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大規模刻印經史始興于五代，第一次把諸多正史加以匯刻，是宋紹興十四年（1144）四川漕井憲孟在眉山校刻的《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眉山七史”，又稱“蜀大字本”，因版印模糊，又被稱為“九行邋遢本”。現存眉山原刻，僅《宋書》殘冊一種。原刊加上元、明遞修者稱“三朝本”。

　　第二種匯刻本是元大德本“十七史”。可詳參張元濟《校史隨筆·隋書·元大德九路刊本》。大德本校刊精勤。

　　其三是明代匯刻的南、北監本“二十一史”。南、北監指明代設于南京、北京的國子監。南監本成書于嘉靖七至十一年（1528-1532）；北監本成書于萬歷二十四至三十四年（1596-1606），系據南監本重刊。南、北監本問題很多，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譏笑“適足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后來之姍笑”。其主要缺點，張元濟在《校史隨筆》中說是：“明人刻書，每喜竄易。遇舊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從字順。然以言行文則可，以言讀書則不可。”（《校史隨筆·北齊書·因刊誤而愈誤》）

　　其四是汲古閣本“十七史”，系明末藏書家毛晉延請名家校刊。書成于明崇禎至清順治年間，因朝代更迭，中間有所損失而修補。毛氏所刻流傳頗廣，影響很大，但錯誤也不少，藏書家、校勘家對之毀譽參半。

　　清朝乾隆時開四庫館，下詔編纂《四庫全書》，正史類原已有二十一部，遂將最新刊行的《明史》、幾被廢棄的《舊唐書》和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舊五代史》，一并列入正史，經乾隆皇帝欽定，合稱“欽定二十四史”。

　　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1739-1784），武英殿將“欽定二十四史”匯刻成書，這便是對近代影響極大的武英殿本二十四史。當時許多淵博的學者如齊召南、杭世駿等參與其事。其中《明史》、《舊五代史》為初刻，兩《漢》、《三國》、《晉書》、《隋書》系依據宋元舊刻；其余大部分依據明南、北監本。由于所用底本較差，即便用宋、元舊刻者也未必是最佳之本，錯誤不少，故此匯刻不能稱之為最善。

　　與武英殿本幾乎同時，四庫全書本“二十四史”也整理抄錄完成，其開始時間雖晚于武英殿本，完成時間卻早于武英殿本。一般認為其所據底本“內府刊本”即為武英殿本，但實則兩者存在很大差異，尤以遼、金、元三史最為明顯，甚至可說截然不同，可見內府刊本并非全是武英殿本。四庫全書本“二十四史”雖然由于避諱等問題對書內容多處刪改，但仍有其獨立的版本價值。

　　清末同治、光緒年間，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合刻的“局本”二十四史是繼“殿本”和“庫本”之后的又一大版本系統，是清代地方官刻的一大壯舉。各大書局都聘請了一批知名的學者從事編校工作，如金陵書局的張文虎、戴望、唐仁壽、馮熙、劉恭冕，浙江書局的譚獻、黃以周、王治壽、張大昌、張顏等，皆一時經史、詞章學家，因此校勘比較審慎，整體質量勝過武英殿本，在當時普遍受到歡迎。柳詒徵《國學書局本末》稱：“一時京朝大官，索局刊史者紛起。”

　　1930-1937年，由張元濟主持校勘，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著名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每一部史書，均選用當時所能搜集到的最古的善本影印，但由于宋元舊本多已殘缺不全，因此殘缺部分還需他本補配。補配者力求與原本相稱，即宋本宋配，實在不能，即退而用其次者。如《史記》用宋慶元黃善夫家塾本，《漢書》用宋景祐刻本，《晉書》以幾種宋刻本配齊，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書》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舊唐書》用宋紹興刻本，《新唐書》用宋嘉祐刻本，《舊五代史》世無傳本，用清人自《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慶元刻本，宋、遼、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如此便猶如僧人所穿的“百衲衣”，故稱之為“百衲本”。這是一項艱辛而漫長的工作，有時一史的版本收集和確定，往往前后要花好幾年的功夫。百衲本受到學界高度評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1958年，國務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中華書局為該小組的辦事機構。1959年，根據文化部的決定，由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指導，由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余位文史專家對二十四史展開全面系統的整理點校，至1978年，二十四史全部整理完成并付諸出版，被譽為“新中國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采用了標點、分段，并進行了校勘，糾正了舊本中的謬誤、脫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除《史記》外，各史都撰寫了詳細的校勘記，是目前最為通行和權威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