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庸之道”，在我們年輕的時候是個貶義詞，即折衷調和的意思，是當權者提倡的“斗爭哲學”的對立面。現在，我們知道，它是說要不偏不倚，行無過無不及之常道；它相當于佛教語匯里的“中道”，即不墮極端。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今天，我對此言極表贊同。中庸之道也同樣適用于我們對儒學對孔夫子的評價。

　　秋風先生發表過一篇《站在作為弱者的儒家一邊》(2010年12月28日《南方都市報》)，這標題這說法很有意思，如果能發表在1973、1974年舉國搞“批林批孔”運動的時候那該多么好呀！在儒學大興“孔子學院”走向世界的今天，孔儒在中國還是弱勢嗎？也許吧。至少強勢地位在學界尚未真正樹立。不過，在文化多元的今天儒學要復興到科舉時代的強勢肯定是不可能的任務，蔣慶等人將“儒教”立為“國教”的倡議絕對是夢囈。

　　秋風又在《南方人物周刊》發表了一篇特稿《你可能不認識的孔子》(2011年1月25日)。的確，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孔子，因為從前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學和孔夫子太粗暴了，極盡污蔑丑化之能事。比如，現在認真讀了一點國學經典，我才知道“存天理，滅人欲”并不是我們從前批判的那個意思：《中庸》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存天理”是要保持人的天性，順天行事；反之，違背天性的“人”“為”的即“偽”，偽善也罷真惡也罷，在正心誠意的過程中都是“滅”之的對象，這話有什么大錯呢？又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并非“請君入甕”的意思，而是講治國之道，“道不遠人”，“以眾人(而非大公無私的圣人)望人，人則易從是也”，這分明是抵制烏托邦折騰的有益思想資源。

　　我能理解曾不遺余力倡言民主憲政和自由市場的秋風，何以會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就像我理解介紹西學、主張變法的嚴復在辛亥革命后何以會致力傳統文化的復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但是，讀了他的這篇特稿，我感覺其崇孔揚孔也太過了。王權專制時代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對其思想觀點的認同也不過如此吧，雖然用的詞語不同。

　　要與秋風上述特稿展開討論，一方面是我對儒學的研究功底不夠，另一方面這篇千字文也展開不了。我想先強調兩點：一是我承認“六經注我”也是一種學術研究路徑，我們對什么感興趣，其選擇不可避免地會打上當代的烙印，而“托古改制”是一種常用的套數，雖然那是政治人物的習慣。二是美化往古是人的痼疾，古希臘的神話傳說不也有黃金時代墮落到黑鐵時代之說嗎？孔夫子崇尚堯舜禹“三代”和商湯周文周武“三王”，又常見夢周公，那是耽于幻想還是借古諷今？他的政治理想是“克己復禮”，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我看來，這是因為那個“禮”(封建等級制)本來就不應該永垂不朽。

　　秋風用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來闡釋封建制，這也太浪漫化了！孔子那個時候文史資料極有限，考古發掘更談不上，他居然恨恨地說“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殊不知像后來秦始皇那樣以人型俑殉葬是巨大的歷史進步？他刪編詩經，其中有篇《黃鳥》就是講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死后以人殉葬的。他看問題顯然缺乏歷史感。但這篇《黃鳥》里被迫殉葬的子車三兄弟“皆秦之良也”，估計不是奴隸；至于奴隸、戰俘，像安陽殷墟里那些祭祀坑里橫陳的骸骨，殺多少以殉都不會有人覺得特別可惜，因為那就是禮制呀！

　　秋風說他是這些年來研究《論語》、研究西周、春秋歷史后形成的對孔子及封建制的新認識。這些紙上的文獻適用于孟子所說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恰如，后人讀我們今天的法規，“禁煙令”多保護公共衛生哪，事實上基本就是虛的，除了醫院少有實行的。我們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世界領先，卻連明碼實價這一條都一直沒落實，“砍價”仍是中國特色！有意思的是，孟子上引之話后接著是“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就是說對孔子極力推崇的周武王、周公旦輔政的周成王，他早已覺得沒有多少可取的。周公作法在古時就為“周婆”所不屑。周公也根本就不是講兄友弟恭的成功榜樣，不然他就用不著殺他的兄弟、成王的叔叔管叔，流放蔡叔，貶霍叔為庶人。后人讀史，一語中的，“春秋無義戰”，什么契約精神、仁義禮智信沒多少人當真過，“吊民伐罪”只是問鼎天下的借口。

　　這些文史常識秋風先生比我更熟悉，我不明白他何以那么美化先秦時代。我只想說，對孔夫子對儒學對中國傳統文化，我們要有平常心，持中庸之道，過猶不及，揚之上天、抑之下地都不是正道，而矯枉則不必過正。