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當之無愧地成為我國詞史上第一個劃時代的大詞人。后世對這位大詞客固然褒貶不一，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他對宋詞內容的拓展、雅俗共賞風格的建立以及慢詞體制的創立等方面做出了極其重大的貢獻。夕陽無限好，只因近黃昏。本文想通過對柳永晚年生活與詞作的關照，進一步揭示這位偉大詞人或隱藏或顯露在外的思想與貢獻。

　　綜觀柳永的一生，有太多的無奈。少年離家赴京，為歌妓作詞，腆顏求晏殊，改名字，當官后對自己的約束和檢點，都有不得不為的成分在內。他又有李太白的才氣，卻少他的豪氣；他也有杜工部的忠君愛國思想，卻不能像詩圣那樣始終秉持一顆儒者謹慎之心。他忘不了那些落魄時給他蘊藉的歌姬舞女們，他丟不了自己不羈的性格。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封建社會中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在深痛的無奈中沉浮；一個超越自己時代的偉大人道主義分子對社會的無奈。

　　請先看他晚年的一首詞作：

戚氏

　　晚秋天。一霎微雨灑庭軒。檻菊蕭疏，井梧零亂惹殘煙。凄然。望江關。飛云黯淡夕陽間。
　　當時宋玉悲感，向此臨水與登山。遠道迢遞，行人凄楚，倦聽隴水潺湲。正蟬吟敗葉，蛩響衰草，相應喧喧。

　　孤館度日如年。風露漸變，悄悄至更闌。長天凈，絳河清淺，皓月嬋娟。思綿綿。
　　夜永對景，那堪屈指，暗想從前。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

　　帝里風光好，當年少日，暮宴朝歡。況有狂朋怪侶，遇當歌、對酒競留連。別來迅景如梭，舊游似夢，煙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長縈絆。
　　追往事、空慘愁顏。漏箭移、稍覺輕寒。漸鳴咽、畫角數聲殘。對閑窗畔，停燈向曉，抱影無眠。

　　這首《戚氏》調是柳永首先創立的長調慢詞，全詞二百一十二字，是長調中最長的體制之一，也是他晚年的作品之一。通篇音律諧協，句法活潑，平仄韻位錯落有致。上片寫夕陽西下，中片描入夜時分，下片著重記述從深夜到拂曉的情景。都圍僥一個獨宿逆旅的行人，寫他在這三段時間內的所見、所思和所感。

　　詞先從近景寫起：秋雨梧桐，西風寒菊，點綴著荒寂的驛館。“蕭疏”見得花之凋殘。“零落”說明花正黃落。“惹殘煙”，一字一層。“煙”而曰“殘”，見出梧菊凋零、無復煙籠靄密的生氣。“殘”而曰“惹”，則見出其勉為弄姿搖曳枝頭的眷戀之情，益發令人憐惜。傳神就在一個“惹”字。“凄然”以下寫遠景。“夕陽閑”的“閑”字下得好，對比強烈，是移情的手法。“倦聽”以下，轉寫所聞：一個“應”字更把蟬鳴、蛩響彼此呼應的秋聲寫活了。這里，“蟬鳴”與“蛩響”彼此相應，實際上與作者內心的凄涼之感相共鳴，這是一種融情于景的手法。

　　中片從日斜到日暮，再至更闌，風清露冷，天氣漸變，人聲悄然，至此深入一層，刻畫此地此時的心理狀態。月明夜靜，一身孤旅，清宵獨坐，怎能不勾起抑郁的情思來呢？“長空凈，絳河清淺，皓月蟬娟”，但見長空云凈，銀河清淺，明月光輝，怎不讓人“思綿綿”呢？“夜永對景那堪”，六字為句，“屈指”以下轉入憶舊，純乎寫情。以虛襯實，放筆直書，情真意厚、流轉自如。

　　狂放不羈的少年生活，具體地補足了“暗想”的內容。仍用虛筆，與上片密銜細接。“別來迅景如梭”一句轉寫實景。詞筆虛實相間，騰挪有致。以向日的歡娛，襯出如今的落寞，煙村水驛，無限凄涼。經過一番鋪墊與蓄勢，然后引出了“念利名憔悴長縈絆”一句。為什么要拋親別友，孤旅天涯，受這份煎熬呢？不正是被區區的名利所羈絆么？往事縈回，使他數遍更籌，聽殘畫角，終夕難眠。結拍“停燈向曉，抱影無眠”為一篇詞眼，寫盡了伶仃孤處的滋味，傳神地勾畫出一個獨倚虛窗、形影相伴的天涯倦客形象。

　　這首詞將羈旅情愁打并入身世之感，寫得淋漓盡至，入木三分，是柳永的名作之一。同時代的王灼在其所著的《碧雞漫志》中轉引過“《離騷》寂寞千年后，《戚氏》凄涼一曲終”的贊語。拿《戚氏》和《離騷》相比，說明它聲情并茂、凄怨感人，堪稱一曲空前曠世的凄涼之歌。

　　柳永二十歲成親，婚后夫妻感情甚佳，柳永在外飄泊期間，曾有追憶和思念愛妻的詞。他們生有一子，后來妻子病逝，柳永回家奔喪時發現使女張端娣的容貌酷似愛妻，遂與她結為師生關系。張端娣一直期待與柳永續弦，但柳鑒于愧欠愛妻太多，決心不讓其妻的使女重蹈覆轍。柳永在曉峰鹽場任職時結識了何花，她對柳永情有獨鐘，柳鑒于其爺爺何老漢為保護自己而被殺害，于是發誓作他老人家的兒子，因而面對何花的癡情，柳永始終不越雷池半步，以義父的身份將何花許配給名將狄青。這兩位純潔美麗的姑娘，在柳永的調教下，成為知書達理的人才。這也體現了柳永男子漢的風范和品質。同時，柳永又是一個“泛愛”主義者，他稱“調笑師師最慣”、“香香與我脾和”、“安安于我情多”。他同時被三位女子所鐘情，師師的清純，香香的深沉和安安的癡情，都給他身心帶來極大的愉悅，成為柳永創作新詞的一大源泉，從而詞作不斷，佳篇迭出。同時，柳詞又是“三朵名花”精神上必備的生活需要。柳永視她們為紅顏知已，又把她們當作新詞創作和實驗的園地。他們之間便有了精神和物質、肉體和心靈的碰撞火花，有了風流才子與絕代佳人的匹配，成為那個時代男女情愛理想的伊甸園。她們在與柳永的交往中，既有“三姐妹”同愛一個人，共享幸福和共負責任的豁達，又難免產生“醋意”，使她們之間的關系變得微妙而有趣。柳永的晚年，除了再娶妻子娟娟外，還念念不忘“三朵名花”，香香和安安都早他而逝，他把風燭殘年的師師接到家中一同生活，并參與修訂他的《樂章集》。師師去世后，他決定攜妻子返回故鄉武夷山﹝柳永是崇安（即今福建武夷山市）人﹞。途中客死他鄉，結局甚是悲凄。柳永雖然官居七品，但不論擔任“團練使推官”、“余杭縣令”、“曉峰鹽場鹽監官”還是“華陰縣令”等職，都能力所能及地為當地做出一定貢獻，取得一定政績，口碑極佳。在為范仲淹當謀士時，為變革和守衛邊疆、抵御西夏入侵等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使“慶歷新政”在局部地區得以有效地推行。以呂夷簡為首的集團，搬弄是非，挑撥離間，以莫須有的“鬧朋黨”罪名，把范仲淹、章得象、晏殊等一批人打倒。柳永的處境也處在危難之中。“慶歷新政”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它對推動歷史，為后來的王安石變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柳永從政后，政績突出，但難以得到升遷重用。其主要原因：一是呂夷簡等人的壓制；二是章得象與柳永同是建州老鄉，回避“朋黨”之嫌，使柳永“久困選調”正常返京之事遇到了困難。柳永告老退休時，朝廷給他正六品“屯田員外郎”待遇。到了南宋，柳永被推為“有宋三百年四名宦之一”。盡管有些夸張過譽之嫌，但就其知名度與文學成就和個人魅力而言，卻是當之無愧的。

　　柳永憑借一身才氣，又半生不遇，難進宦門，遂恣意所為，盡情放浪多年，弄得身心俱傷，最終死在名妓趙香香家。他既無家室，也無財產，死后無人過問。謝玉英、陳師師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學和情癡，商量后湊一筆錢為他安葬。謝玉英曾與他擬為夫妻，為他戴重孝，眾妓都為他戴孝守喪。出殯之時，東京（今河南開封）滿城妓女幾乎都來了，半城縞素，一片哀聲。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話。

　　一般人都以為柳永僅僅是個浪子詞人，為官是在垂暮的晚年，難有“政績”；也以為他的創作局限于“不是相思，便是離別，不是綺語，便是醉歌”，寫的是自己的一些“小個性”；就連方志史書也多半把他歸入文苑傳，卻不知道他另一面也是注意民生疾苦的名宦和能寫人生抱負與家國之死的另類的儒者。首先，在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卷七里，就記曉峰鹽場在縣西十二里，柳永曾為曉峰場鹽官，并有《留客住》詞石刻在官舍中（《留客住》詞今存《樂章集》中，其中有“遙山萬疊云散，漲海千里，潮平波浩渺”語，寫的正是海濱景象。），后來羅濬《寶慶四明志》卷二十也有這樣的記載。祝穆《方輿勝覽》卷七，也記“名宦柳耆卿，嘗監定海曉峰鹽場，有題詠。”但他所謂題詠，并沒有記下來。所幸元馮福京《大德昌國州圖志》卷六，曾經記載名宦柳永監曉峰鹽場一事，并把柳永所作的一首《鬻海歌》也全記下來：

　　鬻海之民何所營？婦無蠶織夫無耕。衣食之原太寥落，牢盆鬻就汝輪征。年年春夏潮盈浦，潮退刮泥成島嶼。風干日曝鹽味加，如灌潮波溜成。濃鹽淡未得閑，采樵深入無窮山。豹蹤虎跡不敢避，朝陽出去夕陽還。船載肩擎未皇歇，投入巨灶炎炎。晨燒暮爍堆集高，才得波濤變成雪。自從潴至飛霜，無非假貸充侯糧。秤入官中得微直，一緡往往十緡償。周而復始無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驅妻逐子課工程，雖作人形俱菜色。鬻海之民何苦辛!安得母富子不貧？本朝一物不失所，愿廣皇仁到海濱。甲兵凈洗征輪輟，君有余財罷鹽鐵，太平相業何唯鹽，化作夏商周時節。

　　詩中具體地敘述了海濱勞動人民制鹽的過程和他們辛苦艱難的實情，充分表現了人道主義精神。另外，詩中也揭露了當時地主、官僚和奸商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這確實是一篇很寶貴的文章，足以與白居易的《新樂府》媲美，《宋元方志》把他列入名宦一類不是沒有根據的。可惜宋人筆記中，既未提到柳永名宦的事跡，更沒有記載他這一類富于人民性的詩歌（其實，《宋史》中并未為柳永立傳）。清朱緒曾《昌國典詠》卷五，極稱這篇《鬻海歌》“洞悉民疾，實仁人之言”，并有詩說：“積雪飛霜韻事添，曉風殘月畫圖兼。耆卿才調關民隱，莫認紅腔昔昔鹽”。也認為他是名宦。

　　柳永最終官至屯田員外郎，結合柳永自己所作的詞來看，例如《長相思》說：“又豈知名宦拘檢，年來減盡風情。”《定風波》說：“奈泛泛旅跡，厭厭病緒，邇來諳盡宦游滋味。”《思歸樂》說：“晚歲光陰能幾許？這巧宦不須多取。”都可看出他對宦途的厭倦。實際在當時的封建社會，又哪能容許一個名宦久于其位呢？因此，他抒寫了很多“游宦成羈旅”（《安公子》）的詞，引起我們無限的同情。后人對此多有記述：

　　“永為舉子時，多游狹邪，善為歌辭，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葉夢得《避暑錄話》下）

　　“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之。”（金盈之《醉翁談錄》丙集卷二）

　　妓女和柳永的關系是相當親密融洽的，他們組成了一個以浪子柳永為中心，一大堆風塵歌妓為羽翼的才子佳人集團，柳永曾自豪地說“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當年雙美。”兩百年后引柳永為同調的關漢卿的兩句曲詞“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也可視為柳本的寫照。而柳永所作的《傳花枝》在自負風流方面并不亞于關漢卿的《一枝花套·不伏老》。詞曰：

　　平生自負，風流才調。口兒里，道知張陳趙。唱新詞，改難令，總知顛倒。解刷扮，能（口兵）嗽，表里都峭。每遇著、飲席歌筵，人人盡道。可惜許老了。閻羅大伯曾教來，道人生，但不須煩惱。遇良辰，當美景，追歡買笑。剩沽取百十年，只恁廝好。若限滿，鬼使來追，待情個、掩通著到。

　　可見，他與妓女的關系十分親密，他對自己的這種風月生活也頗為自得，這在詞里表現得也相當大膽、直露、毫不虛偽，毫不做作，公開宣稱“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鶴沖天》），公開鄙視“名韁利鎖，虛費光陰”（《夏云峰》），頗有些反傳統道德的意味，令一般酸腐文人為之乍舌側目。在和妓女的交往中，不排除玩弄狎邪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彼此的友情與互相的慰藉，是歌妓們對他的偏愛與他對歌妓們體貼。妓女的出現無疑是一種社會病態，但柳永與歌妓們卻在這種病態現象中保持了一種和諧融洽的關系。據宋人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因及楊湜《古今詞話》記載，柳永“淪落貧窘，終老無子，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鳩錢葬于棗陽縣花山。”“每遇清明，多載酒肴，飲于耆卿墓側，謂之吊柳會。”此足以證明歌妓與柳永之間確實存在深厚的感情。

　　在描寫情場生活時充滿了功名事業與狂蕩風流的矛盾，這種矛盾在年輕時與老年表現出較大的差異。青年時，柳永雖也熱衷功名，但更看重風情，當二者發生矛盾時，他一方面對功名難就充滿牢騷，一方面又能以加倍的恣狂作為排遣。著名的《鶴沖天》就是這種矛盾心情的生動寫照：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句。未遂風云便，爭不恣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蒼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據《能改齋漫錄》卷十六載，仁宗皇帝讀到此詞后十分不滿。“及（下次）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自此，柳永索性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

　　但柳永終是一個封建文人，終難徹底擺脫傳統思想，那種“定然魁甲登高第”的思想始終沒有斷絕，最后在將近五十羅時，終于在更名后考中進士，步入仕途。經過不斷的宦游漂泊，生活坎坷，柳永的社會人生之感逐漸深沉，玩世狂蕩之心逐漸收斂。特別是按宋制，士子及未火朝籍者可出入民間妓院，一為朝廷命官就失去了這種自由。因此晚年的柳永不得不改變青年時的狂蕩，而對一直心向往之的風月生活持一種留戀而又無力挽回的態度，不斷唱出浪子暮年無可奈何的人生悲哀與情場失落。如《戚氏》云：

　　屈指暗想從前，未名未祿，綺陌紅樓，往往經歲遷延。

　　帝里風光好，當年少日，暮宴朝歡。

　　念名利，憔粹常縈絆，追往事，空慘愁顏。

　　又如《迷神引》下闋曰：

　　舊賞輕拋，到此成游宦。覺客程勞，年光晚。異鄉風物，忍蕭索，當愁眼。帝城賒，秦樓阻，旅魂亂。芳草連空闊，殘照滿。佳人無消息，斷云遠。

　　如果說他人寫人生漂泊多與官場失意相結合，柳永則帶與情場失意相結合;他人在“帝城賒”時常感慨“長安不見使人愁”時，柳永則常感慨“秦樓阻”，他人在抒發文人雅調的時候，柳永則常常拖著一條世俗的尾巴。

　　縱觀上述所分析的幾個特點，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柳永總是以世俗的角度寫自己與歌妓之間那份實在的、具體的、真切的感情，這就決定了他的風格必然是俗的。

　　柳永的一生有對官宦生活的不懈追求。第一次赴京趕考，落榜了。第二次又落榜。按說，補習補習，完全可以東山再起。可不服輸的柳永就是沉不住氣，第二次落榜后，由著性子寫了首牢騷極盛而不知天高地厚的《鶴沖天》。發牢騷的柳永只圖一時痛快，壓根沒有想到就是那首《鶴沖天》鑄就了他一生的辛酸。沒有幾天，柳永的《鶴沖天》就到了宋仁宗手中。仁宗反復看著，吟著，越讀越不是滋味，越讀越惱火。特別是那“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真是刺到了宋仁宗的痛點上。三年后，柳永又一次參加考試，好不容易過了幾關，只等皇帝朱筆圈點放榜。誰知，當仁宗皇帝在名冊薄上看到“柳永”二字時，龍顏大怒，惡恨恨抹去了柳永的名字，在旁批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還有一種說法是柳永的《醉蓬萊》事件激怒了當朝者。柳永后來寫《醉蓬萊》“遂忤旨”，求助晏殊，又被這位宰相大人諷嘲他寫過“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閑拈伴伊坐”之類的俗俚之詞而拒絕。為了擺脫困境謀求升遷，柳永竟將名字從柳三變改為柳永。最終，柳永也不過官至屯田員外郎，六品小官而已。

　　從瀟灑狂放的“白衣卿相”到六品屯田員外郎，這變化實在不小。讓人難以承受，對胸懷奇才的柳永來說，也不是他“最初的夢想”了。現實與理想的巨大反差，年少輕狂的放蕩與老年失落的凄涼形成的鮮明對比。這些都是幾乎能讓一個人崩潰的事情，柳永承受了下來。這便是我對柳永最深刻和最感動的地方。柳永晚年窮困潦倒，死時一貧如洗，是他的歌妓姐妹們集資營葬。死后亦無親族祭奠，每年清明節，歌妓都相約赴其墳地祭掃，并相沿成習，稱之“吊柳七”或“吊柳會”。

　　柳永何以能做到如此？正由于摒棄了先前把歌妓當“尤物”的觀念，而把她們當做真正的朋友，歌妓們才樂于和他唱和。同樣，歌妓們也對柳永懷著深厚的友誼，把他當做朋友，給他寄來書簡。柳永把這位歌妓特意寄來的詩簡藏于懷中，時時拿出來拜讀，可見他所欣賞的已不僅僅是她們的體態和容貌，更多的是她們的才華和品格。如同眾多歌妓所看重的，也并不是柳永的金錢（實際上柳永后來一直靠給歌妓們寫詞為生，相當的潦倒），而是他的才華：

　　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玉女搖仙佩》）

　　當日相逢，便有憐才深意。（《殢人嬌》）

　　被舉措、藝足才高，在處別得艷姬留。（《如魚水》）

　　正是在這種平等、相互愛慕的基礎上，柳永第一次提出了“才子佳人”的愛情模式：

　　結前期。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

　　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當年雙美。（《玉女搖仙佩》）

　　在那個時代，這無疑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這種愛情，摒棄了世俗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慮，排除了“門當戶對”的陳舊觀念，因而具有反封建的積極意義。至于這種愛情最后能否以婚姻為歸宿，那是次要的，因為它的根本價值在于實現了平等和互愛。雖然柳永所提倡的是一種泛愛式的互愛，雖然他并不能為愛一個女人而終生不渝。在柳詞中出現名字的歌妓就有許多：“但愿我，蟲蟲心下，把人看待”“秀香家住桃花徑，算神仙，才堪并”，等等。柳永的愛情經歷是異常復雜的，如他自己所寫：“洞房記得初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離情別緒。”柳永雖然泛愛，卻都是真心相愛。正因為是以平等和互愛為前提的，所以這種愛情常常達到一種異常強烈持久的程度：“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在柳永的歌妓詞里，與他感情最深的是蟲娘：

　　小樓深巷狂游遍，羅綺成叢。就中堪人屬意，最是蟲蟲。有畫難描雅態，無花可比芳容。幾回飲散良宵永，鴛衾暖、鳳枕香濃。算得人間天上，惟有兩心同。近來云雨忽西東。誚惱損情悰。縱然偷期暗會，長是匆匆。爭似和鳴偕老，免教斂翠啼紅。眼前時、暫疏歡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個宅院，方信有初終。（《集賢賓》）

　　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柳永當時的許諾是真誠的。但這違反了封建婚姻制度。在宋代社會，像蟲蟲這樣的賤民歌妓，是根本不可能與宦門子弟柳永結為配偶的。更何況柳永后來考中了進士，踏入了仕途，客觀條件不允許他去踐行向蟲蟲許下的諾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柳永敢于在作品中表示與賤民歌妓結為配偶的愿望，實屬難能可貴。

　　柳永從女性的角度，細致體會到流落風塵對女性精神的壓抑和損害，理解她們“常只恐、容易蕣華偷換，光陰虛度”的郁悶，并發出“天上人間，惟有兩心同”、“且相將，共樂平生，未肯輕分連理”的良好愿望。柳永還真正覺察到了歌妓的心愿，為她們表達心聲：

　　她們把結束悲苦生涯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自己所中意的風流少年身上，殊不知大多數時候僅僅只是自己的一廂情愿。她們真摯的感情一次次被捉弄、被褻瀆。根源不在于她們感情付出的多少，而在于必須改變這種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命運。柳永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于是他在作品中不止一次的，在晚年進入仕途之后亦絲毫不曾改變地替歌妓們發出自由的呼喊。

　　與柳永同時代的詞人很多，有名的也很多，寫歌妓的則更多。但縱觀之下，我們就會發現，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仍是把歌妓當作生活的一種點綴，是工作之余的消遣。比如當時著名的太平宰相、富貴閑人晏殊。使得他的詞中正平和溫潤秀潔的自然是他詞里的歌妓——更確切的說是家妓，以晏殊的地位和財力他是養得起家妓的。北宋的大詞人們：張先、晏幾道、歐陽修、周邦彥、秦觀、蘇軾、黃庭堅……他們都曾寫歌妓詞，但他們更注重的是描寫歌妓們的容貌、體態、歌喉，寫得極其香艷旖旎。他們固然有激情，但也是帶著輕浮的；固然有愛意，但也有不能回避的玩弄；固然也時常相依相偎，但總有身份不同而產生的距離感。他們不能像柳永那樣，深入她們的內心世界，把她們放在與自己平等的位置上去觀照。在很多士大夫眼里，歌妓只是被人愛憐的玩物。這些士大夫們自然不會深入地思考，歌妓為什么會成為歌妓，更不會深入地去了解歌妓們笑面如花背后的辛酸和歌妓們的內心世界。我們不能說這些士大夫與歌妓之間就沒有真正的感情，但是這種感情、相思、懷念確實更多地建立于兩性的性愛之上。柳永真正關懷的是她們的身世之悲，真正欣賞的是她們的才華而不是她們的容貌。正是由于柳永對歌妓的平等和同情態度，讓他在一生中受到眾多歌姬和平民的喜歡與愛戴（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甚至在他既死之后（“吊柳會”）。

　　“一個男人真正需要的只是自然和女人，其余的一切，諸如功名之類，都是奢侈品。”柳永在青年時代（五十歲入宦之前）將風月歡情男女之情與愛視為有限生命的終極慰籍。這一獨特的人生價值觀，不僅迥異于士大夫們建功立業，追名逐利的傳統價值取向，而且使他的歌妓詞呈現出不同于流俗的個性風貌。這是那些“雅詞”作者難以想象的，也是那些玩賞庸俗的“俚詞”作者難以企及的。對于柳永歌妓詞所呈現出的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體悟，我們必須給與應有的評價，而不能一筆抹殺。對于生命來說，兩情相悅才是最本質的情感真實。柳永的歌妓詞，并非全是他愛之憂歡的寫照，其中相當部分是追求思想人格而不得的苦悶的異化轉換。柳永把求仕不得的精神傷害，通過愛情失落的苦惱表現出來。他“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的強作歡顏，正是懷才不遇時苦悶心情的具體體現；“雅態妍姿正歡洽，落花流水忽西東”，正是他對美轉瞬即逝的無奈和喟嘆。《樂章集》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始終圍繞著男女之戀的悲歡離合展示自己對人生的悲劇性體驗。柳永對風月的大肆發揮，是在冷漠的社會中尋求一個充滿人情味的角落，是內心涌起的對道貌岸然的傳統道德和封建社會的激烈反抗。行動的價值不在于成功與否，而在于行動本身。生命的價值正是在躁動不安的反抗、追求過程中實現的。作為儒家思想的追隨者，柳永悲劇性的失敗了，但作為自由生命的體現者，他狂放不羈的個性使得他的行動具有了思想解放的啟蒙意義。

　　人生如夢，回首即是百年。

　　柳永不是一棵三千年不死的胡楊，他也不能在大漠中高歌“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也不會錦帽貂裘，“為報傾城隨太守，西北望，射天狼”。他是一個詞客，是一個純粹的文人，失意的性情中人，一個多愁善感又桀驁不馴的人。歷經六十余年的滄桑之后，他還有那份不改的赤子之心，雖然更多了幾分不如意，但他沒又失去對他人（主要是那些同樣深處苦難的歌姬們，當然包括哪些他所“管理”下的百姓）的愛。他就像那棵酒醒后癡癡守在岸邊的楊樹，斗轉星移，幾番榮枯，幾度落拓，依舊詞心不改，靜靜守著身邊的花兒草兒。這個近乎自絕仕途的男人，人生的大半都是在漂泊中度過，在于歌姬的苦笑中度過。他忽而富有、忽而貧賤，忽而聲名鵲起、忽而遭人嘲笑，忽而惆悵、忽而高昂。幸運的是，憑借著自己絕世的才華和與生俱來的悲憫之心，他和一群被社會遺棄的才情女子在那個不自由的時代里相遇相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九百五十多年過去了，依然有能歌柳詞者，依然有發自內心愛著他的癡心人，還是不少能夠回到大宋王朝與他心靈交匯的清客！

　　他必將是一個千古詞家，只要千百年之后我們還用著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漢字，我們身上還有那份遠古的情懷。

說明：

[1]對柳永創作特點的分析參考了趙仁珪先生的《論宋六家詞》（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1）；

[2]對《戚氏》一詞的賞析，來源于百度貼吧柳永吧；

[3]對柳永“艷詞”的分析，參照了周新寰《系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從柳永后期歌妓詞看他的人道主義光輝》；

[4]對柳永文學成就的評價，采用了袁行霈先生的觀點（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卷，第二章。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

[5]部分柳永詞依國學網（http：//www.ffhyjd.com/）資料修正；

[6]在此謹對他們表示感謝！

（作者單位：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