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宋文憲集》

　　明代宋濂著。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義烏）人，元末明初文學家。自幼家境貧寒，但聰敏好學，曾受業于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溍等。他一生刻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于學無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明初朱元璋稱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學提舉，與劉基、章溢、葉琛同受朱元璋禮聘，尊為“五經”師，為太子（朱標）講經。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承旨、知制誥。洪武四年因獻詩“自古戒禽荒”一語激怒朱元璋致禍，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辭官還鄉。后因其長孫宋慎牽連胡惟庸黨案，朱元璋本欲殺戮，經皇后、太子力勸，改為全家流放茂州（現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縣）。1381年五月二十日（6月12日），途中病死于夔州（現在重慶奉節縣），后謚文憲。

　　宋濂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學者稱太史公，與高啟、劉基并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宋濂以繼承儒家封建道統為己任，為文主張明道致用、宗經師古，取法唐宋，強調“辭達”，注意“通變”，要求“因事感觸”而為文，所以他的散文內容比較充實，且有一定的藝術功力。著作以傳記小品和記敘性散文為代表，散文或質樸簡潔，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國，朝廷禮樂制度多為宋濂所制定，劉基贊許他“當今文章第一”，紀傳如《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均能抓住細節，突出性格，渲染無多，感染卻深；寫景則以簡潔生動筆調，描繪出奇妙的意境；抒情則意趣盎然、情景交融。代表作有《桃花澗修契詩序》、《環翠亭記》等。

　　著作計有《孝經新說》、《周禮集說》、《龍門子》（又名《諸子辯》）、《潛溪集》、《蘿山集》、《浦陽人物記》、《翰苑集》、《芝園集》等。清代嚴榮有輯刊本《宋學士全集》，七十五卷校勘收錄，都較完備。

123、《誠意伯文集》

　　明代劉基著。劉基（1311～1375）字伯溫，謚曰文成，溫州文成縣南田人（舊屬青田縣），故時人稱他劉青田，明洪武三年封誠意伯，又稱劉誠意。武宗正德九年被追贈太師，謚文成，后人又稱他劉文成、文成公。元末明初軍事家、政治家及詩人，通經史、曉天文、精兵法。元統元年（1333年）進士，時年二十三歲。中舉后在家閑居3年。至元二年（1336年）被元朝政府授為江西高安縣丞。后辭官返回青田故鄉。至正三年（1343），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舉，兼任行省考試官。至正二十年（1360），被朱元璋請至應天（今南京），任謀臣，他以輔佐朱元璋完成帝業并盡力保持國家的安定，因而馳名天下，被后人比作為諸葛武侯。朱元璋授命為他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并封為誠意伯。朱元璋多次稱劉基為：“吾之子房也。”在文學史上，劉基與宋濂、高啟并稱“明初詩文三大家”。其散文，《明史》本傳稱其“所為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并列為一代文宗”，他也曾自謂：“文章宋濂第一，我第二，王煒第三”。其散文以托喻刺世界的小品最為出色。文筆犀利，比喻生動，構思巧妙，從形象所具的特征中，很自然地啟發人們的聯想，對現實批判尖銳深刻。如《賣柑者言》就是如此。寫景狀物之文則在敘事描景之中寄寓人生理想，文字簡練，比喻生動，藝術表現力很強，如《松風閣記》。

　　詩的成就也較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詩沉郁頓挫，自成一家，足與高啟相抗”。新題樂府《北風行》、《筑城詞》體現民生關懷，以古樸、雄放見長，歌行體《二鬼》雄奇宏麗，浪漫奇妙，構思上與屈原《離騷》相似。劉基的五古成就較高，代表作有《感懷三十一首》、《雜詩四十一首》，客觀地反映了元末動亂的社會現實。律詩的成就不如古體，但也有意象雄渾、構思嚴謹、格調深沉含蓄之作，如《古戍》。

　　劉基著作有《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經》等，后人合編《誠意伯文集》20卷。今有《誠意伯文集》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林家驪點校本《劉基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24、《高太史大全集》

　　明代高啟著。高啟（1336～1373），字季迪，號槎軒，平江路（明改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人。元末明初著名詩人，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為“吳中四杰”，當時論者把他們比作“唐初四杰”，又與王行等號“北郭十友”。元朝末年，天下大亂，張士誠據吳稱王；淮南行省參知政事饒介守吳中，禮賢下士，聞高啟才名，多次派人邀請，延為上賓，招為幕僚。座上都是巨儒碩卿，時高啟年僅16歲，他厭惡官場，23歲那年借故離開，攜家歸依岳父周仲達，隱居于吳淞江畔的青丘，故自號青丘子，洪武初，以薦參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受命教授諸王。他厭倦朝政，不羨功名利祿。洪武三年（1370）秋，朱元璋提升他為戶部右侍郎，他固辭不受，被賜金放還。但朱元璋懷疑他作詩諷刺自己，對他產生忌恨。高啟返青丘后，以教書治田自給。蘇州知府魏觀在元末稱王的張士誠宮址改修府治，有人誣告魏觀有反心，獲罪被誅。高啟曾為之作《上梁文》，其中有“龍蟠虎踞”四字，被疑為歌頌張士誠，連坐腰斬。年三十九。

　　高啟是明初詩人中創作最豐富、成就最高的作家。與宋濂、劉基并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其文學思想，主張取法于漢魏晉唐各代，師古之后成家，認為要“兼師眾長，隨事模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獨庵集序》）。他將畢生的精力投入詩歌創作，改變了元末以來縟麗不實的詩風，但惜死于盛年，尚未能夠達到自成一家的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高啟詩天才高逸，實踞明一代詩人之上。其于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秾縟麗之習而返之于正，啟實有力。高啟的詩，眾體兼備，而受李白的影響最為顯著。他才氣縱橫，筆力豪健卻不露鋒芒；辭句俊逸清秀而不事藻飾。明代后七子領袖王世貞稱贊高啟的詩“快若迅鶻乘飚，良驥躡景；麗若太陽朝霞，秋水芙蓉，詞家射雕手也”。其代表作《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以長短之句描景抒情、懷古贊今，縱橫參差，舒卷自如，風格恣意奔放，寓豪邁之氣于沉郁蒼涼之中，最能體現詩人的才華。

　　一些田園描景抒情詩作則崇尚寫實，用典不多，力求通暢，描摹景物則細致入微，如《鑿渠謠》《牧牛詞》、《養蠶詞》等。有些只有數句的小詩，更具有民歌風味。如《子夜四時歌》之二：“紅妝何草草，晚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明白如話，親切動人。這些詩的創作，與他鄉居時多與下層人民接近有關。

　　他的散文，獨創性不多，大多內容平泛，情調低沉，遜于他的詩作。但亦有佳作，如《書博雞者事》，塑造了一個敢同豪紳斗爭的義勇少年形象，語言凝煉，情節動人，有唐人傳奇之風。

　　高啟詩歌數量較多，初編有《吹臺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稿。《姑蘇雜詠》5集，2000余首；后自編為《缶鳴集》12卷，存937首。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徐庸搜集遺篇，編為《高太史大全集》24卷。其中樂府、古近體詩18卷，文集《鳧藻集》5卷，末附詞集《扣弦集》1卷。今通行有《四部叢刊》本。清人金檀輯有《高青丘詩集注》，并將文集《鳧藻集》，詞集《扣弦集》以及年譜、本傳附于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徐澄宇沈北宗校點《高青丘集》》即以此為底本。

125、《遜志齋集》

　　明代方孝孺著方孝孺（1357～1402），浙江寧海人，明代大臣、著名學者、文學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曾以“遜志”名其書齋，蜀獻王替他改為“正學”，因此世稱“正學先生”。福王時追謚文正。歷任陜西漢中府學教授、翰林侍講、侍講學士和侍讀學士文學博士。建文年間（1399～1402）擔任建文帝的老師，主持京試，推行新政。建文三年，朱棣起兵南下，孝孺為王之主要謀士。最終燕兵入，帝自焚，孝孺被捕入獄。在朱棣南下時，他的謀士姚廣賢曾請求他：“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答應了他。當孝孺被捕入獄后，朱棣召他為自己起草即位詔書，而孝孺被召來以后，大哭不止。朱棣讓左右拿筆和紙給孝孺，定要他起草詔書，而孝孺擲筆于地，且哭且罵說：“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朱棣大怒，命以磔刑殺了他。又因孝孺曾表示即使“滅十族”也不屈服，所以，在處死他后，朱棣以他的一部分朋友、門生（包括廖鏞、林嘉猷等）湊足了“十族”之數，一共殺了七天，達873人。還入獄、充軍、流放一千多人。孝孺死后，有義子馬子同收其殘骸，投于井中，后稱此井為義井。其門生之孫廖鏞、廖銘，偷撿其骨骸葬于聚寶門外山上。這兩個仗義的學生后人亦旋即被殺。方孝孺的詩文在永樂年間是禁書。直到明仁宗即位才赦免。并詔褒錄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方孝孺死后，其門人德慶侯廖永忠之孫庸、銘等人撿其遺骸，葬于聚寶門山上，死于寧海縣城之方氏族人，

　　方孝孺師從“開國文臣之首”宋濂，主張孝孺論文強調作家的獨特風貌，不可強求一律：“人之為文，豈故為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張彥輝文集序》）；作文要“神會于心”，反對摹擬剽竊：“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于神者能之”（《蘇太史文集序》）。其文風格豪放雄健。《四庫全書總目》說他“學術醇正”，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于東坡、龍川之間”。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筆暢達，言簡意明，為時人所傳誦。如散文《越巫》，通過以“治鬼”術騙人的越巫終為裝鬼者嚇死的故事，嘲笑欺人自欺者的可惡和可悲；《吳士》一篇，寫張士誠任用的“吳士”，平時“好夸言，自高其能。尤喜談兵，談必推孫吳”，但每一臨陣，就“遁去不敢少格”。作者借此諷刺世之夸夸其談而無實學的人在《蚊對》篇中，作者通過童子的議論，運用形象的比喻，把人類社會中的剝削者，壓迫者和動物中的蚊子對比，指出前者比后者更為殘酷，更加卑鄙無恥，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類似還有《蚊對》、《指喻》等。

　　《遜志齋集》成編于方氏生前，洪武三十年，友人林右、王紳為之作序。方氏殉節后，其詩文散失殆盡。七十多年后，臨海人趙洪收集遺篇，得詩文324篇，于天順七年在成都捐俸刻以行世，稱為蜀本。又十五年后，黃巖人謝鐸、黃孔昭收集到葉盛、林鶚、王汶等所藏的抄本，加上蜀本，共得詩文1300余篇，編成30卷，拾遺10卷，交寧海知縣郭紳等刊刻，稱為邑本。又四十年后，臺州知府與黃綰、趙淵等據此本編為24卷，重新刊行，稱為郡本。嘉靖四十年，浙江提學副使范惟一與唐堯臣、王可大等以郡本為底本，參校蜀本、邑本刊行，《四部叢刊》據此本影印。此后刊本不出上述本子。

　　今有徐光大點校的《遜志齋集》24卷，其中包括雜著8卷、表箋啟書3卷、序2卷、記3卷、題跋1卷、祭文諫哀辭1卷、行狀卷傳1卷、碑表志銘1卷、古體詩1卷、律詩絕句1卷。寧波出版社2000年版。

126、《懷麓堂集》

　　明代李東陽著。李東陽（1447～1516），字賓之，號西涯，長沙府茶陵州（今湖南茶陵縣）人。明代中后期茶陵詩派的核心人物，詩人、書法家、政治家。明英宗天順八年（1464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侍講、太常寺少卿、禮部右侍郎。明孝宗弘治八年（1490年），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機要，被稱為賢相。晚年時因見宦官劉謹把持朝政，明武宗正德皇帝荒淫無度，自己多次上疏進諫又毫無效果，便以年老多病為由，堅決辭去首輔職位回鄉養老。他入閣相18年，清廉儉樸，不僅自己才學淵博，又能獎勵后學，推薦雋才，學士大夫出其門者，大多燦然有成就。以宰臣之尊為文章領袖，在明代，楊士奇之后，就是李東陽一人。天下翕然奉為宗匠，不少文學之士都圍聚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頗有影響的詩人派別茶陵詩派。

　　李東陽不僅以書法聞名，更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李東陽論詩，反模擬，主性情，推尊李杜但又不拘一格。主張取法盛唐，反對臺閣體的萎弱冗踏，帶有復古傾向在明代文學發展史上，他是從臺閣體到前后七子間的過渡人物。由于久居高位，長期脫離底層民眾，雖有憂國憂民之心，寫有《風雨嘆》、《偶成四絕》組詩，但顯得很空洞。詩作主要是在聲律技巧上下功夫，講求聲、色并重，他認為詩歌的較高境界應該是“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為第幾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他的山水詩的創作不僅注重色澤耀眼，而且注重音調和諧，代表作有《西山十首》《江中怪石》：《登清涼寺后臺》等。其《擬古樂府百首》以樂府體詩作史論成一家之言，也從形式上為前后七子擬古詩的創作開了先河。

　著有《懷麓堂集》100卷傳世。清康熙間廖方達校刻本為100卷。其中詩前稿20卷、文前30卷、詩后稿10卷、文后稿30卷、雜記10卷。嘉慶間重刻本附有法式善、唐仲冕輯《明李文正公年譜》7卷。

　　今有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岳麓書社，1984年版。

127、《空同集》

　　明代李夢陽著。李夢陽（1473～1530），字獻吉，號空同子，慶陽（今屬甘肅）人。出身寒微。曾祖父贅于王氏，父恢復李姓。弘治六年（1493）舉陜西鄉試第一，次年中進士。因連喪父母，在家守制。直到弘治十一年，出任戶部主事，后遷郎中。弘治十八年四月，因彈劾“勢如翼虎”的張鶴令，被囚于錦衣獄，不久宥出，罰俸三個月。出獄后，途遇張鶴令，李夢陽揚馬鞭打落其兩齒，可見他嫉惡如仇的強硬態度。正德元年（1506），因替尚書韓文寫彈劾劉瑾奏章，被謫山西布政司經歷，不久又因他事下獄，賴康海說情得釋。劉瑾敗，復起任原官，遷江西提學副使。后因替朱宸濠寫《陽春書院記》而削籍。

　　李夢陽是前七子代表人物，以復古求革新的文壇領袖。鑒于當時臺閣體詩文存在“□緩冗沓，千篇一律”的弊端，決心倡導復古以救其痿痹，主張古詩學魏晉，近體學盛唐。他的主張影響甚大。《明史·文苑傳》稱“操觚談藝之士，翁然宗之”。然而，李夢陽過于強調格調、法式，未能很好地從復古中求創新。尤其在他與何景明的辯論中，意氣用事，論點更趨偏激，導致刻意古節、泥古不化的流弊，甚至走上抄襲剽剝的道路，反而扼殺詩歌創作的生機。直到晚年，他有所悔悟，在《詩集自序》里，承認“真詩乃在民間”，而自己的詩是情寡詞工，并非真詩。

　　李夢陽創作的樂府和古詩較多，其中有不少富有現實意義的作品，其中寄寓了作者力求有所改革的政治理想代表作有《朝飲馬送陳子出塞》、《君馬黃》等。李夢陽的樂府歌行在藝術上有相當成就，如《石將軍戰場歌》，詠歌六十多年前于謙指揮反抗瓦剌的北京保衛戰。質樸雄健，音節慷慨激昂，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錢謙益批評此詩“敘事錯互，比擬失倫，但矜才氣，絕無脈理”，似乎不切實際。類似還有《去婦詞》、《林良畫兩角鷹歌》，皆用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喻體，深婉不迫。李夢陽的七律專宗杜甫，多氣象闊大之辭，注意章法開闔變化，如《臺寺夏日》，氣勢磅礴飛動，并蘊藏著鑒古知今的情思。楊維禎認為：“七言律自杜甫以后，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其七律并非全是雄渾健拔之作，還有少數興象飄逸、風味盎然的詩篇。如《舟次》、《春暮》等，用詞精警而自然，情趣橫生而不落俗套，另具一種風致。

　　著有《空同集》66卷，凡詩36卷，文30卷。為其外甥曹嘉所刻；另有清人張祖同刻的《空同集》，33卷，附錄1卷；《空同集》，四庫全書本；《空同集》六十四卷，臺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版；《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28、《大復集》

　　明代何景明著。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號白坡，又號大復山人，信陽（今屬河南省）人。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授中書舍人。性耿直，淡名利，對當時的黑暗政治不滿，敢于直諫正德初，宦官劉瑾擅權，何景明謝病歸。劉瑾誅，官復原職。官至陜西提學副使。終年三十九歲。墓地在今信陽師范學院大復山

　　何景明是明代“文壇四杰”中的重要人物，“前七子”之一，與李夢陽并稱文壇領袖，地位僅次于李夢陽，“天下語詩文，必并稱何、李”（《明史·何景明傳》）。他也主張文宗秦、漢，古詩宗漢、魏，近體詩宗盛唐。對打擊明代前期盛行的臺閣體詩文及八股文上，有一定積極作用。正德年間，他這種主張產生頗大影響：“四方學士感愿知先生，車馬填門巷”（《何大復先生年譜》）。但他的復古主張單純從形式上著眼，并未注重繼承古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使文學創作走上錯誤傾向。因此，他的大多數作品思想平庸，藝術上缺乏特色。其詩取法漢唐，一些詩作頗有現實內容，如在《玄明宮行》等詩中諷刺了皇室的奢欲和劉瑾的用權；在《盤江行》等詩中揭露了官軍屠掠人民的罪行；在《興隆祀丁曲》、《羅女曲》、《平壩城南村》、《偏橋行》等詩中，描繪了他行經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情風物。

　　著有《大復集》三十八卷。凡賦三卷、詩二十六卷、文九卷，傳志、行狀之屬附錄於末。其版本主要有三種：明嘉靖三年刻本，嘉靖三十七年刻本和萬歷五年刻本；清代有《四庫全書》本《大復集》。

　　今有李淑毅等點校《何大復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何大復集》，吉林圖書出版有限責任公司2005年版。

129、《升庵集》

　　明代楊慎著。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明朝文學家，三大才子之一，明代，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區）人，祖籍江西廬陵。少年時聰穎，11歲能詩，12歲擬作《古戰場文》，人皆驚嘆不已。入京作《黃葉》詩，為李東陽所贊賞。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實錄”，稟性剛直，每事必直書。武宗微行出居庸關，上疏抗諫。世宗繼位，任經筵講官。嘉靖三年（1524），眾臣因“大禮議”，違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楊慎謫戍云南永昌衛，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楊慎存詩約2300首，所寫的內容極為廣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鄉”、“懷歸”之詩，所占比重很大，代表作有《江陵別內》、《宿金沙江》等。也有一些詩作表現了對人民疾苦的關懷，如《后海口行》、《觀刈稻紀諺》、《寶井篇》、《滇池涸》等。楊慎的寫景詩也不少，他敘寫云南風光，描繪祖國山河，頗有特色：《海風行》氣勢雄偉，有雷霆萬鈞之力；《龍關歌》寫洱海夜色，漁舟燈火，月映水波，細膩清新。此外，楊慎又有描述、歌頌歷史英雄、忠臣義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詩，其中也不乏佳作。楊慎對文、詞、賦、散曲、雜劇、彈詞，都有涉獵。他的詞和散曲，寫得清新綺麗。如（浪淘沙）“春夢似楊花”一首，描寫細潤，言辭華美流暢。散曲（駐馬聽）《和王舜卿舟行之詠》，寫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暢想駛入長空銀河，意境優美，記敘細微。他的長篇彈唱敘史之作《二十一史彈詞》，敘三代至元及明季歷史，文筆暢達、語詞流利，廣為傳誦。散文古樸高逸，筆力奔放。其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以“偏聽生□，獨任成亂”、“古之圣人必謀于眾”相諫誡，情摯意切，時婉時激。他的《新都縣八陣圖記》、《碧□精舍記》等也是記敘散文的佳品。另外他還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記》、《太和記》、《割肉遺細君》等雜劇。

　　《明史》本傳曰：“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除詩文外，楊慎雜著多至100余種。其中考論經史、詩文、書畫，以及研究訓詁、文學、音韻、名物，涉及面極廣。有《丹鉛總錄》、《譚苑醍醐》、《藝林伐山》、《升庵詩話》、《詞品》、《書品》、《畫品》、《大書索引》、《金石古文》、《風雅逸篇》、《古今風謠》、《奇字韻》、《希姓錄》、《石鼓文音釋》等等。還有《全蜀藝文志》、《云南山川志》、《滇載記》等地方志及史料。這些著述往往有獨到之見，或可補史闕，或提供線索，有相當學術價值。然而，因他久居云南，尋書核對不易，有時只憑記憶寫作，所以也有一些誤引、臆測不實之處。

　　四川省圖書館所編《楊升庵著述目錄》達298種。他的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又稱《升庵全集》）81卷。此集萬歷間四川巡撫張士佩所編訂，取楊慎《丹鉛錄》等書，刪除重復，分類編次，附于詩文之后。包括賦及雜文11卷，詩29卷，雜著41卷。有清道光年間刻本；另有明焦竑輯的《升庵外集》100卷；明楊金吾輯的《升庵遺集》26卷。詞、散曲、彈詞另輯有《升庵長短句》3卷，《陶情樂府》4卷，《二十一史彈詞》12卷等。

　　今有《升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130、《荊川先生文集》

　　明代唐順之著。唐順之（1507～1560），明代儒學大師、軍事家、散文家。字應德，一字義修，號荊川，學者稱“荊川先生”。武進（今屬江蘇常州）人。嘉靖八年會試第一貢士。官翰林編修，后調兵部主事。為人文武全才，當時倭寇屢犯沿海，唐順之以兵部郎中督師浙江，曾親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至通州（今南通市）去世。崇禎時追謚襄文。

　　唐順之學識淵博，對天文、地理、數學、歷法、兵法及樂律皆有研究。他是明中葉重要散文家，與王慎中、茅坤、歸有光等被稱為“唐宋派”。其文學主張早年曾受前七子影響，標榜秦漢，贊同“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中年以后，受王慎中影響，察覺七子詩文流弊，尤其是散文方面，七子抄襲、模擬古人，故作詰屈之語。于是拋棄舊見，公開對七子擬古主義表示不滿，提出師法唐宋而要“文從字順”的主張。他一方面多推崇三代、兩漢文學傳統，同時也肯定了唐宋文的繼承和發展。提出學習唐、宋文“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在其選輯的《文編》中，既選了《左傳》、《國語》、《史記》等秦漢文，也選了大量唐宋文，并從此逐步確立了“唐宋八大家”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唐順之又提出詩文寫作應“直據胸臆，信手寫出”，要師法唐、宋而“卒歸于自為其言”。要有“真精神”及“千古不可磨滅之見”。并以“未嘗較聲律、雕文句”的陶淵明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的沈約加以比較。說前者的作品為“第一等好詩”，指斥后者之作“不免為下格”。唐順之上述見解在其后期著名作品《答茅鹿門知縣書》中，較全面表露出來，其反七子模擬、剽竊傾向異常鮮明、激烈。

　　唐順之的散文簡雅清深，間用口語，不受形式束縛。其論說文《信陵君救趙論》，立足于社稷，批駁以私義救人。詞嚴義正、層層深入，環環相扣，如對席論辯，一氣呵成而結構謹嚴。記敘散文大多有敘有議。往往敘中擇其一點，引申開來，情思遐飛而哲理蘊其中，自然渾厚而暢達豁然，如《竹溪記》，本應約為園寫記，卻著眼于園名的由來，贊揚竹“孑孑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諧于俗”的品德。文筆清新流暢，別具一格，立意新穎。唐順之其他記敘散文，如《西峪草堂記》、《書秦風蒹葭三章后》，及《永嘉袁君芳洲記》等，皆能看出此種特色。《明史》說唐順之文章“洸洋紆折，有大家風”。但唐順之還沒有完全擺脫復古主義理論的束縛，他師法唐宋也是在以唐宋古人為法度。他的一些文章中還有八股文作法的影響。然而，唐順之等唐宋派為后來撼動后七子文壇統治地位的公安派多少起了一點開拓作用。當然，唐宋派與公安派的文學主張是不能相容的。

　　著作有《荊川先生文集》，共17卷，其中文13卷，詩4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1936年出版；近代林紓輯有《唐荊川集》，為較通行的唐順之選集。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十七卷，《新刊外集》三卷。研究類有：明李贄《荊川唐公傳》，明洪朝選《荊川唐公行狀》，唐鼎元《唐荊川公著述考》1948；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張慧瓊《唐順之集類著述考》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4期。

　　唐順之其他著作尚有：《右編》40卷，《史纂左編》124卷，《兩漢解疑》2卷，《武編》10卷，《南北奉使集》2卷，《荊川稗編》120卷，《諸儒語要》、及舊本題為李攀龍撰唐順之校的《韻學淵海》12卷等。

131、《滄溟集》

　　明代李攀龍著。李攀龍（1514～1570），字于鱗，號滄溟，歷城（今山東濟南）人。9歲喪父，家境貧寒無力延師，但刻苦好學。稍長嗜好詩歌。嘉靖十九年（1540），攀龍取鄉試第二名，3年后賜同進士出身。初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在京期間，先后與謝榛、王世貞、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吳國倫結詩社，“諸人多少年，才高氣銳，互相標榜，視當世無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李攀龍傳》）。嘉靖三十二年（1553）出守順德，饒有政績，三年后擢為陜西提學副使，不久以病歸里。自建一樓于華山、鮑山之間，取名“白雪樓”，讀書、吟哦于其中。為人孤傲，對于不合者，輒戒門人不接納。穆宗即位后起為浙江副使，兩年后遷為參政，后擢河南按察使。因母亡故，持喪還家，哀傷過度，不久去世。

　　明代著名文學家。繼“前七子”之后，與謝榛、王世貞等倡導文學復古運動，為“后七子”的領袖人物，被尊為“宗工巨匠”。主盟文壇20余年，其影響及于清初。文學主張為文主秦漢，詩規盛唐，其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于本朝獨推李夢陽”，繼續抨擊臺閣體的形式主義詩風。

　　李攀龍的各體詩中，以七律和七絕較優。其七律聲調清亮﹑詞采俊爽。他以“金牛忽見湖中影，鐵騎初回海上潮”（《與子與游保俶塔同賦》）來勾勒保俶塔下的西湖，以“浮漚并結金龕麗，飛竇雙銜石甕圓”（《酬張轉運龍洞山之作》）來形容龍洞山的金龕和石甕情況，雖嫌體物呆滯，但也還能傳神。他以“明時抱病風塵下，短褐論交天地間”（《初春元美席上贈謝茂秦得關字》）來表現南北奔波的布衣詩人謝榛，以“自昔風塵驅傲吏，還能伏枕向清秋”（《寄元美》）來刻畫好友王世貞，也較形像。但其構思﹑用詞多見雷同。他的某些七絕，也還寫得自然，還能注意頓挫變化，如《和聶儀部明妃曲》:“天山雪后北風寒，抱得琵琶馬上彈。曲罷不知青海月，徘徊猶作漢宮看。”意味雋永，靜韻深長。沈德潛品評此詩說：“不著議論，而一切著議論者皆在其下”。但構思用詞多見雷同。而樂府詩則如“臨摹帖”。內容上多模擬剽竊。

　　其文章“聱牙戟口”，成就不大。殷士儋作在《攀龍墓志》中云：“臨川艾南英排之尤力。今觀其集，古樂府割剝字句，誠不免剽竊之譏。諸體詩亦亮節較多，微情差少。雜文更有詰屈其詞，涂飾其字，誠不免如諸家所譏。然攀龍資地本高，記誦亦博。其才力富健，凌轢一時，實有不可磨滅者。汰其膚廓，擷其英華，固亦豪杰之士。譽者過情，毀者亦太甚矣”。可謂中肯之論。

　　今存有王世貞整理編集《滄溟先生集》，30卷；四庫全書本《滄溟集》三十卷、《附錄》一卷，山東巡撫采進本；今有包敬第點校《滄溟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李伯齊校點的《李攀龍集》齊魯書社1993年版；李伯齊等編選的《李攀龍詩文選》濟南出版社1993年版；王志民主編《李攀龍研究資料匯編》山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

132、《弇州山人四部稿》

　　明代王世貞著。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今江蘇太倉）人，明代文學家、史學家。“后七子”領袖之一。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授刑部主事，屢遷員外郎、郎中，又為青州兵備副使。世貞恃才傲物，數積忤于權相嚴嵩子世蕃。值忠臣楊繼盛因彈劾嚴嵩論死，世貞又馳騎往營救且經濟其喪，嚴嵩父子大恨之。三十八年，父王忬以灤河失事為嚴嵩所構，論死，世貞解官奔赴京師與其弟王世懋每天在嚴嵩門外自罰，請求寬免。未成，持喪歸，三年喪滿后猶卻冠帶。隆慶元年（1567）訟父冤，得平反，被薦以副使蒞大名，遷浙江右參政、山西按察使，又歷廣西右布政使，入為太仆寺卿。萬歷二年（1574）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數奏陳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計。因忤張居正罷官。后起為應天府尹，復被劾罷。居正歿后，起為南京刑部右侍郎，辭疾不赴。久之，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書，以疾辭歸。二十一年卒于家，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少保。

　　與李攀龍同為“后七子”首領，攀龍死后，獨主文壇二十年。倡導文學復古運動，認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詩歌取材贍博，縱心觸象，都能化為詩料，形諸歌詠。除了一部分模擬痕跡較為嚴重的作品外，諸體詩中都有一些頗見藝術匠心的佳作。他的某些樂府詩不刻意范古，甚見詩人才思，如《將軍行》鋪敘豐腴，中帶古勁，縱橫開闔，很有氣勢。他的有些律詩既有高華宏麗的氣象，又能注意錯綜變化，迥旋自然，有相當功力。王世貞七絕最有特色，創作中較少模擬痕跡，能夠意到調成，自然宛轉。如《西城宮詞》之二，在舒緩的調子里，暗藏諷刺，彌有風趣。王世貞亦能詞，如〔浣溪沙·窗外閑絲自在游〕，在抒寫清愁淡怨時，善于借助景物渲染，烘托其凄涼情緒；〔憶江南·歌起處〕，以“斜日半江紅，柔綠篙添梅子雨”，勾勒江南景色，頗能傳神。但他的詞因受傳統束縛較大，內容狹窄，題材單調。

　　王世貞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蘇軾，詩文以恬淡為宗。又好史學，以史才自許。自弱冠登朝，即好訪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見內府檔案秘籍，著述甚豐。既是文人，也是學者。學問淵博，文章不拘一格，雖摹秦仿漢，依舊自有特色，具有“博綜典籍，諳習掌故”之特點，如《題海天落照圖后》。

　　著有詩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弇州山人續稿207卷和《藝苑卮言》12卷；史學方面有《弇山堂別集》100卷，松江人陳復表將其所著的各種朝野載記、秘錄等匯為《弇州史料》，前集30卷，后集70卷，內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傳記、邊疆史地、奇事佚聞等，是一部較完整的明代史料匯編。另有《史乘考誤》、《嘉靖以來首輔傳》、《藝苑卮言》、《觚不觚錄》、《讀書后》、《尺犢清裁》等。

　　今有四庫全書本《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續稿》207卷，兩江總督采進本；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翻印的《弇州山人四部稿》15冊；王學范《王世貞撫鄖詩文集》長江出版社2010年出版。

133、《震川文集》

　　明代歸有光著。歸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又字開甫，別號震川，又號項脊生，江蘇昆山人。嘉靖十九年舉人。會試落第八次，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眾多，嘉靖四十四年（1565）60歲時始中進士，授湖州長興縣知縣。后任順德府通判，專門管轄馬政。隆慶四年（1570年）為南京太仆寺丞，留掌內閣制敕，修《世宗實錄》。卒于官，終年六十六歲。葬于昆山城東南門內金潼里。

　　歸有光是“唐宋派”代表人物，“唐宋八大家”與清代“桐城派”之間的橋梁。在王世貞主盟文壇，模仿秦漢古文的復古主義之風盛行之際，他以一窮鄉老儒力抵聲勢赫奕的王世貞，極力推崇唐宋古文，將王斥之為“妄庸巨子”。王世貞得知后說：“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歸有光則絲毫不讓說：“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他故意夸大宋元散文的成就來反擊秦漢之文的模擬者，已近乎意氣之爭！但王世貞到了晚年，對歸的散文還是相當推崇的，他專門為歸有光寫了篇“贊”，其中寫道：“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這一說明當時文壇領袖的寬容和求實。

　　歸有光以散文創作為主，繼承歐陽修、曾鞏的文風，敘事委婉，不疾不徐；語言樸實省凈，并且把家庭瑣事引到古文中來，使散文擴大了表現范圍。其散文記敘家人之誼，朋友之情，即事抒情，真切感人；注重細節，刻繪生動；神態生動，風韻悠遠，做到“無意于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于言語之外”（王錫爵《歸公墓志銘》），如《項脊軒志》以“百年老屋”項脊軒的幾經興廢，穿插了對祖母、母親、妻子的回憶，并抒發了人亡物在、世事滄桑的感觸。所回憶者人各一事，均屬家庭瑣事，但極富有人情味。類似者還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思子亭記》、《女二二壙志》等，均未超過千字，篇幅短小，言簡意賅；被黃宗羲推為“明文第一人”。

　　歸有光死后，其子子寧曾輯其部分遺文，刻于昆山，詞句多有改竄，其孫昌世與錢謙益遍搜遺文，細加校勘，編為《震川文集》40卷，未能全刻。清康熙年間，曾孫歸莊又增益部分遺文，經董正位等人襄助刻成《震川先生全集》。其中正集30卷、別集10卷，共40卷。內收各種體裁之散文774篇、詩歌113首。今通行本為四部叢刊本《震川先生集》40卷，系據明常熟刊本影印。

　　今有《震川先生集》，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震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歸有光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出版；《歸震川集》臺灣·世界書局2009年版。

134、《李氏焚書》

　　明代李贄著。李贄（1527～1602），初姓林，名載贄，后改姓李，名贄，字宏甫，號卓吾，別號溫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嘉靖三十一年舉人，不應會試。歷共城知縣、國子監博士，萬歷中為姚安知府。旋棄官，寄寓黃安、麻城。在麻城講學時，從者數千人，中雜婦女，晚年往來南北兩京等地，被誣下獄，自刎死。

　　李贄明代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他以啟蒙主義哲學為基礎，在文學上反對貴古賤今，認為文學是發展變化的：“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記》，為《水滸傳，不可得而事勢先后論也”，重視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另外，從認識論上的“童心”說出發，強調文學要真實，反對模擬剽竊，無病呻吟。他的文章具有鮮明的個性：能獨抒己見，立論大膽新穎，文筆辛辣而饒有風味，談笑風生，尖新活潑，篇幅一般皆短小精悍，如《贊劉諧》，朱熹強調孔子的歷史價值，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調侃道：“難怪羲皇以上圣人盡日燃燭而行也”。在《題孔子像于芝佛院》題目本身就具有諷刺性：把孔子像居然供奉在被儒家稱為異端的佛院內。

　　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李氏藏書》《藏書》六十八卷，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刻于金陵；《李氏續藏書》《續藏書》二十七卷，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刻；《史綱評要》三十六卷，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閣刻；《李氏焚書》《焚書》六卷，明萬歷十八年（1590年）刻于麻城；《李氏續焚書》《續焚書》五卷，明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陽虹玉齋刻；《初譚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稱《言善篇》）四集，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宛陵劉遜之刻；《李卓吾遺書》十二種二十三卷，明·繼志齋刻；《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李氏叢書》《易因》二卷，明刻；《李氏六書》六卷，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陽明先生道學鈔》八卷，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繼錦堂刻；《龍溪王先生文錄鈔》九卷，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刻；《枕中十書》六卷；明刻本等。《李氏藏書》《續藏書》明清兩代被列入禁毀書目。

　　今有：《李贄集》魏曉虹解評，山西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日人鈴木虎雄著有《李卓吾年譜》。

135、《射陽先生存稿》

　　明代吳承恩著。吳承恩（1501～1582），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省淮安市楚州區）人。“髫齡，即以文鳴于淮”，頗得官府、名流和鄉紳的賞識。嘉靖八年（1529），吳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創辦的龍溪書院讀書，得到葛木的賞識。朱應登認為他“可盡讀天下書”，而“以家所藏圖史分其半與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大約40歲才補得一個歲貢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職，沒有被選上。六年后，由于母老家貧，去做了浙江長興縣丞，常與友人朱曰藩豪飲，寄趣于詩酒之間，和嘉靖狀元沈坤，詩人徐中行有往來。終因受人誣告，兩年后“拂袖而歸”，晚年以賣文為生，約六十七歲時到過杭州，活了大約82歲，晚景凄涼。

　　吳承恩是明代杰出的小說家，《西游記》的作者。其詩歌內容比較廣泛，除抒寫情懷，吟詠山川景物外，也有部分反映社會生活的作品。其詩“緣情而綺麗，體物而洌亮，其詞微而顯，其旨博而深”（陳文燭《射陽先生存稿序》）。其長篇歌行激越豪放，有李白遺風，如《二郎搜山圖歌》在表達鏟除邪惡的強烈愿望的同時，也抒發了自己不能有所作為的苦衷，感情充沛，氣勢凌厲。吳承恩的詞出入《花間》，清雅流麗，有秦少游之風。他的散文取法歐陽修、曾鞏等大家，暢達懇切，與唐宋派古文家的風格有相近處。為文抨擊時弊，簡潔明了，如描繪當時的社會現實是“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機械日繁，奸詐之風日競。”（《贈衛侯章君履任序》）不足二十字便概括了武備、財稅、經濟和社會風氣幾方面的特點，相當精練。吳承恩生活在復古風氣彌漫一時的明代中期，但其詩文均能自出胸臆，“師心匠意，不傍人門戶籬落”獨立成家。（李維楨《射陽先生集選敘》）。

　　著有《射陽先生存稿》四卷及《續集》一卷，明萬歷十七年（1589年）刊刻。四卷按文體分類編排。第一卷包括：賦三篇，騷一篇，五言古詩九首，七言古詩十五首，五言律詩十首，五言排律二首，七言律詩二十六首，五言絕句四首，六言絕句一首，七言絕句二十一首，頌六篇；第二卷收輯序二十六篇；第三卷包括：論一篇，表二篇，贊二篇，雜著三篇，志銘四篇，誄一篇，祭告文八篇，跋四篇，啟四篇；第四卷收障詞三十九篇，詞六十九首。

　　今有劉修業輯校《吳承恩詩文集》，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出版。該書以1930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為底本，參照《故宮周刊》、《射陽文存》、《山陽藝文志》、《山陽志遺》等書，進行校訂，加進他所發現的兩篇佚文。全書一冊四卷，第一卷為賦、騷、詩、頌；第二卷序；第三卷論、表、贊、雜著、志銘、誄、祭告文、跋、啟；第四卷障詞、詞、曲。較為精審。

136、《袁中郎全集》

　　明代袁宏道著。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又號六休，荊州公安（今屬湖北公安縣）人。與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稱“公安三袁”。少敏慧，善詩文，年十六為諸生，結社城南，自為社長，“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師之，奉其約束不敢犯。”萬歷二十年（1592）登進士第，萬歷二十三年（1595）謁選為吳縣知縣，有政聲。生性酷愛自然山水，辭官后游歷蘇杭一帶，寫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記。萬歷二十六年（1598），從兄袁宗道命赴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補禮部儀制司主事，數月即請告歸。后遷官至稽勛郎中，不久即謝病歸里。萬歷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連購買棺材及眷屬回故里的路費，都是朋友們的捐助和賣盡他的書畫幾硯湊的。《明史》卷二八八有傳。

　　袁宏道是明代中葉后期“公安派”代表人物在文學上反對前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以及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性靈說。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重視民歌小說，倡導通俗文學。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云霧”（《公安縣志·袁中郎傳》）。

　　袁宏道是三袁中創作成就最高者，主要是散文創作。其游記、尺牘、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由于采取消極避世生活態度，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代表作有：《滿井游記》、《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其仿效者則“沖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后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其詩歌也能一反復古之風、模擬之習，以清新的筆調，抒發真情實感。代表作也多是關涉山水，如《戲題飛來峰》、《戲題齋壁》、《游虎跑泉》等。

　　《袁中郎全集》四十卷。凡文集二十五卷，詩集十五卷。有明萬歷間刻本。今有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附有輯佚、傳記、評論、著錄、序跋等。

137、《隱秀軒全集》

　　明代鐘惺著。鐘惺（1574～1624），字伯敬，一作景伯，號退谷、止公居士，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市）人。出身于書香門第，父親鐘一貫任武進（今屬江蘇）學訓。萬歷三十八年（1610）中進士，授行人，掌管詩詣及冊封事宜。次年，他以奉節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東。萬歷四十三年（1615），再赴貴州，主持鄉試。后遷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調往江南，任南京禮部祭祠司主事，遷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其為人嚴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謝人事，研讀史書。在南京時，鐘惺簡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樓屋，伏案讀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輒記之，撰成《史懷》一書，評論古史，“多所發明，有古賢所不逮者”。天啟初年，鐘惺升任福建提學僉事，他在閩中仍倡幽峭詩風，并且參以禪旨，令人莫測高深，有“詩妖”之名。江南張澤、華淑，閩人蔡復一等，傾心附和，把鐘惺奉為“深幽孤峭之宗”。不久，鐘惺因喪父，回家守制。天啟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歲。卒葬天門縣城南魯家畈。

　　鐘惺與同里的譚元春是“竟陵派”代表人物，世稱“鐘譚”。他與譚元春評選唐人詩，作《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的詩，作《古詩歸》，名揚一時。他對明中葉以后盛行文壇的擬古主張加以批駁，認為“七子”模擬古人詞句，只不過是“取古人之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為古人在是”。因而力求改變這種文風，提出“勢有窮而必變”的變革主張（《問山亭詩序》）。主張詩人應抒寫性靈。但認為同樣主張抒寫性靈“公安派”末端文風俚俗、淺率，企圖以幽深孤峭的風格加以匡救。認為古人的真詩精神是“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于喧雜之中”，于是他自己的作品極力追求孤僻情懷“別趣理奇”即所謂孤懷、孤詣，且夸耀說：“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處。”（《答同年尹孔昭書》）。他們所選唐詩，專取清瘦淡遠一格，眾所推重的李白《古風》、杜甫《秋興》等名篇都不選入，試圖以幽冷來洗“七子”的絢爛，足可見其主張的長、短，利、弊。鐘惺詩文主張反擬古，主性靈，有積極一面，他的求新求奇文風，對傳統散文有所突破，與公安派一樣，對晚明小品文的大量產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其狹窄的題材及情懷，艱澀幽冷的語言及文風，無疑也束縛了他在創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清代曾將“公安”、“竟陵”之作列為禁書，詆毀排擊甚烈。

　　鐘惺的詩，由于追求幽情孤行，所以大多情思狹窄，題材局促，缺乏深厚廣闊的社會內容。不過他苦心吟事，雕字酌句，不遺余力，有些五古游覽詩作寫得還相當好。如《經觀音巖》、《舟晚》等，雖有雕鏤之嫌，然寄情繪景，時有名理。其《上巳雨中登雨花臺》、《巴東道中示弟栓》，手眼別出，可見清思。另外，有些詩作對社會現實也有所反映，如《江行俳體》12首，寫及了“官錢曾未漏漁蠻”的賦稅嚴重情形。

　　鐘惺記敘、議論、散文亦有一些新奇雋永之作。寫景寄情小品《浣花溪記》，以生動細膩筆觸描繪了唐代大詩人杜甫成都寓地浣花溪一帶逶迤、清幽的景色，抒寫對杜甫的敬仰之情，并寄寓自己的情懷。清溪碧潭，移步換景，體現了竟陵派“孤行靜寄”的情懷和個性，以及求新求奇的幽深孤峭的風格。此外《游五夷山記》也是此類作品。他的敘議小品《夏梅說》，巧妙地從時令變化，引出賞梅、詠梅人的冷熱，進而揭示人情世態的寒暖；對“趨梅于冬春冰雪者”的趨炎附勢風氣給予嘲諷和批判，構思立意較為新奇。文藝短論《題魯文恪詩選后》（之二）主張詩文創作宜少而精，提出“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反對“多多益善”粗制濫造。并將文章分為三等：“選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者，又次也。”

　　著作有《隱秀軒集》35卷，明崇禎年書林近圣居刻本。其中詩10集，16卷；文23集。詩按四至七言及古、近體排列，文以賦、序、記、傳、論、疏、題跋、贊等分集編排。清乾隆時被列入禁毀書目，原因是書中有一篇與女真人有關的文章。

　　其他著作有《如面潭》18卷，《詩經圖史合考》20卷，《毛詩解》（無卷數），《鐘評左傳》30卷，五經纂注》5卷，史懷》17卷。鐘惺與譚元春合編《詩歸》51卷，其中古詩15卷，詩36卷。又有《合刻五家言》（無卷數），《名媛詩歸》36卷，周文歸》20卷，宋文歸》20卷等。又與譚元春合編《明詩歸》10卷，遺1卷；合評《詩刪》10卷。

　　今有：《鐘惺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版；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隱秀軒文》，張國光點校，岳麓書社1988年版。

138、《瑯環文集》

　　明代張岱著。張岱（1597～1679），又名維城，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天孫，別號蝶庵居士，晚號六休居士，山陰（今浙江紹興市）人。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為富貴公子，精于茶藝鑒賞，明亡后不仕，入山著書以終。張岱經歷了天老地荒的巨變：滿清入主，社稷傾覆，民生涂炭，家道破敗。他坦言自己“學節義不成”（《自為墓志銘》），“忠臣邪，怕痛。”（《自題小像》）只能“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自為墓志銘》）不得不在垂暮之年，以羸弱之身，親自舂米擔糞以終老。

　　張岱為明末清初文學家、史學家。在極其艱難的物質條件和十分痛苦矛盾的精神狀態下，前后歷時二十七年（其中明亡后十年），五易其稿，九正其訛，撰成《石匱書》這部二百二十卷紀傳體明史。后又續撰成《后集》以紀傳體補記明崇禎及南明朝史事。誠如清毛奇齡在《寄張岱乞藏史書》中所稱：“將先生慷慨亮節，必不欲入仕，而寧窮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編者，發皇暢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靈爽在天，所幾經保而護之式而憑之者也。”

　　文學上最擅長散文，主張“撇卻鐘譚，推開王李”（《與毅儒弟》），自出手眼，自具特色。他的創作能在廣泛師承、博采眾長的基礎上，自成風格。他認為：“古人記山水手，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志厚，近時則袁中郎。”（《跋寓山注二則》）他能兼取諸君之長，所以他的山水小品，“筆具化工，其所記游，有酈道元之博奧，有劉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麗，有王季重之詼諧。”張岱的小品，萃于《瑯嬛文集》和《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之中，《瑯嬛文集》的文體，則傳、記、序、跋、書、檄、銘、贊均有；內容則以傳人、論詩、品文、評史為主，集中體現了張岱的詩文創作原則和主張，反映了他的審美理想和追求。《陶庵夢憶》和《西湖夢尋》多描寫江南山水風光，民風民情，在對往日生活的追憶中暗寓亡國之痛。文筆豐神綽約，富有詩意。其中的《湖心亭看雪》、《白洋潮》、《西湖七月半》諸篇聲譽尤高。

　　今有：劉大杰點校《瑯嬛文集》，上海雜志公司1935年版，以光緒三年刻本為底本整理斷句；夏咸淳點校的《張岱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云告點校的《瑯嬛文集》，岳麓書社2011年版。

139、《陳忠裕公全集》

　　明代陳子龍著。陳子龍（1608～1647），初名介，字臥子、懋中、人中，號大樽、海士、軼符等。南直隸松江華亭人。崇禎十年（1637）進士，曾任紹興推官，論功擢兵科給事中，朝命剛下達而明亡。清兵陷南京，他和太湖民眾武裝組織聯絡，開展抗清活動，事敗后被捕，投水殉國。

　　陳子龍是明末重要作家，明末清初江南之風云人物，其人“負曠世逸才”，“奕奕眼光，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吳偉業《梅村詩話》）。不僅是明末著名抗清英雄，同時又是東南文壇盟主，詩歌成就較高，為云間派領袖。為明末清初三大詩人之一，與錢謙益和吳偉業齊名。“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明史》本傳）。其詩學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導明七子復古主張，但強調文學創作的社會意義，是結束明代復古派詩歌創作的最后一個大詩人，被公認為“明詩殿軍”，錢鐘書《談藝錄》稱“陳臥子結有明三百年唐詩之局”，并贊其“大才健筆，足殿明詩而無愧”。陳子龍也是開創清初詩歌抒寫性情、反映現實新風較早的一個大詩人。其創作繼承了盛唐詩歌創作反映現實的精神，感慨時事，關心民生，沉雄豪邁，蒼勁之色與節義相符，詩風或悲壯蒼涼，充滿民族氣節；或典雅華麗；或合二種風格于一體。尤其擅長七律、七言歌行、七絕。代表作有《小車行》、《遼事雜詩八首》、《秋日雜感》等。吳偉業在《梅村詩話》評價陳子龍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康熙年間詩壇領袖王士禛在《香祖筆記》中評價陳子龍詩：“沉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吳偉業）耳。”乾隆年間著名詩人和詩歌評論家趙翼雖認為陳子龍“意理粗疏處，尚未免英雄欺人”，卻不得不承認他“沉雄瑰麗，實未易才”。

　　陳子龍亦工詞，其詞則陳子龍與李雯、宋征璧、宋征輿等同郡幾社文人形成云間詞派，為云間詞派盟主，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五代、花間、宋秦觀，風流婉麗，享有明詞“第一”之譽，扭轉了明代詞衰微的局面，開啟了清代三百年詞學中興之先河。譚獻在總結明初到清末的詞人成就的時候，仍然給出高度評價：“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陳子龍）第一，飲水次之”，并說：“重光（李煜）后身，唯臥子（陳子龍）足以當之”。（《復堂詩話》）

　　陳子龍的賦和駢文成就也很高，《明史》本傳稱其“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代表作有《別賦》《感逝》、《擬恨》、《秋興》、《湘娥》等，皆凄愴悲涼，憂時傷亂，亦有所寄托。而賦體文《漢詛匈奴大宛》則顯然是針對清兵的入侵而作，托漢之詛咒匈奴而咒罵清兵。陳子龍的這些文章雖然宗效魏晉，卻都融入了鮮明的時代特色，寫出了愛國志士的滿腔忠憤，是明末時世激蕩的產物。

　　著有：《陳忠裕公全集》三十卷。騷賦二卷，詩十七卷，詞、曲一卷，文十卷。并卷首一卷（錄有《明史本傳》等），年譜三卷，卷末一卷（錄有諸家評論等），清嘉慶八年（1803）王昶刊行。另有一部分文章收錄于《安雅堂稿》。《湘則閣稿》六卷。

　　今有：影印本《陳子龍文集》，上海書店；校點本《陳子龍詩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皆以《陳忠裕公全集》為底本。《全集》最大的不足就是不全，如重要的文集《安雅堂稿》在《全集》付梓時雖已發現而不及增入，而《兵垣奏議》、《論史》、《〈詩〉問略》等則當時尚未發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均已補入；方云點校《湘則閣稿》，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0、《張蒼水集》

　　明代張煌言著。張煌言（1620～1664），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今寧波市）人，南明儒將、文學家、民族英雄。崇禎舉人。官至南明兵部尚書。為人剛正不阿，能文能武，立志報國濟民。弘光元年（1645）清兵大舉南下，連破揚州、南京、擒殺弘光帝。張煌言與刑部員外錢肅樂、浙東志士董志寧等遂組成數千人的隊伍在寧波城隍廟集會，擁立魯王朱以海北上監國。張煌言親赴臺州迎魯王，被授以“行人”之職，至紹興，又被授以翰林修撰，并任“入典制誥，出領軍旅”之事。后聯絡13家農民軍，并與鄭成功配合，親率部隊連下安徽20余城，堅持抗清斗爭近20年。至1664年（清康熙三年），見大勢已去，隱居不出，被俘后遭殺害。

　　他的詩文多是在戰斗生涯里寫成。其詩質樸悲壯，充分表現出作家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被俘后為明志寫下的《入武林》和《放歌》壯志凌云、激昂慷慨。代表作有《被執過故里》、《甲辰八月辭故里》、《野人餉菊有感》；詞作《滿江紅懷岳忠武》等。亦能文，較著名的有《北征錄》、《上延平王書》、《奇零草序》等。

　　張蒼水詩文著作大半散佚，今有《張蒼水集》行世，內收《冰槎集》、《奇零草》、《北征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1、《夏完淳集》

　　明代夏完淳著。夏完淳（1631～1647）原名復，字存古，號小隱、靈首（一作靈胥），乳名端哥，漢族，明松江府華亭縣（現上海市松江）人，曾官內史，世稱“夏內史”明末著名詩人，少年抗清英雄。民族英雄著名學者夏允彝子。七歲能詩文。十四歲從父及老師陳子龍參加抗清活動。魯王監國時授中書舍人。抗清失敗被捕下獄，寫下著名的《與妻書》。臨刑神色不變。謚“節愍”。

　　夏完淳在世只有17年，但在明末文壇上卻有著不可磨滅的光輝。夏完淳短暫的一生中著有賦12篇，各體詩337首，詞41首，曲4首，文12篇，表現抗清復國的心志抒寫興亡之恨、可謂“處處山河淚，篇篇烈士心”。詩中有不少借青樓盛衰或宴游興替以寄予興亡之恨歌頌英烈，哀悼師友，其中頗多感人甚深的好詩，如《六哀》、《六君詠》、《細林野哭》、《吳江野哭》、《哭錢熙》等。藝術用典工切，多用比興，帶有浪漫氣息；富于想象，時見瑰麗色彩；善于以景為情，融情入景；善于選擇特征性的事物和動作來概括情境，表現人物。集中的愛國主題，愛國激情，熱烈的戰斗氣息，充沛的樂觀精神，奪目的華美文詞，動人的浪漫色彩都形成完淳詩歌的悲壯激昂、清新開朗的藝術風格。畢竟受其年齡、經歷、思想局限性影響，也有許多不足之處，題材比較單調狹隘，描寫人民群眾的疾苦和災難的尚嫌薄弱；有時用典過多，有掉書袋之嫌。比起其師陳子龍來，自然還有一定的距離。但其影響卻是巨大的。

　　著有《南冠草》、《續幸存錄》等。清代王昶輯刻有《夏節愍公全集》；吳蘭刻有《夏內史集》。

　　今有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以此為底本，有點校本《夏完淳集》1959年版，以吳蘭《夏內史集》為底本；白堅箋校《夏完淳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