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由山東境內最早三個原始部落之一、最居東部的彌河中游東夷部落發展成古國時期的三個古國，至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在這三個古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少昊氏文化成為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由于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特點，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的少昊氏先民創造的文化及其人口經過了向南、西南，向西、西北以至跨過渤海海峽向燕、遼地區的長期輸出和遷徙。在長達2000多年的漫長歷史時期內，每一階段都有重要的輸出與遷徙的先民。重要的除以上論及到的商（殷、夷）氏族群外，還有益族、己姓族、宿沙氏族和祝（扈）融氏族等。

　　最早的自少昊氏初期即已開始了向南（至沂山南后又分為南、西兩個方向）向西遷徙過程，到達泰山以南的曲阜之地后以其為根據地，獲得大發展，所以曲阜被稱為“少昊之墟”。其中一支則由曲阜繼續向南到達今江蘇銅山繁衍發展，成為后來的彭國，為中國歷史上的彭姓之始。歷史又十分諧趣，因鹽鐵乃古代財源，從彭姓中又派生出了真正以錢為姓的錢姓。

　　太昊之“宿沙氏”族在發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事變后，一部分宿沙氏族人也向南遷于費縣涑水和東平湖一帶，后又繼續南遷，至今江蘇宿遷、安徽宿州一帶，衍為大族。

　　在龍山文化到夏朝建立這一時期內，益族也開始了南遷又西遷的過程。這一支先民在遷徙過程中于今萊蕪境內以其嬴姓建立嬴邑（《辭海》：嬴，春秋齊邑，秦置縣，今山東省萊蕪市西北，唐貞觀元年廢入博城，漢有鐵官），又繼續向南到達今費縣，從此又開始漫長的西遷旅程，以其所居之地依次是費縣犬丘（犬、顓為一聲之轉，犬丘是顓頊的音變）、永成（河南）犬丘、興平（陜西）犬丘、天水（甘肅）犬丘（即考古學中地名“隨族而走”現象），而在三秦之地繁衍生息，發展壯大，成為秦趙兩姓的祖先。

　　龍山文化時期己姓族的一部分，很早也沿其祖先走過的路線開始了西遷南遷旅程，而在今河南濮陽一帶立足繁衍，到夏朝時建立了昆吾、顧（扈）等國，成為夏王朝的著名諸侯國，在泰山以南的鄒城市嶧山前則有秦皇東巡入山東首登此山所住之“紀王城”，今江蘇干于有紀鄣城，今河南郟縣有紀氏城，三秦之地則有秦之先民到達后所居之“成紀”，向南者則有后來為楚都的郢都（紀郢）所居的“紀王城”。

　　從彌河中游少昊氏部落或古國遷出的還有在少昊氏鳥官系統中掌管土地與政教事務司徒官的祝鳩氏。他們的西遷比己姓的昆吾氏族、顧氏族還要早。祝鳩氏部落西遷到今河南新鄭后駐足，以此為根據地，并與黃帝族通婚，獲得大發展，祝鳩部因易稱祝融部（融為鬲即陶鬲與蛇的合字），新鄭因成為“祝融之墟”。祝融部流傳下來的后裔有8姓：己、董、彭、禿、曹、斟（斟氏族最早發明了鬲而以鬲為族徽，《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所說齊地歷史“昔鷞鳩氏居此地，季荝因之”之季荝即斟氏后裔——張富祥：《東夷古史傳說》第103頁）、羋。出土于今青州蘇埠屯四墓道大墓青銅器銘文“作冊融”之融者即其后，是商王朝為貫徹回師祖居地、進行大規模鹽業開發東進戰略的王室成員之一。

　　從彌河中游少昊氏部落和古國遷出的最早的先民為顓頊氏族。由古音古語的通變可知，“蚩尤”即“五鳩”，而顓頊、蚩尤又為一音之轉，可知五鳩、蚩尤、顓頊都是指大汶口文化以至龍山文化時代彌河中游部落與古國的首領之稱。《山海經·大荒東經》載：“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清楚說明顓頊是少昊之后大汶口文化先民的頭領。史傳祝融部族即是顓頊之后。顓頊部很早就開始南遷、西遷，在今蒙山西南曾有顓臾（今費縣，顓臾乃是宿的音變）國，之后又繼續西遷至今河南濮陽，以此為根據地，獲得大發展，因之濮陽被稱為“顓頊之墟”。

　　與倉頡研究有密切關系的是顓頊的“八才子”（蒼舒、庭堅、仲容、叔達等），而名列第一的為蒼（蒼通倉）舒（舒又與徐音近，徐亦源于濰、彌一帶的少昊氏伯益之后，后在今滕縣一帶建立徐國——張政烺：《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第2147頁）族。《左傳·文公十八年》載：“他們平正、圣通、廣博、深遠、明察、守信、寬厚、誠實，天下百姓稱他們是‘八愷’（意即八和）”。蒼舒族（原稱舒鳩氏）隨顓頊南遷到今河南濮陽后，又繼續南遷至今安徽巢湖舒城一帶，衍為“群舒”（舒鳩、舒庸、舒蓼）。

　　民國《壽光縣志·冢墓·倉頡墓》（第47頁）載：《東阿縣志》據《路史·禪通記》，倉頡居陽武葬利鄉，疑墓在壽光者為是”。利與益、己、齊、夷、契、覡、師皆為近音字。利作為地名及古音古字，均與“少昊之國”的鹽業有密切關系。海鹽當作人類施以智慧生產出來之時，就與財富、利潤相聯系。利字的本義與農業有關，甲骨文從刀從禾，會用鐮刀收割禾谷之意，后引伸為財利、利潤之義。正因為鹽業與財利相關，所以在古巨淀湖沿岸（即雙王城鹽業遺址一帶），最早出現了以利為名的地名。如明末清初杰出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顧姓亦顓頊后裔顧國之姓）著《讀史方輿紀要》“巨洋水（彌河）”條下“利豐堤在縣城（樂安縣）北”。西漢于古巨淀湖西岸利城置利縣（今博興東與廣饒交界處），金（1192）又于利縣北置利津縣。

　　利字地名很早隨“少昊之國”先民的遷徙而播于外地，而所播之地正集中于彌河中下游一帶古部落、古國先民的遷徙路線上。如向南今江蘇干于、江陰的利成縣（分別置于西漢和北宋），向北的有利民縣（今河北隆化縣）、利民場、利民鎮（場為鹽場，場則與商音近，二者均在今河北黃驊境內），向西的有利仁鎮（今山東平陰西南）、利人縣（今陜西黃陵縣）、利陽亭（今陜西白水縣）等。

　　由于古代鹽與金（銅鐵）同為重要財富來源，所以生產金（銅鐵）的地方也多以利名之。如很早即遷于河南濮陽、許昌一帶的先民，繼續向南（祝融之彭姓族氏）在今江蘇銅山縣立足，進行銅鐵冶煉，所居之地稱利國鄉，朝廷在此設監稱利國監，設驛稱利國驛。民國《壽光縣志》所載倉頡葬利鄉，當即葬于巨洋水（彌河）側的“古利鄉”即今壽光官臺一帶，正與史載十分吻合。而利鄉的先人、倉頡的后人到達“三秦”之地后，又把他們偉大智慧的先祖之墓、祠、廟重新立在那里，以表他們永不忘懷、永以為念之志。

　　民國《壽光縣志》所載“倉頡居陽武”之陽武，即今河南黃河北岸的原陽縣，這里正是彌河中游部落己姓族中樊氏族西遷之地，稱“陽邑”（陽、倉音近，倉頡是否可理解為“陽燮”即在池中太陽下蒸發之意？是雙王城鹽業遺址揭露出來的重要生產工藝。“燮”乃壽光的重要方言，是近熱處去除涼氣水分之意），因這支先民乃少昊顓頊之蒼舒族之后，又在此立足較久，衍為商亡后分給衛國“七族”之一之大族，因后世記其為“倉頡居陽武”（實是倉頡后、倉氏族居陽武）。?

六?

　　學者王守功在《山東龍山文化》（第148頁）中指出：倉頡為山東地區“某一部族或部族首領的名字”。

　　學者郭墨蘭、李梅訓在《齊魯歷史文化大事編年》（第10頁）指出：“倉頡，亦作蒼頡，史黃氏。東夷發明家，黃帝時大臣，始作書，是文字的發明者。據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發現，傳說是有根據的。倉頡墓在今壽光市。秦始皇焚書時，許多書籍藏于墓中，故有‘藏書室’之稱”。

　　《史記·夏本紀》載：“海岱惟青州，隅夷即略，濰淄既道，其土白墳，海濱廣瀉，厥田斥鹵”，“厥貢鹽絺，海物維錯”。譯為今文：“大海和泰山之間是青州，隅夷治理完后，濰水、淄水也已疏通。土壤白色而肥美，海濱一帶寬廣而含有鹽質，這里的田土是鹽堿地”，“該州的貢品是鹽和細絺布，各種海產品”。

　　著名學者徐中舒從1930年就強調指出：“古代環渤海而居之民族即為中國文化之創始者，而商民族即起于此”。“史稱商代建都之地，前八而后五。就其遷徙之跡觀之，似有由東而西漸之勢”（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

　　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宿沙》（第2463頁）載：“宿沙，亦作夙沙。炎帝時諸侯國。在今山東濱海之地”。

　　學者王志民在《齊魯文化概說》（第25頁）中指出：“渤海一帶是中國文化的搖籃”。

　　《山海經·大荒東經》（《中國古典名著·山海經》第297頁）“少昊之國”載：“東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譯為今文：東海海外有一個很大的深坑，據說深得沒有底，稱作歸墟—那就是少昊建國的地方。少昊在這里撫養帝顓頊，把顓頊幼年玩耍過的琴瑟拋棄在大壑里。

　　《山海經·海內經》（《中國古典名著·山海經》第352頁）“鹽長國鳥氏”載：“西海之中，有個國名叫鹽長國，有種人長著鳥的腦袋，人稱他們為鳥民”。

　　唐歐陽詢著《藝文類聚》卷十一“神農氏”引《帝王世紀》曰：“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載：“古者夙沙初鬻鹽”（ 鬻即煮），清段玉裁注稱：“古宿、夙通用”。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呂覽》稱：“夙沙，大庭氏（即前述顓頊“八才子”之“庭堅”）之末世”。

　　戰國時齊國魯仲連撰《魯連子》載：“夙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淘沙，雖十宿不能得”。宋《太平御覽》引《世本》稱：“宿沙作煮鹽”，并注曰：“宿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故（宿沙）衛為魚鹽之利”。《春秋·左傳》魯襄公二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均記載夙沙衛事跡，夙沙衛曾是齊靈公“寺人”，后升為“少傅”。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巨洋水（彌河）》（青島出版社：《水經注》第310頁）載：“巨洋水自巨淀湖東北流，逕縣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鯉為侯國。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故廟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既無碑志，未詳所立”。

　　元于欽《齊乘·倉頡臺》（青島出版社：《齊乘》第151頁）載：“倉頡臺，壽光西北，渳水所經。《水經注》謂孔子‘問經石室’，非也。《通志》（南宋鄭樵著）云：《倉頡石室記》二十八字，在倉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逮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識十三字。豈孔子至齊，亦嘗訪焉？故有‘問經’之目”（民國《壽光縣志》所載大意與之相同）。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九州出版社：《說文解字》下卷第1223頁）載：“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庶業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

　　民國《壽光縣志·金石志》（第1頁）“倉頡二十八字”載：《楊升蓭外集》“河圖玉板”云，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納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造二十八字，刻于陽虛之室。李斯只識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今已不可尋矣。按為帝南巡作一句為去，聲言奉皇帝命而代之南巡也。”

　　“又一本垂命為作命，按《金陵新志》云，昔周初有于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一字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也。詳考二句，乃寇謙所纂黑帝安和國王之禁文也。《通志》云，倉頡石室二十八字，在北海倉頡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叔孫通識十三字。按《法帖神品目》首列倉頡二十八字，注云，在北海，此石刻雖不可尋，而為吾國文字之祖本，志首錄之。與余千（千乃干之誤，余干縣即今江西省余干縣）縣志之載石虹山堯碑、廬山志之載禹刻、鎮江志之載孔子書季札墓十字、贊皇志之載周穆王東巡五字，同例也”。

　　民國《壽光縣志·古跡志》（第15頁）“官臺”載：“元初有鹽官，名官臺場（場則與商音近），大德（1307）十一年，臺上建孔子廟，后廢。清初時官臺場大使署在此。乾隆三十四年，潮水漫溢，始徙于侯鎮。迄今官臺村北，尚有明萬歷間灶志碑，灶學碑，皆仆地。場署故址，則蕩然無存矣”（今此臺舊址以北為官臺村，臺之舊址即在雙王城鹽業遺址內，西南距今雙王城水庫十里）。

　　民國《壽光縣志·墓冢》（第46頁）“倉圣墓”載：“倉圣墓在縣城大西門外迤北百步許，久為一邑名區。墓前東西有井二，昔所謂倉頡雙井也。墓南有祠，始建于明洪武（1368—1398）中。知縣翟唐再建于萬歷（1573—1619）中。知縣王國治、清康熙三十六年知縣劉有成復葺之。墓上生蓍草與曲阜孔林產者微異”，“至孔子問經石室，則李（文藻）頗主《水經注》之說，以為即在壽光。《東阿縣志》據《路史·禪通記》倉頡居陽武葬利鄉，疑在壽光者為是”。

　　民國《壽光縣志·名勝》（第33頁）“啟秘亭”載：“亭在倉頡墓側。出城西門由護隍堤北行百余步，西折葦陂之北岸，有門南向顏曰誰園。入門由長廊西折復折而北入中廳，廳三楹顏曰亦曰軒，復由軒之東角繞出軒之后楹，計長廊二十六間，有陂橫亙之，置板橋其上顏曰問津。由橋而北則倉頡墓也。墓前別有方亭啟秘亭，在墓之右偏去墓可五步許，亭形亦方，計十二楹。鹺使（鹽官）廣寧李興祖書亭額，皆自康熙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間（1696—1697）知縣劉有成所營造也”。“其后劉公所建二亭，草亭已圯，遂以啟秘名其石亭，有楹聯云千古大文三尺土，兩間靈氣一孤亭，未知何人所署。嘉慶年間（1796—1820）知縣宋銘匾曰始制文字。光緒二十年（1894）知縣吳邦治創建東亭，三十年（1904）知縣陳毓崧復修西亭，左右對峙，四周繞以短垣，門南向小橋通焉，規模稍異。民國六年，縣知事尹志皋鐫石亭聯語云，石室志藏書廿八言文字蟠螭，除秦李斯漢叔孫無能識者；幽宮留宿土四千年洪荒遺蛻，并媧皇墓少皋陵相與傳之”（1989年以來，在舊倉頡墓附近，已先后發現明嘉靖、清乾隆、清同治年間的三塊倉頡墓碑）。

　　民國《壽光縣志·輿地志·區莊》（第32頁）載，在今雙王城鹽業遺址附近有7個以“窩鋪”為名之村：東窩鋪、西窩鋪、南窩鋪、北窩鋪、袁家窩鋪、單家窩鋪、朱家窩鋪。而窩與鋪正與“宿沙”之宿（夙）通（宿沙之沙，則有沙嶺、沙窩、沙埠屯等村）。宿為太昊后，而同為太昊后的任姓最著名的郡望也在壽光（壽光任姓最集中居住于巨淀湖南岸的臺頭一帶）。還有以“坨”為名的10個村：邢家茅坨、夏家茅坨、馬家茅坨、舒家茅坨、劉家茅坨、富家茅坨、柴家坨、簫家坨、葛家坨、大坨，而坨者正是指的鹽坨（坨上以茅葦編成的箔覆頂，以防雨侵）。有以塢為名的五個村（清康熙《壽光縣志》塢為務，務字的本意是用力氣，延伸意為所致力的事，后世衍為機構之稱，如榷貨務、鹽務等，務是宋代官設的鹽務管理機構，后務衍為塢，務、塢亦與宿、鋪、舒、虎、牟、鳧、祝、扈、顧、吾、須、頊、臾、諸等音近）：寇（己姓）家務、東寇家務、李（李姓為顓頊、皋陶之后）家務、牟（牟為祝融氏后，周時其后被封于今萊蕪東，為子爵，稱牟子國）司（司亦己姓）務、來（來為商姓后）務。還有許多與鹽業有關的以央（央子、央上、郭李央、菜央子、大荒北央）、灶（灶戶劉）、倉（四岐倉、大倉、小倉）、鑊（八面鑊，后衍為八面河，鑊為煮鹽之鍋）等為名的村莊。

七?

　　由上可知：

　　1、大汶口文化時期，即太昊、少昊時期，由彌河中游、章丘、薛河流域三個原始部落發展起來的原始先民即已開始了與南方（良渚文化）、西方（仰韶文化）先民的交流。太昊即伏羲即炎帝，太昊亦是中華民族的先祖之一。太昊氏所流傳下來的主要后人有任、宿、須句、顓臾等。

　　2、繼太昊時代之后，生活于今山東境內的原始先民的代表是少昊。“少昊之國”（《山海經》13卷中有4卷以“大荒”名之，而壽光雙王城鹽業遺址區內即有地名“大荒北央”）即是以彌河中游原始部落發展起來三個古國為主的先民之國，由于特殊的地理環境，該地區先民在章丘部落（古國）先民和薛河流域部落（古國）西遷后，少昊氏先民迅速遍及于今山東全境，并步太昊氏西遷、南遷的路線迅速遍及于今江蘇、河南、安徽、河北甚至越海至遼、燕、朝鮮等地。

　　3、少昊時代（名稱）之后，東夷族的代表人物是顓頊，顓頊實是宿的緩讀。顓頊時代的代表是以富產海鹽的宿氏族，即史載之“宿（夙）沙氏”。到北宋朝，壽光繼史傳伯益作《山海經》后，又出了一位任官至知府、戶部侍郎的學者任顓（張茂華等《齊魯歷史文化名人》第89頁），寫成了地理學著作《治戎精要》。在彌河中游一帶，還有酈道元之《水經注》，后世于欽之《齊乘》，皆歷史上著名的地理學著作，均反映這一帶的歷史文化傳統。

　　4、史傳顓頊時代有八大部族，而排名第一者即蒼（倉）舒族。舒、宿、鋪、富皆通。蒼舒（雙王城鹽業遺址附近即有舒姓村和富姓村，益都之益在進入文字階段后，上為水，下為皿，示為水從器皿溢出之意，同樣是富庶、富饒之意）族之倉，實是與鹽業生產有關的鹽倉。倉字的產生當與鹽業生產有關，如壽光雙王城一帶村名之茅坨（鹽倉）。是倉頡當為鹽業生產者或為守倉者，或稱管理者，因有暇而得以攻文，成為當時最有知識者。他們當是鹽業生產的最高管理者（或為《山海經》中之“鹽長”？），是當時最高智慧的象征（因后世又有稱倉頡為帝者。到商朝時，由王庭統一組織的大規模鹽業生產，猶如今天所說國營經濟，是當時最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最早最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因是其最高管理者而筑有其臺，其臺應為“倉頡之墟”（或即“少昊之國”之歸墟?歸字的本意是拿著簸箕和掃帚的人來了，指女子出嫁，后引伸為匯聚，如眾望所歸，歸墟即匯鹽匯財之墟，或歸在這里即歸倉之意），后世之鹽署又置其上。豈秦皇、漢武東巡亦登此臺，李斯等才得以見于這里倉頡墓中所出之“石室二十八字”？歷史上正有鹽官稱鹽倉監（北宋宰相范仲淹即任過鹽倉監，其時的鹽倉監正是當時鹽業生產的最高管理者）。倉頡實是“少昊之國”高度鹽業文明的創造者。

　　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載：王命倉侯虎伐免方。王玉哲著《中華遠古史》載：師虎是商人（周朝建立后商族為周之師氏即軍隊）。清乾隆年間壽光紀臺農民掘得己侯鐘（濰坊陳介祺所收“十鐘”之一），通高建初尺一尺一寸三分，重92兩，銘文為“己侯虎作寶鐘”。殷商有倉（倉、商、陽、場為音近字）侯虎，西周有師虎，春秋有己候虎（虎與宿、鋪、夙、諸、徐等皆音近），其中當有淵源關系。率領商民揮師東海的最高統帥是“亞丑”，或丑是商覡（xi，是商時專職巫師，由宗教神職轉為朝官，是最早掌握文字的人，即最早的史官），在占卜與行神事時所戴之虎的面具，而族、師、侯又以虎相傳之？或壽光己氏族以玄鳥、以鳧為圖騰而又以覡行神事所戴的虎符（面具）為族、師、侯名而傳之？

　　源于彌河中游原始部落和古國的己姓一支西遷至今菏澤定陶一帶后又繼續西遷至許昌，在許昌和濮陽一帶發展成夏朝時期的強大方國昆吾國。至漢朝時在這里的先民中產生了一位對中國文字發展有重大貢獻的人，他就是著名的《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許當是從顓頊之頊音派生出來的字）。

　　5、商族之商字，有兩種解釋，一是甲骨文商字上面為鳥冠形，代表他們的圖騰是鳥，下邊部分為穴居形（正為窩狀。雙王城鹽業遺址制鹽作坊中發現了一具躺在地窩中的骸骨。窩與商亦為音轉—王玉哲：《中華遠古史》第398頁“語音學上，發音部位相近可以通轉”。倉字甲骨文為倉的象形，上倉頂，下倉體，中為進出的門，與商的甲骨文即地窩同有進出之門，二者可通，且為音近字，或倉、商互為所出，由此可看出商、倉之聯系，或商即倉，商族即倉族，由彌河中下游少昊之國遷出之商族正是善制鹽、善制陶、善制酒飲酒，且很早即發明圖像文字、有著以文字為代表高度文明的倉舒族之倉，在文字與古語演變中衍為商，二者正是指的同一部分人。地處“少昊之國”核心地帶的壽光王高之王姓系從殷墟之地安陽遷來，且周圍多有殷、尹、宋、俎、趙等姓，均為其證），表示那時的居住形式，后人則以他們所居之地名為商。二是《說文解字》據古文解為一種雙柱、大腹、三足的酒形器，是觴的象形本字。商族當出于少昊鳥官系統手工業官“五雉”中“陶工正”的鶅鳩氏（又有以鯔為名之魚，為“沿海江河入海之處所產”—王玉哲《中華遠古史》第311頁）族、或土地與執政官的鷦鳩族中的鵓鳩即鵓鴣氏二族，鵓鴣后衍為薄姑、蒲姑、亳姑等，或即是長期地遷出的少昊氏部族群體。他們基于少昊氏先民創造的高度文明，一路奔波，勤勞發展，創造了燦爛的商代文明，也承襲先民已創立的圖像文字，而最終衍成輝耀千秋的甲骨文。

　　6、遠古、上古時代任何一支先民實現社會繁榮都是離不開經濟基礎的，由彌河中游原始部落發展起來的“少昊之國”的經濟起因即這里盛產的海鹽，由于這個文明之“核”（鹽是解讀少昊文明即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的文化密碼），才造成了少昊氏創造的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社會的極度繁榮，達到了當時中國境內文明的最高峰，文字的發明即是其一。

　　7、中商之后，為了消彌內亂，迴避強周，商王制定了在北、西、南、東南全面收縮，全力回師祖地，占領海鹽要地戰略，領導東進的是身為太史的商王兄弟“亞丑”（到戰國時期，壽光則有學問家公孫丑），即四墓道大墓的墓主（其時史為王朝派駐在外的武官即最高統帥），還有作為王室記事官的作冊官（史官）融。周王朝建立后，分殷民七族給衛，其中樊氏即己姓（初居昆吾，后為樊邑，即今河南濟源—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第47頁）。有樊氏，才有后來湖北之樊城即襄樊。

　　8、少昊氏創造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是中國歷史上偉大輝煌的文化，這支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產生的最偉大成果即是商王朝，戰國時的秦國、趙國、楚國（楚人以祝融為祖）、秦帝國（秦姓為伯益嬴姓后）、漢帝國（劉姓為豕韋氏后即祝融即少昊之祝鳩氏后）、唐帝國（李姓為皋陶之后）、宋帝國（趙姓與秦姓同為伯益嬴姓后）、明帝國（朱姓乃顓頊后祝融部八姓之一曹姓之后）的創立。

　　9、顓頊時代的八大部族名列第一的蒼舒族是顓頊時代的強大部族，他們是少昊氏后人幾千年中從彌河中游古國中遷出的無數支中的一支。這一支的遷徙方向仍是祖上遷徙的南、西兩個方向。向南者布于今安徽舒城一帶，成一方巨族。向西的部分則沿沂山北沿海一帶西進繼續沿黃河向西，遂將其祖倉頡的墓廟遍及于東阿、白水等地（與伯益部西遷地名“隨族而走”現象同類）。

　　10、中國史書上密集記載倉頡造字之說（《荀子》、《呂氏春秋》、《韓非子》、《說文解字》、《帝王世紀》、《世本》、《史記》、《淮南子》等），說明倉頡和倉頡族確在文字創立中有重大貢獻（由東而西，有多處倉頡墓、祠、廟，說明他的后人對倉頡的偉大貢獻十分自豪，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立起他的墓、祠、廟，而永遠紀念他）。文字的創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東漢著作《春秋緯元命苞》言倉頡始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是說文字的發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意義。倉頡之頡字，也是指鳥，而且指的正是燕子，是鳥上下翻飛之意（“燕燕于飛，頡之頏之”），或者倉頡作為少昊氏顓頊族人的頭領，就是歷史上一位具有極高智慧的文字集大成、有不二之功者。

　　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發現中國最早13個圖像文字，是震動國內外學術界的重大事件。壽光自周朝（正是殷商王朝在雙王城一帶大規模開發鹽業之后）時在雙王城鹽業遺址附近就有倉頡墓，1992年，就在顓頊之蒼舒族西遷路上的今鄒平丁公村龍山文化遺址中又出土了刻于灰陶殘片上的11個書寫符號，被稱為繼陵陽河圖像文字后山東文字考古上的又一重大發現。而近年學者所稱在壽光紀臺發現的早于甲骨文上千年的骨刻文字（微雕）至今尚未得到考古發掘證實，而學者夏名采（青州市博物館原館長，教授級研究館員）所言壽光邊線王龍山文化城發現甲骨文之實物至惜而未能追回！

　　11、倉頡之人、倉頡的故事與傳說，在歷史傳承中所蘊含的經濟學與歷史學意義（真實的歷史含義），實是對先祖先民創造演繹的那段極為發達、高度昌盛、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鹽業開發大戲與東夷“腹心地區”所創造的最高度（以其文明的最高表現與標志的文字為代表）海鹽文明、海鹽文化（文明、文化的綜合體，包括經濟、制度、文化、藝術等）的紀念、懷念、崇敬與傳頌，是那段歷史在人們心靈心智以及民族文化心理中的沉淀，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這本來的意義，由于歷史煙云的無盡變幻激蕩與彌漫深邃而漫泯不清，使人們遠去了事情的真實原委與真實情形而無法看清，或者將其至高宏大的原體而視之為單薄與單一，把事情看簡單了。這是我們在還原歷史后所得到的心靈啟迪、啟示與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