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28日，清華大學歷史系、國學網、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齊魯文化研究院、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聯合在山東壽光舉行“倉頡·壽光與中華文明起源”研討會，會議圍繞倉頡遺跡、倉頡傳說、倉頡記載、倉頡書、倉頡篇等專題進行了深入研討，得到明確結論：倉頡遺跡、倉頡造字傳說以及由此形成的倉頡文化現象，其源頭在山東壽光。

　　中國歷史上記載倉頡造字最早的文獻是《荀子·解蔽》（荀子的生卒年在前234—313年），記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荀子是古郇邑（今山西臨猗）人，年15到齊國游學，入稷下學宮潛心從學，至60多歲才離開齊國，因其學識淵博，成為稷下先生，又三次擔任祭酒之職（相當于今天的大學校長）。由于荀子學問高深，聲名遠播，韓國貴族韓非（前280-前233）和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李斯（？—前280）慕名到他任令的蘭陵縣拜為師，后韓非成為戰國時代法家主要代表，李斯則為秦丞相，助秦始皇掃除六國，建立秦王朝。秦始皇父親莊襄王丞相濮陽（今河南濮陽）人呂不韋（？—前235）養門客三千，由其門客撰成《呂氏春秋》。韓非有《韓非子》，李斯有《倉頡篇》，呂不韋有《呂氏春秋》，這三部著作均有倉頡造字的記載。連同《荀子》，四部戰國時代著作是今所能看到倉頡造字記載最早的古代文獻。

　　南朝梁任昉（460—508，壽光人）《述異記》載：“倉頡墓在北海，呼為藏書臺。周末發冢得方玉石，······當時莫識，遂藏之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叔孫通識十二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載:“倉頡臺彌水所經，水東有孔子問經石室”。北宋王著《淳化閣帖》注《倉頡書》曰：“在北海（今壽光），此石雖不尋，而為吾國文字之祖”。南宋鄭樵《通志》載：“倉頡石室二十八字，在北海倉頡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至秦李斯識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其十三字。孔子至齊，亦嘗訪焉”。上述記載說明，史上所傳“倉頡書”（刻有文字的方石）是西周時期從立于壽光的倉頡墓中所得，方石出土后，李斯、叔孫通均作過識別，到北宋時期由王著將其摩拓載于《淳化閣帖》，后石雖不知下落，石上二十八字卻因《淳化閣帖》而得以流傳下來，現在存世的“倉頡書”碑，均是據此而制。

　　文獻關于倉頡的記載始于荀子，荀子自15歲至60多歲在齊都（臨淄）稷下學宮求學為師，而齊都以東古紀國（紀國版圖于前690年并為齊土）域內的倉頡墓僅有幾十公里，是荀子在齊稷下學宮求學之時始知倉頡及倉頡墓，并在講學實踐中敘述倉頡事跡，并記入其著作《荀子》中，并傳與其學生韓非，韓非將師傳寫入他的著作《韓非子》中，李斯則將師傳記入他編的國家識字課本《倉頡篇》中。而稷下學宮荀子的學生們入于呂不韋門下，在為呂不韋編《呂氏春秋》時又將其記入書中（戰國時代由史官編著記載倉頡造字傳說的第五部文獻《世本》的記載也是這樣形成的）。這就是倉頡遺跡、倉頡造字傳說在悉知者、記錄者、在文獻中的流播路線圖。

　　鄭樵《通志》說：倉頡墓“孔子至齊，亦嘗訪焉”，說孔子到齊國（前517—前515）時，即來到倉頡墓前祭拜。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而到戰國中期生活在齊都的荀子當然也熟知了倉頡遺跡和倉頡事跡。

　　中國文字在中華民族歷史上走過了極其漫長的路程。誠如戰國時期天下學術泰斗荀子所言“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在中華民族漫長發展歷史上，必有一支先民，及早就發明了以圖、以符記事的方法，而后隨著人口繁衍人們發明的記錄圖符也漸趨泛化，而在某一個時期，由一支創造了當時最先進文明的先民，由他們中的一個代表人物（或一個代表性族群的精英人物）進行了文字發展史上一次大整理、大整合、大規范（這支先民、族群在語音稱謂特點上以倉、商為代表）。正如秦朝統一天下后李斯實行的“書同文”一樣。這是一個文明時代的巔峰，這是一個人類原始時代的峰點，這個發明必然是伴隨了那個時代極度輝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深刻地影響了民族心理和民族記憶。這是歷史上留下豐富、深刻、廣泛的倉頡造字傳說的歷史內涵。

　　而壽光一帶的考古學文明與文獻學文明，正與此一點相契合。壽光一帶所發現中國境內極少達到的極為密集、極為先進的龍山文化遺址、遺存（密度達到今天村莊的70%以上，聚落總數達170余處，人口達4.25萬人，由三個古國組成，有多處龍山文化城），被學者稱為“龍山文化數一數二的中心”，則恰恰與倉頡造字的歷史遺跡、歷史傳說、歷史內涵有著實證上的對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