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緣起

　　在考古學的研究領域中，家養動物的起源已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課題。隨著動物考古學的發展，判定家養動物的標準、追溯家養動物起源的理論和方法等的完善，相關認識也不斷深入。在家養動物中，研究較多的又是我國古代文獻中早有記載、且從古至今與人們生活緊密相關的“六畜”，雞便是其中之一。
　　我國古代家雞起源的最新研究成果體現在鄧惠、袁靖等先生的《中國古代家雞的再探討》一文中。該文全面分析、辨別了我國38 個遺址出土的考古材料，認為過去有些曾被認為是家雞的遺存，有可能只是環頸雉( Phasianuscolchicus Linnaeus) 或原雞( Gallus gallus Linnaeus)，依據目前掌握的證據，只能暫時給出我國家雞( Gallus gallus domesticus Brisson) 出現的時間下限，即殷商時期。文章指出，如今雞骨形態學研究的新進展已可由一套差別標準將環頸雉和雞有效地區分開來，但由于紅原雞與家雞有更近的親緣關系，辨別紅原雞與家雞的方法還需要補充和完善。與此同時，該文詳細提出并討論了判定家雞的六項標準，即雞骨的形態特征、測量數據、性別比例，以及考古現象、人工制品、文獻記載等。文章對各地出土雞骨遺存的分析和對相關標準的討論，對判定相關考古發現并就家雞起源得出準確認識具有重要意義。
　　在判定家雞的各項標準中，對雞骨遺存進行動物考古學或分子生物學研究，均可獲得雞的進化的直接證據。對于不能直接從中獲取進化證據的有關雞的人工制品和相關考古現象，則需要通過考古學的解釋來加以說明。本文即主要就學界關注較多的史前陶雞和西南地區發現較多的青銅雞，對人工制品的判定標準和材料解釋略作討論。

二、鄧家灣出土的陶雞

　　在有關雞的人工制品中，時代既早、數量又多，且不少研究都提及的是湖北石家河鄧家灣遺址出土的陶雞。
　　在鄧家灣，早在1973 ～ 1976 年進行考古調查時就采集到陶塑品約百余件，報道的60 余件標本有雞、鳥、羊、豬、狗、龜、猴、象等動物形象和陶偶。以后的歷次發掘都出土包括雞在內的大批陶塑品。有學者認為這些陶塑品至少有23種動物，其中有7 種可能為家養，包括雞。1987 ～ 1992 年鄧家灣的第二次至第四次發掘，在灰坑和洼地堆積中又出土大批陶塑。其中17 個灰坑內填滿陶塑，并伴出罐、壺、杯、缸等陶器殘片，以及燒土塊和炭末。洼地底部也有成堆的陶塑。陶塑總數不少于萬件，均為泥質紅陶，火候較低，捏制而成，器形小巧，無彩無衣。在可復原的233 件陶塑中，有動物193 件，包括家畜類的狗、豬、羊、兔、貓29 件，禽類的雞和鳥89件，獸類的猴、象、獏、狐29 件，魚鱉類15 件。41件雞中又有雄雞、雌雞和小雞等。雄雞一般個體較肥大，仰首伸頸，有冠、翅和尾( 圖一，1 ～ 3) 。雌雞個體較小，無冠或矮冠，有雙翅或無翅(圖一，4)。小雞則頭小，身短圓，禿尾。這批陶雞雖然風格寫實，但因是手工捏制而有欠精細，由此類隨意捏制的藝術品來判定動物的種屬并不夠嚴謹。相關陶塑即使外形似雞，也難以判定是否為家雞。發掘報告推測，陶塑并不出自墓葬，周圍也無窯址，但分布于墓區東側，又有被焚燒的現象，因而可能屬于祭祀活動中的祭品。這一推論也無助于判定這些雞是否是表現家雞。正因如此，鄧惠、袁靖等先生認為鄧家灣的人工陶制品，且不論略顯粗糙的制作手法與制作這些藝術品的隨意性，僅憑短喙、短尾等模糊特征也不足以定其為家雞，況且這批人工制品中家養和野生的動物形象共出，可見其原型比較復雜，對于種屬的解釋更需謹慎。這一認識體現的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圖一 石家河出土陶雞
1．雄雞(T28②∶2) 2．雄雞( H16∶2) 3．雄雞( H4∶17) 4．雌雞( H16∶1)

　　不過在據推斷的家雞起源的時段內，也確有家雞特征明顯的人工制品，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雞便是一例。

三、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銅雞

　　四川廣漢三星堆2 號器物坑出土一件青銅雞，其時代相當于商代晚期，正值鄧惠、袁靖提出的家雞出現的時間下限。
　　這件青銅雞為公雞形象，昂首引頸，尾羽豐滿，站立于方座之上。雞長11． 7、通高14． 2厘米 ( 圖二; 圖三，2) 。已有學者關注到這件青銅雞。如韓起先生認為，如果石家河等地的陶雞的定性因史前人類的雕塑手法稚拙還有疑問，那么三星堆出土的銅公雞至少在形態上是非常逼真的; 聯系《詩經》中關于雞的記載，可知至少到春秋初年家雞已相當普遍，并在人們的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三星堆的這件雞與一批高等級的祭祀器物集中出土，因而制作精美、風格寫實、細部特征明確，非鄧家灣陶塑可比。這件雞的外形特征，明顯可以和雉屬的環頸雉區別開來。環頸雉雄鳥羽色華麗，頭頂為黃銅色，頦、喉、后頸均為黑色，頸下有一圈顯著的白圈; 尾羽甚長，主要為黃褐色，而橫貫一系列的黑斑。三星堆青銅雞的冠和尾羽等明顯不同于環頸雉。但三星堆銅雞表現的是原雞屬的原雞還是家雞卻不易判斷。原雞形體近似家雞，其頭有肉冠，喉側有肉垂，雄性羽毛很像家養公雞，最顯著的差別是頭和頸部的羽毛狹長而尖; 毛色比家雞更華麗，前面為深紅色，向后轉為金黃色，尾羽為黑色，并具金屬綠色反光。三星堆銅雞的羽毛無色彩，因此，僅據形態難以區別。

左：圖二 三星堆2號坑出土青銅雞(K2③:107)
右：圖三 三星堆2號坑出土青銅器
1．青銅神樹(K2②∶94) 2．青銅雞(K2③∶107) 3．青銅鳥(K2③∶193－1) 4．青銅鳥(K2③∶194－1)

　　在三星堆2號坑中，與青銅雞共出的還有眾多的青銅鳥，三星堆青銅雞之所以未被納入到一些家雞起源的研究中，這也是原因之一。是否可以由此排除三星堆銅雞為家雞的可能性呢？筆者曾對三星堆器物坑及出土器物進行過解釋，但并未談及這件銅雞，借此也就三星堆銅雞的含義及它與鳥的共存現象展開討論。
　　首先看青銅鳥。三星堆所有的青銅鳥都出自2 號坑，鳥的數量眾多、形態各異，大多是銅樹等器物上的附件。如在兩棵青銅樹( K2②∶ 94 、K2②∶ 194) 的每支樹枝上均有一只立鳥站在一朵花上，鳥為鷹嘴狀，尾上翹，尾羽鏤空(圖三，1、4) 。一棵小型銅樹( K2③∶ 272) 上的立鳥為人面鳥身。此外還有10 余件銅花朵和鳥，有的鳥形如開屏的孔雀。在1 件“神壇”( K2③∶ 296) 的上端，四角也各立一鳥，在肩的正中則有人面鳥身像。還有1 件高約81 厘米的鳥足人像( K2③∶ 237) ，上為人身、下為飛鳥。
　　2號坑中還有不少單件的銅鳥和銅鳥形飾(圖三，3) 。銅鳥有的有冠羽、長尾，有的背上有花羽或翼、尾分叉。小者高僅幾厘米，大者高30多厘米。另有1件高達40厘米的鳥頭。鳥形飾一類為扁平狀，或較為寫實，帶冠、翅前卷、尾上翹，或較為抽象，用鏤空、勾線等表現出鳥的形象; 另一類則是用銅箔捶打而成。2號坑中還出土鳥形器物，比如銅鳥形鈴。此外，2號坑的銅器上還多鳥紋。
　　但在三星堆1 號坑中并不見青銅鳥，甚至青銅器上也沒有鳥紋。顯然，大量且集中出自2號坑的青銅鳥有其特定含義，它們與2號坑中的其他遺物應有一致的象征意義。銅鳥多出自銅樹上，一般認為這些銅樹表現的是扶桑和若木，象征太陽的升降之所。《山海經?海外東經》記扶桑為: “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東經》記載: “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大荒北經》記若木為: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灰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淮南子?墜形訓》也說，“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地下”。這些傳說中的扶桑和若木與三星堆出土的銅樹近似，而文獻中提到的與扶桑和若木相關的地名也都在巴蜀地區。因此，三星堆的青銅樹和《山海經》等的記載有可能共同反映了該地域的某種傳說。根據《山海經》等所記，扶桑是東方太陽升起之處，若木則是西方太陽落下的地方，太陽又為烏所負載，烏即象征太陽。由此看，銅樹和樹上的鳥都與太陽有關，反映的是太陽崇拜。
　　與太陽崇拜相關的遺物在2 號坑中還有很多。比如6 件太陽形器，其中央為一圓形凸起，周圍有“芒”，之外又有一個外圈。這種器物修復后的直徑都為80 多厘米，形同太陽，所表現的內容應與銅樹和樹上的鳥相同。在2 號坑出土的青銅器上還有很多與太陽形器相似的紋飾。
　　又如人眼造型，數量和種類都非常多，有眼形器、眼形飾和眼泡等。3 具神面像和銅樹上的人面鳥身像還有外凸的眼睛。2 號坑出土的銅器上同樣也多眼形紋。有學者認為，在某些神話中太陽與眼睛相同，因為睜開眼世界是白天，閉上眼世界就變成了黑夜，在這種神話中眼睛也就與太陽有相同的意義。
　　由此可以認為2號坑中出現的鳥象征太陽或與太陽相關，銅樹、太陽形器、眼形器等同屬太陽崇拜的主題。相比之下，三星堆1 號坑中完全不見這類器物。因而，2號坑埋藏的或許是太陽神廟中的陳設器物。
　　基于這種對出土背景的解釋，我們再來看青銅雞。青銅雞既然出于2 號坑，那它就應與坑中的上述遺物密切相關并具有同樣的含義。
　　公雞突出的習性是天亮前啼叫，這明顯與天明、日出相關。中國古代的早期文獻，如《詩經》中就有不少天明前雞鳴的記載。《鄭風?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燦’。‘將翱將翔，弋鳧與雁’”。在古代一天的記時法中，“雞鳴”和“昧旦”還是“夜半”以后先后相繼的兩個時段。《齊風?雞鳴》也有“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在其他一些文獻中雞鳴也多與天明相聯系。如《左傳?宣公十二年》有“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傳?襄公十四年》有“荀偃令曰: 雞鳴而駕，塞井夷灶”。《史記?孟嘗君列傳》記載戰國時齊國孟嘗君被秦國扣留，被釋后夜半逃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齊鳴，遂發傳出”。
　　《太平御覽》引晉《玄中記》: “玄中記曰，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隨之鳴”。這則傳說中不僅有日出時鳴叫的天雞，而且有天雞棲息的神樹。南宋淳熙年間的《古玉圖譜》也引有《玄中記》的同一記載，但卻有所不同: “蓬萊之東，岱輿之山，上有扶桑之樹。樹高萬丈。樹巔常有天雞，為巢于上。每夜至子時，則天雞鳴，而日中陽烏應之; 陽烏鳴，則天下之雞皆鳴”。郭沫若對比兩條材料，認為“在這兒，所謂‘桃都樹’變成了‘扶桑樹’。這顯然是傳說上的變異，可以明顯地看出桃都樹是從扶桑樹演化出來的。陽烏之外還有天雞，是新構傳說的特點，但在新傳說中說法也不盡一致。一說‘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雞則鳴’，另一說‘天雞鳴，而日中陽烏應之’。到底是雞先烏后，還是烏先雞后，這應該又是傳說上的變異了”。有意思的是，在三星堆2號器物坑中，不僅有青銅神樹，而且或是象征陽烏的青銅鳥和象征天雞的青銅雞都已同時出現了。
　　以上文獻記錄比三星堆青銅雞的時代晚，但由此可以說明古人早已意識到了公雞天明前啼叫的習性。結合對三星堆2號坑中各類遺物的解釋和公雞的習性，可以推測三星堆的這只青銅公雞是用于表現日出。在此背景中，雞和鳥都不是一般的祭祀品，它們表現了相同的主題但又各有其特定含義，因而三星堆的雞若為家雞，它可以和野生動物甚至具神異色彩的動物共出。
　　至此，三星堆銅雞是否為家雞還涉及另一個關鍵問題，即什么樣的雞會在日出時啼叫。據說原雞也會在黎明時報曉，音調與家雞相仿而略尖，尾聲不拖長。至于環頸雉，并不確定是否有日出時打鳴的習性。為明確此問題，筆者在查閱資料而難獲確切答案后，曾求助美國康奈爾大學的鳥類學實驗室，并多次進行討論。對此，筆者盡可能清楚地解釋了中國古代文獻及詩歌中有關“雞鳴”的含義及其文化背景。但據該實驗室，雉、原雞和家雞一天中任何時候都會叫，雉叫是為了吸引雌性，家雞在清晨叫是為了保護它所想要交配的母雞，所謂“報曉”只是一種巧合。這是一種科學的結論，據此我們并不能明確三星堆的青銅雞就是家雞。雞在天明時啼叫原本完全是一種生物現象，但在中國古代的文化背景中，這種現象顯然被賦予了文化的含義。三星堆青銅雞既是有特定用途的人工制品，當然也有其附加意義。與清晨雞鳴的大量記載相對比，中國古代文獻中雖然也有不少對雉的記載，但卻與天明啼叫無關，這至少說明雉并不具備這方面的意義。
　　總之，從形態和習性上我們都還不能判定三星堆的青銅雞是否為家雞，但假若它是家雞，那它與野生動物的形象共存也是合理的。此外，若能明確家雞、原雞和雉習性上的差異，或將有助于推斷青銅雞表現的種屬。

四、西南地區出土的其他青銅雞

　　除三星堆而外，在西南地區出土有很多戰國秦漢時期的青銅雞，它們大多為青銅杖首。這些青銅雞的時代晚于三星堆的發現，而且也超出了家雞起源的時代下限。但西南地區集中出土青銅雞或雞首杖的現象非常突出，三星堆青銅雞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杖首，因此，將這些考古材料相聯系，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這些青銅雞的含義。
在四川的鹽源，2008 年前曾征集到1 件九節魚紋的雞首杖。杖由9 節圓管組成，杖首為一圓盤，盤上站一只帶冠翹尾的雄雞。杖長134． 8厘米，圓盤直徑5 厘米 ( 圖四，1) 。另外還征集到1 件銅雞形案，案底部為一長方形銅片，銅片四角上立有4 只昂首站立的銅雞。銅雞皆為片狀，雄雞形，有冠，尖喙，長尾，腹下有長柄。銅案長16． 7、寬6． 9厘米，雞高不足10 厘米( 圖四，2) 。在鹽源老龍頭M4 中出土1 件類似的片狀雞形飾，高14、寬19． 2 厘米。類似的雞形飾還征集到20 件，有的雄雞特征明顯。2008 年后，在鹽源又征集到一批銅器，其中有多件雞首杖，還有幾件鈴的鈕部也有立雞。

圖四西南地區出土的青銅器
1．鹽源雞杖(C∶9) 2．鹽源雞形案(C∶1012) 3．石寨山斧(M12∶6) 4．李家山扣飾(M47∶154)
5．祥云雞杖首(M14∶40－3) 6．祥云雞杖首(M14∶40－7) 7．李家山雞杖首(M69－209)

　　與鹽源雞杖相近的青銅雞形杖首在滇西北的石棺墓中出土甚多。
　　1987～1988 年在云南祥云紅土坡發掘的戰國至西漢早期的石棺墓M14 出土了197 件青銅杖首，分為鳥杖首和雞杖首。其中鳥杖首有單鳥、雙鳥、三鳥、四鳥、鷺鷥、鴛鴦、魚鷹等造型。雞杖首也有單雞和雙雞兩類。單雞杖首均為一雄雞立于鼓形臺座、圓盤形臺座或圓柱形銎上，冠碩大，翅膀貼于腹部，尾羽分四股向后翹起后下垂。M14∶ 40 － 3，寬17、高17． 5 厘米; M14∶ 40－7，寬8、高11． 3厘米( 圖四，5、6) 。雙雞杖首則為兩只雞并排立于鼓形臺座上，M14∶42－3高13、寬5． 8厘米。在這批杖首中，雞與其他鳥類共出，但雞和各種鳥的特征都較為鮮明，可以區別。1977 年在祥云檢村發掘3 座戰國中期至西漢早期的石槨墓，出土雞形杖首11 件。雞立于銎上，頭后的冠向前卷曲，長尾下垂。其中的M3∶ 3長8、高7． 9 厘米。同年在祥云大波那村一座戰國時期的木槨墓中出土2 件杖首，形似雞。一件長11． 2、高5． 4 厘米，另一件長11． 3、高5． 2厘米。
　　1980 年在云南彌渡苴力發掘10 座戰國早中期的石墓，其中苴力石洞山的墓葬出土了3 件銅杖首。M4∶ 1杖首為長尾鳥形，鳥立于圓筒銎上，頭后有翎，形似公雞，高9． 2厘米。M3∶2、M3∶3為雛雞形，高分別為5． 6、5． 8厘米。
　　1984 年后在云南賓川還發現一批青銅時代的土坑墓和石棺墓，其中征集到青銅杖首29 件，據悉出自土坑墓M1。這些杖首簡報稱為鳥形，立于圓筒形銎上的鳥，頭后有上卷的翎，長尾分三股或四股下垂，其中的M1 ∶ 76高10厘米。這批鳥形杖首與祥云紅土坡的雞杖首非常相似。
　　除了石棺葬分布區外，雞杖首或雞的形象在滇池地區也有發現。滇文化的青銅器以突出寫實的動物形象而獨具特色，其中雞的形象也較鮮明。如在李家山墓地發現16 件青銅杖首，頂端為銅鼓形，下為圓筒形銎，鼓上鑄立雕的人物或動物形象。其中西漢晚期至東漢初的M69 出土的3 件杖首上鑄有雞，1 件為雄雞，2件為母雞。雄雞冠寬大，長尾上曲，羽翅下垂，高8． 5 厘米(圖四，7) ; 母雞頭后有翎垂于頸，尾向后直伸，殘高7． 7 厘米。除杖外，李家山的青銅扣飾上也有雞的形象。如西漢中晚期的M47 中出土4件銅扣飾，扣飾四邊圍有9 ～ 10只透空浮雕的雄雞，雞昂首，帶冠，尾羽上揚后卷曲垂地。一周雞首尾相連 (圖四，4) 。扣飾上的雞和扣飾上的其他動物形象一樣寫實。
　　有學者對西南地區出土的杖做過系統研究。劉弘先生指出銅杖的出土地點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川西南的鹽源盆地、滇西、滇西北和滇池湖濱一帶，在此以東則無發現，這些杖當為上述地區的諸民族所用。同時認為，西南地區的用杖習俗受三星堆文化的影響，這些杖為社會上層人物或巫師所有，反映了西南諸民族的上層在形式上接受了蜀的宗教。西南地區的青銅杖多為雞首也非偶然。林向先生除認為西南夷的豪族們往往以雞杖作為地位和財力的象征外，還提出這些杖都是“測影”的“桿”，“雞可報曉計時，與太陽崇拜有直接的關系”，結合前文所述《玄中記》的記載，“桿”上用雞作裝飾便事出有因。而在西南民族中由“崇鳥”之風推廣至“崇雞”的不在少數，雞是敬神祭祀的首選，并流行用雞卜以占兇吉。聯系三星堆的發現，似可以認為西南地區常見的青銅雞杖，確可能與雞鳴報曉有關。兩漢時期家雞應早已出現，當時青銅杖上的雞應當是家雞。如果這些青銅雞的含義相同，那么就不能排除三星堆青銅雞表現家雞的可能性。

五、結論

　　研究家畜的起源需要來自動物考古學、分子生物學、文獻學、考古學等方面的證據。通過對西南地區青銅雞等古代人工制品及其出土背景的考古學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幾點認識。
　　第一，在中國古代的一些人工制品中，有一些雞的形象特征明顯，從形態上可以同雉相區分。三星堆的青銅雞就如此，它的制作也不像更早的石家河出土的陶雞那樣具有隨意性。西南地區出土的戰國兩漢時期的青銅器中多動物形象，種類豐富而且特征鮮明，其中發現較多的雞形杖首從形態上看可能大多為雞。有意思的是除雞外，云南青銅器上也有雉的形象。如晉寧石寨山西漢中期的M12 出土1 件銅斧，上焊鑄一只雉，雉無冠，全身有羽毛，長尾垂地( 圖四，3) ，與雞的形象完全不同。這表明在當時的青銅制品中，雞和雉的形象是截然分開的。
　　第二，通過人工制品進一步區分出家雞與原雞則較為困難，因為家雞的祖先是紅原雞，兩者的形體十分近似。鄧惠等先生指出在骨骼形態上還暫時不能總結出一套有效的鑒別家雞和紅原雞的標準，從目前所見的青銅制品看也如此。
　　第三，考察人工制品的出土背景和考古現象有助于判定雞是否為家養。通過對三星堆和西南地區出土青銅雞的解釋，可以說明如果這些雞是家雞，那么它們可以和野生動物共出。換言之，與野生動物共出并不構成否定動物家養的證據。另一個相關問題是，對于缺乏出土背景的孤立的人工制品，則很難對其種屬作出判定。比如1984 年在湖南芷江縣出土1 件青銅“鳳形器”，該器似雞，站立狀，頭高昂，長喙，帶冠，身側有翅，尾上翹，下有座，身上有鱗狀羽飾，頸和尾部有三角形幾何紋。該器長35、高35 厘米。據認為其時代不晚于西周。這件青銅器形體雖大，但特征并不明顯，特別是缺乏出土背景，因而很難深入討論。
　　第四，根據科學的結論，雖然并不是只有家雞才會在天明時啼叫，但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即如果通過解釋我們可以判定古人使用某種動物是取其某種習性( 如雄雞報曉) ，而這種習性又只有家養動物才明顯具備，或者這種習性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被加以突出，那么這類習性或許有助于說明動物的種屬，由此還可豐富家養動物的辨別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