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黍之交”一詞多用以形容朋友之間超越生死的極致感情。一般認為此故事出自明代馮夢龍所編白話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卷十六的“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一文。《喻世明言》現(xiàn)存最早的版本題為《全像古今小說》，是經(jīng)由馮夢龍編修的宋元明三代話本與擬話本作品集。正是因為如此，“范巨卿雞黍死生交”的成文年代一直存在爭議。同時，若細究“雞黍之交”故事的源頭，則能夠上溯到東晉干寶的《搜神記》與南朝范曄的《后漢書》，而此二書尚以范巨卿能為“死友”為旨，尚無“雞黍之交”一說。“雞黍之交”一說見于書面明文，是由元代劇作家宮大用的雜劇“死生交范張雞黍”開始的。到明代，《清平山堂話本》內《欹枕集》所收“死生交范張雞黍”與《全像古今小說》的“范巨卿雞黍死生交”則在故事內容和思想上產(chǎn)生了巨大變化。
　　以往，涉及“三言”的研究較為龐雜。早期研究多注重考證，如譚正璧先生《三言兩拍資料》中對“三言二拍”的每篇文章的故事文本進行了考訂和梳理，大約同時的孫楷第、鄭振鐸、胡士瑩等諸位先生的話本研究對“三言二拍”也多有涉及。此外，陸樹侖先生的《馮夢龍研究》等書則從作家研究角度進行了諸多探討。單就“范巨卿雞黍死生交”此一題材而論，國內涉及此文的單篇研究相對較少，且多以元劇作為主體，如梁艷的《<死生交范張雞黍>雜劇與同名擬話本之比較》等文。國外研究以日本為主，大多集中于與翻案小說“菊花之約”的比較，如高田衛(wèi)等人的研究。由此，本文希望能從故事文本本身的改變出發(fā)，以《全像古今小說》本“范巨卿雞黍死生交”為中心，嘗試分析并探討“雞黍之交”的故事源流及其思想藝術的變遷和升華。

一、故事文本及源流考辨　

　　對“三言二拍”故事文本的考證研究，以譚正璧先生為最詳。在1980年出版的《三言兩拍資料》中，關于“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一文的文本考證共提及了兩種版本，一種是《搜神記》和《后漢書》，另一種是《曲海總目提要》中宮大用的劇作。而在譚先生110周年誕辰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了《譚正璧學術著作集》，對其中的《三言兩拍資料》增補了約30萬字，并更名為《三言兩拍源流考》。書中“范巨卿雞黍死生交”的考證部分，增加了《后漢書?獨行列傳》中范式相關原文及《焦氏類林?傷逝》中的范式部分，并將譚先生《話本與古劇》一書中“寶文堂書目所錄宋元明人話本考”的相關內容補入，雖然涉及面更廣，但由于只是錄入相關文本而不加以分析考證，反而不如初版的《三言兩拍資料》簡明清晰，同時也使得“雞黍之交”的故事文本變遷不甚明了。因此，參考《三言兩拍資料》的思路，筆者欲將“雞黍之交”的故事依照文本內容變化分為三個階段加以梳理和分析。
　　第一個階段以《后漢書》所載故事內容最為詳實。如前所述，“雞黍之交”故事最早可以考證到東晉干寶所作的《搜神記》第十一卷，然而根據(j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辯證》考證，《晉書》干寶本傳所載《搜神記》二十卷似在南宋時已不傳，而今所見二十卷本的內容，雖十之八九出自干寶原書，但實為明代胡元瑞從《法苑珠林》及諸類書中掇緝而成的似真非真、似偽非偽的書籍。今見《搜神記》第十一卷中關于范巨卿與張劭一事的記載，全文可見于范曄的《后漢書?獨行列傳》。《后漢書》于南朝劉宋時成書，時間上稍晚于《搜神記》，然而內容上收錄了《搜神記》中的部分內容，并且關于現(xiàn)存版本的爭議主要集中于八志的部分，《獨行列傳》部分基本不存在成書時間和版本的爭議。因此，后漢書》中關于范巨卿一事的記載顯然更具參考價值。此外，前面提到的《焦氏類林》一書中的相關記載也同樣可歸入此類。《焦氏類林》一書雖然是焦竑在明代萬歷年間的作品，但其形式和內容組成上皆模仿《世說新語》，所錄范巨卿一事也是對《后漢書》所載范式相關內容的部分抽離和總結，因此在故事文本內容演變中的參考價值微乎其微，仍歸入《后漢書》一類。《后漢書?獨行列傳》所載范式傳記共記載了三件事。其一是范式與張劭在太學為友，二人各自歸鄉(xiāng)并約定兩年后范式拜訪張劭家相聚共飲，范式守約而至。其二是張劭病故前謂范式為“死友”，病故后托夢于范式，范式急赴其停柩之處，與其相別后將其歸葬。其三是范式再次就讀太學，一同學病故后將其妻子托付范式，范式最終官至廬江太守。
　　第二個階段，元代宮大用在其雜劇《死生交范張雞黍》中將《后漢書》中張劭為范式“設饌”的情節(jié)演繹成為了范張的“雞黍約”場景。宮大用其人在《錄鬼薄》中有載，它的雜劇《死生交范張雞黍》現(xiàn)存五種本子，其中包括有破損的元代刊本和明代《元曲選》本。排除體裁風格的限制，元雜劇中所講范式之事的故事主體與《后漢書》范式傳記所錄的前兩件事，即是范式與張劭交往之事的內容并無過大的出入。故事文本內容上的變化主要在于加入了一定的時代印記，即增加了孔嵩與王韜這兩個人物，并在雜劇的第一折中加入了不少諷刺當時官場仕人的內容，而最終又使范式得吏部尚書賞識，官拜御史中丞。孔嵩與王韜的故事線主要在第一折和第四折，講述毫無才學但有高官撐腰的王韜偷偷霸占了有國士之才的孔嵩的萬言長策進而得官，而終又被賢明的吏部尚書所廢的故事。
　　第三個階段是“雞黍之交”故事文本內容產(chǎn)生較大變化的階段，同時也是本文的核心所在，以《欹枕集》和《全像古今小說》為代表。《欹枕集》收錄于現(xiàn)今通行的《清平山堂話本》之中，而我們現(xiàn)今所見的《清平山堂話本》實際是明嘉靖時人洪楩編刻的《六十家小說》的殘本。據(jù)譚正璧先生考證，《六十家小說》共分六集，每集分上下二卷，每卷各五篇。每集各有題名為：《雨窗集》，《長燈集》，《隨航集》，《欹枕集》，《解閑集》及《醒夢集》。其中《欹枕集》是馬廉先生在國內偶得的天一閣范氏藏本，上下二卷共存七篇話本小說，有不同程度的損佚，而《欹枕集》上存有“羊角哀死戰(zhàn)荊軻”“死生交范張雞黍”兩個殘篇。“死生交范張雞黍”篇僅存后四頁，前三頁亡佚。而馮夢龍編撰于天啟年間的《全像古今小說》則在日本保存有兩部完整明刊本，其中的卷十六即為“范巨卿雞黍死生交”一文。
　　然而由于《六十家小說》與《全像古今小說》皆收有宋元明三個不同時代的話本小說，故關于“死生交”這一話本小說的產(chǎn)生年代也存在著一些爭議。譚正璧先生的《話本與古劇》中依據(jù)《寶文堂書目》中有其存目而將其歸入宋元舊本，而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將其列入“明清小說部甲”一類，胡士瑩先生《話本小說概論》中則推斷其為明人話本。由于《寶文堂書目》成于嘉靖年間，與《六十家小說》大約同一時期，且現(xiàn)存29篇的《六十家小說》除去《雨窗集》的五篇，其余皆可見于《寶文堂書目》，然而《寶文堂書目》中只有存目并未標注刊本年代及內容，故不足以證明“死生交”話本的產(chǎn)生時間。然而對比《欹枕集》殘本與《全像古今小說》本“死生交”一篇的文本內容，則會發(fā)現(xiàn)二者在故事內容上基本一致，但卻與元雜劇本《死生交范張雞黍》相去甚遠。在《欹枕集》與《全像古今小說》本“死生交”故事中，張劭救了范式性命，范式與張劭定下雞黍之約后相別，卻由于忘了相聚日期而自刎赴約，張劭則為之送葬后選擇自刎以報，對最初版本的故事內容做了極大改變。同時，由于話本小說源于說話藝術，就藝術形式而言，說話藝術與雜劇同屬于民間俗文學樣式，因此不存在之前提到的《焦氏類林》所取范巨卿一事近于《后漢書?獨行列傳》的問題，又由于《欹枕集》殘本的文字存在一定疏漏，語言樸實，少有修飾痕跡，較為近于話本原始形態(tài)，因此筆者認為“死生交”話本為明人話本的可能性更高，而其在故事文本內容上做出的諸多變化則有其值得深思之處。

二、思想及藝術性的變遷與升華　

　　要探討“范巨卿雞黍死生交”的思想及藝術性，就仍要從其故事最初的版本入手。《搜神記》在現(xiàn)今雖然常被定義為小說一類，但作者干寶作書之時卻是以寫史的態(tài)度撰寫的，而《后漢書?獨行列傳》更是屬于史傳文學一類。清人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中就曾指出范曄《后漢書》中的《黨錮》《獨行》《逸民》等傳，有“表死節(jié)褒正直”“重仁義貴守節(jié)”的特點，若細觀《獨行列傳》中對范式生平的記述，就會發(fā)現(xiàn)后世小說中大做文章的“雞黍之交”一事在《獨行列傳》中只是為了塑造范式重仁義可為“死友”的“信士”形象，肯定這種仁義守信之士多會功成名就。而元雜劇《死生交范張雞黍》雖用了大量篇幅突出描繪“雞黍約”，但究其目的則是要通過諷刺時弊、盛贊賢士的方式，強調為官之道，所以，其在第一折中批判為官之人“都是些裝肥羊法酒人皮囤，一個個智無四兩，肉重千斤”之徒，而到第四折結尾處則稱贊孔嵩“國士無雙”，讓范式與孔嵩這等賢才皆得賞識。與之相對，《欹枕集》與《全像古今小說》本“死生交”小說則對故事文本內容做出了極為明顯的改變，從而使其思想主旨產(chǎn)生了巨大變化，小說的藝術性也有所提升。
　　在思想主旨方面，小說并未落入以往故事追求功名利祿的套路，而是強調至情，強調恩、情、義的交融，輕視功名，輕視生死，這種無情而生不如為情而死的思想并未局限于男女之間的愛情。小說似乎是在試圖通過對這種泛化的極致感情的稱贊來實現(xiàn)它對現(xiàn)實人世的勸諫與教化。而若將這種極度重情的傾向延展到小說的藝術性方面來看，則會發(fā)現(xiàn)其對歷史故事所進行的戲劇性虛構，實際上是盡可能地抽離了人的肉體與物質的影響，從而強調絕對的感情和信念的力量，并通過詩詞的藝術感染力將小說的悲劇性發(fā)揮到極致。如果說在《欹枕集》殘本中，這種傾向的表達還只是略有體現(xiàn)，那么《全像古今小說》本對整個故事的細致刻畫以及增加和改寫的詩詞部分則已充分展現(xiàn)出了這種新的面貌。
　　如前所述，《欹枕集》中“死生交”殘本的故事文本內容與《全像古今小說》本完全一致，差別只在詩詞與極個別文字。其中，范式與張劭不再是追求功名利祿的賢能士大夫，而只是兩個讀過些書的市井小人物，他們雖然一度嘗試應舉，但未能如愿，后也未見有什么遺憾，如文中張劭所說“大丈夫以義氣為重，功名富貴，乃微末耳。”而在二人各自歸家之后，一個繼續(xù)讀書，一個經(jīng)商養(yǎng)家，至死不曾為官，而其死后授封的官位與封號也不過是寥寥幾筆帶過，僅僅作為對二人行為事跡的肯定，以供后人念想罷了。
　　與之相對，小說之中對范式與張劭的感情描寫與鋪墊卻較史傳和雜劇本為多。史傳與雜劇本對范張相識相交的過程未曾著墨，而小說本則對此過程進行了細致的鋪墊。范張二人相識于應舉途中的旅店，而此時范式重病，張劭不惜放棄了應舉的機會對其細心照料，范式病愈后二人更是一見如故，結為兄弟，相伴半年后定下雞黍之約。由此可知，在小說中范式與張劭并不僅僅是相互信任的同學，張劭對范式有救命之恩，這也就使得范式對張劭的情感從一開始便是復雜而深刻的，混合了感激與惺惺相惜，介于恩情、友情與親情之間。所以小說中在二人分別時插入了這樣一首詩：“手采黃花泛酒厄，殷勤先訂隔年期。臨歧不忍輕分別，執(zhí)手依依各淚垂。”卻不顯得突兀。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插入的幾首詩在感情的渲染上作用極大，并且就文本來看，這幾首詩是《欹枕集》中所沒有的，是《全像古今小說》中做出的改變與修飾，而這種改變在后文還有多處。
　　例如在范式自盡并以鬼魂形態(tài)赴約，與張劭相見之后，文中插入了這樣一首詩：“風吹落月夜三更，千里幽魂敘舊盟。只恨世人多負約，故將一死見平生。”其中“只恨世人多負約，故將一死見平生”一句感情極為充沛，把范式自盡的可敬可嘆之處一語道盡。若沒有這首詩，那么范式的自盡難免讓人覺得有其不近情理之處，而有了此詩的渲染與解釋之后，范式的自盡赴約就讓人覺得彌足珍貴了。此后，張劭動身前往吊唁范式之時也插入了一首詩：“辭親別弟到山陽，千里迢迢客夢長。豈為友朋輕骨肉？只因信義迫中腸。”可見張劭此時對范式的感情也是很復雜的，范式是他的朋友、知己、結義兄弟，而范式的死是為了守他們二人的約定，這無疑更加重了張劭的痛苦。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在范式自殺之后，張劭在前往吊唁之前就已有了自盡之意。到小說的最后一個場景，在張劭祭拜范式后自殺時，補入了一段張劭寫給范式的祭文，其中有語道“故友那堪死別，誰將金石盟寒？丈夫自是生輕，欲把昆吾鍔按。歷千古而不磨，期一言之必踐。倘靈爽之憂存，料冥途之長伴。”無疑將小說的悲劇氛圍推至了頂點。對比元雜劇中范式寫給張劭的那篇四平八穩(wěn)的祭文，此段話的感情如此濃郁，甚至不禁讓人想起湯顯祖“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言語。
　　小說的收尾之處，《欹枕集》本以兩首平淡的五言詩作結，試圖突出范張之間的“恩義高情”，而《全像古今小說》則刪去了這兩首詩，改為極富感染力的“踏莎行”一詞，寫到“千里途遙，隔年期遠，片言相許心無變。寧將信義托游魂，堂中雞黍空勞動。月暗燈昏，淚痕如線，死生雖隔情何限。靈輀若候故人來，黃泉一笑重相見。”在這首詞中雖也提到了信義，但核心卻是一“情”字。由于此本在文中明確地寫出了選用此詞的緣由是“惟有無名氏[踏莎行]一詞最好”，故在筆者看來小說全文的題眼也正在于此，它所著力強調的是一種極致的超越功名利祿、超越生死、超越時間的感情，是一種泛化的不拘泥于愛情的厚重而復雜的情意，而此種至情唯有在悲劇中才能實現(xiàn)它的震撼力。

三、結語　

　　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搜神記》與《后漢書》，到元人宮天挺的雜劇，再到明代的《欹枕集》與《全像古今小說》，“雞黍之交”的故事經(jīng)歷了漫長的成形和變化過程，由簡潔的史傳故事發(fā)展為有一定的精細情節(jié)的雜劇劇作，再到有一定藝術感染力的白話短篇小說，由最初單純的褒揚信士，到諷刺庸官、稱贊賢士，再到推崇超越生死的人間至情，范式與張劭的故事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的變化和發(fā)展，而最終在《全像古今小說》中形成了它最為動人的面貌“范巨卿雞黍死生交”。這篇短篇小說雖不是“三言”中最受關注的婚戀類小說，但它所推崇的泛化的不拘泥于男女愛情的別樣至情，及其觸人心弦的悲劇色彩，在當時時代的潮流之中卻也有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值得不斷挖掘與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