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簡史(五):漢篆
第二章 漢代書法
第一節 漢篆
漢(前206年~公元220年)繼秦而興,西東漢之間有一個短暫的新莽時期,歷時400年,經三個時期:西漢(前206年~公元8年,劉玄又于23年~25年一度為帝)、新莽(8年~23年)、東漢(25年~220年)。漢初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發展經濟,后來統一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國力強盛。
漢承秦制,初用篆書,后來篆書呈現出衰落的趨勢,隸書得到蓬勃的發展,并在東漢進入鼎盛時期;草書(章草)在漢代發展成為比較成熟的一種字體;楷書和行書也開始萌芽。石刻和簡帛為漢代書法的主要載體。更重要的是,社會的進步,使人們對文字的需求進一步擴大。兩漢時期的人們,充分利用這種種有利的因素,對文字本身的美和書寫中可能獲得的美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使書法藝術呈現出繁榮昌盛的形勢,創造了大批經典作品;同時,漢末時期理論家們的思考,也成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書論著作,在書論史上影響深遠。
一、漢篆
漢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應用文字之一,東漢以后才逐漸被隸書取代,但在許多特殊的重要場合仍然被使用著,因而兩漢對小篆書來說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時期。其書跡遺存主要有:碑刻、碑額、銅器銘文、磚文和瓦當、墨跡等。
1、碑刻
嚴格意義上的碑刻,在西漢時還沒有出現,因此西漢時期的篆書石刻,都不以“碑”稱名,如《魯北陛石題字》、《況其卿墳壇刻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郁平大尹馮君孺人墓畫像石題記》、《群臣上壽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數量不少,但形制比較簡單,不過風格也較為多樣。前三種體勢較開闊,但還是相對典型的小篆;第四種出于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轉,具有獨特的意味;后面幾種則間或夾雜著隸書的形意,顯然受到了隸書流行的影響。
東漢以后,碑刻大興,而小篆的地位已經被隸書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代表性的有三類:《開母廟石闕銘》、《少室石闕銘》,體勢方正茂密,筆劃圓勁;《袁安碑》、《袁敞碑》,體勢寬博,與秦小篆的嚴正不同,用筆渾厚,與秦小篆的婉轉不同,一般認為,這兩碑是小篆的新開創,代表了漢代小篆的新風格。《祀三公山碑》,體兼篆隸,單字撐滿字格,而通篇布局錯落,是一種極有創造性的寫法。
2、碑額
篆書與隸書相比,畢竟是古老的字體,有其特殊的意義,因而在東漢隸書碑刻大盛時,其碑額卻有許多是采用篆書書寫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闕銘額》(陽文)、《少室石闕銘額》、《景君碑額》、《孔君碣額》、《鄭固碑額》、《孔宙碑額》、《孔彪碑額》、《韓仁銘額》、《尹宙碑額》、《王舎人碑額》、《鮮于璜碑額》(陽文)、《華山碑額》、《張遷碑額》、《趙寬碑額》、《白石神君碑額》、《鄭季宣碑額》、《樊敏碑額》、《趙菿碑額》、《仙人唐公房碑額》、《尚府君碑額》等。
碑額要求有較強的裝飾性,因而碑額篆書往往與一般篆書有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額位置相對狹小,許多碑額篆書的整體布局必須因勢利導,隨形布勢,因而章法比較奇特;其次,這也必然影響到單字結構的處理,往往或長或扁、或方或圓,有時又互相穿插,同嚴謹的秦篆相比,顯得活潑多姿;再次,有時受到隸書的影響,筆劃常有隸意,相對豐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為了突出其裝飾性,采用了繆篆體勢或類似韭葉的筆劃,別具一格。
3、銅器銘文
漢代已經不是青銅器的興盛期,但是青銅器物的應用仍然比較廣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銘文,多為器名、使用地點、鑄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漢金文錄》中收集有大量這類銘文。其成字方法多為契刻,風格約可分為兩類:一類筆劃均勻,字形端穩,有的接近規范的小篆。如《壽成室鼎》、《長楊鼎》、《黃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陽宮行鐙》、《竟寧雁足鐙》、《成山宮渠升》等的銘文。另一類,體勢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筆劃隨意自如。如《云陽鼎》、《杜陽鼎》、《濕成鼎》、《永初鐘》等的銘文。總的來看,無論內容還是書寫,都比較簡略,無法和前此的銅器銘文相比,但在“簡”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時期有些例外。王莽復古,試圖恢復小篆,因而其間出現了不少制作精美、書寫嚴謹的銅器銘文作品,如《新莽銅量》、《新莽銅衡桿》、《始建國銅方斗》、《始建國銅撮》和《始建國尺》等。布局整齊規范,結構方嚴刻厲,筆劃瘦勁挺拔,《新莽銅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4、磚文和瓦當
漢代瓦當文是古代篆書的一束奇葩。以圓形瓦當為常見,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圍用線等分為四。瓦當文記錄建筑物的名稱或是祈頌吉祥的語句,雖然簡短,但由于其形制特異,篆法也極具異彩。最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隨形布字,文字圍繞圓心進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變形,將文字簡化或夸張,充分發揮篆書圓曲筆劃易于伸展、收縮的特點,創造了既有很強的裝飾性又不失篆書本性的新風格。
漢代磚刻在西都長安、東都洛陽出土的為最多。它與瓦當相似,但磚面近方,無需作太多的變形處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為大膽雄放,有時采用印鑒上常用的篆法,形簡而意遠。
5、墨跡
漢篆書墨跡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張伯升柩銘》、《武威壺子梁柩銘》、《武威姑臧張□□柩銘》和《張掖都尉棨信》,應當都是所謂“幡信”一類的作品,筆劃盤曲、穿插,婉轉嫵媚,結體或突出疏密對比,或強調撐滿字格,與歷史上所謂的繆篆的特征相近,由于絲織品年代久遠變形,更增其糾繆婉曲的特征。古代篆書墨跡留存極少,這四件作品是很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