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為人生存的動機或目的，在人們的意識中或隱或顯地存在著，驅動或吸引著人類的前進，支撐著人類的文明。自由為何？

　　“自由”的詞源是一個有趣的故事：“自由”一詞實際源自隋文帝的家庭暴力。隋文帝楊堅有個妃子叫獨孤伽羅，他是個“妻管嚴”。一次，楊堅趁著獨孤后生病的時候，悄悄和一位叫尉遲貞的美女發生了關系。獨孤后得知他偷腥后，一氣之下將尉遲貞殺了。楊堅知道此事之后，覺得自己作為皇帝連小老婆都保護不了，失去了自己做男人的尊嚴。于是一氣之下甩袖子，不聽大臣勸，出宮策馬狂奔。大臣高颎追上并扣住楊堅的馬轡，想勸他回去。楊堅發出哀嘆說：“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這就是“自由”一詞最早的出處。

　　蓋自由的最基本含義乃是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拘束。自由首先表現在心理上，意味著心的意愿自然流淌，這是一種心靈的自由。心靈的自由必為形體所規范，客觀化為人的主體性并顯現作用于形體的世界才有意義。主體性是指人在實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動、能動、自由、有目的地活動的地位和特性。(百度百科定義)自由必與實踐相聯系，必與外在的客體相聯系，既與之相聯系，則必受之影響，受之限制。自由其實是主體在認識到客觀對心靈自由有規范作用的基礎上，如何克服客體的影響，擺脫客體的限制。但人們通常對自由僅作目的意義的想象，而不從自由的對立面入手，從而使自由變得離奇甚至荒誕。也就是說，人們往往沉溺于對自由境界的幻想中，無視客觀世界對心靈自由的規范作用，從而一味地反抗一切對心靈自由的限制。自由從此角度講其實是一種自律。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中對自由的描述是清晰而精妙的，先哲自中華文明之始，就意識到客觀對自由有規范作用，而非單純地對抗客觀的限制。

　　孔子通過區分義與命，顯現自由的意義，顯現人的主體性。

　　孔子之學，概由“禮”觀念開始，進至“仁”、“義”，觀念。在孔子看來，禮是人們的基本規范，是治理國家的根本，于是對弟子提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的要求。然而《八佾》記述，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在孔子這里成為禮的內在基礎。《衛靈公》中記述，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仁、義是禮的實質，禮是仁、義的表現。人所以要有生活秩序，皆因人要求實現正當（仁與義）。一切歷史事實、社會事實、心理及生理方面之事實，本身皆不提供價值標準；自覺之意識為價值標準之唯一根源。（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仁與義即是人的自覺意識。

　　《述而》記述，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里仁》記述，子曰：茍志于仁矣，無惡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有未見力不足者。

　　這些論述凸顯了人的主宰，人的自覺。但這些論述，皆是在知“命”的前提下展開的。《堯曰》記述，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知天命，即知客觀限制之領域。人作為一經驗存在物，無論在物理或心理層面上均處于一系列條件中。一切經驗事物在性質與關系上皆是已定者，就此而論，孔子遂有“命”概念。客觀世界有一理序，亦即有一定限制。人在經驗生活中的一切遭遇，在此意義上亦是被決定者。此即顯現事象系列之必然性，即孔子“命”之意義。（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

　　孔子通過區分義與命，對自覺之主宰與客觀之限制同時承認，各自劃定其領域。孔子不奉神權，不落物化，不求舍離，而以自覺主宰在自然事實上建立秩序。人作為經驗存在，全無自由可說，亦無主宰可講；但作為自覺活動者，可以在自覺處顯現其自由及主宰。前者是命，后者是義。人只能在義處作主宰，所以人要對是非善惡負責；人不能在命處作主宰，故成敗得失，非人所能隨意掌握。人的自由只能在義之領域上成立，人不能自作主宰處，便只有事實，無自由可言。孔子的自由其實也是一種道德自律。

　　《憲問》記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依孔子言，能知義與命，即明朗觀見必然與自由，顯出人所能努力之領域，人只能在求仁義（正當）上努力，亦只能在此處表現其主宰性，表現其自由。此后孟子之四端說，宋明之理學，皆是在此領域上的開拓。孔子的偉大即在與他為后學開拓出一個新的自由王國，他的這種開拓、革命精神，他提出的禮制，其實是對當時權貴的驕縱和無序的批判和糾正，是一種平民革命；孔子的偉大亦在于他意識到客觀對自由有規范作用，而非單純地對抗客觀的限制；而決不在于《論語》中的教條。

　　周敦頤在《太極圖說》中講：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即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立人極”就是后儒對自由的追求。中華文明亦在此追求的驅動下，衍生出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人文素養，造就了中華民族的生生不息，枝繁葉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