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從全局看，有多種不同類型的機構和單位在做古籍數字化的工作，如公司、出版社、圖書館、科研單位、高校以及個人等，雖然都是在做古籍數字化，但大家的立場不同，目的不同，對古籍數字化的認識不同，因此大家對古籍數字化的態度、努力、效果也很不一樣。對比之下，高校從事古籍整理研究的單位與人員在人數上最多，對古籍的了解和使用上也都比其他單位和人員更為熟悉，而整理古籍的成果也最廣泛。基于這樣一種情況，卻對古籍數字化的工作沒有做出多少實質性的成果，這一點不能令人滿意。本文探討一下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結果，以及改變這種狀況的途徑，希望在今后的古籍數字化工作中，高校整理研究古籍的人員能夠發揮較大的作用。

　　一、從事古籍數字化工作要有遠見、有魄力、有技術、有胸懷

　　古籍數字化，十多年來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涉及多個學科，不限于某一學科）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課題，不少頗有份量和特色的成果在涌現，在堅持，一些有遠見、有魄力、有技術、有胸懷的大學、科研單位、圖書館、公司企業以及一些個人，都在持續不斷地工作、制作、開發、探索著，到現在已經形成了一個可喜可賀的局面。

　　然而在綜觀的視野里，我們會發現在這些參與古籍數字化工作的成員中，各自的態度與貢獻是大不一樣的。我之所以在大學、科研單位、圖書館、公司企業、個人前面加上“有遠見、有魄力、有技術、有胸懷”這樣幾個定語，是有用意的。即這里提到的這幾種參與古籍數字化的不同類型的機構，在這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工作中的態度與投入，是有很大不同的。換言之，并不是所有的大學、科研單位、圖書館以及公司企業等在古籍數字化工作中都能做到有遠見、有魄力、有技術、有胸懷。

　　有遠見者，不為目前利益所拘束，能夠放眼長遠，清醒地認識到古籍數字化工作的各種重要的現實和長遠意義。對于國家決策機構、管理機構、決定經費去向的機構等，遠見是一種意義，對于大學、科研單位、圖書館而言，遠見又有不同含義，而對于公司、企業等商業機構，遠見的內涵又有不同，都需分別闡明。

　　有魄力者，敢于投入人力、物力、財力，不計較一時一事的成敗得失，而能有遠大宏圖，力爭完成宏大的目標與任務。

　　有技術者，有自己的創新技術、獨創技術等，使古籍數字化產品具有獨特的技術特點與技術含量，而不是墨守成規，甚至是竊用別人的技術。

　　有胸懷者，不為一時一地的得失而懊惱，不計一時一事的成敗，對于科研人員以及產品設計，都能出自博大胸懷進行要求和設計，從而使得古籍數字化工作能夠經受得住挫折與打擊，而最后則能在堅持不懈的精神支持下完成出類拔萃的產品和成果。

　　如果按照這種闡釋，能做到者，不多，能意識到者，亦不多，而要超越做到，也不容易。能從各個方面確切而深刻地認識清楚其中的關系與內涵，更不容易。然而如果想把古籍數字化工作做好，使之成為信息時代、網絡時代、高科技時代的有創新精神、技術、意識、效果的成果，則必須具備如上四種精神。如能具備上述四種精神并堅持下去，必能做出形成世界領先的古籍數字化產品，促進我國學術研究、文化事業、教育事業、情報工作、信息工作以及許多項的工作之科學發展，此非虛言，實乃真理。

　　本人認為，如欲真正切實有效地推進古籍數字化工作的發展與深入，使之真正成為一個對文化、學術、國家、社會有諸多利益的事業與產品，就必須有更多的大學、科研單位、圖書館、公司企業等一切有能力、有責任、有義務的單位，應該對于古籍數字化工作抱以熱情的關心、積極的參與、真誠的合作之態度，改換以往漠不關心或重視不夠的局面，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人力、物力、財力等各類資源，用來支持和幫助古籍數字化工作。而且已經得到國家與社會資助的單位在從事相關的項目與工作中，亦應做得更好，如態度、效率、成果、效用、使用方式等等方面，使之更為符合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本單位的小集團之利益。而一些公司企業由于有自己的投資，需要得到相應的回報，甚至是商業利益，則另當別論，但亦要采取合乎人情的收費政策與方法，不要期望竭澤而漁，一下子從這種投入中獲得巨大商業利益，用此來發大財。一些成本與投入，可以采取長期使用、逐步收取的策略，不能期望一下子收回成本。

　　中國歷來有全國一盤棋的精神，在古籍數字化工作中，也應貫徹這種精神，不應人自為戰，互相隔以溝壑，抱以戒心。在這個工作中，還迫切需要文化、學術、公益、服務、傳承、研究等項人文精神，不能根據狹隘的單位、利益、效益、名利、挖墻角、偷技術、不合作、盲目自大等等陋念中開展工作。

　　在此宗旨下，還有許多事要做，這些事包括：合作、統籌、協調、技術改進、使用服務之改進、成果通融共享，更為廣泛地用之于文化產業，用之于科學學術研究，用之于教育普及，用之于文化傳播（向外國、向民間）等。如果能做好這些事，古籍數字化才能健康發展，獲得充足的發展動力，為國、為民、為學術研究、為教育普及等等做出更大的貢獻。而這是我們現在從事古籍數字化工作的單位與人員往往予以忽視的，沒有把這一工作與更大的國家和社會的文化的需求關聯起來，只是就事論事，所以境界不高，眼界不廣，所設想的事情與所做的工作，都不能有所突破，而徘徊于原地，沒有大的發展。這也是目前古籍數字化工作的一個不能不承認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現象，而且大家似乎還沒有思索其中的原因以尋找合理的出路。

　　以上是本文的總論，以下就上述問題從一些具體問題展開討論一下。

　　二、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在古籍數字化工作中存在的各種問題

　　在古籍數字化工作中，高等學校與教育部應該有負責盡更大的努力來充分發揮自己在人力、物力、技術、學術研究等等方面的綜合資源，加強重視古籍數字化工作，花大力氣推進和發展這項工作。但據本人的觀察和感受看，目前我國的高校與教育部在這方面的重視與努力都遠遠不夠的，這并不是經費不足的問題，而是觀念上的滯后以及對有關專業的內涵不夠了解所造成的結果。現在看來，中國已經問世且影響較大的古籍數字化成果，都是企業、公司以及一些個人做成的，整個教育部和各高校還沒有推出自己的有影響的高科技含量的代表性成果，更不用說具有領軍導向性質的綜合性成果了。

　　1、有影響的古籍數字化產品都不是高校及其古籍研究單位制作的。

　　在這方面，我們看現在最有名的“國學網”是由尹小林先生出于個人之力，依托首都師大逐步完善和發展起來的，已經辦得很好，很有影響了，這是個人企業完成的成果，而教育部和高校沒有一個具有同樣影響和地位的古籍數字化成果。此外還有單純的企業公司所做的，如《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康熙字典》、《中國古代地方志》、《高麗藏》、《道藏》、《龍語瀚堂》、《基本古籍庫》等都是由迪志、書同文、中易、龍戴特、愛如生等公司做成的。高等學校做成的成果，如南開大學的二十五史，陜西師大袁林的古籍系列，是大學的一個研究單位或個人做成的，武漢大學的出土簡帛，北大的全唐詩，浙江大學的中美百萬（不僅僅是古籍的數字化）是由大學某一研究單位與國外單位合作做成的。但在整體水平和規模都還不能超過上述那些企業公司所做的成果，而且在推廣和使用上也存在著不少問題，不太方便，或沒有完全公開。

　　此外，則有社會人士熱心人士純粹靠個人之力來做的普及推廣性的古籍數字化的網站，如“國學數典”“龍騰國學”一類，這都不是原創的古籍數字化，而是通過各種渠道把散見的文本格式以及圖像格式的古籍收集起來放在網站上供人們不斷上傳下載，這里面其實隱含著版權問題，但在推廣和傳播方面還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許多學生和老師以及愛好者無私地進行初級的制作，提供給大家，與大家共享。但在技術含量上無法與上述公司企業以及高校一些單位做成的成果相比，這與國學網這樣比較正式的商業化運作，也有很大的不同。還有不少是一些有為青年來辦的，如“說文段注”網站，復旦大學的“螭耶居古籍藏書”，規模更小，所收古籍也是范圍有限，而且不能進一步擴展和發展。
還有宗教界人士做成的，如佛教界在佛經古籍數字化方面的諸多成果，大陸、臺灣、日本、韓國都已有不少成果，而且在傳播與共享方面也體現了佛教的慈悲心態，基本上是免費的，無償提供的。道教方面不如佛教界的成果多而大，基本上沒有此類免費的古籍數字化成果，曾有“白云深處人家”網站是一個收集許多道家古籍的網站，但現在因版權問題已經停辦尚有待努力。還有“靈九道壇”是湖北某地一家道觀中的道教人士制作的道家古籍，但發展很慢，遠遠不能與佛教界的成果相比。

　　2、高校及其古籍研究單位與人員在古籍數字化工作上沒有突出貢獻。

　　綜觀上述這些成果與制作單位，我們感到國內的大批高等學校及其古籍整理研究單位如古籍研究所等，所作的努力和成果幾乎沒有顯現出來。教育部高校古委會以前也曾資助過一些古籍數字化方面的項目，但都沒有成功，后來也就不再資助這種項目了。而各高校的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績，他們是利用國家用于古籍整理研究的專項經費而建立和工作的，專職的工作就是整理和研究各類古籍。在高校古委會的領導下，在國家古籍整理的專項資金的援助下，自改革開放以來就從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三十年來完成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非常之多。如大型的有“七全一海”：《全唐五代詩》、《全宋文》、《全宋詩》、《全元文》、《全元戲曲》、《全明文》、《全明詩》、《清文海》，中小型的古籍整理研究項目及成果就更多了。此外全國各種領導機構組織領導的諸多大型古籍整理工作，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華大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華大藏經》、《中華道藏》等，高校古籍研究所以及文史專業的教師都是參加工作的主力，此外還有數不勝數的名目繁多的各種古籍整理研究的專書成果等。近年國內又出現了大型的古籍整理性質的工程，如北京大學和四川大學分別主持的“儒藏”工程、中國人民大學聯合全國各大學從事的清史工程（雖然不是專門的古籍整理性質的工程，但其中有相當的內容是整理清代的古籍和文獻）等，也都將整理更多的古籍。但是，這些整理出版的成果，基本上都是由出版社出版紙質書籍，而沒有利用已有電子排版文稿進一步加工為數字化產品，從古籍數字化的角度看，可以說是資源的極大浪費。

　　3、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

　　簡單分析來看，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沒有考慮到還可以進一步搞數字化的成果，這是基于傳統的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習慣而形成的固有的思路，可以說沒有跟上時代的發展，沒有做到與時俱進，而把數字化出版發展起來。另一個原因，是出版社方面非常害怕如果做成了這種數字化成果，就很容易被人盜版，從而影響自己的經濟利益。他們沒有想到，紙版書也一樣會被人盜版，同樣損害出版社方面的經濟利益，但他們似乎對這種情況已經習慣了，也就不再計較了，反而對數字化出版不想嘗試，就以這種理由而拒之門外了。再一個原因恐怕是一種滿足感，即認為已經出版了紙質圖書，從工作成果上講，已經足夠了，不想再去多事，來搞什么數字化工作。這當然都是出版社方面的想法，我們也不能說他們的想法沒有道理，但總覺得這是落后于時代的觀念與做法。

　　不過從高校古籍研究所等古籍整理研究單位和人員的角度看，他們往往也和出版社方面一樣，沒有進一步構想如何把已經完成的整理成果做成數字化成果，這一方面是囿于傳統的古籍整理的觀念，沒有把新型的數字化的觀念引入到古籍整理研究的工作中來。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高校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在數字化技術上是完全空白的，自己沒有掌握也不懂數字化技術，所以不會想到數字化的問題，就算知道一點，有一些想法，也在實際操作上無法開展這項工作。再就是國家和教育部以及省市等各級科研項目中也沒有古籍數字化的類型，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無法申報此類項目，因此缺乏經費聘請專業技術人員或公司來制作相應的古籍數字化產品。

　　從高校管理層以及國家和教育部層面來說，還有一個實際情況成了阻礙高校古籍數字化工作得以開展與推進的原因，那就是教育系統的學科分類的相對穩定化，無形中成了一個莫大的限制，使各級管理層到各個研究單位不能及時把古籍整理與數字化這一類高科技的信息化學科聯合和合并成一個新的學科，因此在教學、科研、項目立項等方面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有時甚至是完全忽略了。所以結果就是直到目前，我國的學科體系中還沒有形成“古籍數字化”這樣一個獨立的學科，沒有進行諸多學科的跨學科的交叉、溝通和融合，在教育和科研兩個領域，都是古籍數字化仍為“空白”和“盲點”，這都不利于各古籍研究所及其研究人員開展古籍數字化的工作。

　　現在受學科分類的影響，古籍數字化往往被認為是圖書館專業的事情，而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的專業職能反倒被認為只是整理研究古籍，而與古籍數字化工作或項目無關。在國家和教育部的科研立項方面，現在也是把與古籍數字化有關的課題放在圖書情報專業里面，而古籍研究所所在歷史學、文學、哲學專業里，則沒有這種項目課題。因此也往往是圖書館方面的單位或人員才有機會申請到古籍數字化的項目，而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很難申請到此類項目。

　　4、圖書館方面立項的古籍數字化項目往往不切實用。

　　而從實際效果來看，由于圖書館專業的限制，他們對古籍數字化的理解是表面的，外在的，即只注重古籍的書目編目和檢索，他們的專業使他們并不真正進入古籍的內部進行研究，因此他們對古籍的整理研究的認識是非常片面的。當然這不能怪他們，只能怪圖書館專業的教學和內涵限制了他們的認識而已。所以由圖書館方面立項來搞的古籍數字化項目，往往不切實用，有其表而無其里，架子拉得很大，工期拖得很長，而最終成果卻不能真正解決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的實際需要。

　　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只滿足于做古籍的圖像版（有的甚至連圖像版都不做，只做古籍書目的數據庫為基礎的檢索系統），而不做文字版。這是因為圖書館專業的歷來的任務就只是為用書者提供書目檢索，因此他們所理解的所謂古籍數字化也只是基于這種專業觀念做到可以利用計算機進行古籍書目檢索而已。他們并不研究古籍本身的內容，因為這是圖書館專業之外的事情，是文史哲等專業的事情，因此圖書館專業的古籍數字化是不考慮文史哲專業的古籍使用者的具體要求的。基于這種認識立項和完成的圖書館專業特點的古籍數字化，一般只能檢索書名篇名作者名等等古籍的外在信息，而不能深入古籍的內容深部，進行真正的全文檢索。而且所做成的古籍圖像是以一頁一頁格式保存存放的，在實際的閱讀時也是極不方便，它的唯一進步就是超過了以往圖書館提供的古籍膠片式閱讀機的功能而已，據說現在全國的圖書館仍在做這種工作，把各類重要古籍及文獻全部拍成照片，再在此基礎上制成數據庫，以便聯網檢索。這就是圖書館專業立場出發所理解和制作的古籍數字化工作，對于真正使用古籍進行文史哲研究的專業人員來說，這樣的工程及成果只是花費了國家大量經費而便于圖書館的古籍收藏與利用而已，并不能真正使古籍數字化而成為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手中的現代化數字化產品，其作用是極其有限的。相比之下，圖書館方面能從國家得到大批經費資助來做自己專業的事情，他們的優勢就在于他們保管著國家的寶貴古籍，但真正利用古籍進行學術研究的文史哲人員，則得不到國家的這方面支持，不能把自己關于古籍數字化的設想通過國家的資助而實現出來，所以若干年后，中國的古籍數字化，仍會將是一種不完善的狀態，不能真正把古籍數字化，使之成為學術研究的利器。

　　另一方面，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有時想利用社會上已有的古籍數字化成果，則需要通過學校的圖書館來購買，而由于這類產品價格一般較貴，所以圖書館方面又往往不愿意購買，因為這要占用他們全年購書經費的一大部分。以上這些情況的后果就是：高校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在利用和推進古籍數字化方面在各個方面都處于無能為力的局面，他們的想法與意見，往往不能與古籍數字化項目的制作與技術結合起來，幫助古籍數字化工作向前發展。

　　5、在技術方面的若干問題。

　　5-1? 格式問題。

　　從數字化的技術方面講，往往是一種技術會根據實際需要的推動而不斷有所創新和發展。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在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中對如何整理和研究古籍有許多實際的需要和想法，不能直接反映到古籍數字化的成果中去，因此造車者不了解用車者的需求和想法，閉門造車，實際上使得古籍數字化成果的制作到了一定程度后就無法向前發展和創新。如現在的古籍數字化產品基本上分為圖像瀏覽和文字檢索兩大類，圖像瀏覽不論是超星圖書館的PDG，還是人們可以自行制作的PDF或DJVU等格式，都只能在電腦上閱讀而無法全文檢索（有些PDF文件可以全文檢索，但其前提是這些內容可以被OCR識別，關于這個問題下面將會講到），也不能文字復制，這對古籍整理和研究者來說，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5-2 清晰度與OCR識別軟件問題。

　　再一點，這種圖像格式的古籍電子書，在閱讀上也有諸多不便，如清晰度就成問題。如果原書的印刷質量不好，制成的圖像的清晰度就成問題，這也就直接影響了人們利用OCR進行圖像到文字的轉換。在OCR圖像識別轉換方面，通行的軟件對古文繁體以及豎排等等情況的識別，與對現代印刷成的規范漢字圖書的識別，會有完全不同的圖像的識別結果，其準確率幾乎馬上從99%下降到0%，完全沒有實用價值。據說有些公司在制作《四庫全書》等書時高價聘請一些專門的公司為之制作了專門用來識別四庫全書書籍文字及版式的OCR軟件，于是大大提高了識別古籍漢字的準確率和實用性，這說明在技術上并不是難題，但制作一般OCR軟件的公司，不會考慮這種特殊需求，花費專門的人力物力來使OCR軟件具備這種特定的功能，因為這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任何經濟效益的。而買到這種OCR識別軟件的公司，則把這種軟件識為秘技，根本不想公之于眾，這也是為了保護本公司的經濟利益。從公司的角度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從教育部以及高校古委會和各高校的古籍所及其科研人員來說，就是一個必須重新認識的問題，不能按公司的想法來看問題。即要從全局觀點出發，教育部及高校古委會完全可以運用一部分經費組織有關單位為全國高校古籍研究所和科研人員統一制作一個專門用于古籍圖像識別的OCR軟件，提供給教育部高校系統內的古籍整理研究單位和人員，讓他們根據所要整理研究的古籍，利用這個OCR軟件自己動手處理各種古籍，然后把識別的成果匯總到一個專門的部門或機構，整合成全國統一的古籍數字化成果。這樣的話，就是充分利用了教育部及高校系統的人力物力來從事古籍數字化工作，而且成果會大量迅速地增加，由教育部和高校系統形成統一的數據庫進行共享，其眾多的古籍整理成果都可以這樣統一整合和處理，其效果和作用會大大改觀目前教育部與高校系統古籍研究所在古籍數字化方面毫無貢獻的局面。

　　5-3 全文檢索技術的問題。

　　再從全文檢索的技術上講，現在的全文檢索也有其各方面的局限性。如有的古籍數字化成果把全文檢索與古籍數字化內容合成一個獨立的軟件系統，使之只能用于這個特定的安裝和使用，而不能通用于其他的古籍數字化產品。而專門的全文檢索軟件，則基本上沒有看到。沒有公司專門研制通用的專門的全文檢索軟件，往往只是把全文檢索技術整合到其他的軟件中。其實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在古籍整理研究過程中，更需要一種專門的全文檢索軟件，能對多種格式的文本，如HTML、TXT、WORD、RTF等格式的文本進行大批量全文檢索。

　　對于全文檢索技術的另一個瓶頸，是停留于滿足于初級的字符串檢索，而沒有更進一步的知識檢索和內容分類檢索，這當然不是簡單的字符串檢索所能解決的難題，但在技術上沒有看到有關的進展與應用。雖然也有一些公司專門在做全文檢索的大型功能性軟件系統，但那已經不是一個研究所和研究者個人所能購買得起的，甚至是一個學校也舍不得出資購買此類產品。一個高校可以用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來購買一套儀器設備這類硬件，但絕不肯花類似的錢來購買一種無形的軟件，這也是學校舍不得出錢購買這種大型軟件的原因所在，這一點暫不予深究。問題是做成全文檢索的獨立軟件在技術上沒有困難，只是許多公司不肯做這種工作，目的仍是為了保障自家的經濟收益。同時也反映了沒有更多的高校和研究單位來關心和研制這一種技術，使得少數公司具有了壟斷性。

　　5-4 字符集問題。

　　技術的另一個方面是字符集的問題，國標（GB2312）的字符集非常小，只有6千多漢字，遠遠不能適應國家漢字處理的需要，后來發展為以國標擴展（GBK），但也僅有2萬多漢字，現在有了UNICODE字符集，但沒有成為國標，也沒有成為國際標準，所以現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制作的古籍數字化產品，如果是圖像格式，還沒有字符集的問題，但一旦制作成文本版的，就有了使用不同字符集的問題，在推廣和交流上都造成了不便，而在技術上并不是不能解決，只是因為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不能統一字符集，甚至中國也沒有進一步把國標字符集擴大，這不僅影響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也影響了戶籍和身份證的制作工作。在高校方面似乎沒有人研究這個問題，只是有人發文章談論一下，而高校沒有真正展開這方面的技術研究和學術研究，以解決這個問題。國家與教育部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三、古籍數字化的內容和應用問題

　　在古籍數字化的內容方面，現有的成果與產品也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還有很廣闊的發展余地。古籍研究所及其人員所要面對的古籍范圍非常廣泛，可以說各種古籍都要面對以進行整理和研究，而現在出現的古籍數字化產品，在內容和品種上非常少，而且還有大量重復。這反映了制作的單位與人員并不真正懂得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需要和特點，不知道還有什么古籍需要制作成數字化產品。

　　曾經有一個制作古籍數字化產品的公司的人員向我咨詢：在做完了《四庫全書》、《二十五史》這樣的大型古籍之后，還有什么大型的古籍可以制作成數字化產品？我說還有很多，可以說還遠遠沒有做完，怎么會覺得沒有什么可以制作了呢？這就是由于不太了解古籍整理研究的具體內容與性質所造成的一種認識。但由于經濟效益的問題，有些公司往往雖然知道還有許多古籍沒人制作，也不會投入力量來制作，因為他們認為那些相對而言比較不太熱門的古籍，用戶不多，所收的效益不大，所以大家寧愿都來做《二十五史》、《四庫全書》此類比較為人所知曉的古籍，而不愿意制作一般人們頭腦中比較生疏的那些古籍。

　　這種想法在以經濟利潤為首要目標的公司和企業來說，是正常的思維，但在國家、教育部以及各高校，就不能象企業和公司一樣只考慮經濟效益，而應該考慮學術影響和文化的、社會的、教育的等多方面的意義，把古籍數字化工作納入工作視野，提上議事日程，從多學科交叉綜合融合的角度，從促進新型學科產生與發展的立場，從改革發展傳統學科的思路，從擴大傳播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影響的意義，從廣泛利用古籍中文化資源的角度，以及許多在發展中不斷出現的應用和意義上來考慮問題，來制定政策。

　　試比較一下，在改革開放之初的80年代，百廢待興的形勢下，國家有多少重大的經濟建設項目要上馬，要開展，而這時如果沒有陳云同志關于古籍整理工作的高瞻遠矚的講話和精神，國家會在國務院成立古籍整理工作領導小組并撥款建立古籍整理的專項經費嗎？而如果沒有這個國家層的高級領導與組織以及不間斷的國家經費，我國的古籍整理工作能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嗎？這說明一個領導人的遠見和胸懷，就可以使一個傳統的學科和事業得到多么大的支持而獲得多么長遠的發展。這當然不能與二彈一星以及其他重大科研和建設立項相比，但整體衡量一個國家的整體實力，做為最高領導層來說，必須懂得國家具備文化和學術的軟實力，而有些學科雖然不直接創造經濟效益，但能增加國家的學術和文化實力，能擴大和傳播民族的傳統文化的深厚內涵于全世界，這樣的工作及意義難道不比發展和建設經濟方面的項目有意義嗎？

　　所以在今天來說，應該從國家、教育部以及科技部、文化部、財政部等多部委的綜合管理層面，以及各高校的多學科綜合發展的角度，來提升我國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沒有古籍的整理研究，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是談不上的）和各種應用的水平和廣度深度。在這方面，我們往往認識不夠，發掘不足，利用遠遠不夠。例如，在世界性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方面就有許多種應用，如電影的各類形式，大片、動畫片、故事片等，都有許多以古籍中的內容為中心拍攝成功的例子，但從古籍整理和研究的角度來看，其中還有太多的不足之處，如能充分利用古籍數字化的成果，聘請古籍研究的專家來合作，會創作出更多的更好的更新鮮的主題作品，把劇本編寫得更好看，內容更豐富，情節更動人，語言更有文化，人物與場景更符合歷史，這都會大大增強這類藝術作品的感染力和傳播力。其他如電視劇、小說戲曲、小說、圖書、電腦游戲、網絡游戲等所有的藝術和娛樂形式都能利用古籍中的豐富內容，如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所講《三國》、《史記》、《漢書》、《論語》等一大批影響巨大的節目，不都是以古籍為中心而展開的嗎？中央和各地的電視臺，都還可以充分挖掘古籍中的題目，開展這類節目，這是遠遠不會短時期內就會枯竭的資源。

　　還有如中小學的教材中、各類國民文化素質的教育等人文教育領域里，也同樣不能缺少數字化古籍的應用和地位，不能只是滿足于清代人編寫的《唐詩三百篇》《古文觀止》之類淺顯讀物了，而應廣泛發掘各類古籍中的豐富內容，把它們做成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數字化產品，充實到我國的各層次的教育活動中去。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的應用，是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必須在懂得古籍、會用古籍的基礎上才能搞好的。而各行各業的人們如果想能懂得古籍，會用古籍，而數字化的古籍產品的推廣與普及，又是不可缺少的環節，這二者搞得好是一個良性循環，搞得不好，是惡性循環，即人們對古籍中所保存的傳統文化的豐富內容越來越生疏，越來越不了解，就要斷絕了中國悠久文化的傳承，而在現代社會條件下從小缺乏以古籍為載體的傳統文化的熏陶的人們，長大以后從事各行各業的工作，也就不具備古籍所包涵的傳統文化的基本素養，因此在涉及到古籍與歷史文化的事情時，就毫無感覺，毫無知識，又怎能做好各自的事情？而這種普及性的教育，數字化的古籍普及產品，將會起很大的作用。

　　以上這類廣泛的應用，如果沒有高校專業人員參與的古籍數字化工作，則是完全不可能的。如何把高校這些專業人員吸引到古籍數字化的工作中來，讓他們在上述無限的文化產業之應用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確實是國家、教育部等部委以及各高校的學科建設和科研活動中必須認真思考和拓展的課題。反過來說，如果從上而下的政策、體制不先行建設好，使各地很想開展文化產業的政府與公司企業也感到找不到創意、技術和資源等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在這個問題上，許多有心發展文化產業的人士并不是非常了解，以為只要培養一些會用電腦制作動畫或美術的人才就夠了，這是非常片面的。其實要發展文化產業，需要三個方面的專業人才，一是數字化技術和設備方面的專業人才，一是形式方面的專業人才，如美術的、藝術的、編導、框架等所有外在形式的創作人員，三是內容方面的專業人才，如懂得古籍和歷史的專業人才，腳本與劇本的編寫的專業人才。三方面的人才結合成一個有著良好組織形式與活動方式的團隊，才能制作完成一個具有高水平的文化產業產品。

　　我曾有一個朋友在北京開展文化產業的創意活動，他非常希望我們搞古籍的，搞歷史的，為他們搞什么題目出主意。他說：你們搞古籍的、搞歷史的專業的高級人才所想到題目，是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想出來的，這就是你們這類人材的黃金價值。不僅要構思出一個好的主題，更要繼續為這個主題的形成和完成，提供更多的細節與資源方面的內容，而這仍是搞古籍的、搞歷史的高級專業人士才能做成的，其他人完全不得其門，想搞也搞不出來。

　　還有一個搞文化產業的朋友，希望投資一個項目來重建一座明代的佛教寺廟，為此他要了解這座寺廟在明代的來龍去脈以及更多的信息，為此他和手下親自去圖書館去查資料，費時很久，卻總查不到所想要的東西，無奈之下，他通過我校科研管理部門找到我們，請我們幫助做好這些資料的收集工作。這個任務對他們來說，是“難者不會”，但對我們來說就是“會者不難”。在他們只需付出很小經費的情況下，我們很快就為他們在古籍中查到了大量原始資料并進行了解說與注釋工作，使他們拿到這些資料后對這個巨大的文化重建項目有了根據和基礎。這說明古籍的數字化以及它們為國家和社會的文化產業建設服務，具有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這里面如果沒有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的高級專業人才，是無法搞好的。

　　但是要想使這種高級專業人才為公司企業所用，為國家和社會所用，為文化產業和廣泛的教育事業所用，就必須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以保證他們能夠全部精力與時間投入進來，否則他們在高校的工作任務就會把他們限制死，使他們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全部精力來從事這些現在說來還是“份外”的事情。而這種制度與政策與相關配套的許多事情，都還完全沒有得到各級管理層包括高校教學和科研管理人士的認識和重視，因此這套制度與配套的政策與措施都是空白，因此結果是國家和高校建立的古籍研究所及其專業高級人才，根本沒有途徑和辦法來參與國家和社會的文化產業創意活動以及全社會的國民素質教育。可以說他們對這些事業是有心參與的，但是現實的制度環境，則使他們無力無門參與，空懷一身古籍整理研究之技能，而無法為國家、為社會、為公司企業效力。此非聳人聽聞，實乃不可忽視的實情。

　　在這方面，國學網做得比較好，他們依托首都師大的古籍研究所建設國學網，已有多年，成效也很顯著，但由于國學網的產品線的限制，還不能在更廣泛的視野里把古籍與文化產業活動、社會教育活動、文化傳播活動結合起來，所以還顯得不夠，需要大力拓展和發展。

　　通過以上的論述，也可以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即那些以追求經濟利潤為首要目標的企業和公司，考慮問題的思路也不要太狹隘了，即不要只是用直接以貨換錢的思維來設定項目和開展工作。我在文章開頭所說的有遠見、有魄力、有技術、有胸懷的態度，是無論哪個方面的人都應該具有的，國家、政府部門、公司企業、高等學校、專業研究單位和人員，都是如此。許多事物之間本來存在著內在的聯系，但我們往往受所處工作環境以及所受教育的學科專業的限制，而看不到這些內在聯系。這樣就束縛了我們的認識和開展工作的思路，故而總是把事情看得簡單化、片面化、短視化，說句不好聽的話，就是長期這樣思考問題，就形成了鼠目寸光的毛病，因而不會具備有遠見、有魅力、有技術、有胸懷的態度來開拓新的事業。有些事情是要敢想敢做的，敢于開拓，敢于嘗試，墨守成規是沒有前途的。

　　古籍數字化工作是一項前人所沒有做過的工作，雖然各國都在從事類似的工作，但目前來看，還沒有超出傳統的專業范圍和局限，似乎只是圖書館的事情，而與古籍研究所及其研究人員無關，與文化產業無關，與國民全方位的教育無關，與國家的文化傳播事業無關，與各種文學藝術影視娛樂事業無關，而這些領域的人員雖想利用古籍中的豐富資源開展事業，但受體制與政策的限制，往往得不到國家和政府的支持與重視，處于自生自滅，無人過問，無人支持的境地。也缺少國家與各級管理層的理解與支持，以及他們的全局統籌與組織協調，各自為戰，而形不成國家實力。這一點美國、日本、韓國做得比較好，他們的古籍、歷史、文化的資源都不能與中國相比，但他們的思路和創意卻比中國強和先進，也形成了一套符合現實需要的體制與政策，當然也就吸引了各方面的專業人才共同打造各類文化產業產品，包括古籍的數字化以及它在更多領域的應用。

　　本文從一個高校古籍研究所的專業人員的角度，談了中國古籍數字化工作的成績與問題，對于如何更好地發展這項事業，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與想法。很多內容不可能充分展開，但都不是空談，而是很想與各界人士溝通交流，把各自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匯合起來，整合成全新的學術研究、項目開發、創意開拓的團隊，利用古籍及其數字化產品擴大思路，在更多的領域有所創新。

　　簡介：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