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簡介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夢簪，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著名歷史學家。傅家是山東西北一帶的名門望族。明末清初，傅家出了一個傅以漸，1646年（順治三年）中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成為清王朝開國第一名狀元，他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傅以漸以后，傅家舉人、進士輩出，任封疆大吏，布政使、知府、知縣者更有多人。書香門第一直維持到清朝末年。

　　到傅斯年的祖父傅淦時，家境出現(xiàn)衰落。傅淦，幼負才名，博通經(jīng)史，1861年（咸豐十一年），他17歲時即被選拔為貢生。他似乎淡泊名利，既沒有參加朝考，也沒有出仕。傅淦的父親（傅斯年的曾祖父）傅繼勛，多年在安徽做官，官至布政使。李鴻章是他的門生。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時，曾請傅淦到天津去，大約意在給他安排個官職。傅淦到天津時，可能正趕上李鴻章政務忙迫，未能即時召見。他認為李鴻章有意慢待，便于次日不辭而去。自此靠在家鄉(xiāng)教私塾和賣字畫餬口。傅淦的妻子陳梅是江西巡撫陳阡（山東濰縣人）之女，結(jié)婚時陪嫁甚豐。傅淦生活困難時，就靠變賣妻室陪嫁度日。

　　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1894年（光緒二十年）順天舉人，有文名，任山東東平龍山書院院長。1904年（光緒三十年），歿于任所，時年39歲，當時傅斯年先生9歲，其弟斯巌7個月。上有老（傅斯年的祖父母）下有小（傅斯年兄弟二人），一門生活全靠傅斯年的母親李太夫人操持。幸賴父親傅旭安的眾門生，聚資生息供一家生計之用。

　　傅斯年雖然出生在世代官宦書香家族，但他幼年時期，卻是過的清苦生活。青少年時代的窮苦生活，使他能比較深刻地理解社會，理解世事人情。從6歲到9歲，傅斯年在離他家不遠的一個私塾讀書。10歲到13歲，在東昌府立小學堂讀書。這七八年里，都是白天去學校，晚上由祖父在家課讀。祖父、母親對傅斯年讀書都是嚴格要求，加之傅斯年天資聰穎，勤奮努力，在11歲時就通讀了《十三經(jīng)》。

　　1908年的冬天，13歲的傅斯年跟隨父親的學生中了進士的侯延塽去天津，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讀書。在校4年，1913年（民國二年）夏，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本科，1919年北京大學畢業(yè)。

　　在北大的幾年，是傅斯年思想大變化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學術(shù)界有權(quán)威、有影響的大師是章太炎。他的大弟子劉師培、黃侃都在北大教書。他們都很器重傅斯年，希望他繼承章太炎學派的衣缽；傅斯年讀的是古書，接受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最初也是崇信章氏的一人”。1916年1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提出“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先后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到校任教。蔡元培的思想是新的，他出過國，受到西方思想影響。所謂“兼容并包”，實際是為新派在北大擠個落腳點。當時北大文科是章太炎國學派的天下，“兼容并包”，實質(zhì)是支持新反對舊。傅斯年接受胡適的思想教育，盡棄舊學，接受新說。在北大創(chuàng)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他參與了五四運動，他自己說：“五四那天上午我作主席，下午扛著大旗到趙家樓。打進曹汝霖的住宅。”

　　北大畢業(yè)后，傅斯年考取山東官費出國留學，先到英國，入倫敦大學，學習的學科有心理學、物理學、化學、數(shù)學等。1923年由英國去德國，入柏林大學，修習物理學和比較語言學。

　　傅斯年于1919年冬出國，1926年冬回國，先后在英國、德國留學7年。從他學習的學科看，涉及的面是比較寬的，而且多屬自然科學，沒有歷史學。但從傅斯年已有的深厚的中國文史知識基礎(chǔ)上來評價，就知道留學對于他后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史的整理是有好處的。他所要學的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正像他的朋友羅家倫所說：“他有了許多科學的方法和理論，又回頭發(fā)現(xiàn)了他自己曾經(jīng)儲藏下的很豐富的中國歷史語文的知識，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羅家倫述說他們“這群人的學術(shù)心理”里，有一種“先博后專的風氣。因為當時大家除了有很強的求知欲外，還有想在學術(shù)里求創(chuàng)獲的野心，不甘坐享現(xiàn)成，要想在浩瀚的學海之中，另有會心，‘成一家言’”。我想，我們完全可以從羅家倫的話里理解傅斯年在歐洲求學時學得如此寬博的原因。他是在求治中國學問的理論和方法。我們沒有材料說明他在德國學歷史，但知道他讀書很博，他一定也讀了一些歷史學的書，他的“史料即史學”思想就是從當時風行德國的蘭克學派接受過來的。

　　1926年冬，傅斯年回國。先返鄉(xiāng)里省親，隨后即去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他擔任文學院院長，還兼任歷史、國文兩個系的系主任。同時還創(chuàng)辦了語言歷史研究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應聘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襄助院長蔡元培先生籌劃院務。院內(nèi)一切制度的確立，和各種方案的制訂他都貢獻了不少意見，后來中央研究院的發(fā)展擴充，他有很大的功勞。”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年度報告書中說：“中央研究院設(shè)置之意義，本為發(fā)達近代科學，非為提倡所謂固有學術(shù)。故如以歷史語言之學承固有之遺訓，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觀念，以成與自然科學同列之事業(yè)，即不應于中央研究院設(shè)置歷史語言研究所，使之與天文、地質(zhì)、物理、化學等同倫。今者決意設(shè)置，正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又說：“此雖舊域，其命維新。材料與時增加，工具與時擴充，觀點與時推進，近代歐洲之歷史語言學，其受自然科學之刺激與補助，昭然若揭。以我國此項材料之富，歐洲人為之羨慕無似者，果能改從新路，將來發(fā)展，正未有艾。”

　　歪打正著，傅斯年在歐洲廣學自然科學且有“迷途不返”之勢，到頭來卻為他回國后收拾舊業(yè)，為他在歷史語言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方面開擴了新道路。

　　自1928年始，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在大陸期間，他曾兼任許多職務，其中有：社會學研究所所長（1933年），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1933年），代中央研究院干事和總干事（1937年），北京大學代理校長（1945年秋）。1946年胡適由美回國，他才卸去代理北大校長職務。1947年6月，赴美養(yǎng)病。1948年上半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8月由美回國。冬天，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臺灣。1949年1月，就任臺灣大學校長。1950年12月20 日晚11時20分，因腦溢血病逝，享年5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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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之對傅斯年可以說是相知最深的人。他對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曾有如下一段評論，他說：“孟真（傅斯年的字）是人間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作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有膽的大刀闊斧本領(lǐng)。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他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lǐng)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這都是人世最難得合并在一個人身上的才性，而我們的孟真確能一身兼有這些最難兼有的品性與才能。”（胡適為《傅孟真先生集》寫的《序》）在這不到200字的一段話里，胡先生用了14個“最”字來評述傅斯年的品性和才能。胡先生的話，準確而又全面地描繪出一個最稀有天才人物的最難兼有的品性和才能。

　　人貴有自知之明，且看傅斯年對他自己的認識和估計。1942年12月，他于大病之后，回到李莊史語所后給胡適的信說：“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比別人好名少多矣。心地十分淡泊，喜歡田園舒服。在太平之世，必可以學問見長。只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出于至誠，而絕非有所為。遇急事膽子也大，非如我平常辦事之小心。有時急的強聒不舍，簡直是可笑。平日好讀老莊，而行為如此。有此性情，故遇有感情沖動之事，心中過分緊張。這種感情沖動，私事甚少，而為公者極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此等性情，自天外人看來，未知還有趣否？但在中國確算比較少的了。近日又讀莊子，竭力自己為自己想開，何必一人懷千古之憂，一身憂國家之難。讀來讀去，似乎有些進步，此竅還是半通不通的。古人有以天下事為己任之說，一個人如此想，多半是夸大狂，我向不以此言為然。但自己不自覺之間，常在多管閑事，真把別人的事弄成自己的事。此比有此意識者更壞事，以其更真也。我本以不滿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學問，偏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門里門外跑來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今遭此病，事實上不能容我再這樣，只好從此以著書為業(yè)。所可惜者，病中能著書幾何，大是問題耳。但只要能拖著病而寫書，其樂無窮。”

　　傅斯年任歷史語言所所長二十三年，培養(yǎng)了大批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等專門人才，組織出版學術(shù)著作70余種，在經(jīng)費、設(shè)備、制度等方面都為歷史語言所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組織第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殷墟甲骨發(fā)掘，其后先后發(fā)掘十五次，大大推動了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和商代歷史的研究。傅斯年還將明清大庫檔案資料爭取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組織進行專門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傅斯年在歷史學研究方面，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重視考古材料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擺脫故紙堆的束縛，同時注意將語言學等其他學科的觀點方法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取得較高的學術(shù)成就，在現(xiàn)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主要著作有：《東北史綱》（第一卷）、《性命古訓辨證》、《古代中國與民族》（稿本）、《古代文學史》（稿本）；發(fā)表論文百余篇，主要有：《夷夏東西說》、《論孔子學說所以適應于秦漢以來的社會的緣故》、《評秦漢統(tǒng)一之由來和戰(zhàn)國人對于世界之想象》等。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冊。

　　對學術(shù)事業(yè)的貢獻

　　傅斯年有學術(shù)心，也有學術(shù)事業(yè)心。他回國后在中山大學教書，不久就在中山大學創(chuàng)辦“語言歷史研究所”。這是1927年秋天的事，他到中大教書才半年。1928年10月，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的基礎(chǔ)上，籌備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后他即任所長，一直到1950年去世。他的社會、政治職務千變?nèi)f化，名堂甚多，史語所的所長職務是一直擔任到底的。

　　他以史語所為基礎(chǔ)，對中國近代學術(shù)事業(yè)作出很大貢獻。為近代中國學術(shù)事業(yè)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首先他拉了一大批著名學者到史語所領(lǐng)導研究工作，如：陳寅恪、徐仲舒、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李濟、董作賓、梁思永。1927—1937年是史語所的鼎盛時期，傅斯年收羅很多人才到史語所來。其中不少人后來成為大家，如：陳槃、石璋如、丁聲樹、勞幹、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尋、全漢升、鄧廣銘、張政烺、傅樂煥、王崇武、董同和、馬學良、張琨、逯欽立、周法高、嚴耕望等等。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過傅斯年的培養(yǎng)，都或多或少繼承了他嚴謹?shù)闹夭牧稀⒅乜甲C的學風。

　　搶救、整理明清檔案。清朝內(nèi)閣大庫的檔案，內(nèi)有詔令、奏章、則例、移會、賀表、三法司案卷、實錄、殿試卷及各種簿冊等，是極珍貴的第一手歷史資料。從晚清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國庫房損壞搬出存放后，幾經(jīng)遷徙、幾易主人，潮濕腐爛、鼠吃蟲蛀，損失極為嚴重。其中一次主管者——歷史博物館以經(jīng)費缺乏，曾以大洋4000元的價格將此8000麻袋總計15萬斤的檔案賣給造紙商拿去造紙。著名考古學家馬衡大聲疾呼，由傅斯年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做主，才以1.8萬元將這批幾乎要進造紙廠的檔案買下，然而已由15萬斤減為十二三萬斤，少了2 萬多斤。搶救下這批十分珍貴的檔案材料，傅斯年是有大功的。

　　科學發(fā)掘河南安陽殷墟。傅斯年極重視史料和新史料的獲得。他在《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中說：“（一）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chuàng)造之系統(tǒng)，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重視清檔案的搶救整理和殷墟的發(fā)掘，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擴張新材料。他有一句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在傅斯年領(lǐng)導史語所的同仁科學發(fā)掘河南安陽小屯殷墟之前，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歷史。19世紀末葉，安陽一帶的農(nóng)民在耕地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些甲骨片，藥材商人便當做龍骨來收購。金石學家王懿榮看到這種甲骨片，認識它的價值，便多方購求，此后逐漸引起學者的注意。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先后出版了劉鶚的《鐵云藏龜》、孫貽讓的《契文舉例》、羅振玉的《殷墟書契》等。其后，王國維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歷史，寫出《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論》等名作。

　　這一來，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古董商、藥材商蜂擁而至，他們一面搜購，一面聚眾私掘。外國“代表團”、“考古家”，也都進來高價購買甲骨。殷墟現(xiàn)場受到嚴重破壞。

　　傅斯年對此聽在耳里，看在眼里，遂呈請中央研究院院長批準，由史語所考古組正式組織人員去小屯發(fā)掘。開始困難重重，一些人的地方主義、利己主義、風頭主義一時俱來，他們阻撓發(fā)掘或強制停止發(fā)掘。傅斯年親到開封（當時河南省政府所在地），上靠南京政府的權(quán)威，下依河南開明人士的支持，也靠傅斯年的辦事才干，人事關(guān)系才得疏通好，發(fā)掘工作才得順利進行。

　　從1928年到1937年，10年時間，殷墟發(fā)掘大小共進行15次。傅斯年在百忙中，數(shù)次親到小屯視察指導。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發(fā)掘是第13次，時在1935年夏。傅斯年偕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安陽。石璋如回憶說：“那時是殷墟第13次發(fā)掘，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為殷墟發(fā)掘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國的考古工作在國際間最煊赫的時期。約在五月中旬，氣候已經(jīng)相當?shù)臒崃耍头▏臇|方學者伯希和先生到達安陽……伯希和先生對著那樣偉大的陵墓，那樣排列整齊的小墓，那樣大量并精美的燦爛的器物，在孟真所長面前，不斷的驚訝和贊嘆！”“九·一八”事變以后，日寇侵我形勢日急。殷墟發(fā)掘被迫停止下來。

　　在中國近代科學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這是他對中國學術(shù)事業(yè)的大貢獻。

　　傅斯年是北京大學培養(yǎng)出來的，對北大特有感情，在他一生的事業(yè)中，對北大也是特有貢獻的。30年代是北大輝煌的盛世，教授陣營盛極一時，名家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圣、孟森、湯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陳寅恪等都在北大講課。當時蔣夢麟是北大校長，但推動北大盛世出現(xiàn)的卻是胡適、傅斯年，尤其是傅斯年。蔣夢麟回憶說：“當我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搬到北京，也在北京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于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nèi)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傅斯年對北大的第二次貢獻，是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后。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北大校長。時胡在美國，回國之前，北大校長由傅斯年代理。從敵偽手里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tǒng)治下的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俞大綵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后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把困難解除，把“天下”掃平，為胡適回校鋪好道路，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長以報胡適的決心。他給夫人的信又說：“實在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