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孔子是“輕視勞動人民”的人，因為他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實上，孔子的這句話應該斷句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實際是強調重民、“知”民。對于這樣的理解，已有前人指出過，但若不是新的材料出土問世，仿佛對孔子的誤解永遠也得不到澄清！?

　　所謂“愚民”思想，指的是統治者為了滿足其統治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愚昧民眾的思想措施，屬于典型的階級壓迫。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思想，往往被認為是愚昧民眾的根源。《論語》中明確記載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一般理解為，只能讓老百姓按照統治者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讓他們知道這是為什么。這難道不是典型的“愚民”言論！？?

　　其實，孔子的本意還真的不是如此！?

　　事實上，單就孔子此語，古今存在很大爭議。爭議的焦點集中在對該句如何句讀上。長期以來大都沿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讀方式，古人何晏、邢昺，今人楊伯峻等都這樣認為。如果真是如此，后來許許多多的學者對孔子此語采取批判態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然而，借古代文獻材料的出土問世，這一似乎鐵定的理解終于得到了重新認識。1993年，湖北荊門出土郭店楚簡，其中有《尊德義》一篇，對正確理解孔子思想具有重要價值。該篇簡文記載說：“尊仁、親忠、敬莊、歸禮，行矣而無違，養心于子諒，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導也，而不可強也。”這里強調，為君者要培養愛人之心，尊重賢人，親近忠信之人，行為不違背人的本性，是教君向善之舉。?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這句話屬承上而這樣斷句，不能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因為它強調的是對“民”的引導。在句式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應該與之相同，既然這里不可能是教君如何愚民，那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應該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楚簡中所謂的“道”與《泰伯》中的“由”相對應，“道”即是“由”之意。這里，我們看不到孔子有任何愚民的思想，相反卻看到了孔子教民、愛民、以民為本的思想。?

　　孔子愛民，主張對“民”采取進行教化的態度，如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治理大國，應當恭敬從事，誠信無欺，節約用度，愛護百姓，征用勞動力應當不違農時，由此可見孔子具有愛民之心，強調國家在使用民力時要照顧到百姓的生產生活。孔子還主張藏富于民，主張在富裕的基礎上對民眾進行教化。透過《論語》等典籍中孔門師徒的問答，處處可見孔子對民眾的關愛，這與所謂“愚民”絲毫都不搭界。?

　　誠然，孔子以民為本的思想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是孔子基于對民情、民性的認識而提出的。在孔子看來，君子治理百姓的前提是要做到知民情、懂民性，即要了解百姓疾苦，從百姓實際出發，由此制定的國家政策才能得到百姓擁護。如果執政者想為民所想，急為民所急，百姓自然會聽從其命令；相反，如果背離百姓意愿，則會招致百姓的怨恨，即便表面上順從，內心也將產生憎恨，長此以往，必將產生邪僻行為，最終導致國家的敗亡。?

　　其實，文獻中還有不少材料可以作為旁證，例如，在《孔子家語·入官》中記載有孔子這樣的話：“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君子蒞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情，然后民乃從命矣。”這里強調的是為政做官者的表率作用，同時也十分注重了解百姓，“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即所謂對民眾的“知之”。?

　　從西周初年以來，“敬德保民”思想已經是政治思想的主流。孔子“憲章文武”，崇拜周公，重民、保民的思想在孔子頭腦中可謂根深蒂固。縱觀孔子的政治思想，他的確特別強調國家治理中的以民為本，他真正看到了民眾對國家的價值作用，從而執政者要引導百姓發揮他們的善性，以保證社會的和諧與安寧。?

《天津日報》2011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