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秉性與流放生涯?

　　在唐代詩人中，劉禹錫的開朗豪放和倔強自信是出名的，《舊唐書》的本傳中就記載有他題詩“玄都觀”的故事：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二月，被貶流放于朗州任司馬的劉禹錫終于被朝廷召回京城。朗州是塊蠻荒之地，劉禹錫在此被“懲戒”了近十年，這次恩準回京，當然盼望執政者有較好的改任，同時被流放又同時被召回京的永州司馬柳宗元就寫下一首充滿興奮和希望的詩：“南來不作楚囚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汨羅遇風》），表示自己不學屈原，因為朝廷明察，此番征召、前途有望。但劉禹錫卻對當年無端被貶耿耿于懷，特別是對賢臣去國后群小得勢十分氣憤，他借長安看花對此進行挖苦諷刺，寫了首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中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桃花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本來就是輕薄和短命的象征，所謂“癲狂柳絮因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更何況詩中還特地點出這些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所以執政者認為“語涉譏刺”，將劉禹錫貶到更遠的播州（今貴州省遵義地區）任刺史。歷史的車輪繼續向前緩慢而艱難地轉動，劉禹錫繼而改任連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終于歷盡輪回、云開見日，劉禹錫終于回到了京都任職，先是任主客郎中，很快升任禮部郎中兼集賢殿學士。此時據第一次征召回京已經十四年了。當年的執政者早已下野，朋黨們也流落星散，此時的玄都觀也桃樹零落成為荒園，他的好友，那位正直但很脆弱的柳宗元在曙光到來之前死在荒僻的柳州刺史任上，倔強又自信的劉禹錫終于等來了勝利的一天，百感交集之中，他又寫下一首《再游玄都觀絕句》：“百么庭中半是苔，桃花凈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豪放樂觀、不隨波逐流的倔強性格和奮斗精神在《劉賓客集》中可以說比比皆是。例如對秋天，一般詩人都是愁思哀怨：“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索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宋玉《九辯》）但劉禹錫眼中的秋天卻是“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云睡眼開”；在《秋詞二首》中他甚至認為秋天勝似春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九霄”。直到晚年，還吟唱出“莫到桑榆晚，為霞尚滿天”這樣充滿自信的詩句，還能寫出這樣的《秋聲賦》：“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鞲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眄天籟而神驚。力將痑兮足受紲，猶奮迅于秋聲”。如比較一下同為文學大家歐陽修的《秋聲賦》：“其氣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頹敗零落者，乃一氣之余烈”，“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那種秋氣帶來的凄涼黯然和由此產生的人生傷感，和劉禹錫的《秋聲賦》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境界。盡管劉禹錫的《秋聲賦》名氣不如歐陽修《秋聲賦》之大，歐公的《秋聲賦》也確實比劉賦更能打動千千萬萬普通的人，但如就其中的至老不衰的英氣豪情，則是歐賦所缺乏的。所以他的好友白居易稱贊他是“詩中之豪者”，明人瞿佑也說劉“英邁之氣，老而不衰”（《歸田詩話》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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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和州與陋室之銘

　　唐朝的和州就在現今安徽的和縣，位于巢湖之東、長江之濱，李白所詠歌的天門山、橫江館都在其境內，他的對岸就是有名的牛渚、采石磯。是一個山清水秀、物產豐饒的通都大邑。比“巴山楚水凄涼地”的夔州，交通物產都要良好得多。劉禹錫從夔州轉和州，是屬“量移”，即是貶官由遠轉近，由“不足當通邑”之地轉到了“上州”之地；所以這次赴任沒有十八年前貶為朗州司馬以及八年前改任連州刺史時的驚（“聞弦尚驚，危心不定”）、憤（“吞聲咋舌，顆白無路”）、愁（“心有寒灰，頭有白發”）、怯（“心因病怯，氣以愁耗”）等憂憤心情，相反卻帶有某種欣慰和興奮。他在《和州謝上表》中說自己對這次改任是“恩私或降，慶抃失容”，從啟程時寫的《秋江早發》也可看出此時的精神面貌：“輕陰迎曉日，霞霽秋江明。草樹含遠思，襟懷有余清。凝睇萬象起，朗吟孤憤平…….納爽耳目變，玩奇筋骨輕。滄州有奇趣，浩蕩吾將行”。紅日沖破曉霧，朝霞映紅江面。年近半百的詩人佇立于船頭，耳聰目明、身輕骨健，往昔的“孤憤”一掃而平，正敞開襟懷，面對更新的萬象，浩蕩東行。詩人興致很高，沿江東下途中，沿途都有詩歌紀勝：在經過湖北大冶附近的西塞山要塞時，勾起了他對歷代王朝興廢的歷史記憶，寫下被后人稱為“驪龍之珠”的《西塞山懷古》，詩人面對殘存的戰壕和瀟瀟的蘆荻，回憶當年西晉與東吳在此的爭奪鏖戰，想到人世間幾多傷心往事，而山川依舊今古不改。一些文學史家認為此詩“是把嘲弄的鋒芒指向歷史上曾經占據一方、但終遭覆滅的統治者，是對重新抬頭的割據勢力迎頭一擊”（《唐詩鑒賞辭典》·趙其鈞文）。我想這種解釋太過于政治化，也過于膚淺了。劉禹錫所思考的可能是由山川依舊所引發的歷史上王朝興衰的人世滄桑，更可能引發他對功名事業乃至人生的思考，說到底，還是一種政治家和哲學家對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懷。不要忘掉劉禹錫是寫過《天論》的。他提倡“天人相交”：“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這就是詩中“人世幾回傷心事，江石依舊枕寒流”的內涵，只不過他在詩中是借景抒情，用文學的語言加以表達而已。他在途徑佛教名山九華山時，曾上山游覽并作了首有名的《九華山歌》。歌的結句是“君不見敬亭之山黃索漠，兀如斷岸無棱角。宣城謝守一首詩，遂使聲名齊五岳”。索漠無聞的敬亭山，經南齊大詩人謝眺（四六四――四九九）揄揚后，遂名齊五岳，何況九華山有如此神秀的風光，一經他的《九華山歌》傳頌，定會“籍勝乎人間”。從其中既可看出他對自身才華的自負，也可看出十多年的貶逐生涯并未使他的豪情稍減，難怪后人稱他為“詩家之豪者”。同年秋，他到達和州對岸的牛渚，并在牛渚停泊一夜，第二天繞過江心洲，到達和州。牛渚即牛渚磯，以傳說中金牛出渚而得名。三國時東吳赤烏年間（公元239—249），廣濟寺僧掘井得五色石，遂更名為彩石磯。彩石磯與南京的燕子磯、岳陽的城陵磯并稱為“長江三磯”，而彩石磯尤為著名。它前兀大江濱，后環牛渚河，遙對天門山，地勢險峻，江窄水急，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東漢末年，孫策曾在此大破揚州刺史劉繇的牛渚營；東吳名將周瑜、陸遜都在此屯過兵；東晉鎮西將軍謝尚也曾在此筑城鎮守。隋開皇元年（公元589）大將韓擒虎伐陳，以精騎五百由彩石渡江直搗金陵；趙匡胤的大將曹彬攻南唐，也是從彩石渡江。江山勝處自然也是人文薈萃之地。東晉的溫嶠曾夜泊牛渚，聽到磯下江水中隱約傳來弦樂之聲，便命人將可以辟邪的犀牛角點燃下照，果然見眾多水族或乘車、或騎馬，怪怪奇奇、熙熙攘攘，一見火光紛紛逃遁。當夜，溫嶠夢見一神人忿忿對他說：你我幽明相隔，路途不通，為何相擾？從此牛渚磯下再也聽不到弦樂之聲。南宋詞人辛棄疾有首《水龍吟》，詞中寫道“待燃犀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引的就是這個典故。文天祥被俘北上時也經過此磯，寫下一首《彩石磯》：“不上蛾眉二十歲，重來為墮山河淚。今人不見虞允文，古人曾有樊若水。長江闊處平如驛，況此介然衣帶窄。欲從謫仙捉月去，安得燃犀照神物”。后人為紀念這位民族英雄，在此吟詩處建“蛾眉亭”。“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在江淮游歷時對此處更是流連忘返，在此寫下了《夜泊牛渚懷古》、《牛渚磯》等著名篇章。根據地方戲曲和當地傳說，李白因愛彩石之美，曾在月夜泛舟于牛渚磯下，乘醉跳入江中捉月，溺死后騎鯨升天。現在彩石磯旁建有“捉月亭”，即由此傳說而來。劉禹錫泊舟牛渚時，西天的殘霞由明轉暗，蘆葦在晚風中颯颯作響。高空秋雁，陣陣驚寒；江中漁火，閃爍不定；此時此景，他當然會想起溫嶠的夜泊牛渚和李白的那首有名的《夜泊牛渚懷古》，于是他也作了首《晚泊牛渚》∶“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色，遠雁有余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自月中行。”如果說《九華山歌》是表現了他的自負，那這首《晚泊牛渚》則表現了他對秀麗山川的傾倒和對前輩才華的折服。

　　和州在唐代是上州大邑，又地處長江江沖要、物產富饒、人文薈萃。據劉禹錫自己寫的《和州刺史廳壁記》，當時和州有人口一萬八千多戶，歲賦錢十六萬緡，苧麻2篚。但劉禹錫并未因其地的富庶和地位的改變而一改初衷，仍是遠離塵囂、避開鬧市，在城東兩里多的郊外筑了座居所。因住所狹小，構建又簡陋，故取名“陋室”。工退之余，詩人在陋室內彈琴讀經，吟詩作賦，或是與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談古論今。青青的草色伴著苔痕將陋室染成淡淡的青碧，錚錚的琴聲透過裊裊的爐煙傾訴著詩人的情志，不遠處，就是有名的橫江驛館，李白渡江時因風濤險惡被阻三天，寫下六首有名的《橫江詞》，現在那隱隱的白水與陋室淡淡的青碧正遙遙相對。正是在如此的環境中，劉禹錫寫下千古至文《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陋室銘》文字不多，包孕的內涵卻異常豐富。他有意識將素琴和絲弦、案牘和閱經、鴻儒和白丁對舉，來強調自己的愛好和人生選擇：他喜愛音樂但卻厭惡歌舞聚會、笙歌聒耳；他厭惡官樣文章卻喜愛讀書，尤其自己深研過的佛經；他喜愛安靜和獨處，但友人造訪也能談笑甚歡，他拒絕登門的那些不學無術的“白丁”。就為這句“往來無白丁”，影響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對劉禹錫的評價大大折扣，認為這是劉禹錫輕視勞動人民，是封建士大夫劣根性的表現。“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劉禹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1）不收這篇《陋室銘》，除了學術上的考量外，恐怕也帶有曲為回護的意味。因為在當時“尊法批儒”的革命運動中，劉禹錫是作為“法家”代表人物、反潮流英雄而被推崇的，這樣一位改革派代表人物怎么可能看不起勞動人民，不和“白丁”來往呢？其實，劉禹錫在文章中將“白丁”與“鴻儒”對舉，是強調自己志趣的高雅，“白丁”不過是目不識丁、粗俗的代稱。再者，中國的士大夫要他同情下層民眾、為民請命這都是可以的，而且會被視為一種美德，但要他放下身份與下層民眾平起平坐、交通往來，這是不可以的，這也就是中國士大夫標榜的清高自許和獨善其身。劉禹錫的好友白居易因為在《琵琶行》中對下層的歌女說了句“同時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被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指責了一千多年，宋人戴復古曾批評說：“隔江琵琶自怨嗟，何預江州司馬亊”，直到清代的查慎行還在指責說：“男兒失路雖可憐，何至紅顏相爾汝”。劉禹錫是個士大夫，而且是個以清高自許的士大夫，更何況《陋室銘》又是篇操守和志向的表白，當然不能免俗，所以他不同“白丁”來往是常態，沒有什么好指責的，更不需要回護。《陋室銘》中倒是有種潛伏的情緒需要指出，就是它不全是詠歌淡泊和超脫，內中也有希冀和待時奮起，這表現在結尾的“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兩句上。諸葛亮躬耕于南陽，胸中早規劃好了三分天下，準備待時而動，這位人們所熟知。西漢的楊雄（字子云）也是為自甘寂寞又胸有大志的人。四十歲之前他在成都閉門讀書，仿《論語》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可見其志向。四十歲被漢成帝召見，獻《甘泉》、《羽獵》二賦，世人視為司馬相如再生，歷史上并稱為“楊馬”。劉禹錫在銘中以諸葛廬、楊雄亭作結，意在暗暗表明：居處簡陋志向卻不淺陋，“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壯志一直存于胸中，這與他在《歷陽書事七十韻》中勉勵自己要勤于政事，把一己之樂置于腦后，全力以赴投入當時抗旱救災之中，拯民于水火的自勵相表里，從不同的側面印證著劉禹錫人格的高尚。

　　劉禹錫在和州所建的陋室，最早記載見于宋代江寧知縣王象之的《輿地紀勝·和州》條∶“陋室，唐劉禹錫所建。又有《陋室銘》，禹錫所撰，今見存。”后來請《一統志》、《歷陽典錄》和《和州志》中關于陋室的記載，皆取于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今存之陋室，位在和縣城關的歷陽鎮東縣公安局的后院。室為一正房兩廂房，坐北朝南，小巧而緊湊。正房四檐如翼，庭前階除三、五級，旁植桐樹，秀木交柯，綠蔭滿地，環境十分清幽。陋室銘碑就立在堂內。據《歷陽典錄》稱∶碑銘是由唐代大書法家柳公權所書寫，后來毀于兵火。現在所存的碑銘乃清人金福保所書寫，此碑也毀于“文化大革命”。文革后，和州人將殘碑拼在一起，重立在堂前；但有些文字已殘缺，不可復讀。金福保在記中稱∶“唐和州刺史劉夢得先生陋室，舊有碑銘，為柳誠縣（公權）所書。兵燹久□，碑亦無存。子才弟來宰歷陽，□□三年，鴆工重建，囑余補書以存舊跡，爰握管書之，并志數語以告來茲。”

　　陋室和《陋室銘》的真偽，歷代皆有爭論。關于陋室的所在地，舊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在河北定縣（舊中山郡），一說是在和州。持定縣說者的理由是劉禹錫為中山人，今定縣南三里莊有陋室存世。此說的理由似不能成立，因為劉禹錫雖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后，但在其七世祖劉亮時就已遷往洛陽，劉家祖塋也在洛陽邶山，后因“其地狹不可依”又改葬于滎陽的檀山原。劉禹錫的祖父劉锃一直在洛陽作官，其父劉緒先后在浙西、埇橋（今安徽宿州市南）等地任職，大約在唐德宗貞元十三年（七九七）死于揚州。劉禹錫于代宗大歷七年壬子（七七二）出生在蘇州一帶，此時劉家寓居江南已十六、七年，也從未在定縣居住過。與劉禹錫相唱和的元稹、白居易、張籍諸人的詩作中也無跡可求，所以說∶陋室在定縣是無據可證的。

　　關于《陋室銘》也是代有爭論：清代董浩編《全唐文》，曾收此文在劉禹錫名下；后經康熙時吳楚材編入《古文觀止》播揚，遂成膾炙人口的名篇。但“文革”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禹錫集》（1975年11月版）并未收錄此文，“文革后出版的高志忠《劉禹錫詩文系年》在和州刺史條下亦未列此文，我想這除了替劉禹錫曲為回護那個特殊年代所產生的特殊想法外，主要的原因可能與“四庫叢書”中的《劉賓客集》未收此文有關歷來的劉禹錫集為什么漏收此文，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現在流傳的文集只是經劉禹錫自己挑選的一個“集略”，《陋室銘》并不在其中。劉禹錫自已在其文集的略說中提到∶他晚年寓洛陽，有一次晾曬書稿，準備自編成集時，恰其子婿崔生來向她索文，“由是刪取四分之一，為《集略》，以貽此郎”，可見劉禹錫手自編定的集子并未收入他的全部作品。二是劉禹錫的文稿后來散失很多，據歐陽修編的《新唐書·藝文志》說：劉禹錫的文集四十卷，到宋初已散失了十卷。因此，《陋室銘》是在劉氏手編時就已刪去了呢？還是在他編后才散失的呢？抑或還是有別的什么原因？如今已無法尋求。但從《陋室銘》中所流露出的生活情趣和操守，與他在和州所寫的其它詩文，應當說是完全一致的。亦正如前面提到的，這篇《陋室銘》雖作于和州，但可以說是詩人一貫言行和人格的延續。由于和州任后即調回京城，因此也可以說是他二十多年流放生活與心志的一個表態和總結。

和州風物與太守詠歌

　　和州原名歷陽，在秦朝設縣，屬九江郡。項羽稱西楚霸王時封亞父范增為歷陽侯，始建此城。境內有許多楚漢相爭的古跡，其中的烏江浦就是項羽兵敗不愿東渡的自刎之處，在浦東南約二里的鳳凰山上建有霸王祠，境內的陰凌山、四潰山，皆是是項羽從垓下突圍后與追堵漢兵鏖戰之處。南朝梁亡之際，陳霸先欲圖霸業，擁立貞陽侯以歸，王僧辨過江來臨，會于歷陽。兩國協和，故改名為“和州”。如上所述，和州乃上州大邑，又地處長江江沖要、物產富饒、人文薈萃，除楚漢相爭若干古跡外，尚有西梁山、歷陽湖、彭慳湖、玄元臺、濡須塢、《望夫山》、《望夫石》等名勝古跡。初劉禹錫赴任這年，正逢大旱，他上任伊始就四處查看賑濟孤貧，安定農桑。他在《和州刺史廳壁記》中曾稱道和州民風樸厚、固守農桑，并表示自己不愿巧言令色，要踏踏實實為和州百姓謀福利，記中寫道：“女工尚完堅，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墾辟，功苦戀本，無即山近鹽之逸；市無蚩眩，工無雕彤，無游人異物以遷其志，副征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為一，出于農桑故也”。但這位刺史畢竟是詩文大家，等到救災甫定，政事稍緩，在行走勘查之中，勤課農桑之余，亦不能忘情于山水，更不忘借山水以詠志。和州郡樓正對大江，隔江相對的就是有名的“望夫山”和“望夫石”，所以劉禹錫一到和州，就寫了《望夫山》和《望夫石》二詩。他在《望夫山》中云：“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為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當時初望時。”在《望夫石》中，他又具體描繪了山頭古征婦的愁顏，并與近世征婦自若的笑容作比，他對當朝權貴毫無政治操守的鄙薄，自己忠于理想、萬死不移地信念自在言外。在上面提及的《和州刺史廳壁記》中，他如數家珍的提到上述的和州名勝，又把自已政事之余的漫游寫成《歷陽書事七十韻》，再次稱美雞籠山、濡須塢、烏江亭、西梁山、歷陽湖等和州名勝古跡。雞籠山在和州城北四十里，風景秀麗，是道家第四十洞天福地。據《淮南子》云：有一老母攜雞籠登此山，后化為石。今山上有石，狀如雞籠，故得此名。劉禹錫在詩中所詠的“雞籠為石額，龜眼入泥坑”即采自這段神話傳說。濡須塢在和州西含山縣西南七十五里的濡須山下。三國時，東吳水軍常由裕溪口出長江北行濡須屯扎，而曹操南下攻江東也必須攻占濡須，雙方屢屢在此交鋒。劉禹錫在《聽壁記》中稱之為“名塢”，今塢仍在，塢旁有曹操祠。他在《七十韻》中說∶“曹操祠尤在，濡須塢未平。”看來至少在中唐時代此地就已成風景區了。烏江的名聲更大，烏江又名烏江浦，原是長江北岸一片沼澤地。今有烏江鎮，在和州城北四十里處。據司馬遷《項羽本紀》，項羽從垓下突圍后，至陰凌迷失道，受一田父欺騙，向東陷入烏江一帶沼澤地中。四潰山亦由此而得名。今烏江鎮東南一里鳳凰山上建有霸王祠，匾額為“西楚霸王靈祠”，是李白族叔當涂縣令李陽冰所題。唐以后屢經修葺擴建，有正殿、青龍宮、行宮共九十九間半，比帝王陵廟僅少半間。祠內有項羽、范增、虞姬等塑象，以及鐘鼎、碑匾等文物。祠內有一聯∶“司馬遷乃漢臣，本紀一篇，不信史官無曲筆；杜師雄真豪士，臨祠大哭，至今草木亦含悲。”唐宋詩人孟郊、杜牧、蘇舜欽、陸游等均有題詠。現僅存正殿三間二廂。據宋人祝穆《方輿攬勝》記載∶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金主完顏亮南侵到和州，欲從烏江渡江襲金陵，曾往項王廟“乞杯盞”未果，一怒之下“欲焚廟。俄見大蛇繞出屋梁，殿后林中鼓噪發聲，若數千兵然。亮大驚，左右亦駭然”，此廟故又名“靈惠廟”。廟后有項王衣冠冢，周圍為松林。宋烏江令龔相《項王亭賦》云“墓四周古拍數百章，怒濤洶洶如大風雨至”。嚇走完顏亮的，大概就是周圍的松濤聲吧。衣冠冢前有明萬歷年間和州知州譚之風手書的碑額。劉禹錫在《歷陽書事七十韻》所提到的“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沸井今無涌，烏江舊有名”，就是詠歌這段歷史。劉禹錫在詠歌和州古跡名勝時，往往把目睹的山川風物與耳聞的神話傳說交織在一起，在現實的美景中夾以浪漫的色調。我們如果把這種詠歌方式與《陋室銘》開頭“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聯系起來，就會悟出《陋室銘》中這兩句絕不僅僅是起興，僅用以比附“惟吾德馨”之陋室，也是劉禹錫對和州風物的總體感受和浪漫詠歌。

　　劉禹錫任和州太守時，還游歷過對江的金陵和揚州，寫下《金陵五題》、《揚州初逢樂天席上見贈》等名傳后世的著名詩章。唐敬宗寶歷二年（公元826）冬，劉禹錫來到久已向往的金陵。金陵是六朝故都，詩人在游覽中產生很多歷史感慨和人生思考，寫下了有名的<金陵五題>，即石頭城、臺城、烏衣巷、生公講堂和江令宅。據作者在序中說，<金陵五題>中白居易最欣賞<石頭城>一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并稱贊說有了這首詩后，后人再不敢寫這個題材了。<石頭城>一詩之所以受到包括大詩人白居易在內的歷代讀者的嘆賞，主要在于詩中那種強烈的歷史滄桑感，而且這種滄桑感又通過山河依舊、物在人亡的強烈對比和特定的風景畫面表現出來：詩的一、二兩句是個對偶句，“故國”的“故”字就含有今昔之間的對比；“空城”的“空”字更有歷史盛衰之感。但與歷史滄桑截然相反的是：石頭城周圍的青山還是老樣子——“山圍故國周遭在”；長江的潮水也還是像當年一樣拍打著城墻――“潮打空城寂寞回”。這種山河依舊、物在人亡的歷史滄桑感，在每句之中都構成了強烈的對比，特別是“寂寞回”三字更是傾注了詩人無窮的人生感慨：青山依舊，綠水長流，但六朝繁華卻已成為歷史的回憶，詩人想象那拍打城墻的潮水也會感到寂寞，讓無情的潮水也帶上詩人的無盡傷感。如果說一、二句是在一句之中構成物在人亡的強烈對比，那么，三、四句則是和一、二句構成前后的強烈對比，這種對比又不同于前者：一、二句主要是通過作者自己的敘述和感慨，三、四句則是通過一個展示自然景象的特寫鏡頭來突現山河依舊，用自然界的永恒來反襯人世間的滄桑：“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月亮還是依舊從秦淮河東邊升起，依舊在中天運行，在夜深時分依舊照在石頭城上的女墻上，只是秦淮河邊再無人唱<玉樹后庭花>，明月下的女墻旁也再無當年的王謝子弟了。強烈對比下的歷史滄桑感以及詩人對此的無限感嘆，就通過這個特寫鏡頭無聲的又是極為強烈的表現了出來。

　　《金陵五題》的其余四首雖未得到白居易的特別贊許，其實也是寫的相當出色的，亦如詩人在詩前序中所言：“余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耳”。如這首<烏衣巷>，它的寫法近似于<石頭城>，但又不同于<石頭城>：首先，景物描寫更為客觀，更多一些象征和暗示。如前所述，<石頭城>中“潮打空城寂寞回”中的“寂寞回”是以情寄景，讓無情的潮水也帶上詩人的傷感之情，但在<烏衣巷>中，無論是“朱雀橋邊野草花”還是“烏衣巷口夕陽斜”，給人的感覺只是在客觀的敘述和描寫，只是這種描敘之中有種烘托和暗示。試想一下，當年那個位于鬧市之中、車水馬龍的朱雀橋兩旁，現在卻是斜陽殘照、野草叢生，王朝的衰沒、金陵的殘破不是可以想見嗎？當年聚居著王謝大族的烏衣巷口今日如何？詩人沒有直說，只是說“夕陽斜”，讓讀者去體會暗蘊其中的六朝敗亡和華族的沒落。這種表達方式，比起<石頭城>，似乎更為含蓄深婉。其次，更多了一些夸張，時空跨度感更大、更強，這主要表現在“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兩句之中。我們可以說，今天的月亮和過去并無什么不同，所以<石頭城>中“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還在情理之中，而<烏衣巷>中“舊時”二句就不一樣了，古人就提過這樣的疑問：當年王謝堂前的燕子，還能活到今天，飛到尋常百姓家中嗎？實際上，詩人在此采取的是時空的大幅度跨越和時空對接之法，以這種夸張的手法來突顯歷史的滄桑巨變。這種時空對接之法，也是古人常用之法，如同為唐代詩人王昌齡的<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就是時空對接，因為秦時明月只能照秦時關，漢時明月才能照漢時關。但歷史的滄桑感和世事興衰巨變，也就從這大幅度的時空跨度中更強烈也更鮮明的表現出來了。

　　劉禹錫游覽金陵后又來到揚州，遇到了因病從蘇州刺史任上退下來準備返回洛陽的白居易。兩人本來就惺惺相吸，又一生歷盡宦海風波，現晚年得以相聚相會，更覺情投意合。在相聚的宴會上，白居易當場吟詩相贈：“為我引杯添酒飲，與君把著擊盤歌。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白在詩中表達了對劉禹錫才華的頌揚和仰慕，也對劉二十三年來的坎坷遭遇無限感慨和同情。劉禹錫隨即和詩一首，這就是名垂后世的《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酬答中既接過白詩的話頭，抒發自己二十三年被貶蠻荒的感慨，也是暗中答謝白對己的關懷和同情。但劉詩比白詩的胸懷要擴大，境界更高尚：針對白詩的“舉眼風光長寂寞，滿朝官職獨蹉跎”的同情和不平，詩人的回答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反而勸白居易不必為自己的多年的寂寞、蹉跎而憂傷，因為沉舟之側，有千帆競發；病樹前頭，正萬木皆春。詩人超越了一己之悲，對世變遷和仕途升沉采取達觀的態度，表現出豁達的襟懷和更為廣闊的人生視野。這與前面提到“莫到桑榆晚，為霞尚滿天”以及《秋聲賦》等充滿豪情和自信的晚年詩賦是一脈相承的。也正因為如此，這兩句詩被后人外延成更深廣的人生格言，成為新陳代謝、不斷進取的形象化表達。從此以后，這對老人成為莫逆詩友。劉禹錫逝世，白居易寫下椎心泣血的《哭劉尚書夢得二首》，劈頭就是“今日哭君吾道孤，寢門淚滿白髭須。不知箭折弓何用？亦恐唇亡齒亦枯”。白居易把兩人唱和的138首詩編成《劉白唱和集》并寫下《劉白唱和集解》。在這篇詩序中，詩人再次提到“沉舟側畔”這兩句詩，稱“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并說：“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此可作為劉禹錫其人其詩一個較為準確的結論，也為劉禹錫一生劃上一個哀美的句號。

安徽和州市陋室公園

劉禹錫“陋室”今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