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趙守祥，濰坊市政協委員，壽光市政協常委、原壽光市委黨史委主任。

　　題記：蒙李學森老（倉頡研究會）多所告約，爰作之。

一

?　　中國歷史自殷墟甲骨文發現之后，商朝被確定為有確切文字記載的一代王朝。在商之前的夏朝，現在還未發現有當時的系統文字。然從商朝在甲骨文未發現之前也是傳說中的王朝，甲骨文發現之后所記載的商王朝帝王世系均與后世依據傳說所記相符，說明由中華先民世代流傳下來的傳說是有豐富歷史內容的，亦即中國系統文字誕生且得以流傳至今以前的傳說歷史是我們了解那個時期歷史的一把鑰匙，即傳說史中包含有許多真實內容和史影，需依據現代考古學與歷史學的成果去加以分析證實，從而把真實的歷史之緒捋之出來。

　　同時甲骨文作為距今3300多年且是一種十分系統成熟的文字，自然有它一個漫長的發展歷程。而中國近百年的田野考古史所發現最早的一批圖像文字即發現于同屬于沂山原始人類后裔的沂山南側沭河岸邊的今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距今6000年前后），在這個遺址之上，誕生了最早國家形態的古國莒國，而莒國正是與源于壽光的益族、伯益同為己姓或嬴姓（《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莒》：西周初分封的諸侯國，贏姓，紀公以下始為己姓）。

　　中國遠古文明史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中華先民在他早期的發展與繁榮中，鹽的因素發揮著至為重要的作用。不管中國傳說史還是信史中的幾支重要先民誕生與發展都與鹽有重要關系。如炎黃二帝之先的姜姓與姬姓，如夏、周二族（姬姓后）之先民均居于今山西南部運城鹽池周圍，鹽池周圍、黃河中游兩岸的山西、河南、陜西交界一帶，正是中華文明發源地和發展中心。而中華文明還有一個重要發源地，就是沿黃河而下，地處黃河下游的今山東地區，這一發源地與黃河中游發源地不同特點在于中游地區先民所賴的是天然湖鹽，山東地區先民所賴的是當時以至現在都還存在的海鹽。

　　如果追述到大汶口文化時期（黃河中游一帶則是仰韶文化），那時的人口規模是很小的（夏初的人口總數250萬人左右—詹子慶：《夏史與夏代文明》第82頁），那時就像我們追述同姓村的祖先，今天成千上萬人，那時也就一二個祖先（兄弟幾個），那時的中國大地上不過是有那么幾堆人，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部落與古國。山東地區的人類祖先是發現于沂山上的沂山原始人，距今四十萬年?？梢韵胍?，沂山上不大的原始人群，在他們的發展歷程中，由山洞穴居而逐漸沿向北、向南的河流向山前平原遷徙，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內，他們是過著一種采集與游獵的生活，隨著原始農業的誕生，他們知道搭建房舍，逐漸過上定居生活。發源于沂山上的這批原始人群，到部落社會時期（氏族社會之后的社會階段），形成三個原始部落，即壽光彌河中游部落、章丘部落和薛河流域部落（張學海：《考古學反映的山東古史演進》第65頁）。

　　到距今6000年—4500年的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又進一步分化發展成10個左右的部落并逐漸發展成為古國。這10個古國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南北兩側的山前平原上。山東上百年的考古學成果表明，在這10個古國之前的氏族部落中，以形成于沂山以北彌河中游，今壽光、昌樂、青州交界一帶的部落為最大，龍山文化時期壽光火山埠一帶文化遺址的密集度達到今天村莊密度的71.4%，到古國時期這里李灃形成了3個相互密集交錯的國家，總人口達到四、五萬人（賈效孔：《壽光考古與文物》第45頁；張學海：《考古學反映的山東古史演進》第89頁），加上同屬嬴姓的莒縣古莒國、章丘古譚國、曲阜古奄國、滕縣古徐國，古國及其人口占到當時山東境內的70%以上。

　　山東地區自進入古國時期后或者更早，人類的發展進入集團化階段，開始與中原地區（黃河中游）先民更為頻繁的交流與斗爭，直到周王朝建立初期，以中原地區流傳下來的傳說與文獻仍稱山東地區的先民為衣或殷（即后之夷）。

　　在中華遠古文明的傳說中，有幾個人物是與山東地區原始先民直接相關的，如太昊、少昊、顓頊、祝融、蚩尤、皋陶等。

　　太昊、少昊是傳說中山東先民的祖先。太昊、少昊之說有兩種解釋，一是說太昊早于少昊，即山東最早的先民是太昊氏，之后的先民是少昊氏，二者是一種承繼關系，二是說山東最早的先民分為東、西兩支，居東者為少昊氏，居西者為太昊氏。兩說均有一定的道理。昊字也有多種解釋。有學者從其字源上解釋，昊為日出貌意，并將發現于莒縣陵陽河遺址圖像文字中由日、云、山組成的圖畫字釋為昊字的原型，反映的是山東原始先民的太陽崇拜。還有一種解釋是昊通皋，“鳥有文采者，皋雞似鳧”（《逸周書·王會解》。壽光清乾隆年間農人于紀臺下掘得“己侯虎鐘”，即陳介祺所藏“十鐘”之一，在鐘外側有一清楚的鳧像—民國《壽光縣志·金石志》第3頁），即長尾雞（鳥），反映的是山東原始先民對鳥的崇拜（以鳥為圖騰）。這兩種解釋都是正確的。對生命之源的太陽崇拜和對飛翔于天空（與太陽接近）群鳥的崇拜，正是那個時代山東先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內容。

　　傳說太昊即伏羲（伏羲乃“鳳夷”之轉稱——張富祥：《東夷古史傳說》第23頁）即炎帝，是說太昊是山東地區先民以及與中原地區先民融合后中華先民的祖先，他在歷史傳說中留下幾個古老的姓氏，如任、宿、須句、顓臾（關永禮：《白話十三經·左傳·僖公二十一年》第1075頁）等，即是說太昊氏時代先民已經與中原地區先民發生了聯系、交流、融合。而太昊氏時代以后的山東地區原始先民被稱為少昊氏。山東地區考古學上的大汶口文化以至以后的龍山文化被稱為少昊氏文化。少昊氏、少昊文化歷史上以國為稱者，則是中國歷史上流傳下來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經》中之“少昊之國”，“東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顯示出少昊氏最早發明了琴和瑟），即少昊氏、少昊文化以地處東海的“少昊之國”為代表。同時又指出，歷史上傳說曾為中原部落大聯盟盟主的顓頊是少昊之子。

　　研究中華遠古文明史和上古史，有多條路徑，其中一條即語言，語言是人類歷史的活化石，語言中包含有許多豐富而真實的歷史信息，許多遠古、上古歷史中的問題通過研究古語古音的演變即可以得到很好解決。如歷史傳說中最早代表東夷族與中原地區先民發生斗爭的蚩尤實是《左傳·昭公十七年》所記少昊氏以鳥名官中“五鳩”之官的音變，“五鳩”即“蚩尤”，顓頊與蚩尤又是一音之轉（張富祥：《東夷古史傳說》第37頁）。而皋陶之皋正是太昊少昊之昊，同時又透露出這支先民很早就發明了制陶技術且技藝優良，如歷史記載的“昆吾作陶”（昆吾為己姓后），皋陶實為昊字的緩讀（張富祥：《東夷古史傳說》第72頁）。

　　山東地區先民創造的文化，到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達到極高的高度，遠遠超過了中原地區先民所創造的文化。這是齊魯文化在中華文明中據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居于中原地區廣大腹地的先民以內陸地區特有的神秘動物蛇（神化為龍）為圖騰，居于山東沿海地區的先民以豐富的水產和草生動物為食的滿天飛燕為圖騰（神化為鳳），從而演成中華民族不變的龍鳳基因。而居于今山東地區的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先民，歷史上流傳下來最明顯、最有代表性的是位居于沂山以北、彌河中下游一帶的益族，即以后世曾被推為禹之繼承者伯益為代表的一支先民。

　　益的古文正是燕子的象形。史傳伯益助禹治水有功，被舜賜姓為嬴，嬴姓即燕姓，嬴為燕一聲之轉。東夷之夷，亦出于燕的方言古稱。少昊名摯（鷙鳥，同是燕、鳳之化身。鷙鳥為猛禽，即少昊為最有力者，與己侯以虎為名同義。燕子是鳳的祖型，鳳是燕子的神化形象），又與益、己、齊、利、契、覡、季、彌（弭、渳）、甾（菑、淄、鶅、鯔，1923年前淄河、彌河同注入巨淀湖——新編《壽光縣志》第99頁）等為一音之轉。三代之一的商，傳世商之青銅器銘有“玄鳥（燕子）婦”文，是商以燕子為圖騰的實證，與史載商先王追述族之起源的“天命玄鳥（燕子），降而生商”（《詩經·商頌·玄鳥》）完全相合。

?二?

　　2001年，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等單位以探討魯北海岸線變遷為目的對壽光市北部大荒北央（《山海經》中有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之卷名）西周早期鹽業遺址進行試掘，揭開了以壽光北部為中心的沿渤海南岸進行大規模海鹽文明起源研究的序幕。

　　2003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在壽光北部雙王城一帶發現規模巨大的商周時期鹽業遺址群，并在隨后幾年中進行了持續考古工作，發現大面積與制鹽有關的鹵水坑井、各類坑池、鹽灶（窯）等遺跡。

　　2007年后，由雙王城大型商周鹽業遺址的發現發掘，導致和引發了北京大學中國考古研究中心與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向教育部等國家部委申請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基金資助項目，使得“魯北沿海（渤海南岸）地區先秦時期鹽業研究”課題、國家科技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重大項目—技術與經濟研究課題及國家文物局指南針計劃—“中國早期鹽文明與試點”課題正式立項并啟動。

　　之后，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與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壽光、寒亭、昌邑及其以西地區和黃河三角洲沿海一帶進行了系統考古調查，在發現壽光雙王城大型制鹽遺址基礎上，又新發現和確定了壽光大荒北央、寒亭央子以及與壽光接壤一側的廣饒縣東北塢、南河崖等商周時期大型鹽業遺址群，以壽光雙王城遺址為最大，而且最早。

　　雙王城鹽業遺址不僅是商周時期遺址，而且同時發現4處龍山鹽文化遺址，將壽光北部雙王城一帶海鹽生產歷史上推至夏代以前以至極遠時期。

　　2008年春至今，由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山東省文物局等單位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又對國家重點工程南水北調東線調蓄水庫雙王城水庫建設擬占壓的多個鹽業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清理面積超過6000平方米，揭露出世界考古史上第一個完整（海鹽）制鹽作坊區。

　　在進行魯北地區先秦鹽業考古“中國早期鹽業文明”項目中，由于雙王城鹽業遺址群所具有的延續時間長、發掘資料全的特點，遂以雙王城遺址資料建構起完整編年框架，以此為基本參照系，對項目中發現的所有遺址資料進行年代分析與斷定。雙王城各鹽業遺址出土的盔形器分五期，1—4期與殷墟1—4期相對應，第5期相當于西周早期。

　　雙王城鹽業遺址的發現發掘，尤其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個商周時期完整（海鹽）制鹽作坊區的揭露，在解讀中國海鹽技術史和經濟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此前學術界認為中國海鹽曬制技術始于元，也有學者主張始于宋金（郭正忠：《中國鹽業史·古代編》第242頁）。但雙王城完整制鹽作坊及工藝流程的揭露，說明商代雙王城鹽業遺址反映的商周時期海鹽生產技術已經結合了日炙（曬）法，也說明商周時期雙王城的鹽業生產是用地下鹵水而非直接用海水作原料，從而徹底改寫了中國鹽業技術史。

　　壽光雙王城鹽業遺址群已歷經6次系統考古調查，調查范圍36平方公里，目前發現商周至宋元時期鹽業遺址83處，其中龍山文化時期4出，商周時期76處，東周時期4處，金元時期6處，所獲資料盔形器最為豐富。

　　對雙王城鹽業遺址群的考古發掘，考古工作者是首先根據雙王城一帶自上世紀50年代起的土地改造所形成水系縱橫條臺田的有利條件，采用系統考古調查方法，進行全覆蓋式的勘查、鉆探、鏟刮斷面、試掘，對鹽業遺址群數量、規模、空間分布等狀況進行全面調查，并將其一一拍照、測繪、記錄，將其落在萬分之一、五千分之一的測繪圖和衛星拍攝地圖上，達到對其總體面貌的全面掌握。在此基礎上，重點對三組遺址進行發掘，將其面貌及生產工藝流程進行揭露，這在中國近百年田野考古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考古史及研究人類文明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在落實由雙王城鹽業遺址發現發掘而引出的“魯北沿海地區先秦時期鹽業研究”課題所進行的大面積考古勘查中，在雙王城鹽業遺址群以東又發現壽光大荒北央、壽光王家莊、壽光菜央子、壽光單家莊、寒亭韓家廟子、寒亭固堤、寒亭峰臺、寒亭西利漁、昌邑東利漁、昌邑唐央（厫里）等鹽業遺址群。雙王城鹽業遺址群以西又發現廣饒南河崖、東馬樓以及黃河三角洲地區的5處鹽業遺址群。鹽業遺址群總數達到111處（其中同時共存又各自獨立的鹽場群有7處），遺址總數達到300多處。

　　雙王城鹽業遺址群是目前發現最早、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鹽業遺址群（縱向劃分為三期，三期鹽場總數95個，作坊152個。那時的鹽業生產為季節性生產，即產期結束運回產品，次年春季再返回生產）。雙王城鹽業遺址群分布地帶以南10公里至30公里之間，為地質年代上的咸淡水分界線（全新世海侵所達范圍），即今壽光臺頭、高家、崔家、南袁、孫家嶺、北嶺、薛家嶺、后疃、王莊、豐城高家、埠子頂一帶。在這條海侵線兩側，分布著一批遠古、上古時期的古人類聚落遺址，出土遺物、延續年代、堆積形態和規模與其以北的鹽場（雙王城）、內陸（咸淡水線以南）既相同又不相同。出土的制（盛）鹽標志器物盔形器從殷墟一、二、三、四期到西周早期，與雙王城遺址出土者相一致。

　　王高（王高之王姓乃由殷墟之地安陽遷來，或即商王之后——《王高鎮志》第80頁）薛家嶺及相鄰之古城均出土過大批貝幣、蛋殼陶杯、骨筮、石器、青銅器和銅車馬。出土銅器中的鼎、爵、觚、尊、罍、卣等有“己”、“并”、“齊”（孫敬明：《濰坊古代文化通論》第16頁）等款式，為商代遺存。國內傳世銅器載有銘文“亞并父己”、“并”、“并方”、“父辛并”、“并作父寶尊彝”以及國外（瑞典、日本等）收藏中國的青銅器有銘其“并”者。甲骨文有卜問并地農事（“叀般乎田于并”）、遣并氏返國、派并氏去祭祀黃河的記錄。傳世銅器銘文有“己”、“并”者有爵、斝、卣等，學者還認為春秋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騈鄑郚”之“騈”即以上銘文之“并”。以上均說明“己”、“并”之族與商王朝有著非常關系。由古城、王高出土物表明，這一帶遠古、上古時期的人類聚落等級與規格在本區域中是很高的。

　　古城、薛家嶺一帶是壽光境內三條彌河故道中居中且是文化遺跡最密集的古河道入海處，為壽光大汶口文化與龍山文化相連續的集中分布區。由這一帶沿彌河故道上溯向南，中部火山埠（考古發現，火山埠遺址文化堆積厚達3—5米，從大汶口文化至漢代延續達3000年之久—賈效孔：《壽光考古與文物》第47頁）、咼宋臺是壽光境內一大汶口文化集中分布區，且龍山文化遺址密集到當代村莊的71.4%（賈效孔：《壽光考古與文物》第45頁），這里的殷商至西周早期聚落遺址有60余處，這里出土的青銅觚、爵、戈等，銘有“己”之名。該區聚落在空間分布上與雙王城—大荒北央以及緊鄰的廣饒東北塢—南河崖等鹽場群相對應。

　　與壽光彌河中部60余處殷商至西周聚落遺址相連，于壽光青州接壤處的蘇埠屯周圍又有20余處殷墟至西周早期遺址，其中肖家遺址出土了代表軍事權力的青銅鉞。位于青州東夏鎮蘇埠屯村東土嶺上有一6萬平方米墓地，到上世紀70年代僅存2萬平方米，歷年出土大量青銅器。目前共發現15座墓葬，兩座車馬坑（多被盜），其中1座大墓有4條墓道，2座有2條墓道的“中”字型墓，5座1條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從出土青銅器銘文可分出3個族氏，其中“亞醜”（亞丑）族3座（有學者集有帶亞醜銘文的青銅器103件），“作冊融”族1座（作冊是商之史官之稱，即融是商王的史官，學者徐基認為壽光古城商青銅器之銘文為“己冊”，即己族首領亦為商王史官—徐基：《商代的山東》第64頁），“藝從”（藝從）族1座。屬于亞醜族的唯一有4條墓道的大墓墓中有殉人48個，殉狗6只。這是目前發現安陽殷墟商王墓葬之外唯一一座4墓道墓葬，墓的主人學者認為是東夷薄（蒲、亳、博）姑國首領（薄姑又寫作蒲姑、亳姑等，應為少昊時期鳥官系統“五鳩”之“鷦鳩族”中的鵓鳩即鵓鴣氏，與祝鳩氏同為司徒官即主管土地與政教的官，后鵓鴣氏西遷后又衍生出亳字，亳字的緩讀即薄姑，亳后專為商代子姓宗社之通稱，今青州市彌河一側還有鵓鴣王村——張富祥《東夷古史傳說》第103頁，《青州市志》第137頁）。

　　亞醜族氏，甲骨文有“辛卯，王……小臣醜……其作圉于東對（邦），王占曰吉”的記錄（“小臣”是商王朝時對官員的總稱，非“小官”之意。殷商時有商王的軍帥丑葬于蘇埠屯，到戰國時代，在壽光出了一位學問家

公孫丑，宋鄭和五年，即公元1115年宋徽宗封公孫丑為壽光伯—民國《壽光縣志·大事記》第8頁）。亞醜族之青銅觥、爵、罍、甗上有“亞醜，者（諸）后以太子尊彝”銘文，學者認為屬于醜祭祀王后和太子的禮器。亞醜族氏與商王亦為非常關系。蘇埠屯所代表的彌河中游十分密集的殷墟至西周早期文化遺址，是殷墟時期整個萊州灣沿岸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管理中心。

三

?　　學者王守功在《山東龍山文化》（第128頁）中指出：主要分布于沂山以北魯北中部彌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姚官莊類型，地處海岱文化“腹心地帶”，為典型龍山文化。該類型龍山文化不直接與其他考古學文化接壤，歷史文化“單純”，且“代表龍山文化陶器制作最高水平的蛋殼陶高柄杯數量多且種類復雜”，該類型與城子崖（章丘）類型均為魯北文化區，是龍山文化“中心區域”。在姚官莊龍山文化類型區，邊線王村（壽光）發現了城址，城址的城墻底下挖有工程浩大的基槽。同樣在這一文化類型區的彌河上游“西朱封（臨朐）發現三座大型重槨墓葬”。

　　學者欒豐實在《大汶口文化》（第145頁）中指出：魯北地區“大汶口文化遺址，應該就是少昊部族所創造的文化”。欒豐實之“魯北地區”、王守功之“沂山以北地區”同指今彌、濰流域。少昊贏姓，贏姓即燕姓。東夷之夷，出于燕的方言古稱。少昊氏族以鳥為圖騰，而產生于彌河流域的益族即為嬴姓（益亦由燕的古音分化而來）。益之名的古文是燕子的象形，燕即玄鳥，后神化為鳳。

　　除《詩經·商頌·玄鳥》之“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和傳世商代銅器銘文“玄鳥婦”外，近世出土商甲骨文中又有商以鳥為圖騰的證據，如商王先公王亥之名寫作“亥”與“隹”的合文，隹即是鳥?！渡胶＝洝酚型鹾ァ皟墒植嬴B，方食其頭”的記錄，與甲骨文記述相合?！渡胶＝洝ず冉洝愤€記“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民”（鹽又與燕音同），即該族氏以鳥為圖騰，善產鹽。《左傳·定公十年》載：“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裔、衣同指并舉，而漢碑文之裔實由“商”“衣”（周時衣、殷即后之夷）合文，說明周人心目中商人本為夷。

　　《史記·殷本紀》載：商人的祖先名契（“契被封于商”—王玉哲：《中華遠古史》第175頁；“今豫東商丘是商人始祖契的封地，后來其地又稱宋，商、宋同名而異稱，屬音轉現象”——張富祥：《東夷古史傳說》第93頁）。而契字本意為刻木記事，與文字起源有關。迄今為止學術界公認最早的圖像文字是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出土的13個陶文，學者認為這些陶文與后來發現的殷墟甲骨文是一種直接淵源關系。陵陽河先人建立的古國莒正是贏（燕）姓國。

　　商字的本意為酒器，商族的起源當與酒和酒器密切相關，與甾（甾的本意指古代盛酒的瓦器。但作為族名卻是指專為鹽業生產燒制陶器的族氏，覃姓族則是指專事煮鹽的族氏—燕生東：《渤海南岸地區商周時期鹽業考古研究》第7頁）字起源相同。考古發現，莒縣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成套制備米酒的器具，包含有漏缸、尊、鬶、觚形杯、高柄杯和瓶，陵陽河古國被學術界稱為“釀酒業發達”。陵陽河古莒國還發掘出土了笛柄杯，可吹出4個樂音，被稱為“迄今已發現我中華民族最早也是唯一陶制橫吹管樂器”，標志著少昊氏先民在音樂領域所達到的高度。少昊又稱金天氏，以冶金著稱，而沿沭（由沂山南流）、彌（由沂山北流）一帶的少昊氏文化被稱為冶煉技術發達，“青銅器獨樹一幟”。

　　傳世下來中國最早的一部神話與傳說故事全集《山海經》被稱為奇書，所記“奇言怪物”，難以卒讀，司馬遷都謂“余不敢言之也”。書中包含關于我國古代地理、歷史、神話、民族、動物、植物、礦產、醫藥、宗教等多方面內容，保存著豐富資料，是研究上古社會的重要文獻?！渡胶＝洝肥穫鳛椴嫠鳎h劉歆：“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列子》、《論衡》、《吳越春秋》均如是說），后學術界認為不可靠且主要部分成書于戰國初期。但既是史傳，卻不可以輕易徹底否定。伯益是產生于彌水流域益地先民的領袖，史載他曾助禹治水，在夏朝建立前的大聯盟中曾任“虞牧”一職，并被推為禹的繼承人，在當時有很高威信。伯益實是產生于彌河流域少昊氏先民（從彌河流域原始部落到三個古國及莒、譚、奄、徐等古國）后裔的總代表，依靠這里創造的高度文明，他對天下形勝作了初步記錄，后世又在此基礎上整理成書，這是極有可能的。

　　《山海經》記曰：“東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于此，棄其琴瑟”。這大壑應即遠古時代在沂沭斷裂帶上形成的原始彌河之狀，而其所謂之大壑（深坑）正可理解為面積1000平方公里的古巨淀湖（與舜部落在陽谷附近的大野澤發展成古國的地理特點一致，巨淀湖是地質年代沂沭彌斷裂帶上最大的凹陷湖，亦稱沿海瀉湖，形成于全新世中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燕生東：《渤海南岸地區商周時期鹽業考古研究》第13、15、89頁），這里即歸墟之地，即少昊建國之地。

　　《說文解字》載：“夷，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夷人的首領即為射正，即夷（益、羿）為善射族（張福祥：《東夷古史傳說》第84頁）。地下出土商代甲骨文、金文中“尸”字傅斯年、郭沫若等學者認定為即后世之“夷”字，是對古夷人踞即跪坐習俗的摹寫，至西周時才代以“夷”字）。蚩尤（蚩與益一樣，系由燕之古音分化而來，蚩尤系五鳩之音轉，五鳩即少昊氏鳥官系統中之執政官）是神話中“巨人”部族的代表（《逸周書·嘗麥解》載“命蚩尤宇于少昊”）。而彌（弭）河之彌的本意為取下弓上的箭，弭則指兩頭嵌飾骨角的角弓?！渡胶＝洝ず冉洝酚州d：“少昊生般，般是始為弓矢”，即少昊子孫發明了弓箭，而般之本意為旋轉陶坯制陶，用作地名則指淄河以西的淄川（古般陽）?！短接[·古史考》載：“黃帝作車，少昊略加牛”，記載少昊氏族最早懂得使用畜力。

　　少昊之昊（皞、皋）與少昊氏東夷先民的太陽崇拜有關。皋又為鳥。皋又通高，本意為古人在郊野水邊高地舉行祭祀禱告活動，均因太陽在高處，而鳥、高、皋皆因崇拜而生的音近字名。今壽光原王高薛家嶺一帶（此薛即漢“淄川國薛人”之公孫弘“牧豕海上”之地）為古彌河入?？?，又是重要的大汶口、龍山和夏、商、周、秦（后世壽光雙王城一帶設有秦城鄉。壽光巨淀湖以東古黑冢泊側有秦始皇所筑望海臺，壽光留有秦始皇的遺跡頗多，豈李斯陪秦皇東巡到雙王城一帶看到了倉頡墓中出土的石刻二十八字而只識其八、劉邦的博士叔孫通又識了十三？）、漢（漢壽光北部有漢武帝躬耕處及平望等封侯之地）遺址分布地帶。王高薛家嶺遺址是一處重要的從大汶口文化一直延續到商周秦漢的大型遺址，曾出土過巨量青銅器（兩車斗）和大批貝殼幣（用多個塑料編織袋裝運，貝幣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貨幣，殷墟婦好墓及蘇埠屯商代大墓均出土大量貝殼幣）及大批各類文物。

　　學者何其岳據《路史》“少昊生于稚華之野”的記載（稚華為今河北滄州市鹽山縣，地處冀魯邊界），認為少昊之地在河北，漢即在此設高城縣，此高即因于少昊之昊。此說亦同樣說明少昊氏源于渤海沿岸，且與原始海鹽業相關（由“少昊之國”在今彌河中下游，則《山海經·海內經》所記“鹽長國鳥氏”文“西海之中，有國名鹽長國，有種人長著鳥的腦袋，人稱他們為鳥民”， “西海”指今天的河北鹽山縣當是十分正確的，與今學術界所公認的商族初從今山東商河一帶發展起來的結論完全相合。海鹽生產技術是從今雙王城一帶逐漸向西、向東傳播的—燕生東：《渤海南岸地區商周時期鹽業考古研究》第60頁、《山東地區早期鹽業的文獻學敘述》第3頁）。王高之高與高城之高系同理，且王字的產生即源于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權杖玉鉞和大石鉞，即王字本型為不納柄之斧鉞（欒豐實：《大汶口文化》第111頁）。

　　《山東鹽業》2005年第二期關于雙王城鹽業遺址（處于王高以北海退后的海河沖擊平原）的報道載：記者隨專業人員在雙王城水庫西側遺址所處條臺田排水溝中發現大量古代陶片，經鑒定最早為夏代，然后是商周時期。在其南側相連的古城則是彌河故道上也是歷史上最早的益（族）都（設有益族之宗廟先君之主）所在地。這說明，從王高一帶古彌河入?？谝恢鄙纤莸綇浐又杏蔚拇筱肟?、龍山文化遺址，亦即以雙王城鹽業遺址為代表的彌河中下游一帶是東夷少昊族（國）文明的源頭。

　　前邊已述及山東境內原始人類發展到部落社會階段時，形成了彌河中游、章丘和薛河流域三個大部落，由這三個大部落衍生出古國時期的約10個古國。從地理上說，薛河流域部落、章丘部落向西向北都有廣闊的發展腹地和空間，而唯獨彌河中游部落向北為海，向東亦無大的腹地可發展，又由于這三個部落發展到北辛文化晚期以至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以彌河中游部落最早開發了海鹽資源而且創造了當時最先進的文明，人口急劇膨脹，經濟快速發展，文化高度發達，社會迅速繁榮，高于任何其他地區文明（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第91頁），因而人口和文化沿著向南的沂、沭河谷地帶，且沿泰沂山南緣、北緣迅速向南（達于黃海、東海沿岸）、西南（萊蕪、曲阜一帶）及西（章丘）和西北（商河）一帶甚至跨海向燕、遼地區傳播，而其中重要的一支即到達今山東商河的一支，接近于與山西運城鹽池周邊地區文明，處于與夏族、周族文明交流的前沿地帶，并以這一支少昊氏后裔為主，帶領原少昊氏各族展開了與夏族、周族的長期交流、融合與博弈，最終戰勝夏族而取得中原大聯盟盟主地位，創造了600年輝煌燦爛的商文化。

　　商湯于公元前1600年滅夏立商，至盤庚時已歷300年。彌河流域少昊氏先民中的一部分分別沿沂、沭斷裂帶形成的彌沭河谷地帶向南（現存唯一的倉頡四目像即發現于沂南北寨漢墓畫像石上），沿渤海沿岸向西，分別在山東西南部的曹縣和山東西北部的商河一帶發展起來，在不斷遷徙中匯合起來，成為最終在豫魯交界（曹縣、商丘、偃師等地）一帶，與中原夏族、周族相鄰并相融的一大勁旅，最終代夏而立（商族在早前期是高度遷徙的游牧民族，至盤庚遷殷之前的經濟生活為一種游蕩的粗耕農業生活，商王還雜于小人共同勞動，農業生產工具是石、骨、蚌質工具，遷殷之后才進入精耕農業和定居生活階段。史說商在湯滅夏前八遷，滅夏后五遷，其實還要多。商人“不常厥邑”，即地力耗盡后，每隔十數年或數十年，必須遷徙一次）。

　　由于這部分少昊氏先民從彌河流域遷徙出去以后，漸成為一支有著廣泛血緣融合的獨立族群（以其居地名為商，遷殷之前商地有多處），然又由于商氏族群與少昊先民的淵源關系，所以自湯滅夏及其后的若干商王均與夷人保持友好關系。但中商以后，由于內起禍端，仲丁以“藍（萊）夷作寇”為由，把戰略目標轉向東方。而商后期西方周國已羽翼漸豐，已構成對商朝的威脅。一個強大王朝，必須有強大的經濟基礎。由于商氏族群血液中留有的海岱文化基因，由于他們對東方資源（鹽與金，《管子·地數篇》“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的了解，遂將其揮師先祖之地，占取魚鹽銅金之地，以此為大后方以與周族斗爭作為戰略選擇（徐基：《商代的山東》第7頁）。

　　殷墟時期，商人在北方、西方、南方、東南勢力退縮，唯在渤海南岸地區突然極度強盛起來，就是商王朝自仲丁以后歷代不斷強化這一戰略的結果（商王朝勢力東至彌、沂以西地區—徐基：《商代的山東》第47頁）。目前已發現300余處殷商時期與鹽業開發密切相關的文化遺址，出土物特點均屬商文化，這應是商王朝進行大規模人口遷移，組織進行大規模鹽業開發，進行文化擴張，建立政治中心，落實東進戰略的結果。

　　只在殷墟時代著名賢王武丁朝一段，史籍所記大規模征夷戰爭就有3次（“婦好征夷”、“其步伐夷”、“婦妌伐龍方”），《詩經·商頌·玄鳥篇》“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保礊槲涠Σ澈Ｎ髂习都盎春酉掠我娜擞帽脑伋?。而武丁之辭“若作酒醴，爾維曲蘗，若作和羹，爾維鹽梅”，則是武丁對大規模鹽業開發獲得巨大財富，使經濟社會獲得空前繁榮的極度贊美。

?四

　　商的遠祖是以高柄蛋殼陶杯為代表處于“中華史前文化領先地位”大汶口文化時期少昊氏先民遷出的一部分，與黃帝族通婚，并逐漸在豫魯一帶發展壯大。但他們根系里卻帶有海岱民族雄健而浪漫的文化基因，后世商文化的發展，無不透露出少昊氏先民文化的史影，如鹽之興，酒之興，銅之興，文之興。

　　彌河流域的姚官莊類型東夷文化是海岱文化的腹心地帶，是東夷文化的典型文化。這一帶的自然之阜首推魚鹽。東夷文化之夷的命名以此為中心，少昊氏鳥官系統以此為中心。這一帶由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一路而來，形成部落時代和古國時代山東境內最宏大規模和最高度發達的文明。又由于此地域北、東俱濱海，文化的輸出、人口的遷徙則主要西向和南向，事實上，自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這是這一帶文明的主要輸出方向，從而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商族和商文化的興起。

　　彌濰流域的自然之賦是魚鹽。魚鹽，主要是鹽在人類生命史、人類文明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鹽是東夷少昊氏先民最主要的地阜基因，燕、鹽、咸音同音近即應是實證。夷，從大從弓，不僅發明弓箭，而且身體高大，為巨人族。這與此地的自然之賦有直接關系，從此可以看出鹽在人類生命學中的意義。正是充分的合理的有質量的鹽分的攝入，才造成人體的健壯、生命的旺盛與力量的強大。因為鹽對于人類生命健康的意義，使它成為從人類生命起源時就視為很珍貴的東西，因此也成為人類最早的交易品，從而促成人類商業的誕生（或許商人正是最早從事鹽生產和貿易才促成商業的誕生）。

　　由于鹽對于人類生命極為重要的意義，足量的鹽分和合理的營養成分的攝入，使這里先民不僅身體高大，而且長壽（壽光古代歷史上即有長壽鄉，少昊后裔又有長壽之王彭祖）；不僅長壽，而且具有極強的活力、創造力和智慧。鹽之在人類生命學中的意義，還在于鹽使人具有極強的記憶力。這里誕生了最早的原始農業（壽光之壽的本意即為耕后地貌的象形，后以其紋引為長壽之義。壽字的本意代表的是原始社會時期發達的農業文明和社會經濟。壽字最早應產生于壽光一帶，是在大汶口、龍山文化圖像文字時代產生的字。后隨人口遷徙而南向、西向、北向廣播于中國各地。如莒縣之壽舒、曲阜之壽丘、東平之壽張、安徽之壽春、陜西彬縣之壽山等。與農業有關的還有史載“伯益作井”即伯益發明了水井技術、伯益為舜之“虞牧”即管理畜牧業的官員。商湯之后第五代王雍己之甲骨文形正同于古壽字—王玉哲：《中華遠古史》第353頁）。

　　這里產生了最早的原始鹽業（“宿沙煮鹽”）。這里產生了號為文明之巔的高柄蛋殼陶杯（商、甾均為酒器，即商之族人是善制酒與善飲酒者。迄今為止，酒酐濃烈，情意熾熱，通達健勇，高古清逸仍是壽光地方人文風俗、壽光文化性格的重要特征）。這里產生了最早的人類復合武器弓箭（壽光己族之己本意為捆綁弓箭的綸索，己國之若干城名與彌河之彌均與箭有關，還有“后羿（益）射日”等）。這里產生了最早的圖像文字與造字傳說（陵陽河圖像文字，“倉頡造字”，壽光紀臺發現的骨刻文字尚待考古發掘證實，陽、倉乃音近字，“陽河”、“倉頡”亦可音轉）。這里產生了最早成熟的紡織技術（龍山文化陶器底部有清晰的布紋，己族之己本義既為綸索，又是紡織象形）。這里產生了最著名的成套釀酒器具與青銅冶煉技術（陵陽河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這里產生了最早的樂器琴瑟和陶制橫吹管樂器笛柄杯。這里產生了最早的鳥圖騰崇拜（鳥形陶鬶，姚官莊陶塑人面像，鳥圖騰柱）。這里是中國最早最大規模的貝殼幣產地，等等。

　　上古社會歷史中有一種奇特現象，即鹽與酒的關聯。歷史上由于鹽是生活必需品這一性質，鹽成為最大宗的商品，不管由王朝經營還是私人經營，鹽都是最大宗的財富。糧食是生活必需品，酒的原料是糧食，獲取糧食要用錢購得。所以王朝得鹽時酒得以濫，私人得鹽時酒得以興。殷商王朝東進戰略的實施，獲得豐厚的鹽業資源，并通過官營與貿易，獲得巨額財富，所以有商一代以酒成風，不僅賢王武丁發出“若作酒醴，爾維曲蘗”的慨嘆，而且殷商終以末代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男女倮逐”為“長夜之飲”的荒淫生活和腐敗而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