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國學

　　國學是什么？大家好象都清楚；但一具體到什么是國學？好象又說不甚清楚，仿佛是有點可以意會難于言傳似的。翻檢幾部新舊版的《辭海》、《辭源》一類工具書，對“國學”一詞的定義均謂：“本國固有之學術也。”顯然，這種釋義比較抽象，仍給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覺。那么究竟什么是國學？國學一詞的本源何在？國學所包攝的內容范圍又是哪些呢？關于這類提問，我想援借牟潤孫先生關涉到“國學”的一文內容作答：

　　——所謂“國學”，其實是一個來自外國的名詞，外國人研究中國問題，自稱為“漢學”Sinology，文字、語言、歷史、地理、考古、民俗、美術無所不包。中國人辦研究所，自然不能用“漢學”兩個字，于是改稱“國學”。幾十年來積非成是，大家沿用不疑……雖然中央研究院不用“國學”這個名稱，而人們心中所向往的仍是外國人的“漢學”，經過北大、清華，到史語所成立，清代考據余風與外國“漢學”很容易地結合起來，成了“五四”以后中國文史之學發展的根源。（摘引《敬悼陳寅恪先生》一文，原載臺灣《新夏》雜志第11期，1970年5月臺北出版）

　　略需說明的是，“五四”以后，胡適先生首倡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北京大學率先創辦研究所，成立“國學門”。嗣后，清華大學仿北京大學開辦國學研究院，禮聘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大導師，開啟了一代學風。站在今天來回顧昨天，幾十年來文科的頂尖人才主要源于清華研究院，理科的問鼎人物則主要出自西南聯大。此是題外話。再其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相繼成立，這也就是文中所說的北大、清華、史語所。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學研究之風大盛，有關國學研究的刊物如雨后春筍，達幾十種之多，在當時的學術界，國學之研討成了一種蔚為大觀的氣象。檢閱歷史故實，我以為牟先生對“國學”一詞的解說正名是可信的。

國學與國學家

　　“國學”的基本概念已如上所述。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源頭來自清代的考據之學。有清一代形成的學術風尚，主要體現在乾嘉諸老的考據之學上。清儒治學講求證據，即所謂“訓詁明義理明”也。顧頡剛先生亦曾說過：考據文章好，好在說話有證據。考據之學又名“樸學”，即樸實之學，它本是針對晚明以來日見空疏的心性之學的一次反撥，但它發展的結果，卻形成了學脈學派，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行”，影響十分深遠。可見一種學術生命的延續，主要是靠發“內功”，它可能會受到外因的影響，在此時得勢，在彼時失勢，但它的學術價值卻是恒久的。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始，在中國學術界被公認的幾位國學大師，基本上亦是承續了清代考據之學的風緒，但又不同于清儒汲汲于訓詁考訂，而是更上一層樓。如章太炎先生及稍后的錢穆先生，他們在治學的方法上，均是以考據為基礎，然又不是專治一曲，而是期于淹貫博通，冶文史哲、儒釋道于一爐，既博大又精深。

　　中國的學術傳統，比較注重于“通”；西方的學術傳統，卻更強調于“專”。這是由于學術文化背景的根本不同所形成的。在現代社會學術分工日趨細密，學科分支日見紛繁，專家之學是理在必然，但從事物的另一面來看，通人之學就更顯稀罕。何謂“通人”之學？葛洪在《抱樸子·尚博》篇中有一解說：“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并斥陋儒不能認識通人博雜的真正價值，“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緇銖可以齊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于億兆，群色會而袞藻麗，眾音雜而韶濩和也。”葛洪指出了通人之學能考鏡源流、舉綱張目的高明處。綜觀被譽為“國學大師”者，其共有之特點，無不皆是學兼四部、出入經史、騰踔百家的通儒碩學。

　　近幾十年來，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學術界多不用“國學”一詞，對所謂“國學家”也不大以為然。國學與國學家隱隱然代表著一種文化守舊，多少還蘊含有一點貶意。這本是一種偏見，一種不該出現而實際出現的偏見。

國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隨著時代的進步，學術研究應該貼近時代，好的學說思想還應該對社會發展起積極指導作用。否則，任何一種好思想好學說，一旦脫離實際遠離社會，只能是一種裝飾品、點綴品，最終有可能會淪為毫無生命的木乃伊。

　　我們今天所講的國學研究，在方法上應該不囿于清人的考據之學，在意義上應該有更大的現實針對性。現在倡導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這其中就有一個辨別、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實質上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倫理道德型學說，盡管道家的思想源遠流長，但相對而言它不占有主導地位。《易經》里講乾坤陰陽，揭示宇宙萬物之生命運動，儒道兩家的宇宙觀俱源于此。儒家比較傾向于乾卦之“自強不息”，而道家比較傾向于坤卦之“厚德載物”，儒家陽剛進取，道家陰柔退守，兩者相輔相成，可謂平分乾坤。儒家比較注重社會奉獻，道家比較著重個人自由，因此道家的思想在民間有比較廣泛的基礎，但在上層建筑領域里卻未產生過真正意義上的影響作用。現在一說到“弘揚”，當不可不辨良莠，不分巨細，單是儒家的思想，有精華也有糟粕。如儒家講“三綱五常”之倫理，“三綱”中首先講的“君為臣綱”，就無法開出現代民主。過去十億人的大國，共用一個頭腦思考，興衰成敗定于一尊，殷鑒未遠，教訓深刻。“父為子綱”則容易釀造出畸形的血統論。“夫為婦綱”之本身定位就顯示出男女不平等。可見“三綱”思想與現代社會已格格不入。而“五常”所倡的“仁、義、禮、智、信”，在人欲橫流、物欲橫流的今日社會，似能起到道德自律的作用，因此它仍具有積極的正面價值。如何正確地對待中國固有的學說思想，我以為當代新儒家提出的“創造性的轉化”一說較宜，或可使之適應于現代社會的發展。

　　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學，實際上是講的更廣意義上的傳統文化。時代不同，研治的方法、意義都應該有新的大的改變。講國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意義，必須注意兩個方面：一是認識，一是研究。沒有認識，就談不上研究；沒有研究，更談不上弘揚。今天研治國學，應該不只是停留在整理國故，文化積累的層面，更應該著眼于傳統與現代的接榫通軌，打通經脈，古為今用，去粗取精，推陳出新，俾使優秀的學術思想之花結出豐碩的文化生命之果來。

（原載《東方文化》1996年第一期）

　　附記：拙稿《國學三題》，原是十多年前分別發表于《大公報》及《東方文化》雜志上的舊作。日前，因故重檢舊作，覺得當年的看法似未完全過時，于是央人照原文打印錄制，有意以舊文新刊于“國學網”上。希望對于厘清國學概念，能夠起到一點參考輔助作用。2009年8月20日記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