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中國西周以前的文化特點是“重鬼尚巫”，經過西周時期“尊天敬德”的轉折，重民思想在春秋時期得以迅速發展和傳播，一是對由“近鬼神”到“近人事”的天人關系的認識的變化，二是產生由“德以事神”和“恭行天之罰”到“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春秋時期的重民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將人們的思想一步一步引向充滿人文精神的光明大道。

　　關鍵詞：論語；左傳；重民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武漢　430079

　　在原始社會，人們崇尚神權至上，“重鬼尚巫”[1]101）。原始社會的人們無法理解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現象，于是將其歸結于神的原因。夏商時代，統治者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極力宣揚天命鬼神觀念，主張“德以事神”宣稱自己是“天”的代理人來統治人民，發動戰爭的借口則是“恭行天之罰”[2]379。

　　西周時期，神權至上的學說發生了重大變化，即以周公為代表的“以德配天”的“君權神授”說。他們認為“天命”是有的，但不是固定不變的，只有有德的人才能承受天命，所以強調統治者要敬德保民，“惟天時求民主”[2]614。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2]609孔穎達說：“天之于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之于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2]609《尚書·泰誓中》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2]371，“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2]371，統治者應當以民為鏡，“民心所向就是一面最好的鏡子，民意的臧否，就是自己是否有德的標準，也是上帝考察自己是否有德的唯一參考。”[3]這一思想意味著神權的動搖，但是并沒有擺脫神權的色彩。

　　春秋時期，人們的天命意識越來越趨于淡化，總的趨勢是由近鬼神轉向近人事，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和開明政治家著書立說來闡揚自己的觀點，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對社會整體的思想觀念的轉變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下面就其《論語》和左丘明的《左傳》來看春秋時期重民思想的具體體現。

一、重民輕神的天人關系

　　春秋時期，孔子的天命觀和神道觀則更突出地體現了神權觀念的沖淡。孔子是周代禮制思想的繼承者，他一生致力于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時期重建禮樂制度。作為殷商傳統文化的繼承者，他承襲了殷商時代的鬼神觀念，但經過周代文化的過濾，這種神權至上的觀念已經趨于淡薄了。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鬼神已居于次要地位，人的地位已明顯上升，他對天神采取的是一種“存而不論”的態度。孔子的弟子子貢對孔子的觀點“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4]46，指出孔子的著作多處講到天和命，但不見有孔子關于天道的言論。《莊子·齊物論》中談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5]13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一書中說：“‘天’、‘命’、‘鬼神’都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論’的東西”[4]9。并將“存而不論”解釋為：“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論其有或無。”[4]9存而不論，其前提是承認鬼神的存在，既然存在就要對其存有敬畏之心。正如孔子在《論語·季氏》中所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4]177“天命”即天的命令，天的旨意，是一種超于人力之外的意念，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也即“主宰或命運之天”[4]10。

　　為什么孔子既回避神靈但又不否定其存在呢？這主要是因為在那個時代，人們的認識能力和思維程度有限，無法解釋因一些偶然因素而發生的事情，只能將其歸結為天或神的原因。而孔子正是借此來推行自己的思想和主張，要求人的一切活動要合乎倫理道德，對天神懷有敬畏之心，從而借神來制約人的行為和維護社會秩序。

　　人們已不再把天神看做決定人命運的權威，自然就將關注的重點轉移到人和社會上，從而進一步輕視神的地位，形成對天人關系的新的認識，即重民輕神。孔子雖然不否定神的存在，甚至認為人們對神要有敬畏之心，但他并不提倡神靈高于一切，天神主掌人類社會，而是將人的地位置于神靈之上。正如他在《雍也》篇中所言：“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4]61，對于神或天采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當子路問及孔子如何服事鬼神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4]113，可見，在孔子的心目中，人比神顯然要重要得多。

　　同樣，反映春秋戰國之交社會思潮的《左傳》也體現著重民輕神的思想，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6]1604。甚至還明確提出了“民為神主”的主張，認為人是神的主人，人掌控著神，在天人關系的認識上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桓公六年》記載季梁阻止隨侯追擊楚國，表達了他對人神關系的觀點，季梁提出了“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6]279的主張，是“民為神主”這一觀點的直接表述。

　　《左傳》的作者也極力肯定春秋時期的一些重民的政治家，如邾文公、鄭子產、齊晏嬰等，極力提倡他們的一些重民輕神的主張。邾文公遷都到繹，說：“茍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6]788，“命在養民”[6]788，孔穎達說：“文公之意，人君之命在於養民，遷則民利，志在必遷，以百姓之命為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長，長短先定，不遷亦死，是不可如何。百姓之命利在水土，遷就善居，則民安樂，乃傳世無窮也”[6]788。《昭公十八年》記載了子產“天道遠，人道邇”[6]1956的言論，充分體現了遠鬼神，近人事的思想。《昭公十六年》中，晏嬰在反對“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6]2106時說：“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6]2106他認為只要統治者不違背道德，國家就會安定，不用擔心預兆災禍的彗星的出現。

　　此外，《左傳》甚至還否定一些鬼神迷信，如“吉兇由人”[6]563，“妖由人興”[6]375、“妖不自作”[6]375，“禍福無門，唯人所召”[6]1416等觀點，都否定了人們對鬼神妖怪的迷信，認為吉兇禍福并不是因為得罪了鬼神才招致的，而是人自己心里有鬼或是由人自己造成的。

　　《左傳》中所體現的重民思想雖然不再把神看得比人重要，但并沒有否定神的存在。如《僖公十九年》子魚反對人祭時說：“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6]570既然民是神的主人，如果用人去祭祀神靈，神靈還會接受嗎？可見當時人們還是要祭祀鬼神的，只是不再用人作為祭品了。再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6]1604的觀點，其前提還是承認天的存在，只不過強調了將天的旨意歸結為民的意愿，但其重民的指向卻是明確的，即人比神重要，人是神之主。

二、“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

　　“敬德保民”首先是由周公提出的，孔子繼承了這種觀點并借其大力宣揚自己的“仁政”思想。這個時期，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和開明的政治家認識到君依賴于民，民制約君的君臣關系，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同時意識到君王自身也要注重道德修養，提倡以“德”治國。從孔子的政治思想來看，其“仁”、“愛”、“禮”、“義”等口號均是指向倫理政治的，其重要對象就是君和民。

　　“敬德”的前提是“重民”，因為只有認識到人民對于國家的重要性，“民為邦本”，才會采取措施去“愛民”，“保民”，“惠民”。“敬德”有兩層含義，一是統治者自身要敬德，要具備良好的修養；二是對人民進行道德教化，使人民也懂得道和禮。“敬德”是因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這主要是針對統治者來說的，君王有德才會得到上天的保佑，也才能以自身的言行來影響下層民眾，實現德治。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4]11，這也是針對統治者來說的，他認為君王以德治國，就會如眾星拱月一般得到人民的擁護。“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4]12則充分體現了他所倡導的“敬德”的政治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81，如果老百姓按照統治者的要求去做，就聽任他們，如果不按照統治者的要求去做，就要教育他們。要讓老百姓知禮知德，主張以道德教化人民。再如《左傳·僖公五年》中記載宮之奇進諫虞公時，對虞公“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6]497的反駁：

　　“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6]497

　　他指出神明所依憑的只是有德行的人，要求君主有德才能得到神明的保佑，從而使民眾和睦相處。

　　“保民”就是要注重民力，保障人民生存的權利。“保民”是因為“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保民”實際上就是保社稷、保國家、保君王，君王只有“愛民”、“保民”、“惠民”、“撫民”才能贏得民心，從而實現社會的安定，鞏固君王的統治。已經認識到人民不僅是神要順從的對象，也是君王要重視的政治因素。孔子說君子之道，“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4]47~48，提到君子為人之道要關心民生，給人民好處。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4]4，其中提到治理千乘之國，對政事要謹慎專一，講求信義，節制用度，對人民要仁愛，役使百姓要按照農時，都是強調要為政者要“仁愛民眾，理順民心，贏得民心”。

　　然而，這種重民和民本思想與現代社會的民主制度、以人為本有著本質的區別，其是在封建統治階級下的民本，前提是尊君，一切以統治階級的利益為根本，“保民”并不是其最終目的，只是統治的手段而已。

　　需要說明的是，“重民輕神”所說的“民”與“敬德保民”的“民”有著很大的區別。“重民輕神”的民應該是指人，是相對于神而言的，而“敬德保民”中的“民”則側重于人民，是相對于君王或者統治者而言的。[①]

　　春秋時期的重民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春秋正是處于殷商到戰國的過渡時期，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由神權至上到重民輕神，將人們的思想一步一步引向充滿人文精神的光明大道。到了戰國時期，孟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思想，閃爍著“民本”思想的火花。他認為君王只有贏得了民眾才能統治天下，把民心向背作為君王統治天下的最重要的因素。孟子甚至還直接反對殘酷暴戾的君王，否定君主的個人絕對權威，正所謂：“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不聽，則易位”[7]251，孟子有如此鮮明而尖銳的批判，與春秋時期的重民思想是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的。

注釋：

①參見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論語詞典》，他把《論語》中用于指人的“人”字解釋為兩個不同的意思，一個是指一般的人，一個是指狹義的人，并不包括老百姓的“民”在內。借其對“人”和“民”的分別，可以將“重民輕神”的“民”與“敬德保民”的“民”理解為不同的范疇所指。

參考文獻：

[1]楊天瑜，楊華.中國文化發展軌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唐]孔穎達.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黃玉順.周公“德治”思想簡論[J].泉州師范學院學報.2002，（5）.

[4]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清]王先謙:《諸子集成》（第四冊）[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6][唐]孔穎達.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

[7]楊伯峻.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60.

[8]章培恒，駱玉明.中國文學史（上）[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