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漢代書法

第三節 東漢隸書

　　東漢，尤其是東漢晚期，隸書發展到高度成熟的階段。由于東漢實行厚葬，為歌功頌德而大興碑刻，成為官方正體的隸書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藝術的光采。故近人陳彬龢說：“秦以來隸書，多用方筆，至前漢末稍成斜方，至后漢更甚，同時用筆，點劃亦趨巧妙。蓋前漢隸書之點劃，有如兒童之用筆，其后漸次進步，執筆正直，起筆、止筆、波磔，亦能逆筆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種種巧技，故用筆之變化，至后漢進步殆達極頂。”
　
　　1、碑刻
　
　　東漢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強集團，豪強地主的莊園是經濟的主體，文化上繼續獨尊儒術，人才選拔采用“征辟”、“察舉”制度，這一切助長了浮華的社會風尚，其直接表現之一就是厚葬之風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諛墓的做法大為流行，從而為隸書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刻石立碑的風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額”，相當于標題，刻在碑的頂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額上，或在碑的中部，本來是用來下棺的。碑的正面稱“陽”，背面稱“陰”。有的碑有座，稱為“碑趺”。
　
　　廣義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廟碑”、“摩崖”、“石闕”、“石經”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門生故吏聚錢選石為主人樹碑立傳。“神廟碑”則是祈福或紀念神廟修筑的功業的。“摩崖”主要是紀念工程完工的。“畫像題字”是畫像石上的說明文字。“石闕”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屬，上面往往有裝飾圖案。“石經”則主要刊刻儒家經典。相對于簡牘來說，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較莊重，在書寫和工藝上比較講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個時代人們對于隸書美的追求和認識。因而，通常所謂“漢隸”，往往指這一時期的石刻隸書作品。
　
　　這些碑刻流傳至今的約有一、二百種，精品極夥，劇跡甚眾。朱彝尊把漢碑分為三類：方整、流麗、奇古。他在《西岳華山廟碑跋》中說：“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屬此。一種流麗，《韓敕》、《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屬此。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屬此。”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本漢第七》中把漢碑隸書分為駿爽、疏宕、高渾、豐茂、華艷、虛和、凝整、秀韻八類。
　
　　最能稱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禮器碑》、《張景碑》、《華山碑》、《朝侯小子殘碑》、《曹全碑》、《熹平石經》、《韓仁銘》、《鮮于璜碑》、《張遷碑》、《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西狹頌》、《郙閣頌》、《武梁祠畫像題記》、《左表墓門題字》、《蒼山畫像石題字》等。從風格上講，或雄強，或秀美，或飄逸，或凝重，或古樸，或優雅……可謂千姿百態，朱彝尊和康有為的分類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說“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禮器碑》，全稱《漢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又稱《漢明府孔子廟碑》、《韓敕碑》等。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桓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刻。清王澍《虛舟題跋》評：“瘦勁如鐵，變化若龍，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禮器碑》筆畫以瘦硬見長，但雄健有力，結體勁拔謹嚴，整體風格清剛峻邁、端莊秀潔。

　　《乙瑛碑》，全稱《魯相乙瑛置孔廟百石卒史碑》。現藏山東曲阜孔廟。漢桓帝永興元年（公元１５３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趙崡評價：“其敘事簡古，隸法遒勁，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清何紹基《東洲草堂金石跋》評：“樸翔健出，開后來雋刻一門，然肅穆之氣自在。”《乙瑛碑》點劃秀潤而不失端勁，結體扁方整肅，規矩森嚴，整體風格密麗典雅。
　
　　《史晨碑》，碑有兩面，故后人分稱《史晨前碑》、《史晨后碑》。現藏山東曲阜孔廟。前碑全稱《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或《史晨請出家谷祀孔廟碑》等，刻于東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１６９年）；后碑全稱《魯相史晨饗孔廟碑》，刻于東漢靈帝建寧元年。清楊守敬《平碑記》說：“昔人謂漢隸不皆佳，而一種古厚之氣自不可及，此種是也。”《史晨碑》點劃含蓄圓潤，結構修飭整密，風格相對樸厚。

　　《曹全碑》，全稱《漢郃陽令曹全碑》。東漢靈帝中平二年刻（公元185年），現存西安碑林。清張廷濟評：“貌如羅綺嬋娟，神實銅柯石干。”清楊守敬《平碑記》引孺初說：“分書之有《曹全》，猶真行之有趙董。”《曹全碑》以橫為主筆，點劃嚴謹而飄逸，藏露相濟，方圓并用，結構注重疏密對比，雖嚴整而外勢極綿長，如長袖舞筵、仙鶴遠舉，是漢隸的典范之作。
　
　　《張遷碑》，全稱《漢谷城長蕩陰令張遷表記》。東漢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刻。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評此碑：“典雅饒古趣，終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此碑刻工較粗，但反而因此而獲得奇特的姿致：筆畫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斬釘截鐵，顯得極為古樸剛強；結構時出別體，而或橫或方，敦穆方嚴，飽滿厚重，與《曹全》的秀潔恰成陽剛與陰柔兩種風格的對照。

　　2、磚刻
　
　　東漢還有一類刻契文字，即磚刻，主要又是墓磚。大多是長方形，內容主要記錄磚的數量、制磚時間等，有的則刻有古代文獻。刻制方法一般分為有模印、干刻和濕刻三類。
　
　　目前發現的東漢磚刻比較重要的有：洛陽、偃師出土的刑徒墓磚和安徽亳縣出土的曹氏墓磚。
　
　　（1）洛陽、偃師刑徒墓磚1956年和1962年出土，后者發掘出522座刑徒墓，墓磚820馀塊，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229塊，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終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關事件的簡單記錄，書寫、刻契都比較草率，但別有一種揮灑自由的氣質，有些甚至有草書的意味。
　
　　（2）曹氏墓磚出土于兩座墓中，一為1973年在安徽亳縣董園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238塊，畫像磚3塊，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字樣。一為1976年至1977年在該縣元寶坑村發掘的一座漢墓，計字磚140塊、畫像磚6塊，有靈帝建寧三年（公元170年）紀年。曹氏墓磚磚文作于同時期同地點，卻呈現了各種不同的書體和風格。文字是在磚坯上直接刻寫的，有隸書、草書和篆書，筆劃運行自如，總體上比較率意。

　　3、簡牘
　
　　東漢簡牘近年發現漸多，從內容上看，有經籍、官方詔書、屯戍文書等。官方詔書和經籍書寫工整、法度謹飭，其成熟程度不下于碑刻隸書。屯戍文書則自由隨意、自然、率真、活潑生動。其中著名的有：
　
　　(1)甘肅《武威簡牘》
　
　　1959年在甘肅省武威縣的磨子嘴后漢墓中出土469件竹木簡。1972年在武威縣旱灘坡后漢早期墓中出土簡牘92件，其中木簡78件，木牘14件。《武威簡牘》多是成熟的隸書，也有章草。
　
　　(2)《甘谷漢簡》
　
　　1971年在甘肅省甘谷縣后漢墓中出土數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簡和延熹元年（公元158年）簡。字體為成熟隸書。《甘谷漢簡》因為書風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