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緒言

　　云南青銅文化是我國青銅文化體系中一支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時代從商周到西漢末或東漢初，其中春秋戰國至西漢為其鼎盛時期。由于環境和文化的差異，云南青銅文化可以劃分若干文化區，其中的滇西高原文化區( 亦稱洱海地區) 以洱海為中心，大致包括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中、東部，楚雄自治州的中、西部和麗江市南部部分區域。該文化區地理位置獨特，處在藏彝走廊這條南北民族交流大通道的南端，與滇西北高原、滇西橫斷山區、川西高原以及滇池地區都存在密切聯系，加之生態環境多樣，其內的文化、族群以及生業形態都具有明顯的多樣性和混合性特征。目前，雖然已有不少學者從社會形態、生業方式、族屬、文化內涵以及遺物等方面對滇西高原青銅文化進行了研究，但限于材料，有關該區域信仰觀念的認識還基本處于空白狀態。日前，筆者在對滇西高原及其周圍區域青銅時代的考古資料進行收集和分析的過程中發現，滇西高原青銅文化中應當存在有雞、馬信仰。
　　這些信仰的產生和存在應與該區域的族群及經濟文化類型密切相關，并可能與云南地區古老而著名的“金馬碧雞”傳說的起源有著直接聯系。故草寫此文，略陳拙見。

二、考古材料所見雞、馬信仰

　　滇西高原的青銅文化遺存主要發現在洱海周圍及其東部的祥云、賓川、彌渡、姚安、牟定和楚雄等地，包括墓葬、遺址、窖藏以及零星出土的遺物，其中大部分遺存的年代為戰國晚到東漢初，以西漢為主。據文獻和考古材料顯示，青銅時代的滇西高原社會已經存在等級和貧富分化，一些反映權力和觀念信仰的器物如銅鼓、編鐘、杖首和動物俑等集中出土在少數規格較高的墓葬中。在那些具有特殊意義的器物上或飾有鳥、雞、虎、馬等動物形象，或本身就被鑄成馬、牛、羊等動物造型。在這些動物形象中，以鳥、雞和馬所占的比例最大。其中雞形象主要為杖首頂端的飾件，同時還有少量的雞俑和飾片( 圖一，1 ～ 6) ，在祥云大波那土坑木槨墓、祥云檢村和紅土坡石板墓、賓川縣石板墓、洱源河東村、彌渡苴力石墓以及麗江壩長水馬鞍山麓的地層中均有發現。據筆者統計，以雞為飾件的杖首在滇西高原地區出土的頻率和數量遠遠高于其他區域，僅祥云紅土坡石板墓M14就出土了37 件。對于西南地區青銅文化中所存在的杖首，李昆聲和劉弘等先生認為其應屬于權杖，是權力的象征物，使用者當為巫師和擁有巫師身份的部落首領。如此看來，這些杖首上的雞形象就不會僅起簡單的裝飾作用，而應該在當時的社會中具有特殊含義。此外，民族學材料也暗示，雞即使在今天滇西高原的人群和文化中仍具有特殊地位，該區域至今仍存在有雞信仰，流傳有許多關于雞的傳說，雞被當地部分白族支系作為圖騰; 這些現象雖然存于現在，卻可能是該區域古老信仰的遺留。

圖一雞形飾杖首、飾片
1． 祥云檢村M3∶ 3 2． 彌渡苴力石M4∶ 1 3． 賓川古底M9∶ 4
4． 祥云紅土坡M14∶ 40 － 3 5． 祥云紅土坡M14∶ 40 － 7
6． 祥云紅土坡M14∶ 40 － 40 7． 鹽源C∶ 735

　　用馬、牛、羊、豬等立體銅動物俑隨葬是滇西高原青銅文化的特點之一，不見于周鄰地區。相對雞而言，馬形象的數量較少，主要為立體銅俑( 圖二，1～ 3) ，也有少量為器物上的圖案，在祥云大波那土坑木槨墓、祥云禾甸公社和紅土坡石板墓、賓川平川和力角鄉等地的石板墓和土坑墓中都有出土。據筆者統計，該區域出土的動物俑中以馬俑的數量最多，出土頻率最高，如祥云紅土坡石板墓M14 出土的109 件動物俑中馬俑就占了三分之一多。由此可知，馬是滇西高原青銅文化中最重要的家畜，在當時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僅象征財富和身份地位，而且還可能與人們的信仰觀念有關。

三、雞、馬信仰的來源

　　對于西南夷地區常見的用杖習俗，有學者指出其可能受到古蜀國的影響，但同時又認為滇西北的杖首可能與北方鄂爾多斯草原青銅杖首的關系更為密切。通過對相關材料的梳理，筆者認為這種關系不僅限于滇西北地區，滇西高原及其附近地區所存在的杖首也應是北方青銅文化影響下的產物，只是已經地域化。目前，我國最早的杖頭出現在史前的西北地區，而后在北方青銅文化中也十分常見，其上常飾有各種動物造型，如馬、鹿、羊和鳥等，但卻不見雞形象存在，因此這種雞形飾杖首不應來源于北方青銅文化。同時，由于與滇文化區直接相鄰，滇西高原青銅文化中的杖首還受到了滇文化的影響，將部分杖首銎部的后端做成銅鼓造型，但以雞為飾件的杖首在滇文化中并不多見，所以雞形飾杖首也不應來源于滇文化。此外，在與滇西高原相鄰的鹽源青銅文化中雖然也有雞形象存在( 圖一，7)，但多不作為杖首飾件，且該區域以游牧為主的生業形態可能不具備產生雞信仰的條件。因此，筆者認為以雞作為杖首飾件的現象應當是滇西高原青銅文化的地域特色，并非來源于其他地區，所反映出的雞信仰應當是該地區固有的傳統。任何觀念的產生必然有與之相應的社會條件，作為家禽的雞因其習性一般適合在定居的農業社會中進行培育和飼養，而滇西高原很早就有穩定的鋤耕農業，具備產生雞信仰的社會經濟條件。
　　據張增祺先生研究，云南的馴馬、騎馬文化和草原青銅器應該是由來源于北方且以游牧為業的石棺墓民族通過橫斷山脈傳入的，呈現出由北向南的傳播趨勢。最近的考古發現表明，川西高原的雅礱江流域應是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孔道之一，位于該路線上的鹽源盆地則是南、北民族及其文化交匯的樞紐地帶，既出土有許多極具北方特色的器物，如環首短劍、曲背銅刀等，同時又有屬于南方民族的器物，如銅鼓、靴形鉞、蛇首無格青銅劍等。據研究，鹽源青銅文化的主體族群應為南下的北方系民族，他們的生業方式以游牧為主，保存有強烈的馬信仰，不僅以馬隨葬，同時還將馬形象鑄于一種青銅“樹形器”上，其基本造型為樹形枝杈的頂端有“一人牽雙馬”形象( 圖三，4～ 6)，研究者多認為這與北方草原文化的雙馬神信仰有關。由于鹽源盆地與滇西高原在族群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杖首、曲刃戈、山叉格劍、圓弧刃鉞等器物和雞、馬等形象在兩地都有存在; 特別是祥云大波那木槨墓M1 所出土的一件鑄有的騎者的馬俑與鹽源青銅文化“樹形器”上其中一種人騎馬的造型非常相似，因此筆者認為滇西高原很可能受到鹽源青銅文化的影響而也存在馬信仰，其基礎在于滇西高原存在的畜牧業。此外，馬信仰還可能傳播到了其他地區，衍生出了許多有關天馬的傳說。

圖二馬俑及銅樹形器
1． 祥云紅土坡M14∶ 18 － 1 2． 祥云紅塵坡M14∶ 118 － 8
3． 祥云大波那銅棺M1 4． 鹽源C∶ 646 5． 鹽源C∶ 654 6． 鹽源C∶ 651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滇西高原所存在的雞、馬信仰最初應當根源于不同的地區、族群和生業方式，其中雞信仰應當起源于定居的農業社會，是滇西高原固有的文化傳統; 而馬信仰則起源于游牧文化，通過人群移動或文化交流而由鹽源地區傳播到了滇西高原。

四、雞、馬信仰的融合

　　在滇西高原青銅文化中，反映雞、馬信仰的雞形飾杖首和馬俑等器物不僅共同存在于同一墓葬單位中，而且還同時出現在不同類型的墓葬之中，由此表明來源不同的雞、馬信仰已經融合為一個整體。對于上述現象出現的原因，根本上應與滇西高原青銅文化的族群狀況和經濟文化類型有關。目前，滇西高原青銅時代的墓葬遺存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土坑墓，出土的器物以及所體現的葬俗與滇文化等關系密切，當主要屬于南方系族群的遺存; 另一類為石棺墓，所出的帶耳罐、三叉格劍等器物在滇西北和川西高原的石棺墓中常見，反映出的葬俗也基本一致，應主要為北部南下族群及其后裔的遺存。雖然上述兩類墓葬所代表的族群祖源和葬俗不同，但兩者的隨葬品卻十分接近，鋤、鉞、矛、螺旋紋莖三叉格銅劍、杖首、動物俑等器物在兩類墓葬中都普遍存在，說明不同祖源的兩大族群到后期已經存在著深入的交流和影響。在上述背景之下，滇西高原青銅時代的經濟文化類型也呈現出顯著的混合特征，在土坑墓和石棺墓中都普遍出土有銅鋤、銅斧等用于農業生產的工具以及反映畜牧業的馬、牛、羊等動物俑。這種兼有農業與畜牧業的經濟文化類型可稱為兼營式的耕牧經濟，它是由該區域原有的鋤耕農業與北方系族群( 即石棺葬民族) 所帶來的畜牧業在融合后形成的新的經濟文化類型。
　　由上可知，來源于南、北方的族群在青銅時代的滇西高原發生聯系，在共同生活中不斷的交流和融合，除了依然保持原有的喪葬習俗外，兩者的文化、生業方式已經逐漸融合并趨于一致，形成了一種具有混合特點的區域文化和經濟文化類型。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之下，原本來源不同的雞、馬信仰逐漸融合成一個整體，為生活在青銅時代滇西高原上的各族群所接受。

五、“金馬碧雞”及其起源

　　“金馬碧雞”是云南地區一個非常著名的故事，早在漢代就已見于漢人的正史之中。關于其為何物，歷來頗有爭議。顏師古在《漢書?郊祀志》注下引如淳的觀點，最早將“金馬碧雞”釋為“金形似馬，碧形似雞”; 今人任乃強先生亦認為其系礦產; 汪寧生先生則認為其是反光的自然現象被古人誤解想象而成的傳說; 另有與此相近的景色變化說。而后苑利先生從漢語構詞法角度對“金馬碧雞”一詞進行了分析，認為其應為“白馬白雞”，是一種祥瑞的現象而不是物種。最近還有學者從語言學角度對該詞進行了解釋，認為“金馬碧雞”實為漢人對少數民族語言音譯誤解的結果，其翻譯成漢語的真實意思應為“鹽井好多”，并進一步認為該傳說與白族鹽業開發史有關。上述觀點雖各有所據，但我們認為他們的論證顯然有兩點不足: 一是未對“金馬碧雞”產生的時代、地域和社會文化背景進行考察，忽視當時人對該故事的認識;二是未注意到“金馬碧雞”只是后來的簡稱，最初并非如此，若按簡化后的名稱來進行解釋可能有違原意。因此，要對“金馬碧雞”的起源和最初內容進行認識，首先必須從早期文獻記載入手，同時考察其產生的時空及社會歷史背景。
　　目前，王褒的《碧雞頌》是有關該故事最早的直接材料，其內容如下: “持節使者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在賦中，王褒呼喚“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歸來，以便它們能與“白虎”、“黃龍”為倫?！包S龍”和“白虎”是漢代十分著名的祥瑞動物，不僅文獻多有記載，而且也是當時藝術作品中常見的內容。王褒將“金精神馬”和“縹碧之雞”與“白虎”、“黃龍”并列相對，說明它們在其眼中當為同一性質的對象，都是具有祥瑞意義并可能在現實中出現的動物。稍晚的揚雄在《蜀都賦》中最先使用合并簡稱的“金馬碧雞”一詞，并將其與“期牛兕旄”等并稱，明顯也是將其看作現實存在于蜀地外域的物產。據上可知，“金馬碧雞”在西漢之時僅被視為現實存在于西南夷地區的特殊物產，很可能就是指雞、馬這兩種被賦予了祥瑞意義的動物。但到東漢以后，“金馬碧雞”就逐漸被虛擬神話，變成了“神”或寶物等內容。
　　關于“金馬碧雞”的發生地，早期文獻一致將其定在青蛉縣。對于青蛉縣的位置，文獻記載尤詳，近人也多有考證，譚其驤先生認為其在今云南大姚; 任乃強先生則認為其縣治在今永仁縣，轄金沙江南岸地區; 方國瑜先生則認為其大致在今永仁、鹽豐和大姚北部一帶。上述各家的具體觀點雖略有差異，但大致認識是接近的，即在今天楚雄州西北部的大姚、永仁及附近地區，正處在本文所劃分的滇西高原文化區范圍內。
　　于上所言，文獻記載中的“金馬碧雞”最初應當發生在西漢中期時的滇西高原一帶，此時的滇西高原正處于青銅文化的繁榮時期，社會中存在有濃厚的雞、馬信仰，二者已經組合成一個整體并成為該區域普遍遵信的對象。由此可知，文獻記載與考古材料所反映出的信息在時空和內容上都十分吻合，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金馬碧雞”故事應當根源于滇西高原青銅文化中所存在的雞、馬信仰，而后才流傳到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