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前———準確地說，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黎明時，在鎬京郊外的牧野，周武王姬發面對著他統領的多民族統一戰線聯軍，向他們發布與商紂王作最后決戰的動員令。他劈頭就說：“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意思是指紂王寵信妲己，朝政落于妲己之手，所以必須打倒。在這個極具宣傳煽動作用的政治動員中，不知姬發何以會把“女人干政”當作對手的首要罪惡予以譴責， 也許是因為妲己的所作所為太招人恨了吧，總之，接下來是導致商朝覆滅的一場大仗，從此“牝雞司晨”一語就成為對女人從政現象的一種含有貶義甚至惡意的寓指，而“惟家之索”的引申義就是國之將亡。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雖然是在儒家的經典上記載， 但口號的形成當然比儒家的經典更早。不過， 儒家繼承了這種歧視女性的傳統觀念，甚至還把它發揚光大：女性不僅沒有與男人平等的政治權利， 連平等的人格也不配有———說得最到位的就是孔子所云“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當然，有人指出，這句話不可以作全稱式判斷來理解，后面的“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是主語的定語從句，于是“女子”與“小人”便只指概念中的“某一部分”云云。然而不管怎么說，也難以解除原話反映的歧視婦女的心理， 不然也不會有后來的“三綱”和“三從”這類社會規范的出籠了。
　　從中國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態度而言， 女性根本沒有干政的可能。然而，歷史上的中國卻產生了許多位偉大的女政治家， 有的甚至起到了決定民族命運的作用。從現象上看，這好像很矛盾，但它正好說明了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在思想制度的設計上出現了漏洞。這個漏洞最終發展為不可彌合的悖論。出于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有效地治理國家的需要， 儒家一直致力于抵制人類動物本能的理論設計，發現了“孝道”是與動物本能相抵觸而又最容易為人類所接受的理念， 于是圍繞著這一理念制定了一整套社會行為的規范， 在統治者的政治實踐中， 就叫做“以孝治天下”。敬愛和服從父母是“孝道”的第一要求，作為女人（只要她是一位母親）也就取得了和男人（作為父親）平等的地位，至少對她的子女而言這點無可置疑。男人死了，對未成年子女，母親既是第一監護人，也是一切權利的體現者。百姓家如此，帝王家也不例外。這就是太后垂簾聽政制度產生的根源， 也就是由于這個制度，使一般情況下毫無政治權利可言的女性，往往一下子就可以登上權力的頂峰， 換個角度說，歷史上中國女性的政治權利，只能通過太后這個單一的角色才能取得。
　　由于各種原因，中國的皇帝命短的多（越到每個朝代的后期越明顯），于是繼位的幼童皇帝也就相應的多， 連帶而來的便是太后臨朝的現象幾乎成為一種常態。正如很難統計兩千多年來，中國大大小小一共有多少個皇帝一樣，執行過臨朝聽政使命的太后究竟有多少， 也是很難搞清楚的。不過， 只需粗略地了解一下中國歷史，便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如果不按絕對數量而按比例數量來統計， 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和臨朝的皇帝相比較， 前者比后者中的稱職者絕對多了去了。人們常常津津樂道呂后、武則天、慈禧的殘忍、刻薄、荒淫之類劣跡，然而，她們和歷史上的暴君們比較，也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吧！ 況且，她們所具有的作為政治家值得稱道的眼光、膽略和手段，為大多數的皇帝所不及。還有些影響比他們小、但綜合評分卻應在他們之上的，如北魏的馮太后，北宋的劉太后、曹太后、高太后等幾位，更可以稱為歷史上大放異彩的人物。那么究竟憑什么說“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呢？
　　這些杰出的皇太后們之所以能實現其突出的歷史業績，雖然各有獨特的時代和個人特點，但如下一些重要的主觀因素卻大體上為他們所共有：

一、對大局發展方向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并為推動這一發展而作出努力。

　　任何一個最高統治者，如果不具備這一條，就不配被視為政治家，所以，堪稱政治家的皇帝不多， 而臨朝的皇太后們有些卻很能反映出這方面的過人素質。首先應該舉出的例子是西漢的呂雉。作為最高政治權力的掌握者，呂后的最大貢獻在于維持了漢初數十年國家內外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局面。為此，她擘劃并執行了一系列相關的重要政策。她不是一個軟弱的人，可是卻以一種超出常理的謙卑來回答匈奴單于的侮辱性的調侃，為什么？ 因為她絕不愿意再卷入一場戰爭。她目睹并經歷了戰爭的苦難（作為項羽的俘虜和人質的回憶太可怕了），而且秦末以來的戰亂已經造成了人口銳減、國力衰竭的后果，當務之急是與民休養生息。不僅對外敵要隱忍，對內也要把對物欲的追求壓縮到最低程度，為“輕徭減賦”讓開道路。這才有了“蕭規曹隨”的“無為之治”。正是這個“無為”成就了被視為兩千年來帝國政治標桿的“文景之治”。劉邦沒有做過太平天子，從芒碭山起事一直打仗到生命終結（征討陳豨時箭傷發作而死）， 如果繼續活下去，他還有好些仗要打，匈奴人白登之圍的仇是一定要報的，而且未央宮的種種享樂也令他十分受用，總之，他絕不會崇尚黃老無為那一套。所以，文景之治理當被看做呂后的政治遺產。
　　對歷史的發展方向產生過同樣甚至更加重大影響的下一位皇太后，應該是北魏的馮太后。這位太后首屈一指的歷史貢獻， 是倡導和主持了對中國四千年文明史影響巨大的“太和改制”。在她執掌政權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間，中國北方完全處在大約十余個野蠻游牧民族的統治之下，這些少數民族（所謂“五胡”，不過舉其大概）或前或后、或短或長建立了一些殘暴的政權，他們蹂躪漢族民眾，破壞文化傳統，推行胡服胡語， 真正使北中國出現了孔夫子所預言過的“被發左衽”的危機局面。馮氏是漢人，應該說她對于先進的漢族文明被混亂、落后的游牧文明所中斷具有一種自覺的抵制意識， 在她發揮實際政治領導作用的二十多年里， 一以貫之的目標就是推進整個社會生活的漢化。她克服各種阻力得以實施的“班祿制”（官員等級薪俸制）、“均田制”（由領主莊園向自耕農轉化的土地改革）、“三長制”（加強基層行政管理的戶籍制度），都體現了很強的改革精神，為民族的融合和國家的統一提供了決定性的保障。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路線的長期貫徹執行， 她還殫精竭慮培養了一個絕對值得她引為驕傲的接班人——孫子孝文帝元宏， 祖孫兩代三十多年開拓的政治道路，沒有再出現大的反復，為半個世紀以后的“圣人可汗”隋文帝楊堅實施的國家在文化、政治、經濟各領域的全面統一準備了必要的條件。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馮太后祖孫二人的這條政治路線， 而北魏再產生一個拓跋珪或者拓跋燾一類的強人， 那么被他們所統一的中國將會成為何等模樣！
　　后來的太后們， 掌握了最高政治權力而又遇到了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的就不多了，而且，她們在推動歷史的意義層面上， 可說都沒有取得成功。舉兩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一個是北宋的宣仁高太后。北宋有三位曾經垂簾聽政的皇太后———仁宗的養母劉太后、英宗的養母（伯母） 曹太后和神宗的母親高太后，在歷史上可謂都有賢名，前兩位沒有面臨過攸關國家命運的重大危機， 而高太后卻遭遇了決定歷史大勢的最復雜的政治變局。這位太后在史書上有“女中堯舜”的美譽，洞察世情，關心民瘼，惜乎命運不濟：丈夫英宗（趙曙）只做了四年皇帝，三十來歲就死了；兒子神宗（趙頊）即位時未成年，垂簾聽政的卻是繼祖母曹太后。趙頊志大才疏，總想著振軍經武，在宮里也常常是一身戎裝（為此還挨過曹太后的訓斥），親政以后就迷上了王安石的富國強兵的政治綱領， 推行變法。由于路線設計上本來就有問題，更加上聚集在所謂“新黨”旗幟下的官員多數是些附勢爭權的功利之徒（連王安石本人都被排擠下去了），黨爭愈演愈烈，國是日見頹唐。高太后目睹這一切，很擔憂，卻無能為力，直到她五十二歲那年，正值盛年的兒子（神宗）死了，繼位的孫子（哲宗）剛十歲，她被推到了垂簾聽政的權力巔峰。當時朝政把持在章惇、蔡確這批人手里，但高太后眼明手快，兩三招就讓局面改觀。她直接從宮里發布一系列撥亂反正的政令， 而不通過中書省（政府），而且立即召回司馬光、呂公著接手相位。新黨一時大挫，或罷官免職逐出朝廷，或改頭換面蟄伏待時，沒有多久，國家便恢復了仁宗時期的政治生態。但是，孫子（哲宗）一天天長大了，在一批“人還在心不死”的新黨分子的包圍和欺騙下，政治傾向上越來越靠近父親，雖不對著干，暗里卻和祖母離心離德。高太后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在她六十二歲臨去世前，作了一番布置，請呂大防、范純仁、蘇轍等諸位大臣輔佐好皇帝，別讓他受到新黨余孽的蒙蔽操縱。這位老太太在政治上的洞察和預見能力， 特別是對接班人問題的重要性的認識顯然有些欠缺，她一死，反對派的活動立即囂張起來，不斷對她的各項政策進行指責和攻擊， 雖有范純仁等多次上書， 請哲宗取締此類言行， 可是哲宗不表態，不肯為自己的祖母說兩句公道話。從此，新黨頭面人物前后紛紛粉墨登場， 宋朝國運走向一個根本的轉折點，最后，哲宗的弟弟徽宗和兒子一起被女真人擄走。
　　再舉一例， 也許就應該是市井盡知的慈禧太后了。她大權在握近半個世紀，基本得到的是負面評價，此處毋庸細說，但她也曾經面臨過一次改變歷史的重大機遇， 而且當時她也確實想過有所作為。甲午戰后，變法圖強基本上已經是國人的共識，只是在路徑、方法、領導權、時間表之類問題上存有歧見。特別是領導權問題，最為要害。戊戌政變反映的主要就是領導權的爭奪。
　　康、梁走了，維新之議并未就此停下。通過庚子之役的打擊，再加上甲辰之役日本獲勝的刺激，慈禧本人內心也認同了變法是朝廷僅有的出路。當時，也許只能算是學了一點皮毛，比如興辦工廠、訓練新軍、廢除科舉、設立學?！鹊龋?但無可否認對社會的變革產生了實際的影響。而且還有什么“立憲國會”、“內閣制”等方案，似乎都在擬議之中?？傊母锏膭幼鬟€是有的，只是太慢，太沒有章法，以至于結果正如某學者說的：“步履蹣跚的改革最終只能被趕上來的革命從后面撲倒?！?/p>

二、在政治斗爭關鍵時刻殺伐決斷的勇氣與能力。

　　歷史上許多政治家的成功或失敗， 往往是在這點上見分曉。見了分曉之后， 失敗者常不免被后人譏為“婦人之仁”。這個說法在邏輯上有問題，“婦人”不能作全稱式定語來形容“仁”，許多有大作為的皇太后， 都以事實對此作出了結論。
　　首先還是要說說呂后。大概因為青年階段經歷了太多的艱險和屈辱， 這個女人的性格確實比一般人冷酷和殘忍， 有許多故事可以證明這一點。然而，這種品質在政治斗爭中又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劉邦雖然是個無賴，但這方面不及她，最典型的事例是誅殺韓信、彭越。對這兩個人劉邦也早存猜忌，但畢竟是老戰友，并沒有想過要他們的命。韓信削去兵權后調到中央養起來， 待遇優厚； 彭越因為抗命被開除遣散回老家。彭越在流放途中遇到呂后，向她陳述自己的委屈。呂后答應替他求情，并把他帶回了長安，然后對劉邦說：“既然已經做出了處理， 怎么又放他回家呢？ 你這不是放虎歸山嗎？ ”當即促使劉邦下決心殺了彭越的全家，還誅三族。至于殺韓信，則完全是出于她的“坤”綱獨斷。沒有呂后，韓信、彭越將給歷史帶來哪些變數真是難以推論。
　　接下來又要舉馮太后為例了。和呂后比較起來，這是一個感情生活很豐富的女人。她二十多歲死了丈夫，直到五十歲去世，一生有過許多位情人， 基本都是她政治上得力的助手或追隨者， 沒有一個敢于利用私情來干預或者抵制她的政策路線。不要說是情人，就連自己親自撫養的兒子和孫子， 一旦在政治上令她懷疑或者反感，她也不惜使用十分極端的手段。獻文帝拓跋弘是她的養子，雖然認領時她自己才十二三歲，但母子關系是按制度確立的（鮮卑舊制，確立為太子者，其生母即時賜死），而且她也確實盡了撫養的責任，母子間不能說沒有感情。但做兒子的即位后， 政治上卻選了一條和他母親漸行漸遠的路，他十二歲登基，干了七年，就在他母親的脅迫下把皇位交給了他六歲的兒子孝文帝拓跋宏，創下了十九歲當太上皇的歷史記錄。當時要拓跋弘讓位的理由是他沉迷于佛、道，無法行使國家職責， 可他本人卻并不甘愿就此遁入空門，住在廟里，還不斷地干預國事。終于有一天，被他母親召進宮去，再也沒有出來。據說是被他母親差人毒殺了。兒子雖然不在了，但幼帝拓跋宏也不能讓她放心，她幾次想廢了他，有一次甚至大冬天把他關在小屋里，三天不給飯吃，后來在大臣們力諫下才放了出來。隨著孩子一天天長大，馮太后發現這個孫子才堪大用，于是一改故態，對他呵護有加，而且言傳身教，盡心費力，祖孫之間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她死后，孝文帝為她守靈時五天水米不進）。在政治上，孫子更是沒有讓祖母失望，推行了更徹底的漢化政策，對以漢文化為主流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巨大貢獻。
　　政治斗爭中決斷的勇氣和能力卻并不一定獲得成功的效果， 那時便只能留給人毒辣和殘忍的記憶，比如武則天。有人把這位中華帝國唯一的女皇帝視為偉大的政治家，當然不無道理，但是聯系到她所追求的政治目標來衡量， 她卻是一個失敗者。從她更改國號這一舉措可以看出，她并不滿足于掌握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她想要證明的是女人不比男人差， 甚至進而徹底地顛覆父系制社會的一切傳統。可是她失敗了，因為這個任務實在超出了她能力的范圍， 事實上連她本人也并未從傳統那強大的思維定勢中走出來。要顛覆父權制社會，除了自己當皇帝，還必須解決好繼承人的問題。她使用極殘忍的手段把自己親生的兒子全部從政壇上清理出去，而這四個兒子中并沒有一個是對她構成威脅的強勢人物。長子李弘隨父母出行時暴斃（被毒殺）；次子李賢在流放地被賜自盡；三子李顯在鄂西的大山里終日提心吊膽； 四子李旦裝癡扮呆得以保全性命———可見她早已成竹在胸，就是不讓李家的男丁接班。那么，就讓太平公主當王儲吧，她卻也沒有做出決斷。她大約想到了，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權力交接班的問題， 而是涉及億萬臣民命運的社會改造工程， 她缺乏相應的能力和魄力?？吹嚼罴乙呀浵窭钯t在《黃臺瓜辭》里預言的那樣被“一摘”、“再摘”、“三摘”而即將“摘絕抱蔓歸”時，武承嗣、武三思這些人怎能不野心勃勃？ 可是傳位給武姓后人也絕非武則天的計劃。為什么只能在李家的媳婦或武家的女兒這兩種身份中任選其一？ 她大概始終未得到完滿的答案。心思再狠，手段再毒也沒有用，只能一味拖下去，直到有一天眼睜睜看著兩個面首被殺，自己被逼著退了位。

三、用人的眼光和容人的氣量。

　　任何一個政治領袖人物， 都必然會經營一支屬于自己的隊伍。杰出的皇太后們，自然都是明白這個道理的。
　　先說呂后。劉邦死后，她立刻面臨著在政治上依靠誰的問題。由于兒子劉盈性格仁弱，身體又不好，她很自然地被推向了一把手的位置，劉盈一死她更是名正言順接管了政權。她憎惡因而也不愿意交班給非自己親生的劉邦后人，于是必然地把目光投向娘家的親屬。但她也知道呂產、呂祿這些人才情有限，然而畢竟娘家人信得過，所以把禁衛軍的指揮權交給他們，以確保安全。不過她始終還是維持著和劉邦的老班底那些元老派的良好關系， 朝政大體仍然掌握在舊臣的手中。像前后的丞相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太尉周勃都是很具戰略眼光的安排。
　　武則天用人的思路和做法則很不相同。由于在她登上權力頂峰之前， 已經把李世民的老班底———所謂關隴集團僅存的大佬級骨干如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徹底趕下了政治舞臺，所以執政以后她無需面對“老人集團”各方面的壓力，除了提拔一些娘家人以外， 她可以確定一個選賢與能的總方針。怎樣確保這一目的的實現，她的具體做法是“大進大出”。為了“大進”，她放低門檻，廣開科舉；為了“大出”，她任用酷吏主持監察部門，成批地懲處違法違紀的官員。她希望用這種不斷大換血的方式建設一支素質良好的官員隊伍，但事與愿違，懷抱短期行為投機心理的官員越殺越多， 結果是連最得力的酷吏也一個接一個地被殺掉了。當然這條路子也不能說毫無成效， 武氏一朝是產生過相當一批良臣能吏的，如婁師德、狄仁杰、桓彥范、敬暉以及后來在玄宗時期名重一時的姚崇、宋璟等人。對于真正的人才， 武則天是很看重的， 為了體現他們的尊嚴，她經常告誡自己的面首們， 一定要在朝廷重臣面前保持謙恭的態度。比如男寵張易之因為從南門進出宮掖，被朝臣們撞見，挨了一頓打，找她哭訴，她卻能隱忍不發，要張氏兄弟今后遵守制度，只走北門。諸如此類的手段對于籠絡大臣們為他盡心賣力是很有效果的。
　　盡管最后她還是被自己信任的張柬之等一伙人趕下了臺， 但在政治上卻保住了皇太后至高無上的尊榮，甚至日后還被某些人推崇為唐代“七圣”之一。
　　皇權專制時代的文官政府和太后聽政之間，存在一種互相對立又互為依存的關系。互不相容是因為權力設計（牝雞無晨） 和道德規范（孝道）在起點上就形成的悖論，相互的利用則是出于現實利害的需要。只有雙方關系處理得當，才能實現國家的安定和發展。說到底，太后垂簾扮演的是過渡性的角色， 適時地把權力交給男性繼承人，才是明智的抉擇，戀棧不去，即使自己得以保全，也必定禍延娘家親屬，呂氏、武氏故事都證明了這點。

四、對權位虛榮和物質享受的主觀克制。

　　榮耀和物欲是一切當權者都難以抗拒的誘惑，但似乎也是民眾裁量他們的重要標準。事實也是如此， 所有儉約低調的帝王一般都被奉為賢君明主，反之，張揚奢靡的則必定非昏即暴。
　　執政的皇太后們也都知道這點， 很希望在這方面保持自己的良好形象。不過情況各別，有的是勉力作秀于一時，也有的是修身養性成習慣。呂后出身農家， 前半生備嘗艱辛， 為劉邦養老撫幼，里外操持，坐過牢，當過人質，她那份儉樸是長年的命運留下的烙印， 很難改， 直到當了皇后，還惦記著粗衣糲食，后宮里也容不得奢靡之風。北魏的馮太后更是留下了節儉的美名，“平日穿戴，悉為繒縵（沒有任何花紋的絲織品）”，從不加錦繡裝飾。垂簾稱制以后，甚至連飲食標準也大幅度下降， 專門制作一個一兩尺寬的小餐桌，只能放下那么幾只碗，就這樣，硬是把過去的膳食支出減下來百分之八十以上。
　　除了物質享受，光耀門庭、澤及親故一類的追求也是最為常見的。有些掌權的太后在這方面卻很能堅持原則， 因而有效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威望。像北宋的劉太后聽政時，有人給她獻上一幅《武氏臨朝圖》，還有人上書，請以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建祖廟上溯至第七代，是皇帝享受的禮制）， 劉太后看了當場撕毀扔掉， 說：“吾不作此負祖宗事。”這里可能有表演的成分，但至少說明她心中有分寸、有底線。曹太后是宋代開國元勛武惠王曹彬的孫女，家世煊赫，可她入宮以后卻基本不與娘家人通來往。
　　那些杰出的垂簾聽政的皇太后們， 還有他們各自成功的特點， 以上不過是就其共同的方面做出泛泛的綜合，以證明“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口號的荒謬。但是，確實也有不少皇太后很不適應扮演政治領袖的角色。她們或是缺乏眼力，被娘家人操縱利用；或是缺乏頭腦，被大臣們挾持蒙哄； 或是缺乏勇氣， 向外敵卑躬屈膝……總之，授人以“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的口實。其實，常常被人指認的上述女性性格上的所謂“先天缺陷”，完全是男性中心社會長期的規范要求下形成的。婦女之所以淪于附庸的地位，基本可以說是體力方面的弱勢所決定的， 當人類的生產活動從采集向狩獵發展時， 這個過程就開始了， 漫長的農業社會維持并鞏固了這一規律。第二產業興起時， 情況才產生了一點變化，女權主義逐步取得了話語權。而當第三產業突飛猛進的時代來臨， 婦女地位必然地大幅提高，并逐步達到與男子在各方面權利的平等。這個趨勢是世界性的，當然，發達國家表現得更為快速和明顯。而如果僅就政治這一領域而言，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很搶眼， 那么多女性通過選舉走上了總統和總理的崗位就是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