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安雅堂全集》

　　清代宋琬著。宋琬（1614～1674），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今屬山東）人。順治四年（1647）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吏部郎中，出為隴西道。順治十八年擢浙江按察使，因山東于七農民起義，仇家告他有牽連，因此，系禁三年，幾乎死于獄中。獲釋后，長時期流寓吳、越，至康熙十一年起用，授四川按察使。次年入京覲見，適逢吳三桂舉兵占領成都，因家屬留蜀，驚悸憂愁去世。《清史稿·文苑》中有傳。

　　宋琬以詩名世，是清初著名詩人。他與嚴沆、施潤章、丁澎等相唱和，被稱為“燕臺七子”；與安徽宣城施閏章齊名，有“南施北宋”之稱。宋琬一生困厄多于舒愉，發而為詩，多為感時傷世之作何悲苦怨懣之詞，如《庚寅臘月讀子美同谷七歌效其體以詠哀》《寫哀》《獄中對月》《晨星嘆》《埋憂》《聽鐘鳴》等；也有一些暗寓故國之思的作品，如《悲落葉》、《重晤李舒章》。也還有些關心民生的詩作，如《同歐陽令飲鳳凰山下》。其古體詩和律詩寫得尤好。用語奇麗，比喻清新，屬對工巧，有的以雄渾見長，有的委婉含蓄，凄婉動人，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極為時人所推崇，被稱為“詩人之雄”，有人贊為“東海之偉人”。與他同時代的金之俊，在為《安雅堂集》所做的序中說：他的詩“其識宏，其慮遠，其情長，其氣清以厚，其調雋以永，其格嚴以老，其言確以質，殆有如懷沙遠游，屈子悲憤之所感”乎。

　　宋琬一生著述很多，有詩文集（現在能見到的詩有1333首，文223篇），《二鄉亭詞》165首，此外還有賦2篇、劇本一個。均收在《安雅堂全集》中。宋琬生前即有詩文集印行，死后其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重刻《安雅堂全集》20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安雅堂未刻稿》一冊和《入蜀集》一冊問世。

　　今有臺灣商務印書館點校本《安雅堂集》4冊，1969年版；馬祖熙點校《安雅堂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該書以乾隆丙戌（1766）本為底本，校以各初刻本及己卯本、丙寅本，分詩（1至7卷）、文（8至15卷）、詞（16至17卷）、雜劇（18卷）四部分，是宋琬集較全較精的一個版本。另有陸勇強《宋琬集外詩文考述》《內江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11期，輯得宋琬集中未收錄者詩7首、序1篇、書信1封。

143、《翁山詩外》、《文外》

　　清代屈大均著。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號萊圃，廣東番禺人。16歲時補南海縣生員。1646年清軍陷廣州，次年，18歲的屈大均參加其師陳邦彥以及陳子壯、張家玉等的反清斗爭，同年失敗。后至肇慶，向南明永歷帝呈《中興六大典書》，授以中秘書，不久因父歿急歸。順治七年（1650年），清兵再圍廣州，屈大均為避禍，于番禺縣雷峰海云寺削發為僧，法名今種，字一靈，名其所居為“死庵”，以示誓不為清廷所用之意。清康熙十二年（1673），平西王吳三桂在昆明起兵，大均赴桂，上書縱論兵事，被委為廣西按察司副司監督孫延齡軍。不久知吳只想劃江稱王，遂托病辭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鄭成功的孫子鄭克爽降清，屈大均大失所望，即由南京攜家歸番禺，終不復出，著述講學，移志于對廣東文獻、方物、掌故的收集編纂，先后成書有《廣東文集》、《廣東文選》、《廣東新語》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五月十六日（6月27日）病逝。他撫育成人的八個子女，均以“明”字命名，如明洪、明治等，都表達了他誓為明人的愛國情懷。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屈大均去世78年后，屈大均所有著作均被清廷列為焚毀的禁書，連兩個不識字的孫子也受牽連被“從寬”處斬，并且要對屈氏發棺戳尸，因未找到墓穴而作罷。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詩人，與陳恭尹、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大家”。

　　詩作內容以抗清復明、弘揚民族氣節為主，但其中充滿著關注社會、體恤民生的情愫。其詩受屈原影響很深，又兼有李白杜甫之長。但在繼承的同時又自鑄偉辭，開辟出自成一家的“翁山詩派”，其中的《過大梁作》、《塞上曲》、《寒上感懷》、《望云州》、《舊京感懷》、《早發大同作》、《魯連臺》、《詠懷》等，無不是他愛國憂國激情的表露。他的另一些詩如《揚州感舊》、《白門秋望》、《猛虎行》、《大同感嘆》、《民謠》、《菜人哀》、《高州大水作》、《雷女織葛歌》等篇中，對南明政權的腐敗表示痛心。他對清朝的苛政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對廣大人民所受禍難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屈大均詩的藝術特點是氣魄雄放、筆力遒勁，富于瑰奇的想象，形成詞語璀璨瑰麗、情感沉烈恢宏、意象雄奇的獨特風范，將文采美、性感美與理性美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得他的詩文具有動人心魄的藝術感染力。為“嶺南三家”之冠。王瑛《嶺南三大家詩序》評為：“如萬壑奔濤，一瀉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蛟龍神怪，非若平湖淺水，止有魚鱉。”

　　其文沉浸秦漢，簡潔高古，品格不凡。詞作不多，然如〔紫萸香慢〕《送雁》、〔長亭怨〕《與李天生冬夜宿雁門關作》等，亦不愧為“聲情激越，噴薄而出”，“縱橫排畀”（葉恭綽《廣篋中詞》）之作。

　　屈大均著作宏富，有《廣東文集》、《翁山詩略》、《道援堂集》、《翁山詞》、《翁山詩集》、《翁山文外》、《翁山詩外》、《翁山文鈔》、《廣東新語》、《翁山易外》、《登華記》、《四朝成仁録》等。多毀于雍正、乾隆兩朝，后人輯有《翁山詩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廣東新語》及《四朝成仁錄》，合稱《屈沱五書”》在屈大均生前已刊行的詩集有《道援堂集》、《翁山詩外》、詞集《騷屑》；去世后不久又刊行了新編《屈翁山詩集》及《嶺南三大家詩選》等。

　今存僅有《翁山詩外》十五卷（清康熙刻本）、《屈翁山詩集》八卷（清康熙刻本）、《道援堂集》十三卷（清道光刻本）等數種。清宣統二年（1910）國學扶輪社排印本：《翁山詩外》十九卷，《翁山文外》十六卷。

　　今有：歐初，王貴忱主編《屈大均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八冊，包括《翁山易外》、《四書補注兼考》、《皇明四朝成仁錄》、《永安縣次志》、《廣東新語》、《翁山文外》、《翁山文抄》、《翁山詩外》等；陳永正主編《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1970年香港刊行。

144、《霜紅弇集》

　　清代傅山著。傅山（1606～1684），明清之際思想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真山、濁翁、石人等別名山西太原人。明諸生。明亡為道士，隱居土室養母。康熙十七年給事中李宗孔舉薦博學鴻詞科，固辭。有司強迫，至令役夫舁其床以行。至京師二十里，誓死不入。大學士馮溥首過之，公卿畢至，山臥床不具迎送禮。魏象樞以老病上聞，詔免試，加內閣中書以寵之。山冬夏著一布衣，自稱曰“民”。有人反問他：“你不是內閣中書嗎”，便不回答。不應也。卒，以朱衣、黃冠斂。顧炎武極服其志節。

　　傅山是清初極有氣節的遺民，傅青主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李顒、顏元一起被梁啟超稱為“清初六大師”。于學無所不通，經史之外，兼通先秦諸子，又長于書畫醫學。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學者以經學為中心的研究范圍，而是獨辟研究子學的途徑，沖破宋明以來重理的羈絆，開拓了新的學術研究領域，成為清之后研治諸子的開山鼻祖。傅山的書法被時人尊為“清初第一寫家”。所畫山水、梅、蘭、竹等，均精妙，被列人逸品之列。詩文初學韓昌黎，崛強自喜，后信筆抒寫，俳調俗語，皆入筆端，以此成名家。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稱傅山“詩文外若真率，實則勁氣內斂，蘊蓄無窮，世人莫能測之。至于心傷故國，雖開懷笑語，而沉痛既隱寓其中，讀之令人凄愴”，如《青羊庵》便是“勁氣內斂，蘊蓄無窮”的代表之作作。詩人在托青峰以抒懷明志之中，也暗含“心傷故國”的沉痛，另外還有《甲申守歲二首》、《乙酉歲除八絕句》、《燕子磯看往來船態頷之》等代表之作。傅山一生著述頗豐，可惜所著宏論，大都散失，只存書名和篇名，留存于世的僅《霜紅龕集》和《兩漢人名韻》兩部。

　　今存有《霜紅龕集》，清代丁寶銓編，40卷，凡詩賦14卷，文26卷，附錄轉機、事略3卷，年譜1卷；吳言生，景旭解評《傅山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45、《亭林詩文集》

　　清代顧炎武著。顧炎武（1613～1682），本名繼坤，改名絳，字忠清；明亡后，改炎武，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俑，學者尊稱為亭林先生。南直隸蘇州府昆山（今屬江蘇）人。14歲取得諸生資格后，便與同里摯友歸莊共入復社。屢試不中，“自27歲起，斷然棄絕科舉帖括之學，遍覽歷代史乘、郡縣志書，以及文集、章奏之類，輯錄其中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等記載，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開始撰述《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崇禎十四年（1641）二月，祖父顧紹芾病故。崇禎十六年（1643）夏，以捐納成為國子監生。明末曾參加昆山抗清義軍，敗，幸而得脫。后漫游南北，屢謁明陵。康熙十七年（1678）開博學鴻儒科，招致明朝遺民。顧炎武三度致書葉方藹，表示“耿耿此心，終始不變”，以死堅拒推薦。康熙十八（1679）清廷開明史館，顧炎武以“愿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回拒熊賜履。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韓姓友人家，上馬時不慎失足，嘔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他學識淵博，在經學、史學、音韻、小學、金石考古、方志輿地以及詩文諸學上，都有較深造詣。被稱作是清朝“開國儒師”晚年側重考證，為清代考據學開山之祖。他繼承明季學者的反理學思潮，不僅對陸王心學作了清算，而且在性與天道、理氣、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諸多范疇上，都顯示了與程朱理學迥異的為學旨趣。以經世致用的鮮明旨趣，樸實歸納的考據方法，創辟路徑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眾多學術領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的終結，開啟了一代樸實學風的先路，給予清代學者以極為有益的影響。其學以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為主，合學與行、治學與經世為一。著作繁多，以畢生心力所著為《日知錄》，另有《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韻補正》、《天下郡國利弊書》等

　　顧炎武論詩，主張抒發真情實感，反對尖新奇巧，認為“詩主性情，不貴奇巧”。強調文學作品的社會功能，反對無病呻吟和無聊應酬之作，認為“和韻最害人詩”。提倡作詩要有獨創精神，反對因循模擬。顧炎武詩作，現保存下來約400多首，多面表現了他在激烈的民族矛盾斗爭中的政治態度和思想感情，一些屬于紀實類作品，如《秋山》二首，描述江南人民的反清斗爭，控訴清軍的罪行；《千里》則記述自己參加湖上義軍的抗清經過，可作為史詩來讀。一些抒情性作品，或詠物明志，或即興抒情，寫得慷慨而悲壯，如《精衛》、《海上》四首、《贈朱監紀四輔》等。顧炎武是學者兼詩人。他的詩也顯出學力方面的功夫：筆墨矜重，不假雕飾，質樸無華，雖事用典，但顯豁而不艱澀，具有“詩無長語，事必精當，詞比古雅”的特點，沉郁蒼涼又古樸豪宕。具有深厚的藝術容量，給人以強烈的質實之感。

　　顧炎武其詩文集因觸清代忌諱，后世傳本被多加竄改和刪削。華忱之整理的《顧亭林詩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其中的“亭林文集”以四部叢刊影印潘耒刻本為底本；“亭林余集”是用蒯光典重刻本為底本，以傅增湘手抄本參校。分為十六卷：凡《文集》六卷，《余集》一卷，《蔣山傭殘稿》三卷，《佚文輯補》一卷，《詩集》五卷，《集外詩補》三首，附《熹廟諒陰記事》，是顧炎武詩文集較為完備的一種。

146、《南雷文案》

　　清代黃宗羲著。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洲，學者尊為南雷先生，浙江寧波余姚明偉鄉黃竹浦（今黃埠鎮）人。其父親黃尊素為萬歷進士，天啟中為御史，是東林黨人，因彈劾魏忠賢而被削職歸籍，不久又下獄，受酷刑而死。十九歲的黃宗羲乃進京訟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錐擊傷主謀，追殺兇手，明思宗嘆稱其為“忠臣孤子”。黃宗羲歸鄉后，即更加發憤讀書，“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云樓錢氏，且建‘續鈔堂’于南雷，以承東林之緒”（《清史稿》480卷）。又從學于著名哲學家劉宗周，得蕺山之學。清軍入關后，黃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數百人組成“世忠營”參加反清戰斗，達數年之久。失敗后返鄉閉門著述，清庭屢次詔征，皆辭免。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與顧炎武、王夫之并稱“明末清初三大儒”；與弟黃宗炎、黃宗會號稱“浙東三黃”；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稱為“清初五大師”。為人多才博學，于經史百家及天文、算術、樂律以及釋、道無不研究。史學上成就尤著：清廷撰修《明史》，“史局大議必咨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以及其后開始草創，并由后人和學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學案》這兩部著作，在中國史學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開創了中國史學上的新體裁，即“學案體”。學案體以學派分類的方式介紹一定時代的學術史，這種體裁被清人取用，成為編寫中國古代學術史的主要方式。政治思想上他從明王朝的腐朽黑暗中，看出了封建制度的許多弊端，喊出“天下為主，君為客”這一振聾發聵之聲（《原君》），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

　　黃宗羲文學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論文主張言之有物，反對那些“徒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間，組織紉綴以求勝”，譏刺內容“空無一物”的作品（《陳葵獻偶刻詩文序》）。其傳狀、碑志文，涉及人物的方面很廣，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際大變動的社會面貌。他身為史學大家，對明朝歷史典故極為熟悉，且多身歷見聞，又善于敘事，故寫來都逼真傳神。其中尤著力表彰忠臣義士的堅定節操和壯烈行為。如《張煌言墓志銘》、《余若水墓志銘》等在《子劉子行狀》中，對劉宗周諍臣兼學者的形象，倔強鯁直的性格，刻畫得很成功。明末東林、復社的反宦官斗爭、南明政權內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爭，也在他的散文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其政論文集《明夷待訪錄》，不僅深刻其體現進步的政治觀念和哲學思想，有的也是簡潔深刻、文字優美感人的政論文，如《原君》等。

　　黃宗羲詩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誦之作。他的詩直抒胸臆，不事雕飾，多故國之悲，懷舊之感。如《感舊》的“可怪江南營帝業，只為阮氏殺周鑣”，諷刺了南明弘光朝的馬士英、阮大鋮的倒行逆施。《山居雜詠》中：“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弦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充分表現詩人對抗逆境的頑強意志和樂觀精神。

　　黃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學、經學、地理、律歷、數學、詩文雜著為類，多至50余種，300多卷，其中最為重要的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明夷待訪錄》、《孟子師說》、《葬制或問》、《破邪論》、《思舊錄》、《易學象數論》、《明文海》、《行朝錄》、《今水經》、《大統歷推法》、《四明山志》等。黃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編定《南雷文案》（因撰者為南雷里人，故名）刪訂為《南雷文定》、《文約》。

　　《南雷文案》，23卷，凡詩文集10卷，外集1卷，附集12卷（其中附《吾悔集》4卷、《南雷詩歷》3卷、《撰仗集》1卷、《子劉子行狀》2卷、并附錄黃百家《學箕初稿》2卷）。為撰者親手所定。初刊于清康熙初年。

　　今有：《南雷文案》上海時中書局1915年版；《南雷文案》、《南雷文案外卷》、《吾悔集》、《撰杖集》、《子劉子行狀》、《南雷詩歷》、《學箕》據四部叢刊本；《南雷文案》，商務印書館據四部叢刊本2009年出版。沈善洪《黃宗羲全集：南雷詩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47、《船山遺書姜齋詩文集》

　　清代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衡陽（今屬湖南省）人，字而農，號姜齋，別號一壺道人。明崇禎年間舉人。明亡之際，曾積極組織抗清斗爭，失敗后到南明桂王的政權中任職，南明亡后，更名隱居，潛心著述。晚年居衡陽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

　　王夫之是明清之際杰出的哲學家、思想家，與顧炎武，黃宗羲同稱明末三大學者。其一生堅持愛國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戰斗精神，至死不渝。為人學問淵博，舉凡經學、小學、子學、史學、文學、政法、倫理等各門學術，造詣無不精深，天文、歷數、醫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亦旁涉兼通，且留心當時傳入的“西學”。尤精于經學、史學、文學。

　　文學方面，善詩文，工詞曲。論詩多獨到見解。如對藝術創作中情與景的關系，曾有精辟的論述，他認為二者“雖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藝術的創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輔相成、不可割裂的。精于詩藝者，就在于善于使二者達到妙合無垠、渾然一體的地步。真正美的藝術創作，應該“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王夫之繼承了中國傳統美學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觀點，對此作了深入的闡發，在客觀上啟迪了后來王國維對于這一問題的論述。在文學創作中的文與質、意與勢、真與假、空與實、形與神，以及“興、觀、群、怨”等等諸多重要問題上，對于傳統的美學思想都有新的發揮和闡述。其文學創作受屈原影響很深，他曾說自己與屈原相比，“孤心尚相仿佛”（《楚辭通釋·序例》），又說：“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鄉，而遘閔戢志，有過于屈者”（《姜齋文集》卷五，《九昭·序》）船山詩自始至終貫穿著屈子的忠愛詩魂，呈現出一片“騷心”。船山詩眾體兼備，內容廣博，既體現了時代的心聲，又展露了個人的心跡，極具詩史價值。舉凡家國變異之痛，親故離合之悲，乃至時序之更替，物候之遷移均在船山詩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其中抒寫抗清豪情與亡國哀痛的如《詠雪》《耒陽曹氏江樓遲舊游不至》《哀歌示叔直》《初秋》其三等。其中《即事》其一、《病起連雨四首》更是與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產生共鳴；寫景詠物詩多將自然風物染上一層慘淡的劫后山河的暗色，凄清幽遠，別有寄托。《重登雙髻峰》《花詠八首·杜鵑》《敗葉廬》《上湘旅興》等；，船山詩還于親情多所反映，其中既有父子兄弟之情，又有夫婦之情。這些作品大致可分贈答與悼亡兩種題材。詩人在表現親情友情的同時，又時時不忘抒發易代之際的獨特感受，主題取向上亦以系心君國為念，蘊含著深厚的故國之思，如《聞極丸兇問，不禁狂哭，痛定輒吟二章》《續哀雨詩四首》其四、《留別圣功》等。

　　王夫之的著述存世的約有73種，401卷，散佚的約有20種。主要哲學著作有:《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尚書引義》、《張子正蒙注》、《讀四書大全說》、《詩廣傳》、《思問錄》、《老子衍》、《莊子通》、《相宗絡索》、《黃書》、《噩夢》、《續春秋左氏傳博議》、《春秋世論》、《讀通鑒論》、《宋論》等。

　　《船山遺書》為王夫之著作總集。收遺著18種，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同治初年，曾國藩、曾國荃兄弟重新匯刊《船山遺書》，合經、史、子、集四部，共58種，另附《校勘記》，為金陵刻本；光緒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書院補刻6種，統稱曾刻本。

　　今有：《船山遺書》，上海太平洋書店依曾刻本體例，共輯王夫之著述70種，補入新發現手稿6種，1930年重新用鉛字排印，為搜集最全之印本；《船山全書》，湖南岳麓書社在舊出《船山遺書》基礎上，1982年重新精校編印；另有《薑齋先生詩文集》，6冊，民國涵芬樓本；嵇文甫點校《王船山詩文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舒蕪點校《四溟詩話薑齋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

148、《初學集有學集》

　　清代錢謙益著。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東澗老人。學者稱虞山先生。常熟人。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進士，十年后的天啟泰昌元年才“詣闋補官”。官至禮部侍郎，因與溫體仁爭權失敗而被革職，奉詔削籍南歸。直到崇禎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長達三十五年的時間內，三起三落，旋進旋退，全部任職時間加在一起也不過五六年左右，談不上什么政績。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視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為他曾經參與了東林黨人反對魏忠賢閹黨的活動，還被視為士林領袖之一，在明末他已頗具影響。在明末他作為東林黨首領，已頗具影響。馬士英、阮大鋮在南京擁立福王，錢謙益依附之，為禮部尚書。后降清，仍為禮部侍郎。順治初，因江陰黃毓祺起義案牽連，被逮入獄，次仁獲釋。自是息影居家，筑絳云樓以藏書檢校著述。詩文在當時頗負盛名，東南一帶，奉為“文宗”。1666年，錢謙益以八十三歲的高齡病歿于杭州，歿葬于虞山南麓。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錢氏著述被列為“悖妄著書人詩文”，其已載入縣志者均被刪削。

　　錢謙益清初詩壇的盟主之一。作為詩人，他開創了有清一代詩風。當時人稱“前后七子而后，詩派即衰微矣，牧齋宗伯起而振之，而詩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從風，一歸于正。其學之淹博、氣之雄厚，誠足以囊括諸家，包羅萬有，其詩清而綺，和而壯，感嘆而不促狹，論事廣肆而不誹排，洵大雅元音，詩人之冠冕也！”（凌鳳翔《初學集序》）錢謙益的詩初學盛唐，后廣泛學習唐宋各名家，轉益多師，不拘一格。他學杜甫、元好問詩以樹骨力，學蘇軾、陸游詩以行氣機，學李商隱、韓偓詩以運用詞藻與比興，加上他才學兼資，藻思洋溢，往往寫成龐大的組詩。明亡后的詩篇，寄寓滄桑身世之感，哀感頑艷與激楚蒼涼合而為一，尤有特色。其中最能體現其“情真而體婉，力厚而思沉，音雅而節和，味濃而色麗”這一主體風格的，是那些抒發官場失意之牢騷，身世沉浮之感慨的七言律絕，如《天啟乙丑五月奉召削籍南歸，自潞河登舟，兩月方至京口，途中銜恩感事，雜然成詠，凡得十首》。詩題雖說“銜恩感事”，實則怨憤不平，但又委婉曲至，含不盡之意。反映明清易代的大動亂和個人深沉榮辱的大變化，這類詩作更能顯出作者個性。故國滄桑，身世憂危，眷念故國又成為貳臣，種種復雜感情，構成他明亡后詩作的主要基調。收入《投筆集》中的《后秋興》104首可為代表。其它的代表作還有《徐州雜題五首》、《獄中雜詩三十首》、《己酉歲宴集連宵，于時豪客遠來，樂府駢集，縱飲失日，追歡忘老，即事感懷，慨然有作四首》、《讀梅村宮詹艷詩有感書后四首》、《西湖雜感》20首、《哭稼軒一百十韻》、《左寧南畫像歌為柳敬亭作》等。

　　著作有《初學集》110卷（其中詩20卷、文80卷）、《有學集》50卷，該集由錢之門人瞿氏耜刻成于明崇禎十六年癸未九月。《投筆集》2卷、《苦海集》1卷及外集等多種。此外有《錢注杜詩》20卷；編選的《列朝詩集》77卷（順治間刊本作81卷）；《吾炙集》1卷；《太祖實錄辯證》五卷；《讀杜小箋》三卷；《讀杜箋》二卷。詩集別有錢曾的《初學集箋注》二十卷，刻于清初，后有翻刻本。乾隆時書遭禁毀，清末宣統二年，邃漢齋始以明瞿刻本與箋注本兩相對勘，作了校訂，并加按語，合兩本為一，以鉛字排印。二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影印明刻《初學集》，列入《四部叢刊》。

　　今有：校點本《牧齋初學集》、《牧齋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9、《梅村家藏稿》

　　清代吳偉業著。吳偉業（1609～1672），字駿公，號梅村，別署鹿樵生、灌隱主人、大云道人，世居江蘇昆山，祖父始遷江蘇太倉。天啟四年（1624），張溥創立復社，吳偉業即成入室弟子，名重復社。崇禎四年（1631），吳偉業參加會試，遭到烏程黨人的誣陷，被指控徇私舞弊，幸虧崇禎帝調閱會元試卷，親自在吳偉業的試卷上批上“正大博雅，足式詭靡”，才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崇禎十年（1637），吳偉業遷東宮講讀官，十二年（1639），再遷南京國子監司業。十三年（1640），升中允諭德（太子官屬）。十六年（1643），升庶子。順治元年（1644），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煤山，“先生里居，聞信，號痛欲自縊，為家人所覺。順治十年（1653），“詔舉遺佚，薦郯交上”，有司再三敦逼，吳偉業不得已乃應詔入都，授秘書院侍講，尋升國子監祭酒。順治十四年（1657），吳偉業以丁嗣母憂歸里。吳偉業一生與氣節自負復社相始終，所以對屈節仕清，深為愧疚。臨死遺言，用僧裝裹體。墓碑書“詩人吳梅村之墓”。

　　明末清初著名詩人，與錢謙益、龔鼎孳并稱“江左三大家”。其實，真正有資格與“才名滿天下”的詩壇領袖錢謙益并列的，只有吳偉業。錢氏兼宗唐宋，吳氏學唐，此后清代的各種詩派，大抵不出這二人的門戶，足見二人對清代詩歌影響之深遠。吳偉業又是“婁東詩派”開創者。吳偉業他一生寫詩千余首。詩以宗法唐人為主，兼取宋代蘇軾、陸游。詩歌風格是明清易代為界，可分為區別明顯的兩個時期。《四庫全書總目》評論說：“其少作大抵才華艷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為遒上。圍繞黍離之痛”。明亡后的詩作以明末清初的歷史現實為題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會變故，描寫動蕩歲月的人生圖畫，志在以詩存史。痛失名節的悲吟，是他詩歌的重要主題，也是其價值所在。吳偉業創立的詩體稱之為“梅村體”。所謂“梅村體”是指他在繼承初唐四杰七言樂府的格律和元白長慶體敘事體制基礎上，變化創新而成的長篇七言歌行。它吸取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和元稹《連昌宮詞》等歌行的寫法，重在敘事，輔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繽紛，溫庭筠、李商隱的風情韻味，融合明代傳奇曲折變化的戲劇性，在敘事詩里獨具一格。梅村體的題材、格式、語言情調、風格、韻味等具有相對穩定的規范，以故國愴懷和身世榮辱為主，“可備一代詩史”，又突出敘事寫人，多了情節的傳奇化。它以人物命運浮沉為線索，敘寫實事，映照興衰，組織結構，設計細節，極盡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體”敘事詩約有百首，如《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鴛湖曲》、《圓圓曲》、《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等，把古代敘事詩推到新的高峰，對當時和后來的敘事詩創作起了很大的影響。《圓圓曲》是“梅村體”的代表作，也是吳偉業膾炙人口的長篇歌行，

　　著有《梅村集》40卷，收錄詩文詞，康熙九年（1670）盧綋刻，時在梅村逝世前一年，梅村猶及審閱平定，乾隆時收人《四庫全書》。；又有《梅村家藏稿》58卷，凡詩20卷、詞2卷、文35卷、詩話1卷。比40卷本多出詩73首，詞5首，文61篇。宣統三年（1911）武進董氏刻本；清程穆衡、楊學沆《吳梅村詩集箋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另有《梅村詩馀》，傳奇《秣陵春》，雜劇《通天臺》、《臨春閣》，史乘《綏寇紀略》，《春秋地理志》等。

150、《壯悔堂集》

　　清初侯方域著。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號雪苑。商丘（今屬河南）人。明末諸生。祖父及父輩都是東林黨人，均因反對宦官專權而被黜。侯方域生性豪邁不羈，“不耐寂寞”，少年即有才名。曾主盟復社，與東南名士交游，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合稱“明末四公子”。文章風采，著名于時，史可法給多爾袞的回信《復多爾袞書》即為方域起草。入清后，應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河南鄉試，為副貢生。晚年失悔此舉，著《壯悔堂文集》明志。三年后抑郁而卒。

　　侯方域擅長散文，以寫作古文雄視當世。早期古文以才氣見長，流于華藻，工力不夠。他自己曾在《任王谷論文書》中說：“仆少年溺于聲伎，未嘗到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皆嬉游之余，縱筆出之，以博稱譽、塞詆讓，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瑟可憐。”后期取法“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縱橫恣肆，“一氣磅礴”（徐作肅《壯悔堂文集》序），為時人所重，與魏禧、汪琬齊名，并稱“清初三大家”。其散文往往能將班、馬傳記，韓、歐古文和傳奇小說手法熔為一爐，形成一種清新奇峭的風格，而尤以傳記散文見長。他的傳記文，大抵學習《史記》和唐代傳奇，善于刻畫人物，能抓住人物性格特點加以表現，具有浪漫氣息。最出色的一篇為《李姬傳》，歌頌了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義、辨是非，不阿附權貴的高尚品德。形象生動，文字簡練，敘事分明，情節曲折，均有唐代傳奇筆法，具有短篇小說特點。其論文書信，或痛斥權貴，或直抒懷抱，都能顯示出他的散文具有流暢恣肆的特色。《答田中丞書》、《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行文委婉而暗中有勁道隨之，乃“綿里藏針”的筆法。《與吳駿公書》、《與方密之書》等抒寫懷抱，都與得洋洋灑灑，流暢恣肆，富有氣勢，宋犖《三家文鈔序》稱之“奮迅馳驟，如雷電雨雹之至，颯然而下，可怖可愕，戛然而止，千里空碧。”如《與方密之書》：仆與密之交游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營營于懷，及至命筆，則益茫然無從可道。字里行間洋溢著對友人的拳拳眷念之情。其中關于友人所贈衣服的記敘，更是感人至深，令人有春風撲面之感。

　　著作有《壯悔堂文集》10卷，《四憶堂詩集》6卷。“壯悔堂”為其讀書治學之所。《壯悔堂文集》為其友人徐作肅所選編，包括正集十卷、遺稿一卷。共收文142篇。初刻于順治年間，然已難以見到。較易尋到的早期刻本為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本。另有乾隆十四年（1749）疆善堂刻本，題為“外孫陳履中、陳履平編次、外曾孫陳濂、陳淮、陳洛同校。”體例仍前，只是篇后沒有了賈開宗等四人的評語，刪去了“遺稿”傳十篇。另有光緒四年（1878）睢陽侯氏刻本和《四部備要》本。此書在乾隆年間數度被列入各省禁毀書目中。

　　今有《侯方域集校箋》何法周主編，王樹林注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51、《西河合集》

　　清代毛奇齡著。毛奇齡（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又字于一，蕭山城廂鎮（今屬浙江）人。以郡望西河，學者稱“西河先生”，與兄毛萬齡并稱為“江東二毛”。家貧，賴友人集資向國子監捐得廩監生。清初參與抗清軍事，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儒科，授翰林院檢討、國史館纂修等職，參與纂修《明史》。其間以《古今通韻》1卷進呈，得到贊賞，詔付史館。康熙二十四年（1685）任會試同考官。康熙二十六年（1687）因兩膝腫脹，關節僵硬，辭職歸隱，不復出。居杭州竹竿巷兄長萬齡家，專心著述。毛奇齡70歲時，自撰墓志銘，提出死后“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家病逝，葬于蕭山北干后浦灘。

　　毛奇齡是清代著名經學家、文學家。學識淵博，能治經、史和音韻學。毛奇齡的亦工詞，擅長駢文、散文、詩詞，都自成家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奇齡善詩歌樂府填詞，所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凄愴，又能吹簫度曲。”他的《西河詞話》，對詞曲的發展演變“縷陳始末，亦極賅悉毛奇齡的詩作，體式多樣，不乏佳作。如五絕《覽鏡詞》：“《除夕作》：“特點，是他擅長在尋常的景物情事上力創新境，別出新意。如七律《少年》、《朔方》、《錢唐逢故人》、《送人之耒陽》等等，都無不“自我胸中出”，“妙語出平淡”。毛奇齡有不少七言古詩，寫得非常凝煉，栩栩如生，堪稱清代敘事詩中的上乘之作。代表作有《楊將軍美人試馬請歌》、《錢編修所藏司馬相如玉印歌》等。

　　毛奇齡著述極富。其遺著由門人蔣樞所編為《西河合集》，共49368種卷，分為《經集》和《文集》二部。《經集》有《仲氏易》、《古文尚書冤詞》、《毛詩寫官記》等49種；《文集》有各體詩文、《蕭山縣志刊誤》《詩話》、《詞話》等。康熙庚子年間刻印

　　今有《西河文集》，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37年出版。

152、《呂晚村集》

　　清代呂留良著。呂留良（1629～1683），字莊生、又名光綸，字用晦，號晚村，別號恥翁、南陽布衣、呂醫山人等，暮年削發為僧，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浙江崇德縣（今浙江省桐鄉市崇福鎮）人。呂氏一生一身傲骨，視仕途如糞土，具有激烈的反清意識，不但用家產支援義軍，而且也曾直接參加抗清戰斗，左股中箭，留下終身創傷。清康熙五年（1666年）拒不應試，被革除諸生，當時朝野為之震驚。爾后，康熙十七年、十九年，兩次不應“征辟”、決意出家為僧、遁跡吳興縣妙山，筑風雨庵著書、講學，所著詩詞文章多有“謗議及于皇考”言論。其弟子及曾靜等人崇奉留良其說、為傳廣播，清雍正十年（1732年），呂留良死后49年，曾靜策動岳鐘琪反叛，被告發下獄，牽連呂的兩個學生。呂亦被剖棺戮屍，著作則被焚燬。其子孫、親戚、弟子廣受株連，無一幸免，鑄成清代震驚全國的文字獄“曾靜、呂留良案”。雍正在《大義覺迷錄》罵呂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傳說其孫女（一說女兒）呂四娘將雍正帝刺殺。

　　呂留良明末清初杰出的學者、思想家、詩人。為人博學多藝，“凡天文、讖緯、樂律、兵法、星卜、算術、靈蘭、青烏、丹經、梵志之書，無不洞曉。工書法，逼顏尚書、米海岳，晚更結密變化。少時能彎五石弧，射則命中。余至握槊投壺、彈琴撥阮、摹印斫硯，技藝之事皆精絕。然別有神會，人卒不見其功苦習學也。”（呂葆中《行略》）他在清代學術史、政治史上都曾經產生過較大影響。學術上，呂留良是以堅定的黜王尊朱面貌出現，他尊奉朱子，斥責王陽明心學，并非出于門戶之爭，而是為了“經世致用”，探討“生民禍亂之原”，以期正人心，救風俗。他是清初一個“經世致用”的學者，也是一個有作為的思想家，不能把他簡單地視作或“理學家”，也不能因為他的學術成就主要在編選“時文”，就認為他是“時文選家”。但是，由于他故世后，于雍正間為文字冤獄禍及，被清世宗斥為“千古罪人”而戮尸梟首，乾隆間其遺著又遭清廷盡行禁毀，因之雍正、乾隆及爾后學者，對呂留良的學行罕有論及。即使清亡以后，徐世昌《清儒學案》對呂留良也略而不論，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語焉不詳。

　　呂留良的散文多記其抗清經歷，山河易主后的悲憤以及自己的操守自誓，可視為明末清初有氣節的漢族士大夫心路歷程，如《祭董雨舟文》，回憶自己十七歲時，毀家赴難、與董雨舟聯絡參加抗清戰斗，直到兵敗返回故里的整段經歷：“憶年十七，追逐亂始，余毀厥家。公妙頰齒，經營巖澤，連絡首尾。塵扇所及，如潮赴海。海凍龍沉，蛇返鄉里”。《友硯堂記》通過購買一塊硯石的經過，記載了自己在嘉興城破、海寧失陷“竄跡山水”的逃亡經歷，以及與另一位抗清名士黃宗羲的交往和友誼。文風樸實中見沉痛，表露了當時有氣節的士大夫在國破家亡之際無力回天的無奈何傷痛。或是直抒其情，或是借題發揮，表現出很好的語言駕馭能力。

　　其詩與文相類，其敘事詩多記其抗清經歷，無力回天的悲憤和操守自誓，可視為詩史，如《亂后過嘉興》：“雪片降書下，嘉禾獨出師。儒生方略短，市子弄兵癡。”可視為清軍入浙之初，故明官吏望風歸附，獨有嘉興人民挺而抗爭的實錄，亦可大致窺見此時他在嘉興一帶留下的蹤影。一些山水題詠也是抒發類似感慨或追憶相關經歷，如《看宋石門畫輞川圖依太沖韻》：“憶我乙酉避亂初，全身持向萬山棄。銅爐石鏡公山溪，墺轉灘開負奇致。雖無別業比輞川，化安烏石差無異。萬馬搜山失腳來，每閱此圖輒三喟。”《后耦耕詩》則是在歸隱之后回憶抗清幾年的戎馬生涯，留下了箭傷。可貴的是，無論在哪一個時段，哪一類詩中，詩人強烈的反清意識和民族氣節始終都很鮮明強烈，就在《后耦耕詩》的一番回憶后詩人寫道：“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里姓名非。茍全始信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康熙三年詩人讀書起居的觀稼樓落成，欣喜之余，賦詩四首，其中第四首寫道：“空中自可安康節，地下誰當臥許公”“敢因竊附村名好，實愧南陽耕耒躬”。明確表示，要效法古代志節之士，隱居南陽，躬耕隴畝。”。至于深深刺痛請聽的“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兩句，更是操守的自喻。

　　著有《呂晚村文集》8卷、《東莊詩存》7卷、《續集》四卷；《東莊詩存》6卷（《清詩紀事》作七卷）、《慚書》1卷；與吳之振，吳自牧合選《宋濤鈔初集》．與張履樣合選《四書朱于語類摘抄》38舂；又有《精選八家古文》及后人匯刻其時文評語數種；刻印其遺文墨跡若干卷。此外，雍正《大義覺迷錄》中引用其日記多條。

　　今有徐正點校《呂留良詩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卞僧慧《呂留良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03年版；陳祖武《呂留良散論》，《清史論叢》第七輯。

153、《鈍翁類稿》

　　清初汪琬著。汪琬（1624～1691），字苕文，號鈍庵，初號玉遮山樵，晚號堯峰，小字液仙。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順治十二年中進士，曾任戶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康熙九年（1670）辭官歸里。康熙十八年（1679），召試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編修，預修《明史》，在館六十余日，撰史稿一百七十五篇，后乞病歸，晚年隱居太湖堯峰山，閉戶撰述，不問世事，學者稱“堯峰先生”。有《堯峰詩文鈔》、《鈍翁前后類稿、續稿》。

　　汪琬是清初著名散文家，與侯方域、魏禧，合稱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康熙曾稱贊他：“嘗與近臣論本朝文學砥行之儒，首稱數先生”。為文主張才氣要歸於節制，以呼應開闔，操縱頓挫，避免散亂。所謂“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深”（《答陳靄公書二》）。他反對“以小說為古文辭”，認為“既非雅馴，則其歸也，亦流于俗學而已矣”（《跋王于一遺集》）。這種觀點，偏于正統。其散文疏暢通達，一般論者認為受歐陽修的影響，而近于南宋諸家。“若其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絕，似李習之（翱）；簡潔有氣，似柳子厚（宗元）”（計東《生壙志》）。代表作有《陳處士墓表》、《堯峰山莊記》、《綺里詩選序》、《江天一傳》、《書沈通明事》》、《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等文是其代表作。

　　汪琬亦能詩，以清麗為宗，成就及影響不如其文。

　　著有《鈍翁類稿》62卷，《續稿》56卷。晚年自刪為《堯峰文抄》50卷，包括詩10卷、文40卷。

　　今有：李圣華《汪琬全集箋校》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

154、《帶經堂集漁洋山人精華錄》

　　清代王士禎著。王士禎（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貽上，號阮亭，又號漁洋山人，人稱王漁洋，新城（今山東桓臺縣）人，常自稱濟南人。順治七年（1650），應童子試，連得縣、府、道第一，與大哥王士祿、二哥王士禧、三哥王士祜皆有詩名。順治十五年（1658）戊戌科進士，文名漸著。順治十六年任揚州推官，“晝了公事，夜接詞人”，十七年（1678），受到康熙帝召見，轉侍讀，入值南書房。升禮部主事，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書。不久，因受山東造反王五案牽連，被以“瞻循”罪革職回鄉。康熙四十九年（1710），康熙帝眷念舊臣，特詔官復原職，因避雍正諱，改名士正。乾隆賜名士禎，謚文簡。

　　王士禎為清初一代宗匠，繼錢謙益而主盟詩壇。為人博學好古，能鑒別書、畫、鼎彝之屬，精金石篆刻，，與朱彝尊并稱。書法高秀似晉人。論詩依唐司空圖“自然”、“含蓄”和宋嚴羽“妙語”、“興趣”之說，創“神韻說”，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作詩要訣。早年詩作清麗澄淡，中年以后轉為蒼勁。擅長各體，尤工七絕。但未能擺脫明七子摹古余習，時人誚之為“清秀李于麟”（李攀龍），然傳其衣缽者不少。代表作有《秦淮雜詩》二十首。

　　一生著述宏富，著作達500余種，作詩4000余首。主要著作有：

　　《帶經堂集》92卷。其中《漁洋詩》38卷，文14卷，《蠶尾集》詩12卷；雜著筆記《居易錄》、《感舊集》、《古夫于亭雜錄》、《分甘馀話》，《香祖筆記》；詩話《池北偶談》、《五代詩話》等19部。

　　《漁洋山人精華錄》10卷，其中古體詩4卷，近體詩6卷，系從《漁洋詩》《蠶尾集》等集中選出；為王士禎自定，門人林佶刻。有金榮《精華錄箋注》12卷；惠棟編年的《精華錄尋纂》10卷，注釋較金榮注本為詳，另附年譜二卷。

　　《王漁洋遺書》38卷。

155、《敬業堂集》

　　清代查慎行著。查慎行（1650～1727），清代詩人，當代著名作家金庸先祖。初名嗣璉，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號他山，晚年居于初白奄，所以又稱查初白。海寧袁花（今屬浙江）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進士；特授翰林院編修，入直內廷。五十二年（1713），乞休歸里，家居10余年。雍正四年（1726），因弟查嗣庭訕謗案以家長失教獲罪，被逮入京，次年放歸，不久去世。

　　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詩人，自朱彝尊去世后，為東南詩壇領袖。嘗注蘇詩。

　　查慎行曾受經史于著名學者黃宗羲，受詩法于桐城詩人錢澄之，又與朱彝尊為中表兄弟，得其獎譽，聲名早著。其論詩以為“詩之厚，在意不在辭；詩之雄，在氣不在直；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查為仁《蓮坡詩話》。他以“空靈”創新為尚。詩學東坡、放翁，得力于陸游很深；著《補注東坡編年詩》50卷，受蘇軾的影響亦大。清初詩人多學唐，查慎行崛起后，兼學唐宋，成為清初效法宋詩最有成就的作者。對詩壇影響極大。趙翼《甌北詩話》認為：“梅村（吳偉業）后，欲舉一家列唐宋諸公之后者，實難其人。惟查初白才氣開展，工力純熟，要其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后一人而已。”查慎行入朝后從軍西南，隨駕東北，又飽覽各地風光。詩多紀游吊古之作，又多作組詩。古體如《中秋夜洞庭對月歌》、《石鐘山》、《五老峰觀海綿歌》；近體組詩如《金陵雜詠二十首》、《荊州雜詩六首》、《邯鄲懷古三首》、《汴梁雜詩八首》、《建溪歌詞十二章》、《桂江舟行口號十首》等，都頗著名。反映民間疾苦的篇章則不多，只有《秦郵道中即目》、《蕪湖關》，《白楊堤晚泊》、《蘆洲行》、《憫農詩》、《賑饑謠》等詩，寫及了這方面內容。其詩工于刻畫鍛煉，又多采用白描手法。袁枚《論詩絕句》稱其詩“一味白描神活現，畫中誰似李龍眠”，擬之以北宋畫家李公麟。

　　查慎行的詩“平生所作，不下萬首”（許汝霖《敬業堂詩集序》）。《敬業堂詩集序》為查慎行自行刪定。其中詩4600余篇，隨所游歷，各編一集，有《西江集》、《逾淮集》等，共48卷，《詞集》2卷，共50卷。另有《續集》6卷；文不多，有《敬業堂文集》3卷，《別集》1卷，共100余篇，由其子孫搜訪匯編而成。有《四部備要》本。

　　今有：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敬業堂詩集》12冊，中華書局據《四部備要刻本》1936年版；《敬業堂詩集》點校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156、《南山集》

　　清代戴名世著。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號憂庵，因家居桐城南山，后世遂稱“南山先生”，也稱為“潛虛先生”年未及弱冠即善為古文辭，二十歲起開始授徒以養親，二十八歲以秀才入縣學，不久后以拔貢生入京師，補為正藍旗教習20歲授街養親，27歲所作時文為天下傳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應級試，二十六年，以貢生考補正蘭旗教習，授知縣，因憤于“悠悠斯世，無可與語”，不就；漫游燕、越、齊、魯、越之間。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種與清政府合作的態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歲，赴順天鄉試，中第五十七名舉人。第二年參加會試未中，復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試，中會試第一名，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俗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在京供職，參與明史館的編纂工作。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鶚把自己抄錄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岡，遂命名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江南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同類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時過兩年，因《南山集》中錄有南明桂王時史事，并多用南明年號，被御史趙申喬參劾，以“大逆“罪下獄，兩年后被處死，死年六十歲。此案株連數百人，震動儒林，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的“《南山集》案”。後歸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戴名世是清代著名散文家，桐城派先驅人物。他針對明末清初空疏、食古不化、趨時逢迎的敗壞文風，提出了立誠有物，率其自然，道、法、辭合一，精、氣、神并重的文學主張。倡導“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強調寫文章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與劉言潔書》），以自然之文表達自然之情，直抒胸臆；提倡古文寫作要淡泊、平質。實際已是方苞“義法”說、姚鼐“道與藝合”和劉大櫆“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等主張之先河，可以說是桐城派散文理論的奠基者。

　　戴名世不長于詩，但對詩歌創作也有不少精辟的見解。強調詩歌應該“倡情冶思”，“出于心之自然”。他反對為了取名聲爭壇站而有意為詩。指出若有意為詩，必然流于無病呻吟，矯柔造作，摹擬到竊。因此，“有意為詩則詩亡”。

　　戴名世的文學成就主要在于散文創作，戴名世散文，具體地體現了他的立誠有物、率其自然的文學主張。讀《南山集》，很難見到言之無物、無病呻吟的文章，他的真思想，真性情，隨處可見；也很難見到徒具言語文字、行墨蹊徑的“著華爛慢之章”。戴名世談到自己的散文創作時說過:“胸中之思，掩遏抑郁無所發淺，則嘗見之文辭，雖不求工，頗能自快其志”（《答朱生書》）。方宗誠就認為戴名世的散文“頗得司馬子長、歐陽永叔之生氣逸韻”（方宗城《桐城文錄序》），鄧實亦認為“先生為文得司馬子長之神歸熙甫后一人”（《戴褐夫集跋》）；梁啟超則稱贊他“史才特絕”。戴名世散文以史論、史傳、游記、序跋為主，呈現多種藝術風格：其史傳作品藝術成就最高，筆法生動洗練，敘事周密詳實詳，語言自然樸素，很好地繼承了司馬遷、歐陽修的史傳文學傳統。如《畫網巾先生傳》，此文用極其生動的筆調刻畫了一個“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雖實錄其事而人物個性鮮明，通篇寓莊于諧，情趣盎然。《撫道論》中指出“群盜”正是“假手于文武大吏”，這種官吏才是“國家之大盜”。《贈劉言潔序》則揭露科舉制度是當權者誘致士人的名利之餌，士人沽名釣祿之具，因此“講章時文，其為禍更烈于秦火”。鞭辟入里，激烈而又深刻。他的一些游記散文如《游天臺山記》、《龍鼻泉記》、《雁蕩記》、《游大龍湫記》等，文筆清麗生動、清新健朗、“空靈超妙”（方宗城《桐城文錄序》）。在這類文章中，作者常寓情于景，表現身世之感，憤嫉之情。《芝石記》在刻劃芝石秀美的形態的同時，就靈芝之是否為“祥瑞”發論，指出統治者常以靈芝“文天下之太平。然是時天下果有道、四方皆清明乎?未見其然也。”這無疑是在譏時諷世。《河墅記》以幽深淡遠的文筆，描繪作者家鄉桐城郊外優美的山水，表現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潔身自愛的情懷。史論則言辭犀利，議論透辟，如《老子論》、《范增論》、《撫盜論》、《史論》等，均能在樸素中見文彩，平質中見雄奇。雜文小品《盲者說》，《鳥說》、《鄰女說》、《窮鬼傳》、《醉鄉記》、《錢神問對》等，則繼承我國雜文的優秀傳統，“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具有很強的戰斗性，如《醉鄉記》則用一個“天地為之易位，日月為之失明”的大醉鄉來諷刺當時社會。在這個醉鄉里，少數清醒者卻反而被醉客“指以為笑”，與蒲松齡《聊齋志異·羅剎海市》可謂異曲同工。

　　戴名世的著作雖遭焚毀，但后人對其人品文章都十分景仰，以致于其后的一百幾十年中，清朝統治者雖上下搜索，幾令禁毀，但《南山集》仍不斷被人們秘密傳抄。道光以后，清廷對文化的控制有所松動，所刻版本逐漸增多。道光二十一年（1841），同族后人戴衡搜集整理遺文，編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緒年間張仲沅編《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等。

　　今有王樹民輯校《戴名世集》15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是目前收集最完備的本子。

157、《飴山堂集》

　　清代趙執信著。趙執信（1662～1744），字伸符，號秋谷，晚號飴山老人、知如老人。山東省淄博市博山人。十四歲中秀才，十七歲中舉人，十八歲中進士，后任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兼任《明史》纂修官，參與修《大清會典》。二十八歲因國喪期間觀看洪升所作《長生殿》戲劇，被劾革職。此后五十年間，漫游南北，寫下了許多反映社會現實的優秀詩篇，遺著有《飴山集》《談龍錄》、《聲調譜》等，晚年退居別墅因園。雍正十一年（1733）冬，趙執信病目致盲，不能復見文字，目盲以后，詩歌創作仍然不斷，在目盲后的十二年間，他的詩歌、文章全是口述，再由其子執筆記錄，直到以八十三歲高齡卒于故里。

　　趙執信是清代著名的現實主義詩人、詩論家、書法家。他的《談龍錄》與翁方綱著的《石洲詩話》被列稱為清代二大詩話集。主張“詩之中要有人在”，反對脫離現實，無病呻吟；主張“詩之外要有事在”，強調詩歌的現實意義和教育作用；主張“文意為主，以語言為役”，要求形式服從內容，語言為內容服務；主張作家“從其所近”，自由選擇藝術風格，反對用“神韻”的唯一尺度去衡量作品的好壞。當時王士禎的”神韻說“風靡一時，而在創作上與之抗衡、在理論上與之辯駁的唯有趙執信。趙、王二人之所以由原來相互唱和、彼此欣賞發展到相互詬厲，主要是詩學主張的不同。趙執信一生留下一千多首詩歌和多篇散文、詩論。詩作多山水紀行、田園抒懷和懷人之作，詩風淡雅清簡樸厚，內蘊淡淡的哀愁和人生思考，與神韻派的精致含蓄迥然回異。代表作有《昭陽湖行書所見》、《金陵雜感六首》、《曉風鳶學江東體》、《寄洪昉思》等。這在形式主義詩風盛行、“神韻說”泛濫的清初詩壇上可謂獨樹一幟。

　　趙執信的著作已經刊行的有《飴山詩集》十九卷，《飴山文集》十二卷，《詩余》一卷，《談龍錄》一卷，《聲調譜》一卷，《禮俗權衡》兩卷等。

　　今有：高時顯吳汝霖輯校《飴山堂集》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1936年印；陳邇冬點校《談龍錄石洲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越蔚芝校點《趙執信集》，齊魯書社1983年版。

158、《方望溪先生全集》

　　清代方苞著。方苞（1668～1749），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號望溪。祖籍今樅陽牛集鄉方皋莊，生于江蘇六合之留稼村，排行老二。方苞自幼聰明，四歲能作對聯，五歲能背誦經文章句，六歲隨家由六合遷到江寧舊居。十六歲隨父回安慶參加科舉考試。二十四歲至京城，入國子監，以文會友，名聲大振，被稱為“江南第一”。大學士李光地稱贊方苞文章是“韓歐復出，北宋后無此作也”。三十二歲考取江南鄉試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進士第四名。因母病回鄉，未應殿試。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發，方苞因給《南山集》作序，被株連下江寧縣監獄。因重臣李光地極力營救出獄，以平民身份入南書房作皇帝的文學侍從。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九年（1731）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遷翰林院侍講學士。雍正十一年，提升為內閣學士，任禮部右侍郎，充《一統志》總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穎》副總裁。清乾隆元年（1736），再次入南書房，充《三禮書》副總裁。乾隆四年，被譴革職，仍留三禮館修書。乾隆七年，因病告老還鄉，賜翰林院侍講銜。從此，他在家閉門謝客著書，乾隆十四年病逝。年82歲，葬于江蘇六合。

　　方苞治學，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尊奉程朱理學，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禮。為人“品高而行卓”，剛直憨厚，品評人物不知避諱，如評價清初文壇領袖降清的錢謙益“其文穢惡藏于骨髓，一如其人”（《方苞集·汪武曹墓表》）。其政治思想早年、中年、晚年有所發展變化：早年受明代遺民錢澄之等影響，痛惜明亡，公開譴責“在位之小人”，立志當一個古文家；中年一改早年政治態度，頌揚康熙的文治武功，勉力為國效勞，這可能與他《南山集》被牽連入獄以及被赦免的感恩戴德有關，更可能與康熙赦其死罪的同時，又命其全家包括老母遷入京城，當了十年實際上的人質使其有所戒懼有關；晚年“惟期分國之憂，除民之患”。繼康熙后，雍正、乾隆對方眷顧日深、官價日隆，這使他更熱望為清廷效力，也更有可能為民作些興利除弊之事。

　　方苞是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創始人。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壇影響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一個文學流派，時間長達200余年，從康熙時代一直綿延至清末；其間有作家1200余位，遍及中國內地主要省份，產生著作2000多種、字數以億字。其作家之多、流播地域之廣、綿延時間之長為中國文學史所罕見，以至當時學者有“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之感嘆。方苞在文學理論上首創“義法”說，“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倡導文道統一，“以義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為桐城派散文理論奠定了基礎。在詩歌理論方面主要是闡發儒家的詩教觀，主張“詩之用，主于吟詠性情，而其效足以厚人倫、美教化”，批評“魏晉以降，其作者窮極工麗，清揚幽眇，而昌黎韓子以為雜亂而無章，蓋非發性情之正，導欲增悲，而不足以感動人之善心故也”（《徐司空詩集序》）。批評王士禎神韻派和沈德潛格調派的門戶之見，強調詩歌風格的多樣性，認為詩“本于性情，別于遭遇”，應該“門戶可別”，有其獨有的一面，不能“此人之詩，可以為彼，以遍于人人”（《廌青山人詩序》）。

　　方苞以古文創作名世，有古文約680篇左右，在內容上可分為政論、紀游和傳記三大類。其中政論類比較集中的反映了作者的政治觀點和思想主張，也體現出時代特色。方苞有“經世濟民”、關心“國計民瘼”的理想抱負，加上《南山集》案的政治遭遇，所以他對時弊的了解比較透徹，在他的政論文中對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邊防、水利、漕運、吏治、選才、考試等皆提出自己的見解，并向皇帝、宰相提出建議，對同僚、居官的師友和后輩施加影響。其中如《獄中雜記》、《送馮之文序》、《與顧方用尺牘》等對皆是對吏治的腐敗、官場的黑暗進行揭露和抨擊，并提出改革吏弊的設想和方案；《楊千木文稿序》、《轅馬說》、《與來學圃書》等則批判科舉時文，提出用人選才的主張。方苞共有游記22篇，其特點不在模山范水，也不在游興游蹤，而著重抒發作者從其中感受到的哲理，其代表之作《游雁蕩山記》、《游潭柘記》皆有這個特點。傳記文與作者的身世交游更有密切關系。作者的傳記之文如《左忠毅公逸事》、《高陽孫文正公逸事》、《石齋黃公逸事》等皆是緬懷東林黨人與宦官斗爭的壯烈行為，或是刻意尋訪的志士仁人事跡。這是方苞傳記文內容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劉大魁、姚鼐等桐城作家所缺少的。方苞散文藝術上最大的特色是清真雅潔。所謂清真是指筆觸清麗堅持寫實求真；所謂雅潔是指語言雅馴簡潔。這是方苞“義法”論的重要內容，也是他創作的準則。如《題舒文節探梅圖說》，全文僅67字。在人物傳記等記敘類作品中，繼承桐城派先驅歸有光散文的傳統，注意人物肖像、行為等細節描寫，通過人物個性化的語言來表現人物性格。如《左忠毅公逸事》史可法探監一段，通過左光斗雕塑般的造型、個性化的語言以及酷刑后艱難卻剛毅的肢體動作，將方苞散文也有不足之處，除少數人物傳記外，大多過于滯重平直，缺乏生動豐滿的形象性和雄奇變化的新鮮感，這與他為文重在闡發義理的“義法”論有關。另外由于提倡雅潔，反對在古文中使用口語，也使其散文不夠活潑生動。

　　方苞多次表白“決意不為詩”，這只是表白自己不愛作詩，并不代表他沒有詩作，目前可知至少他有十五首詩作，題材涉及懷古、悼亡、贈別、山水等方面。其中懷古詩作主要是借古言志，雖多議論，道學氣很重，語言也較滯澀，算不得什么好詩，但眼光獨特，氣質很凝重，這在《擬子卿寄李都尉》、《嚴子陵》、《裴晉公》等詠古詩中皆有表現。方苞的贈別、悼亡之作，如《送楊黃在北歸》、《將之燕別弟攢室三首》、《挽李余三方伯三首》等與上述懷古詩呈現別樣風格，往往情真意切，能于平淡中見自然，語言也平易流暢，但卻少見懷古詩那種思想深度。

　　方苞著作宏富，著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考工記析疑》4卷《周官辯》1卷、《儀禮析疑》17卷、《禮記析疑》46卷、《喪禮或問》1卷、《春秋比事目錄》4卷、《詩義補正》8卷、《左傳義法舉要》、《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各1卷、《奏議》2卷、《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補遺》14卷，另刪訂了《通志堂宋元經解》。

　　集有戴均衡編《望溪先生全集》32卷，其中《文集》18卷，《集外文》10卷，《集外文補遺》2卷。另附蘇淳元《方望溪年譜》1卷，《年譜附錄》1卷。十四冊，清咸豐六年（1851）戴均衡刻本。

　　今有：劉季高校點《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159、《樊榭山房集》

　　清代厲鶚著。厲鶚（1692～1752），字太鴻，又字雄飛，號樊榭、南湖花隱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學家，浙西詞派中堅人物。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屢試進士不第。家貧，性孤峭。乾隆初舉鴻博，報罷。性耽聞靜，愛山水，尤工詩馀，擅南宋諸家之勝。他還利用在小玲瓏山館里看到的大量宋人文集，并博引詩話、說部、山經、海志等書，撰寫了《宋詩紀事》100卷。著有《宋詩紀事》、《樊榭山房集》、《遼史拾遺》等。

　　厲鶚詩作大多為吟詠杭州山水，最大特點是宗宋。具體表現為專法宋人，好用宋代典故。如《理安寺》、《曉登韜光絕頂》、《雨后坐孤山》諸篇，多是寧靜秀美的湖景，表現了詩人平靜閑適的心態，和象野鳧一樣回歸自然的情懷。

　　《樊榭山房集》是厲鶚的詩文集，乾隆年間刊行于世，二十卷，被收入《四庫全書》。光緒年間，汪氏振綺堂重刻《樊榭山房集》，“首全祖望撰《墓碣銘》，吳錫麒撰《墓田碑記》。附汪曾唯所輯《軼事》，及未刊詩詞、迎鑾新曲，并載杭世駿、汪惟憲、吳焯、王昶、陶元藻、袁枚諸家評論，為最足之本。

　　今有：《樊榭山房集》，39卷，其中詩8卷，詞2卷，文集8卷，集外詩1卷，集外詞1卷，集外曲1卷，續集詩8卷，續集詞2卷，續集集外詩1卷，續集集外詞1卷，續集集外文1卷，附錄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該集以振綺堂本為底本，而以乾隆本、道光本對校，以正史及有關詩文專集等其他資料參校。是較全的一個版本。

160、《鮚崎亭集》

　　清代全祖望著。全祖望（1705～1755），清代學者、文學家。字紹衣，號謝山，學者尊稱為謝山先生。鄞州（今浙江寧波）人。雍正七年（1729）貢生，三年后中舉。乾隆元年（1736），薦舉博學鴻詞，同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即返里，后未出仕，專事著述。曾主講于浙江蕺山書院、廣東端溪書院。

　　全祖望以散文名世。其中傳記碑銘如《忠介錢公第二碑銘》、《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厲樊榭墓碣銘》記序如《梅花嶺記》、《江浙兩大獄記》、《浦陽江記》、《梨洲先生思舊錄序》等，保存了清代重要人物和學術文藝的重要資料。傳論如《莊太常傳》、《陳同甫論》、《明莊烈帝論》也都有獨特見解。但全祖望某些持論也有偏激之處。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譏其對古文“粗識藩籬”，“敘述不中律度”（譚獻《復堂日記》）。

　　全祖望的詩歌多注意評騭人物，表彰忠義，但嫌議論過多，筆較質直。

　　著有《鮚埼亭集》38卷，《外編》50卷，《詩集》10卷。另有《漢書地理志稽疑》6卷，輯補《宋元學案》100卷，《全校水經注》40卷并補附4卷。

　　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四庫叢刊本《鮚琦亭集》、《鮚琦亭詩集》，前者收其《文集》內外編88卷及《經史問答》lO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

　　今有：朱鑄禹校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書收錄全祖望大部分著述，但有疏漏。辛德勇的《全祖望〈經史問答）萬氏刻本綴語——兼談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匯校集注）》（《書品》2004年5、6期），胡偉的《（鮚琦亭集）校讀札記》（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都對該書的失誤提出批評。選本和注本，尚有黃云眉的《鮚琦亭文集選注》，齊魯書社1982年年版；詹海云的《全祖望（鮚埼亭集）校注》（臺北鼎文書局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