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行書時珍墓志跋

梁啟超像

　　政治活動與學術研究是梁啟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動。書法對于他的政治活動及學術研究來說，梁氏自認為只是“余事”，然而，縱觀梁啟超的一生，他在書法藝術上所花的時間相當多，研究書法藝術及其相關活動并非他生活中的余事，而是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是把書法藝術作為一項事業來看待的。

　　對于梁啟超一生中的書法創作活動及其在書法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筆者在拙著《梁啟超的書法藝術》一書中已有較詳盡的論述。本文著重列舉梁啟超日常生活中的書法活動，包括重大的公眾書法活動，展示其書法人生。

梁啟超使用過的毛筆、墨硯和石章

以書法臨池為日課

　　梁啟超13歲時，在廣州越秀山三君祠見到陶濬宣用魏體楷書寫的一副楹聯，賞心悅目，久久不愿離去，由此對書法藝術產生濃厚興趣，之后便常以書法臨池為日課，專心學習書法。梁啟超18歲時(1890年)，受業于康有為主辦的萬木草堂，攻讀經世之學，時逾數載。康氏是中國近代書學史上提倡碑學且卓有造詣的書法家，1889年寫成《廣藝舟雙楫》，倡導碑學。梁啟超正好在這時拜師康有為，自然對其書法學習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逃往日本。出逃時，他身邊不忘帶上心儀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間，雖然身居異國，但學習書法之興趣依然不減。梁啟超寫于1910年的《雙濤閣日記》，極具體地記述了他羈居海外讀書生活和刻苦臨池的情況，其中有每天臨池的內容、數量、進度及其體會。

　　1911年9月間，他在跋自臨《張猛龍碑》卷中也記述了這段日子里的臨池經歷：居日本14年，咄咄無俚，庚戌辛亥間，頗復馳情柔翰，遍臨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茲烏頭報白，竟言歸矣。世務方殷，度不復有閑情暇日以從事雕蟲之技，輒撥萬冗，寫成茲卷，其末四紙，則瀕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1912年后，梁啟超回國。盡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但在政務與著述之余，仍一如既往傾情于書法藝術。只要一有閑暇，他便用功書法臨池。1916年7月14日梁啟超在《致梁思順書》中寫道：“惟學書較前益勤，日常盡二十紙，經已鈔完，頃方鈔子，稍足收斂此心耳。”

　　1918年，梁啟超退出政壇，接著赴歐洲游歷。游歐回來后便潛心學術研究，從事著述和講學。研究書法藝術更成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

　　1923年4至6月間，梁啟超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巖養病，每晨盡開軒窗納山氣，在時鳥繁聲中作書課一小時許以為常。

　　1925年，他在題跋《張壽殘碑》中寫道“此碑豐容而有骨，遒勁而流媚，與我筆路最近，今后擬多臨之。”他又在跋《曹全碑》中寫道“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余五十三歲初度，與仲策摩挲竟日……”他在自臨張遷碑跋中寫有“平生臨摹垂百過，卒不能工”句，還在2月5日致仲策札中寫道“日來寫張表，專取其與楷書接近。一月之后，請弟拭目觀我楷書之突飛也。”從這些跋文中，我們可以窺見他平時臨習碑帖用功之勤奮。

　　1926年3月，梁啟超因尿血入住北京協和醫院做手術。手術前的3月10日，他在《致孩子們書》中寫道：“我這封信寫得最有趣的是坐在病床上用醫院吃飯用的盤子當桌子寫的。我發明這項工具，過幾天可以在床上臨帖了。”

　　綜上所列，可見臨池學習書法在梁啟超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停止過，即使臥病在床，還是那樣樂觀地堅持進行書法學習。梁啟超在書法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與他長期臨池學習下苦功夫是分不開的。

一生收藏歷代金石拓本1284件

　　收藏碑刻拓本是梁啟超一生中極為重要的一項書法活動。

　　據冀亞平等編寫的梁啟超所藏金石拓本目錄，梁啟超一生共收藏歷代金石拓本1284件，其中屬于商代的碑刻5件、周代14件、秦代4件、西漢13件、東漢125件、三國13件、西晉5件、東晉9件、十六國3件、南朝17件、北朝434件、隋代93件、唐代393件、五代十國7件、北宋26件、南宋18件、遼國1件、金國5件、西夏國1件、元代3件、明代5件、清代73件、民國4件、無紀年6件。從《目錄》所顯示的資料可以看出，梁啟超所收藏的碑刻拓本中，從朝代看，商代至民國時期，每一個朝代無不有之；從書體看，金文、小篆、大篆、漢隸、魏楷、唐楷各種書體齊全；從碑刻的種類來看，鐘鼎、碑石、墓志、造像、摩崖、刻石等無所不包。

　　1984年由香港書譜出版社與廣東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在學術界、書法界中較具權威的《中國書法大辭典》，其所收錄的碑刻(包括摩崖、刻石)、墓志的辭目約3000條，可謂囊括已出土的和著名的中國歷代碑刻和墓志，而梁啟超一個人所收藏的碑刻和墓志的拓本竟差不多是其中的一半。由此可見梁啟超收藏碑刻拓本“工程”之浩大，所耗費的時間和精力難以想象。

　　至于梁啟超是從哪一年開始收藏碑刻拓本的，他從來沒有向人提起過，著述中也未談到過這個問題，但他從1916年開始陸續對所收藏的碑刻拓本進行校勘和題跋，在多件拓本跋語中談到其收藏時間、地點和來源，其中1925年在題跋《李壁墓志》拓本中寫道：“碑以宣統元年出土，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歡喜累日。……”由此可以推斷，梁啟超至少在宣統元年(即1909年)之前就已經開始收藏碑刻拓本了。因為梁啟超在此之前如果沒有收藏碑拓的愛好，何澄一是不會從千里之外給他寄新出土的碑拓的。而在1909年之前的11年間，即從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后起，梁啟超一直逃亡在國外，他不可能直接進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動。在此期間，別人不可能知道他有收藏碑刻拓本的愛好，因此可以進一步推斷，梁啟超早在1898年之前就已經進行收藏碑刻拓本的活動了。當時，受到有清以來金石學勃興的歷史氛圍的影響，更有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大力倡導碑學，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學生，在十九世紀90年代初萌發收藏碑刻拓本的興趣，這是很自然的。

　　同時，據有關資料顯示，梁啟超收藏的碑刻拓本中，除有極少數如東漢的《樊敏碑》等數件為明代拓本和東漢的《張遷碑》等近十件為清代乾隆年間拓本外，其余大部分藏品都是嘉慶、道光年間的拓本或清中期至民國初年新出土的碑志、造像的初拓本。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梁啟超只要知道那里有古代的碑刻或有新出土的碑石、墓志，他就千方百計(包括友人饋贈和花錢購買在內)將其拓本弄到手。

　　梁啟超跋《顏勤禮碑》云：“碑以民國十一年出土，今在陜西節署，此本為劉雪亞督軍鎮華所寄贈。”民國十一年即1922年，說明梁啟超的碑刻拓本收藏活動至少延續到1922年。由此可見，梁啟超收藏碑刻拓本的時間跨度足有30年。

　　梁啟超在收藏碑刻拓本的同時，還對其中的130多件拓本進行題跋。最早的題跋是寫于1916年1月的《禮器碑跋》，之后直至1926年，歷年斷斷續續都有題跋，時間跨度達11年。1918年1月，共題跋34件。而大部分的題跋多集中在1925年，這一年題跋(含再跋)超過100件。

　　梁啟超所題跋的碑拓，有漢代和魏晉的碑刻摩崖，有南北朝和隋唐的碑刻墓志，其中大部分為西漢和北朝的碑刻墓志。題跋的內容主要有記述碑刻的出土發現情況及其去向、記錄碑拓的遞藏經歷、校勘考釋、題署碑刻名稱和年代、品評書法等方面。所涉及的內容非常豐富，文字卻十分精練，可謂字字珠璣。

　　梁啟超逝世后，其家人將他生前收藏的近1300件歷代碑刻拓本盡數捐獻給北京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人們在驚訝之余，更為梁啟超的精神與毅力所嘆服。

兩次重大的公眾書法活動

　　梁啟超一生中參加過的重大公眾書法活動主要有兩次。

　　其一為1913年4月9日(農歷三月初三)，梁啟超發起在北京萬牲園舉辦修禊賦詩作畫寫字活動。應邀參加修禊活動的有滿清遺老詩人易實甫，著名啟蒙思想家、翻譯家、詩人嚴復以及畫壇名宿姜穎生等北京學術界名士、詩人等40多人。大家曲水流觴，吟詩作賦，盡遣雅興。梁啟超當時作有七言長古詩一篇。

　　他在次日寫給梁思順的信中說：“今年太歲在癸丑，與蘭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吾昨日在百忙中忽起逸興，召集一時名士于萬牲園續禊賦詩，到者四十余人，老宿咸集矣。竟日游宴一滌塵襟，歸國來第一次樂事。”又在12日《與嫻兒書》中說：“修禊詩，錄一份寄汝，共和宣布以后，吾第一次作詩也。同日作者甚多，吾此詩殆壓卷矣。”梁啟超在信中還稱：“蘭亭以后，此為第一佳話矣。”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在信中描述這次活動時用了三個“第一”：歸國以來“第一次樂事”和“第一次作詩”，蘭亭以后“第一佳話”。可見他對成功舉辦這次活動是何等之興奮。

　　另一次活動是1926年秋，梁啟超興致勃勃應邀為清華學校教職員書法研究會上作書法演講。其演講由學生周傳儒手記，以《書法指導》為題，1926年刊于《清華周刊》第392期，后收入《飲冰室合集·專集》102卷。

　　梁啟超為什么如此樂意作書法演講呢？他在演講前的“開場白”中作出了回答。他說：“今天很高興，能夠在許多同事所發起的書法研究會上，討論這個題目。我自己寫得不好，但是對于書法，很有趣味。多年以來，每天不斷的，多少總要寫點，尤其是病后醫生教我不要用心，所以寫字的時候，比從前格外多。今天這個題目，正好投我的脾味，自己樂得來講講。”

　　1919年，梁啟超赴歐洲游歷。歸國后潛心學術研究，花在書法學習和研究方面的時間也特別多，有極為豐富的的實踐經驗和深刻的體會，再加上在游歐期間，接受了西方的美學思想，運用于書法研究中，因此這次書法演講非常成功。他在這次書法演講中提出的書法美學思想，被書學界稱為現代書學研究的開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