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
161、《小倉山房集》
清代袁枚著。袁枚(1716~1797),清代詩人、散文家。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主人、隨園老人。漢族,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進士,歷任溧水、江寧等縣知縣,有政績,四十歲即告歸。在江寧小倉山下筑筑隨園,吟詠其中。廣收詩弟子,女弟子尤眾。
袁枚是乾嘉時期代表詩人之一,與趙翼、蔣士銓合稱“乾隆三大家”。袁枚以詩、詩論名于世,亦工古文,袁枚為文自成一家,與紀曉嵐齊名,時稱“南袁北紀”。文中有斥權貴罪惡之作,論贊亦多借諷時政之篇。詩歌上倡導“性靈說”,主張直抒胸臆,寫出個人的“性情遭際”。詩要寫出自己的個性,認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性靈”和“學識”結合起來,以性情、天分和學歷作為創作基本,以“真、新、活”為創作追求。認為“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發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后天也”。主張文學應該進化,應有時代特色,反對宗唐宗宋。他譏諷神韻派是“貧賤驕人”,格調派是“木偶演戲”,肌理派是“開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兒搬家”。他也反對沈德潛的“溫柔敦厚”說,詩多敘寫身邊瑣事,多風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會內容,有些詩趨向艷俗,不免淺薄甚至浮滑。
著有《小倉山房集》82卷。其編年詩集37卷、補遺2卷,文集24卷,續文集11卷,外集8卷,有乾隆年間刻本。《四部備要》本。又有石韞玉《袁文箋正》及《補注》,鄒樹榮《袁文箋正補正》。《隨園詩話》16卷及《補遺》10卷;《新齊諧》24卷及《續新齊諧》10卷;散文,尺牘等30余種。有清乾隆間隨園刊本,收入《隨園三十種》;另有光緒十八年(1892)勤裕堂排印《隨園三十八種》本。
今有:《小倉山房集》中華書局1936年據原刻排印本;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王英志點校《袁枚全集》八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62、《忠雅堂集》
清代蔣士銓著。蔣士銓(1725~1784),字心馀、苕生,號藏園,又號清容居士,晚號定甫。鉛山(今屬江西)人,清代詩人、戲曲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乾隆二十九年(1764)辭官后主持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講席。乾隆稱士銓與彭元瑞為“江右兩名士”。士銓與袁枚、趙翼并稱為“乾隆三大家”。士銓所著《忠雅堂詩集》存詩二千五百六十九首,存于稿本的未刊詩達數千首,其戲曲創作存《紅雪樓九種曲》等四十九種。
蔣士銓為清代詩人、戲曲家。所著《忠雅堂詩集》存詩二千五百六十九首,存于稿本的未刊詩達數千首,其戲曲創作存《紅雪樓九種曲》等四十九種。論詩也重“性靈”,反對前后七子的復古模擬傾向,但對“性靈”的理解與袁枚不同,而且他比較強調“忠孝節義之心,溫柔敦厚之旨”,表現出更多的傳統意識。詩作題材比較廣泛,大部分為個人抒情,及吊古、紀游之作。其中也有一部分揭露社會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詩,如《饑民嘆》、《禁砂錢》、《官戒二十四首》之四《察隸役》、《乞人行四首》、《米貴倒疊前韻》,或揭露官府的搜刮錢財反映城鄉下層社會世態風俗的詩,如《京師樂府詞》等。詩風總的來說寫得筆力堅勁。能夠代表他藝術風格的有五古《遠游》、《歲暮到家》,七古《開先瀑布》、《驅巫》、《萬年橋觴月》、《漂母祠》、七律《潤州小泊》、《梅花嶺吊史閣部》、《烏江項王廟》等。王昶《蒲褐山房詩話》評論說:“諸體皆工,然古詩勝于近體,七言尤勝于五言,蒼蒼莽莽,不主故常”。袁枚《忠雅堂詩集序》對他極為推重:“搖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為之一空”。
著有《忠雅堂全集》43卷,包括文集12卷、詩集27卷及補遺2卷,詞集2卷、還附有南北曲。清嘉慶三年揚州刻本。今有邵海清校、李夢生箋《忠雅堂集校箋》,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63、《甌北詩集》
清代趙翼著。趙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崧,號甌北,晚號三半老人,陽湖(今江蘇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進士。官至貴西兵備道。旋辭官,主講安定書院。長于史學,考據精賅。
論詩主“獨創”,反摹擬,他反對明代前、后七子的復古傾向,也不滿王士禛、沈德潛的“神韻說”與“格調說”。“力欲爭上游,性靈乃其要。”(《閑居讀書作六首》之五)其《論詩》絕句云:“李杜詩篇百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反對盲目尊古,提倡文學應有時代特點,反映時代內容。所著《甌北詩話》,系統地評論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蘇軾、陸游、元好問、高啟、吳偉業、查慎行等十家詩,他重視詩家的創新,立論比較全面、允當。存詩4800多首,以五言古詩最有特色。如《古詩十九首》、《閑居讀書六首》、《雜題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園居詩》等,或嘲諷理學,或隱寓對社會的批評,或闡述一些生活哲理,頗有新穎思想。七古如《將至朗州作》、《憂旱》、《五人墓》,七律如《過文信國祠同舫庵作》、《黃天蕩懷古》、《赤壁》等,都有特色,并在造句、對仗方面見出功力。另外,造語淺近流暢,也是一大優點。其詩的缺點,是有時議論過多,過于散文化,形象性較差。
趙翼生前史學著作因與時風不同而未受重視,死后多年,卻聲名大漲,梁啟超盛贊趙翼能“用歸納法比較研究,以觀盛衰治亂之原”。所著《廿二史札記》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合稱三大史學名著。
著有文學著作《甌北詩集》《甌北詩話》,史學著作《二十二史札記》、《陔余叢考》、《檐曝雜記》、《皇朝武功紀盛》等。
《甌北詩集》50卷,《續集》3卷趙翼自編,存詩2000多首;《甌北詩話》16卷,嘉慶湛貽堂刻本。
今有:曹光甫校點《趙翼全集》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馬亞中、楊年豐批注《甌北詩話》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
164、《惜抱軒全集》
清代中葉姚鼐著。姚鼐(1731~1815),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鼐幼嗜學,從劉大櫆學習古文,表現出非凡的天資。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進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改兵部主事,旋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后歷任山東、湖南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和刑部廣東司郎中等職。乾隆三十八年,清廷開四庫全書館,姚鼐破格充纂修官。后乞歸鄉里,大學士于敏中、梁國治先后動以高官厚祿勸留,均被辭卻,時年44歲。自乾隆四十二年起,姚鼐先后主講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南京鐘山書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對桐城派的流播作用甚大,以至歷城周書昌說:“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嘉慶十五年(1810)卒于南京鐘山書院,時年85歲。
姚鼐與方苞、劉大櫆并稱“桐城三祖”。他在方苞“義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倡導“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相互為用,將程朱理學、古代文獻、文義、字句考訂和文章辭采融而為一。在學術思想上,姚鼐以宋儒之學為治學之本,指斥主考據之說的漢學家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廢棄漢儒治經之長,做到綜合吸收。在文學風格上,提出“陽剛”、“陰柔”之說,用陰陽剛柔這個哲學概念來解釋文章風格的來源和特征,指出兩大風格相互配合、相互調劑,產生出多樣的文學風格。他又發展了劉大櫆的“擬古”主張,提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文章八要。學習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聲、色),進而是重視精神(神、理、氣、味),才能達到高的境界。可以說,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手中,方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姚鼐是桐城文派中集大成者。他編的《古文辭類纂》將文章體裁分為13類,即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志、雜記、箴銘、辭賦、哀祭等,分類系統簡明,對文體理論是一個貢獻,因而風行一時,有力地擴大了桐城派的影響。
姚鼐是桐城散文集大成者,其思想內容十分豐富,關注國計民生,世風民俗,如《周梅圃君家傳》;贊美一些不愿與貪官污吏“共處”,憤而辭官的“清介嚴冷”之士,如《方染露傳》;在《陳謹齋家傳》中,歌頌“以行賈往來江上”的徽商。譴責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時文貽誤人才,要以古文改造時文,如《方侍廬先生墓志銘有序》;一些山水游記如《登泰山記》、《游靈巖記》、《游雙溪記》、《觀披雪瀑記》等,靜觀山水、抒發懷抱,樂在其中。文字簡潔而內涵豐厚,寓陽剛于陰柔,寓工巧于自然,以“溫深而徐婉”之筆,寫出“雄偉而勁直”之文,。又工于修辭,精于煉句,使文章抑揚頓挫,富于氣勢和美感。這正是姚鼐散文的風格特色。
《惜抱軒全集》有“詩集”“詩后集”和“詩外集”三部分,占全集五分之一略強。計有古體、近體詩730首,試帖詩40首,詞七闋。有的論者認為“他的詩作與散文一樣,不少封建說教,缺乏社會內容。他把古文義法用之于詩,故形式呆板,可取者甚少,惟某些寫景小詩如《山行》、《天門》、《江上竹枝詞》等清秀雅致,較為可讀。”(湖南文藝出版社《中國歷代作家小傳》)。其實,姚鼐詩作無論是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均不可忽視。在思想內容上,姚鼐詩作關注國計民生,亦如其文“非關天下利益,茲不著”,有的詩作甚至說出文章中所不敢說的話,如《述懷》、《漫詠》。姚鼐詩中有關贈答、送行詩篇,數量不少,但均能做到情深意雋、誠摯動人,如《贈郭昆甫助教》、《送子之淮南》和《贈戴東原》等篇,均能抒詩人胸中之真情,頗為感人。關于姚鼐詩歌的藝術成就,其弟子姚瑩認為其師古近體皆擅:五古“高處直是盛唐諸公三昧,非膚襲貌取者可比”;七律亦“工力甚深,兼盛唐、蘇公之勝”;七絕“神駿高遠,真是天人說法”。
著有《九經說》19卷、《三傳補注》3卷、《老子章義》1卷、《莊子章義》10卷、《法帖題跋》1卷、《書錄》4卷、《尺牘》10卷、《古文辭類纂》75卷、《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文學創作有《惜抱軒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詩集》10卷、《筆記》10卷。
《惜抱軒全集》因作者室名“惜抱軒”而得名88卷。其中八卷。《惜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詩集》10卷。以及《法帖題跋》、《左傳補注》、《國語補注》、《公羊傳補注》、《谷梁補注》、《九經說》、《老子章義》、《莊子章義》等。有同治年間刻本。又有楊以增輯《惜抱先生尺牘》;徐宗亮刻《惜抱軒遺書》等。
今有:《惜抱軒全集》,臺灣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1980年版;富壽蓀標校《惜抱軒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5、《劉海峰詩文集》
清代中葉劉大魁著。劉大魁(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出生于桐城湯溝人(今屬安慶市樅陽縣)。劉大魁自幼便受到家庭的熏陶,苦讀儒學,但累試不中,在第十次鄉試中得秀才。后游學京城,拜方苞門下,受到方苞的賞識,稱之為“國士”。乾隆時曾應博學鴻詞科和經學科的薦舉,均落選。后為黟縣教諭,數年告歸。為人美豐姿、擅文辭,性格豪爽,喜飲酒賦詩,著作頗豐。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詩集》6卷、《論文偶記》1卷、《古文約選》48卷、《歷朝詩約選》93卷等,并纂修了《歙縣志》20卷。
劉大魁是桐城派三祖之一,劉大魁為桐城文派承前啟后的中堅人物,其創作成就和理論主張,對桐城派的形成和發展,起了十分重大的橋梁作用。劉大魁的文學主張主要見于《論文偶記》。它補充發展了方苞“義法”論并進一步探求散文的藝術性,并提出了“因聲求氣”說。指出文字“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重在藝術體現。又將我國詩歌理論中的韻律學說用到散文領域,形成“音節”、“字句”理論,所謂“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以上理論世稱“因聲求氣”說,被認為是桐城古文的創作秘訣。
劉大魁的文章內容并非如有的文學史所說的那樣,“極力提倡封建正統觀念”,而是具有早期的啟蒙思想,劉師培認為在桐城諸家中,“惟海峰較有思想“(《論文雜記》)。他的啟蒙觀念,主要表現在繼承荀子、柳宗元等人進步思想,在天道觀、倫理觀、歷史觀和人才觀等方面發表過許多有見解的言論,還吸取老莊敢于憤世嫉俗、大膽懷疑的思想,如在《天道》中強調是統治者的“無道”造成了“衰亂之世”,而“天”是“渾然無知”的;在《汪烈女傳》中反對“臣死其君”,認為君臣之間是“共事之義”,而不是“受君之恩”的主從依附關系;在《答周君書》、《鄉飲大賓金君傳》中則持“世異則事變,時去則道殊”的社會發展變化觀,斥責當前仍采取“重農抑商”傳統做法的不合時宜;在《方節母傳》中批判上智下愚、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觀念;在《答周君書》、《見吾軒詩序》中又譴責科舉制度誤世害人,扼殺人才。所有這些,都閃爍著理性的光輝。他的傳記文有許多是為村野郎中、乞丐立傳,表彰他們的品德,反映他們的心聲,這是其它桐城作家很少為的。劉大魁散文中還有一些山水游記,它不像方苞紀游散文那樣重在闡發從其中領悟的哲理,而是細述游歷路線、所見所聞、極盡形容,而且融入個人生活遭遇,借景抒情,頗似柳宗元的山水游記。其散文風格是雄奇恣肆,而且敘事、議論之中都噴涌著不可遏止的激情,與方、姚之文相比,其情感表達方式要強烈、直率得多。也很注重散文的章法布局、轉折開闔。善于運用聲音的高低、節奏的緩促來增加文章的氣勢。他特別喜用長句來造成文章雄勁之氣,如《書荊軻傳后》“天下之變”一段,每句長達15字以上,有的達20多字,汩汩滔滔,形成一瀉千里之勢。他還善于運用大量排比、對偶句式來使文勢貫通、節奏強烈,如《答吳殿麟書》就是如此。
劉大魁不僅專于古文,亦擅長詩歌,袁枚甚至說劉“詩勝于文”(《隨園詩話》)劉大魁的詩歌內容上可分為四類:一類是感嘆身世遭遇,如《述舊三十六韻送張閑中之任泇州》、《雜詩》、《感秋》等;第二類是抒寫自己的用世之志,多是詩人壯年時代的作品,如《感懷》《秋夜獨坐寄沈惟涓》)等。這類詩歌格調昂揚、辭氣悲壯,在劉集中很另類;第三類是憤世嫉俗的悲歌,如《雜感》、《天馬》、《晚行遇雨趁謝六車不及》、《燕臺行》等;第四類是田園山水,多為晚年歸鄉后的作品,像《江鄉》、《夏日田間》等描繪沿江、江淮一代田園風光,平和而自然,頗有陶淵明詩意。前三類詩作,多為五、七言古體,感于哀樂,緣事而發,頗有樂府詩之意味,辭婉而旨深。晚年田園詩作,其特征是“清絕”,詩風恬淡自然、清新超邁。
存有《劉海峰詩文集》22卷,清咸豐年間戴均衡刻本。
今有吳孟復標點《劉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66、《述學》
清代中葉汪中著。汪中(1745~1794),字容甫,江都(今屬江蘇揚州)人。出身孤苦,七歲喪父,家貧,無力求學,由寡母鄒氏啟蒙。十四歲入書店當學徒,才有博覽經史百家書籍的機會,故揚州民間云“無書不讀是汪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以《射雁賦》應試,列揚州府第一名,補諸生。乾隆三十三年(1768),鄉試落第,遂不復應試,專心治學。乾隆四十二年(1777),舉為拔貢生,歷為太平知府沈業富、寧紹臺道馮廷丞、安徽學政朱筠管書記。乾隆四十八年(1783),在南京協助編纂《南巡盛典》。乾隆五十五年(1790),應聘至鎮江文宗閣檢校《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九年(1794),扶病前往杭州文瀾閣檢校《四庫全書》;是年冬,積勞成疾,卒于西湖葛嶺園僧舍。
汪中私淑顧炎武,為經世致用之學。在哲學、史學、文學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文學上能詩,工駢文。所作駢文在清代駢文中被譽為格調最高,被贊為“鉤貫經史,閎麗淵雅,卓然自成一家”(劉臺拱《遺詩題詞》)。27歲時作《哀鹽船文》,用詞精當,凄楚動人具有漢魏六朝小賦善于抒情的典型特征,為杭世駿所嘆賞,評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自敘》哀嘆一生困頓遭遇,凄婉感人。《經舊苑吊馬守真文》,《吊黃祖文》則借傳中人物的不幸遭遇,來澆自己胸中之塊壘。它們與《漢上琴臺銘》,《廣陵對》等一起被譽為“八代之高文”。
汪中亦精于史學,曾博考先秦圖書,研究古代學制興廢。著有《述學》、《廣陵通典》、《容甫遺詩》等。
所作有《述學》六卷,凡內篇三卷,外篇一卷,補遺一卷,別錄一卷。附錄《春秋述義》一篇。為其子喜孫編。六卷;編年《容甫先生遺詩》五卷,附錄補遺及諸家酬贈一卷,俱有道光間喜孫精刊本。另有《廣陵通典》10卷,《容甫遺詩》6卷。
今有:古直選注《汪容甫文箋》,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田漢云點校《新編汪中集》,廣陵書社2005年版。
167、《洪北江詩文集》
清代中葉洪亮吉著。洪亮吉(1746~1809),清代經學家、文學家。初名蓮,又名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居士。陽湖(今江蘇常州)人先世祖籍安徽歙縣洪坑。自幼喪父,刻苦讀書,以詞章考據聞名,尤其擅長輿地。與同里黃景仁、孫星衍友善,并得袁枚、蔣士銓的賞識。多年屢試不中,先后充安徽學政朱筠、陜西巡撫畢沅等幕府。乾隆五十五年(1790)44歲時終于以一甲第二名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編纂官。乾隆五十七年(1792)擔任順天府鄉試同考官。后督貴州學政,任內為貴州各府書院購置經、史、通典、《文選》等方面圖書,提高了貴州學術水平。嘉慶元年(1795)回京供職,入直上書房,教授皇曾孫奕純讀書。嘉慶三年(1798),以“征邪教疏為題”考試翰林和詹事。洪亮吉著文,力陳內外弊政數千言,為時所忌,以弟喪辭職回鄉。嘉慶四年(1799)為大學士朱圭起用,參與編修《高宗實錄》。同年,上書軍機王大臣言事,極論時弊,觸怒嘉慶,下獄并定死罪。后改為流放伊犁。次年詔以“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釋還。從此家居撰述至終。
洪亮吉精于史地和聲韻、訓詁之學,他論人口增長過速之害,實為近代人口學說之先驅。洪亮吉的《北江詩話》在中國詩歌批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其論詩強調“性情”、“氣格”,認為詩要“另具手眼,自寫性情”,贊賞杜牧的詩文能于韓、柳、元、白四家之外“別成一家”的獨創精神;批評沈德潛詩學古人“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北江詩話》卷四);非議翁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同前卷一)。這些都是可取的。此外評論古代及當時詩人,亦多精到語。
與汪中一樣,洪亮吉亦以駢文著稱于世。其駢文高古遒邁,“每一篇出,世爭傳之”(袁枚《卷施閣文乙級序》)代表作有《出關與畢侍郎箋》、《游天臺山記》、《誡子書》、《黑神河贊》等。《黑神河贊》描繪黑神河“其懸流一絲,獨下千里。石亂若屋,魚飛似星,雖未遽接天,而離地已百仞也。是以終日疾行,不睹寸壤;一夜數起,唯聞鳴雷”等種種奇觀,有聲有色也有感情的激發。辭藻瑰麗,用事靈活,具有相當成熟的形式美,內容也不空泛。
洪亮吉一生好游名山大川,足跡遍及吳、越、楚、黔、秦、晉、齊、豫等地,所以他的山水詩特多,有不少佳構。謫戍伊犁期間寫的《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頭臺雪益甚》、《伊犁記事詩四十二首》等,寫塞外風光,尤具特色。詩筆于質直明暢中有奇峭之致。
著有《洪北江詩文集》66卷,包括流放伊犁前的作品《卷施閣詩文集》、詔還后作品《更生齋詩文集》,以及擬兩晉南北朝樂府等,卷首載有《年譜》1卷。有民國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本,商務印書館1935年排印本。另有《洪北江全集》,除詩文外,收有《經傳表》、《十六國疆志》《北江詩話》、《春秋左傳詁》等十數種。有光緒年間刻本。
今有:陳邇冬校點《北江詩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劉德權點校《洪亮吉集》中華書局2001年版。
168、《兩當軒全集》
清代黃景仁著。黃景仁(1749~1783),字漢鏞,一字仲則,號鹿菲子,陽湖(今江蘇省常州市)人。北宋詩人黃庭堅的后裔。4歲喪父,家境清貧,少年時即負詩名。16歲應童子試,三千人中名列第一,17歲補博士弟子員,但從此屢應鄉試都不中。為謀生計,曾四方奔波。乾隆三十三年(1768),黃景仁20歲時即開始浪游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等地。曾在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太平知府沈業富、安徽學政朱筠幕中為客。在朱筠幕,于采石磯的太白樓宴會上即席所賦《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詩傳誦一時。乾隆四十年(1775),27歲時赴北京,次年應乾隆帝東巡召試取二等,授武英殿書簽官。33歲時,游西安,客陜西巡撫畢沅幕。明年回京師,為候補丞,未補官。一生懷才不遇,窮困潦倒。乾隆四十八年(1783),黃景仁為債家所迫,抱病再赴西安,至山西解州運城,病逝于河東鹽運使沈業富官署中,年僅35歲。
黃景仁詩負盛名,為“毗陵七子”之一。詩學李白,所作多抒發窮愁不遇、寂寞凄愴之情懷,后世評黃氏詩多云“愁苦辛酸”。其《別老母》、《途中遘病頗劇愴然作詩》、《微病簡諸故人》、《旅夜》、《雜感四首》、《癸巳除夕偶成》等,都寫得低沉蒼涼,但語調清新,感情真摯動人。他還有一些愛情詩,寫得纏綿悱惻,如《感舊》、《感舊雜詩》、《綺懷》等。《綺懷》第十五:“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亦屬言情絕唱;有些詩也寫得慷慨豪邁,如《少年行》;有些刻畫山水景物或人情事態的詩篇,則細致生動,如《黃山松歌》、《天門山》、《獻縣汪丞座中觀伎》等;一些懷古詠史的詩篇,也能別出新意,如《虞忠肅祠》、《壽陽懷古》、《鳳山南宋故內》等。翁方綱曾為黃景仁的詩集作序,評論說:“故其為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淩、厲、奇、矯,不主故常。”《雜感》中的名句:”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可以看出他詩的風格和創造性。最能彰顯黃仲則瀟灑獨行之魅力是《癸巳除夕偶成》(其一):“千家笑語漏遲遲,憂患潛從物外知。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黃景仁亦能詞,詞作明白曉暢,擅長白描,但含蓄不夠。
著作有《兩當軒集》22卷,其中詩16卷、詞3卷、詩詞補遺及遺文3卷。其孫志述編刻。
今有:《兩當軒集》,6冊,22卷,考異2卷,附錄,4卷上海掃葉山房1925年石印本;李國章校點《兩當軒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69、《研經室集》
清代阮元著。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蕓臺,又號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江蘇儀征人。乾隆五十四(1789)年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五十五年授翰林院編修。一年后升任少詹事,入值南書房,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提督山東學政,寫有《小滄浪筆談》等;在畢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后歷任浙江學政,仁宗嘉慶三年(1798)返京,任戶部左侍郎,會試同考官,未幾又赴浙江任巡撫,前后約十年。在杭期間,除吏治軍政之外,又糾合浙江文人,編書撰述不輟。嘉慶六年(1801)建“詁經精舍”,聘王昶授詞章,孫星衍授經義。嘉慶十年喪父,服除后任職兵部,又先后出為湖南、浙江巡撫。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撫、兩廣總督。在粵期間,建議禁鴉片,對英商采用較嚴厲的政策。嘉慶廿五年(1820)在粵創立“學海堂書院”。道光六年,遷云貴總督,旋又晉升體仁閣大學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揚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去世,謚“文達”。
阮元是清代嘉慶、道光間名臣。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經史、數學、天算、輿地、編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著非常高的造詣,時值乾嘉文化鼎盛之時,阮元標領文壇數十年,海內尊之為學界泰斗,一代文宗。阮元作為徽派樸學發展后期的重鎮巨擘,乾嘉學派強有力的殿軍和總結者,其治學師承戴震,守以古訓發明義理之旨,主張實事求是。其論文重文筆之辨,以用韻對偶者為文、無韻散行者為筆,提倡駢偶。與當時的桐城派“古文”異趣迥然,也反對歸有光等主張的唐宋派古文,認為“駢文為文章正統”:“震川(歸有光)輩矜以古文為時文,恥為駢偶。孰知日坐長駢大偶之中而不悟也。出股數十字,或百字對股,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起承轉合,不差一豪,試問古人文中有此體否?”(揚州博物館藏阮元手寫條幅墨跡)。
阮元雖以經學知名,所作辭章,亦不乏可讀之篇。如《吳興雜詩·》:“,散作千溪遍萬家。深處種菱淺種稻,不深不淺種荷花”。有意模仿民歌風味,淺顯明白,自然流暢,很難設想是出自金石、校勘等方面造詣高深的樸學大師之手。
阮元的學術著作當推《十三經注疏》。還有《經籍纂詁》一百一十六卷,《兩浙輶軒錄》四十卷,《詁經精舍文集》十四卷,《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學海堂叢刻》,《疇人傳》五十九卷,為中國歷代天文歷算家之專門史;所修志書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廣東通志》、《云南通志》、《揚州圖經》等。其中《揚州圖經》以圖為經,可稱創例。《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則是書學史上的重要著述。
所著《揅經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為阮元生前手定者,隱然以經、史、子、集為次。說經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詩文合編。由其弟阮亨總其成,于道光年間匯印成冊,是為“文選樓叢書”本,但卷帙有五十四卷本、六十卷本、六十二卷本等多種版本,這是由于刻印的時間不同,陸續有所增補所致。
今有:鄧經元校點《揅經室集》,中華書局1993年版。該集六十四卷,以涵芬樓四部叢刊本作為底本,對阮亨“文選樓叢書”本《研經室集》也作了補輯,也是目前較完備的本子。《阮元年譜》中華書局1985年點校本。
170、《定庵全集》
晚清龔自珍著。龔自珍(1792~1841),字璱人,號定盦。曾字爾玉,曾更名易簡,字伯定,再更名為鞏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6歲隨父母租居北京,母為著名學者段玉裁之女,啟蒙教育由母親承擔,教讀吳偉業詩和桐城派古文。打下了很好的文學基礎。12歲隨外祖父段玉裁習說文解字。13歲秋,作《水仙花賦》。14歲考訂古今官制。16歲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并由此搜羅善本古籍,致力目錄學。17歲收集石刻,攻金石文字。嘉慶十六年(1811)秋,參加順天鄉試,中副榜,并以副榜貢生資格通過考試充任武英殿校錄,時年19。不久隨外放徽州知府的父親南下。嘉慶二十三年(1818),第四次應鄉試,中第四名舉人,時年27歲。道光九年(1829年),38歲中進士,為內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十七年,補主客司主事。十九年(1839),48歲,辭官南歸。二十一年(1841),暴卒于江蘇丹陽云陽書院,終年50歲。
龔自珍是清代思想家、文學家及改良主義的先驅者。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則徐禁除鴉片。學問淵博,涉及金石、目錄,泛及詩文、地理、經史百家。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認為文學必須有用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系。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他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主要內容仍是“傷時”、“罵坐”。《詠史》、《釋言四首之一》等,即是這類詩的代表作。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篇中,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對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龔自珍的抒情詩,更多是表現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孤獨感和自豪感。出現許多膾炙人口、歷來傳誦不衰是名句,如“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夜坐》)“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秋心三首》),“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雜詩》),形式多樣,風格多樣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于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龔自珍的詩作的歷史價值在于: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于現實政治、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著愛國熱情。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其代表詩作《己亥雜詩》共350首,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
龔自珍文議論縱橫,自成一格,有“龔派”之稱。特點是簡括中又有鋪敘夸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龔文區別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代表作有《病梅館記》。
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譚獻認為龔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二)。其中寫得較為出色的是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如〔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鳳凰臺上憶吹簫〕《丙申三日》寫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的感慨;〔浪淘沙〕《書愿》寫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寫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寫思想上劍態和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
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詩詞近800首。龔自珍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
今有《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龔定庵全集類編》,臺灣·世界書局2009年版。
171、《古微堂文集》
清代魏源著。魏源(1794~1857),名遠達,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嘉慶十五年(1810)庚午科取秀才。明年辛未歲試補廩膳生。嘉慶十八年癸酉科選拔貢。嘉慶二十五年(1820)全家遷居江蘇揚州新城。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中式舉人第二名。道光五年(1825)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聘,輯《皇朝經世文編》120卷;又助江蘇巡撫陶澍辦漕運、水利諸事。撰《籌漕篇》、《籌齒差篇》和《湖廣水利論》等。道光九年(1829)應禮部會試,與龔自珍雙雙落第,房考劉逢祿作《兩生行》哀之,從此“龔、魏”齊名。后捐內閣中書舍人候補。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魏源再次參加禮部會試,中進士,以知州用,分發江蘇,任東臺、興化知縣。任職期間改革鹽政、筑堤治水。咸豐元年(1851),授高郵知州,公余整理著述,咸豐三年(1853)完成了《元史新編》。后以“遲誤驛報”“玩視軍機”革職。旋復職,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亂多故而辭去。晚年,潛心學佛,法名承貫,輯有《凈土四經》。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東園僧舍。終年63歲,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魏源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為晚清新思想的倡導者,林則徐的好友,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學識淵博,著述很多,主要有《書古微》、《詩古微》、《默觚》、《老子本義》、《圣武記》、《元史新編》、《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其中《海國圖志》、《瀛環志略》是中國學者編寫的最早的兩部世界地理著作。
文學著作《古微堂詩文集》十卷,分為“內集”、“外集”。內集有《默觚》三卷,外集錄有經義、序、議共七卷,有清何氏小蓬萊仙館抄本,藏湖南圖書館;另有黃象離增補本,光緒四年(1878)淮南書局刻本;《魏默深集》一卷,宣統元年(1909)國學扶輪社印行;《古微堂詩集》十卷,清同治9年(1870)刻本。
今有:《魏源集》中華書局1976年版,入選為短篇論著和詩集,不包括專著。以《古微堂集》黃象離增補本為底本。后附黃象離《重刊古微堂集》序和跋;郭嵩濤《魏默深先生古微堂詩集》序;魏耆《邵陽魏府君事略》和《清史稿·魏源傳》等。
172、《巢經巢集》
清代鄭珍著。鄭珍(1806~1864),字子尹,晚號柴翁,別號子午山孩、五尺道人、且同亭長,貴州遵義人。道光十七年舉人,選荔波縣訓導,咸豐間告歸。同治初補江蘇知縣,未行而卒。學宗許鄭,治經學、小學,
鄭珍為晚清學者,宋詩派作家。學術上以經學馳名,經學和文字學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經巢經說》一卷、《儀禮私箋》八卷、《輪輿私箋》二卷,《鳧氏為鐘圖說》一卷、《親屬記》一卷、《說文逸字》二卷、《附錄》一卷、《說文新附考》六卷、《漢簡箋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輯論語三十七家注》、《說文大旨》、《說文諧音》、《轉注考》、《釋名證讀》、《說隸》、等等。
鄭珍亦是宋詩派作家。其詩風格奇崛,時傷艱澀,與獨山莫友芝并稱“西南巨儒”,
張裕釗在《國朝三家詩鈔》中,將鄭珍和施閏章、姚鼐并列為清代三代詩人。鄭珍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他那具有濃厚生活氣息的詩作上。他家境貧寒,曾參加過砍柴、燒火、紡織、耕鋤等勞作,對于民間疾苦、官吏貪酷,均有比較深切的體會。他的詩如《捕豺行》、《六月二十晨雨大降》、《者海鉛廠三首》、《酒店埡即事》、《經死哀》等便真實地反映了這些內容。他的詩還生動地描繪了山川秀色、田園美景,反映了人生哲理和生活的情趣。如《閑眺》:“雨過桑麻長,晴光滿綠田。人行蠶豆外,蝶度菜花前。臺笠家家餉,比鄰處處煙。歡聲同好語,針水曬秧天。
《果經巢集》有民國線裝本。
今有王锳袁本良等點校、楊元楨注釋《鄭珍全集》,貴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73、《春在堂全集》
清末俞樾著。俞樾(1821~1907),字蔭甫,自號曲園居士,浙江德清人。他是現代詩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吳昌碩、日本的井上陳政皆出其門下。道光三十年(1850年)進士,點庶吉士。咸豐二年(1852)授翰林院編修。受咸豐皇帝賞識,咸豐五年出任河南學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試題割裂經義”而罷官。遂移居蘇州,先后主講吳縣紫陽書院及杭州詁經精舍、上海求志書院,潛心學術達40余載。治學以經學為主,旁及諸子學、史學、訓詁學,乃至戲曲、詩詞、小說、書法等,可謂博大精深。海內及日本、朝鮮等國向他求學者甚眾,尊之為樸學大師。光緒二十九年(1903)復任翰林院編修。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7年2月5日)病卒。《清史稿》有傳。
俞樾是清末著名學者、文學家、經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長于經學和詩詞、小說、戲曲的研究,所作筆記搜羅甚廣,包含有中國學術史和文學史的珍貴資料。善詩詞,工隸書,學識淵博,對群經諸子、語文訓詁、小說筆記,撰著頗豐,一生著述不倦,當時社會上流傳“李鴻章只知作官,俞樾只知著書”民諺。主要著述有《小浮梅閑話》、《右臺仙館筆記》、《茶香室雜鈔》以及傳奇《驪山傳》,《梓潼傳》二種,雜劇《老圓》一種。其生平著作均輯入《春在堂全書》中,凡500卷。
《春在堂全書》有同治10年刻本,清光緒23年(1897)石印本。
今有:《春在堂全書》,七冊,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方霏點校《春在堂隨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74、《湘綺樓全集》
清末王闿運著。王闿運(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號湘綺,世稱湘綺先生。咸豐舉人,曾任肅順家庭教師,后入曾國藩幕府,主講成都尊經書院、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南昌高等學堂。授翰林院檢討,加侍讀銜。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館館長。著有《湘綺樓詩集、文集、日記》等
王闿運為晚清經學家、文學家。為學主治《春秋公羊傳》,宗今文經學。經學著作有《周易說》、《尚書箋》、《尚書大傳補注》、《詩經補箋》、《禮經箋》、《周官箋》、《禮記箋》、《春秋例表》、《春秋公羊傳箋》、《論語訓》、《爾雅集解》等10余種,200多卷。王闿運在史學方面頗有撰述。他在同光年間主編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陽州志》、《東安縣志》、《衡陽縣志》、《湘潭縣志》等多鐘。這些方志敘述翔實,文筆優美,其中的《山水篇》尤為精彩,描繪景物的風韻不減《水經注》。自認為最得意的史學著作是應曾國荃之請而寫,反映湘軍完整歷史的《湘軍志》。此書一刻印就遭到一些湘軍將領的攻擊,認為它是“謗書”,迫使王闿運將原版交郭嵩燾毀掉才得以免禍。以后曾國荃又請幕僚王定安另撰《湘軍記》,試圖抵消它的影響。后代有學者稱《湘軍志》“文筆高朗,為我國近千年來雜史中第一聲色文學”,“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王闿運是一代詩文大家,民初汪國垣作《光宣詩壇總錄》列他為詩壇頭領,冠于一代詩人之首。王闿運幼年初學詩時就嚴守格律,不失尺寸,作詩強調從擬古著手,五言長詩宗魏晉,七言長詩及近體詩兼宗盛唐,但并不單純模擬古人,而是盡法古人之美,熔鑄而出之”,能自成一家風格。他的詩作:于時事有關系者多,如《獨行謠》、《圓明園詞》等都是反映社會現狀的鴻篇巨作,曾傳涌一時,堪稱史詩。所以譚嗣同稱他的詩是超越“詩人之詩”,屬于“更向上一著”之類。他的寫景詩氣魄宏偉,常帶一股高潔傲氣。如《入彭蠡望廬山作》等。王闿運還喜歡選詩、評詩,他的《八代詩選》流傳很廣。
王闿運文駢散兼行,既不堆砌詞藻,又不故作高深,所以能自然渾成,不落俗調,并多警策之言。他的《湘綺樓文集》中多有傳世之作。
著有《湘綺樓全集》30卷,含文集8卷,詩集14卷,箋啟8卷,清光緒墨莊劉氏匯刊本。
今有《湘綺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光緒墨莊劉氏匯刊本,1995年出版。
175、《人境廬詩草》
清代黃遵憲著。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漢族,廣東省梅州人,光緒二年(1876)舉人,三年隨駐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曾被日本歷史學界稱為中國“最有風度、最有教養的外交家”。駐日期間,撰寫《日本國志》。1890年,黃遵憲以分省補用道任駐英國二等參贊,1891年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從事改善僑胞待遇、保護僑胞財產的工作,發展華僑教育,取得一定成效。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被召回國,任江寧洋務局總辦。1895年參與上海強學會、與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創辦《時務報》,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后署理湖南按察使。戊戌變法期間輔佐湖南巡撫陳寶箴大力推行變革,倡立的湖南保衛局,將近代警政引入中國。1898年8月,被任命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變法失敗后,被清政府列為“從嚴懲辦”的維新亂黨,由于外國駐華公使等干預,清政府允許黃遵憲辭職還鄉。黃遵憲回鄉后仍熱心推進立憲、革命等工作,并潛心新體詩創作,被譽為“詩界革命巨子”。同時,他熱心家鄉教育事業,創立嘉應興學會議所,自任會長,積極興辦新學堂。晚年黃遵憲在墻上懸掛興中會會員謝纘泰畫的《時局全圖》。1904年冬,即黃逝世前一年,他在《人境廬詩草》最后一首詩《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中寫道:“君頭倚我壁,滿壁紅模糊。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圖”。1905年3月28日,黃遵憲病逝于家鄉梅州,終年五十八歲。
黃遵憲是晚清詩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變法維新者。影響中國近代思想界的達爾文進化論和盧梭《民約論》,最早是由黃遵憲介紹到中國來的,中國士大夫最早是從黃遵憲撰寫的《日本國志》了解到人權、民主、平等的概念。《日本國志》中的維新變法思想,使當時的康、梁乃至光緒帝皇帝都受到很大啟發,其“分官權于民”的思想明顯地啟發了一代偉人孫中山形成民權主義的思想。他有豐富的外交實踐經驗與斗爭經驗,他在戊戌政變前的湖南創立了保障社會治安的保衛局等措施在政變失敗后仍能保留下來,就說明黃遵憲的改革是切中國情的,他在湖南協助陳寶箴推行新政的卓越成效是他把變法理論靈活運用于中國實踐的結果。
黃遵憲是“詩界革命”的主將,也是龔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位詩人。是嘉應州的一代詩宗。黃遵憲的詩歌基于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同時也帶有浪漫主義的瑰麗色彩。他努力要使我國古典詩歌的舊傳統、舊風格與新時代、新內容所要求的新意境、新風格能夠和諧地統一起來。他的創作基本上實踐了他的理論,取得了成功,給詩壇開拓了從未有過的廣闊領域,其詩作真實生動地記錄了晚清絕大多數重大歷史事件,并以其富有獨創性的藝術在近代詩壇大放異彩。因此生前即有晚清“詩史”之譽。梁啟超說:“近世詩人,能镕鑄新思想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公度之詩,獨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為大家”。黃遵憲被公認為晚清“詩界革命的一面旗幟”,其“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詩句成了詩界革命的口號;其《人境廬詩草》是一塊標志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到最后階段轉向革新時期的里程碑。其清新之風,一掃舊體詩的陳腐暮氣。他曾輯錄了客家民歌9首,收入《人境廬詩草》之中,大大地提高了客家歌謠的社會地位。
詩文著作有《人境廬詩草箋注》十一卷。有:梁啟超復校《人境廬詩草》十一卷,四冊,1911年日本印本,此為黃氏家刻本;高崇信、尤炳圻校點《人境廬詩草》,一冊民國十九年北平印本;長孫能立重校印《人境廬詩草》,二冊,民國二十年上海印本,黃能立為黃遵憲長孫,內容與前本盡同,唯多一校刊后記;錢萼孫箋注《人境廬詩草》,三冊,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印本。另有《日本雜事詩》及今人所輯《人境廬集外詩輯》。
今有: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鄭海麟、張偉雄編校《黃遵憲文集》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吳振清、徐勇、王家祥編校《黃遵憲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此系黃遵憲著作國內首次結集。上卷為詩歌,下卷為各類文章及附錄。上卷含《日本雜事詩》二卷、200首,《人境廬詩草》十一卷、642首,《補遺》詩詞曲聯銘314首(其中詩295首、詞5首、曲1首、聯11副、銘2首);下卷含“賦序跋”、“論說”、“書函”、“公牘”、“墓志銘文行述”及附錄“筆談”、“資料”等。
176、《飲冰室合集》
清代梁啟超著。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者,深度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的偉大社會活動家,清華大學教授、新聞報刊活動家。梁啟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未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后來,與康有為一起領導了著名的“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梁啟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間,先后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后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稱帝后參加反袁斗爭。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協和醫院。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者,是一位深度參與了中國從舊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革的偉大社會活動家。其學術著作涉獵范圍極廣。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范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諸門課程。其學術著作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以及影響后世深遠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
他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如人們熟知的《少年中國說》。又如《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巖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后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于戲,俄羅斯革命!于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胡適曾贊揚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其著作編為《飲冰室合集》這是目前比較詳備的梁啟超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合集分《文集》、《專集》兩部分。《文集》包括文700余篇,詩話1種,詩詞300余首。《飲冰室合集》是用梁啟超的書齋命名。《專集》包括《戊戌政變記》、《自由書》、《新民說》、《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等104種。編年排列。始刊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何擎一編,上海廣智書局出版;其第二次于光緒三十一(1905)年印于東京金港堂,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第三次亦為光緒三十一年,為國內廣智書局出版;第四次于民國四年(1915),由中華書局印行;第五次民國五年由商務印書館印行。
今有:《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36年排印本。分《飲冰室文集》16冊(45卷)、《飲冰室專集》24冊(104卷)。中華書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但裝訂成12冊。其中1-5冊是《飲冰室·文集》。6-12冊是《飲冰室·專集》。
177、《秋瑾集》
清末秋瑾著。秋瑾(1875~1907),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原名秋閨瑾,字璇卿,號旦吾,乳名玉姑,東渡后改名瑾,字(或作別號)競雄,自稱“鑒湖女俠”,筆名秋千、漢俠女兒,曾用筆名白萍,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于福建廈門。秋瑾蔑視封建禮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蘭、秦良玉自喻,性豪俠,習文練武,曾自費東渡日本留學。她積極投身革命,先后參加過三合會、光復會、同盟會等革命組織,聯絡會黨計劃響應萍瀏醴起義未果。1907年,她與徐錫麟等組織光復軍,擬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時起義,事泄被捕。同年7月15日,秋瑾從容就義于紹興軒亭口。
秋瑾的文學創作主要是詩歌,皆是表現其憂國憂民情懷。詩風慷慨,直抒其情,較為直白,如黃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見日俄戰爭地圖:“萬里乘云去復來,只身東海挾春雷。忍看圖畫移顏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杞人憂》:“幽燕烽火幾時收,聞道中洋戰未休;膝室空懷憂國恨,誰將巾幗易兜鍪”。相類者還有《寶刀歌》《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韻》《讀書口號》《望鄉》。一些詠物詩也是直白抒發其中,較少寄寓和含蘊。如《梅》其一:“本是瑤臺第一枝,謫來塵世具芳姿。如何不遇林和靖?飄泊天涯更水涯”;其二:“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瓊樓傍古岑。標格原因獨立好,肯教福貴負初心。”
詞作《滿江紅》、《鷓鴣天》也作如是觀,如《鷓鴣天》:“祖國沉淪感不禁,閑來海外尋知音。金甌已缺終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嗟險阻,嘆飄零。關山萬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龍泉壁上鳴。。”
今有:袁樾棟校對,長沙秋女烈士追悼會籌備處發行《秋女烈士遺稿》,長沙南洋機器印刷局1912年排印;《秋瑾集》,包括雜文、書信、詩、詞、彈詞、譯著等。并附錄秋瑾傳、墓表、遺事等,收錄較完備。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0年版;《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78、《劉申叔遺書》
近代劉師培著。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盦,江蘇儀征人。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舉,1903年在上海結識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漢,參入反清宣傳。1917年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古文學、“三禮”、《尚書》和訓詁學,兼職北京大學附設國史編纂處。1919年1月,與黃侃、朱希祖、馬敘倫、梁漱溟等成立“國故月刊社”,成為國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結核病逝于北京,年僅36歲。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錢玄同等搜集整理,計74種,稱《劉申叔先生遺書》。其中關于論群經及小學者22種,論學術及文辭者13種,群書校釋24種。
劉師培作為經學大師,在繼承《左氏》家學的同時,善于把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來,開拓了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運用進化論思想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的《論小學與社會學之關系》、《讀書隨筆》、《國學發微》、《小學發微補》等,具有開創意義;關于《左傳》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征》、《春秋左氏傳例略》、《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讀左札記》等。他研究《周禮》所著的《周禮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逸禮考》以及《古書疑義舉例補》、《論文札記》等,都有較高的學術地位。
在北大的三年里,劉師培學術上所做影響最為深遠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關“中國文學”、“文學史”課程的講授與《中國古文學史講義》的出版,它使《文選》派在文派之爭中獲得勝利,并在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著有:《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分六類,收著作74種。甲類論群經和小學,包括《尚書源流考》等22種;乙類論學術及文辭,包括《國學發微》等13種,丙類為群書校釋,包括《周書補正》等24種,丁類為詩文,包括《左庵集》,戊類為讀書記,包括《讀書隨筆》等五種,己類為教科書,包括《倫理教科書》等六種。附有年表、著述系年及校勘記。
179、《王靜安先生遺書》
近代王國維著。王國維(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1898年,二十二歲的他進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校對。利用公余,他到羅振玉辦的“東文學社”研習外交與西方近代科學,結識主持人羅振玉,并在羅振玉資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學。1902年王國維因病從日本歸國。后又在羅振玉推薦下執教于南通、江蘇師范學校,講授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復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獨學”階段。1906年隨羅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名詞館協韻等。其間,著有《人間詞話》等名著。辛亥革命后,王國維攜3種生平著述,眷隨兒女親家羅振玉逃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的身份處世。1916年,應上海著名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滬任倉圣明智大學教授,并繼續從事甲骨文、考古學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學國學門通訊導師。翌年,由大學士升允舉薦,與羅振玉、楊宗羲、袁勵準等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食五品祿。1925年,王國維受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教授古史新證、尚書、說文等,與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1927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逼近北京之時,王國維留下“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
王國維是中國現代學術的奠基人之一,在文、史、哲、教育等領域均有深入的研究,在戲曲史、甲骨學、殷周古史、敦煌學、簡牘學、歷史地理和古代民族史等領域均貢獻巨大,留下了被視為經典的學術遺產。
趙萬里、王國華合編《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共104卷。1940年商務印書館長沙石印本。其中《靜庵文集》是其早期治哲學、文學、美學和教育學,采康德,叔本華,尼采之說發揮而就的論集;《人間詞話》和《宋元戲曲史》獨標一幟,是其治學漸入自創時期的代表作;《觀堂集林》是其學術鼎盛時期的史學論集,所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其續考和《殷周制度論》;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1940年商務印書館刊本影印,名為《王國維遺書》;1984年,中華書局始出版《王國維全集》,但僅出《書信》一冊;1976年,臺灣大通書局影印行《王國維先生全集》;201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和廣東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王國維全集》,共20卷,844萬字,是收錄最全的王國維著作集。
180、《章氏叢書》
近代章炳麟著。章炳麟(1869~1936),又名太炎,初名學乘,字枚叔,因敬慕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學者顧炎武,更名絳,號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學者、書法家、語言文字學家、思想家,散文家。先后擔任《時務》、《昌言》等報編輯,并創愛國學社,鼓吹革命。后因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革命軍序》,坐《蘇報》案被捕入獄。1905年出獄后,東渡日本,參加同盟會,主持《民報》。辛亥革命后,參加孫中山的軍政府,旋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而被幽禁。他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辛亥革命后,他日漸脫離政治,退居書齋,專意治學,成為一代儒宗。在學術上,他涉獵甚廣,經學、哲學、文學、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邏輯學等方面都有深湛造詣。一生著述頗豐,被尊為經學大師,網羅繁富,有中國文化百科全書之稱,但文字較古奧難懂。
他在辛亥革命以前的文章,大都與政治斗爭有關,針鋒相對,以深厚的學識作革命政論,內容充實,文字銳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魯迅《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如《客帝》、《正仇滿論》、《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革命軍〉序》等。但后來追求“流俗或未之好”的“傳世”之文,詰屈聱牙,索解為難,每為論者所不滿。他在詩賦方面薄唐、宋以降。他的詩作不多,主要是五言詩。以為“風雅以后,菁華既竭,惟五言猶可仿為,可用以專寫性情”(《自述學術次第》)。但他的古體詩取法漢魏樂府,往往古奧難讀。早期有些小詩如《獄中贈鄒容》、《獄中聞沈禹希見殺》等,以平易的語言抒寫革命的友誼和壯懷,頗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其論辯之文,尊晚周、魏晉,認為“魏晉之文,大體皆埤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而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又認為“晚周之論,內發膏肓,外見文彩,其語不可增損”(《國故論衡·論式》)。
主要著作有后人編輯《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和《章氏叢書三編》。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章太炎全集》。
資料來源:《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四庫總目提要》、徐州師范學院中文系《歷代文學及工具書常識》、互聯網等、中國社會科學院總纂多卷本《中國文學史》。
陳友冰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