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官本位”意識不可謂不濃！人們追溯其根源時，往往找到儒家，甚至找到孔子，因為儒家典籍中明確記載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樣的話。此話何義？如果真正弄清了它的本意，就不難發現孔子不僅沒有主張什么貴族特權，反而對這些人要求更高。

　　孔子出身于沒落貴族家庭，一直被認為是“奴隸主貴族階級的代表”。傳統觀點認為，孔子一生席不暇暖，就是站在他特定的階級立場上，想通過恢復周禮來維護貴族階層的特權。在具體論證時，人們還常常引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作為論證的主要根據。現在看來，這種認識是有嚴重問題的。

　　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通常被解釋為禮儀不對下施行于平民，刑罰不對上施行于大夫。這句話最早見于《孔子家語》和《禮記》，二者只是表述略有不同。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禮不下庶人”是說庶人沒有禮儀，同時也是對庶人的蔑視；認為“刑不上大夫”是貴族享有特權，大夫可以免于刑罰。

　　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說：“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其實，魯迅可能沒有認真看或沒有認真想，就在《禮記》這句話的后面緊接著還有一句話，就是“刑人不在君側”，這句話已經暗示了大夫沒有什么免刑的特權，因為在君側的只能是大夫，而受過刑罰的大夫就沒有資格留在國君身邊了。在《周禮》中就有所謂“八議”制度，大夫犯法治罪通過“八議”定其輕重，所以孔穎達說：“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此經注是也。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凡王朝大夫以上及王之同姓，皆刑之于甸師氏。”《禮記》則說：“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在儒家看來，只要是人就要講禮儀，《禮記》說：“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儒家自然不會認為說庶人不講禮儀。

　　關于“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問題，孔子弟子冉有就專門請教過孔子，這一記載就在《孔子家語·五刑解》中。

　　孔子認為，大夫有罪，當然不是不可以加刑。但作為治理國家的“君子”，他們是國家棟梁，自然應該明于禮義，承載是非。因此，對這部分人要靠禮樂教化，“以禮御其心”，使其明于“廉恥之節”。如果他們犯罪，就應該讓大夫“自請罪”、“跪而自裁”，以讓更多的人引以為鑒。士大夫與一般的民眾不同，他們應自覺按照禮的要求嚴格約束自己，禮應該內化為自覺的道德觀念。所以，所謂“刑不上大夫”還是大夫不失其罪。而且，這不僅不與后世“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及近現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一樣，甚至隱含了對大夫品質的更高要求。至于“禮不下庶人”，那時“威儀三千，儀禮三百”，庶民忙于勞作，當時的觀念是“使民以時”，不應當也不可能責求庶人禮儀完備，所以孔子說：“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

　　長期以來，人們以《孔子家語》為“偽書”，以至于人們根本沒有顧及孔子的合理解釋。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地下出土的早期思想材料使人們開始逐漸認識到此書的極高價值，看到了該書的真實性、可靠性，使包括這一歷史疑問在內的許多問題得到了正確理解。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認為正人先正己。在實質上，“刑不上大夫”是對知識階層和社會精英的尊重，有利于廣開言路和保護“士節”，所以司馬遷《報任安書》說：“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孔子主張重民，要求為政者“修己以安百姓”，最好能夠“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所謂“禮不下庶人”恰恰也是重民的表現，這樣的禮制規定，其實也是從實際出發，從庶民忙于勞作的現實出發。長期以來，人們受封建專制思想的束縛，誤解孔子，還以之為“吃人的禮教”。現在看來，應該得到及時糾正。

《天津日報》2011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