四十六。周振甫認為，《物色》應置于《情采》之下，《镕裁》之上；《總術》應為第四十五篇，是創作論的總序。而對篇次調整比較大的是郭晉稀，他置《養氣》、《附會》于《通變》之前，置《事類》于《通變》之后，置《練字》于《章句》之前，置《物色》于《夸飾》之后。[14]一種看法認為不能更改通行本的篇次。一些學者指出，在沒有確鑿的資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據之前，不宜改動通行本。否則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混亂。

　　筆者認為，第一觀點難以成立。這些學者對通行本篇次的調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可那只是研究者的各自之理，不代表彥和的想法；更何況他們的認識也不完全一致，反而越調越亂，不僅沒有還原書的本來面目，而且南轅北轍，相去甚遠。唐寫本（殘卷）清晰地標示“征圣第二”、“宗經第三”、“正緯第四”、“辨騷第五”、“明詩第六”、“樂府第七”、“詮賦第八”、“頌贊第九”……，與通行本所標的篇次一致，印證了后者的可靠性。因為唐寫本（殘卷）是《文心雕龍》今存最早的、權威性的版本。從版本學角度看，“寫本”的“精確度比印本高”。[15]因為“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16]而《文心雕龍》現存最早的刻本元至正本的篇次進一步證明了通行本是可靠的（見表一）。

表一　唐寫本（殘卷）、元至正本、通行本之篇次

唐寫本（殘卷）	元至正本	通行本
征圣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辨騷第五 卷第二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詮賦第八 　頌贊第九 　祝盟第十 卷第三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二 　哀悼第十三 　雜文第十四 　諧讔第十五 （下缺）	卷一 　 原道第一 　 征圣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辨騷第五 卷二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詮賦第八 　 頌贊第九 　 祝盟第十 卷三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二 　 哀悼第十三 　 雜文第十四 　 諧讔第十五 卷四 　 史傳第十六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詔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啟第二十三 　 議對第二十四 　 書記第二十五 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镕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卷八 　 比興第三十六 　 夸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原道第一 　征圣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辨騷第五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詮賦第八 　頌贊第九 　祝盟第十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二 　哀悼第十三 　雜文第十四 　諧讔第十五 　史傳第十六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詔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封禪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啟第二十三 　議對第二十四 　書記第二十五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情采第三十一 　镕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比興第三十六 　夸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總之，現有的版本數據都有力地支持了通行本的篇次，看不出什么“錯亂”；筆者贊同第二種觀點——尊重通行本，在沒有充分的證據時，研究者不能以個人的主觀臆測，更改《文心雕龍》的篇次。

　　至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文心雕龍》十卷分法質疑為“蓋后人所分”，也缺乏有力的證據。其理由是“據《序志》篇稱上篇以上、下篇以下，本止二卷。”不錯，彥和在《序志》篇的確是這樣說的。但與“十卷說”并不矛盾：“上、下兩篇說”著眼于《文心雕龍》的內容脈絡（按照范文瀾的說法，上篇“剖析文體”，下篇“商榷文術”），“十卷說”立足于《文心雕龍》的形式編排（五篇一卷）。從目前已掌握的唐寫本、元至正本等版本資料來看，并不能證明“十卷”就是后人所分，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說法只是一種推測，而非不易之論。

　　二是《文心雕龍》是由幾個部分組成的。龍學界主要有四種說法：一是“兩分法”，即“文體＋文術”；二是“三分法”，即“總論（文之樞紐）＋文體論（論文敘筆）＋創作論（剖情析采）”；三是“四分法”，即“總論（文質論）＋文體論（文類論）＋創作論（文術論）＋批評論（文評論）”；四是“五分法”，即“文之樞紐＋論文敘筆＋剖情析采＋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長懷序志”。此外還有“六分法”（在五分法的基礎上增加“文學史觀”一類）和“七分法”（在六分法的基礎上增加“修辭學”一類）兩種說法。

　　從研究者角度看，這些分法各有一定的合理性，可就《文心雕龍》本身而言，并不十分確切。因為研究者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論先見”來切分《文心雕龍》，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對其“內在文脈”的探尋。這些做法的不足，正如吳調公所言：

　　研究者們常常喜歡用自己的理論武器把《文心雕龍》這個有機整體肢解得七零八落，搞成幾大“塊”幾大“條”，實際是劉勰所從未夢想到的各種專論，甚至于離開了原著篇章的次序重新組合，以求吻合自己的理論結構安排。而這種種做法，都是遠離了《文心雕龍》的根柢。[17]

此言切中要害。上述諸家的“分法”只是他們對《文心雕龍》框架的“解讀”，并不等于《文心雕龍》是按照他們的“理論設想”來建構的。

　　據《序志》篇所述和《文心雕龍》呈現的“文本樣態”，可以看出，彥和把《文心雕龍》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是文之“綱領”，包括“文之樞紐”五篇（從《原道》至《辨騷》）和“論文敘筆”二十篇；下篇是文之“毛目”，包括“剖情析采”二十四篇（從《神思》至《程器》）和“長懷《序志》”一篇。這是《文心雕龍》的原初框架。其中“文之樞紐”探討文章的本原、師承、“酌變”根本問題，相當于今天的“文原論”（“本質論”）；“論文敘筆”研討各體文章的源流、含義、代表作和寫作規格要求，相當于今天的“文類論”（“文體論”）；“剖情析采”研究文章寫作的“情”（從《神思》至《定勢》）與“采”（從《镕裁》至《總術》）以及與“情采”（《情采》篇是由“情”到“采”的一個“過渡”，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有關的問題（從《時序》至《程器》），相當于今天的“文術論”（“創作論”）。《序志》介紹該書的寫作動因、寫作原則、主要內容和結構框架等問題。

　　從《文心雕龍》的“文脈”看，其“內在理路”是：道—→圣—→文（經）—→體—→術。彥和認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就是說，原道也好，征圣也罷，其樞紐是宗經（圣人之文）——也只有宗經，才能把道、圣落實，改變當時“去圣久遠”的不良傾向，因此第一個關鍵詞是“宗經”；而“去圣久遠”的直接后果是“文體解散”，從根本上背離了“群言之祖”經書的寫作體制，所以第二個關鍵詞是“正體”；又因當時的作者追求浮華的文風，練辭而疏術，故第三個關鍵詞是“執術”。《文心雕龍》正是沿著這三個詞（或者說“經——體——術”）有序展開的（見表二）。

表二　《文心雕龍》之內在理路

彥和的文章觀	文壇狀況	解決辦法	關鍵詞
征之周孔	去圣久遠 競今疏古	還宗經誥	宗經
稟經以制式	文體解散 離本彌甚	正末歸本	正體
文麗而不淫	多欲練辭 莫肯研術	必資曉術	執術a

　　有的學者把《時序》至《程器》稱為“批評論”（文評論）是不妥當的。這五篇講的是與情采（文術）有關的問題——文章與時代、文章與自然、歷代作家的才華、文章閱讀和士人的品行、才能，其中固然涉及批評，但決不是“批評論”（文評論）所能范圍的，還是以“執術”為中心的。如果把《神思》至《總術》視為“剖情析采”（文術論）的“內篇”，那么這五篇可看作是“剖情析采”（文術論）的“外篇”。

　　綜上所述，《文心雕龍》的理論框架是（見表三）：

表三　《文心雕龍》之理論框架

體例	內容	篇次	文脈
上篇：綱領	文之樞紐 論文敘筆	《原道》至《辨騷》 《明詩》至《書記》	經 體
下篇：毛目	剖情析采 長懷序志	《神思》至《程器》 《序志》	術

性質辨：文學理論著作，文章作法，亦或其它論著？

　　《文心雕龍》是一部什么書？也有不同的說法。或曰“文體論”，或曰“文學理論著作”，或曰“文學批評論（文學評論）”，或曰“美學著作（藝術哲學著作）”，或曰“閱讀學著作”，或曰“修辭學著作”，或曰“文章學”，或曰“寫作指導、文章作法”，或曰“文學理論著作、文章學著作和分體文學史”，或曰“文學理論、文章學、各類文體的發展史和古典美學著作”，或曰“子書”等。

　　這些說法著眼點不同，各有可取之處，可都難以圓通。筆者認為，要弄清《文心雕龍》的性質，有必要區分與之相關的三個問題：

　　一是彥和想把《文心雕龍》寫成什么書。從《序志》篇來看，彥和與許多魏晉六朝士人一樣，有強烈的生命意識和憂患意識——“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進而希冀通過“制作”來達到“騰聲飛實”的目的。這里的“制作”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著書撰文，而是指“成一家之言”，只有“著書立言”，才能實現“個人不朽”的終極目標。他夢見孔子，繼而想到“注經”；放棄“注經”轉向論文，是因為僅僅“注經”，難以成一家之言：“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這段話的重點在“未足立家”四字。彥和看重的、焦慮的不是“注經”本身，而是在所選擇領域中能不能像“諸子”一樣自成一家。他在《諸子》篇中說：“君子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又稱贊諸子：“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于萬古之上，而送懷于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這些文字和《序志》篇中的“騰聲飛實”的思想遙相呼應。顯然，就彥和寫作的深層動因來看，他想把《文心雕龍》寫成一部“子書”。故劉永濟明確指出：“歷代目錄學家皆將其書列入詩文評類。但彥和《序志》，則其自許將羽翼經典，于經注家外，別立一幟，專論文章，其意義殆已超出詩文評之上而成為一家之言，與諸子著書之意相同矣。”[18]

　　不可否認，彥和也想糾正當時的浮詭文風，不滿意“近代之論文者”，這些只是他寫《文心雕龍》的表層動因。

　　二是《文心雕龍》寫成后實際是一部什么書。《文心雕龍》完成后是一部“子書”嗎？如果僅僅根據彥和的寫作動機推斷《文心雕龍》是“子書”，似乎有些武斷。文章、著作固然體現作者的某種寫作意圖，但不等于說作者想寫什么就是什么。因為文章也好，著作也罷，一旦面世，就具有了相對的獨立性，其本身所呈現的要遠遠大于作者的最初構想。從《文心雕龍》的內容看，不論是“宗經”，還是“正體”、“執術”，都是圍繞著“怎樣寫好文章”，有別于“博明萬事”的“子書”，說它是“子書”似有籠統之嫌；可它又不同于《典論·論文》、《文賦》等一般的文論專著“就文論文”，每每有“超文”的卓識獨見，具備了“子書”的思想深度，章學誠肯定它“體大而慮周”、“籠罩群言”證明了這一點。錢穆在談到《文心雕龍》的價值時也特別強調其“超文性”：

　　他講文學，便講到文學的本原。學問中為什么要有文學？文學對整個學術上應該有什么樣的貢獻？他能從大處會通處著眼。他是從經學講到文學的，這就見他能見其本原、能見其大，大本原他已把握住。……因他注意到學問之大全，他能討論到學術的本原。文學的最后境界在哪里。……而劉勰講文學，他能對于學術之大全與其本原處、會通處，都照顧到。因此劉勰不得僅算是一個文人，當然是一個文人，只不但專而又通。”[19]
錢穆的看法很“到位”，他敏銳地抓住了《文心雕龍》不同于一般文論著作的地方——把“文”置于宏闊的學術平臺上來考察。這種“論文而不囿于文，超文而又不離文”是《文心雕龍》實際存在的“樣態”。因此，臺灣龍學家王更生說它是“文評中的子書”[20]是相當準確的。如果用“現代話語”來表述，《文心雕龍》是一部研討文章寫作（文評）的思想論著（子書）。這里用“文章”而不說“文學”，是因為《文心雕龍》的研究對象是古代的文章，不是古代的文學（古代“文學”一詞的含義雖每有變化，但主要內涵是一貫的——文化學術。對此，北京大學盧永璘教授曾撰專文《從劉勰〈文心雕龍〉慎用“文學”說起》詳論之，[21]恕此處從略），也不是今天的文學。“文學理論著作”和“文學批評論（文學評論）”兩種影響較大的觀點都無法成立；把它“定位”在“思想論著”，是著眼于《文心雕龍》的深刻性和廣博性，以區別于“寫作指導、文章作法”的觀點——“指導、作法說”雖然較之“文學理論著作說”和“文學批評論（文學評論）”更具合理性，可卻無視《文心雕龍》論“文章寫作之道”的“形而上”品質，僅僅看作是“形而下”的寫作入門之“技”，削弱了它的“體大思精”。

　　而彥和能寫成這樣一部與眾不同的“寫作思想論著”，得益于“方法的自覺”。即“彌綸群言”、“振葉尋根”（“觀瀾索源”）和“唯務折衷”。“彌綸群言”是指綜論歷代詩文，構成《文心雕龍》的橫向“理論維度”。“論文敘筆”部分講究“敷理以舉統”正是運用這種方法的結果。“振葉尋根”（“觀瀾索源”）是指從根本上來認識、把握文章，形成《文心雕龍》的縱向“歷史維度”。“道沿圣以垂文”、“原始以表末”等是該方法的具體體現，錢穆所謂彥和能從“大處”、“會通處”和“本原處”看問題正是指這一點。“唯務折中”是指對問題的認識力求公允、恰當，這種方法使《文心雕龍》達到了“籠罩群言”的學術高度。書中談到的“圓通”、“圓照”、“圓覽”均為“折衷”法的表現。

　　三是今人把《文心雕龍》看作什么書。正由于《文心雕龍》具有廣博、淵深的學術品格，客觀上造成了今人對其認識的歧義（前面已談，此處從略）。《文心雕龍》博大精深，包含了許多現代人文學科的因子，可以為文學理論、文章學、寫作學、修辭學、美學、閱讀學、文體論、文學史學、文學批評學等多學科所鑒用，但切不可因此就把《文心雕龍》歸入其中某一學科門下，因為它不是按照今天的學科體系來建構的。倘若真是那樣的話，《文心雕龍》也不可能“體大而慮周”。今天的學者完全可以從自己的學科角度研究它，只要不把它“據為己有”，加以壟斷。

　　總之，就《文心雕龍》性質而言，它是一部文章寫作思想論著。

注釋：

[1][3]饒宗頤《文心與阿毗曇心》，張少康編《文心雕龍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頁，第170頁。

[2][6][14]周振甫主編《文心雕龍辭典》，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41頁，第542頁，第543-547。

[4]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613頁。

[5]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岳麓書社1995年版，第86頁。

[7][10]周紹恒《〈文心雕龍〉書名與“文之樞紐”的關系初探》，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文心雕龍研究》第七輯，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頁，第222頁。

[8]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42頁。

[9]石家宜《文心雕龍系統觀》，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274頁。

[11]季羨林《禪和文化與文學》，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66頁。

[12]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18頁。

[13]周汝昌著周倫玲編《神州自有連城璧——中華美學特色論叢八目》，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頁。

[15]奚椿年《中國書源流》，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頁。

[16]宋人葉夢得語。引自葉得輝《書林清話書林余話》，岳麓始社2000年版，第21頁。

[17]吳調公《文心雕龍系統觀·序》，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頁。

[18]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前言》，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頁。

[19]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31—132頁。

[20]見牟世金《臺灣文心雕龍研究鳥瞰》，山東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頁。

[21]見中國文心雕龍學會編《論劉勰及其〈文心雕龍〉》，學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10頁。

參考文獻：

1.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編輯《〈文心雕龍〉資料叢書》（上、下），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版。

2.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上、下），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