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孔子思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其人道觀思想影響中國幾千年，成為主流價值觀。至今，孔子人道觀對社會的發展還存在著重要的意義，探索和繼承發展孔子人道觀思想對和諧社會的營造和核心價值體系的確立存在著重要的借鑒作用。筆者力圖從價值論的角度對孔子的思想進行發掘，運用價值論的原理，采用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方法，對先秦元典文本以及歷代重要文獻關于孔子思想的內容進行探索、重鑄，并結合孔子本人所處的時代以及自身的經歷，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對孔子的思想進行細致的分析。運用比較分析法，同前人思想比較以得出其思想淵源，又要與同一歷史階段其他思想家思想比較以總結出其理論特征。尋求孔子人道觀的積極因素來匡正人心的迷失、精神的迷亂、信仰的缺失，充分發揚其中的理念和經驗來為我們如今推動人的發展提供借鑒可行的方法指導。

　　本文力求立足于原理，依據于文本，把現代哲學觀念與傳統文化精神相融通，發掘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吸收其精髓，發揚其精華，啟發人們確立正確的核心價值體系。

　　關鍵詞：孔子；人道；價值；意蘊

引言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千百年來，隨著炎黃子孫的繁衍變遷的歷史過程，一些反映時代特征的思想積淀成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結構。而價值觀念是文化心理結構的核心部分，其對于中華民族發展的影響尤為深刻。先哲們總是在不斷地探索關于人的一切問題，覺識人在自然界的崇高地位，尊重人的價值，追求真善美統一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

　　以人為核心，關注人的價值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就是闡發人道觀并為人道觀提供理論基礎。中國傳統哲學中眾多命題皆是圍繞人道問題而展開的。

　　“人”字當產生在黃帝之時，甲骨文中“人”字屢見；殷周時，人受宗法等級制度的限定；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以愛人為內涵的人學思潮，諸如孔子的愛人，老子的自愛，墨子的兼愛，孟子的別愛，以及管子的愛民，荀子的愛人和愛民等等構成了以愛為特征的人道思潮。漢代董仲舒的愛人類，以及《禮記》、《淮南子》等的愛人、愛民，乃是對先秦人道觀的繼承。至魏晉南北朝隋唐，就人的自我價值、社會價值、人才學、人格學、人生理想、人生目的等進行了探索，形成了以人的價值為核心的人道觀。宋元明清時把對人生價值、理想、目的德追求與人生生命的關懷結合起來，把愛人、愛親、愛物與人生道德理想的追求統一起來，凸顯了人的自作主宰的自主精神，構成了以立人極為特征的人道觀。近代向西方學習，吸收西方自由、平等、博愛和天賦人權等觀念，批判三綱五常，宣揚人的權利平等，構成了以平等為特征的人道觀。

　　先秦時期自周公“敬德保民”的提出，到子產“天道遠，人道邇”首次出現“人道”概念，關注人，重視人道已經成為當時思想家的焦點所在。但系統的提出人道觀則是起于孔子，孔子的思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活水。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皆在以后長期演變和不斷完善，成為人們日常價值觀念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的規范所依，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價值。

　　對于孔子思想的精髓部分和核心內容的人道觀，歷代學者研究頗多，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運用不同的方法來研究其中的內容真意。祁志祥《中國人學史》以仁為核心論述孔子仁本主義人道思想，認為“仁”是人道的本質特性；肖萬源、徐遠和《中國古代人學思想研究》分別對古代諸子人學思想進行研究，認為儒學即人學，從孔子的天道觀、人道觀和人性論論述孔子人學思想；尚明《中國古代人學史》認為孔子最早而系統地從道德生活的角度反思人生、規定人生意義；成復旺《中國古代的人學與美學》提到儒家人學是一種“宗法社會本位論”，論及孔子對人的社會性與倫理道德的重視；劉黎明《先秦人學研究》以人為線索，從諸子各家關于人看法上的差異來認識先秦人學，從人性論、道德修養、理想人格等方面分析了孔子人道思想；王杰《儒家文化的人學視野》從人學角度重新審視儒家文化，以孔子的人道思想范疇—“仁”、“禮”作為切入點，論述了儒家人學思想的發展歷程。除專著外，從人學角度研究孔子思想的論文也比較多，有的從方法論論述孔子人學；有的從人學角度專門論述孔子的仁；有的從人學角度論述孔子思想的意義；更多的是綜合地論述孔子的人學思想，認為孔子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人學體系，例如：“孔子建立了我國思想史上第一個‘仁學’（即人學）思想體系”、“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的人學思想核心是仁”，“從仁出發，探求人性”，“孔子提出人既泛指人類，同時也是具有社會屬性的人，人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以仁為人的本質屬性”等等。這些論述雖然在對孔子人之為人、如何成仁、理想人格建設等內容的論述上顯得比較零散，各家各有其說，但都從不同角度豐富了孔子的人學思想。綜觀之，對孔子人道思想的研究存在兩點不足：第一，各家多留于思想層面的論述，很少有系統分析孔子人道觀產生的背景、從多層面上看孔子人道觀產生發展的原因；第二，理論方法的運用上，尚未充分地結合理論與材料，并且哲學史和傳統思想史方法的味道太濃，而發揮價值論方法之長不夠。

　　而欲揭示孔子思想真諦，發掘其中的意蘊，則需要既尊重孔子其本來思想的真實面貌，又結合當前社會存在的問題現狀。把傳統文化的精髓與現實問題緊密結合于一起，這樣才能真正發揚其思想的作用和文化以化人的目的。

　　人的價值問題在中國傳統哲學處于核心地位，運用價值論理論研究的方法是研究孔子人道觀思想的重要方法。人道觀研究的是人的問題，而價值論也正是研究以人為主體的價值問題。從價值論角度解讀和研究孔子的人道觀思想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有著重要的意義。

　　孔子人道觀是孔子繼承和發展前人思想和自身長期形成的智慧結晶，今日欲復現其真實內蘊，實非易事，對其作新的詮釋則更屬難能。必須要遵循發現原典文本本義——對文本進行分析評判——運用現代哲學原理對文本意蘊加以闡釋和引申這樣三個步驟，即對先秦儒墨道法等元典文本以及歷代重要文獻關于孔子思想的內容進行探索、重鑄，既吸收文本文獻之真意真解，又參酌現代研究方法理論，運用馬克思主義價值哲學原理，結合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去追究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意蘊，發掘孔子人道觀的真諦。具體方法論的原則是：

　　第一，原理與文本相統一。要以價值論解讀孔子的思想，以原理映射文本，從文本中尋求原理的發散。以價值哲學原理為指導，以文本原義為依據，首先要闡釋人道觀的內涵和中國傳統人道觀的特征，并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對孔子的思想進行細致的分析。通過古人的語言闡釋古人的精神，以當時的狀況透析其時其人的價值觀。欲通古人之價值觀必須要理解古人當時當地所處之環境和身份地位以及其思想的淵源，如果簡單以現代的原理方法去界定闡釋傳統文化，必失之一隅。以傳統原典文本為根據，并參考古代各家解讀，結合現代理論方法，對傳統價值觀進行“講明義理”、“別其是非”的客觀公正之透析。

　　第二，綜合與分析相統一。既要把孔子的思想予以分析，理清其中的真意，同時也要把孔子的整個思想與當時的歷史環境以及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予以綜合。在綜合中分析其獨特之處，在分析中綜合其本質特征。

　　第三，歷史與現實相統一。在理清孔子思想脈絡的基礎上，對孔子的人道觀要進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般的正視，“講明義理，別其是非”的審視，“鉤稽索隱、融會貫通”般的透視。并著眼于在當代現實中如何提升人的地位這一重大問題，發現孔子人道觀的意義，既不對中國傳統思想存在的價值妄自菲薄，也不對傳統文化的意義玄虛夸大。

　　第四，縱向引申與橫向拓展相統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任何一個思想家的思想都肯定主要反映和折射當時的社會性質和時代特征，同時，其個人的人生經歷也是影響其思想產生發展的因素。解讀孔子的人道觀必須立足于歷史考察的辦法，以史論人，分析孔子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具體社會環境狀況。具體地說，就是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分析孔子思想產生的客觀因素，從孔子本人的人生經歷和思想淵源分析其自身因素。只有如此，才能更好更全面地揭示其思想本質，了解真實面貌。

　　研究一個思想家的思想還需要研究其歷史源流和其理論特征，為此應運用比較分析法，從比較中概括出其思想特征。一方面同前人思想比較以了解其思想淵源，另一方面與同一歷史階段其他思想家比較以總結其理論特征。進而探索其思想被后人發展的歷程。

一、孔子人道觀提出的背景

　　孔子哲學具有豐富的內容，其核心則是他的人道觀，孔子罕言天道，然而極為重視人道。他的整個哲學體系，是以人道觀為核心而構建起來的。可以說，孔子的哲學就是人道哲學。

　　中國哲學在其萌芽之始，就以探求道為根本旨趣。道是天地人，即自然、社會、人生的道理、法則和準則。從大的方面來說，道有天道、人道之分。天道系天地自然之道，即天地萬物運動變化的道理和法則。人道是社會人生之道，即人生社會變化發展的道理和準則。中國哲學道的觀念，在殷末周初已經形成，至春秋時期而展開為天道人道。諸子百家圍繞著天人之道，進行了熱情的探索和激烈的爭鳴，建立起不同的學派。這些不同的學派，歸根到底，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場，采取不同的視角，運用不同的思維方式，來探索天人之道，得出不同的看法而形成的。

　　人們對人自身的認識和自覺，經過了漫長的歷程。遠古時代的人，由于思維認識的局限，對神秘的天地鬼神不能理解，充滿了恐懼和崇拜。夏道尊命，教人敬畏天命鬼神，其人蠢愚樸野而不加文飾；殷道尊神，教人敬畏服侍鬼神，重用刑罰而輕視禮教；周道尊禮尚施，重視人的禮節教化，待人寬厚恩惠，這是現實社會的人際關系問題。從尊天、尊神到尊禮尚施，就是把思維的視角從天神轉向人間，表明人類主體意識的覺醒。

　　西周初期，輔佐成王攝政的大政治家周公的思想，便是這種尊禮尚施的代表。他“監于有夏”、“監于有殷”，總結夏、殷亡國的歷史教訓，認為在于“不敬厥德”，君行“暴德”，致民“兇德”，“不孝不友”，因而上下無德，不知為人，社會亂亡。周公認為，要治理社會，安寧百姓，“不可不敬德”。只有治國者“疾敬德”，“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才能化正民眾，勸民“懷德”，使社會達于治平。他制定了禮樂制度，整個國家“明德慎罰”，“明德恤祀”，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明德、尊禮、尚施的文采粲然的文明社會。這便是孔子所贊頌和懷念的“郁郁乎文哉”的周代社會。

　　到了東周，盡管王室衰微，諸侯紛爭，暴力流行，然而西周所確立的親人遠神、敬德保民、尊禮尚施的思想傳統，仍繼續向前發展。爭霸的諸侯在戰爭中體會到，生產的發展，國力的強盛，戰爭的勝利，都取決于人。誰獲得人民的擁護，誰就能擴地稱雄，實現霸業。因此，對于國家、君主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天命鬼神，而是人。一些思想家鮮明地提出了“皇天輔德”、“民為神主”的思想。虞國大夫宮之奇說：“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地鬼神并不專心偏愛誰，而是誰有德便保佑誰。隨國大臣季梁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成了神的主宰，鬼神之情，順民意而行。圣明之王應該順成民意，然后才祭祀鬼神。“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順成人民，國家將興旺。寄托鬼神，國家便敗亡。“祭祀以為人也”。對神的祭祀，目的是為人，而不是為神。人的主體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的尊重

　　對人及其活動的重視，促使了人們對自然規律和社會人生道理的探索。春秋時期，人們已開始提出天道、人道觀念。“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月的運行，晝夜的交替，陰陽的變化，這便是天道。天道是人們活動所必須遵循的。而人道，則是人的“思樂而喜，思難而俱，人之道也”的自然情感，“救災恤憐”的同情心，“忠信篤敬”的德行，“卑讓節義”的禮樂儀節。總之，一切人之為人的根據和道理，都是“人之道”。

　　孔子以追求人道為自己終生的探索目標。他誓言“志于道”、“朝聞道，夕死可矣”。作為積極入世而又尊重傳統的思想家，他始終直接面對社會人生現實，不懈地總結、探索人生的真諦。對于天，孔子只是當作無言而運行的客觀存在。而對于鬼神，孔子不但“不語怪力亂神”，而且宣稱“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重視的是人和社會，著力于探求如何做人、如何治國，探求人道。

　　孔子對人道的認識和發展，是在反省回應春秋時期社會文化危機和繼承發揚傳統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的基礎上產生形成的。他關切的是現實社會的運行發展，尋求的是理想人道的建構實施，因而不言超越人生社會外在異己的“怪力亂神”。而這一系列的思想提出有著深刻的歷史、人生背景。

　　（一）社會歷史背景

　　春秋時期是中國歷史發生大變革的時期，從經濟體制深刻變革、政治利益身格局深刻調整到社會結構深刻變動，以及文化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社會的各個領域都經歷著激烈的碰撞、沖突、交織變革之中。社會體制的交替變革和文化思想更新遞進，導致了傳統的等級社會體制和禮樂綱紀規范失去了對人們的行為和意識的維系約束，而新的社會體制和綱紀規范又沒有得到完備形成和鞏固，因而整個社會處于秩序失控、綱紀失范的動蕩混亂之中。面對著諸侯力政、百姓涂炭、禮樂崩壞、人倫不理的嚴峻社會危機。文化思想逐漸轉移到了以高揚人的主體存在價值為中心的人學文化。

　　首先，鐵制工具的出現，牛耕的使用以及農田水利工程的興建，使生產力有了巨大的提高，為人道觀的提出提供了契機。

　　公元前594年（即魯宣公十五年），以“初稅畝”為標志的土地私有制的正式出現，使得一方面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舊的生產關系正在日益發生沖突蕩漾。人在這個變革的過程中正在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由以前人被自然的束縛而轉向以人為生產力的主體。在春秋之前，人和自然關系主要是“神為人之主”，由于當時人類對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對風雨雷電特別對自然災害等自然現象無法理解，而產生驚異和恐懼。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們通過一些生產工具的改進漸漸能夠了解自然和改造自然，人們原前依附自然的關系在觀念中開始出現轉變。至春秋時期，已經有了一些士官和大夫提出了具有人和自然關系的“天道遠，人道邇”、“吉兇由人”等等命題。使得一些思想家的焦點由自然（神、天）轉向人事。同時，在生產中人們越來越清晰認識到人自身的力量和重要性，也看到了人高貴于萬物的主體性，人道思想至此有了呼之欲出的契機。

　　其次，春秋時期王室衰微、大國爭霸、禮崩樂壞的政治制度正在經歷著激烈的沖突碰撞，為人道觀的提出提供了必要性。

　　春秋時期諸侯紛爭、政局動蕩、戰爭不止。一方面，自平王東遷以后，政治權力中心日益下移，諸侯越來越具有自主性，天下的權威已經衰落。“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轉向“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各諸侯利用“尊王”的名義各個發展自己的經濟、軍事實力，擴大自己的領地和增加自己的屬民，發動各諸侯之間的兼并戰爭。而在戰爭過程，人口成了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個關鍵的因素，各諸侯國開始重視對人的重視以及開始以“民本“為口號發展本國人口。固然，在諸侯看來，人是工具性價值，重視人是發動戰爭和增強國力的手段，但畢竟是已經重視人和關注人，為人道觀的提出提供了現實基礎。

　　“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周室的衰微，政治權力中心的下移，引起了禮崩樂壞，社會利益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春秋時期，禮作為規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制度開始受到沖擊。“八佾舞于庭”、“季氏旅于泰山”等等的“僭越”事件經常發生，“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等違背倫理名分的事情也有所出現。整個社會利益關系錯綜復雜，人際關系變幻莫測。舊奴隸主貴族、新興奴隸主、奴隸、地主、農民等諸多社會階層交織，各種利益群體發生激烈沖突。如何處理好這些階層關系，給這個錯綜的關系有個正常的倫理名分，成了當時一些思想家思索的重要的問題，也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為人道觀的提出提供了現實的必要性。

　　再次，春秋時期士階層的出現和學術下移，進而使得文化多元化、民眾化，為人道觀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條件。

　　根據文獻資料記載，我國奴隸社會最初的學校、教育和學術，是被國家所壟斷，即是“學在官府”。當時的學校即是“官學”，整個文化是被壟斷起來，而作為下層的平民和奴隸是很難占有文化資源。文化的內容也是以官方規定的特定的“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為主。夏商已經在文化有所發展，但這些文化是以“官學”發展的形式。而夏商以“神鬼”為精神信仰，這也使得文化忽視人的發展。西周“學在官府”有著重要的發展，同時也揭開了學術下移和學在民間的歷史序幕，開始使得文化主體出現普遍化和民眾化的趨勢。

　　至春秋時期，由于政治中心下移和經濟的變革，以及諸侯的“僭越”，使得學術下移，出現了“私學”，文化主體由官府下移到民間。由于戰爭和大國爭霸的發生，使得很多檔案文獻隨著官吏和士階層而外流，社會階層的變化使得一些舊貴族變成普通百姓，一些士階層降為“不知而議論者”。在這種歷史條件下，使得“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文化民眾化、世俗化、多元化的發生，一些士階層通過辦立“私學”進行“有教無類”的文化傳播，為人道觀的提出提供了思想條件。

　　（二）人生經歷背景

　　在春秋時代的諸侯列國中，孔子出生地魯國的國勢一直比較衰弱，但它卻是被周人的“禮”文化侵染最深和保存文化典籍最多的地方。《左傳》中有大量記載：“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國對于周禮——包括倫理制度、觀念形態、禮器典籍的保存都是比較完整的、豐富的。正是魯國的這種文化環境，陶冶了孔子對周的文化傳統無限景仰的感情，同時也形成了孔子維護、繼承周的文化傳統的志向。通過魯國保存的豐富的文化歷史典籍，孔子獲得了一種極為清晰的歷史觀，并在歷史感中賦予了以人道為內容的價值觀。總之，魯國的文化環境孕育了孔子的人道觀。

　　孔子個人的身世遭際也隱藏一種承續殷周之際倫理道德觀念并進一步發展呈現出新的理論特色的人道觀因素。《左傳》記載，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湣公的世子，但他沒有繼承君位，而讓國于其弟鮒祀（宋厲公），所以《左傳》稱孔子為“圣人之后也”。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輔佐宋國戴公、武公、宣公三代君主，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養的貴族，《國語》記載他“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他還以禮讓謙遜聞名于當世，《左傳》昭公七年和《莊子?列御寇》都記載他“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可以說，一方面，悠遠輝煌的貴族家世，使幼年的孔子就受到傳統的“禮”的熏陶“孔子為兒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另一方面，衰微的家道，使孔子從很早也就經受困苦的磨練。“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身世，特別是他那充滿困厄的個人經歷，使他觀察到、體驗到貴族生活藩籬之外的那些更廣大的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這就拓寬了他的精神世界。在他那“為國以禮”、“為政以德”以復興東周為己任的屬于貴族性質的政治理想之外，又產生了一種更寬廣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作為一般人的生活感受和生活理想。建立在這種更加廣闊、超過了貴族性質的精神世界基礎上的孔子人道觀思想，推進了殷周以來突破原始宗教觀念而發展形成的人道觀。

　　（三）時代特征和自身特點的結合決定了其人道觀的提出

　　春秋時期處于社會轉型、經濟轉軌的變革時期，而正因為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發生各種的變化，而引發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何關注人成為了當時一些士大夫的使命。而孔子正在這種時代的大背景下出生，再加以他那充滿困厄但又深深帶有濃厚的魯文化的身世，使他觀察到、體驗到貴族生活之外的那些更廣大的人民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正因為這種因素促使著他更進一步把繼承而來的文化道德觀念發展為人道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