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蘭州　730000

　　我本人對于文獻學的了解和掌握也是一知半解，對于電子技術更可謂一竅不通。那么，我為什么要提出這樣一個頗具難度而且僅憑一人之力也很難完成的課是呢？因緣是2007年暑期由于偶然的機會參加了第一屆古籍數字化國際學術會議，大開眼界，倍長見識。自此以后，我也就比較關注有關“電子文獻”的訊息，同時也思考一些相關的問題。2009年召開第二屆古籍數字化會議前期，我提交了這樣一個類似的題目，但是由于沒有思考成熟，僅是題目而已。會議期間讀到了金陵科技學院人文學院葛懷東《古籍數字化學科的建設》、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吳夏平《古籍數字化與現代學術進程》、鄭永曉《傳統目錄學與古籍文獻數據庫的開發建設》、遼寧大學歷史學院耿元驪《三十年來中國古籍數字化研究綜述（1979-2009）》、武漢大學圖書館李玉安《對現階段古籍數字化中的思考——兼論古籍數字化中國家行為的重要性》、黑龍江大學古籍所李先耕《談電子版古籍“善本”》等論文，深受啟發，于是折中諸家要旨，參合個人一孔之見，略成“提綱”一篇，以請益于同仁。至于編撰“電子文獻學”方面的專書，則有待于首都師大電子文獻研究所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共同通力合作才可蕆事，非一人之力所能及也。

　　一、中國文獻學（古典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與傳統學術

　　任何國家和民族的學術總是離不本地區和本民族的文獻，然而中國學術（主要指漢民族的學術）與文獻的密切關系，更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和民族所無法比肩的。中國是文獻之邦，古文獻學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逐步形成了比較發達的理論體系和學術規范，從而形成了中國學術重實證、重考據的一大特色。當然這一特色并不全是優點，也存在非常明顯的缺陷，比如學者皓首窮經，為文獻而文獻，缺乏獨立的思考和思想智慧等方面的創造性等等，這一點后面還要談。

　　“文獻”一詞是孔子提出來，《論語·八佾》：“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鄭玄注：“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文”即“著于竹帛，鏤于金古石”之文，“獻”是賢才之言，屬于口傳文獻。孔子“表章六經”“增刪詩書”，而且述而不作，應該就是有史記載以來最早的文獻整理者。

　　從西漢惠帝廢除挾書律以后，歷朝歷代都比較重視圖書的庋藏與整理研究。西漢后期的劉向、歆父子是我國最早的分類提要目錄編纂者，他們在整理皇家藏書時首先進行學術分類，然后比勘繕寫，以成定本，最后撮述其要，以成目錄。這一方法被后世的文獻整理者所繼承并發揚光大，最后歸納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上升到了理論高度。

　　〈一〉、中國文獻學的知識體系

　　在兩千余年的發展演進中，中國文獻學形成了既廣博又精深的知識體系，簡言之，即以文字、音韻、訓詁為基礎、以中國文化史特別是典章制度史為背景的文獻學知識體系，前三者在秦漢時合稱“小學”，是通向經學的門徑，典章制度屬于“史”的范疇，歷代正史“諸志”所載內容，大多是有關典章制度的內容。

　　不懂或不通“小學”，則無以與言文獻之學，中國文字演變繁復，形體上雅俗正變不斷交替，語音上以單音節詞為主，通假借用現象十分普遍。如果不諳熟“小學”，而要從事文獻之學，則結果可想機而知。又中國文化素稱博大精深，反映在典章制度、名物形制等方面，也是變遷復雜、極難探究的。

　　所以歷代的大學者，大多是小學家或精通小學之人，乾嘉學派更不用說了，近現代以來的章黃學派，也是以小學名家的。

　　〈二〉、中國文獻學的學科構成

　　質言之，中國文獻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問，要綜合運用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輯佚、編纂、注疏、典藏、檢索等方面的理論和方法，科學地分析、整理、研究古代文獻。一般來說，中國文獻學大致應包括以下分支學科：文獻形態學、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注釋學、辨偽學、輯佚學、編纂學、檢索學等。

　　〈三〉、中國文獻學目前的學科設置

　　目前，中國文獻學被分別命名為古典文獻學和歷史文獻學兩個二級學科，前者歸屬于中國文學一級學科之下，后者隸屬于中國歷史一級學科之下。當然，在國家學科分類表中，還有一個與中國文獻學關系更為密切的一級學科：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其中包括五個二級學科：圖書館學、文獻學、情報學、檔案學、博物館學。“圖書館學”下的三級學科：圖書館學史（包括圖書館事業史）、圖書館管理學（包括圖書館統計學，圖書館經濟學等）、圖書采訪學、圖書分類學、圖書編目學（包括目錄組織法，文獻著錄方法，計算機編目等）、目錄學（包括普通目錄學，專科目錄，目錄學史等）和“文獻學”下的三級學科：文獻類型學、文獻計量學、文獻檢索學、圖書史、版本學、校勘學等與上文所舉“中國文獻學的學科構成”諸項反而更加接近。

　　曾經有人倡議將“中國文獻學”列為國家一級學科，幾十年過去了，非但沒有升級，反而被分置于幾個學科之間，這大概反映了現代學術分科細密的趨向以及當代人對“文獻”的當下理解吧，在此不便置喙。但是，學術界談及“文獻學”，還是傾向于“古典文獻學”或“歷史文獻學”者居多，也可能是習慣使然。今后要建設和發展“電子文獻學”，似乎更應向“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這個一級學科靠近，這是后話。

　　〈四〉、中國文獻學的優良傳統

　　1、重視編目，目錄有提要式或稱敘錄式，如《七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也有條列式或稱簿籍式，如《漢書·藝文志》《七志》《崇文總目》等；

　　2、重視典藏，歷代公私典藏無比富，具有悠久傳統；

　　3、整理、注釋之學尤為發達，歷代累積，汗牛充棟；

　　4、以“小學”為基礎，重考證，忌空疏，所謂“言必有據，信而有征”；

　　5、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旨歸，將文獻考證提升到“為往圣繼絕學，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崇高哲學境界；

　　6、其他。

　　〈五〉、中國文獻學的缺陷和不足

　　1、為文獻而文獻，鉆進故紙堆，輕視或忽略“經世致用”之學；

　　2、繁鎖注疏，“曰若稽古三萬言”，皓首一經，終生不知其旨者大有人在；

　　3、讀書炫博，掉書袋，極端崇信文獻，忽略思想的創造性；

　　4、相對于校勘、注釋等分支來說，文獻檢索比較薄弱或滯后；

　　5、側重點和關注點分布不均，經部用力最多，史部次之，子部再次之。許多技術性文獻由于輕視或無人問津而導致佚失，同時對漢文以外的少數民族文獻或外來文獻，措意更少。

　　6、其他。

　　二、文獻載體的變化與學術風氣的轉移

　　〈一〉、文獻載體的變化

　　1、口傳時代；

　　2、“鏤于金石、琢於盤盂”時代；

　　3、寫本時代；

　　3.1“書于竹帛”時代；

　　3.2“寫于紙上”時代；

　　4、刻本時代；

　　5、活字印刷時代；

　　6、近現代印刷時代；

　　7、電子印刷時代；

　　8、數字傳媒時代。

　　以上對文獻載體的時代劃分只是粗線條的輪廓，而且也不見得準確。只是旨在說明不同的文獻載體時代，文獻呈現不同的形態，其利用以及傳播都是有其自身特點的。同時，特別要強調的是，技術的改進和革新在文獻載體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二〉、文獻載體的變化與學術風氣的轉移

　　文獻載體的變化同時帶來學術風氣的轉移，可謂利弊參半或者利大于弊。一方面，我們要有歷史進化的觀點，不能抱殘守缺，唯古是好，另一方面，也不可技術至上，將以思想創造為主的學術研究等同于形而下的技術層面。可以想象，在手抄時代，像孔穎達等人那樣著成《五經正義》，該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包括明代的《永樂大典》和清代的《四庫全書》等“文化長城”工程。清末的孫詒讓、羅振玉等人，非獨學力超人，在利用當時先進的文獻載體和傳播手段等方面，也是先人一步，可以說是相得益彰的代表。而時至當代，仍有人抵觸使用計算機或網絡，則不免又過于迂闊了。

　　在電子文獻出現的初期，很多人對于利用數字古籍進行常態研究抱著懷疑甚至鄙夷的態度，有意無意地把利用數字古籍看成一種偷懶，一種取巧，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明智的。就像我們利用《經籍纂詁》、《十三經索引》、《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八十九種明代傳記綜合引得》等等工具書進行研究一樣，利用數字古籍強大的檢索功能以助研究，不但是正當的，而且也是應該大力提倡的。不錯，數字古籍的文本準確性不容樂觀，需要我們盡極大的努力和耐心去改善它、提高它，而數字古籍的可檢索性，卻有待于我們去充分開發它、利用它。這里面有很多傳統文獻學意義上的問題值得探討，更有很多數字文獻學意義上的新問題有待于我們去發現、研究、解決、總結，還有很多技術層面的問題，有待于我們與IT業的專家共同探討研究，尋找解決方案。而我們學習和研究“數字文獻學”，目的也正在于此。（參舸齋王依民博文《錢鍾書、郭在貽先生的眼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2990e1901008t7g.html

　　著名學者錢鐘書先生素以廣博精深和記憶超群而蜚聲學術界，甚至有人說他“對中外典籍有著照相機式的或者勿寧說電腦式的記憶力”，然而他在1982年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不久，即敏銳地意識到電腦在古典文化研究中的作用，倡導成立了中國社科院計算機中心，進行中國古籍數字化的建設。這種“百草不芳”而“鵜鴃先鳴”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現在看來，真有點告知先覺的智者風范。

　　如舸齋王依民先生在他的博文里說：

　　錢先生的目光是有前瞻性的，但遺憾的是，錢先生建立數字化古籍庫的夢想還沒有完全實現，社科院計算機中心雖然據說已經創立了多達十余萬字的字庫和數量可觀的數據庫，但似乎迄今未能沾溉學界，更遑論一般公眾，倒是利用這些數據庫出版了“《全唐詩》系列索引”等一大堆紙質圖書。他們的這種做法，在我看來，是不符合錢先生當年的夢想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2990e1901008t7g.html）

　　但是，胡小偉先生并不這么看，他對于社科院的古籍數字化工作是褒贊有嘉的。同時他指出：

　　錢先生治學議論廣博。古今中西，汪洋恣肆，漫無際涯。曾令很多慕名而來，擅于沿襲蹊徑，乘勢而上者不知所措。于是出現了種種貶論，如“錢鍾書不過就是一部電腦數據庫”，“《管錐編》實在沒什么，將來電腦發達，資料輸進去都可以處理的”。最近還有說“互聯網出現以后，錢鍾書的學問就減半了。”有趣的是，這些說法還大多出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后輩學者之口。（胡小偉《錢鍾書與中國古典數字工程》，《中華讀書報》，2010年12月08日15 版）

　　這其中已經透露了在數字化手段下學風的丕變甚至人心的不古。

　　關于文獻載體和學術風氣的轉移，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中的一段話頗耐尋味，說明古人早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自孔子圣人，其學必始于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后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于上國，然后得聞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于禮樂，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于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茍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

　　現在的數字化手段和網絡傳播技術以及海量存儲和云計算等先進科技，對當代學術的影響可謂至深至巨，甚至相對傳統學術來說，在某些方面大有顛覆的感覺。

　　三、“電子文獻學”概念的提出

　　我們既已進入數字化時代，可以說須臾也離不開電子文獻。在討論電子文獻學的學科建設之前，首先應該對電子文獻學有個初步的了解。

　　〈一〉、概念

　　1、數字文獻。數字文獻（Digital　document）是以二進制數字代碼形式記錄于磁帶、磁盤、光盤等存儲載體，通過計算機系統運算、檢索、存取并可以在通信網絡上傳輸的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等文獻。數字文獻也叫數碼文獻或電子文獻，通常我們稱為電子文獻。廣泛而通俗的說，數字文獻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電子書、音頻、視頻等“文件”。

　　2、電子文獻學。電子文獻學（Digital　Bibliography）應該就是以傳統文獻學為基礎，對電子文獻的生成、加工、整理、存取、制作、管理、傳播和利用等各個流程和環節進行研究的一門學科。從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來看，電子文獻學至少應括內容和技術兩個方面，而且技術方面是它之所以成為一門學科的支撐點。技術的進步在不斷改變著內容的形式、形制、形態等等方面，技術在不斷地引領著學科走向縱深。

　　〈二〉、性質

　　電子文獻學涉及圖書館學、情報與文獻學（一級）、歷史文獻學（二級）、古典文獻學（二級）、計算機技術（一級）、自動化技術（一級）、新聞傳播學（一級）等多門學科，是一門在現代信息技術影響下而產生的綜合性交叉學科。

　　1、綜合性：涉及多門學科；

　　2、交叉性：至少應包括技術與內容兩個方面的交叉；

　　3、正在發展階段，還不夠成熟。

　　〈三〉、內容

　　在數字化時代，“文獻”的概念和內涵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前，一些學者將電子文獻學的內容劃分為古籍數字化、論文數字化、報刊數字化、目錄數字化等，我覺得這種劃分是遠遠不夠的，也未能看到電子文獻技術巨大的潛能和深遠的影響。比如聲頻、視頻文獻，在過去是不可能實現的，現在完全可以成為任意使用、存取方便的文獻，同以前我們所使用的以主要以文字形式呈現的文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在真實性、及時性等方面，還超出文字形式的文獻。

　　在數字化時代，大多數研究對象均可以成為“數字文獻”，從而使“文獻”的概念空前寬泛，文獻的內容也大為擴充。凡是能夠數字化并且能夠利用和研究的對象，均可以成為電子文獻學研究的內容。

　　四、“電子文獻學”發展的現狀

　　〈一〉、成績很大

　　1、發展速度快

　　2、數量龐大

　　3、技術革新也快

　　僅以龐大“電子文獻”數據中的一個小小分支——古籍數字化為例，30多年來，已取得了驚人的成績。耿元驪《三十年來中國古籍數字化研究綜述（1979-2009）》一文中分作三個階段來述說：

　　一、起步、探索、介紹階段（1979-1994）：

　　1、1983年召開的全國語言學學科規劃會議上，邀請了中文信息電子化的專家與會，專門介紹了電子計算機在語言學上的應用，同時確立在《論衡》、《朱子語類》、《兒女英雄傳》三部漢語史專書中用計算機編制引得；2、1987年，深圳大學組織人力，在輸入《紅樓夢》全文并建成多功能檢索系統之后，把全唐詩輸入了電腦；3、大約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欒貴明先生的帶領下，也從《全唐詩》入手，陸續建成漢字庫、全唐詩歌數據庫、諸子集成數據庫等；4、武漢大學在陳光祚教授帶領下，也開始從事地方志全文檢索系統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5、1987年6月，哈爾濱師范大學李波等建成《史記全文檢索系統》；6、北京師范大學建成了中國年歷日歷譜微機檢索數據庫；7、1993年召開了“海峽兩岸中國古籍整理研究現代化技術研討會”，臺灣學者演示了二十四史語料庫，十三經語料庫，紅樓夢多媒體系統，大陸學者演示了大漢字中文平臺等。諸多學者認為，計算機整理古籍的理論和技術尚未完善。

　　二、提高、建設、初步發展階段（1995-2001）：

　　1、1996年，大藏經電子文庫的制作提上了日程；2、上海圖書館啟動古籍善本全文光盤工程，1996年底初步建成“中國古籍善本查閱系統”，主要提供全文影像，少部分提供全文檢索；3、遼寧省圖書館利用IBM的TDI數字相機對古籍進行數字化加工，形成了古籍精選、歷史存照等內容；4、1998年啟動的國家圖書館“中國數字圖書館工程”，其中數字方志資源庫、石刻拓片資源庫、甲骨文獻資源庫、館藏各類文獻書目數據庫、永樂大典資源庫等六個子項目均是古籍項目；5、其他的古籍全文類項目估計約有20余項，其中較為知名的有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電子版光盤、中國地方志宋代人物資料管理系統、續資治通鑒長編全文檢索系統、全唐詩電子檢索系統等。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古籍全文軟件當屬迪志公司開發的《文淵閣四庫全書》和兩種《古今圖書集成》。

　　三、基本完善、商業應用、網絡化階段（2002-）：

　　1、國家層面上提出了建設《國家數字圖書館標準規范》，并由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和中國國家圖書館聯合發起于2002年啟動了相關工作，得到科技部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資金重點項目資助；2、2004年批準由農業信息研究所承擔的國家科技基礎性工作專項“農業古籍珍藏及全文數字化研究與建設”項目，于2006年12月23日通過驗收；3、2002年以來，古籍全文數字化最大的一項工程是《中國基本古籍庫》，由劉俊文總策劃、編纂、監制。北京愛如生公司研發制作，2005年全部完成。共計500張光盤，總字數20億，圖像2000萬頁；4、2002年，《西夏文字數字化方法及其應用》出版；5、2004年在臺北召開“古籍聯合目錄數據庫合作建置第三次研討會”；6、2002年完成《永川二十五史檢索系統》；7、2005年完成的開放式中華古籍全文檢索數據庫《國學寶典》；8、2007年，《民國農業文獻數字化整理及信息組織》出版；9、2005年左右建立的有國學數典網站（httpbbs.gxsd.com.cnindex.php），是目前同類網站中制度最完善，規模最大，會員最多的一家；10、2008年建立的龍騰國學網站（httpbbs.ltgx.netindex.php）有充足的空間，完善的架構體系，也是尋找諸多古籍的優秀平臺。

　　〈二〉、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

　　1、學科還處在初創階段；

　　2、有關“電子文獻”的學術規范還有待提出、充實、完善和通行共用；

　　3、許多“電子版本”還不夠完善；

　　4、盜用恣肆；

　　5、主要側重于古典文獻，特別是傳統經史古籍，對其他古籍的研究也不足，對少數民族文獻的研究也不足；對出土文獻的重視還不夠；對于圖像文獻、聲頻文獻和視頻文獻的關注似乎也不夠；等等。

　　6、其他。

　　〈三〉、“電子文獻學”的學科歸屬

　　1、當前的學科歸屬似乎不明；

　　2、“電子文獻學”至注應該是“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之下的二級學科。

　　〈四〉、“電子文獻學”的理論研究

　　根據耿元驪先生的統計，在過去的30年中，已有近千篇論文，也可以說是成績斐然。但是，因為“數字化”這一技術還比較年輕，電子文獻學更是新興學科，所以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急需拓展，學術術語和學術規范都急待完善。

　　〈五〉、當前“電子文獻學”課程的開設

　　1、當前只有極少數高校開設了“電子文獻學”課程，首都師大應該是第一家開設“電子文獻學”課程的高校；

　　2、當前有關“電子文獻學”的教材很少，大概只有毛建軍主編的《古籍數字化理論與實踐》。學術界急需組織人力編寫比較權威的“電子文獻學”教材。

　　五、“電子文獻學”學科建設的構想

　　〈一〉、數字化時代“文獻”的概念

　　〈二〉、電子文獻學的定義、研究對象、范圍等

　　〈三〉、電子文獻學的學科特色

　　1、先進性；

　　2、系統性；

　　3、技術優先性；

　　4、中國化；

　　〈四〉、電子文獻學的發展歷程

　　1、從計算機的產生到電子文獻的產生；

　　2、計算機技術的中國化；

　　3、基于漢化平臺之上的中文處理技術；

　　4、早期的中文電子文獻及其形態、特征等；

　　5、電子文獻學的理論研究：特別是《文津流觴·數字化專輯》（2002年第8期）、《西夏文字數字化方法及其應用》、2004年起陸續推出的《數字圖書館標準規范·專門數字對象描述元數據規范》、《古籍數字化理論與實踐》等論文集、專著、國家標準的出版和發布，基本奠定了古籍數字化的學科體系。毛建軍《古籍數字化理論研究》（2008年，南京大學）等博士論文從古典文獻學和古籍整理學角度系統提出了古籍數字化的基本理論框架，提出了古籍電子索引、古籍書目數據庫以及古籍全文數據庫的概念，對古籍數據庫的規范提出了評價標準；

　　6、電子文獻學的學術會議：1995年召開“中國古籍整理研究出版現代化國際會議”；2004年召開“古籍聯合目錄數據庫合作建置研討會”；2007年召開“第一屆中國古籍數字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召開“第二屆中國古籍數字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7、電子文獻學研究專書的出現，毛建軍主編的《古籍數字化理論與實踐》2009年出版；

　　8、電子文獻學課程的開設：首都師大、夏門大學等；

　　9、其他。

　　當然，電子文獻學還是一門不太成熟的學科，因為它的研究對象——電子文獻，目前還處于初級階段，許多技術和手段還在摸索和試驗當中，基本技術還很比較粗糙，數字化能力還不是很強大，字庫的建設還遠遠不夠，因此，目前還只能說是學步期。但電子文獻學又是一門高速發展的學科，無數專業的或業余的技術人員、無數文獻研究者或愛好者、無數的商業機構和網絡人才，都在為這門學科的成熟和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不斷有新的軟件產生、不斷有新的文本被掃描、制作、發布、不斷有校勘更加準確的文本被更新。在數字化和信息時代，電子信息技術正在滲入到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并且無時不在，因此，我們有充分的信心：電子文獻學必將是一門有著無限可能性的、有著遠大前程的學科。

　　〈五〉、電子文獻學的學科構成

　　1、技術；

　　2、內容；

　　技術和內容是是電子文獻的兩大關鍵。功能更強、速度更快、容量更大的閱讀軟件、傳輸平臺和終端閱讀器，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利用數字文獻。在內容上，要全面適應數字閱讀的多元需求，要“反向雙進”而不是“單邊深入”。現有的電子文獻資源，基本特征是快餐的、消閑的、碎片的和海量的，手持閱讀終端尤其如此。這是文化的基礎，但不應是文化的精髓，文化的核心價值是要有深度的。數字閱讀要想從輔助的地位上升到主流的地位，還應該增加和強化深度的、專業的、系統的和分眾的文獻資源，這兩方面的同步發展，就是“反向雙進”。

　　〈六〉、電子文獻學的理論和學科規范

　　1、理論；

　　2、學科規范；

　　〈七〉、電子文獻學的實際運用

　　1、版本（包括“善本”和“定本”的討論）；

　　1.1、鏡像或圖像式，其方法是掃描的，其特征是表象的，其優點是保真的；

　　1.2、純文本式，其方法是計算機錄入的（DOC、OCR等），其特征是內生的，即計算機可以識別的，其優點是智能的；

　　1.3、其他；

　　2、目錄；

　　3、校勘；

　　4、檢索；

　　5、存儲；

　　6、傳播；

　　7、其他；

　　〈八〉、電子文獻學與古文獻學

　　古文獻學是電子文獻學的基礎，電子文獻學是古文獻學的延伸和發展。古文獻學的一些理論、理念和方法仍然適用于電子文獻學，但是電子文獻學在處理文獻的技術手段和對文獻的認識等方面已有了質的變化，在檢索、存儲和傳播等方面，電子文獻學的優勢更非古文獻學所能想象。基于龐大的數據庫之上的電子文獻學不僅是治學門徑，更由于它超強的智能檢索功能而成為治學的利器。

　　〈九〉、電子文獻學與新興技術學科

　　1、計算機硬件及其技術的發展；

　　2、計算機軟件及其技術的發展；

　　3、網絡硬件及其技術的發展；

　　〈十〉、電子文獻學與當代學術

　　1、數字讀物必將取代紙質讀物，電子閱讀（有人稱之為“數字閱讀”）將是數字化時代最主要的閱讀方式；

　　2、電子閱讀在改變文獻載體的同時，也必將改變與閱讀有關的人和事；

　　3、電子閱讀將成為人們讀書的首選或基本途徑。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擁有大型電子書庫，“坐擁書城”，而不再是去圖書館翻閱紙質文獻，文本、圖像、音頻、視頻，等等，都是可利用的“文獻”；

　　4、以紙質文獻為主的傳統出版業無疑會受到了數字化為技術的電子文獻的巨大沖擊，而且不得不進行轉型；

　　5、電子閱讀的原創者、內容提供商、傳播平臺、終端提供商以及閱讀者，是數字閱讀的共同創造者，也是新文化的共同創造者；

　　6、但是，數字化也有消極的方面，比如對于文史研究者來說，有疏離原典、束書不觀以及離開計算機就束手無策、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傾向，等等；

　　7、在數字化時代，如何規避沉溺網絡、陷于浩瀚的資料而不能自拔等陋習和傾向，真正在思想和智慧等方面有所創造性貢獻，是當代中國學術所面臨的重要時代性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